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論帝國與民國之蛻變

我們治“當代民國史”的史學工作者，落筆的先決條件應該是對“傳統帝國史”（尤其是晚清這一段）有個本質上的了解。因為“民國”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是從“帝國”慢慢地轉變過來的。帝國是父，民國是子。不知其父，焉知其子呢？

再者，帝國和民國的關係還不是生理學上雞和蛋的突變關係；不是一隻帝制的雞，忽然生下一個民治的蛋來。它二者的關係，卻是蠶之與蛾的關係——在本質上，在制度上是一種抽絲剝繭的蛻變關係。兩朝嬗遞、藕斷絲連，是不可以一刀兩斷的。

就以九〇年代大陸和台灣的現狀來說吧：時至今日，大陸上的政治制度，可以說還是蛹在繭中、去古未遠。毛澤東說：“千載猶行秦法政。”大陸上的問題，正是這個“秦制度”無法擺脫的問題。這也是一種蘇聯式的“革命后”（post-revolution）方向失落而回歸專制的問題。

台灣的現狀呢？它這隻民主白蛾是破繭起飛了。可是飛蛾都有其撲火的本性。誤把烈焰當光明，萬一飛翔失控，撲火自焚，也就前功盡棄了。所以寶島今日的情況，從歷史中找前例，似頗近乎德意志第三共和時期。德國當年由於仇恨加暴力曾引發過一種“排猶運動”（anti-Semitism）。國人把復興工作中所遭遇的困難和國內外的不平現象，都遷怒到一個少數民族頭上；造成一種山雨欲來的“革命前”（pre-revolution）有“恐怖主義”（terrorism）傾向的群眾情緒。這種情緒最容易升級。如不能適時加以抑制，以防患於未然，其前景也是未可樂觀的。

長話短說。我們海峽兩岸在民主政治上的努力，都還是在德蘇兩個模式中尋出路。雙方距“民國”的真正目標，都還有其不同的距離呢！但是怎樣的一種政治社會體制，才能算是名副其實的“民國”呢，請先了解一下“民國”的本質。

6.1 “民國”政體的本質

丟開繁瑣的西方政治哲學不談，且看看我們自己的現代思想家如何說法。

孫中山先生在他的“遺囑”上說他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他的目的是“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這篇〈總理遺囑〉原是那位頗有文採的汪精衛執筆的。汪氏為遷就他那“必須、務須、尤須”的行文腔調，代孫先生撰遺囑，就不免以辭害意了。中山革命之目的，不只是在追求中國在國際間的自由平等；他還要全中國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上，彼此之間也自由平等呢。

當然從經濟生活方面來說，孫先生所要求的並不是孔夫子“不患寡”，或紅衛兵“反封資修”的“窮平等”。他一直強調中國人民的經濟狀況只是“大貧、小貧”。在大小貧之間求平等，是沒有太大地意義的。孫氏所要求的是“富平等”——用目前的辭彙來詮釋，那就叫做“均富”吧！要既富矣而後均之，則我國傳統的農業經濟（包括附屬於農業經濟體系之內的手工業和小城鎮）就不能勝任了。簡言之，要建立一個名副其實的“民國”，則工業化的經濟發展就是個必要條件了。

再者，搞工業化的經濟起飛，是全國人民都要動腦動手的，少數人如濫用權力，從事包辦，這個經濟是永遠“起飛”不了的。這樣就牽涉到政治體制上的民主開放了。且放下“現代”人類社會行為中所應享有的“人權”不談，縱使只從經濟建設這一項更迫切的實際專題來觀察，則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民主開放也是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翻看當今“已開發國家”的進化史：未有政治封閉而經濟可以“起飛”者；亦未有經濟已經起飛，而政治仍繼續其封閉者。這一對難兄難弟，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所以一個真正的“民國”所應具備的第二個必要條件，便是一個真正的“代議政府”（representativegovernment）所代議的全民政治：林肯所謂“民有、民治、民享”是也。在政府運作上有任何矇混，就不是真正的“民國”了。

