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論孫文思想發展的階段性

5.1 導論：從“聯俄容共”到“聯美容國”

根據長期研讀中國近代史的心得和長期居住於一個多元文化社會的體驗，筆者於一九六零年曾發表一篇論文，曰①，在拙文中，我認為近代中國從以農業經濟為主體的傳統社會，逐步走向以工業經濟為主體的現代化社會，發展程序是一個“階段”接着一個“階段”，循序作波浪式前進的。中國要現代化，就要通過許多次險惡的波濤，然後才能風平浪靜，漸次走向富強康樂的太平盛世。

但是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發展，在通過這些不同的“階段”時，各個階段皆有其特定的主題。這些主題的形成，都不是理想家們坐在皮椅上幻想出來的，它們是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實際演進和國際形勢的變幻逐漸鑄造出來的。換言之，它們是客觀機運參以主觀智慧逐漸融會貫通的，不是根據工程師的藍圖，一層層造起來的。

再者，這些不同階段的主題，且往往是前後對立的，峰迴路轉相互矛盾的。因此一個政黨或一個政治家，在推動一種現代化運動之時（不管這一運動是激進的“革命”或緩進的“變法”），他們都要抓住各該階段所特有的主題，從而推動之；既不能落伍，也不能躐等。抓不住主題而落伍了，那他就要被時代所遺棄，甚至流入“反動”，變成“革命對象”。相反的，如抓不到主題而亂搞不急之務，躐等前進，那就變成空想或過激。空想、過激，對群對己都是有害無益的。他的運動也必然受挫。但是前一階段的空想，往往也可變成次一階段的主題。如此各“階段”相承相催的程序之中，中國現代化運動，是不能“畢其功於一役”②；它是或緩或急，永遠不斷地向前流動的。

二十年過去了，國事滄桑幾變；作者個人如今亦已兩鬢披霜。但是把一九六零年以後，國史上所發生的事實，再為昔年拙文作補充註腳，則益信當年管窺所見而提出的“假設”，有其史學上的真實性。因此不揣淺薄，再次以一管之見，對孫文先生之思想的發展過程，從宏觀着眼，加以檢討，來闡明孫氏思想之發展亦有其配合時代前進的“階段性”。孫文之幸運和偉大之處，便是他居然能兩度掌握主題，並從而領導了中國現代化運動中兩個極重要的階段——那個面向英、美的“辛亥革命”和面向蘇聯的“聯俄容共”。

孫中山對“聯俄容共”這一階段、這一主題之掌握，簡直與鄧小平今日的“聯美容國”政策，前後輝映，有異曲同工之妙！讀歷史的人，如把這兩件史實攤開來比較着看，真不禁拍案叫絕。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所以我們今日能把孫文思想發展的經過和他所掌握的各主題的“階段性”來分析一下，其意義也就不止於單純的歷史研究。它對目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也應有其鑒往知來的作用吧！

5.2 為孫文正名

讀者之中可能有人對拙文文題，首先便要提出異議——為什麼不用“孫中山”之名，而要用個並不太通俗的“孫文”呢？這點，我得首先解釋一下……我們寫歷史的人，對所討論的足以永垂史冊的歷史人物，應該用他在歷史上活動的本名，不該用那些後來才使用的通俗名字。列寧原姓烏里揚諾夫，但是他在歷史上所發生作用的名字，則是他的化名“列寧”。史書上、檔案中但見“列寧”而不見“烏里揚諾夫”，所以歷史家就該用“列寧”。愛新覺羅?溥儀，民國初年的人都叫他“宣統”，或“宣統皇帝”，但是寫歷史的人，則應叫他“溥儀”。曾國藩在清朝的謐法是“曾文正公”，寫歷史的人則應叫他本名。國民政府給予孫文的謐法為“國父”，寫歷史的人也不應該用謐法稱謂。秉筆直書的史家如用謐法稱呼，就只能寫歌功頌德書，而不能寫史書了③。

“孫中山”之名為今日世俗所通用。但是被稱為“中山先生”的這位先生本人，卻一輩子未嘗自稱為孫中山。他的名字大致有十來個，但是他在歷史上活動的名字則叫“孫文”。他自己生前所習用的，以及有關於他的一切公私文件，均用“孫文”④。

“中山”一名的真正來源，今日已不可考；有人說他一度用過日本化名之一曰“中山樵”；也有人說那是日本人替他取的，含有貶抑中國的意味⑤。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在本世紀之初，與孫氏作保皇與革命鬥爭時，向康有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作報告，亦偶用“中山”一辭，亦似有不敬之意⑥。

二次革命之後，中山或中山先生之名始漸普遍。首用“中山先生”這一稱呼而含有敬意的，據說是章士釗⑦。此事猶待續考。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一點便是，孫氏除偶用“中山”作化名以圖避人耳目之外，他向未自稱中山；在他所簽署的公私文件，以及他生前與他有直接關係的公私文件，亦向無中山之名⑧。所以我們今日用中山之名來為他開個紀念會，固無不可，但是史家正式執筆為他紀事或作傳，則該用他的本名“孫文”，不該用“孫中山”了。

“驅除韃虜”的口號叫對了

孫文曾把啟蒙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分為三等，曰：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⑨。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這一段時期，在中國搞“洋務運動”的人，在思想界多少都有點先知先覺的成分。因為在近百年來中國步向現代化的過程中，“西化”與“現代化”實是那個時代——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的同義字。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那一輩洋務派主張“師夷之長技以制夷”⑩，着重的是堅船利炮。張之洞（一八三七～一九零九）那一輩，則主張“西學為用”。他們比魏源進了一步，因為他們要“用”的，已不止於堅船利炮了。到康有為主張以西法變中法，搞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則其西化的程度，已經由“用”而及於“體”了。而孫文（一八六六～一九二五）當年那一批小華僑們，則主張“驅除韃虜，建立民國”。那至少在政治上也有點“全盤西化”的意味了。

整整一個世紀快過去了。今日我們讀歷史的這批後知後覺，來翻翻滿清末年的老帳，覺得孫文這一派所抓到的實在是那個時代的主題。當時在海外定居、留學的小華僑和留學生如孫日新（中山學名）、楊衢雲等，對這個主題均已洞若觀火，可是國內的知識界則尚見不及此。

由民族革命從而建立“民族國家”（nationstate），實是人類現代文明史上的特殊現象。一部現代世界史便是一部諸民族國家之間的鬥爭史；它也是工業革命初期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亞當?史密斯（一七三二～一七九零）撰寫的《國富論》中所論之“國”，便是當時在英格蘭小島上盎格魯?薩克遜民族所建的英國。美國革命時期的十三州，事實上也是一個民族國家，其後擴張成北美洲的一大帝國主義，才對其它民族兼容並包的。

這一民族國家在十九世紀之末季，由於德意志和意大利之統一，併產生了許多民族英雄的傳奇故事，民族主義竟成為當時的時代精神。白種帝國主義者尚且如此，則被壓迫民族就下用說了。

我國的滿清皇朝到十九世紀末年，實在是氣數已盡，無法再繼續下去；但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不擊中要害，它會無限期地苟延殘喘的。天王洪秀全的錯誤，便是他沒有抓住這個主題，而亂搞其不急之務的“天父天兄”，終至身死國滅，為史家所笑。他那時如只搞單純的“民族革命”，恐怕曾、左、李、胡也早已望風披靡了，“中興名臣”云乎哉！

所以從實力上說，孫中山比起洪秀全來，相差不知幾千萬里了，而偌大的清帝國不亡於洪、楊，卻被孫文的幾個口號叫垮了，何哉？主題使然也。孫中山把主題摸對了，幾顆炸彈一丟，滿清帝國就土崩瓦解了。

我國戰國時代軍閥打內戰，有個叫智伯的用河水來灌人家城堡，灌得對方吃不消了，智伯大喜說：想不到灌水也可亡人之國！其實亡人國並不必灌水。只要主題找對了，叫它幾個動聽的口號就夠了！打內戰，口號比洪水厲害多了呢！

