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從蔣中正與毛澤東說到袁世凱

《紐約時報》現任駐華特派員泰勒（PatrickE.Tyler），最近於二月六日該報發表一篇有關浙江奉化溪口鎮，蔣介石故居的“專訪”。他說近年來蔣在大陸上已不再是個“暴徒惡棍”。相反的，他在溪口的故居已成為海內外遊客的朝山聖地（mecca）。每年平均有訪客百餘萬，且在逐年增漲之中。這些訪客百分之九十是大陸人，然台灣往訪者每年亦不下十餘萬。

作者並感慨地說，文化大革命期中，蔣母王太夫人之墓遭到嚴重破壞。老人的骸骨與墓石，被紅衛兵亂拋于山林之間。可想像是慘不忍睹。但是近年皆全部修復，煥然一新；連那座寺廟“文昌閣”亦經重建，而當今的管理員六十四歲的王某卻正是三十年前的紅衛兵之一。王某自述是屬於當時反對毀墓的“保守派”——其實也是天曉得也。

記得七、八十年代之間，我個人亦曾數度返鄉。舊中國的骨肉之情，還使我幻想去“訪舊宅、掃祖墓”。數度試探沒結果之後，返美曾作了一些還鄉詩，有句說：“指點鄉農識墓門，煙雲遙拜淚沾襟。先塋哪有孤墳跡，祖宅真無片瓦存……”——我因回去得早，國家還沒有開放重建。有些誠實的“鄉農”故舊，尚告訴我實情。那些在開放后才回去的至親好友，還鄉之後，居然還能“哀毀骨立”、“泣血哭墓”，回來告訴我說：“媽媽的墳還在！媽媽的墳還在！”吾知其為“保守派”紅衛兵之傑作也。

前些年與好友游台中“日月潭”，見老總統蔣公曾在潭畔建了一座巍峨的七級浮屠“慈恩塔”，祭祀的是蔣母遺像。——這位基督大總統，為何建了一座佛教式的浮屠高塔呢？——慚愧的做了個“歷史學家”，吾知其心境也。

據泰勒的報導說，蔣公近日在大陸（尤其是在浙江奉化一帶），其聲望至少是與毛某平起平坐的。連中共治下的公務人員，都承認“蔣介石不是個壞領袖”。他和毛澤東的分別，只是在意識型態上“各為其主（義）”而已。——毛所致力實行的是共產主義；蔣所致力實行的則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如此而已。但是言外之意。在當今世界上，“共產主義”連“共產主義者”對它老人家都已失去信心，則蔣在大陸人民心目中的聲望似乎正在直線上升呢！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紐約時報》這家當今世界上最有權威，也是辦得最好的一份報紙，它對中國新聞報導的態度（包括泰勒本人以及十多位他的前任）一向都有其偏見的；尤其是對中國的中央政府。因此中國中央執政者，自西太后、袁世凱而下，諸位總統、主席，到“假皇帝鄧小平”（這也是該報封給鄧的榮街），直至江澤民、李鵬。在該報的評述之中簡直就沒一個好東西。

該報每天都刊在第一版左上角的大牛皮，什麼“凡天下可刊載的新聞，無不刊載”（Allthenewsthatsfittoprint）。可是去秋江澤民訪美，美國工商界在華爾道夫大旅館，由季辛吉主持的盛大招待會，這則“可刊載”的天大新聞，《紐約時報》硬是來它個“隻字不提”，把老江封殺得乾乾淨淨。

《紐約時報》這種偏見，因而使早年的國民黨和近年的共產黨對它都恨得牙痒痒的。巴不得它關門大吉才好。可是《紐約時報》對我們國共兩黨，如稍示青睞，則被讚譽者又無不喜形於色，爭相轉播，視若殊榮——乖乖，真是一字之褒，寵逾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