有了個“民有、民治”的真民國，則民之所“享”的經濟財富、教育水平、基本人權、四大自由是會與之俱來的。孫中山先生革命終生，他那個“尚未成功”的最後目標便是建立一個如上所述的真民國。

可是一個國家縱使能完成上述的兩大條件如戰前的日本和德國，究竟怎樣才能把它維持下去，而不致走火入魔，也是個天大的難題。古人云“創業不易、守成尤難！”正是這個意思。試看日本“明治維新”諸賢苦心孤詣所建立的代議虛君制，是多麼令人神往。殊不知前輩可以“創”之，而後輩卻不能“守”之。等到少數暴戾無知的“少壯軍人”，藉愛國之名，以暴力干政；振臂一呼，全國景從。勇則勇矣，其後果便要吃原子彈了。再看德國：一次大戰後，它忍辱負重、重建共和，多麼可泣可歌！不幸少數領袖，私心自用，利用群眾報復心理，化仇恨為政治力量，德意志民族就重罹潔劫了。

日德這兩個民族，在近代世界上都是最有效率、最有表現的優秀民族。但是為什麼犯了如此愚昧的錯誤呢？我們讀史者嘆息深思之餘，才悟解出，原來他們的犯罪之源是出自他們政黨之內，狹隘的組織家壓制了有遠見的政治家；在他們近代文明中，偏激的理論家也擠掉了恢宏的思想家。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這樣就使我們在中山之後，又想起了胡適之先生——孫、胡二人的思想是蕭規曹隨的。

適之先生早年就反對極權。認為民主政治不能走捷徑。要想以法西斯、褐衫黨一類的“速效”來建國救民是緣木求魚的。胡適晚年鼓吹“容忍重於自由”。主張凡事都得想想，是人不容我？還是我不容人呢？只是單方面的“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那就是曹操了，還有什麼民主呢？所以胡先生一生倡導民主的精義所在，便是一句話：“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二次大戰前的德、義、日三國，在工業經濟、代議政府兩方面都已具備了實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不幸的是他們萬事俱備，只欠“民主的生活方式”這一陣東風。東風不來，他們就玩火自焚了。只知他人不民主，而昧於自己的生活方式壓根兒就不民主，從而濫用自由、濫用“多數制”（majortyrule），那就誤盡蒼生了。

話說至此，我們“民國”的本質也就顯露出來了。本質為何？曰：“工業經濟”也。非振興實業無以富。曰：“代議政府”也。非有真正民選代議政府不足以言全民政治。曰：“民主的生活方式”也。如生活方式不民主而多“財”（money）多“力”（might），則充其量一個小小“軸心國”翻版而已，民主云乎哉？

事實上，自“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開始，我全國同胞、仁人志士，殫精竭慮所追求的便是這三個目標。但是一個半世紀過去了，我們在大陸上可說是一個目標也未追到，甚至愈追愈遠。台灣呢？為山九仞、功虧一簣。這一簣之土是否可以平安地加上去，而不致因一根茅草便壓死一隻駱駝。我們寫歷史的人，執簡在手，每晚都打開電視，只有耐性地等着瞧吧！

6.2 “后封建”時代的中西之別

朋友們或許要問：民國之遠景既若是之單純，何以我民族苦學猛追了百餘年，死人億萬，至今仍是前途未卜呢？這問題的答案當然是千頭萬緒的。同時這一問題亦非中國所獨有。大國如印度，小國如菲律賓和印尼——乃至今日的整個“第三世界國家”，不都有類似的困擾？不也各有其不同的原因？但是困擾中國最大的原因，顯然還是個中西“文化衝突”（culturalconflict）的問題。

