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一九八五年的除夕之夜，沃克也是在我家中度過的。彷彿他仍是單身漢。
那一天我們喝酒了。他帶來一瓶外國酒，我拿出的是“中國紅葡萄”。
他喝得有些醉了。
我忍不住開誠佈公地說：“沃克，你再也不能對我隱瞞什麼！你和小雯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要求你告訴我！因為我是你在中國最好的朋友，我有責任了解！”“我真沒想到，她會是那樣的女人！”沃克盯着酒瓶說，“她嚴重地踐踏了我的自尊和人格，我恨她！她什麼都不肯學。她自私。她認為有了美貌就有了一切！她以我的妻子的身份，整天出入各種社交場合，認識的外國人比我認識的還多！她居然背着我接受其他外國人送給她的貴重首飾！這是我無法忍受的！她還與人約會，情書往來……”
“什麼人？”我簡直不能相信。
“美國人。”
“什麼身份？”
“記者。”
“哪家記者？”
沃克說出了美國一家大報。
“你胡說！”我吼道，“你在用謊話欺騙我！……”
“我？……胡說？……”沃克的眼睛定定地瞧着我。“對！就是這樣！”我站了起來，在房間裏來回走動，最後站在沃克面前，大聲說，“你在中國耐不住單身漢的寂寞了，你希望有一個中國姑娘能在中國合法地晚上陪你睡覺，在你感到無聊的時候為你解悶兒！如今你對她膩煩了，就編造出這些謊話，為你拋棄她在我面前製造口實！如果你拿不出充分的證據證實你的話，你就不再是我的朋友！你在我心目中就與那些欺騙和玩弄我們中國姑娘的外國佬沒什麼兩樣！……”
在地板上搭積木的兒子抬起頭，不安地瞧着我，不理解我何以突然對“沃克叔叔”大光其火。
“你這是幹什麼？！你怎麼能這樣對沃克說話？！”妻嚴厲地制止我。
沃克呆望着我。
“對不起，我有些醉了。”我因自己的失禮感到羞愧，重新在沃克對面坐下。
“你沒醉。”沃克低聲說，從衣兜里掏出一封信遞給我：“你看吧！既然你把我想像得那麼壞，你看吧！如果你剛才不對我說那樣一番話，我絕不會將這樣一封信給你看的。我的自尊心不允許我這樣做。”
我猶豫了一下，接過來看。
那是一封情書，是小雯的字。在沃克送給我的他們的八寸結婚彩照背後，有沃克的簽名，也有她的簽名。
我認出了信上確是她的字跡。筆劃歪歪扭扭，緊緊巴巴的，像蜷縮在母腹中的嬰兒。
滿紙難看的中國字，寫的儘是不知羞恥的詞句。確是寫給美國人的。不，一個美國人。
看完后，我半天半天不知對沃克說什麼好，也找不到能夠安慰他的話。
妻從我手中拿過那封信去看。看完后，憤憤地說：“沃克，離婚！你和她離婚！這樣的女人，怎麼還配做你的妻子？你不肯離的話，我們可就太瞧不起你了！……”
沃克說：“不，我不能。這正是她巴不得我作出的決定。只要我一與她離婚，那個美國人就會想方設法將她帶到美國去的。我就會遭到恥笑！那個美國人比我有錢，有地位！這件事會使我的父母感到難堪，也會影響到我回國后謀求職業的問題！……”他拍了一下桌子，顯得那麼衝動。我和妻都同情地望着他。
一陣長久的沉默之後，沃克又低聲說：“也許我不該對她講實話。”
我問：“什麼意思？”
他說：“我告訴她，也許在中國的這兩年，是我以後十幾年內經濟情況最好的兩年。因為我在中國享受的是專家待遇。雖然我獲得了博士學位，但回國后得自謀職業。如果沒有地方聘用我，我就會成為一個失業者。所以我勸她，為了我們今後的生活，不應要求我給她買那麼多奢侈而無用的東西。在我同她進行了這樣一場嚴肅的談話后，她才結識了那個美國人。就是這樣，我什麼都如實地告訴你們了……”
我說：“你能不能將她帶來一次，讓我同她談一談？”他說：“這我辦不到。這根本不可能。雖然你是一位作家，但在她心目中毫無地位。她瞧不起你，正如你瞧不起她這一類中國姑娘一樣。她對文學不感興趣，她對一切藝術都不感興趣。她崇拜的只是金錢。她感興趣的只是社交、舞會、服裝首飾和吃喝玩樂……”
妻忍不住打斷他的話說：“那麼對她就毫無辦法了么？”他又沉默了一會，喃喃自語地說：“只有一個辦法，我在中國的合同一到期，就帶她立刻回瑞典。擺脫了那個美國人的糾纏，她也許會變好……”
一九八五年的除夕，我們度過得一點也不愉快。沃克十一點之後才憂慮地告辭。
我和妻躺在床上，熄了燈，還一直在談論他和小雯的事。
妻後悔地說：“當初我真不該反對你阻止沃克與小雯結婚。”
我什麼都沒說。
