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捲入三大危機?一項運動

我們的大清帝國，在中日“甲午戰爭”（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之後，還苟延殘喘了十六年（一八九六～一九一一）。在這十六年中，他老人家再次經歷了山崩地塌的三大危機，和一項轟轟烈烈的救亡運動。這三大危機是：

戊戌變法（一八九八）

庚子拳亂（一九零零～一九零一）

辛亥革命（一九一一～一九一二）

穿插在此三大危機之間，有一項起起伏伏的救亡運動。這項救亡運動，始自公卿大夫、知識分子所推動的“自強運動”和“維新運動”或“變法運動”。到拳亂之後，再次落實為朝野一致認可的“立憲運動”（一九零二～一九一一）。吾友張朋園教授，便是今日專攻這一運動的，海內外第一號大專家。

4.1 戊戌變法註定失敗

關於這三大危機，筆者曾自個人零碎的英文講稿回譯改寫，斷斷續續的寫了十餘萬字。承紹唐先生不棄，幾乎全部在《傳記文學》中連續刊出。筆者是個中國農村出來的山野村夫，習慣於莊子所說的“曳尾泥中”的任性自由的生活，對廟堂文學沒有興趣。因此試論上述三大危機，則拙著可能與嚴肅朋友們的學報史學，略有出入。但是性相近，習相遠，每個治史者，都有他自己個別的看法。司馬遷所請成一家之言，而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也。對知我罪我者，就一言難盡了。

就說“戊戌變法”吧！我的史學界的朋友們，一般對它都有正面的肯定。我就認為從歷史上看，尤其是悄立於巫山十二峰之巔，俯看滾滾洪流的“歷史三峽”，不論是從宏觀認知，或微觀探索，戊戌變法都是註定要失敗的——只是那時推動變法的英雄們，從光緒皇帝到康、梁，到六君子，人在此山中，看不見罷了。但是史學工作者（且用個時髦名詞），於一百年之後回看全局，就很清楚了。——朋友，一百年來，我們敬愛的政治領袖們：孫、袁、蔣、毛、鄧、江、李（李光耀、李登輝、李鵬），不是夙夜匪懈的都在大搞其“變法改制”嗎？今日李光耀、李登輝，這二李變得最有成效。不幸他二人都只有個“迷你”王朝。——辛亥革命時，江亢虎要搞“社會主義”，孫文大總統對他說，將來把崇明島划給你，你先到崇明島上，去實驗實驗再說。孫文總統幹不成了：江亢虎也就失去他那個“社會主義實驗島”了。後來毛澤東的毛病，便是他應該先到祟明島上去試試他的人民公社。如此則兩千五百萬（一說四千萬到六千萬）貧下中農就不會餓死了。

“二李”現在兩個小島上的實驗，都是“奇迹”似的大為成功！雖然小李還在取笑大李不懂孔孟之道，搞的什麼鳥“父權”。——其實光耀、登輝都是老子的好後代、佳子弟。伏龍鳳雛，得一可以安天下！但是要把二李之道推行於此他們統治區要大上一千倍、一萬倍的大陸，不才估計，至少還要四十年始有可能。不搞西安事變，不生意外，到二零四零年，我們歷史上“第二次文化大轉型”，大致就要完成了。歷史走出三峽，國泰民安。我們就可霸霸庄，搞搞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了。

以上所說是從“宏觀”立論。——我們變法改制，至少要搞一百五十年，才可略見瑞倪。光緒爺“載湉小丑”（吳稚暉語）算老幾？！他要聽康有為的話，畢“百年”之功於“百日”（所謂“百日維新”），豈非荒唐哉，笑話哉？不待智者便知其不可能也。

我們不妨再以“微觀”史學的法則，去探索探索康有為、康老大、康主席，這個“國之將亡必有，老而不死是為”的通天教主，毛澤東之前的最自信、最誇大、最獨裁的“今文學”死胡同中的“教條主義者”。筆者對康聖人所論已多，下再重複（見拙作《解剖康有為》，及其它相關各篇）。至於我的兩位最好的朋友黃彰健院士（大學同班）和汪榮祖教授（小同鄉），有關康氏的越洋筆戰——考據康有為遺著的章句之爭——我就認為是一種《水經注》之學，是文人行有餘力的奢侈品，是非之間與“變法”無直接關係也。

記得一次深夜恭聆胡老師說、及《水經注》中各項考證，就歸而感嘆：國破家亡若此，大才槃槃的思想家胡適，還在草廬之中品琴棋書畫；渺小若余，亦不忍為之。作詩自律因有“不共胡郎辨爾吾”之句。

總之，吾讀康聖人之書，宏觀上他必然失敗，固無論矣；在微觀上他也非管（仲）、蕭（何）、諸葛之流，康是斯大林、毛澤東一流的英雄人物。康子如得志，中國近代史上至多就多出了一個“毛主席”而已。誤盡蒼生則有餘，其它就不足多論矣。

在他的變法運動已至最緊張階段，眼看西后即將回宮，廢立便在目前，光緒自覺“朕位不保”之時，據大陸最近發現之史料及康氏自述，他們的確是擬有計劃。要搞宮廷政變；囚殺西后，擁光緒獨裁，變法改制。但是這幾位縛雞無力的知識分子，如何能搞“苦撻打”呢？（用句今日台灣俚語）他就卯上袁世凱了。——須知變法者，和平政改也。如今和平政改不成，而改采軍事政變，苦撻打、宏大，那就化“變法”為“革命”了。如此則康有為就不是康有為了；康有為就是孫文了。