孫文這個“驅除韃虜”的口號是叫對了，因為它主題鮮明。在這個主題之下，把大清帝國之內一切罪惡，都派給韃虜去承擔，打擊面縮小，抵抗力也減少。在一般人心目中，一旦韃虜驅除，中華恢復，則其它一切枝節問題似乎均可迎刃而解。這一響噹噹的口號，在那時真是既可服人之口，又可服人之心。人心之向背，便決定了大清帝國覆滅的命運。所以武昌城內一聲炮響，舉國風從，“辛亥革命”就變成個歷史上偉大的里程碑了。

5.3 美國模式的困擾

以孫文為精神領袖的“驅除韃虜”這個模式的“革命”，歷史上是有先例的。早在一三六八年，鳳陽人朱元璋就照樣的驅除韃虜、建立明朝。朱元璋的問題不大，他把韃虜驅除了，按照傳統模式，做個“開國之君”，則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可是這同一型態的民族革命，發生在一九一一年，問題便複雜了，因為它發生了韃虜被驅除之後的國體問題。“帝制乎？共和乎？”無論帝制論者是怎樣地能言善辯，二十世紀的世界潮流是不許任何人再來做皇帝了。

既然時代已不允許再出個皇帝，則“建立民國”就必然成為另一時代的主題。問題是建立哪一種模式的民國呢？以孫文為理論骨幹的革命黨人，毫不遲疑地選擇了當時的“美國模式”。美國那時因搞資本主義而出了毛病；以亨利?喬治（HenryGeorge，1839～1897）的理論為基礎的一些社會改革家正在鬧一個叫做“國民運動”的社會改革。

亨利?喬治的思想也影響了孫文，所以孫氏在考慮採取美國模式之後，又加上了一個新的革命口號叫做“平均地權”。但是那時追隨中山的人，則認為這一口號是不急之需。而反對中山的人，則認為它是煽動農民暴動的致亂之源。總之，這一口號不是當時的主題。那個領導和推動武昌起義的革命團體共進會，乃乾脆把“平均地權”這一口號改為“平均人權”。

所以辛亥革命以後的民國，便是一個美國模式的民國。那位一輩子崇美的胡適先生對這個“民國初年”的民主政制推崇之至；等到它終於崩潰了，胡氏還惋惜不已。

不幸的是，這個生吞活剝了的“美國模式”在中國施行起來卻完全走了樣。何以故呢？則史家論者多矣。但是歸根究底一句話，便是中國並不是美國。它沒有英美傳統中的必要條件。東施效顰，就必然走樣。就以國會中，胡適先生十分信服的，從龍之士的八百羅漢來說，他們哪一個是真正民選的呢？八百羅漢之中，革命前很多都是捨身為國的革命志士。可是革命成功了，做上“京議員”的大官了，又不懂代議士在民選政府中的真正涵義，因而就難免個別的變成了貪財好色的官僚，把個國會弄得烏煙瘴氣。要以這樣一批官僚政客的投票來制衡並組織“責任內閣”，把袁大總統選下去，這一點不特袁氏當時心有未甘，縱是當時有識之士和後世公正的史家也應為袁氏不平。

筆者讀史無心為“洪憲皇帝”打翻案官司；只是覺得袁的對手方也並不那麼可敬可愛罷了。話說回來，民國初年那個美國模式的破產，不能單怪袁世凱要做皇帝，雙方都有責任；其所以然者，實是當時中國沒有實行美國模式的任何條件。天真的胡適便因為見不及此，才對當時那批政客存有奢望。

5.4 袁、孫對寡頭政治之嘗試與構想

胡適是位學者，寫文章看政事，難免天真，故有惋惜。誰知文章不與政事同，那時卷在政治漩渦里的當權派袁世凱和孫文可不是這麼想法。他二人都深深體驗出，解決中國問題之道，捨棄槍桿出政權，武力解決，打出個“寡頭政治”的中央集權的政體來，別無他途可循。所謂議會政治在當時中國是不可能實行的。

在這方面有所構想，老實說，孫文較之袁世凱搶先一步。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敗之後，中山再度逃亡日本。是年九月二十七日，孫氏乃用強制辦法，把那個原為三權相制的國民黨，改組成一個由他個人來獨裁專制的“中華革命黨”。這是一個革命政黨在性質上的轉變——事實上也可以說是國民黨成立以後的“第一次清黨”（一九二七年的“清黨”實在是第二次）。被清除出黨的（或不願加入的）都是一些譽滿中國的同盟會、國民黨時期的革命元勛，如黃興、胡漢民、汪精衛、于右任、李烈鈞、柏文蔚等人。自此以後的“國民黨”（一九二零年後改稱“中國國民黨”）就變成了一個由領袖個人獨裁專制的革命政黨了。雖然它的政策上明文規定着，在革命成功取得政權之後，老百姓們在它的訓政之下受訓，受訓及格，被認為可以行使“政權”了，它便會主動地還政於民，實行憲政。

其實正如盧梭（JeanJacquesRousseau,1712～1778）所說的，一個人如使用沒有節制的權力，這權力是沒有不被濫用的。所以縱是民主睿智的現代哲人孫中山亦在所不免。辛亥以前孫氏只是一個以“同盟”精神和形式組成的革命政黨的“總理”，他是不能濫用其權的。一九零七年三月中山在日被逐出境，他只因私下收了日本政府贈送的區區五千元，已被黨內同志攻擊得體無完膚，同盟會幾乎為之瓦解。等到一九一三年之後，國民黨被改組，一些有民主自由思想的元勛被清除出黨，中山變成“中華革命黨”黨魁之後，情形便不一樣了。中山為著“黨”的前途，甚或個人的權力，他的政治行為就逐漸脫軌。

舉一、兩件孫文獨斷獨行的小例子，便可見其餘：

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以後，日本人利用歐洲列強無暇東顧的真空狀態，向中國提出了有名的“二十一條”要求。袁世凱當時是國家最高的主政者，他既不能接受，又不敢貿然拒絕，只有一面拖延談判時間，一面由當時身任大總統府和國務院雙重秘書身分的顧維鈞，暗中泄密，以引起國際間的注意和奧援，甚或干涉。

在此國族危急存亡之秋，全國民心沸騰，甚至遠在重洋之外的留美學生也鬧起愛國情緒，集會喧囂，主張對日作戰，使那火氣不大的胡適曾為之寫了英文信，勸大家安心向學。這時因反袁而被迫流亡海外的激烈而有操守的國民黨領袖們，如黃興等，大都為顧全大局，主張暫停反袁活動，並為袁世凱撐腰，以便全民族一致對外，好向日本侵略者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一面在國際間爭取援助——這些都表現出愛國政治領袖們偉大的襟懷與器度。誰知在這種情況下，曾做過革命黨最高領導人和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的孫文，竟不顧民族利益，與日本侵略主義者暗中往還，甘心以袁世凱亦不願接受之“二十一條”要求主動出讓予日本，以換取日本對其個人及其政黨之援助。

事緣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日方老政客大隈重信出面組參戰內閣；大隈與日本政客犬養毅為故交，而犬養毅又為中山舊友。中山乃因犬養之介與大隈接觸，並於是年五月十一日有密函致大隈，恭維大隈為非常之人，可成非常之事，勸其助己倒袁。一旦倒袁成功，孫氏返華當政，當讓予日人前所未有之上述政治、軍事與經濟上之特權。

此時孫氏在野，國民黨人四散，中山所許雖重，究系空頭支票，顯未受大隈之重視。然說者有以孫文主動提出中國主權之出讓，實為翌年大隈內閣對袁提“二十一條”要求之張本。孫氏之密函既末受大隈之重視，中山乃於翌年（一九一五）三月十四日，當“二十一條”正在提出之時，再度密函大隈內閣之外務部政務局長小池張造，重申前函之建議，並加重出讓中國權益之具體內容。孫之所允者，較之“二十一條”之內容，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以上所述中山與日本侵略集團之暗中往還，為今日日本政府舊檔案中所查出者，至於已失之文件，或不見諸文字之交往，恐猶不止此也。孫文在中國近代史上，可說是最受各政黨、各社會階層，及當今史家所敬仰之政治領袖，其政治秘行若此者，其原因蓋有三端：

