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2)

第四章(2)

海岩:潘小偉終於同意與你們合作了,我想,面對紀春雷的死,他不應該無動於衷了。可我想問問,他願意合作的這種表示,對推進整個案情的進展,有沒有具體價值呢?

呂月月:當然有。在遊樂園事件發生的第二天,潘小偉在亞洲大酒店客房內撥通了香港他哥哥的手持電話,當然這是在事先徵得我們同意的情況下打的。自從他住進亞洲大酒店904房以後,我們一直對他房間的電話進行了監聽。他的這個電話的內容我們也同樣收錄下來。哥倆兒是用廣東話交談的,當天我們看到了翻譯成普通話的監聽記錄。我記得他們大致說了這樣一些內容:

先是潘小偉問:“大哥,你那裏講話方便不方便?”

潘大偉說:“沒事的,你講吧。”

潘小偉說:“我現在已經被這邊的警察保護了,我打電話警察知道的。大哥你和馮世民在搞些什麼,他們好辣,兩次要殺我!”

潘大偉問馮世民這混蛋又怎麼搞了,潘小偉就把遊樂園的事情簡單講了講,“他們在港華中心酒店已經搞我一次了,現在又搞。爹不在了,我是死是活你們管不管?”

潘大偉說了許多安慰的話,然後問:“大陸警察想要怎麼樣?”

潘小偉直言不諱:“他們說可以保護我,但是要你把那把小提琴拿出來,那琴有沒有在你手裏?”

潘大偉半天沒吭聲,一會兒他問:“你是怎樣和他們講的?”

潘小偉說:“我講你會交的,我替你保證了,說你會交的。”

潘大偉又遲疑了一會兒,說:“小提琴沒在我手裏呀。”但潘小偉馬上抬高了聲音:

“大哥!你有沒有搞錯!你要琴沒用的!你不交,一九九七年後你在香港怎麼做生意!你不交,大陸要扣我做人質的!”

潘大偉這下才說:“好啦好啦,我想一想啦,你莫急呀。”

最後他們約定晚上十點鐘再通話,潘大偉對弟弟說希望晚上能和大陸警方的負責人直接談一下。潘小偉說沒問題的。潘大偉又囑咐弟弟保重,莫急,他說我會想辦法救你的。

電話就打完了。

從交談的口氣上看,哥兒倆感情還行。

當天晚上,處長和伍隊長一起到了亞洲大酒店,他們此時的臉色,至少開始陰轉多雲了。紀春雷的死使案情在二十四小時之內突然進展,不但基本確定了小提琴的下落,而且竟然可以和潘氏家族的“大哥大”潘大偉直接通話,這對小提琴的追回,應當說有了一線曙光。

臨去亞大的時候,伍隊長叫上了我,他說月月你跟我們一起去,潘小偉如果情緒不好,你可以做做工作,他現在比較願意聽你的。於是我就跟上他們在晚上九點半鐘到了亞大潘小偉的房間。約定是晚上十點鐘由潘大偉把電話打進來,但十點鐘過了沒有電話來,我們怕總機出毛病,問了一下總機剛才有沒有這房間的電話,總機說沒有。我們就繼續等。

等到大約十點半鐘,電話來了,果然是潘大偉本人,我們這邊由伍隊長來談,潘小偉在客房衛生間的串機電話上一起參加交談,伍隊長的北京話和潘大偉的半廣東半國語發生溝通障礙時,就由潘小偉翻譯一下。他們談了大約十五分鐘左右,談的什麼我聽不大明白。掛斷電話以後,處長隊長就匆匆和潘小偉道晚安,我們三人就出來了。

晚上十一點半鐘,我們敲開了萬副局長的家門。

萬副局長沒有睡,正在家裏等我們。局長的老伴已經穿了睡衣,給我們三個人端了幾杯茶水,就默默地回到自己卧室里去了。萬副局長把客廳的門也緊緊關上,然後問處長要了根煙,才開口問:

“說吧,怎樣個情況?”