不搞“和平變法”，改搞“軍事革命”；把“戊戌”改成“辛亥”何傷哉？——可是辛亥革命是先有個“武昌起義”。既起義矣，那窩小革命騎虎難下，不得已才找個“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但卻在英國留過學的清軍協統黎元洪來當頭頭，領導造反。

讀者知否？造反在滿清刑法中，犯的是大辟，大辟是十惡之首，犯者誅三族，本身凌遲處死（紅衛兵小將叫做“一身剮”）。——這個大辟之罪呀。在蔣、毛二公時代，都叫做“反革命”。從汪壽華（一九二七年上海工運領袖）、鄧演達開始到王實味、高崗、饒漱石、劉少奇、林彪，國共兩黨所殺的“反革命”加起來，至少一千萬人！不是危言聳聽吧！現在“反革命罪”改叫“頤覆政府罪”——恩高德厚，“一身剮”、“寸磔”不搞了。但是犯了“顛覆政府罪”，日子還是不好受呢！

黎元洪這個“黎菩薩”（元洪的諢號），在甲午戰爭時泅水逃生，幾乎為國捐軀。現在長得胖嘟嘟，官運看好，他原不要“顛覆政府”嘛！不幸如今落入造反派之手。哼，你如來帶頭造反，大家同生共死。成則為王，敗則流亡。失敗了，也不會搞個“一身剮”。你要不答應呀！哼。人頭落地再說。——元洪思前想後，據說長吁短嘆，淚流滿面，最後凄然同意（不是“欣然同意”），才參加革命的。

好了，戊戌變法時，譚嗣同一夥搞不下去了。他們卯上了袁世凱，也叫袁世凱做辛亥時的黎元洪，來領導搞軍事政變。把頑固的葉赫那拉老太婆抓起來，甚或殺掉。最近史料顯示，他們是預備把老太婆殺掉的……。詳情筆者曾有深入的記述，此處不必再提了。

總之，當譚嗣同於九月十六日夜訪袁世凱，把這項政變密謀向袁泄露時，袁氏後來回憶說，他那時傾聽之下，直被嚇得“魂飛天外”。——我想這“魂飛天外”，可能是事實。不特袁也，那時朝中任何大臣，在此一情況之下，都會“魂飛天外”的。

4.2 抓太后，不可能；囚皇帝，一句話

袁世凱在突然間的“魂飛天外”的精神反應之後，這位現代曹操的理智的抉擇又如何呢？歷史家不是他“肚裏的蛔蟲”，不應亂猜。但是客觀形勢卻明顯的擺在那地方，不容置疑。上節所談，從宏觀史學着眼，戊戌變法斷無成功之可能。這一點，袁世凱看不到。那是百年後歷史家的結論。當年袁是“身在此山中”，識不及此。可是袁是位務實派的官僚，他所見的是近在眼前的政治現實——他要根據這個鐵的現實，來決定他的政治行為。——y袁是老謀深算的張作霖；不是那躁急衝動的張學良。

那時的鐵的現實是什麼呢？

一言以蔽之，則是西太后要把光緒皇帝囚起來，只需動動嘴，一句話。

光緒皇帝和他幾位“近臣”——四個年輕的“四品章京”（魏京生、王丹、吾爾開希、柴玲），和那志大言誇，沒有一天行政經驗的教條主義者的康聖人（五品小官），想勾通一個師長，到頤和園去搞個西安事變，絕無此可能！這一鐵的事實，那是這位目光如電的袁師長，看得清清楚楚的（袁世凱那時的實際官銜是直隸按察使，從二品）。

毋煩師長操心，我們搞歷史的越俎代庖，來替他扳扳手指。——袁有精兵七千人，駐於天津塘沽之間的小站。他如接受光緒的“衣帶詔”（並不存在），起兵勤王，他首先就要在天津搞個“西安事變”，把頂頭上司榮祿殺掉。榮祿是好殺的？這一點袁世凱就做不到。

縱使做到了，袁還要發個，帶兵打向北京。北京又是好打的？那時統率武街前軍的聶士成、武衛后軍的董福祥都是悍將，打洋人不足；打內戰有餘。袁世凱有把握能消滅他們？縱使能消減他們，也保不了光緒。光緒爺如人頭落地，還有啥“王”可以勤的呢？——這些都是鐵的事實，毋煩一百年前的“袁學良”，和一百年後的歷史家代為分析也。可嘆的是譚嗣同，這位愛國如救火的譚王丹，病急亂求醫，飢不擇食地，去找一個素昧平生的袁世凱去做張學良，哪能做得到呢？

後世史家為此曾痛罵老袁。罵他背叛變法，破壞變法，罵得牙痒痒的。其實老袁只是兵練得好，被維新派改革家“卯”上了，而愛莫能助罷了。——從頭到尾，他是被動的，是被卷進去的。這話沒什麼不公道吧！

以上還是從“帝黨”方面看。我們不妨再略窺“后黨”。

在近百餘年來我國的“政制轉型史”中，我們經歷過四大獨裁領袖，一女三男。功過是不易說的，因為治史者對這個抽象問題，難免各有所偏。抽象問題是拿不出標準的。可是若論統治技巧和政治藝術等具體的表現，恕我斗膽一評，實在是三男（袁世凱、蔣中正、毛澤東）不如一女（慈禧太後葉赫那拉氏）。