1.1 四星級的模範監獄

《紐約時報》何以如此偏激呢？說穿了也沒啥深文大義。須知美國這個國家，一開始便是個中產階級的國家。——它在“殖民時代”（ColonialPeriod）於維吉尼亞（孫立人的母校所在地）一帶，搞“計口授田”（五個黑口可抵三個白口），是一夫授田五十英畝（合三百華畝）。瞧瞧，一個農夫向政府領取耕地，一領便是一口三百畝。五口之家，便是一千五百畝。在中國歷史上，有幾個大地主（包括“官僚大地主”像李鴻章那樣），一家能擁有如許的土地？——這還是殖民時代呢！工業化以後的美國，那還要談嗎？大地主洛克菲勒向政府捐地築路，一捐就是四十英里（一百二十華里）。哈里曼一捐就包括大湖七個，今日紐約郊區的“七湖公園”。

可憐我們的土包子毛主席，眼皮淺。他把中國的“地主、富農”列為五毒之首，加以“鬥爭”。斗他個死去活來，人頭滾滾——中共土改時向國際公開的數字是殺地主八十萬人！據洋專家說，這數字是實有數字的十分之一。朋友。我們的地主，富農之所有，往往不過三五畝土地啊！有什麼可“斗”的呢？

因此，以毛公那樣不刷牙、不洗澡的“農民領袖”，去和五帝之首的“美帝”打交道，他知道啥叫“美帝”呢？——但是毛主席牛皮可大啊！他老人家卻要領導咱貧下中農，去鬥爭美帝，搞世界革命啰！其結果（讓我們掉句文），那就叫“奚待蓍龜”啊！可是把話反過來說。那些飛去飛來宰相家，平時錦衣玉食，滿口民主人權的《紐約時報》諸老編，和他們“自由主義者”的政論家和政客們，又哪裏知道咱貧下中農的社會是怎麼回事呢？由他們信口開河來縱論中國問題，其不流於瞎扯淡，也就不可得矣。

毛死二十年了。再看看今天的情況。前不久，在我們紐約華人社區強力反對之下，美國政府罔顧我社區利益，在我“華埠”隔街建了個“模範監獄”。——乖乖，這哪叫“監獄”呢？它是一座四星級大賓館哩！你如把它搬到北京的長安大街之上，它比那髒兮兮的“北京飯店”闊氣多了呢！那些所謂“三星級”、“二星級”等等，簡直就不能望其項背！——它們二者之間的區別便是顧客的人身自由了：一個是顧客可自由出入；另一個顧客就只能進不能出而已。

因此，在“自由女神”裙下住慣了模範監獄的美國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liberals）。就牛皮通天，正氣昂然，開口閉口什麼“金錢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你真叫他們去做做毛主席治下、大躍進期間餓死的兩千五百萬的“貧下中農”看看，那他們就只要半升米，自由不需要了。——筆者本人就有一位親堂弟夫婦二人。和兩個幼兒，一家四口，在毛主席的大躍進中，活活餓死。他們死狀之慘是不忍卒述的。但他們也只是當時被餓死的千百萬寃魂之一而已。與毛主席的惡政相比，想想“人民公敵蔣介石”（陳伯達所著的書名）治下的中國，也還不算太壞呢！“人民眼睛是雪亮的”，因此蔣公敵和毛公敵在今日大陸，也就平起平坐了。

《紐約時報》是一份美國中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的報紙。它的言論、立場，以及它一切對中國的評述，都是從美國中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的價值觀念出發的。它的千百萬讀者和它臭味相投，因而它能一唱百和，成為今日西方最有權威、最有影響力的報紙。——正因為它被西方讀者寵壞了，東方讀者不知其所以然，震於它的盛名，被它洗了腦，也跟着它起鬨，是十分可笑的。相反的，無產階級的同志們亂罵資產階級和他們的喉舌，實在也是“不怪自家無見識”了。