處長看隊長,隊長說:“電話通過了,是潘大偉本人打來的。他同意交琴。”

隊長的這句話一說出口,我心裏不禁忽地一熱,轉臉看看萬副局長和處長,很奇怪,竟是無動於衷。

萬副局長冷冷地抽着煙,問:“什麼條件?”

隊長說:“第一,要保障他弟弟潘小偉的安全和自由。”

萬副局長點了一下頭。

隊長接著說:“第二,要按他提出的方法交這把琴。”

萬副局長問:“他提了什麼方法?”

隊長說:“潘大偉今天下午已經和馮世民通了電話,提出由他的弟弟潘小偉代表潘氏家族出面,以這把納格希尼小提琴作為禮物,向天龍幫求和。潘大偉說,馮世民已經接受了潘家的和解條件。他們約定在這個月二十五號晚上九點鐘,在本市美高夜總會,由潘小偉與馮世民會面,當場送交這把小提琴。潘大偉這個交琴方案的中心意思就是,必須是在潘家將小提琴送交天龍幫以後,我們才可以採取行動,收回這份國寶。”

處長說:“這意思很明白,可以理解。”

局長摸着下巴,懷疑地問:“馮世民,肯來嗎?”

隊長說:“據潘大偉說,馮世民每年五六月間都要到北京來一趟,主要目的是去潭柘寺許願,他一直相信潭柘寺里有釋迦牟尼的真身。這次順便以勝利者的身份接受潘家的求和,也算一舉兩得。”

處長說:“我倒是搞不懂,既然馮世民已經大駕勞動,潘大偉為何反而不能出頭露面?”

隊長說:“潘大偉講,上次與天龍幫火併之後,為了安全起見,他對外一直詐稱有傷,並且放風出去說意大利小提琴已不在香港。所以他不出面,於情理是比較順的。”

處長問隊長:“我聽你在電話里問為什麼要選擇美高夜總會作為和談與交琴的地點,他怎麼解釋,選這個地方有什麼講究嗎?”

隊長說:“潘大偉講,這是馮世民指定的地點。美高大廈好像有馮世民公司的股份,設在美高大廈三層的美高夜總會是由港商承包經營的。承包商在香港也是搞娛樂業的,一直受天龍幫的保護,連美高夜總會的內部裝修也是包給馮世民手下的一個建築公司做的。馮世民既是美高大廈的一個股東老闆,美高夜總會也算得上是他的地盤。”

局長慢慢把煙在煙缸里按滅,又慢慢地、一下一下地把煙頭碾碎,好半天才問:

“馮世民入境之後,我們採取什麼樣的行動為好,你們和香港警方協調過嗎?”

處長答:“這事以前和國際刑警中國中心局請示過。據中心局說,馮世民和潘大偉一樣,目前香港警方都沒有收集到足夠能證明他們本人犯罪的合法證據,所以一旦馮世民入境,港警大概不會請求我們對他採取什麼行動。但中心局的意見,只要這把小提琴一回到中國境內,不管馮世民解釋為是自己買的還是接受什麼人的饋贈,作為失蹤的國寶,我們都可以依法收回。”

萬副局長站起來,在煙熏霧繚的屋裏踱了兩圈,打開陽台的門,站在陽台上看這個剛剛睡去的城市,周圍的樓群很少有亮着的窗戶了。五月的夜晚確實乍暖還寒,風還是有點賊,處長提醒說,萬副局長小心別著涼,萬副局長沒應聲。隊長低頭掏煙,還沒點着,萬副局長進屋了,看看處長,又看看隊長,隊長拿煙的手難以察覺地微微抖個不停。他看着局長那張猶豫的臉,輕聲說:

“局長,恐怕這是唯一的機會了。”

萬副局長站在陽台的門前,長出了一口氣,說:“好,那就先這樣辦吧,按潘大偉的要求,先讓他們雙方交接這把提琴。交接完以後,你們要立即控制馮世民,然後依法收回這件國寶。你們要注意,要絕對保證不能讓馮世民失控,他一旦溜走,是完全有可能從海路把這把琴再偷渡出去的。”

伍隊長本來說話辦事一向留有餘地,不輕易許願的,此時也只能立軍令狀似的站起來,表態:“放心吧,他絕對跑不了。”

處長也說:“我們精心設計,精心組織,精心準備。”

萬副局長點點頭,“那就這樣吧,但願這個案子能像你們算計的那樣順利。”

萬副局長一錘定音,這個方案就算這樣定了。但從他的神態口氣上,對這個方案能否那麼順利那麼有把握,似是有所保留。

海岩:既然不放心,為什麼又同意這個方案呢?