若論統治的時間之長，版圖之廣，憂患之多，一女都勝過三男。西后統治中國先後四十八年（一八六一～一九零八），疆土包括外蒙古和唐努烏粱海。她所敉平的內憂有長毛、捻軍、回亂，和數不盡的地方騷亂。她所抵禦的外族入侵多至十一個帝國主義。首都兩度陷敵，瓜分迫於眉睫。她所統治的年代也正是東西帝國主義對殖民地掠奪的巔峰。這都是其後三位男獨裁者所不可比擬的。

可是儘管如此，西后的中心領導地位，一直篤篤定定，末動搖絲毫。她的統治是真正的五族一統。四海之內，莫非後土；率土之濱。莫非后民。她沒有黨派；不搞特務。在全國臣屬之中，量材器使，向不搞（蔣、毛二公最擅長的）“拉一派、打一派”。她沒個什麼政校、幹校和人民大學，而中央、地方人才鼎盛（所謂中興名臣），實為國、共二黨所未嘗有，而治下巨工，不論賢愚和不同族群，對她都鞠躬盡瘁，唯命是聽。吾人須知，所謂“湘軍”、“淮軍”，實質皆是地方軍閥的胚子。然歷西后四十年之統治，未聞割據自雄，稱王稱霸也。她毋需楊永泰來為其“削藩”，更沒個林彪要飛往溫都爾汗。若論私生活，較之前朝的“臟唐臭漢”，西后算是宮闈中的修女了。比諸后朝，亦不像毛公之欲蓋彌彰也。——當然慈禧也是個心際狹小，生活侈靡，而個性狠毒，睚眥必報的潑辣女人。她具備着一般大獨裁者和小后妃好虐善妒的一切短處。因此她對她自身安全與權力之掌握可以說纖介不遺；對她兩個兒皇帝（同治、光緒）之管制，也是徹底的高壓。光緒自四歲入宮始，每聆太后訓誨，輒至跪地戰慄。宮廷生活三十年，身邊直無一個貼身太監。太后要囚禁皇帝，一句話足矣；毋煩二話也。在此情況下，若說光緒有弒母密謀，實是笑話。譚、康諸氏縱有刺太后之心，是蚍蜉撼樹，不知彼不知己也。

話說回頭。袁世凱對這情況，卻了如指掌，他怎能糊塗到與譚嗣同作一夕之談，就參加他們的幻想政變呢？他改變不了當時那個鐵定的局面，而這一局面發展到六君子被殺、變法流產。若要把這出悲劇怪到老袁頭上去，縱以春秋之筆，責備賢者，亦稍嫌過分也。

4.3 拳亂中的樞紐

袁世凱既以此支新軍被捲入“戊戌變法”；又因此支新軍再被捲入另一危機的“義和團之亂”，那就更是順理成章的了。

關於“義和團與八國聯軍的是是非非”，筆者曾以近十萬言的長篇，才略述梗概。今再試述袁世凱被捲入這場是非，更是一言難盡。義和拳這個邪門宗教，若說它複雜，則無法說得完。若說它簡單，那就再簡單不過——它是全人類共有的現象。在平時它只是個燒香拜神，求財求子的邪門宗教而已。在亂世，那它就是作亂者的淵藪——顛覆政府的大本營，反革命或革命起義的老巢（看你各取所需的不同解釋）。我國史上赤眉、黃巾、白蓮教、拜上帝會、一貫道、紅槍會、同善社……，都是這一類的邪門宗教。高度科學化的美國，近年幾乎每年都有，嚴重的弄到“人民廟”內，八百老幼集體自殺。今年（一九九六）還有個“自由人”（freemen）在鬧事。克林頓總統怕他們又要集體自殺，只好圍而不剿，軟圍三個月。在筆者這次訪台前夕。閱報始知那最後一個自由小爺，總算投降了。朋友你說古怪嗎，據說克林頓的老婆希拉里也“通靈”呢！她要生在我們的義和團時代，她也是“刀槍不入”的女“拳民”呢！有啥奇怪。

這個土生土長的義和拳的“拳民”呀，在清朝末年就往往與那些洋傳教士所組織的“教民”，發生衝突。洋教士出頭保護教民，拳民不服，恨屋及烏，揍了洋人，甚或殺了洋人，那就變成不得了的“教案”了。教案鬧人中國官府，中國官不敢開罪洋人，就拿捆殺拳民來消洋災。拳民不敢抗官，益發拿仇殺洋人來報復，這一來，教案就沒完沒了了。而教案又以出“響馬”出名的山東為最；而山東又有個新帝國主義的德國正在找碴兒，以便借口佔領膠州灣，火上加油，山東就全省大亂了。

