第一章 擁有陰眼的姑娘

我的鄺姐姐相信自己具有陰眼。她看得到那些已經去世、現在住在陰間的鬼，那些鬼會從冥界來拜訪她位於三藩市巴爾博亞街的廚房。

“利比—阿，”她對我說，“猜猜看昨天我看到誰了，猜猜看。”而我根本不必猜就知道她在談的是某個死者了。

鄺實際上只是我的半個姐姐，不過我可不想把這事到處加以宣揚，那將是一種侮辱，彷彿她從我們家裏只得到了一半的愛。可把遺傳記載攤開來說，也就這些：鄺和我有着一個共同的父親。她出生在中國，而我的兄弟凱文和湯米以及我，卻是在我們的父親——傑克·伊——移居到這兒並娶了我媽媽露易絲·肯菲爾德后，出生在三藩市的。

媽媽稱她自己是“美國炙什錦——一些肥肥的、白白的、煎炸過的東西”。她出生在愛達荷州的莫斯科市，是那兒第一流的軍樂隊女指揮，還曾經因為種出過一個輪廓像傑米·杜蘭特的變形馬鈴薯而獲得過縣裏博覽會的獎項。她告訴我，她曾夢想有一天會長得與眾不同——苗條、洋氣、高貴，就像在《美好的地球》裏因扮演奧蘭而獲得奧斯卡獎的露絲·雷納一樣。當媽媽搬到三藩市來住而且又變成了一個普普通通的女孩子后，她做了件稍遜於最佳的事：嫁給了我爸爸。媽媽覺得她在盎格魯種族之外的婚嫁使得她成了一個自由黨人，“在傑克和我相遇時，”她一直在告訴人們，“還有着禁止種族間通婚的法律呢，我們為愛情衝破了法律。”可她忘了提起這些法律並未在加利福尼亞州實施過。

在鄺十八歲以前，我們——包括我媽媽在內——還沒人見過她。事實上，直到我們的父親死於腎衰竭之前不久，媽媽甚至都不知道有鄺的存在。父親去世時我才不到四歲，但我依然還記得與他在一起的時光：東倒西歪地向前挪着步子倒在他的臂彎里；在淺水池裏摸索尋找他扔進去的硬幣；還有他去世的那天，我在醫院裏看到了他，而聽了他說的事則嚇得我多年以後都不得安寧。

凱文也在那兒，他當時五歲。而湯米還只是個嬰兒，所以他與我媽媽的親戚貝蒂·杜普利——我們必須叫她貝蒂嬸嬸，她也是從愛達荷州遷居過來的——一起待在接待室里。我當時坐在一張硬塑椅子上，吃着我父親從他的午餐托盤裏拿給我的一碗草莓果凍；父親則被撐高躺在床上，沉重地呼吸着。媽媽是一會兒哭，一會兒又快活地忙乎着。我竭力想弄清楚有什麼不對頭。我所記得的下一件事就是我父親在低聲說著什麼，而媽媽則俯身貼近傾聽着。她的嘴巴張得越來越大，接着她的腦袋猛地朝我扭過來，滿臉都恐怖得變了形。我也被嚇壞了：他怎麼會知道的？父親怎麼會發現那天早晨我把我的烏龜或慢慢地戳着，或快速地戳着給衝下馬桶去了的呢？我曾想看看它們沒了龜甲會是個什麼樣，而弄到最後卻是拉斷了它們的頭。

“你的女兒？”我聽到媽媽在說，“把她帶回來？”我確信他是在叫她把我帶到那個禁閉處去，在我們的狗巴頓絲咬壞了沙發后他就是那麼做的。在那以後，我所記得的就是一片混亂：果凍碗摔落到了地板上，媽媽瞠目瞪着一張照片，凱文抓過去哈哈笑起來，而後是我看到了這張小小的黑白快照，上面是一個有着一頭亂髮的瘦小孩子。不知是什麼時候，我聽到媽媽在叫喊：“奧利弗，別再爭辯了，你現在必須離開。”而我則在哭叫着：“可我會聽話的。”

在那以後不久，我母親宣告說：“你爹離開我們了。”她也告訴我們她將把父親的另一個女兒從中國帶來住到我們家裏。她沒有說要把我送到那個禁閉處去，但我依然哭泣着，相信所有這一切之間都有着若隱若現的關係——旋轉着被衝下馬桶去的無頭烏龜、棄我們而去的父親、另一個很快就要來取代我的女孩兒。甚至在我見到鄺之前我就被她嚇壞了。

等我到了十歲，我知道了是我父親的腎臟害死了他。媽媽說他生來就有四個而不是通常的兩個腎臟，而且這四個腎臟還全是壞的。貝蒂嬸嬸對於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有一套說法。她從來不會沒有說法，而且這些說法通常都是來源於像《世界新聞周刊）｝這類刊物。她說他原應是一對聯體嬰兒，但是在子宮裏時，我父親——較強壯的一個——吞食了較弱的另一個，並把額外的兩隻腎臟也攫為己用。“或許他也有兩顆心臟、兩個胃，誰知道呢。”貝蒂嬸嬸作出這樣的說明時，《生活》雜誌剛好在刊登有關來自俄國的聯體嬰兒的圖片。我也看過同一個故事：兩個女孩子，塔莎和莎莎，在臀部處相聯。她倆美得令人心碎，真不該是畸形兒。這應該是在六十年代的中期，大約在我學會分數的時候。我記得我還希望我們能把鄺和那對聯體嬰兒交換一下呢，那樣我就會有相當於一個整人的兩個半體妹妹。我估計那時這地區所有的孩子就都會想成為我們的朋友，希望我們能讓他們觀看我們跳繩或玩“造房子”的遊戲。

貝蒂嬸嬸也涉及了有關鄺出生的故事。這故事不是令人心碎，卻是使人困惱。在戰爭期間，她說，我的父親是桂林的一個大學生。他經常到露天市場去，從一個名叫李晨的年輕女人那兒買活青蛙做菜吃。後來他娶了她；她於1944年生了他們的女兒鄺，也就是照片上的那個瘦小孩子。

貝蒂嬸嬸對於這樁婚姻同樣也有一套說法。“就一個中國人來說，你爹長得確是相貌堂堂。他受過大學教育，說起英語來就像我和你媽媽一樣。那麼他為什麼要娶一個小農女呢？這是因為他沒有辦法，那就是原因。”而那時的我已長大到足以懂得沒有辦法究竟是什麼意思了。