我在想：金錢、金錢、金錢，它使多少中國姑娘，包括少女，將自己的青春和美貌，廉價地奉獻給了某些外國人啊！或者一次性的“拍賣”，或者“零售”。她們在這種交易中顯得那麼匆匆忙忙，那麼迫不及待，彷彿“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她們簡直有點“不惜血本大犧牲”。在這種交易中，她們的青春和美貌是秤砣，愛情，如果有的話，不過是秤星。為了金錢，舞蹈演員嫁給渾身銅臭的鄙俗港商。為了金錢，電影明星甘作外國佬的“廚房夫人”。也許是一百比一，出了個小雯。像外國人玩弄中國姑娘一樣，玩弄了一個外國人！是一報還一報么？不過它落在我的外國朋友申·沃克頭上，有欠公允，也不仁義。
小雯使我聯想到了巴爾扎克筆下的“貝姨”，“攪水女人”，左拉筆下的“娜娜”。外國人在中國廉價地得到了多少，總有一天他們也將為此付出多少！就好比火藥從中國傳到外國，八國聯軍的洋槍隊再利用它入侵中國一樣！這是觀念對觀念實行的報復，生活方式對生活方式實行的報復。金錢——美貌能夠兌換金錢，不妨也可視為金錢——對金錢實行的報復。小雯她以多麼特殊的方式向到中國來尋花踏柳的外國人警告：小心報復！
只是我又多麼為沃克悲傷！
枯乾的樹枝被月輝投映在窗帘上，像動脈、靜脈、毛細血管。野貓在天棚亂竄，發出一陣陣令人驚悸的叫聲……整整兩個月內，沃克沒有再來我家。
他最後一次來時，車內放着一台二十英寸“日立”牌彩色電視機。
他告訴我，他在中國工作的合同已經期滿。辦事機構對他的工作很滿意，希望他延長合同，他沒有答應。他要回瑞典，機票已訂好了，第二天。
“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一直到我離開中國，你都是我的朋友。兩年多來，你們夫妻一直視我為最受歡迎的客人。每次到你家，我都體會了這一點。十年內，也許我不會再到中國來了，這輛小汽車，這台電視機，送給你們作個紀念吧！……”他真摯地對我說。
我表示接受他的好意，卻不能接受他的小汽車和電視機。
我拿出儲蓄存摺給他看——我的存款當時已足夠買三台彩色電視機，不過有黑白的看着，不急於買。
至於小汽車，我不會開，沒處存放，更弄不到汽油，它只能給我帶來許多麻煩。
“我真傻，”沃克說，“明知你不會接受，可我還是……”我說：“沃克，記住兩句話，‘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輕受一文，不敢忘一粥’。這是我們更多的中國人作人的原則。我們要努力保持我們中國人的民族自尊。我們不但靠發展經濟，也靠保持民族自尊，才能自立於世界各民族之林。接受了你的小汽車和電視機，我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心理，將會感到永遠失去了平衡。希望你能諒解我……”
我將預先買下的一對景泰藍花瓶送給了他……沃克回國一個半月後，我才收到他的信。
信中說：我在中國，按照中國的觀念，與小雯結婚。我在瑞典，按照瑞典的法律，已與小雯離婚。她將在瑞典居住半年以上，獲得瑞典國籍后，去美國。請你不必為她的處境擔憂，按照我們瑞典的離婚法，半年內我將擔負她起碼的生活費用。她很善於交際，周圍已經開始有了一些新的朋友。她還有“本錢”。我倒有點佩服她了，一個重慶街道小工廠每月三十多元工資的保育員而能到瑞典，繼而將去美國，不靠權勢，不靠關係，她不是很有點了不起么？我已不再恨她。我重新評價她，認識她。我覺得她身上有一種西方女性的冒險精神。上個世紀是不少西方人到中國冒險，如今某些中國姑娘到西方冒險的世紀似乎開始了，用你們中國的話說，她算不算一個“女強人”呢？但願她在美國交好運……我回信說：目前的中國，政策對外開放，幾乎使每一個中國人都渴望擴展自己精神的、思想的、觀念的、經歷的和生活的天地。更多的中國人憑的是天才、學問、知識、勤奮，在國外獲得榮譽和學位，使全世界相信中國人的普遍智商一點也不比西方人低。他們是真“強人”。而小雯，不過是一個商品化了的女人。因而她的冒險精神，不過是“通貨膨脹”現象。這種女人，中國有，瑞典有，美國也有。過去有，現在有，將來還有。
半年後，沃克從英國給我來信，告知他經朋友推薦，在英國某大學任教。附帶一筆，小雯已獲瑞典國籍，到美國去找那個美國人了……
我就想到了《娜娜》這本書結尾的兩句話：打到巴黎！打到巴黎！……
算來她已經二十五歲了。小學文化水平，字寫得很糟糕，沒有任何才情，只有一張漂亮的臉，只有一具女人的身體，再從紐約“打”到巴黎，她又能混得怎樣呢？作為一個將自身當成征服世界的武器的女人，她永遠達不到“娜娜”那麼“輝煌”的頂點。