1、孫、袁二氏俱對議會政治絕望，認為非個人獨裁不能起民於水火；

2、政治獨裁，二人均有“非余不可”之心，為國為民而不擇手段。“小德出入可也”；

3、袁之在全國，孫之在一黨，已形成“擁有無限制權力”之領袖。權力無限而濫用之者。袁、孫二氏殊途同歸而已。

5.5 “護國”與“護法”運動的史實與是非

“二十一條”交涉結束之後，袁氏突背叛民國搞起“帝制”來，因此惹起全國各界的反帝“護國”熱潮。在此護國運動中，中山再次與以田中義一為骨幹的日本軍部秘密往還，透過居間的日商九原房之肋，先後收受日本接濟達一百四十餘萬元（摺合當時美金約七十萬元）。反對袁氏竊國稱帝本是義正辭嚴的盛舉，然接受日本擴張主義的核心——日本軍部別有用心的暗中接濟，那就難免是不擇手段了。

在袁世凱帝制失敗暴卒之後，孫文又捲入一個鬧成南北大分裂的“護法運動”——自此以後，中國就一直維持了南北兩個政府，無法統一以至於今日。

“護法運動”的起因是這樣的。袁氏撤銷帝制繼之以暴卒之俊，北京恢復了民國元年老國會，由原副總統黎元洪依憲法繼任大總統。此時適值歐戰正烈，美國由於德國無限制潛艇政策而捲入歐戰，並邀請中國加入協約國對德作戰。

中國是否應該隨同美國參加協約國對德作戰呢？中國學術界、輿論界、國會議員、各政團，乃至大總統黎元洪和國務總理段祺瑞，都發生了意見分歧。分歧的焦點，有的是出於意識形態，有的是由於政治利害，也有少數人是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或以之為借口。這種爭論在民間的問題不大，在國會裏也不太嚴重，但是鬧成大總統和國務總理之間的“府院之爭”，問題就不易解決了。

黎元洪是依憲法當選的副總統，遞補為大總統。在那個干戈擾攘、法制蕩然的時代，他是沒有太多實際權力作後盾的，而段祺瑞則是北洋軍閥實力派的首領。這個歷史上有名的“府院之爭”的是非曲直，歷史家很難遽下定論。照理說黎元洪既是上級，他對國務總理這位下屬原可依法撤換。但是他忽視了中華民國並不是個法治國家。當國務總理段祺瑞於五月二十三日被“免職”去津之後，擁段的各省督軍不服，乃鬧成各省督軍所組之“督軍團”對黎大總理實行杯葛。黎氏在實力派中本是個孤家寡人，遭此打擊。慌了手腳，乃於六月初邀請時任十三省督軍團團長的安徽督軍張勳入京“調停”。張勳應命於一九一七年六月十四日率其“辮兵”入京。張勳是留着長辮，有“磕響頭”癖好的帝制派人物。其意不在調停“府院之爭”，卻在六月下旬搞了一幕“宣統復辭”的鬧劇。誰知這個有兩干多年歷史的帝王專制，在此時中國人民心目中已毫無留戀餘地——“張勳復辟”引起了全國有發言權的各種實力派的反對。在這“反對復辟”的洪流之上，已下野的國務總理，曾在北洋武人中有首倡共和之功的段祺瑞乃再度成為弄潮兒。他於七月初率軍西上，搞出個剿滅張勳、二度廢帝、再造共和的“馬廠誓師”來。

段氏既認為有再造共和之功，則中華民國與其法統應均已中斷，國會亦早被張勳解散。段氏要再選法統，乃宣佈舊國會已不復存在，應予廢除，並與梁啟超等合作組織“臨時參議院”，成立新政府。

舊國會之廢除，意味着對建立民國有功的“八百羅漢”之失業。少數議員固可由不同關係重返政府，而大多數有國民黨黨籍或意存反段的議員，則難免由於失位失業而想依附於南方反段實力派來從事反段運動。段氏北洋實力派——逐漸由袁氏餘眾中形成的所謂“皖系”——亦以南方軍閥反對中央，搞分裂活動，要加以整頓。這樣便搞出個各實力派各為其利，而以法統為旗號的“護法運動”來。

這一場護法運動的南北內戰，南方比較站在下風。第一，他們（如陸榮廷、唐繼堯等）在中國政壇上本是割據自雄的地方軍閥，原無藉藉之名；第二，他們彼此之間也互不相讓，群龍無首，引不起國人尊敬。這一下，乃予久居滬上着書而靜極思動的前臨時大總統孫文以可乘之機。

孫氏原對南北軍閥同表其憎惡。但孫氏南人，且南方軍閥如唐繼堯、李根源等又多曾籍隸國民黨，與孫氏本有黨誼。由孫氏出面領導南方實力派，自是順理成章的事。不幸政治是現實的，歷史聲望成分不大，搞中國政治要東山再起，得有地盤、有錢、有兵。就在這無兵無權之時，誰知天外飛來財源；中山忽然無中生有發了一筆兩百萬元的橫財。

事緣當府、院之間為對德宣戰問題鬧得不可開交之時，孫文則站在“反參戰”這一方而反段。其動機可能是出於愛國之善意——恐實力派借口參戰，向列強借款自肥——誰知歐戰雙方卻都在背後努力，各為私利以援助“參”、“反”兩派。孫氏既然反參戰，則協約國對方的德意志和奧地利乃不惜以重資（也可說是“賄賂”吧）援助孫氏，搞反參戰。德國政府於是運用國民黨分子、孫氏親信的留德學生曹伯亞，私下賄賂了孫氏兩百萬銀元。兩百萬銀元在民初可是筆巨款！

孫氏得此秘密賄金，乃如魚得水，重入政壇。在此之前，孫蟄居滬上，無尺寸之土，無一刃之兵；舊有革命同志或散居各地，或投機販賣股票，作個人生計。原來擁孫之政客武人，對此失勢元老早已失去興趣。但是孫氏頓成巨富，則一切均因之改變矣。

第一，那批失業失職的“老國會議員”，原是一批足資號召的政治力量，如今孫氏可資遣其南下，“恢復國會”以抗段。

第二，北洋軍閥一向歧視海軍，因海軍在內戰戰局中作用不大。同時海軍多系南人和國民黨，與北洋軍閥本來格格不入，常遭扣餉扣費，積憤已久。孫氏今日一擲百萬，彼此又有舊誼，程璧光所率之海軍第一艦隊乃於孫氏撥以巨款后，願隨孫公南下“護法”。

有金錢、有“法統”、有武力，孫氏遂浩浩然南下廣州，割據自立。然搞法統的國會人數不足，乃只好組織個“非常國會”和“中華民國軍政府”，舉孫氏為大元帥，開府廣州，以與北京政府分爭帝國主義唾餘之“關余”，同時亦與北京政府作法統之爭——對列強自稱為中國之唯一合法政府，要求列強承認。此一南北兩個實力派政府之對立，孫氏實是始作俑者。此一國家分裂之局面，迄今未已，讀史者能不慨然！孰是孰非，公正的歷史家實難下筆，今但言其事實而已。

5.6 有主題，無方法

但是我們寫歷史的人在七十年後回看這段民國初年的史實，有數種現象蓋可肯定：

第一，民國初年的中國絕無搞議會政治的可能性。孫、袁二人都主張寡頭政治。孫之“軍政”主張，在理論上是暫時的。將來他的黨會對人民“訓政”，然後主動地還政於民”，實行“憲政”。為著實行“軍政”，孫氏是不擇手段的獨裁專制，甚至喪權辱國亦在所不惜。孫氏之所謂“軍政”，事實上和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是一個銅元的兩面；和後來毛澤東“槍桿出政權”的政策也並無二致。只是他們都抓不到這“主題”，而未找到解決這主題的正當的現代化方法而已。孫氏不擇手段之餘，也只是把自己的政治地位降低到一個與眾無異的地方軍頭而已。