筆者不敏，謬讀時報四十餘年，中了毒、上了癮。每日清晨喝咖啡、吃麵包，簡直到了非看它不歡的程度。雖然對它論中國事，強不知以為知的橫蠻態度，有時也恨得牙痒痒的。——不過，“新聞歸新聞，評論歸評論”，它對世界各地新聞報導的深入與詳盡，在當今全球各大報中倒是首屆一指的。

因此，今日看到泰勒君有關共產黨治下，人民對蔣介石印象之轉變的好奇心，倒引發我想起國民黨當政數十年中，對袁世凱的評論了。——事實上，直至今日，國、共兩黨的革命史家，對袁世凱這個“皇帝”，就說（罵）得一無是處。與毛、蔣二公相比，袁世凱其人其行是否就真的腐爛到底，像國、共兩黨史家所說的，一無是處呢？

1.2 最正式的正式大總統

在本篇拙作里，筆者絕無心去替袁世凱平反，說他想做皇帝，沒啥不對。我只是覺得這是個“邏輯的問題”。天下事——尤其是政論家論政，歷史家論史——哪有什麼全是全非的事體呢？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嘛！要搞全是全非，則不特有違於我儒才德、陰陽之道，它也大謬於唯物主義者統一、對立之說。——如此，那就既難服人之口，更難服人之心了。

再者，值此台灣“民選總統”緊鑼密鼓之際，各路英雄，赤膊上陣，其結果必然是四隻老公雞三死一活！死者固然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景況堪憐。而活者，在冠歪毛脫，血跡斑斑之下，真能仰首一嗚，天下皆白哉？我輩“歷史學家”，不疑處有疑也。

根據“中華民國”搞“共和政體”（republicanism）的“法統”（legitimacy）來說——不！根據世界各國搞共和政體的法統來說——任何法學家、歷史家都下能否認袁世凱是“中華民主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的第一任合法的正式大總統。——他比他的繼任“總統”——從黎元洪到李登輝——都更為“正式”，更為“合法”。

黎元洪繼任時還有過《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中華民國約法》之爭；而蔣經國和李登輝的“中華民國”還要加個“在台灣”三字，才能算“合法”呢！

袁世凱就不然了。他是中華民國全國大一統，包括外蒙古、唐努烏粱海和西藏在內（台灣那時在國際法上和香港一樣，是被割讓成外國的殖民地了），皆有合法代表的各黨各派（包括“國民黨”），一致公選的、合法的、正式的中華民國的“第一任（正式）大總統”！

從純法理（注意這個“純”字）上說，袁世凱大總統的正統地位（legitimatestatus），和美國第一任大總統，不！世界史上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第一任大總統華盛頓的“正統地位”是完全一樣的。——諸位知道，美國的國父華盛頓大總統，並不是“全民直選”的呢！他是在美國“正式獨立”（英美《巴黎和約》，經英國國會於一七八三年正式通過，承認美國獨立）之後五年，才由美國國會公選（並非全民直選）出來，翌年（一七八九）在紐約宣誓當總統的呢！

袁世凱則是在“辛亥武昌起義”一周年時，經由中華民國正式國會，合法選出來的第一任正式大總統。其合法性，和當選的法律程序（dueprocessof1aw），和華盛頓所經過的法律程序，幾乎（不，不是“幾乎”，是事實上）完全一樣的。可是他的繼任國家元首，從黎元洪……曹錕、段祺瑞……張作霖……蔣中正……毛澤東……到李登輝、江澤民……，在法理學（jurisprudence）上說，就沒那麼光鮮了。

1.3 袁后李前的國家元首

袁之後且選幾個重要的後任總統看看：

黎元洪像美國的克利夫蘭一樣，一共幹了不連續的兩任總統。第一任（一九一六～一九一七）之糾紛已如上述。第二任（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就更可笑了。那是“直系軍閥”先貴之、后賤之的結果。

在黎的兩任之間幹得最長的是徐世昌大總統（一九一八～一九二二）。徐是“皖系軍閥”所導演的“安福國會”所選出的。這個國會就是當時孫中山、陸榮廷等南方政客和軍閥所領導的“護法運動”中，所要打倒的對象，其法律地位亦可知矣。

