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五 如此皇帝
雍正是一個什麼樣的皇帝?獨裁皇帝。
雍正剷除異己,打擊朋黨,目的很明確,就是要把整個帝國,都置於他一個人的絕對統治之下。
這並不容易,然而雍正卻做到了。
雍正的辦法,是建立和完善了密折制度。所謂密折,說白了,就是皇帝與臣僚之間的私人秘密通訊,由一種專用的特製皮匣傳遞。皮匣的鑰匙備有兩份,一把交給奏摺人,一把由皇帝親自掌握,任何人都不得開啟,也不敢開啟,具有高度的私密性,故稱“密折”。
密折制度的建立,是對傳統政治制度的一項重要改革。本來,君臣無私義。君臣之間的文字往來,就只有“公文”,沒有私信。通常官方文書(公文)有兩種。一種叫“題本”,是談公事的,要加蓋官印;一種叫“奏本”,是談私事的,不蓋官印。兩種文書都由通政司轉呈。皇帝御覽之前,已先由有關官員看過,等於是公開信,無密可保。楊名時奏請修浚洱海,用的就是這種公開的題本。所以雍正認為他是故意把事情宣揚出去,以免別人(也包括皇帝)搶了他的功勞。題本和奏本無密可保,皇帝和臣僚之間某些不可告人的機密和難言之隱,就無法勾兌。而且,這種公事公辦的形式,也不符合雍正和臣僚單獨交朋友的想法。於是他便把始於順治、康熙年間,但用得並不廣泛的密折,發展成一種普遍運用的政治工具,並形成了所謂“密折制度”和“密折政治”。
密折制度顯然比公文制度實用。除具有保密性外,還具有快捷方便的好處。題本是很麻煩的。它必須用宋體字工整書寫,必須備有摘要和副本,必須先由內閣審核,必須在皇帝看后再用滿漢兩種文字謄寫。密折則不必,它不拘形式,可以自由書寫,寫好后不經任何中間環節,直接送到皇帝手中。皇帝即拆、即看、即批複,直截了當,不耽誤事。雍正的密折政治,很值得專門探討和研究。
自從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權專制體制,如何統治和管理我們這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大一統帝國,一直是一個不可迴避的難題。明清以前歷代王朝的做法,是通過意識形態和倫理道德治國。這就是漢武帝要獨尊儒術而隋唐要建立科舉制度的原因。按照這個政治設計,我們帝國主要是由一大批熟讀儒家經典、絕對忠於皇室的文官來管理的。農業時代的帝國雖然龐大,事務卻並不繁雜,無非按期繳納賦稅和保證地方治安。另外兩件並非常規性的工作,則是抵禦外敵和救濟災民。如果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官清吏廉,民風淳樸,則地方官是非常輕鬆的。所以那些承平時代的地方官員,常常有許多閑情,可以吟花弄月,甚至著書立說,可見工作不忙。但是,這種“太平盛世”的理想,卻建立在並不牢靠的基礎上。如果天旱水澇,顆粒無收,或官貪吏污,紳劣民刁,又如之何呢?那意識形態和倫理道德還管用么?只怕即便孔子在世,也無法敦風化俗。
事實上,靠道德或禮儀來治國,是完全靠不住的(這一點我們前面已多次講過),這才有了明代的特務政治。雍正總結歷朝歷代的經驗教訓,認為德治和禮治並不可靠(但也不能放棄),特務政治弊端甚多。唯一的辦法,是實行“人治”。不過這種“人治”,有特定的涵義,那就是:除了皇帝,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充當這種統治的主體。因此準確地說,它應該叫做“帝治”———皇帝一人的統治。
雍正以前,中國政治的主要形式,是德治與禮治。人治只是某些特殊時期的現象,而且其主體既不一定是皇帝(比如曹操是丞相,武則天是皇后和太后),也沒有相應的制度來保證。相反,不少皇帝還無法行使治權(比如年紀太小)或主動放棄治權(比如明的萬曆)。其結果,則是任何王朝都不可能真正“長治久安”,改朝換代總是不可避免。顯然,唯一的出路,是確保皇帝的“一人政治”,使皇帝真正成為國家意志的唯一代表。密折制度的意義,便正在這裏。
這又是雍正的過人之處和高明之處。本來,密折是一種很危險的東西。它容易和告密聯繫在一起,甚至變成告密的一種方式,弄不好就會讓人主上當受騙。所以康熙說:“令人密奏並非易事。偶有忽略,即為所欺。”謝濟世也說:“告密之例,小人多以此讒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不知是誰告的),被告者無由申訴,上下猜忌,君臣相疑。”然而雍正卻把毒藥變成了良藥,玩火而不自焚。辦法也很簡單,就是“兼聽”。也就是擴大有權密奏的範圍,廣泛地聽取意見,使自己不至於被個別人的言論所左右,從而作出正確判斷。他也允許被告申辯,只是不講原告的名字。這樣,一旦屬實,舉報者可以得到保護;萬一被誣,被告人也能洗刷冤情。所以,武則天建立告密制度,製造了不少冤假錯案;雍正帝建立密折制度,卻保護了不少好人。
雍正的尊孔,超過了前輩的所有帝王。他封孔子五世先人為王,他下令對孔子的名諱要像對君主一樣予以敬避;他向孔子的牌位行跪拜禮。這些事情,都是連漢族自家的帝王也沒能做到的。皇帝號稱“天子”。除對天地、祖宗和父母,均不能下跪。雍正向孔子行跪拜禮,就是把孔子抬到與天地君親同等的地位,當然是無比之尊了。
雍正的姿態,確實很高。過去,歷代帝王巡視太學,都稱“幸學”,也就是帝王幸臨學府的意思。雍正認為。這雖然是臣下尊君之意,但“朕心有所未安”。因此,應改為“詣”,就是拜訪、請教的意思。王朝時代,最尊貴的就是帝王。無論他到哪裏去,都是巡幸,都是給別人賞臉。唯獨到了學校,卻不是“光臨指導”,而是“拜訪請教”,這就不但是對知識、對文化的尊重,而且是對全體知識分子的尊重了,自然大得人心。
雍正不但談儒,也談佛。十一年(公元1733年),他在宮中舉行法會,親自說法,並收門徒十四人。皇帝、王公、大臣、和尚、道士,不倫不類地聚在一起坐而論道,真是煞有介事。
天底下居然還有這樣的皇帝!應該承認,雍正的儒學水平和佛學水平都不低。比起那些腐儒和愚僧來,不知高明多少倍!他確實把握了儒學和佛學的精髓。儒家講“修齊治平”,佛家講“普度眾生”,說來說去,不就是讓大家過好日子,讓大家感到幸福嗎?這就要栽種福田。而在雍正看來,這個福田,並不在西方凈土,而就在東土人間。因為現在東土已經有了一個不是釋主的釋主,不是孔丘的孔丘。他不是別人,就是朕———雍正皇帝愛新覺羅胤。
現在,雍正已經從思想上(崇儒禮佛)、組織上(舉賢用人)和制度上(密折政治)把自己武裝起來,他可以給他的帝國動手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