大亂如何得了，清政府乃於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把個以殺人出名的大屠夫旗人毓賢升任山東巡撫。毓賢以前作曹州知府時，有一任三個月，殺死一千五百人的驚人紀錄。如今升任巡撫，那就更可大開殺戒。但是山東老鄉有腦袋二千五百萬顆，哪裏砍得完呢？砍多了，巡撫大人也多少心有不平。毓秀才做官是從知縣知府做起的親民之官嘛！他深知教民拳民相互仇殺之間，拳民也是“皇民”嘛，犯了教案，為了安撫洋人，為何專殺拳民呢，依附洋人的教民，“吃教飯”（洋人叫RiceChristians）為非作歹的多着呢！他這念頭一轉，新花樣就出現了。他決定對義和拳的政策，改殺為撫。索性把一“團”一“團”的拳民，編成“民團”。因而他乃通令把義和“拳”，改為義和“團”，併發下“毓”字大旗，把全省地上地下的黑白社會，通統編成由政府認可的“義和團”。——毓巡撫這一決定雖然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卻弄得全省哄然。他自己也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朝廷得報也認為他是個“治世之能臣”，慰勉有加。這一來，毓大人一不做二不休，乃通令全省，以後凡洋人有所要求，“一概當作『耳邊風』！”“團民”得令，自然更是搖旗吶喊，在毓大人領導之下，正式叫出“扶清滅洋”的口號。一呼百應，全省鼎沸。

【附註】這在我們搞“行為科學”的範疇之內，便叫做“意念決定行為”。毓賢巡撫這一意念，就決定了他治理山東省的政治行為和政策了。

但是洋人又豈是好惹的呢，想當年道光爺、咸豐爺，最初不也是“耳邊風”他一下，等到圓明園着了火，驕傲的小皇帝帶着小老婆懿貴妃（慈禧），抱頭鼠竄而去之時，才叫小六子（恭親王奕欣）不惜一切代價聽從洋人。筆者曾撰有專書論之，此處便不能詳談了。

總之，毓賢這個土秀才，不知大清帝國此時已在瓜分邊緣（洋人叫做Cuttingthechinesemelon），列強對華正作分贓競賽（battleofconcessions），中國佬只能“拉一派、打一派”，以夷制夷，哪能把所有洋人一鍋煮，小不忍而亂大謀呢？果然洋人在山東無奈他何，一紙抗議到北京，毓大人就丟官了。——毓賢被調往山西，他的山東遺缺就由袁世凱遞補了。

袁世凱於一八九九年冬率領了他那支已超過萬人的武衛右軍，前往濟南接事。——這時山東遍地都是義和團，袁世凱來此怎麼辦？朝廷給他的訓令，為著應付洋人，顯然是“陽剿陰撫”。但是根據大陸近年在山東各縣所搜集的地方檔案文獻，袁的政策卻是個相反的“陽撫陰剿”。他顯然指使他的胞兄營官袁世敦和部將張勳（就是後來搞“復辟”的那個張勳，此時對袁自稱“標下勛”），把山東各地的“假義和團”，殺得血腥遍地，人頭亂滾。——真義和團敵他不過，乃紛紛北竄直隸（今河北省），最後被領入北京，鬧起紅衛兵來，就不可收拾了。筆者曾草有數萬言長文詳敘之。讀者亮明，尚懇不另麈教也。

袁世凱為什麼要和義和團過不去呢？

第一，他是個洋務派官僚，對華洋兩造都知彼知己。他知道洋人在華（包括傳教士），是急則合，緩則分。你要搞以夷制夷，只能分而制之。搞義和團是促使諸洋大聯合，為淵驅魚，搞不得也。

第二，他也是傳統官僚，對草芥小民的黑社會、土迷信，一向也認為是盜賊淵藪，必要時他也未始不可作袁屠夫，一殺了事。連國故學大師曾國藩不都是有名的“曾剃頭”嗎？何況職業軍人袁老四乎？他們那個時期還沒有什麼“社會問題”這一概念。他們只知道強盜土匪就是壞人，就該剿滅。偶爾雖可招撫以勸善懲惡，但是像毓賢那樣大規模的招撫，只能更增加麻煩。盜賊土匪很多都是饑寒貧民鋌而走險的，毓大人把他招撫了，並未能解決他們的衣食問題。當了兵還要靠搶劫過活，那就官匪不分了，這在傳統官僚看來成何體統？所以他就力主剿滅了。當然剿滅也解決不了吾人今日才了解的所謂“社會問題”。但是剿滅總是合乎三千年傳統的老香火。——談什麼解決社會問題，那就把十九世紀錯當成二十世紀了。

有的歷史家硬把袁之驅逐義和團，說成取媚於帝國主義，那多少也是逞口舌之快了。

總之，袁在山東可說把義和團趕得十分徹底。等到庚子之夏，拳民把北京、天津、涿州、保定鬧得天翻地覆之時，義和團發源地的山東省，反而一片清凈，匕鬯不驚，山東老鄉對袁巡撫倒頗為感戴呢！等到義和團小將挖了鐵路，拆了電線，圍了使館，北京與外界交通完全斷絕，洋公使生死莫卜，倫敦《泰晤士報》已刊出英國駐華公使的“訃文”（obituary）時，袁世凱的濟南府忽然變成世界矚目的交通樞紐了。——原來那時身在軍機處的榮祿，表面上雖在指揮“武衛”各軍，尤其後衛“甘軍”攻打使館，實際他早已裏通外國——他一面不斷以軍火、食糧、蔬菜、瓜果接濟在使館被困之洋人和“二毛子”；另一面又利用傳統驛馬的日行“八百里加急”，與濟南府的袁世凱信息不斷。

通過這個交通樞紐，不但使世界列強確知他們駐北京的公使們（除掉德國公使）和夫人們，平安無恙的真消息；也使世界媒體遍傳，中國太后和皇帝“被拳匪劫持”，中國皇帝對世界十一國列強的是“矯詔”，是“偽造”等等的假消息，使洋人信以為真。