這些總統幹得最愚蠢的是那位文盲大總統，布販子出身的曹錕。他花五千銀元一張票，在合法的國會之內，收買了一些“豬仔”議員去投票選舉他。終於當了個“賄選大總統”（一九二三～一九二四）。——這些“豬仔”和他們的買主，在法律上都應該是刑事犯，雖然豬仔們都是合法選出的。

其後繼曹而來的國家元首有所謂段執政（祺瑞，一九二四～一九二六）和張大元帥（作霖，一九二七～一九二八），他二人連個“總統”名稱都不敢當，那就更無法律之可言了。

軍閥終於被打倒了。繼起的是國共兩黨“以黨治國”的政權。

【附註】共產黨的領袖們，尤其是毛澤東，硬說“以黨治國”是國民黨專有的“反動統治”的形式。他們的政權是人民直接建立的“人民政權”，不是“以黨治國”——這一點筆者不敢苟同。我認為“人民政權”的統治形式，也是“以黨治國”。——劉少奇、周恩柬兩位革命領袖在臨終之前，口中念念不忘的都是“歷史是人民寫的”。在人民所寫的歷史書中，中共今天的政權也是個“以黨治國”的政權。這一結論我想一般讀者人民，都能接受的。

要言不繁：既然是“一黨專政”，“以黨治國”；以黨的“領袖”來代替國家的“元首”。那麼從“純法理”上說，則這種元首、總統、主席、大元帥……只是一種法律代用品（legalsubstitute）。因為“黨”與“國”，究竟是兩回事嘛！

就以“老總統”蔣中正先生來說吧！他老人家做了數任“國府主席”，但那都是國民黨“以黨治（代）國”期中中常會指派的。後來“行憲”了。當了國家元首的“第一任總統”。搞歷史的人不能說蔣總統不合法。他們只能說；“國家者，土地、人民、主權三要素之組合也。”在那“戡亂”未了時期，“三元素”一樣不全，那行憲總統也就不是三全總統了。

1.4 毛澤東不通西學，袁世凱土法鍊鋼

等到毛主席打平天下，霸佔了“美廬”，那就更是無法無天一團糟了。中共建國以後，根據人民共和國的法律——先是“共同綱領”，后是“憲法”，老毛幹了兩任國家元首“主席”（一九四九～五四～五九），五年一任。依法毛主席是“選”出來的。可是毛公公開聲明，他的元首地位不是選出來的。文革期間，毛對歐洲來訪的貴賓們就坦白地說；

有人說選舉很好，很民主，我看選舉是個文明的字眼，我就不承認有真正的選舉。（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毛澤東，載一九六九年中國出版只供“內部參考”之《毛澤東思想萬歲》，頁六七三）

既然沒有“真正的選舉”，所以他一再說，“選舉我是不相信的”；“我們的國家是軍隊打的”（見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澤東，載同上書，頁六六七）。

毛公此言不打緊，但是我們讀史者就要替投票選毛的“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們不平了。遙想當年出賣靈魂的老國會議員，他們選舉曹大總統的選票，還值五千銀子一張。如今選舉毛主席的選票，竟至“一文不值”？！豈非咄咄怪事？

再者，毛又自稱他“焚書坑儒”十倍百倍於秦始皇。事實上，他所直接、間接殺害的人數可能也超過人類歷史上，所有暴君殺人的總和！——他哪裏來這麼大的權力呢？關於他所掌握的生殺之權，毛氏也有一番怪論。他說：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體”好比我們的總路線，那是不能變的。西學的“體”不能用。民主共和國的“體”也不能用。“天賦人權”、“天演論”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術。當然，“天賦人權”也是一種錯誤的思想。什麼“天賦人權”，還不是“人”賦“人權”。我們這些人的權是天賦的嗎？我們的權是老百姓賦予的，首先是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賦予的。（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澤東，載前書頁六二四～六二五）