第二，袁世凱想做皇帝，實際上是和孫氏一樣要搞個寡頭政治。他的“從龍之士”如楊度等六君子，也都是學識兼優的老革命黨員。他們和孫公的看法是一樣的，認為議會政治在當時並不切實際。他們主張帝制，亦何嘗不想搞出個“英國模式”的君主立憲來。可是他們忘記了康、梁覆轍的教訓，搞錯了方法，以致成為歷史上的笑柄；而最倒霉的要算美國那個書獃子古德諾，他的一番善意、兩件條陳不特全被歪曲，他個人在美的政治前途也全付諸東流，在學術界亦幾乎身敗名裂，令讀史者為之嘆息。

前已言之，孫文在一九一三年搞了個清黨運動之後，已變成個當時中國政壇上的寡頭政客，與眾不同的是：

1、他有十餘年之久的革命歷史和位至總統的國內外聲望；

2、他是個有現代思想和知識的政治領袖；

3、他有套合乎邏輯、言之成理的“主義”，頗能服人之口，甚至服人之心。

4、他有個鬆散的，但是畢竟存在的政黨。

但是從實際政治來說，中山卻有極多的弱點。他沒有兵、沒有地盤，更沒有錢。孫中山革了一輩子的命，可是他所忙的只有兩件要事。第一是籌款；籌款的對象是華僑。但雷聲大雨點小，他並沒有籌到多少錢。他加入過地下幫會的“致公堂”，但對這個充滿“老朽昏庸”的幫會卻失望之至。第二是除掉少數烈士型的同志之外，他收買雇傭兵（尤其是護法之役）去替他打仗。而這些雇傭兵如滇、桂、川、湘、粵諸地方武力，其素質之差，遠不如以袁世凱“北洋新軍”為班底的直、皖、奉諸系。

中山雖無錢無兵，卻心心念念要學段祺瑞來用武力統一中國，參加內戰，並不自量力地大搞其北伐。結果終中山之世，他連個母省廣東也未能統一；由於他的號召而赴粵“就食”的客軍，卻把他的母省故鄉弄得烏煙瘴氣，民不聊生。可是中山對打仗興趣之大，枉顧民命，簡直到了不可想像的程度。當一九一八年廣東督軍莫榮新與之齟齬時，孫氏竟登上軍艦要炮轟督署。那艦長為了怕傷及平民，不願開炮，孫公大怒，竟親自操炮轟之——這恐怕是民國內戰史上，主帥親自開炮的唯一例子吧！至於傷及多少無辜平民，那就史無明文了。

總之，中山在民國初年是個勇於內戰的地方武力。他的主要目標，也和其它主要軍閥段祺瑞、吳佩孚、張作霖等所希冀的“武力統一”初無二致。

大家的目標是一樣的。但自袁世凱死後，各派系打了十幾年的內戰，誰也統一不了誰。小寡頭隨處皆有，而大寡頭卻始終出不來。其情況從近古史上看，頗似“五代十國”（九零七～九零六。）；從遠古史上看，則頗似戰國七雄之爭。七雄何以終為虎狼之秦所統一，便是贏秦氏找到了一個新的富國強兵的方法。中山打了十來年內戰毫無結果，最後終於從頓悟中發現了一個新方法，這新方法叫做“以俄為師”。

5.7 蘇聯模式之發現與仿效

“以俄為師”這口號是孫中山叫出來的。他抓到“武力統一”這個主題，最後也抓到了如何以武力統一的方法。他找出這法則來，雖無緣及身而見其成，他的繼承者蔣介石卻接了下去做。中國共產黨在“江西蘇維埃政權”時代，毛澤東的“槍桿出政權”的法則，在其著作中也講明“蔣介石是我們的老師”。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蔣介石背叛了他的老師孫文“以俄為師”教訓的結果。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以後。蔣就不再以俄為師了；最後弄出個“獨裁無當，民主無量”的失敗結果。千秋大業，及身而敗，在中國歷史上也是不多見的。

最近三十年來的中外史家，包括我自己，都一直在搜尋中山“以俄為師”和什麼“三大政策”的本末。從公開史料到中俄秘檔，真是上窮碧落下黃泉，一定要搞個水落石出。其實這些雞毛蒜皮的小考據，都無關宏旨。

吾人如熟讀中國的《國父全書》和俄國的《列寧選集》，便知從孫氏在一九一三年改組國民黨起，他在思想和方法上已經和列寧大體一致了。在一九一七年之後，列寧一舉而推翻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國，並趕走了四圍入侵的帝國主義勢力，孫公不免為之耳目一新。他所搞的“慎施命令”那一套，正是列寧所搞的“領袖獨裁”、“職業革命家”等教義的精華所在。孫的思想也是列寧的具體而微。兩人思想既屬一體，兩人行為原可一拍即合。列寧成功之後，孫氏面壁九年，始大徹大悟，乃盡棄所學而學焉——一語破的：以俄為師。他未竟全功便死了，蔣介石半途而廢，毛澤東則青出於藍。

5.8 “以俄為師”只是個階段

國民黨內有些史家在雞蛋里找骨頭，說中山“以俄為師”只是學其“用”而非習其“體”。中山的“軍政”之後，還有更偉大的“訓政”和“憲政”呢！

但是過去六十年的史實告訴我們，孫中山“以俄為師”的最大目的，是把俄國模式中最有效的方法學來，作逐鹿中原的武力統一之用。統一之後的中國是個什麼模式，孫中山也只是說了一大堆空洞的理論——事實上，國民黨六十年來究竟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訓”過“政”呢？到目前為止，國民黨自己還不是在繼續“受訓”嗎？

至於列寧那一套，最有效的也只是“武力統一”。統一后的蘇聯，除了個偉大的軍國主義之外，又搞出些什麼名堂來？列寧所搞的是用暴力破壞了帝俄的封建專制制度。把這制度打碎了，怎樣建造出一個富強康樂、自由平等的社會主義的大國來，列寧並沒有留下藍圖。他的老師馬克思也沒有講個明白。我國古代政治家陳平告訴他的主子劉邦說：“陛下於馬上得之，不能於馬上治之。”馬上得之是破壞的結果：下馬而治之，則要憑一點一滴經驗之累積。智慧與機運並用，不可憑空臆造，奢談什麼什麼主義。

七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孫中山的“以俄為師”也只是個階段；一個“馬上得之”的階段。這個階段的作用是“武力統一”和“槍桿出政權”。這階段一旦從歷史上退去，馬上既不能治之，則下馬而治之，就得找出個新的主題、新的方法才是正確路線。

5.9 現階段也應有個主題

一言以蔽之，在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孫中山的偉大，便是他抓住了兩個主題，領導了兩個階段。毛遂說：“諸公碌碌，皆因人成事者也。”中國發展至今，因人成事的階段已逐漸過去，在歷史的現階段，我們要找出我們自己的制度來，下馬而治之才好。

註釋

①見本書第一冊第一篇。這篇二十六年前所發表之拙作，自覺可修正之處甚多，然“階段性”這一假設，則個人看法至今未變也。

②近代革命家，差不多都是一次革命論者，認為人類所理想之社會。可以一蹴而幾，而不知人類社會之進化是沒有什麼“最後階段”或“最後型態”的。在中國思想界，首先介紹此一概念的便是孫中山。他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發刊辭上，便主張“畢其功於一役”。見《民報》第一號，一九零五年十月，發行於東京。

③國民政府於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一日明令尊稱孫文為“國父”，見當時政府《公報》及各報章。高蔭祖編《中華民國大事記》（台北，世界書局，一九五七）及劉紹唐編《民國大事日誌》（台北，傳記文學社，一九七三）第一冊，均有記載。稱中山為國父，早於一九二五年中山逝世時之哀思錄等均已倡之，見伍達光編《孫中山評論集》（廣州，中國國民書局，一九二六年六月再版。初版序言為一九二五年五年五月一日）。然多為“私謚”。政府明令則始於一九四零年四月一日。