不管是什麼病症，總之，在1948年，我父親的第一個妻子死於肺部疾病——或許是肺結核。我父親去了香港以尋找工作，把鄺留給他妻子的妹妹李彬彬照料。李彬彬住在一個名叫長鳴的小山村裡。當然了，他送錢給她們維持生活——哪個父親會不這樣做呢？可是到了1949年，共產黨解放了大陸，我父親不再可能為他五歲的女兒而回去了。這樣一來，他還有什麼可做的呢？於是他懷着沉重的心情離開了香港，去美國開始一種新的生活，並忘懷了他身後那些悲哀的往事。十一年以後，當他在醫院中瀕臨死亡時，他妻子的亡魂出現在他的床腳，“召回你的女兒，”她警告說，“否則死後就要受到報應！”那就是我父親在臨死前講的故事——多年以後，貝蒂嬸嬸就是這樣告訴我們的。

回溯往事，我能夠想像出我媽媽在初次聽說這件事時勢必會有的那種感受。另一個妻子？一個在中國的女兒？可我們是一個現代美國家庭，我們說的是英語；沒錯，我們是吃中國食物，但也是像每個人一樣，吃的是外賣；我們住在德利市一幢具有農場風格的房子裏；我父親為政府的會計署工作；我母親出席家長一教師協會的會議；在此之前，她還從未聽我父親談論過中國的迷信呢，他們的行事也和中國的迷信剛好相反：他們做禮拜並買生命保險。

在我父親死後，我母親仍不斷地對大家說他曾是怎樣對待她：“就像待中國的皇后一樣。”她面對上帝和我父親的墳墓作了各種各樣悲傷欲絕的許諾。按照貝蒂嬸嬸的說法，我母親在葬禮上發誓永遠也不再結婚了，她發誓要教導我們這些孩子給伊家爭光，她發誓要找到我父親的第一個出生的孩子鄺，並把她帶到美國來。

她僅僅信守了最後一個諾言。

我母親一直因她的慈悲心腸——由季節性的自願奉獻衝動融合組成——而不得安寧。有一年夏天，她成了約克玩賞狗拯救行動的一個收養者，弄得家裏至今仍是一股狗尿的臭味兒；有兩個聖誕節期間，她在聖安東尼餐廳給無家可歸者分發食物；而現在她與一個是她當前男友的人去了夏威夷。她散發過請援書，籌措過慈善資金，也在促進健康組織的委員會服務過。當此期間，她的熱情是真誠的，可到了最終，情況總是這樣：原有的熱情消退下去了，於是她又關注起新的什麼事情來。我猜測我母親是把鄺當作了一個她將會作上一年東道主的外國交換學生，一個中國的灰姑娘——她將會自立，而後擁有一種奇妙的美國生活。

在鄺來臨之前的那段時間裏，媽媽帶頭營造着快樂的氣氛，以使我和我的弟弟們能精神振奮地去歡迎一個姐姐進入我們的生活。湯米還太小，除了在媽媽說話時點頭外什麼也幹不了。“又要有一個姐姐了，你們難道不激動嗎？”凱文只是聳聳肩，表現出一副討厭樣。只有我像個狂熱的新兵一樣歡騰雀躍，這原因部分是因為我異常欣喜地得知鄺不是來取代我，而是來加入我們家的。

雖說我是個孤獨的孩子，可我本來還是寧願要一隻新的烏龜甚或是一個玩具娃娃，而不願有個什麼人來爭奪我母親那早已分派開來的注意力，迫使我去與之分享那已是菲薄如紀念品的母愛。在回想這一切時，我當然知道我母親還是愛我的，但不是那麼全心全意。每當我比較她花在別人——甚至是那些絲毫不相識的陌生人——身上的時間量時，我就會感到自己在她喜愛者的行列中是滑得越來越遠，而且一路上還東碰西撞，摔得鼻青臉腫。在她的生活中，她總是有着大量的空閑去與男人約會或與她所謂的女朋友共進午餐，但對我，她卻是難以信賴的。帶我去看電影或游泳池游泳的許諾，輕易地就會被她以各種借口或忘卻取消，或比這還糟：說過的事和說的意思會被她偷偷摸摸地改變：“我恨你那樣撅嘴板臉的，奧利弗。”她有一次告訴我說，“我並沒有保證我與你去游泳，我說的是我想去。”我怎能以我的要求去反駁她的意圖呢？

我學會了對事情別太認真，並把我的希望貼上封簽然後擱到難以企及的高架上。我告訴自己在那些希望里實在是沒什麼東西的，由此來避免深度失望的傷害。這種傷痛並不比打針時的快速刺痛更糟，然而想起這總會讓我再次頭疼起來。真不知是怎麼回事，作為一個孩子，我怎會知道我本該得到她更多的愛呢？是不是每個人生來就擁有一個深不可測的感情儲存呢？

所以，我當然是不想鄺來作我的姐姐的。恰巧相反，這還正是我為什麼要在媽媽面前極力顯得高興的原因。這是一種反向邏輯的曲解形式：如果希望永遠不會實現，那麼就希望你所不想要的東西。

媽媽說，一個大姐姐就是較大的一個我，又可愛又漂亮，只是更像中國人，而且能幫我做各種各樣好玩的東西。於是我想像的就不是一個姐姐，而是另一個我，一個年齡大一點兒的我——手舞足蹈，穿着輕柔合身的衣服，有着令人哀傷可又使人着迷的生活經歷，就像是在《夢斷城西》——這部片子我五歲時就看過——里飾演女主人公瑪利亞的著名女明星納塔莉·伍德，只不過這個納塔莉·伍德眉梢是吊起的。只是到了現在，我才明白我和母親都是按着那些拿腔捏調地說話的女演員在塑造我們希望的模特兒。

有天晚上，母親在把我塞進被子裏之前，問我是不是要做祈禱。我知道做祈禱意味着說一些別人想聽的好話，而我媽媽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所以我就祈求上帝和耶穌能幫助我成為好孩子，接着我又說由於我媽媽一直都在念叨，我希望我的姐姐很快就會到來。當我說“阿門”時，我看到她滿臉是淚，但又驕傲地笑着。就在我母親的眼皮底下，我開始收集給鄺的歡迎禮物：我的口蒂嬸嬸作為生日禮物送給我的圍巾、我在聖誕節收到的香橙花科隆香水兒、膩牙的萬聖節糖果，並把這些變質和發著怪味兒、東拼西湊的東西以一副可愛樣兒放進媽媽標着“給奧利維亞的大姐姐”的箱子裏。我深信由於自己已經變成了這樣的一個好孩子，所以媽媽不久就會認識到我們並不需要另一個姐妹。