須知我們的大清“帝國”是兩千多年來，一脈相承，純中國文化的產品；而“民國”則是個徹頭徹尾西歐文明的延續。以古老中國的傳統，一下要接上現代西方的制度，若只說是“鑿枘不投”，我們還是小看了這個問題。事實卻是它二者是“兩極分化”、“背道而馳”，甚至是“水火不容”呢！因此要以中式“帝國”之蛹，蛻變出一個西式“民國”之蛾，其過程是痛苦不堪的。但是處此“后封建時代”（post-feudalperiod），在西方急劇發展的影響之下，我們又必須洗心革面，非變不可，這就是我們近代史上的難解之結了。

可是中西之別，究在何處呢？這問題，答來話長。這兒且說點簡化的大略。

從比較史學着眼，可以說近兩千年來世界文明之發展，大致可用東亞、西歐兩大主流之演變以概其餘。這兩大主流本是各自發展，極少相互干擾的。兩相比較，其成就蓋亦在伯仲之間。可是在十七、八世紀之後，西歐文明就顯然逐步領先了。當東亞文明還停滯在帝王專制、農業經濟時代，西歐各國在政治上已揚棄了專制；在經濟上也擺脫了以農為本而逐漸地發展出“重商主義”和“工業革命”了。

西歐文明何以在近代突然脫韁而馳呢？其關鍵蓋為“封建社會”崩潰之結果。筆者在諸多篇拙作里，曾一再闡述中西社會發展之過程有其“通性”，如雙方封建社會之發生與成長，便是通性之一例。然中西社會之發展過程，亦有其“特性”，如西方封建社會之形成，實發生於羅馬帝國崩潰之後；而中國封建社會之成長，則發生於秦漢大帝國建立之前。由於中西歷史主觀與客觀條件之不同，而有其社會發展程序之先後；程序不同乃又導致這兩個社會在近古與現代，亦有其本質之差異。

二者本質之差異又何在乎？曰：現代西歐北美社會發展之基礎在“社會重於國家”也。“國家”（state）者，社會之“上層建築”（superstructure）也。國家之結構隨社會之變動而變動。

我國則反是，我國社會發展之基礎，則“國家強於社會”也。社會為國家之“上層建築”，其結構之型態，其榮枯之動力，悉聽命於國家之頤指氣使也。

中西兩社會之背道而馳，又何胡為乎而然呢？曰：雙方發展中之主觀與客觀諸條件，均有以導致之。

6.3 西方中產階級之自然形成

蓋西歐於十五、六世紀封建社會崩潰之後，由於種種條件之限制（包括永遠無法統一的拼音文字），他們因此也出不了一個秦始皇。其結果便形成一種小王國、小城邦紛立的局面。其小焉者大致如今日之港、澳與新加坡甚或更小。其大者亦不過如南韓、台灣或稍大，其最大者亦不過一四川耳。吾人如閉目試作遐想：當年西歐一隅之地，便有十數（甚或數十）新加坡、港、澳、台、韓，在商業上作激烈之競爭。它們的獨立或半獨立的政府，也被拖着勉力跟進（如近二十年之台灣與南韓）；大家一致向錢看，一個“重商主義”，當然不呼自出了。

社會繁榮帶動了教育與科技之發展，加強了“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亞當史密斯之《國富論》，也就變成現代社會科學之第一部書了，其情蓋亦如今日台灣坊間之《股票指南》也。浸假一個以動產與不動產為基礎而取得政治力量的“中產階級”乃應運而生（試看今日的台灣與南韓）。大家拳腳交加地在“一院制”（unicamera）的議會之內，壓制了老貴族，提高了增額平民議員；建立並加強了下院，便控制了政府。上節所述“代議政府”云云，在不斷改進中，乃變成為維護此一新興階級集體利益之比較適當的模式了。

所以所謂全民“代議政府”者，實為西方自由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順水推舟，無啥深文大義的自然產品也。

可是這麼一個膚淺庸俗的洋制度，我們要把它移植到東亞大陸，何以竟如此之高不可攀和如此之難產呢？這就因為它與我們的文化傳統，實在是水火不相容的了。

6.4 中國的“宗法傳統”和“家長制”