有心的讀者士女，您讀到毛主席這一席話，您會感覺到毛骨悚然吧！毛公這位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元首，居然認為“民主共和國的‘體’也不能用”，那用什麼‘體’呢？君主專政？個人獨裁？

讀罷毛公此言，那我們又怎能多怪對“共和政體”沒信心，而要回頭去做皇帝的袁世凱呢？——孫中山先生晚年也曾對民主共和失去信心，所以改搞“以俄為師”。張學良、蔣介石和許多“黃埔生”對民主共和失去信心，乃以墨索里尼、希特拉為師，去組織褐衫黨、藍衣社。毛澤東、鄧小平等人則去學列寧、斯大林。袁世凱這位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他生也早（比毛澤東大四十四歲），當他發現“民主共和國的‘體’也不能用”時，列寧、墨索里尼、希特拉……這些洋老師都還未出現，他就只有回頭去搞“土法大鍊鋼”，找雍正皇帝做老師了。——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寫傳記的人，月旦時賢，多學點比較傳記學，他對他的英雄（或狗熊），就會有更深一層的了解了。

1.5 民國獨裁領袖有共同次文化

再者，所謂“民主共和國”（republic）原是個徹頭徹尾的洋東西。對西學沒有較深的暸解，卻偏好強不知以為知，而又頗能舉一反三的老學者（包括很多遺老型的國學大師），和五四新青年（像毛澤東），往往對若干基本觀念也搞不清楚。若據此一知半解的標語政治學，一朝得志，便號令天下，怎能不誤盡蒼生？有心讀者如稍稍瀏覽毛公這一小段錄音講辭，便知講話者和他身邊的“英文老師”章含之小姐和李志綏博士等，都該打爛屁股。教不嚴、師之惰也。在這篇講稿里毛公把英文的right（權利）和power（權力）都弄不清楚，而謬釋典籍，怎能不誤國誤己呢？

“天演論”里的“天賦人權”者，天生吾民，與生俱來，不可剝奪之“人的權利”（humanright）也。毛公所說“我們這些人的權是天賦的嗎？”這個“權”則是毛氏和他的大小幹部所掌握的生殺與奪之“權力”（power）也——分不清這個現代文明的基本觀念，而欲天下澄清，完成從帝制向民治的政治轉型，那就緣木求魚了。

但在這些基本敦義的認知上，袁世凱有時反而較毛澤東更為虛心。對許多現代觀念的詮釋，袁還不敢強不知以為知。他要靠他朝中的一些博學鴻儒，什麼東西洋“兩顧問”，什麼“六君子”、“十三太保”等代為吹噓，加以解釋。“宰相要用讀書人”嘛！當續論之。

毛就不然了。他決定要做秦始皇，則宸綱獨斷，將相聖哲一身兼之，把六君子、十三太保等臭老九，也殺得精光。朋友，吾人啜茗獨坐，民國史一卷在手，褒貶之間，欲把袁、毛一一公比較一番，則上述對待臭老九的態度，恐怕是他二人最大的區別了。

更有趣的是，筆者近月讀《袁世凱全傳》（侯宜傑着，一九九四年北京當代出版社出版）。全書凡四十四萬餘言，厚五百六十餘頁之巨着。全書每見大陸上新發現之史料，徵引詳博，足見功力。然一字不遺細讀之，則知作者筆法仍不脫“竊國”（陳伯達）、“盜國”（黃毅）之舊調。在比較傳記學上着力甚微。青燈獨坐，筆者戲以鉛筆，把百十條作者評袁之辭上“袁世凱”三字劃掉，改以“蔣介石”或“毛澤東”三字補入之，再重讀全文，竟發現也切貼入微，天衣無縫。啞然失笑之餘，也恍然有悟——原來在近代中國“政治轉型史”中，我們的搞獨裁的民族領袖們，原是一母所生，有其“通性”。這在現代社會學上，便叫做“次文化”（subculture）了。——讀者士女，你我升斗小民，如果忽然黃粱一夢，做起了主席、總統或大元帥來，恐怕也要依樣畫葫蘆——這在近代中國政治轉型過程中也是一種“客觀實在”（且用個“辯證法”的名詞）。形勢比人強，任何人鑽入那個形勢，都逃不掉那種臉譜！歷史家如厚責於袁、蔣、毛三公，那就在“歷史學轉型”中開倒車，把現代歷史科學，又領回司馬溫公的“臣光曰”的老套路中去了。