母親後來告訴我的兄弟們要找到鄺是多麼的困難。“在那些日子裏，”她說，“你不能就這麼寫上一封信，貼上郵票，而後寄到長鳴去。我不得不闖過成堆的官樣文章，填寫數十份表格。並沒有多少人願意打破常規來幫助某個來自共產黨國家的人。貝蒂嬸嬸認為我簡直是在發瘋！她對我說：‘你怎麼能去收養一個幾乎已經成年，而且不會說一句英語的女孩呢？她將無法分辨對與錯或左與右。’”

書面工作並不是鄺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必須克服的唯一障礙。在我父親去世兩年之後，媽媽嫁給了鮑伯·拉賈尼。凱文現在稱之為“在我們母親與外國移居者的約會史中的一個偶發事件——那只是因為她以為拉賈尼是個墨西哥人而不是意大利人。”媽媽隨了鮑伯的姓，從而使得我的兄弟和我的姓名也以拉賈尼結束——當我嫁給了西蒙后，我是很高興地把它改成了畢曉普。問題在於鮑伯首先就絕不願鄺來，而媽媽一般總是要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任何人的。在他們離婚以後——那時我正讀大學——媽媽告訴了我鮑伯是如何就在結婚之前對她施加壓力以取消為鄺搞的那些文件。我認為她曾打算這樣做並把此事給忘了。但是她是這樣告訴我的：“我觀察了你的祈禱，你看上去是那樣的可愛和憂傷，祈求着上帝：‘請給我送來中國的姐姐吧。’”

鄺來到這個國家時，我已大約六歲。我們在三藩市機場的海關區域等待着鄺。貝蒂嬸嬸也在那兒。我的母親是既緊張又興奮，嘴裏不停地嘮叨着：“聽着，孩子們，她可能會害羞，所以不要跳到她身上去……她會像竹竿一樣的皮包骨頭，所以我不允許你們任何人嘲笑她……”

當海關官員最終護送鄺進入我們等待着的大廳時，貝蒂嬸嬸指着說：“那就是她，我告訴你們那就是她。”媽媽則搖着頭。這個人看上去就像一個奇怪的上了年紀的夫人，圓胖矮小，完全不像媽媽所刻畫的那個飢腸轆轆的流浪兒童，或者像我心目中那個魅力四射的十多歲的姐姐。她穿着一件灰褐色的長袍，寬大的棕色臉孔兩邊垂着粗大的辮子。

鄺壓根兒就不害羞。她扔下她的包，揮動手臂大聲喊叫着：“哈羅！哈羅！”她一邊仍在呵呵大笑，一邊蹦跳着尖聲呼叫，就像我家的一條新狗在我們把它放出汽車房時的舉動一樣。這個全然陌生者一頭倒進媽媽的懷抱，然後是父親鮑伯的懷裏。她抓住凱文和湯米的肩膀而後搖撼着。當看見了我時，她變得安靜了，蹲到大廳的地板上，向我伸出了她的兩隻手臂。我拽拉着母親的裙子，“那就是我的姐姐嗎？”

媽媽說：“瞧，她有着和你父親一樣厚厚的黑髮。”

我仍然還保存着貝蒂嬸嬸當時拍的照片：頭髮鬈曲的媽媽身穿一套馬海毛服裝，臉上閃着一抹古怪的笑容；我們的美籍意大利人、繼父鮑伯一副目瞪口呆的樣子；凱文和湯米戴着牛仔帽在做鬼臉；鄺的手擱在我的肩膀上，咧着嘴笑着；而我則穿着質地輕薄的聚會服裝，手指頭塞在正哭喊着的嘴裏。

我在哭泣是因為就在拍照片之前那一片刻，鄺給了我一件禮物。那是個草編的小籠子，她從她大衣寬大的袖子裏抽拉出來，驕傲地遞給了我。我把它湊到眼前，透過草編空隙窺視着裏面。我見到的是一個六條腿的怪物：青草般綠色，長着鋸齒樣的嘴顎，突凸的眼睛，眉毛則是一條鞭子樣的東西。我尖聲叫了起來，飛快地扔掉了小籠子。

回到家，鄺把那隻關着已經失去了一條腿的蚱蜢的籠子掛在了那間從此開始我與她合用的卧室里。一等夜幕降臨，那隻蚱蜢就開始唧唧唧地鳴唱起來，聲音響亮得就像是警告人們讓開路的自行車鈴聲。

從那天開始，我的生活完全變了樣。對於媽媽來說，鄺是個心靈手巧的保姆，甘心情願、能幹利落且不用花錢。在我母親離開一個下午去美容廳或與她的女友去逛街之前，她會告訴我去粘着鄺：“做個乖乖的小妹妹，給她解釋任何她所不懂的東西，好嗎？”於是每天放學后，鄺就拴在了我身上，我走到哪兒，她就跟到哪兒。等到了讀一年級的時候，對於大庭廣眾之下的羞辱和丟臉我已經是熟捻有餘了。鄺問了那麼多笨拙的問題，以至於整個街區的孩子都認為她是來自於火星的人。她會說：“麥當勞是什麼？”“泡泡糖是什麼？”“這個突眼水手是個什麼人？為什麼一隻眼睛沒了？他是強盜嗎？”甚至連凱文和湯米都笑了起來。

由於有鄺的陪伴，我的母親就能無憂無慮地延續着她與鮑伯的蜜月狀態。當我的老師給媽媽打電話，說我在發燒時，是鄺鄺來到看護員的辦公室把我帶回家；當我在溜旱冰時摔跤后，是鄺給我包紮的手肘；她給我梳辮子，為凱文、湯米和我準備午餐，還試着教我唱中國的兒歌；當我掉了一顆牙齒時，是她來安慰我；我洗澡時更是她來用洗澡布擦拭我的後背。

我本是應該對鄺感恩戴德的：我總是能夠依賴着她，而她最喜歡的也莫過於伴在我身邊。但實際情況卻剛好相反，我在大部分時間裏都因為她替代了我母親的位置而恨着她。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想要擺脫鄺的那個日子。那是夏天，在她來后沒幾個月，鄺、湯米以及我正坐在我家前門的草坪上，百無聊賴地打發著時間。凱文的兩個朋友偷偷地溜到我們房子的邊上，打開了噴淋澆水系統。我的兄弟和我都聽到了噴淋澆頭的噴吐聲和水在管道里涌流的汩汩聲，於是我們就在十幾隻噴頭剛要噴洒出水來之前撒腿跑開了。然而鄺卻只是站在那兒，全身淋得濕漉漉的，一邊還在驚奇剎那間居然會有那麼多噴泉從地下噴發出來。凱文和他的朋友是鬨笑着，我則叫道：“這樣不好。”