我們那個“國家強於社會”的傳統，是從我們最古老的“宗法社會”逐漸演變出來的。宗法制是個純國貨。它在其他民族的歷史裏，是找不到類似的制度的。

可是“宗法社會”究竟又是個什麼東西呢？簡言之，它便是由我先民所特有的祖先崇拜傳統，所發展出來的以父系家長（paternity）為中心的氏族制度（clan）。

前節已言之：我們的“封建社會”之崩潰早於西方一千七百餘年。可是我們在封建社會崩潰之後，卻沒有弄到小邦林立、大家一致要錢的程度。相反的，由於特有的主觀和客觀條件的驅使，我們卻搞出個高度中央集權的超級大帝國來。

為著這個“中央集權”的運作，我們又發展出一套世界歷史上無與倫比的“文官制度”（civilservicesystem）。這個完整的制度，再經歷朝改進，到滿清初年，可說已臻至化境。它的運作之靈巧與科學化，允非國共兩黨後來的黨官制所可望其項背。這樣一個完備而合理的統治系統，再由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把我們東方哲學——儒、法、道三家的精義熔注其間，日久化民成俗，便形成了一個所謂“霸王道雜冶”的“文化整體”（culturalentity）。關於這文化整體的特性與通性，時賢與筆者於各種著作中所論已多，不應再疊床架屋。今且粗列數條，以一示其在中西文化衝突中所發生的作用。

吾人應該提出的第一條便是我們傳統“宗法社會”遺留下來的“家長制”。在傳統中國的家庭里是尊卑分明、長幼有序、男女有別的。家庭成員悉聽命於一位既長且尊的家長。這種家長在家庭業務的管理上，有其絕大的權力與威望；同時在道德上，他也有絕大的義務與愛心。對一個家庭的興衰貧富，和子女兒孫的管教養衛，他都要負全部責任的。但是他不是個毫無約束的獨裁者。就以家庭財產而言吧！全家成員（除已婚女兒之外）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如果協議“分家”，則“家長”也只能取其應得之一部分。可是在一般管教上，則長幼尊卑之間是沒有什麼“自由平等”可言的。做子女的在家長管教之下，連最起碼的，現今所謂“基本人權”的“擇偶自由”都是享受不到的。

我國傳統儒家論政，多半都是“國、家”並提的，先要能“齊家”，然後才能談到“治國”。家就是個小國；國就是個大家。所以國王、皇帝便是個特大家庭的太上家長；老百姓都是“子民”。不特此也，大皇帝底下的各級官吏也都是大大小小的家長。縣長知事叫做“父母官”，刺史郡守叫做“‘牧’民之吏”。依次類推，則皇帝便是最大的活祖宗。所以“祖國”這個現代化的名詞，在古代則叫做“君父之邦”。君父一體，是最應受到子民們尊敬和服從的。所以孟老夫子罵人時也說：“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因而傳統中國政治社會的結構便是從“父親”這個小權威開始，形成一個小小的“權力金字塔”。然後重重疊疊上瑤台，大小金字塔層層配套，直至皇帝。皇帝所操縱的“國家機器”（statemachine）便是個最大的權力金字塔。萬歲爺是集全國“管教養衛”之權責於一身的。“教”在中古西方社會是由教堂分擔的。做中國皇帝則是“作之君、作之師”，管教一把抓。政治二權都是自上而下的。中央政府承擔一切責任；也行使一切權力。斯之謂“國家強於社會”，與現在西方民主國家“社會強於國家”，恰是個反面。今試把這兩個不同的模式中“國家”和個體“公民”（citizen）之間的關係，圖解如下：

6.5 “集權”並不是“極權”