④筆者遍翻《國父全集》、《孫中山全集》、《選集》、《孫中山先生二十年來手札》一類書籍，孫氏除少數帶有機密性，或是致日友人之函札署名“中山”之外，其它公私文件，悉用“孫文”。滿清及袁世凱對孫公之通輯令，亦用“孫文”。參見《清德宗實錄》第五冊頁三四二九。

⑤見吳相湘著《孫逸仙先生傳》（台北，遠東圖書公司，一九八二年版）第一集。頁一五。

⑥見《梁任公年譜長編》（台北，世界書局，一九六二）上冊頁一零三、一四零；並見前注吳書頁二三七。

⑦《團結報》（北京政協發行）一九八五某期亦有短文紀此事。

⑧見注④。

⑨見《孫文學說》第五章；參閱《國父全書》（台北，國防研究院印，一九六六）頁一九。

⑩見魏源撰《海國圖志》序。

張之洞是魏源之後新派的發言人。他所主張的“體”、“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已不限於西洋之科技矣。

梁啟超認為他和其老師康有為雖同主張“變法維新”，然渠已比其老師托古改制的“今文家”，半壇醋的西式君憲論又邁進一步。參見張朋園著《梁啟超與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之十一，一九六四），第五、六兩章。

孫文提出這口號足在一八九四年。《興中會》創立之時。從魏源到孫文，西化發展，階段分明。

楊衢雲（一八六一～一九零一）、謝續泰（一八七二～一九三七）等，於一八九二年三月十三日在香港成立之“輔仁文社”實早於“興中會”二車。后兩會會員以旨趣相同，會員背景相同。於一八九五年二月在香港合併，會名沿用後者，以其名稱更富政治革命性。而“伯理璽天德”（“總理”或“總經理”）一職。則由楊衢雲擔任，可能因為楊在香港居住較久，會中友好較多之故。亦有史家認為兩會合併后之第一任“總理”為黃詠商，眾說各異，文獻難考。但是他們這批在海外定居的小華僑和留學生政見之一致，則是不爭之議。斯時國內知識界尚無此構想也。

亞當?史密斯完成此書於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之年也，允為近代“自由貿易”之始祖，而“自由貿易”者，自由貿易於諸民族國家之間也。

美國獨立前為“英國殖民地”，今日五十州之北美合眾國為說英語的多民族國家。

十九世紀末時，諸歐洲民族國家之成長與爭雄，實促成現代歷史上“民族主義”的濫觴時代，尤其是德、意兩國之統一，及其民族英雄腓特烈大帝、俾斯麥、馬志尼、加富爾等之傳奇故事，以及《柏林之圍》、《最後一課》等民族主義小說均膾炙人口，儼然時代精神也。

首受西歐民族主義影響而崛起的“有色人種”當為日本、孫中山時代之中國、凱末爾時代之土耳其，以及甘地、尼赫魯時代之印度。各種民族主義運動，原是一脈相承的，與後來的社會主義運動，頗有相似之處。

我國史書上以迷信煽動農民暴動的事件，累見下鮮。黃巾、白蓬教皆其著者，但是西洋史上之宗教戰爭在中國史上則絕無僅有，有之，洪、楊所領導的“拜上帝會”，則為唯一的一宗。洪、楊於十九世紀“民族主義”濫觴之時，搞反民族主義的暴動，不識時務，不諳國情，終被撲滅。今日衛道最力的錢穆教授便一再指出：曾、左、李、胡之對洪、楊，非忠於異族也，保衛華夏之“道統”也。見錢穆著《國史大綱》（商務，一九四八年版）頁六三四。

洪、楊極盛時，擁眾數十萬，佔地七、八省，典章文物、文武百官齊備，儼然一朝廷也，而孫中山先生在辛亥前所領導的所謂十次起義，用當前的術語來說，只可說是一種“恐怖主義”，和今日一些阿拉伯團體所搞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同小異。就以他和楊衢雲共同領導的一八九五年廣州起義為例，他的原計劃只是以二、三十人攻督署，二三十人攻“旗界”，“任務已完成的隊伍則分頭放火，以壯聲勢”等等。（參見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由前革命史》及吳相湘著《孫逸仙先生傳》上冊頁一二六）。孫公何以要搞這希望甚微而犧牲至大的恐怖主義呢？那就是因為他堅信，革命黨只要有個立足點，則全國便會聞風響應（參見孫文於一九零七年致南洋同志籌款信函，《國父全書》頁四零一及以後諸篇）。後來果然民軍一占武昌，而各省響應矣，斯“天父天兄”所不能也。

參考柏楊版《資治通鑒》第二冊，或司馬光原著卷一。

憶三零年代之初，筆者讀中學時，曾聞一國文老師談北伐故事。他說北伐軍有政治部在街頭貼標語，軍閥孫傳芳在南京仿行之。渠時為大學生，回憶說：“一看孫傳芳的標語，就知道孫某非垮不可。”十餘年後，筆者竟然也做了中學文史教員，想不到竟發生相同感觸。甚矣，口號之力也。

辛亥革命前之“驅除韃虜”口號，雖甚有力，卻極不公平，葉赫那拉氏，事實上為漢文化中之女主也，與韃虜何干，載湉（光緒）、溥義（宣統），漢文化皇朝之末代帝王也，也不可以異族視之。所以這一口號，辛亥一過即煙消雲散。漢民族毫無歧視滿族之遺恨。然此一口號有革命功勛，亦列寧所謂“煽動”與“宣傳”有別也。

辛亥之前，原有“共和”與“君憲”之爭。辛亥之後。縱原保皇黨如康、梁亦不再言君憲。共和迨為國人公認之定製。“洪憲六君子”只是不識時務之書生。

參見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第四章。梁原為保皇黨之主將，然戊戌之後，亦倡共和。其終與孫文仳離者，個人因素遠甚於政治信仰也。

孫日新、楊衢雲於一八九五年合作，即已采“美國模式”。二人相爭之伯理璽天德一職位，即為美國名詞，參見注。一九零四年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之時。美國三權分立之形式及精神均至顯明。孫任行政曰“總理”，即伯理璽天德或總經理也。鄧家彥任司法曰“判事長”，汪兆銘任立法曰“議長”，即是仿美國模式。見《革命文獻》（台北，黨史會編，一九五八）第二輯頁二～一零。吳相湘教授也認為興中會在檀香山成立時，入盟書所謂“創立合眾政府”，就是以美利堅合眾國作典範。見《孫逸仙先生傳》上冊頁一一六。

“國民運動”或譯為“人民運動”（PopulistMovement）為十九世紀末葉美國資本主義瘋狂發展時期，備受損害之農工大眾之自衛運動。其指導思想始於亨利?喬治。喬治出身於工農階級，未受很多正式教育，憑一己之觀察與經驗，著《進步與貧困》一書（一八七九），提出土地法、單稅法等近乎社會主義的構想，一時風靡。一八九二年乃有工農組織之“人民黨”（PeoplesParty）出現，儼然當時美國之第三大黨。影響於後來美國之政治改革甚巨。至十九世紀末，由於另二大黨亦並采工農政策。加以經濟發展，貧困減少。人民黨乃因黨員漸次為兩大黨吸收而式微，終至消滅。論者因謂美國之社會主義盛於十九世紀之末季至二十世紀，資本主義改良之後，社會主義已成過時貨矣。

孫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權”思想，最先顯然是受亨利?喬治之影響。目的是對付都市經濟急速發展的“炒地皮”商人。中山目擊在五口通商后，上海地價漲出萬倍（見《國父全集》，台北，黨史會編，一九六五，第一冊頁一四零），而倫敦尤過之。筆者按：今日台北、香港、新加坡及北美洲大都市之華裔富商多半為地產商，據美國新聞界統計，今日華人富商擁資在美金一千萬以上者，香港一地即達兩千五百人之多，亦泰半為地產商。孫逸仙——青年華僑也，遍游海外，為救國籌款，往往貧無立錐，當身為同盟會總理之時，猶不得不在華僑餐館打工，以圖一飽，而接觸之富商巨賈則洋錢亂滾，此觸目驚心之現象，使孫氏深服亨利?喬治之言，而有照價納稅、漲價歸公、土地國有、“外國有種單稅法，最為可采”等等之言論。（見民國元年六月在廣東之講演，《國父全集》頁四九一～四九二）；“民生主義”之精義亦見乎此。晚年搞“工農政策”、“土地政策”，遂專註於農民的“耕者有其田”，成為後來中共土改之張本。中山早年之說，與晚年所行，重點顯有不同，他非經濟學家，更非經濟史家，其所倡導的土改政策，具有高度的革命煽動性，而非解決經濟問題的根本辦法。