呂月月:這個案子拖了這麼長時間,除此也沒有更好的進展方向了,而且局長可能考慮小提琴的交接是在中國境內,無論是真是假對我們都不會有什麼損失。所以就姑且走一步看一步吧。

海岩:有棗沒棗打一竿子。

呂月月:對。

海岩:後來結果怎麼樣?

呂月月:從萬副局長家出來都已經快凌晨兩點鐘了。方案通過了,處長和隊長都覺得總算向前走出了這一步,都有辦成了一件大事似的那種輕鬆,但後面的路是不是順,他們也心中無數,而且這個方案的許多細節,還需要費時費心安排策劃,所以兩個人的臉上,又都帶着無盡的倦意。

我們上了汽車,誰也沒再談這個案子。我開車,他們二位在後面默默無話,不知是在打盹還是在想心事。我分頭把他們送回家,然後自己開車回單位睡在辦公室里,因為集體宿舍太晚了早關門了,而我媽那兒又沒法放車。

第二天早上八點來鍾,隊裏的人都來上班了。我困得不行也沒法再睡。隊裏幾個同志議論着要捐點錢給紀春雷的愛人和小孩。我當然也就把身上的錢和抽屜里的錢都拿出來了,捐了兩百多塊錢,加上其他人捐的,一共是一千多塊錢。我們幾個就帶着錢到老紀家去了。到了以後,看到老紀家已經有幾個親戚朋友來看望老紀的愛人。他愛人受了這個打擊,從昨天到現在水米不沾,已經不成人樣兒了,甭管誰來,眼睛發直,一句話都不說。我們把錢給她放在床頭,一個老一點的同志代表我們幾個人說了說捐錢的心意,老紀愛人聽着,臉上沒有任何反應。後來有人向她介紹我,說我就是在老紀犧牲時和老紀在一塊兒的那個女同志,她才無聲地哭起來。

她搖晃着頭不成調地說:“你還活着可春雷死了,他怎麼就沒躲過去呀,他明知道我們娘兒倆離不了他呀……”

她哭得我心裏難受,我也跟着掉眼淚,抬眼看看老紀的這個窮家,除了舊沙發、木板床、小桌子和一個破立櫃之外,真沒一樣值錢的東西。就算是老紀被追認為烈士,家裏能享受烈屬的撫恤政策,可那又能有幾個錢呢。他老婆有病,孩子又小,孤兒寡母都是沒錢不行的主兒。

海岩:不過月月,我聽說這些年不少警察憑手裏的那點權力,腰包里的虛實說不清楚。有的警察維持地方治安,大至賓館酒樓夜總會,小到擺地攤的個體戶,沒有不上貢的。有的警察據說還在一些餐館歌舞廳拿了乾股,或者幫一些公司追賬討債做生意,這幾年都發了。打開錢包不是有沒有人民幣的問題,那用的可都是美元港幣信用卡!

呂月月:那得看是什麼警察了,搞治安秩序和偵破一般治安案件的人可能稍微富一點,經常有人求得着他們呀,不過大富大貴的也是少數,像我們這種搞大案要案的單位,跟社會上那些企業公司又沒什麼日常來往的,沒戲。而且我們處長隊長都特正統,把下面管得死死的,我們就算有這賊心有這賊膽也沒這賊機會呀。