可是在傳統中國里，政治結構雖然高度中央集權（見圖甲）——用時下術語來說，便叫做“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但是“集權”（centralization）並不是“極權”（totalpower或totalitarianism）。在這個“層層節制”的統治系統里，各級政府如都能按理出牌，也頗能收“垂拱而治”之效。縱使最高層出了一位荒淫無道的“暴君”（despot），他想透過層層金字塔，一竿到底，奴役全國人民，亦殊不易。因為暴君之出現，他第一步必須破壞他自己的法統。法統既失，則統治機器失靈，在那交通和資訊都相當原始的碩大帝國之內，搞其“東方暴君主義”（orientaldespotism），亦勢所不能。

事實上，在兩千多年的中國政治史上，除秦始皇、毛澤東二人之外，也找不到第三位二世而斬的“東方暴君”。因此生於這個權力金字塔底層的黎民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天高皇帝遠，亦頗能自得其“乞丐民主”（beggardemocracy）之樂。但是“乞丐”們的“基本人權”、“自由平等”又向哪廂去找呢？這些現代的概念，朋友！原都是現代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玩藝嘛！在那並無“資產階級”存在的帝制中國，那些罔顧人權、剝奪自由的制度和風俗習慣如君權、父權、夫權、盲婚制、多妻制等等，原都是我們“固有道德”所認可的嘛！生為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有誰又覺得“天下有不是之父母”呢？詩人胡適說得好：“不覺不自由，也就自由了。”這和今日老美公民“不覺太自由，只道自由好”，正是一個銅元的兩面嘛！事實上，“無節制自由”之為害，實遠甚於“健康的不自由”啊（着重健康二宇）！身在廬山中的遊客，哪能識其全貌呢！

因此從比較史學上看，我們這個宗法遺規的“家長制”，在中世紀的世界上，不特是個“可行的制度”，甚或是個“較好的制度”呢！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俾斯麥時代的德國所行的“父道主義”（paternalism），不也是一樣嗎？腓特烈大帝說：“我為人民謀福利，可不一定要人民知道啊！”這與我們孔夫子的政治哲學，不正是不謀而合嗎？我們的家長制一直延續到今天，初不因歷次革命而有所改變。事實上台灣今日所存在的問題，可能就是因為缺少了一位大家長呢！可是李登輝總統今日的作風，似乎就有意重建這制度。

正因為我們孔孟之道的政治模式，健康長壽，比較合情合理。我民族安於此生活方式已二千餘年，一旦要以夷變夏，本末倒置，其艱難萬分、痛苦不堪，自是意料中事。但是為什麼我們一定要變夏從夷呢？那就是中世紀畢竟是中世紀；那個時代的“較好制度”，延至今日已大部分不適用，我們現在要另闢蹊徑，就不得不從洋西化、改弦更張了。

6.6 “健康的個人主義”

在現代的民主國家裏，社會的基礎是建立在一個公民的“健康的個人主義”之上的（“健康”一辭是胡適之先生為中文讀者特地加上去的，以免誤解）。個體公民與各級政府之間，與夫各級政府彼此之間的關係，都是雙邊契約的關係（見圖乙），政府不再是家長。它是聽命於人民的“服務機構”（serviceagency），官員是“公僕”（publicservant）。這一來，它和我們的傳統的家長制，就完全背道而馳了。

但是這一洋制度未必就比我們的土家長制更好。它若行得其道如今日的英語國家，則政府便是為民服務的機構；權力若被濫用，則全國國民，都會變成獨夫專政的個體對象。盧梭說：“暴君之前，人人平等。”（Beforeadespoteveryoneisequal.）就是指的此一情況。到那時，天既不高、皇帝也不遠，那就民無噍類矣。上節所述戰前的德意日加上個史達林的俄國，戰後的毛澤東和他的紅衛兵，就是這個畫虎不成的洋制度走火入魔的結果。九〇年代的台灣從家長制蛻變到一個“社會重於國家”的洋制度方向來，希望它的年輕的政治領袖們相忍為國。不要也畫虎不成，迷失方向才好。