然後凱文的朋友，一個時髦漂亮、所有的小女孩兒都會鍾情的二年級學生對我說：“那個傻乎乎的中國佬是你的姐姐嗎？嘿，奧利維啞，那是否意味着你也是個傻乎乎的中國佬？”

我是如此的氣急敗壞，以至於叫喊道：“她不是我的姐姐！我恨她！但願她回中國去！”湯米後來把我所說的這些話告訴了鮑伯爸爸，鮑伯爸爸說：“露易絲，你最好管教一下你的女兒。”我母親搖搖頭，一副悲傷的樣子，“奧利維婭，”她說，“我們從來不恨任何人。‘恨’是個可憎的字眼兒，就像傷害別人一樣，它也會傷害你。”當然嘍，這只是使得我更加恨鄺了。

最糟糕的事情是與她一起合用我的卧室。在夜間，她喜歡拉開窗帘，讓路燈的燈光傾注到我們的房間裏。我們並排着躺在兩張配對的床上，在這“美麗的美國月亮”——就如她說的——下，鄺會嘰里咕嚕地用中國話閑聊。我假裝睡著了，而她則繼續在說話；當我醒來時，她會仍然在嘮叨。這就是為什麼我會成為家裏唯一一個懂中文者的原因。鄺把中文傳染給了我。在我睡覺時，我通過自己的毛孔吸收了她的語言。她把她的中國奧秘擠壓進了我的大腦，改變了我對世界的思維方式。不久，我甚至做起中國式的噩夢來了。

作為交換，鄺也從我這兒學到了她的英語——按照我現在的看法，這也許就是她從未能說好英語的原因。我並不是一個熱心的教師。有一次——當時我七歲——我還對她玩過一個卑劣的把戲。我們當時正躺在一片漆黑中的床上。

“利比—阿，”鄺說。然後她用中文問道：“我們今天晚上吃的那美味的梨子，在美國怎麼稱呼？”

“巴弗①。”我說道，然後捂住自己的嘴巴，以免讓她聽到我的譏笑聲。

①Barf，美國俚語，噁心、嘔吐的意思。

她結結巴巴地念叨着這新的字音——“巴—厄—法，巴—厄—法”——然後說道，“哇，如此的美味怎麼會有這樣難聽的名字。我從未吃過那麼可口的水果，利比—阿，你真是個幸運的姑娘。要是我的母親還活着該多好啊。”她可以從任何話題毫不間斷地轉到她過去生活的悲劇中去，而所有這一切她又都是用我們之間那種秘密的中國語言傳遞給我的。

另一次，我把情人節賀卡倒在我的床上挑揀着。她先在一旁觀看，然後走過來，撿起一張卡片，問：“這是個什麼形狀？”

“這是顆心。它意味着愛。看，所有的卡片都有心。我必須給我們班裏的每個男孩子一張卡片。但那並不真的意味着我愛所有的人。”

她回到自己的床上躺了下來。“利比—阿，”她說，“要是我的母親沒有死於心臟病該多好呵。”我嘆着氣，但沒有朝她看。重複了一次后，她沉默了幾分鐘，接着又說，“你知道什麼是心臟病嗎？”

“是什麼？”

“它使你的身體熱乎起來，貼近你的家庭，然後把稻草屋頂吹掉，帶你離開了。”

“哦”

“你知道，她不是死於肺病，不是諸如此類的病。”

然後鄺告訴我父親是如何因美夢連篇而無法自拔。他不能不去嚮往財富和一種輕鬆悠閑的生活，於是弄得丟魂失魄，從他們的生活中飄逝出去，並且慢慢地忘卻了他所留下的妻子與嬰兒。

“我這倒不是在說我們的父親是個壞男人，”鄺嗓子嘶啞地低語着，“不是那麼回事，不過他的忠誠心確實不強。利比—阿，你知道什麼是忠誠嗎？”

“是什麼？”

“就像這：如果你要求某人割掉他的一隻手來救你不至於與屋頂一起被大風刮飛，他能立即割掉雙手以顯示他非常非常樂意這樣做。”

“哦喔。”

“但是我們的父親沒有這樣做，在我的母親即將生另一個孩子時，他離開了我們。我不是在說謊，利比—阿，這是事實。當這一切發生時，我按中國的年齡計算法來算是四歲。我永遠也無法忘記當時我靠着我母親躺着，搓揉她膨脹的肚子的情景。她的肚子就像個西瓜，有這麼大。”

她儘可能遠地伸出她的手臂，“然後她肚子裏所有的水都噴湧出來，就像從她眼睛裏湧出的眼淚一樣，她是那麼的悲傷。”鄺的手臂突然垂落到她身體的兩側，“她肚子裏的那個可憐而飢餓的嬰兒在我母親的心臟上吃出了一個洞，於是她們兩個都死了。”

我確信鄺的這些話里有些是用了比喻的說法。但是作為一個孩子，我還是把鄺談到的所有東西都看成了毫不誇張的事實：剁下的雙手從一間沒有屋頂的房子裏飛出來；我的父親漂浮在中國海上；那個小嬰兒吮吸着他母親的心臟。這意象變成了幻影。我就像個在觀看恐怖影片的孩子一樣，用手掌蒙住眼睛，通過掌間的縫隙焦急地凝視着。我是鄺的心甘情願的俘虜，而她則是我的保護者。

在結束她的故事時，鄺總是說：“你是唯一的一個知情者。別告訴任何人。絕不，答應我，利比—阿？”

而我則總是搖搖頭，接着又點點頭，由於害怕和擁有一種特權而被迫對她忠誠不貳。

有一天晚上，我的眼帘早已因瞌睡而沉重如鉛了，可她再次開始用中文嘟噥起來，“利比—阿，我必須告訴你某個被禁止傳說的秘密。再要我繼續恪守秘密真是叫人不堪重負。”

我打着哈欠，希望她能領悟這個暗示。

“我具有陰眼。”

“什麼眼啊？”

“真的，我有陰眼，我能夠看到陰間的人。”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好吧，我來告訴你。但是首先你得答應我決不告訴任何人，絕不，答應我，啊？”

“好吧，我答應你。”

“陰間的人，就是那些早已死掉的人。”

我的眼睛睜得大大的，“什麼？你能看見死人？……你說的是鬼？”