海岩:我覺得你們單位還真不錯,同事家裏有困難,都能自發的捐點錢,同志之間的感情挺深的。這種情況現在不多了。

呂月月:那天去老紀家的還有一個女的我認識,是焦長德的大女兒。她是特地從單位里請了假來的,是受老焦的委派來的。我們從紀春雷家一起出來后,大家自然問了問老焦的病情。他女兒說現在沒事了,不過那天真嚇人,要不是醫院搶救及時恐怕要走在紀春雷的前頭了。在刑警隊裏,老焦算是紀春雷的進門師傅,紀春雷脾氣好所以老焦挺喜歡他。師生一日終生父母,老焦對紀春雷一直像對小輩似的挺疼愛。沒想到白髮人送黑髮人,而且又是為了那把讓老焦曾經苦苦追尋的小提琴,就更不是滋味兒。老焦本想親自到紀家來,可醫生不讓。

他大女兒對我說:“我爸說他心裏特別堵得慌,他想讓你去看看他,他特想跟你聊聊天兒,月月你能抽空去一趟嗎?”

我說那當然,我忙完這幾天一定去。

那天上午,隊長他們又去亞洲大酒店找潘小偉談話去了。大概還是談有關小提琴的情況和那個方案。隊長讓我回家休養一天,調整一下心情。他們可能都覺得遊樂園的這場遭遇讓我受了刺激。

從紀春雷家出來我直接回地安門我媽那兒了。中午我媽給我做了麵條。小時候我過生日都是吃我媽做的面,這麼多年了我在外面上學、工作,沒怎麼過生日。我媽說這次好不容易能和我一起過個生日我還不回來,今天就把這碗長壽麵補上吧。我吃面的時候我媽從抽屜里拿出一個大信封交給我。我拆開一看,裏邊裝的是小薛送的生日卡。上面有小薛手寫的兩句詩:

你是我的夢,怕你走遠,

但願夢醒時,還在眼前。

我問媽:“小薛是什麼時候送來的?”

媽說:“他工作忙來不了,是托一個朋友送來的。”

我反覆看那兩句詩,心裏很暖。媽問我:

“你和小薛,到底算定了沒有?”

我搖搖頭:“我還小呢,幹嗎這麼急着定。”

媽嘆口氣,“你一個人在北京,應該早點有個着落,今後的生活我也就放心了。”

媽又說:“月月,如果你定了的話,要早些和小薛商量好,將來你們的孩子,能不能姓呂?”

這個問題媽已經跟我說過好幾次了,我不耐煩地說:“再說吧。”

“小薛不是還有個弟弟嗎?你們的孩子要是不姓呂,老呂家就算是斷了根啦。”

“以後再說吧。”我打斷我媽,“而且我又沒說一定跟薛宇呀。而且我結了婚也不要孩子。”海岩,那時候我一聽到別人跟我說孩子不孩子的,我心裏老想哭,也覺得特可怕。我真那麼老了嗎?真要成一個抱孩子洗尿布的大婦女了嗎?

海岩:我知道,好多女孩子當還沒有產生做母親的意識和渴望的時候,和她們探討家庭孩子之類的問題會把她們嚇着。

呂月月:我媽半天沒吭聲。我媽本是個很剛強很果敢的女人,可每次說到這件事,總是長吁短嘆。她覺得我爸一生特慘,特可憐,現在唯一還能替他再做的事,就是別讓老呂家的香火斷了。按說我媽也是在新中國長大的一代知青,可人一老還是逃不開傳宗接代的觀念。我媽覺得自己是呂家的最後一個媳婦,總有點責無旁貸的心理。

面還沒吃完,房東家一個當工人的小夥子,也就是我媽同學的兒子,跑過來問我知道不知道昨天遊樂園裏發生的槍戰。我說不知道,他就繪聲繪色地跟我講述起來,說昨天遊樂園發生了警匪大戰,雙方互有死傷,匪首是個人面桃花的妙齡少女,槍法一絕,而且據說該女匪已經漏網……我問他這些都是從哪兒聽來的,他說是坐地鐵時親耳聽身邊一個乘客講的,那人又是親耳聽遊樂園的一個保衛人員講的,因此絕對可靠。我說那可能吧。