以上所說的宗法社會傳統下的“家長制”只是我們帝國時代，至今還沒有完全“蛻變”掉的特徵之一。但是這一特徵並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是和我國所特有的農業經濟制度相互配合運作的。它二者原是一對“暹羅連體兄弟”（Siamesetwins）。彼此同生共死，是分割不開的。事實上中共今日在大陸上的政經失調，便是在這兩個弟兄之間想舍其兄而留其弟，所以就矛盾百出了。

6.7 重農輕商的後遺症

不過話說回頭，我們原有的以農立國的經濟制度，也並不是甚麼壞制度。相反的，它原是在人類歷史上經過精心設計，一行兩千年而有實際效驗的“較好制度”（bettersystem）呢！須知中國封建時代，原和歐洲一樣，土地是屬於國有的。可是在封建制崩潰之後，歐洲的經濟便迅速地走上了“重商主義”（mercantilism）。而我們卻緩緩地走上“重農主義”。

“重商主義”原是在社會強於國家的客觀條件之下，不受人類意志控制而自然成長的。它的確是一種（如馬克思所想像的）“客觀實在”（objectivereality）的產品。

可是我們“重農主義”，卻是從頭到尾的一種“主觀設計”（subjectiveplanning）的制度。更具體地說，它是在國家強於社會的情況之下，由政府主動從事“土改”的結果，是主觀意志製造的。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廢井田、開阡陌”便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土改”。政府為了解放農村個體戶的生產力，乃把公田（井田）制給廢掉了。改農業為私營——這正是近年來鄧小平毀棄毛制土改的主要內容。

秦以後，土地變成了商品，可以由人民自由買賣。此一農村自由經濟制度，在中國一行兩千年，沒有太大的質變。一直到公元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權成立之後，才被毛澤東倒轉了。

【附註】毛澤東土改，改私田為公田，也是主觀意志的產品。在制度上說，實在是恢復先秦的封建生產制，所以終於行不通。王莽也就是搞封建生產制，所謂“復井田”，把腦袋搞掉的。

以主觀意志來建立土地制度，古代儒法兩家原是一致的。漢承秦制之後，儒家的政權，把法家原有的“重農輕商”的政策，繼續推到最高峰。商人階級受到政府嚴重的歧視。我國這種與西方反其道而行的“輕商主義”，其後竟深入人心，歷兩千年而未稍改。商人既被一個強大的政府鎮壓了，那個作為現代經濟發展的主力軍的“城市中產階級”（urbanmiddleclass）在中國歷史上也就不能出現了。缺少個城市中產階級，中國也就出不了“重商主義”和“產業革命”（IndustrialRevolution）。沒有產業革命和與之俱來的“大規模生產”（massproduction），那我們就只好安貧樂道，維持個半飢半飽的農業大帝國，永不想發財致富了。全國人民都生存在大貧小貧的邊緣，如果再加上人口失控像晚清那樣，那就真的一窮二白了——所幸我國人口過剩的現象，只發生在清朝乾隆以後。

以上所述便是我國晚清時代，從古老傳統中承繼下來的政經實況。這一實際情況，也是傳統的政經制度作天衣無縫的配合所製造出來的。但是從人類文明累積的總成績來看，這種體制原沒有太多的不好。相反的，我們那獨步世界的中世紀文明，便是這項政經體制孕育出來的。

且看那些在十七、八世紀來華傳教，目擊我國康雍乾盛世的耶穌會士；且看那位在十八、九世紀之間名聞天下的民主聖人傑弗遜；且看那位在二十世紀中葉，作為羅斯福農業“新政”智囊的華萊士等等，他們比較中西，對我國傳統小農制的社會生活，無不推崇備至。晚近的科學史權威的李約瑟，對於我們中世紀科技與社會的成就，也捧得天高……我們自己的往聖先哲，唱戲抱屁股，自捧自的言論，那就更不用說了。縱遲至今日，李登輝總統還不是在為“回歸固有文明”而呼籲嗎？遑論當年。