“別告訴任何人，絕不，答應我，利比—阿？”

我屏住了呼吸，“這兒現在有鬼嗎？”我悄聲說。

“哦是的，很多。很多很多我的好朋友。”

我猛地用被子蒙住自己的頭，“叫他們走開。”我懇求道。

“別害怕，利比—阿。伸出頭來吧，他們也是你的朋友。哦，你看，現在他們正在嘲笑你居然嚇成了這副樣子。”

我開始哭了起來。過了一會兒，鄺嘆了口氣，以失望的口吻說道：“好吧，別再哭了，他們走了。”

關於那些鬼魂的事就是這樣開始的，當我最終從被子下面探出頭來時，我看到鄺筆直地坐着，全身灑滿她那美國月亮的人造光芒，兩眼注視着窗外，彷彿在觀看她的來訪者退回到黑夜中去。

第二天早晨，我跑到母親那兒，做了我曾許諾絕不會去做的事：我把有關鄺具有陰眼的事告訴了她。

由於現在已長大成人，我意識到了鄺去精神病院並不是我的過錯。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她自己招來的。那時的我畢竟只是個七歲大的小孩。我被嚇得六神無主，不得不去告訴我母親鄺所說的一切。我覺得媽媽會要她停止這種胡說八道，但也僅此而已。可接着鮑伯爸爸發現了有關鄺的鬼魂之事，並且勃然大怒。媽媽建議帶她去老聖瑪利亞教堂與牧師談一下，但是鮑伯爸爸說不行，光懺悔還不夠。他竟至於把鄺送進了瑪利亞援助中心的精神病院。

當我在隨後的那個星期里去探訪她時，鄺悄聲對我說：“利比—阿，我有些秘密，別去告訴任何人，啊？”隨後她轉而用中文說，“當那些醫生和護士問我問題時，我對待他們就像對待美國鬼魂一樣——我看不到他們，聽不到他們，也不和他們說話。不久他們就會知道他們無法改變我，那樣他們就必須放我走了。”我至今還記得她視物的樣子，那就像皇宮門口的狗石雕一樣。

不幸的是，她對待醫生的中國式沉默卻產生了事與願違的結果。醫生們認為鄺已患了緊張症。事情是因為他們那時還處在六十年代早期，醫生們把鄺的中國鬼魂診斷為嚴重的神經不正常，並給予她以電擊治療。治了一次，她說話了；治了兩次，她哭喊起來，然後是接二連三的治療。直至今日，我想起此事還觳觫不已。

第二次我在醫院裏看到她，她又對我吐露了秘密：“所有那些電玩意兒鬆弛了我的舌頭，所以我再也無法保持像一條魚那樣的沉默了。我變成了一隻鄉下的鴨子，嘎嘎嘎地叫喊着，為陰間世界吹擂。隨後四個惡鬼咆哮起來，‘你怎能說出我們的秘密？’他們給了我一個陰陽頭——強迫我扯掉自己半邊的頭髮。那就是護士剃掉我所有頭髮的原因。在我的半邊腦袋變得像個西瓜一樣光禿禿，另半邊的頭髮像個椰子果之前，我無法停下來不去拔我的頭髮。那些鬼魂把我標識成雙面人：一張臉是忠誠者的臉，一張臉是叛徒的臉。但是我不是個叛徒！看着我，利比—阿，我的臉顯得忠誠嗎？你看到的是什麼？”

我所看到的情景使我害怕得幾乎都無法動彈。她看上去彷彿是被人用手推的草坪刈割機剃了個平頭，其糟糕之狀就如同看到一隻在大街上被車輛碾壓過的動物，令人疑惑它曾經是只什麼東西，不同的是我知道鄺過去的頭髮是怎麼樣的。以前，鄺的頭髮飄拂過腰；以前，我的手指倘祥在她那黑緞子般的發波中；以前，我會抓住她又長又密的頭髮，拽着它，就像拽着一頭驢子的韁繩似地喊着：“快跑，鄺，像驢那樣叫！”

她拿過我的手，在她那砂紙似的頭皮上搓擦着，一邊輕聲低語着她在中國的朋友和敵人。她沒完沒了地說著，彷彿電擊治療破壞了她上下顎的咬合肌，使她無法停止下來。我被嚇壞了，惟恐會傳染上她這樣談話的瘋病。

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為什麼鄺從未為所發生的事兒責怪我。我確信她知道是我給她帶來了這種麻煩。當她從瑪利亞援助中心回家后，她把她的塑料身份手鐲作為禮物給了我。她談起主日學校的孩子們來到醫院頌唱《沉寂的夜晚》，當一個老人大聲喊着“閉嘴”時，他們如何尖叫起來。她告訴我那兒有些病人被鬼魂纏繞着，這些鬼魂不像她所熟悉的陰間好人，這真是遺憾。但她甚至連一次也未說過：“利比—阿，為什麼你把我的秘密說了出去？”

然而使我記住這事的方式就是一直以來我對此事的感覺：我背叛了她，而這正是使她頭腦不清楚的原因。我相信電擊治療也是我的過錯，電擊把她所有的鬼魂都給放了出來。

那還是在三十餘年以前的事，鄺一直在哀傷：“我的頭髮是那樣的黑亮，就像瀑布那樣光潔，像遊動的鰻魚那樣涼滑。現在你看看，所有那些電擊治療，就像把我持續地扔在貧瘠之家，過久地留在廉價品中。我頭髮所有那豐富的色澤——被耗竭盡了；所有的柔滑——皺曲起來了。我的頭髮現在只是些硬邦邦的鐵絲兒，往我的大腦里透傳着信息：不要再談論陰間的事！他們對我這樣做，哈，可我仍然沒有改變。明白嗎？我依然很強大。”

鄺是對的。她的頭髮重新長出來時，顯得短而硬，堅韌得就像英國小獵狗毛似的。當她梳發時，所有的髮絲都會因強烈的靜電而噼啪噼啪地直豎起來，就像電燈泡的燈絲燒毀時一樣地噗噗響着。鄺解釋說：“所有那些醫生硬搞進我大腦的電，現在在我的身體內就像馬順着跑道繞圈一樣地奔流着。”她聲稱這就是她現在站在電視機三英尺之內就會使其嘶嘶作響的原因。她沒有使用她的丈夫喬治給她的隨身聽；她不得不把收音機靠着她的大腿放置以便接地，否則的話，不管她調到什麼電台，她所聽到的都是“可怕的音樂：嘣啪啪，嘣啪啪”。她什麼手錶都不能戴。她曾收到過一隻作為乒乓球賽獎品的電子錶，在戴上這隻表以後，表上的數字就開始像賭場裏的吃角子老虎機一樣飛快地變化起來。兩個小時以後，她的表不動了。“我得到了副好牌，”她向我們說，“八八八八八，幸運的數字，但確是只壞表。”