它不但傳達了太后懿旨，重任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享有對十一國列強議和之全權；它也提供了情報與設施，讓李全權有足夠資本去搞其對十一列強“挑撥離間”之詭計，終使老美一國能與其駐北京公使“密碼通訊”，以美製歐、制日；把大清從“交戰國”變為“受害國”，賠款而不割地。使十二國（包括中國）以國際條約（非“和約”）互制，在中國有“均勢”（balanceofpower）而免“瓜分”（partitionofChina）。

4.4 囚公使，作人質

筆者在前撰有關庚子聯軍諸篇曾點明，西太后並不那麼胡塗。她分明知道中國與列強之一的英、法、日對壘，尚且一敗塗地。庚子之役，她如何胡塗到對十一國列強“同時宣戰”呢？

回答這一問題，不能從心理學出發，說她歇斯底里什麼的。——這個老太婆，的確是個潑婦，但是她也頭腦細密，拿得起，放得下。她“放潑”的對象只是滿漢臣工。因為她當國四十年，對兒皇帝和滿漢臣工的掌握，她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的。你碰了她的脾氣，她就潑你一下，看你怎樣？任憑你是怎樣的齊天大聖，諒你也跳不出老佛爺的手掌心的。

可是這老太婆不通夷務。洋人在圓明園一把火把她嚇慘了。她對操縱洋人毫無把握；對洋人的喜怒哀樂、外交方針、政治行為也毫無所知，因此她最怕洋人，絕不敢對洋人“放潑”。但是她這次為什麼忽然對十一國宣戰呢？那也不是在死到臨頭，捨命和洋人一拼；更不是相信義和團的法術可以“扶清滅洋”——她根本不相信那一套。在她對十一國宣戰前夕，她還要勒令解散義和團呢！

但是老太婆為何突然對十一國宣戰呢？

答曰：那是受一樁“假情報”刺激的結果。在一九零零年六月十六日，西后在一項討論和戰大計的六部、九卿、軍機、總署、諸王、貝勒同時出席的“御前會議”里，還力主召回李鴻章和袁世凱，主持對列強和談；並令剛毅和董福祥，共同開導義和團，“勒令解散”。誰知當天夜裏榮祿收到一宗假情報，說十一國公使已共同決定“勒令皇太后歸政”。這一記莫須有的情報把老太婆嚇得魂飛天外。

這是西后最怕的一着，如今競變成事實。因此在翌晨（六月十七日）的第二次御前會議里，西後方寸大亂，直至語無倫次。那效忠西后最激烈的親貴二十餘人，竟相擁哭成一片。

這一哭一鬧，乃把二十四小時之前的決議，全部推翻。——接着便是德國公使被槍殺（六月二十日），主和五大臣被砍頭，六月二十一日她就以兒皇帝之名和英、美、法、德、意、日、俄、西、荷、奧匈十一國同時宣戰了。

那位後來也在中國“當差”的費正清的英籍老師摩爾斯，面對西后此一轉變，也覺不可解，他說：

太后一向作事都是留有退路的，只有這一次，她這個政治家只剩個女人家了。

其實摩老師有所不知。老太后這次誤信了一記假情報，自覺死到臨頭，已無“退路”可走了。她倒不是“政治家只剩個女人家”，而是這個女政治家想學學中國古代男縱橫家——經過數天的考慮之後，顯然的她是把這十一國的駐華公使和代辦們扣起來作“人質”（hostage），然後以義和團小將為替罪羔羊和借口（這和毛澤東利用紅衛兵小將如出一轍），“綁票勒贖”，迫令各該國政府改變對她老人家（勒令歸政）的既定政策。

義和團之亂鬧成八國聯軍，其“畫龍點睛”之筆，便是這記不知誰人偽造的假情報！——這也是一個獨裁者（其後包括孫、袁、蔣、毛、鄧）在“一念之間”所決定的“政治行為”，完全發諸“偶然”的政治行為，影響國脈民命，“一言喪邦”最明顯的例證之一。這也證明，個人或一黨專政的政體，不能適應現代文明的意蒂牢結的實驗報告。

【附註】蔣介石決定犧牲外蒙時，連他最親近的機要主任陳佈雷，和他的小舅子宋子文都不知道，所以宋拒絕簽字，而以一個專心想做外長的王世傑去作替罪羔羊。蔣之決定對日放棄賠款，也完全出於一個人的決定，可能連他老婆都不知道，所以後來杜聿明罵他為“獨夫”。以一個人的簡單幻想去敵一黨（中共）兩國（美、蘇），他怎能不失敗呢？他（她）一失敗，四萬萬人跟着遭殃。毛就更糟了。他恨彭德懷於一念之間，破壞了連赫魯曉夫都十分忌爐的“二五計劃”，終於餓死農民數千萬。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再恨劉少奇於一念之間。他原想搞個六個月的紅衛兵運動把劉搞下去就結束，誰知又一搞十年，死人億萬。——毛曾一再說過，文化大革命只搞六個月。誰知縱是毛澤東耍久了，狐狸尾巴也有暴露之時，六個月就變成十年了。同胞們，我們如今也受夠了吧！言之可嘆。