見《胡漢民自傳》，載《革命文獻》第二輯頁一四；何香凝著《我的回憶》，載《回憶與懷念》（北京，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二）頁八。

梁啟超便認為，土地國有政策將使“遊盪無賴子將利用軍興機會，盡奪富人財產”，而使天下大亂。見張朋園前書頁二四四，引《新民業報》第七十五號。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事實上是“共進會”發動的。而共進會則是由鬆懈的原同盟會會員（多為華中各省人）分裂出來的。活動分子多為當時華中一帶革命運動的成員和骨幹。他們對“驅除韃虜”、“建立民國”都無異議。惟對“平均地權”這一條無認識，亦無信念。所以共進會於一九零七年在東京成立時，把同盟會誓辭中“平均地權”的順口溜改為“平均人權”。但是平均人權究是什麼意思，大家就各就所好了。關於共進會中之爭議，諸家報道甚夥，參見《孫逸仙先生傳》上冊頁六六八～六八一。

關於同盟會時期之美國傾向，見注。至於民初之中國政治制度，除直接民選之外，幾乎全部抄襲美國之三權分立制，參見錢端升著《民國政制史》（上海，商務，一九三九）第一章。此地筆者是從學理方面立論的。

胡適先生生前一再對我說，民國初年的政府是實行民主政治的最好模式，那時的參、議兩院議員都是“了不起的人才”，中國失去這一機會，至為可惜云云。

民初政黨政治之糟亂，論者多矣，參見李劍農著《中國近代政治史》（上海，商務，一九四七）第十章。

早期史家、報人、小說家之作，如上引李劍農和谷鍾秀（《中華民田開國史》，上海，一九一四）等甚多。知名作家之外，筆者亦嘗對“國民黨”內之反孫議員所形成的“政學系”一派加以分析。載上引《海外論壇》第二卷七、八、九三期，一九六一年八、九月。

美國革命（一七七六～一七八四）和中國辛亥革命（一九一一）之後，雙方理論家都在摸索個新制度。二者之別是前者純從制度本身出發，後者則參以以人改制，對人不對事。如改“總統制”為“內閣制”，即其一例。錢端升氏論之彌詳，見上引錢書第一章，及谷書三、四兩篇。其癥結則在於所謂議員，只是一群政客官僚，社會上並無所謂“選民”也。這種政客集團為中國傳統之產品。與現代的“資產階級”也拉不上關係。

見注。

民初之《臨時約法》是針對制袁而擬訂者。唐紹儀為內閣總理任內，袁尚無廢約法之跡象。迨內閣迭經更換。宋教仁乃公開要求組織“純粹的政黨內閣”以制袁，然而並未言明“政黨”有何選民基礎。如此，所謂“責任內閣”只是一群小寡頭政客之聯合，以挾制大寡頭，其招致大寡頭之反擊，自屬必然。如此類似事件，孫、袁以後之政治史上，屢見不鮮。關於宋教仁的制袁言行，參閱李劍農書第十章及當時報章新聞。

袁世凱後來乾脆背叛民國，搞其帝制，固無論矣；孫氏組織“中華革命黨”。其黨章載明“軍政時期”要以一黨，甚至一魁，獨裁專政。這都是袁、孫二人對民初議會政治破產之反應。雖然孫公在軍政之後，加上個訓政和憲政，但是歷史上，哪一種專政學理（包括“無產階級專政”）之後沒有一個全民一致“自由平等”的遠景呢？在任何專政理論家的筆下，“專政”都是不得已的短暫階段。

部分“中華革命黨”資料散見《革命文獻》第五輯。史實與掌故參見《國父年譜》（台北，黨史會編，一九六五年增訂本）及上引《國父全書》等著述。

黃、汪、於、李、柏等人，以黨見不同，均未隨中山赴日而各奔東西。此一元老渙散情況，不但使國民黨變質，且在當權派中樞，亦漸見江浙系領導階層之崛起，國民黨發展乃進入另一階段，參見沈亦云（黃郛夫人）著《亦云回憶》（台北，傳記文學社，一九六八）頁八五～九零；薛君度蓄、楊慎之譯《黃興與中國革命》（香港，三聯。一九八零）頁一五零～一五二。黃郛夫人藏有原檔數百件，筆者據之，曾將其回憶增刪譯為英文稿八百餘頁，藏哥倫比亞大學。

見注。

見盧梭《民約論》。孫文早期思想頗傾向於西方民主先哲洛克（JohnLocke,1632～1704），魯索、傑弗遜（ThomasJefferson,1743～1826）、林肯（AbrahamLincoln,1809～1865）等人。一九一三年以後，思想轉變。甚至對盧梭“天賦人權說”於《三民主義》講演中大加詬病；論調無形中與列寧已漸趨一致矣。散見《民權主義》講演及《孫文學說》。

吳相湘著《孫逸仙先生傳》上冊第十七章。頗為孫公辯護，然於真相敘述甚詳。足資參考。

自“中華革命黨”成立，至孫公逝世之十年中，黨權執於孫氏一人之手，其款項帳目，縱黨中高級幹部亦無所知，與同盟會時代迥異。

參閱李毓澍著《中日二十一條交涉（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十八，一九六六）。

此段為顧維鈞先生親口告我者，他並說我是他這段故事的“第一個歷史家”聽眾。筆者是五、六零年代之間。襄贊顧氏撰寫他的《回憶錄》的所謂五位學者之一，一人幹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活，也是苦工做得最苦的一位。這段故事，我原用英文寫下，后經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由北京中華書局發行。見該回憶錄第一冊第二卷。

見《胡適留學日記》及《胡適口述自傳》（台北，傳記文學社。一九八零）頁七一。

見注及《孫逸仙先生傳》下冊目一二四八～一二五一。

當“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學術討論會”於一九八六年秋在翠亨村舉行時，日本學者松元英紀教授的論文中，即指中山當時不惜犧牲足與二十一條相匹敵之中國權益，想“聯日”、“討袁”，並與袁“速戰”。松元君並自戰前日檔中影印了孫文致日本有司小池張造的私函原件。

見孫文致小池張造函影印本。哥倫比亞大學教授C.MartinWilbur（華名韋慕庭）於其近著《孫逸仙，沮喪的愛國者》（SUNYAT-SEN:FrustratedPatriot.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6），第四章頁七六～一一一及頁三一四～三二四（此書國內有漢文譯本），遍引英、日文史料以闡明孫中山於“二干一條”交涉前後，與日本秘密以國家權益換取日援之嘗試。吳相湘教授亦遍引相同史料為孫氏辯護，並引彭澤周撰（載《大陸雜誌》第六十卷第六期，一九八零年六月），指此函“偽造之可能性極大”。見《孫逸仙先生傳》下冊頁一二四二。吳先生復指出孫致小池函出讓權益較多，致大隈函在後，而出讓權益反少。所以“大有值得懷疑的”。（同上，頁一二四四）事實上，此處吳教授有筆誤。孫致小池函較致大隈函晚十個月（致大隈函為一九一四年五月十一日，致小池函則為一九一五年——即大正四年——三月十四日），吳書誤記致小池函為一九一四年。

筆者另有一篇英文稿，論孫公之“暫時專制”與袁氏之“承繼式的寡頭政治”思想形成之始末，已由李又寧教授於一九八八年印出，見本書德剛自序。

斯時日本侵華當道，曾不惜巨資透過多種管道，四處支援在中國境內之反袁實力派，孫公只是其中之一而已。近年日本及美國史家對此類史料發掘至夥，略見上引韋慕庭前書英文原版頁八四、三一七。