鄺雖然沒有受過技術訓練，但她能在瞬息之間精確地指出一個電路中的出錯之處，不管它是牆上的插座還是照相機的閃光燈。她曾這樣檢測過我的某些設備。要知道我是個專業攝影師，而她幾乎都還操作不了傻瓜照相機呢，可是她卻能夠找出攝影機或電纜或電池組壞了的特等部分；後來，當我為拍攝薩克拉門托州的卡爾普里絲雲的騷亂場面而把攝影器械船運到那兒去時，我發現她說得完全正確。我也看到過她就是把手指壓在一隻沒電的無繩電話後背的充電接觸點上，居然使電話短暫地接通了。她無法解釋任何這種現象，我也一樣不能解釋。我所能說的只是：我親眼見過她做這些事。

我覺得她的能力中最為神秘的一定是對病症的診斷。當她與陌生人握手時，不管他們是否曾經歷過骨折，甚至是許多年以前就痊癒了的，她都能說得出來。她能在一瞬間就了解一個人是否患了關節炎、腱鞘炎、滑囊炎、坐骨神經痛——她對於肌肉與骨骼這些東西確實很在行——這些她稱之為“燒骨”、“燙臂”、“酸關節”、“羅圈腿”的疾病。她說所有這些病都是由於同時吃熱的和冷的東酉、扳指細數失意之事、過於頻繁地因悔恨而搖頭、或者把焦慮貯存在你的嘴顎和拳頭之間而引起的。她不能當場就治好任何人，因為她並沒有活動的盧爾德神龕①，但是許多人說她具有觸之病癒的功能。在她工作的位於卡斯特羅社區的斯潘塞藥店，她的顧客就是這樣的一些人。這些來配藥的人中，大部分都是同性戀男子——她稱之為“單身漢”。因為她在那兒已經工作了二十幾年，所以她看到過某些長期顧客患上愛滋病併發作。當他們進來時，她會給予他們的肩膀一陣快速的按摩，與此同時又給予他們醫學上的告誡：“你仍然在喝啤酒，吃辛辣的食物？一齊吃，在同一時間？哇！我告訴你什麼啦？真是的！真是的！這樣做你怎麼會好呢？”——彷彿他們是被人數落、寵壞了的小孩子。一些她的顧客，即使他們能得到免費的家送，也每天都來。我知道這是為了什麼。當她把手放在你的傷痛之處時，你會覺得有一種刺痛感，彷彿有成幹上百的小精靈在上竄下跳，然後就像是一股熱水在你的血脈里涌流。你並沒有被治癒，但是卻感到焦慮消散了，情緒平靜下來了，就像飄浮在一片風平浪靜的海面上。

①盧爾德是法國西南部的一個城市，因有會產生奇迹般治療效果的羅馬天主教神龕而聞名。

鄺有一次告訴我，“在他們死後，這些陰間的單身漢仍然來探訪我。他們叫我鄺醫生，當然嘍，是開玩笑。”接着她會羞怯地再用英語說：“或許也是表示尊敬。你認為呢，利比—阿？”她總是那樣問我：“你認為呢？”

我們家裏沒有一個人談論鄺的超常能力。那將會使人們去關注我們早已知道的有關鄺的古怪——即使按中國標準、按三藩市的標準來說也是如此。她所說的許多東西和所做的許多事將會喚起大部分不贊成精神抑製藥或者住在信徒農場的人對她的信奉。

但是我已不再認為我的姐姐是在發瘋，或者即使她是發瘋了，那也是全然無害的，也就是說，如果人們並不認真地看待她。她沒有在行人路上單調地重複吟唱什麼，就似那個在市場街尖聲大叫“加利福尼亞註定要像一盤蛤肉樣滑落到太平洋里去”的傢伙一樣。而且她也沒有融入這個到處在牟取暴利的新世紀，你並不一定僅僅為了傾聽她披露你上輩子出了什麼差錯而付她每小時一百五十美元。她會免費告訴你，甚至你不問也罷。

鄺在大部分時間裏都像別人一樣，排着隊伍，購買廉價商品，數叨在找頭上占的便宜：“利比—阿，”她在這天早晨打來的電話里說，“昨天，我買了正出售的對摺鞋子，凱威爾牌的。猜猜我少付了多少，你猜猜看。”

但鄺是古怪的，這一點無法迴避。偶爾它使我感到有趣，有時則使我激怒，但更多的是使我心神不定，甚至感到生氣——不是對鄺，而是對事情從來不會如你所希望的那樣感到生氣。為什麼我會有鄺作我的姐姐？為什麼她要找上我？

每過一段時間，我就會疑惑：如果鄺以往更為正常些，在我和她之間的事情又會是怎樣的呢。然而，誰將來說什麼是正常的呢？也許在另一個國家裏，鄺倒會被認為是平平常常的呢。也許在中國的某些地方，香港或者台灣，她還會受到尊重呢。也許這世界上還有個地方，那兒人人都有個長着陰眼的姐姐呢。

鄺現在已接近五十歲，而我則要整整年輕十二歲——不管什麼時候有人客氣地問起我們倆誰大時她就會驕傲地提起這一點。在別人面前，她喜歡捏着我的面頰提醒我：由於我抽煙以及喝大多的酒和咖啡——她所沒有的壞習慣——我的皮膚正在起皺紋。她喜歡的口頭禪是“不要上癮，不必禁絕”。鄺既不深沉也不敏銳，任何事情都是裡外如一，一目了然的。其結果是沒有人會猜測我們是姐妹。

凱文有一次開玩笑說，也許那些共產主義者揣測我們美國人認為所有的中國人看起來都差不多，所以給我們送來了錯誤的人選。聽了這以後，我就幻想將來的某一天我們會收到一封來自中國的信，說：“對不起，外國人，我們搞錯了。”在那麼多年裏，鄺從未融入過我們的家庭。我們每年拍的聖誕照片看起來就像那些孩子的拼板遊戲，“這張照片出什麼毛病啦？”每一年，鄺都處於前排的中央，穿着色彩鮮艷的夏季服裝，腦袋兩邊佩着塑料蝴蝶結髮夾，傻乎乎地咧嘴笑着，嘴巴咧得都要撕開臉頰了。最終媽媽給她在一家中美餐館找了個服務員助手的工作，鄺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才意識到那兒提供的東西據說是中國食物。時間一點也沒有使她美國化或者使她顯示出她與我們的父親有相似之處。