他又問我當警察是不是很危險很刺激,你當初怎麼想起選這個職業。我說沒事,我是坐辦公室的,一點危險也沒有。可我媽同學的兒子則說幹警察坐辦公室那可太沒勁了,當派出所片兒警也沒勁,當交通警站大街更沒勁。最起碼得當個刑警,要是當國際刑警那就更來勁兒了,少不了生死搏鬥,虎穴驚魂,俠骨柔情,午夜追殺……

第13次談話

呂月月:下午薛宇來了。因為隊長他們要把潘小偉從亞大接出來談一天,所以也放了薛宇的假。

薛宇帶來一條在自由市場上買來的活魚給我媽,對她左一聲阿姨右一聲阿姨寒暄個沒完。我媽很開心,一定留他吃晚飯。

因為家裏窄,沒法聊天,我就和他上了街。我們從地安門往什剎海無目的地走。街上行人不多,大都已是短打扮,把北京帶進夏天的氣氛,我也穿了一條很隨便的裙子,讓褲子捂了大半年的雙腿,突然暴露給空氣,清涼無比。薛宇因為這些天總在酒店的空調中生活,對季節變化感受遲鈍,依然長褲外套,捂得一本正經。我說你把外套脫了吧,我幫你拿着。他說不用了我不熱。他問我是不是心情已經調整過來了,我說沒什麼了,現在沒事了。其實不知為什麼我仍然感到腳下發飄,心有餘悸,雖然從遊樂場衝殺出來至現在不過短短一天的距離,但此時沿着什剎海岸邊的小路漫步,竟恍若隔世。

然後我們一直談老紀,越談越覺得老紀是天下最好最好的人。我們談到老紀的家境,談到老紀死前還說過皇曆上寫着今日勿近水,結果自己果然落水而亡,不禁感慨半天。不知不覺走到后海,沿河邊都是綠透的垂柳,河水在太陽下無風無浪,金光點點。小薛突然問我:

“我給你的生日卡收到了嗎?”

“啊,收到了,謝謝你。”

“謝什麼,我們之間幹嗎總這麼客氣。”

“這是禮貌。”

小薛欲言又止,吭哧了半天,才扭捏着說:“生日卡上寫的那兩句話,是我心裏的真實感覺。你信嗎?我總做夢,總能夢見你,可一睜眼,你就不見了,所以我幻想能有一天睜開眼睛時,你還在我面前。”

“你這幾天不都是白天睡覺嗎?難道白天睡覺也能做夢?”

小薛對我的調侃有點氣惱:“我知道,你不就是說我白日做夢嗎?”

我說:“沒有沒有,幹嗎一動就生氣,玩笑也開不起。”

小薛悶着沒吭氣,半晌才說:“那位闊少,也給你買生日禮物了,是嗎?”

我說:“啊,怎麼啦?”

他悻悻地說:“他有什麼資格送禮物給你,我最看不起這種花花公子,一見着漂亮姑娘腿肚子就轉筋!”

小薛臉上的惡毒,使我有點不快,我說:“我沒覺得他有什麼惡意。”

薛宇說:“他有什麼呀,不就是臉上皮肉嫩點嗎,女里女氣的。不就仗着家裏有錢隨他揮霍嗎?上次我給他房間裏送衣服,他居然還想往我兜里塞小費,我心想你他媽把我當什麼人啦,他以為我不知道他們家這點錢是怎麼來的!販毒、聚賭、走私、殺人越貨,這種黑錢也好意思花!”

我也有點賭氣了:“你要生氣你沖他說去,跟我說有什麼用。”

薛宇抬高聲音,吵架似的說:“你就不該用他的包!”

我也抬起嗓門,“是隊長叫我用的,你這人怎麼這麼狹隘!”

薛宇說:“我知道你們女孩子都喜歡穿好的,用好的,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要有錢全給你買衣服買香水,你知道我不是個大款,只能給你買個生日卡自己寫上兩句話,可每一分錢都是乾乾淨淨的辛苦錢。姓潘的是有錢,可你別忘了你和他之間現在是什麼關係!”

他居然說到這個份兒上,我當然氣壞了:“是什麼關係,你說是什麼關係!”