可是既然有如此優秀的傳統，為什麼在晚清時代——那時的“固有文明”不是比現在還多一點嗎？——我們卻表現得那樣窩囊呢？結果招致“新青年”們，一致喊打，幾乎把“固有文明”全盤否定了。而晚近四十年，我們又為什麼表現的如此暴戾無知，還要麻煩“民主女神”老人家，跨海東來，普渡眾生呢？

對此，我們的綜合答覆，要點蓋有數端。其一便是前節所述的中西文化衝突的問題。“中古”或許是我們的；“現代”卻絕對是人家的。請翻翻我們今日的中小學教科書；想想我們日常的衣食住行，有百分之幾是屬於我們“固有文明”的呢？——老兄，都是洋貨嘛！

一句話歸總，我們傳統的政治經濟制度（不論好壞），是不能適應現代西化的需要。適應不了，它就會變成我們求新的包袱，現代化的絆腳石了。好漢專說當年勇，那就十分窩囊了。且看我們的洪秀全天王，他陛下一面要保留固有文明中的多妻制，一面又要奉行只許有一個老婆的基督教，所以就被羅孝全牧師杯葛了，以致身死國滅。

6.8 傳統國家機器的周期性

再者，縱使一個古老民族，它有勇氣卸下傳統的包袱來求新求變，它還要有個有效率的行政機器來推動此事。不幸的是我們在清末的那部國家大機器，也已到了銹爛不堪，應該報廢的程度了——它負荷不起這個天降大任。

科學家告訴我們，任何群居動物的團體組合，生滅盛衰之間都有其周期性。這反應在傳統歷史上，史家則叫他做“治亂、分合”；陰陽家則叫它作“氣數”；西方漢學家則名之曰“朝代循環”（dynasticcycles）。但是不管稱謂如何，我們那部“中央集權文官制”加“農業經濟”的國家大機器，亦有其不隨人類意志轉移的運作周期性。西漢以後歷朝的政治史實就警告我們，這部大機器的有效運作期不可能超過兩百年。（以世界標準來看，兩百年一個周期，不算最長，也算夠長的了。）過此時限，就是報廢換新的時候了。

滿族的統治者於公元一**四年入主中國，到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簽訂之時，已滿一周期。到此時它那部仿漢改良重建的統治大機器，也已到了銹爛報廢之時，不堪任重致遠了。

吾人試閉目沉思，如“鴉片戰爭”等國恥國難，均發生於康雍乾三朝鼎盛之時，其結果又將如何呢？這也是我們國運使然吧！這些國難國恥，卻發生在“歐洲擴張主義”（Europeanexpansionism）的極盛時期（根據他們的周期），也正值我大清帝國國運周期衰竭開始之時。在這盛衰對峙之間，則清廷造化如何，也就無待蓍龜了。

所以我國近代史家每喜詬病清室涉外官吏為如何顢頇，如何庸愚，而在下讀史數十年，則不以為然也。

設以清季“科甲出身”之林（則徐）、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沈（葆楨）乃至恭王奕訢等，比諸後來國、共、民、青、民盟、民進諸黨之高幹，優劣之間，豈待區區執簡人之饒舌哉？只是大清帝國氣數將終，統治機器報廢之周期已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國之不國豈能厚責於機車駕駛人員和維修技工耶！

6.9 “西化”、“現代化”與“階段性”

綜合本篇以上各節之闡述，一言以蔽之，我們大概可以說，一部中國近代史便是一部“傳統中國”向“現代西方”轉變的“轉變史”（historyoftransformation）。這一轉變的過程，早期的史家，名之曰“西化”。目前的學人則改呼為“現代化”。其實這兩個概念的疆界實在不易劃分，不過人類畢竟是個有“歷史感觀”（senseofhistory）的動物。歷史往往也是解釋概念之爭的最佳工具。