1.6 沒有警察的警察國家

讀者如不憚煩，讓我隨手（真的是“隨手”一翻）抄一段侯宜傑敵授評袁之辭。我把袁世凱三字用×××代之。讀者可用袁、蔣、毛三公大名補入而重讀之。自己再“臣光日”一下，就知道了。原文如下：

在×××的封建法西斯統治之下，人身自由毫無保障。在北京，有權逮捕人的機關有十餘處，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京畿軍政執法處、京師警察廳和北京警備司令部。偵探密佈，軍警四齣，人人自危，稍一不慎，即罹逮捕殺頭的慘禍。在“二次革命”期間，×××更是百倍千倍的兇狠，對反對者恣意殺戮，整個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暗無天日。議員伍漢持、徐秀鈞，工黨領袖徐企文皆被處以極刑。一般人慘遭殺害者不計其數。（見上引《袁世凱全傳》，頁三三六～三三七）

這一段極其精彩動人的有關獨裁者“次文化”的描述，對袁似稍嫌過分——非袁較蔣、毛仁慈也。是他的老特務東廠、錦衣衛、血滴子那一套，不夠現代化也（搞秘密警察也有其“轉型”的過程）。

這一段對蔣，尤其是對毛，則頗嫌不足。蓋蔣所搞的還是以德、義、俄、日為師那種老式的“警察國家”（policestate）；毛所搞的則是兼東西之長，已臻化境的“沒有警察的警察國家”（apolicestatewithoutpoloice）。這一老套路，我國自文武周公時代即已有之，所謂“使民戰傈”也。至始皇帝搞焚書、坑儒，偶語棄市。而登峰造極。其後漢唐酷吏亦間有發明。——毛公所搞的則是冶希特拉、斯大林和秦始皇於一爐的，時人（包括侯宜傑教授）所說的“封建法西斯統治”。——用這套後文革名詞，袁世凱還不大夠資格。

我們中國入學習西方“共和政體”何以走上這條絕路呢？小可曲不離口，講了三十多年的“轉型論（病）”，和黑格爾、馬克思師徒的“辯證法”，均可從不同角度加以解釋。司馬光的“臣光曰的歷史哲學”也可解釋一部分——從行為科學的觀點，回看司馬光的“才德論”，也有他的獨到之處也；畢竟是中國人說中國事嘛！至於辯證邏輯那一套，原是從純白種文明的經驗中發展出來的，套上東方文明，就死角太多了；“西方”的人權論，也跳不開這個框框——有暇當以歷史史實印證之，以就教於高明。歷史哲學若不以歷史事實加以說明，就是“空談”了。

1.7 要做偽君子，莫做真小人

再具體的回溯一下。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轉型運動中，轉來轉去沒個出路。到頭來大家都要搞“寡頭政治”，搞個人獨裁。此非袁、蔣、毛三公如此；中山亦不能免也。睹此，我們就可想像出問題之嚴重，不是司馬光的單純“才德論”所可規範了。

寡頭政治的最高形式便是做皇帝。事實上，在孫、袁、蔣、毛四人之中，大家的最後志願都是搞個人獨裁的最高形式（皇帝）。而在此項追求之中，反以袁為最“低調”（lowprofile）。他口口聲聲只想做個“君主立憲”制下的洪憲皇帝，那就於願已足了。洪憲者，洪（宏）揚憲法也。