“你別忘了你是警察!他是什麼人?是黑幫!”

我吵起來:“他爸爸是,他哥哥是,他又不是!”

“得得,”小薛擺擺手,“這兒不是地方,我不跟你吵,我不跟你吵。”

我氣得夠嗆,轉身往回走,小薛雙手插在衣服兜里,悶悶無聲地跟在我後面。我們一前一後,誰也不搭理誰。

快回到我家時,小薛從身後加快幾步追上來,拉住我的胳膊,和解道:“別生氣啦!”見我歪過頭不看他,便進一步放軟聲音:“怪我不好行不行,不過我也是為你好呀。”

每次吵嘴,總是薛宇先和解。照例他一和解,我也就不再說什麼。不過那天我始終心情鬱悶,以前和薛宇在一起時那種輕鬆的心態,好像很難找尋了。我腦子裏不能自制地,總是出現潘小偉的影子。我也明白,假使再這樣神魂離竅下去,我說不定就該犯錯誤了。

回到家時天已黃昏,我媽開始做飯。因為東北我們老家那地方水少,吃魚是件極為奢侈的事情。我媽不大會燒魚,薛宇就親自動手。他收拾這玩意兒的樣子看上去挺專業,我媽由此越發對他有好感了。媽問他這條魚要多少錢?薛宇說要二十塊錢,媽說太貴了太浪費了,以後可不要再買。薛宇說沒事好不容易休息一天來看看您做條魚您嘗嘗是應該的。我媽說真難為你了。

薛宇家是老北京人,家教上很講個“禮兒”,所以他自小對長輩就很會講話。我媽轉臉就說我:“你看你還是女孩子呢,什麼都不會幹,真是從小慣壞了你!”

吃飯的時候,媽問薛宇家裏兄弟幾個,薛宇說兩個。媽說有兄弟兩個的話,要有一個倒插門的或者將來生了兒子姓女方姓的估計還好說一點。薛宇沒聽明白,說姓名嘛也就是一個符號,姓什麼都無所謂。媽又問,那你喜歡啥樣姑娘呀?薛宇說得是那種特能互相理解,好學上進,有事業心的女孩,家庭條件無所謂。媽說,其實女孩子只要賢惠、懂事明理就行了,事業上主要靠男的。老輩人都講“女子無才便是德”嘛,女的事業好壞不一定重要。薛宇說這都是孔老夫子重男輕女的偏見,你說這孔老夫子本來是個教育家,怎麼會說出“無才便是德”這種和他的本職工作這麼不相稱的話來!

海岩:月月,我插一句,我認為在人類認識的歷史上,凡是幸福、美麗、和平、豐收、慈愛的主題,都是以女性為表現象徵的,這說明女性是代表了人類溫和美好柔順的事物和情感,所以你母親說的對,一方面女性不應該在事業上受到歧視,但另一方面,如果所有女性都和男性一樣剛強、果敢、有事業、不屑於家庭瑣碎、照顧丈夫、養兒育女,那這世界一定是很不美好了,人類的大多數都會覺得無味。孔夫子強調了女性由於生理、心理上的特點而形成的社會角色的分工和規矩,可以說是符合人之常情的,“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句話其實被很多人誤解了。

呂月月:你這套話,道理是有,不過除非研究學問的人能聽明白,一般凡夫俗子都理解不了,別說薛宇這種比較正統的人了。我也覺得成熟的男人肯定都需要一個賢妻良母型的老婆。

海岩:沒錯。

呂月月:後來我媽又問:“小薛,你最不喜歡什麼樣的姑娘呀?”薛宇說:“最不喜歡撒謊的姑娘。”我媽說:“姑娘要是不跟你撒謊,那準是不愛你了。”

海岩:我發覺你媽還真是個很懂辯證法的人,講話真學問。

呂月月:薛宇說:“女人對男人,至少得專一吧。”媽說:“那當然,要真定了,那不管男的女的,都得專一才行。”