就以吾人現代生活中的刷牙為例吧！“刷牙”這項衛生習慣，是從西方傳來的。它在十九世紀的中國，大概可以叫做“西化”或“洋化”了。可是刷牙在今日中國都市生活中卻變成不可或缺之一部分，那我們就只能把它列入“現代化”的範疇了。據說毛澤東就沒有刷牙的習慣。這大概由於他年輕時農村背景和叛逆個性所造成的。青年的毛澤東反對“崇洋媚外”，所以就拒絕這“西化”的習慣了（毛氏也一輩子未穿過“西服”）。所以當他老年住入都市，生活就不夠“現代化”而被老婆罵成“太土”了。

毛澤東的私生活，小事也。但是，朋友，見微知著嘛！這項社會學上的“微觀法則”卻能替我們解決無數大問題呢！

可是不論“西化”也好，“現代化”也好，我們近代史上這項轉變，幾乎是十年一變，層次分明的。它存在着濃厚的“階段性”。我們如從社會經濟史的觀點，試一回看鴉片戰爭前傳統中國的歷史，那就幾乎千年未變了。

從一本千年未變的“靜的歷史”，忽然接上一本十年一變的“動的歷史”，則近代中國之動蕩也就可想而知了。不過我們這項動蕩並不是雜亂無章的。它是從“西化”進入“現代化”，按部就班，層次分明的。

前文已言之，我們的固有文明原是自給、自足、自滿的“三自”文明。它在“現代”階段忽然大動特動起來，實在是“鴉片戰爭”開始的。在這次戰爭中我們吃了洋人的苦頭，所以才搞起“洋務”來（那時叫做“夷務”）。我們對付外族的老辦法一向是“以夷制夷”。鴉片戰爭時，我們被夷人的堅船利炮所打敗。戰後痛定思痛，我們第一個“夷務專家”的魏源（林則徐的幕僚）乃想到要“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了（見魏著《海國圖志》序）。這就就開始了我們“科技現代化”的第一步——也就是今日鄧小平所要搞的“四化”之一。

老實說，我們在前一個世紀的新派人物把“四化”搞得確是有聲有色。九〇年代中期，李鴻章的“北洋海軍”竟是世界七大海軍之一，遠駕於新起的日本海軍之上。不幸甲午一戰，馬腳全露。有識之士自此再也不搞“四化”了，因為他們知道，大清帝國的根本問題不在四化而在第五化——“政治現代化”。康有為、梁啟超因而搞起了“君主立憲”。他師徒二人認為連皇帝也要“西化”一下。他們的廣東同鄉孫中山則認為要搞政治現代化就得徹底的搞。他主張“建立民國”，乾脆把皇帝搞掉，來選個“伯理璽天德”。

康梁失敗了。孫先生成功了，並且當選了中華五千年史上第一個“伯理璽天德”。但是孫伯理璽天德並沒有解決問題，隨他而來的則是軍閥混戰、夷狄交侵。國政民生反遠不如大清帝國之晚年也。這樣乃又惹出另一批“有識之士”胡適之等來重行考慮了。

胡適之他們認為科技（堅船利炮）餘事也，政治經濟亦餘事也。重要是我們整個文化體系害了絕症，非徹底脫胎換骨不為功。這就是他們“全盤西化論”的理論基礎了。要丟掉全部“固有文化”而推動“全盤西化”，這樣他們也就把“西化”運動推展到最高峰了。可是從魏源到胡適這一“轉變”過程是節節升高、層次分明，“階段性”是十分濃厚的。

“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雖然是屬於另一大時代了，其變化之軌跡，階段分明，基本上是與前期無異的。

總之，我們這部苦難而光輝的中國近代史，在全民族合力推動之下，時時在變、處處在變。其進度雖然難免迂迴曲折、顛顛倒倒，但是其摸摸索索，終於要找到一個安全而滿意的出口則一。出口云何，一個長治久安、名實相符，如篇前所言之民國也。語云：“窮則變、變則通。”所以只要我們不停地摸索，最後必有大道可“通”。照近年來海峽兩岸的局勢來看，這個“通”的日子，似乎並不太遠了，我們等著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