另一方面，人們告訴我，在我父親的孩子中，不管是容貌還是個性，我倒是最為像他的。“看看，奧利維婭能吃那麼多卻連一磅體重也沒增加，”貝蒂嬸嬸總是這樣說，“就像傑克一樣。我母親有一次說：“奧利維婭不遺餘力地分析每一個細節，她具有她父親的那種會計師的智力，怪不得會成為個攝影師。”這類議論使得我疑惑起來，不知到底有些什麼東西通過我父親的基因遺傳給了我。我真的從他那兒繼承了我那種陰鬱的心境、那種把鹽放在水果上的愛好、那種對微生物的憎惡嗎？

反之，鄺則是個精力充沛的小個子，幾乎還不到五英尺高，宛如一隻瓷器店裏的袖珍公牛。與她相關的每一件事都是高聲大氣和互不協調的。她會用青綠色的褲子來配紫色格子的夾克；她以粗啞的嗓音大聲地與人說悄悄話，聽起來彷彿得過中耳炎似的，而實際上卻從未生過病；她給予健康告誡，推薦中草藥，提供怎樣修補從破碎的杯子到破裂的婚姻等一切東西的意見。她從一個話題跳到另一個話題，中間插些在哪兒可找到廉價貨的秘密消息。湯米有一次說，鄺信仰言論自由、交往自由、免費洗車和加油。在過去的三十年裏，鄺的英語唯一的變化是她說話的速度。與此同時，鄺卻認為自己的英語棒極了。她經常去糾正她的丈夫，“不是stealed，”她會告訴喬治“是Stolened。”①

①在英語中，steal（偷竊）的時態變化形式分別為stole，stolen．故鄺無疑是在以錯糾錯。

儘管我們倆有着所有那些顯而易見的差別，鄺卻認為我和她非常相像。在她看來，把我們倆聯繫在一起的是一根廣大無邊的中國臍帶，這根臍帶給了我們相同的遺傳特徵、個人動機、命運和運氣。“我和利比—阿，”她告訴新相識說，“這兒是相同的。”而後她會拍拍我的腦袋，“都出生在猴年。哪個年齡大，你猜猜看？哪個大？”接着她就會把臉頰壓在我的臉頰上。

我的名字奧利維婭，鄺從來沒能正確地發音。對於她來說，我始終是利比—阿，不是簡簡單單的利比，就像西紅柿計一樣；而是利比—阿，就像穆阿瑪·卡達菲的那個國家似的。其結果則是，她的丈夫喬治·劉以及來自他的第一次婚姻的兩個兒子，還有這個家庭所有其他人也都叫我利比—阿。“阿”這部分特別惹我生氣。在中文裏它相當於說“嘿”，如“嘿，利比，到這兒來。”有一次我問鄺，如果我向大家介紹她是“嘿，鄺”，她會喜歡嗎。她拍着我的手臂，笑得都喘不過氣來了，而後嗓門嘶啞地說：“我喜歡，我喜歡。”文化上的類同就那麼些：永遠永遠都是利比—阿。

我這並不是在說我不喜歡鄺。我怎能不愛我自己的姐姐呢。對於我來說，她在很多方面比我的母親更像一個母親。但是我卻經常為自己不願親近她而感到不愉快。我的意思是，當我們的親近是在說話方式上時。我們主要是通過歷史，通過共享同一隻壁櫥、同一支牙膏、十二年來的每個早晨同樣的穀類食物、在這同一個家庭里所有的例行公事和生存習慣來了解對方的一切的。我確實認為鄺是可愛的，也是忠誠的，而且還是特別的忠心耿耿。如果有人說我的壞話，她甚至會去撕掉他的耳朵。這可不是無足輕重的。正是由於這一點，我不願進一步親近她，不像有些覺得她們是最好的朋友的姐妹那樣。事實上，我並不像她所做的那樣，與她共享一切。她會把她生活中最為隱秘的細枝末節之事也告訴我，像上個星期，她就把她丈夫的事講給了我聽。

“利比—阿，”她說，“我發現了一個痣，像我的鼻孔那麼大，就在——你們把男人兩條腿中間的東西稱作什麼，在中國我們叫它陰囊，圓圓的，滿是皺紋，就像兩顆核桃？”

“陰囊。”

“對，對，在陰囊上發現了很大的痣！現在每天——每一天，都必須檢查喬治，他的陰囊，以確定那顆痣沒有開始長大。”

對於鄺來說，在家庭中是沒有任何界限的。所有的事都可公開地進行令人討厭和使人筋疲力盡的剖析——你在假期里花了多少錢啦，你的膚色出了什麼岔子啦，為什麼你看起來就像註定要遭到厄運的餐館水槽里的魚啦。接着她會疑惑我為什麼不把她作為我社交生活有規律的一部分。不管怎樣她倒是邀請我每星期一次去吃飯，還有去每一個令人厭煩的家庭聚會——上個星期，是為喬治的嬸嬸舉行的聚會，慶賀她在五十年後終於取得了美國公民權，諸如此類的事。鄺認為只有出了重大的天災人禍，我才可免於成行。她會着急地大聲問：“昨天晚上你為什麼沒來？有什麼重要的事嗎？”

“沒什麼事。”

“感到不舒服了？”

“沒有。”

“需要我過來，給你帶點桔子嗎？我有多餘的，價錢不錯，一美元六磅。”

“真的，我很好。”

她就像一隻孤苦無依的貓，在我的心頭摩挲。我的整個一生中她都是這個樣子：給我剝桔子皮兒、買糖果、讚美我的報告單並告訴我是多麼的聰明，要比她能做到的更為聰明。然而我沒做任何事去讓她喜歡我。作為一個孩子，我經常拒絕和她一起玩。在過去的那些年裏，我朝她大喊大叫過，告訴她她妨礙了我。我都記不清自己為了避而不見對她撒了多少次謊。

與此同時，她總是把我的情感發作當成有益的勸戒、我無力的借口當成良好的意願、我毫無生氣的慈愛姿態當成忠誠的姐妹之情。而當我再也無法忍受時，我口無遮攔地痛斥她是瘋了。在我來得及收回這些尖刻的詞語之前，她拍拍我的手臂，微笑着而後大笑起來。她所受到的傷害立刻就自愈了，而我卻永遠地愧疚於心。