我將沃克與她那張彩色結婚照翻了出來，一剪刀從中間剪下了她，撕碎后扔進了紙簍。
她已不再是中國人。也不再是我的外國朋友的妻子，我沒來由在我的影集中保存這一“商品”的“廣告”。
除了沃克，我還與幾位外國人有過友好交往：三位日本人，一位美國人。三位日本人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留學生佐藤素子、外語學院留學生原田秀美、日本綜研化學株式會社工程設計事業部中國室室長味方重雄。那位美國人是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中國研究課程主任畢克偉教授。
門戶開放，身在文學藝術界，誰沒幾個外國朋友呢？我引以為榮引以為傲的，從來都不是我的作品。我深知它們在中國當代文學中應擺列哪一檔級。我值得自傲的是，在我與外國朋友的交往中，我遵循着老祖宗們的一句古訓——“不輕受一文”。我從來沒有向外國朋友提過任何請求，諸如出國啦，從國外帶什麼東西啦，兌換外匯券啦……對於為了得到某些洋貨，為了出國，為了其他種種個人好處和慾望，而忘記自己應該怎樣作一個中國人者，我——一個共和國的同齡人，大聲對你們說——我一概瞧不起你們！
我這人今後可能會犯三類錯誤：因為寫了一篇什麼不合時宜的作品而受批判；違反交通規則而被罰款；有朝一日失去理智墮入情網而播“軼事”於文壇，傳詬柄於世人。
即使在我犯了這三類錯誤以後，我也還要對你們說——我瞧不起你們！
噫！不好了！
打住！打住！我這篇筆記是該就此打住了！言多必失！而且我已“失”過幾次了！
就在前不久，有同志要求我去給中央黨校研究生班講點有關文學的什麼。本不願去。到中央黨校，我算個人物么？配去講么？但那誠意實很難卻。斷然拒絕，又未免顯得過於“高傲”。拖了幾次，終拖不過。便去了。便講了。結果就生出是非來，有人寫信至某中央領導同志，說是梁曉聲大談自己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並且永遠不想加入中國共產黨！於是中央領導同志指示：查查這個梁曉聲平時表現如何？查查是誰“請”他到黨校去的？果有其事，要嚴肅處理。於是就有調查人員到中央黨校去調查。
安有其事？！
我們的黨畢竟正在恢復着實事求是的作風。調查結果——“梁曉聲的講話基本上還是進步的”。一個非黨作家在中央黨校的講話，“基本上”是“進步”的，也就可以了吧？如今誰敢說自己的話句句都正確無比？
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保護了我。
人生易老天難老。
屈指算來，我成為北京公民已經九個年頭了。
九年內，我們的共和國熱熱鬧鬧地發生了許多重大變革。我們北影廠的大門，架上了民族風格的牌樓。我由二十八歲而三十六歲。躋身於熱熱鬧鬧的文壇，離群索居，苦心經營地“爬格子”，同時往自己的瘦臉上刻皺紋。
今天，我在離首都四十多公里的昌平縣境內一座園林招待所里寫下這篇散記的最後文字，這地方叫“紅泥溝”，附近有個小村叫“虎峪村”。
時已入冬。西北風從大山深處竄出來，猛烈地呼嘯着，嘶嚎着，從樹枝上往下掠着枯葉。整個招待所大院裏，算服務員在內，只五六人，幾排空房，門扉作響，彷彿鬧鬼。還沒來暖氣，我的房間凍手凍腳，呼氣可見。桌上，幾枝月季，插於瓶內，蓓蕾維持着最後的生命力。是我白天剪下來的，不忍它們於寒冷過後，落紅滿地。
稿紙旁放着一封無落款地址的匿名信——編輯部轉來的，剛剛讀罷。
信中說：“梁曉聲，你小心點！像《潰瘍》那類狗屁小說，奉勸你今後少寫！用小說和我們對着干，沒你什麼好結果！有朝一日看我們如何整治你！……”
充滿威脅的一封信。
倒不怕。就是有點冷。
冷也還是要寫下去。
我們畢竟是社會主義國家。他——他們，是否也沿用一顆子彈夾在信中，向一個作家挑戰？
好吧，我就應戰！
手在抖，心在寒。不是因為冷，是因為憤怒……北京，北京，我在心中呼喚着你，像呼喚母親一樣。我多想依偎在你的懷中，暖暖我的身子，暖暖我的心！同時，讓我傾聽母親的心臟——是在怎樣有力而安穩地跳動着。母親心臟的動音，對我——是一支搖籃曲。
也是我們時代的沉重的鼓音。
我彷彿傾聽到了，沉重，然而多麼有力！
母親，母親，我愛你！
我們愛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