自中山於一九一七年九月一日在廣州成立“軍政府”，被選為“大元帥”之後，中國即未再統一，始終維持兩個法統。以迄於今。第二次國共合作（一九三七～一九四五）抗戰初期之數年。雖較協調，然亦只是貌合而已，實際上，仍是兩個政府同時存在也。

有關“府院之爭”史料至夥。近著較詳實者，見沈雲龍著《黎元洪傳》（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出版，一九六三）第十一、十二章。

黎、段之爭，政治成分、心理因素均甚複雜，是非難言。然撤開當時軍閥官僚私意，以國家利益而論，則參戰為是。中國在巴黎和會（一九一九）與華盛頓會議（一九二二）所獲實利，足證之也。

據民國元年《約法》，總統任冕下屬之命令，須國務總理副署始能生效。今段氏拒絕副暑黎對自己之撤職令，則此撤職令自屬無效。此為民國元年《約法》對人（袁世凱）不對事之後果。法學家錢端升論之甚詳，見前注。

關於府院之爭的風風雨雨，記載最詳盡的為陶菊隱著《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北京，三聯，一九五七）第二冊。

同上。第二十七～三十章。

同上，第三冊頁一九五～二零零。

當年在北京任國會議員的政客，既非由人民投票產生，他們也無選民須對之負責，又沒有任何專制寡頭可以用生死榮辱來控制他們；因此他們的政治活動，分離組合全憑一己之良心及利害來定取捨。於是國會中派系如毛，各為私利而傾軋。李劍農教授曾製表以示其大略，見氏著《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台北，商務，一九五九；初版於上海，一九四八）下冊頁三六七“民初政黨變化圖”。這些議員最喜歡的是萬年國會，最怕的則是解散國會。

關於“護法”內戰之詳情，參閱陶菊隱前書第三、四冊。

參考英文版《民國名人傳》（BiographicalDictionaryofRepublicanChina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67～1971）各人本傳。此書國內有漢譯本。

傳聞德國駐華公便辛慈（VonHintze）曾設法賄賂段祺瑞，冀其中止“參戰”活動，段曾諷其賄金數目遠不如協約國雲。見前引吳相湘書，下冊頁一二八六。

同上。吳氏前書，下冊頁一二八九～一二九二。韋慕庭前書，頁九三、三二零、三二二。最具權威性的發現。則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國祁教授自戰後德國檔案中，所發掘出來的德國外交官當年的秘密報告。見氏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第三十六次學術討論會記錄），載《中國近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四輯（台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一九七四）。《中國國民黨建黨八十周年紀念》頁三一七～三四三。最早且最具傳奇性地報道中山收受這項秘款（現金）的情形，則載於馮自由著《革命逸史》（重慶，一九四四）第二集頁五九～六零。

據國民黨元老，亦是上海報界耆宿，終任上海市參議會議長的潘公展先生於五零年代詳盡告訴我，第一次大戰期間，國民黨領袖戴季陶、蔣介石、陣果夫等均在上海從事股票交易。筆者曾代潘氏撰其片段回憶，亦提及之。見潘公展，載《生活》半月刊（紐約，一九五六）九月一日第一二二期。筆者手邊並有一殘卷《蔣委員長傳》（文化勵進社編，上海作新書店出版，一九三九）頁四八，記載民國十年蔣見孫時“卻設法捐肋了百萬巨金……總理馬上命部下趕辦軍需給養……”云云。此書長四九零頁，為一親蔣巨著，出版於蔣氏極盛之時。捐“百萬巨金”這一故事從何而來？相傳蔣公亦嘗於第一次大戰期間在上海任股票經紀，獲利至豐雲。

上引韋慕庭前書根據美國國家檔案局所藏美國駐外使館呈國務院之報告USDS893.00/2707號，美駐廣州總領事亨茲曼（P.S.Heintzlman）於一九一七年八月六日向國務院報告：據廣東督軍陣炳焜告渠，孫中山在上海秘收德國現款一百五十萬銀元。孫以五十萬給海軍總司令程璧光，使率海軍第一艦隊南下。另三十萬給南下非常國會之議員，餘款由荷蘭銀行與日商台灣銀行匯廣州備用。同書亦引《國父年譜》（台北，黨史會編，一九六五年增訂版）下冊頁六二五（韋書誤為六七七頁）。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孫中山與唐紹儀、岑春煊歡宴程璧光於上海哈同花園。六月二十七日孫乃飭人送交程軍費三十萬元，以為護法進行之需。此項贈送，國民黨史料無考。《年譜》編者乃取之於莫汝非著《程璧光殉國記》

第三章，以之與《革命逸史》相印證，則該款為德人所贈蓋已無疑。據德檔，岑春煊其時亦收德款一百萬元，而孫、岑等後來所組之“軍政府”仍對德進入戰爭狀態（九月二十六日）。德國可說賠了夫人又折兵了。在廣州非常國會之議員共九十一人，中山以八十四票當選為大元帥。

當時中國海關為外人所控制，所收關稅悉用於對列強之賠款。如尚有餘，謂之“關余”，則為中國政府當道者爭奪之對象。孫中山既於一九一七年九月成立“軍政府”於廣州，對外自稱為中國之唯一合法政府，乃派“外長”向海關爭關余，然多為英人所拒。見韋著前書頁一八五～一八六。

見注。

孫中山先生無疑地是中國近百年史上最令人敬仰的政治領袖。為國為民，奮鬥終生，死而後已。筆者此篇所論。只是以行為與後果為著眼點，個人動機固不在討論之列也。中山自己說得好：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等到大家都爭着來“管”，而相爭之人又都是些勾心鬥角、私心自用的武人和政客。在這種風雲詭譎的政海波濤里，“正心誠意”的好好先生是絕對無份的。既是為著救國救民，也只好不擇手段了。所謂“小德出入可也”。孫公逝世后，他的老友梁啟超對他的評話就值得史家深思之。梁曰：“孫君是一位歷史上大人物，這是無論何人不能不公認的事業（實）。我對於他最佩服的：第一，是意志力堅強，經力（歷）多少風波，始終未嘗挫折。第二，是臨事機警，長於應變。尤其對群眾心理，最善觀察，最善利用。第三，是操守廉潔，最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亂弄錢，便弄錢也絕不為個人目的。孫君人

物的價值，就在這三件。我對孫君最不滿一件事是，“為目的而不揮手段”。在現代這種社會裏頭，不合（會）用手段的入，便悖於“適者生存”的原則；孫君不得已而出此，我們也有相當的原諒。但我以為孫君所以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敗者，亦未必不在此。我們很可惜的是孫君本來目的沒有實現的機會，他便死去了。”見《孫中山評論集》頁九三。可惜梁氏在孫公死後四年也去世了。他如活到今天，將人比人，恐怕又要與“昨日之我”挑戰了。

中國歷史上的領袖人物死後身被惡名的，除秦始皇、魏武帝（曹操）、隋煬帝等少數人之外，恐怕就是袁世凱了。袁氏於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暴斃之後，筆者不學，還未讀到過一篇甚或一句史家為袁氏辯冤之辭。只有顧維鈞先生於其回憶錄中說，袁氏初非大惡，只是知識不夠，為迷信及家人誤導而背叛民國。治史者作誅心之論，稱所謂“洪憲六君子”為幫凶，其實他們也可能有感於議會政治不能行於中國而發生失當的反動，其動機未必就是專為個人利祿打算也。

吾友郅玉汝教授曾對古德諾所謂“勸袁稱帝”這段公案有極深之探討，對古氏亦甚不諒。見郅玉汝講。載《中國近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七輯（台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一九七七）頁一二三～一六六。筆者亦嘗自美國國務院檔案中覓出古氏給袁氏之保陳原件。讀之深覺古氏被“帝制派”所栽贓。古氏之原意是：一、當時中國實行的是南美洲式的寡頭政治；二、承繼式的寡頭政治至少較非承繼式的寡頭政治為佳（未及帝制也）；三、當時中國尚不能民選代表，民意代表以政府遴選為佳，亦即國民黨當年的舊政協與今日大陸之政協方式也。當另論之。