老太后出了岔，那是她千不該、萬不該，把李鴻章下放廣州。李如仍在北京，也參加了御前會議，派個人去問問赫德，或直接去問問各公使，哪會上“蔣干偷書”這個大當呢？無奈李被排擠而去，剩下了一些無知而好權的土高幹，碰到這一情況，就只好“相擁哭成一團”了。他們那時沒有“飛彈”。如有飛彈，他們不亂放一通才怪呢！——就這方面來說，那位讀破《通鑒》的毛老大，就比葉赫老太婆高明。毛把他的“李鴻章”（周恩來）侮辱得不成個人形，但是就不下放他去廣州當代理書記（李鴻章是“署理”）。再委屈，你得待在北京。義和團攻打使館時，你得替我分析情報！周恩來也乖，比李鴻章更乖。李老頭還倚老賣老，私下大逆不道，有時還把老太后和小皇帝說成什麼“婦人孺子”。這老婦人（武則天！）倒頗有度量。讒言、特務雖然報告了，她也不生氣。她的原則是，只要你對老娘忠心耿耿，不搞行動反對我（雷震坐牢就是要搞“行動”的結果），你老混帳，狗嘴不長象牙，講點髒話，老娘不在乎。——周恩來就不同了。他做了一輩子小媳婦，絕不敢說半句“髒話”。他把個尼克遜、季辛吉，玩弄於股掌之上，倒頭來還“遵循偉大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筆者早在一九七二年，就尾隨尼大總統之後，回大陸探母，頗受禮遇。從上海、安徽到北京，真把這十四個字，聽了好幾百遍。老實說，作為一個倒霉的歷史家，聽了心頭直是嘀咕，還是我們合肥那個倚老賣老的“漢奸李二先生”，比周恩來那個小媳婦更有“宰相之風”！當然毛的器度，也比不上那兩個遠甚鬚眉的臭老太婆。——毛好裝腔作勢，反而不如兩位老太太，有“英雄（雌）本色”。

閑話扯多了，再回頭聊聊老太后。當原本電報抵達西安時，據說老太后欣喜不盡，因為洋人這次，一不要她“歸政”（這是她最怕的）；二不要她“割地”（她雖不在乎，究竟窩囊）。賠點小錢，在這位一擲百萬的老姨太，那才不在乎呢！錢反正不是她的。哪兒籌來，反正是李鴻章的事。在老太后看來，鴻章和戎之才，真是古今無雙。鴻章之功，保國衛主，也真是遮天蓋地。老李雖然為她累死了，死了也要封侯——把“肅毅伯”晉封“肅毅侯”。

鴻章遺札保薦袁世凱自代。老太后追念老臣，愛屋及烏二貝世凱便以四十二歲的壯年，繼世界馳名的“李鴻章”之後，就做了大清帝國的“宰相”了。

4.5 袁世凱的變法改制

慈禧老太后吃一塹、長一智，通過這次驚險的逃亡，她氣焰也低了，私慾也少了；年紀也大了，把握也小了。自此軍政大事，也不敢亂作主張，唯宰相是賴。她信得過李鴻章，也就信得過李所保薦的接班人袁世凱。

袁世凱根據他晚年的所作所為，公正而深入的歷史家，也無法否定他是“亂世之奸雄”。但是通觀他一生在內政、外交、軍事、經濟各方面的領導才能，讀史者也不能否定他是“治世之能臣”。把清末民初所有的高層風雲人物，若論將相之“才”來排排隊，我個人就覺得，諸公幾乎無出其右者。李鴻章、周恩來一一人或可相擬，甚或過之。但李、周二人失之太君子。尤其是周恩來，簡直失之軟弱。輔助阿斗，周可為諸葛亮；屈居毛下，有時就助紂為虐了。試看他連個孤雛義女孫維世，被奸被殺，都不敢置一辭，這個宰相也就很難比諸“古大臣”了。暴君之作惡，亦宰相愔弱之過也。李鴻章這個翰林，也不夠“跋扈”，不夠“流氓氣”。吃他們那行飯的，要推動工作，駕馭同官上下的大小流氓，就不能像胡適那樣地畏首畏尾、臉皮薄、心腸軟的白面書生了。——袁世凱在這方面比李、周二人強多了，因此他也就失之在太跋扈；失之在手硬心狠，沒有高知氣息，為士林所鄙。如今數十年了，恩怨早斷，袁公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仍難平反，其原因亦在此。有其長，必有其短。令人嘆息。

但是袁某畢竟是近代中國數一數二的治世能臣，得君甚專。所以他從一九零一年冬，至一九零七年秋，幹了六整年集軍政大權於一身的大清帝國的實際的“宰相”（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興利除弊，變法維新，也做了不少建樹。只因為那是“袁世凱”做的，在歷史上就略嫌灰黯了。——在這六年中，袁是盡量自我貶抑，捧滿族親貴出頭，自居其下。無奈這些親貴太顢頇，而袁自己又要做事，無法不露鋒芒也。西太后老人家對他是信之、任之、寵之，但這老寡婦也知道，她在做小寡婦時，她的政權是以殺“權相”肅順起家的。如今她自己也行將就木了，而眼見另一漢族“權相”袁世凱，聲望日隆。為下任孫皇帝阿鬥着想，她就先要除此“肅順”，以後才能瞑目，因此經過一番佈置，便把袁某“踢上層樓”——由有實權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於光緒三十三年（一九零七）、慈禧與光緒死前一年，七月二十七日（陽曆九月四日）調升有職無權的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這一調，袁相國在他的“二五計畫”（且借用一個五十年後的名詞）中的許多項目，也都適可而止，甚或乾脆泡湯了。