本來我一直吃我的飯,他們說到專一這個問題時,我搭了一句腔,我說你們大概不知道前不久有關部門搞的一次家庭社會調查吧,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家庭有外遇,不是男的有就是女的有。在有外遇的人當中,又有百分之八十不影響家庭和睦,甚至有的外遇還增進夫妻感情呢。

我媽馬上嗔斥我:“這孩子真是越說越離譜了。”小薛乘機對我媽說:“您瞧見沒有,她就是這樣,一腦袋歪理。”

我說:“這你們就不懂了,一個人要是天天跟自己的丈夫或者老婆在一起,對方人再好也沒知覺了。只有在有外遇時,通過和那些露水情人的比較,才能在麻木當中重新體會老婆或者丈夫的種種好處,沒準會重新認識對方的價值和感情。而且人一有外遇,回家必定膽虛,覺得對不起對方,所以自然表現得格外聽話、溫順,家務活兒也搶着幹了。所以說,有外遇不一定全是壞事。現在的道德標準是:喜新不厭舊!”

我媽沖小薛咂嘴,“你說,她怎麼就一點兒也不像我,也不像她爸爸呢,我們那個時代,沒過門兒的姑娘,哪兒敢這麼順嘴胡說呀。”

薛宇卻另有所思地盯住我:“怎麼,你是不是已經有外遇了?”

我說:“我又沒結婚又沒許配,跟誰好算外遇?”薛宇眨巴着眼睛,沒說出話來。

海岩:月月,你這些關於外遇的觀點,也過分開放了,連我這個研究過女性心理的人都是頭一回聽說,你母親和薛宇當然接受不了。其實人要真有外遇,那才是件苦事,在外面幽會藏藏躲躲,回家連電話鈴響都提心弔膽,接了電話也是支支吾吾,再傻再遲鈍的老婆也能一眼看出來這是誰來的電話,人活着就跟做賊似的。所以外遇這東西,和錢財地位一樣,沒有是福。

呂月月:其實我也是跟他們開玩笑,主要是薛宇那幾天對我特別疑心,那天吃完飯我送他出來時,他對我說:“月月,這下你是潘小偉的救命恩人了,他對你肯定感恩不盡了。”

我不知道他這話是何用意,繃著臉沒答話。

薛宇又說:“前兩天我聽隊裏有人瞎議論,說呂月月陪的那個工作對象對呂月月特殷勤,又買東西又請吃飯,讓呂月月擺得服服帖帖的,準是迷上呂月月了。你別以為這是誇你呢,老讓人議論這個對你其實一點好處也沒有。你不知道咱們這種機關,對男女大防看得重,一招上這方面的口舌,就難翻身了。”

薛宇苦口婆心,我就是再傻也能聽懂他的醉翁之意,我冷冷地沖他說:“我明天就找隊長辭了這份差事,我幹嗎呀?一方面要求我對他要熱情要接近,等我熱情了接近了又疑心我假戲真作。誰有本事誰來吧,這活兒我不幹了,我差點兒還賠上一條命!我死裏逃生,死裏逃生,你們誰看見了!”

儘管我知道局長、處長、隊長和隊裏許多同志在遊樂園事件以後都誇過我安慰過我,還表示將來要給我報功,但我還是覺得委屈。

海岩:月月,你以前曾經說過在那些天和潘小偉相處之後,內心裏對他產生了好感和好奇,換句話說,多少是有點喜歡他吧,你現在能否跟我再明確地解釋一下,你當時對潘小偉究竟是何種心態呢?

呂月月:……這個,怎麼說呢,當時也只是下意識地挺喜歡他,覺得和他在一起心情挺好,對他確實有點好奇,有新鮮感,當時也就是這樣。

海岩:好,我明白了,我能體會到你的意思。

呂月月:所以薛宇那麼說我,我一方面感到委屈,也有點反感。可另一方面我心裏也明白我對潘小偉和潘小偉對我,彼此都有好感。所以我也提不起勇氣去跟薛宇辯白到底。怎麼說呢,反正是一種挺複雜挺說不清的心情。