正因同盟會時代這一階段政治運動的主題是“驅除韃虜”、“建立民國”，袁世凱既逼清帝退位，又表示擁護民國，因此主題完成，革命再無必要，勁頭頓失，乃造成“非袁不可”的形勢。也是當年國民黨內外所一致公認的形勢，包括中山自己，非張謇、嚴復等少數人之意也。（參見前引李劍農《政治史》上冊八、九講章）事實上，收拾那時的殘局，也只有袁有此安定力。中山連其黨內之紛亂也無法統馭，財政更臨絕境，遑論全國。甚至胡漢民都勸他讓位予袁。但是中山畢竟有個時散時合、新陳代謝的“革命黨”。這個革命黨的政策雖時在變動，而中山由於有百折不撓的個性，故始終保持了中國第一位革命家的地位。於是，在其黨內的地位與日俱增，權力與日俱大。等到“中國國民黨”在俄國布爾什維克支持之下改組時，他竟在黨內享有“最後決定權”。國民黨乃由一個普通政黨轉為一個獨裁的革命政黨。也就是胡適所說的“甲式政黨”和“乙式政黨”之別了。見楊承彬著《胡適的政治思想》（台北，商務，一九六七）頁一五二。中山由於其不屈不撓的精神，堅信其主義是救國救民的絕對真理，所以機緣一到，他便東山再起了。

據蔣永敬教授估計，辛亥前十次起義，各方捐款總數不過六十二萬港幣（約三十一萬美元）。而鄭憲教授之估計則更低於此數。吳相湘教授則說：“興中會時期，孫先生並沒有得到檀島或美洲地區洪門會員的資助。”（見《孫逸仙先生傅》上冊頁六四五）。又說：“革命黨在華僑社會的中下層階級中具有普遍深厚的基礎。上層華僑對革命的支持，則在辛亥革命成功之時。至外人對革命的援助，並不具重要性。”（同上，頁六四七。吳的話是根據張玉法教授等之研究報告，張現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吳之綜合報告，見上引孫傳第二篇第十七章。）

中山對幫會時有微辭，但指名批評金山致公總堂則為（一九一一年）七月十八日致鄧澤如書。信中有一段說：“金山致公總堂雖系洪門，以反清復明席宗旨，然向多老朽頑固，向無進取之氣。故嘗與吾黨少年勇進之輩，積不相寧，數月之前猶大反對同盟會之籌款”云云，見鄧澤如珍藏《孫中山先生二十年手札》原跡影印本（一九二七年一月廣州述志公司影印）。共四卷，此影印函見首卷。

參見上引陶菊隱著前書及拙著《李宗仁回憶錄》第三、四兩編。

孫中山和陳炯明之間的矛盾，系孫主張參加北洋軍閥的混戰而率師“北伐”。陳則主張暫在兩廣“保境息民”之俊再圖大舉。見李劍農一前書下冊頁五六五～五七四，並參閱康白石著《陳炯明傳》（九龍，文藝書屋，一九七八）聯省自治章。康白石為筆者一老友之化名。胡適由於同情陳氏模範省之主張，在北方撰文呼應。稱陳之叛孫為“革命”而引起擁孫派之大不滿。散見《努力通報》；亦親聞於胡適自述。

終中山之世。廣東甚或廣州尚為孫氏自己招徠之“客單”所盤踞。客軍將領橫徵暴斂，從不受孫之約束，孫對之亦無可如何，並見注。

據陶菊隱言，孫公認為反桂之炮聲一響，省內粵軍便會蜂起驅逐桂系軍閥。孰知粵軍及民團竟無應者。見上引陶書第四冊頁六七～七零。又見《孫逸仙先生傳》下冊頁一三二零轉引邵元沖文。

此節筆者所論只是“行為”而未及“動機”。作“誅心之論”，現代史家若依心述事，則自當別論也。

在中國傳統政治中，“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往往是諸侯數十人，然後強凌弱，眾暴寡，諸侯漸次減少，終至定於一尊，這是傳統的“分久必合”的程序。此一程序在現代史上更形複雜，因素增多，然大致未脫舊套。

“以俄為師”之孫公名言，首見於一九二四年十月九日致蔣中正函，影印手跡見劉大年主編《孫中山書信手跡選》（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月）頁一九三～一九四。其實，孫公於民初尚明言“余乃極端之社會黨，甚欲采亨理?佐治（或譯亨利?喬治）氏之主義施行於中國……。”（見《國父全集》第三冊；吳著孫傳頁一零五七）亨利?喬治是議會政制下的社會改革家也。孫公捨棄喬治而服膺列寧，實是“二次革命”之後，彼之思想進入另一階段，已與“列寧主義”暗合之故。一旦發現列寧，乃盡棄喬治而學焉。吳稚暉論孫文有言曰：“孫文從不記人過……能說海闊天空的大話；他有勤快、寡怨、服善三長。他惟些三長，就些三長，把他裝扮成一個首領。比檀香木雕著的木頭首領自勝……。”見吳致陳炯明書，引於《陣炯明傳》頁七零～七四。事實上，列寧亦有些三長，尤其是勤快。余讀《列寧傳》，便覺二人有極相似之處。二人在學時，同為聰穎兒童，一班之首。流亡期中，同入“大英博物館”自習。只是列寧對“一黨專政”、“個人獨裁”悟道較早。孫氏誤於林肯與喬冶，致被個人獨裁的袁世凱所通緝，於是始大徹大悟，不顧所有老同志之反對而搞其個人獨裁的“中華革命黨”來。列寧當年亦嘗不頭諸老同志之反對而獨行其是。或問列寧黨內政敵，何以全黨不敵一人？該人答曰：“因為全黨中再沒第二人，一天二十四小時，啥事不幹，專搞革命嘛！”孫中山也正是這樣的，一天二十四小時，數十年如一日，鍥而不捨，金石可鏤，專搞革命，不死不休，終於擊敗所有政敵，成為“國父”。關於上述列寧故事，參閱英文《列寧傳》（DavidShubLENIN,London,NewYork&TorontorTheNewEnglishLibrary,1948,p66）。

當中共紅軍尚在“蘇區”與白軍作戰時期，毛澤東曾對蔣介石一手組成的“強大的中央軍”，甚為羨慕，他自己也想組成一支強大的紅軍，故有此戲語；然後期《選集》中，此話則被刪除，但是有深度的中共黨史家，當能記憶及之，甚或一索得之。

此處評蔣之言，余聞之於一位國民黨中常委，可能這也是國民黨高幹們的共同意見。列寧如以中國傳統哲學規範之，或可稱之為“法家”；蔣在一九二七年之後或可概括之曰“陽儒陰法”，也就變成該中常委所形容的政治領袖了。

筆者曾參用中西史料檔案，就此一公案於一九五二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撰一英文“碩士論文”（凡十八章，共二七零頁）以詳辨析之。

見中華革命黨總理“誓詞”各影印本。

見注。

“毛澤東思想”無論在思想上、在方法上均為“列寧主義”的延伸。西方學者每以把馬、列主養引入農村為毛氏之貢獻，其實工、農同列，列寧實首倡之也。

讀者之中。或有入認為筆者此言是對“國父”有點“諷之也”之嫌。其實“孫文學說”和任何學說一樣。除卻一部分有實踐價值的真理之外，都是空洞的假設。偉大的空話自孔丘、蘇格拉底之後多的是哩！豈只中山。吳稚暉不也說：“孫文能說海陶天空的大話。”中山好友之言，自是可信之評。

“以俄為師”在中國現代化歷史上是偶極重要的主題。這一主題在八零年代已完全失去意鞋。今日中國之開放政策帶動蘇聯及所有社會主義集團的國家“以華為師”，後來群起開放變法，便是明證。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初稿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補訂於北美洲

原載於《孫中山和他的時代——孫中山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中國孫中山研究學會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一九八九年），中冊，頁一三四八～一三七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