事實上袁世凱在他為相六年之中所推動的各項建樹，也可說是“袁世凱的變法改制”吧！每一項（如廢科舉、興學校）都可寫一本博士論文。吾人也不妨三言兩語，點到為止，也算是項紀錄吧！

第一是軍事。袁以其完整的“武衛右軍”為基礎，逐漸練出一支精銳的、現代化的國防陸軍。有名的“北洋六鎮”（每鎮六千人，約合今之一師），和與這支國防軍有關的各項設施，諸如“保定軍官學堂”、“軍械學堂”、“軍醫學堂”、“經理學堂”、“馬醫學堂”等等，都是袁氏一手創辦的。袁更擬訂全國徵兵方案，並由朝廷飭令各省興辦陸軍小學，依次遞升至陸軍大學。他的最高目標是為大清帝國練出三十六鎮現代化的“常備軍”。

【附註】抗戰前夕，國府軍委會曾着手編練三十六個“整編師”。數目可能是不謀而合；也可能是以袁的老方案為張本的。

三十六鎮的計劃，自然因袁的調職而擱淺。但是這“北洋六鎮”卻是辛亥革命時，袁氏復出的最大本錢。袁死後它們也是皖、直系的基本武力；它的軍官都變成了“軍閥”，為國人所詬病。可嘆的是，一個國家政治不上軌道，哪一個大軍官不是軍閥呢？政治上軌道，他們不都是國防精兵？

其外袁宰相還為大清帝國練出一批現代化的警察。根據＜辛丑條約＞，洋人不許中國在天津市及京津鐵路沿線駐兵。袁乃挑選身高體健的北方農民，寓兵於警，訓練出數支極其現代化的警察——他們也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批現代化的警察。民初京、津兩市的警政是享譽世界的。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國府定都南京時，為著新首都市內的安全、秩序和門面，還向北平、天津兩市借調數批警察呢！

關於海軍，袁就無能為力了，因為“庚子賠款”數目太大，全國羅掘俱窮，重建海軍需款過巨，政府就無此巨款了，雖然他也做了些整補的工作。

可是袁對落後無效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卻做了翻天覆地的大改革，尤其廢除科舉考試這一項。科舉從漢朝的公交車舉士開始及隋唐改為考試以還，已有兩千年以上的歷史。這一制度，第一是牽涉到全國人民的教育文化生活。普及和振興敦育以各級考試督導之；它也是化民成俗的主要媒介。第二它也是為政府官員遴選候補人、接班人的培訓機構。舍此則政府官制將陷於混亂（例如後來國、共二黨所搞的有欠公平的“入黨做官”的辦法，則比老科舉制度不逮遠矣）。科舉是個有千年以上的歷史，牽涉深遠，實驗可行的“較好的制度”（bettersystem）——現代政治科學家也公認“民主”是個可行的“較好的制度”，雖然並不是“最好的制度”（bestsystem）。這一制度陳腐了、過時了、不適用了，要加以廢除。但它的作用牽涉太廣，不可說廢就廢。要廢，就必須有計劃、有步驟的作其釜底抽薪之謀，才不會出紕漏。——袁就掌握了此項原則，先穩定了各級地方官的培訓工作；同時興辦新式學校——袁早在拳亂期間即已在濟南創辦山東大學以期替代科舉，及升任北洋大臣，更創設各種學堂，并力主選派學生赴國外留學；一以培育人才，亦為莘莘學子另覓職業出路——一切行之有效，科舉不廢自廢，袁乃領銜與開明的封疆大吏張之洞、岑春煊等，奏請廢除科舉。果然在全國安堵，四境匕鬯不驚中，千年科舉，就在“丙午科”（一九零六）悄悄地滑入歷史了。

吾人熟讀“戊戌變法史”，想到張之洞初曾全力支持康有為推動變法，而為康氏這位教條王義者所峻拒的往事，再看袁張興學校廢科舉的成績，便知其高下！——當國執政者，不怪自家無見識，而以木頭頭腦，自作聰明而誤己誤國，可不慎哉！

袁氏另一種建樹便是科技、路礦和各種現代企業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國家財政，被庚子之亂及賠款，拖入絕境。袁公試圖恢復經濟，振興企業，用句五十年後蔣經國的名詞，可說“克難”而為之。雖限於條件，亦頗有聲色。例如開灤煤礦，我國之最大煤磺也。誰知在拳亂期間，經英商上下其手，巧取豪奪，竟然變成英商財產。亂后我國欲收回自辦，而英人根據已簽的合同，與國際公法條例為借口，霸佔不還，甚至企圖以清國違犯國際財產法向我輿訟。打國際官司，大清帝國哪有此人才（老實說，縱是今日的人民共和國也人才不多啊）。不得已乞援於“洋員”，而洋洋相護，又豈有好結果！——我們最後撈回了開灤，也真是難為袁老四了！敘其詳情，四百頁大書也。讀者如欲稍稍深入，則參閱上引吾友陳志讓教授著《紫袍加身》（頁八六～九零），當可略知其詳。