海岩:我明白。

呂月月:那天是我和薛宇難得的一次休息日,薛宇晚上九點多鐘走了以後,伍隊長到我家來了,跟我媽誇了我一通。出於保密的需要,當然沒有具體說遊樂園的這件事。送隊長走的時候,隊長在巷子口問我現在心情怎麼樣,要不要在家多調養幾天,我說沒事,明天就能上班了。他說真的沒事了嗎?你彆強撐着。我說真的沒事了,他說那好,明天要和潘小偉一起開會研究與馮世民接頭的具體方案,你一起參加吧,我說沒問題。

在我和小薛休息的這一天裏,潘小偉被接到我們一個據點裏和處長隊長談了一整天話,主要是從他那裏再摸一摸天龍幫的情況。到晚上才把他送回亞洲大酒店。晚飯是他一個人在酒店裏吃的,吃完飯大概是晚上九點多鐘,潘小偉在飯店大堂里散了散步,並不想過早回房睡覺,轉來轉去轉到地下一層的迪斯科舞廳,買了張門票就進去了。盯在他後面的外線偵查員一看到那價牌上寫着門票120元,沒敢買,就守在舞廳門外等他出來。

潘小偉進去以後,隨着砰砰作響的音樂在舞池裏跳了會兒舞,出了身汗,就坐在酒吧枱前要了杯可樂,剛要喝,一個彪形大漢一屁股在他旁邊的吧凳上坐下來,沖他咧嘴一笑,他嚇了一跳,壓着嗓子驚叫一聲:“大哥!”

海岩:大哥?是潘大偉嗎?

呂月月:對,就是他大哥潘大偉!

海岩:他到了北京?

呂月月:潘大偉是當天下午到了北京,一直在飯店大堂等着他弟弟露面,到晚上他終於看到潘小偉出現在大堂,便尾隨其後進了迪斯科舞廳。他知道我們有人盯在潘小偉後面,也看到盯梢的人沒有跟進舞廳。

海岩:看這架勢潘大偉是秘密來的,他為什麼要親自到北京來?

呂月月:這是后話,那天晚上潘小偉見了他大哥,又驚又喜又疑。哥兒倆在震耳欲聾的迪斯科音樂的掩護下,匆忙交談了短短二十來分鐘。據我們的外線偵查員回來彙報,潘小偉從舞廳出來時,臉色蒼白,心事重重,低頭徑直上樓回了自己的房間。

他沒有對外打電話,也沒有人給他打電話。半夜兩點多鐘,他通過總機找酒店的大堂副理索要安眠藥,第二天早上也沒有去吃早飯。

第二天上午十點鐘,我們用一輛偽裝成出租車的汽車把他接到了我們的據點,會在這裏開。除了兩個隊長和劉保華外,我和小薛都參加了。我靠窗坐在角落裏,潘小偉被人領進來時我沒有和他打招呼。伍隊長注意到了潘小偉疲憊的臉色,問他是否沒睡好,他含含糊糊應了一聲,李隊長開玩笑說潘先生吉人天相,命大福大造化大,受點驚不要緊,小驚是福,大驚消災,總歸有驚無險。潘小偉很勉強地笑笑,然後看我。

薛宇留意到潘小偉的視線,斜過眼來觀察我的反應。我看窗外。

五月,窗外的樹都染透了那種成熟的深綠,我最喜歡這種沉穩的紮實的綠。我好像從來不喜歡太稚嫩太熱情的東西。

會是怎麼開起來的我給忘了,好像是李隊長先講了一段話,然後由伍隊長具體部署五月二十五日的行動安排。伍隊長手裏拿着個小筆記本,不停地翻着,再一次和潘小偉核對着可能已經核對了很多遍的方案細節:

“你大哥的意思是,要到二十五號那天晚上七點至八點鐘,才有人從香港打電話告訴你到什麼地方去取那把小提琴,是嗎?他能不能早一點告訴你?”

潘小偉說:“也許他不能更早地把提琴帶到北京來。”

李隊長狡猾地問:“他是不是派人乘香港到北京的班機把琴帶來?我們可以通知機場海關讓這個人順利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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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風花雪夜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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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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