在近幾個月裏，鄺變得更為令人討厭了。通常在我第三次對某件事說“不”后，她就會放棄，現在她的心思彷彿凝定在自動倒帶上了。當我沒有被她激怒時，我會擔心她可能又要發作精神病了。凱文說她可能正在經歷更年期，但我能看得出情況比這要複雜。她的魔魘比往常更甚，有關鬼的話題說得越來越頻繁了。幾乎在每一次與我談話時，她都要提起中國，提起她是多麼地該在一切都未改變和時機太晚之前返回中國。至於是為什麼太晚，她也搞不明白。

此外還有我的婚姻。她就是不能接受我和西蒙分手的現實。事實上，她一直在處心積慮地試圖破壞我們的離婚。上個星期，我為凱文舉行了一個生日晚會，邀請了我正在約會的那個傢伙本·阿普菲爾鮑姆。當他告訴鄺他作為一個有聲音天賦的人在主持電台的商業廣告節目時，她說：“啊，利比—阿，還有我，都具有擺脫棘手情勢的天賦，也有隨心所欲的巨大天賦。沒錯吧，利比—阿？”她蹙起眉毛，“你的丈夫，西蒙，我認為他是同意我的看法的，啊？”

“他即將是我的前夫，”然後我不得不向本解釋說，“我們的離婚在從現在起的五個月後，十二月十五日，最終生效。”

“也許不會，也許不會。”鄺說，接着掐着我的手臂哈哈大笑。她轉臉向著本說：“你碰到過西蒙嗎？”

本搖搖頭，開始說道：“奧利維婭和我相遇在——”

“喔，非常漂亮，”鄺嘖嘖地說。她圈起手掌圍在嘴邊吐露說：“西蒙看起來就像奧利維婭的孿生兄弟，半個中國人。”

“半個夏威夷人，”我說，“而且我們看起來一點也不像。”

“你的父母親幹什麼工作的？”鄺仔細地審視着本穿的開司米夾克。

“他們都退休了，住在密蘇里。”本說。

“Misery①！呵！呵！”她看着我，“這大令人傷心了。”

①misery的意思是悲哀、悲傷，讀音與密蘇里相近。鄺是故意以此訛音來胡攪蠻纏。

每次鄺提起西蒙，我就覺得自己的腦袋要爆炸了，因為我惱怒萬分，可又竭力想抑制住自己不尖叫起來。她認為由於是我提出離婚的，所以我可以撤回這個要求。

“為什麼不能寬恕呢？”在聚會以後她說道，她正在撥弄着一簇蘭花中枯萎的花枝。“固執己見加上怒不可遏，對於你是太糟糕了。”在我還來不及開口以前，她又改換方針了：“我覺得你對他仍然有着強烈的感情——呣，呣！非常、非常強的感情。呵——看！——看你的瞼，那樣紅！這股愛的情感是從你的心靈深處涌流出來的，我說得對嗎？你說，我對嗎？”

她說話時我一直在翻動着郵件，在任何有着西蒙·畢曉普名字的信件上塗寫“已搬走”。我從未和鄺談論過我和西蒙為什麼會分手的原因，她不會理解的，那是太複雜了。沒有一件事或者一次打架可以讓我用手指着說：“那就是理由。”我們的破裂是眾多事情的結果：一個錯誤的開始，不適當的時機抉擇，年復一年、就像親昵行為一樣的思維習慣和沉默。在一起度過十七年，而我最終意識到自己對生活的需要更多時，西蒙對生活的需要看來卻更少了。沒錯，我是愛他的——過多的愛；而他也是愛我的，只是不夠。我僅僅需要有一個認為我在他的生活中是頭號重要的人，我再也不願意接受情感的碎屑了。

但是鄺是不會理解這些的。她不知道別人怎麼能傷害你到無法補救的地步。她相信那些說對不起的人，屬於那種天真、輕信的類型——相信電視廣告上所說的每句話都是顛撲不破的真理。瞧瞧她的屋子就行了：各種各樣的小器具堆得到處都是——瑞士軍用小刀、切片機和切塊機、榨汁機和法式煎炸機，你說出品名，她就買來，因為“只限於1995年，現在定貨，送貨至午夜。”

“利比—阿，”鄺今天在電話里說，“我有些事情必須告訴你，非常重要的消息。今天早晨，我與老魯談過了，我們決定：你和西蒙不要離婚。”

“真不錯，”我說，“你們決定了。”我正在結算我的支票簿，一邊加加減減，一邊假裝在聽着。

“我和老魯。你記得他的。”

“是喬治的堂兄。”鄺的丈夫似乎與三藩市的幾乎每一個中國人都有着親屬關係。

“不是一不是！老魯不是堂兄。你怎能忘了？關於他我早已告訴你很多次了。老年人，禿腦袋，壯胳臂，壯腿，火爆脾氣。有一次放縱脾氣，也失去了腦袋，砍掉了。老魯說——”

“等一下，是某個沒有腦袋的人現在在教我該怎麼處置我的婚姻嗎？”

“嘿！腦袋一百多年以前就給砍掉了。現在看起來很好，沒有問題。老魯認為你、我、西蒙，我們三個去中國，一切就會好的。好嗎，利比—阿？”

我嘆了口氣，“鄺，我現在真的沒有時間來談論這件事。我手上的事情正做了一半。”

“老魯說不能就只結算支票簿，看看你還留下了多少，也必須結算一下生活。”

鄺究竟怎麼會知道我正在結算我的支票簿的呢？

鄺和我之間一直就是那樣一種情形：一旦我不把她當回事，她就扔過來一個有力的反駁，嚇得我魂不附體，使我再次成為她的俘虜。有她在周圍，我永遠不會擁有我自己的生活，她總會讓我對她不敢稍有疏忽。

為什麼我會一直是她珍愛的小妹妹？為什麼她會感到我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最最重要者！為什麼她要一次又一次地說，即使我們不是姐妹，她也會有同樣的感覺？“利比—阿，”她告訴我說，“我永遠不會離開你。”

不！我想喊叫，我什麼也沒幹，也不會再說了。因為每一次她介入我的生活，她就把我所有的忤逆都轉變成需要再補償的愛意。我們都知道：她一直對我忠心耿耿，而終有一天我也不得不對她那樣。

但是即使我剁掉雙手，也無濟於事。就像鄺早已說過的，她永遠也不會放棄我。某一天，狂風將怒號起來，她會抓緊一簇稻草屋頂，準備飛到陰界去。

“走吧！快點來！”她會壓過暴風雨的呼嘯悄聲對我說，“但是別告訴任何人。答應我，利比—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