可是毛澤東的干法，豈是洪憲而已哉？他造憲毀憲。把個依憲法產生的國家元首（劉少奇）殺掉不算；再把個依“黨憲”產生的接班黨魁（林彪）也趕盡殺絕。最後還要把個潑辣荒淫的老婆（江青）培植成“秦二世”。這算啥名堂呢？

老蔣總統當年為爭取革命，趕走汪精衛，關起胡漢民。把個監察委員派作執行委員會主席。其後為培養經國二世，把康澤變成共俘，又驅除CC（陳立夫），氣死黃埔頭頭（陳誠）。最後還搞個“于右任”（余又任諧音）、“吳三連”（吾三連諧音）……君主而不立憲——不也是個皇帝？！

縱使是我們的孫老國父，他也不是要黨員“按指模”，“盲從”黨魁。國父老人家“革命尚未成功”。他老人家如果革命及身成功，他不是個孫列寧才怪呢？！——做了列寧，那就不止是皇帝了；而是太祖高皇帝了。老實說，中山先生是有主義、有政治德行的政治家也。但是形勢比人強。在那時代的形勢之下（所謂“時勢”），他也只好做太祖高皇帝。

中山如系迫於時勢，蔣、毛又何獨不然？蔣、毛如為時勢所造之英雄，袁世凱又何獨不然呢，只是我們中國人搞政治最重“名、器”。

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蔣、毛二公雖都有做皇帝之實，而二人不敢蹈袁皇帝之覆轍，力避做皇帝之名。

袁公之不幸，是他原無做皇帝之實，卻背了個做皇帝之名。“皇帝”在“近代中國政治轉型史”中，被認為是“萬惡之源”。一個政客，一旦背上做“皇帝”之惡名，他就會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遺臭萬年了。

可是一個野心政客如果想做皇帝，就真的去搞個帝制運動，努力去做皇帝，這種政客雖是個“真小人”；但是某些野心政客、寡頭獨裁者，他分明早已是個事實上的皇帝，而表面上卻偏偏偽裝成“主席”、“總統”去向人民打馬虎眼，那這種政客就是“偽君子”了。我們如從“社會倫理學”（socialethics）的觀點來看，則“做偽君子”反不若“做真小人”之有道德勇氣也！

可是，朋友知否，在我們中國的政治圈內，做“偽君子”無傷也。您千萬不能做“真小人”。何也？因為在政治圈內耍政治的政客，哪一位不是偽君子呢？大家都是一丘之貉，狐鼠成群，爾虞我詐。兵來將擋，水至火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偽君子有啥稀罕？為啥要大驚小怪呢？！

“真小人”就不然了。真小人的表現，第一是“率直”；第二是“笨”。這兩重德性，在政治圈內是不易生存的。縱能勉強生存，也要遺臭後世的。

我國政治史上，那位“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的曹操，便是個真小人。但是“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他是有其安定漢末亂局之功勛的。可是他遭人辱罵，也是兩千年不能平反。

我民國政治史上，第一任正式大總統袁世凱，原也是個第一等大政客，偽君子。不幸受了兒子愚弄，群小包圍，以一念之差，偶一失足，變成了真小人。——至今不能翻身，亦可嘆矣。讀者如有興趣，筆者如有時間，當續論之。

今值中華民國現任大總統正在“打拚”時間，我們第一任大總統的故事，對現任的政策與行為，有無直接意義呢？

曰：其契機仍在“偽君子”與“真小人”之間也。憶數載之前，愚有“黃石公園”之游，曾親聞黃信介君的讜論曰；

“反攻大陸”，說得做不得。

“台灣獨立”，做得說不得。

說而不做者，偽君子也。做而不說者，真小人也。前車可鑒！為國為民；為歷史，為真理：為愛護歷史人物；為兩千一百萬台胞的福祉，吾深願當屆大總統（不是最後一任大總統），盡量做偽君子。千萬莫做真小人也。

*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脫稿於北美洲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八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