礦路之外，袁公對郵傳（政）、無線電報、招商輪船局、新式幣制……等亦多有創建與改革。筆者手頭史料盈筐，抄錄不盡也。前引侯宜傑敦授大着中，亦頗有徵引（見該書頁一一一～一一五）。侯君一反袁作家也。然對袁氏之建設，亦多有肯定之辭。

在中國近代工商業發展史中，李鴻章、張謇、盛宣懷、袁世凱，固經濟史中之蕭、曹也。然袁則頗有異於其它三人。蓋李、張、盛三公均為代國家管治金融企業之高官也，然三人皆“下海”（且用個今日大陸上最時髦的名詞），最後自己都做了大官僚資本家，與國民黨時代之孔、宋，共產黨今日之陳希同、王寶森……，以及無數高幹子弟（包括周北方），甚至鄧朴方、質方兄弟一樣。——李鴻章和他的兒子們，都是招商局等大企業的最大股東。

讀者賢達，您批覽拙著至此，千萬別大驚小怪！說句意蒂牢結的話，官僚資本家化國庫（或利用國庫）充實私囊，是封建社會的王侯（或中國的宗法社會裏的職業官僚）轉型為市場經濟中的“自由企業家”的必經之途。以前的英國如此，法國如此，後來的日本亦如此，今日大陸也是如此！美國的民主政治，牛皮遮天蓋地，他少爺早年的參議院，還不是叫做“百萬富翁俱樂部”？——有權不用，過時不候！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天下烏鴉一樣黑！不這樣，大家吃大鍋飯；干不幹，八分半，哪還有啥經濟奇迹呢？——賺飽了以後大家再到“俱樂部”去肢體抗爭一番，白吃白拿就行不通了。訪台的大陸敦授們訕笑台灣的立法院“動不動就打架”！我這個在電視中觀戰吶喊助陣的“歸國華僑”，倒要為氣呼呼的立法諸公辯護，而告訴我的北京朋友們說：“等到你們的人大代表也開始打架，中國就有希望了。”

但是奇怪吧！在這傳統官僚變資本家的必然轉變中，袁世凱倒是個例外。他既不是個資本家，又不炒股票，也不做“股東”什麼的。他帳目不清則有之，也多少有幾個錢零花，但為數有限。不像李鴻章、盛宣懷二雖可敵國！

“袁世凱還是個清官呢！”——古怪吧！

但是袁的另項更深遠的計劃就觸礁了——他要在中央搞“君主立憲”；在省區搞“地方自治”。

4.6 立憲自治落空，革命保皇合流

有的歷史家便不認為，康有為被放逐以後的清末立憲運動與袁世凱有直接關係，而說推動者另有其人。本來一個文化運動或政治社會運動，便很難說誰是老祖宗。白話文白話詩，始自胡適？實驗主義的開山祖是杜威？甚至儒家的始祖是孔丘？都未必也。寫歷史的人要注意的是誰為首要。清末日俄戰後，國人咸以“立憲”的日本打垮了“專制”的俄國，而一窩蜂要學日本搞“君主立憲”。袁是目光敏銳的“宰相”。他自覺在這樁極時髦的大救亡運動中，他應順理成章的居於領導地位——這是一個時代意志，敏感的政治人物是跳不出佛祖之手掌中的——君不見北伐之前的聯俄容共時，連那殺了一輩子共產黨的蔣介石，還不是在日記中寫着，他相信“精神出自物質，萬物始於一元”。——這時袁世凱要領導“立憲運動”的心理正是如此。以他那時的政治權力與地位，朝野亦無異議。連他的老政敵張謇狀元，也屈尊希望他大力領導。並在各省試辦“地方自治”。

一九零五年俄軍在我東北潰敗之後，立憲運動在全國各地也如決堤之水，一瀉而下，無法阻止。西后終被袁世凱說服，批准十二年行憲之議，並派“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五大臣出國被刺，再出國，那樁鬧劇，毋煩贅述。滑稽的是五大臣遍游歐美，歐美媒體，記載彌詳。他們看電影，聽歌劇，看勇士鬥牛、舞女大腿……，憲法何從考察起呢？——事近一個世紀了。歷史還在不斷的重演呢！吾儕華僑，亦閱人多矣。思之可笑。

但是這五位長辮子、掛朝珠、之乎也者的大官僚，對憲法雖一無所知。回國之後，總得寫篇“考察報告”。他們自知不能寫，因此在出國公費旅遊之前，就早在尋覓捉刀人。——那時的留學生也沒幾個能執筆啊！誰知最後的撰寫人，竟是大叛國犯粱啟超，和小投機客楊度，豈不可笑哉？

推開窗子說亮話。粱啟超和楊度又知道多少“憲法”呢？但這一來，倒把康、梁流亡的老立憲派，和以袁世凱為重心的新立憲派，扯到一起了。迨西后一死（一九零八），老袁再度魂飛天外，然終免一死而被“開缺回籍”之後，無知而好權的滿族親貴把持了朝政，開明派、立憲派一致靠邊站。親貴不但一黨專制，而且是個極右派專權（和今日北京朝政，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大清朝政，就是另一套把戲了。

迨武昌城內一聲炮響，各省咨議局群起響應。咨議諸公為何許人？孫文大總統和同盟會就不能全部掌握了。迨“洹上釣叟”收起釣竿，拿起槍桿，挾“六鎮精華”一時俱來，民國政局，就“非袁不可”了。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九日脫稿於台北南港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九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