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潮拍擊下的老農民
積雪覆蓋著原野，鄉村間的大路上。午間融雪時踩踏得稀爛的泥巴，夜間又凍結成硬塊了，路面坑坑窪窪，絆絆磕磕。道路朝南，沿着漫坡而上的原野延伸，在雪地上像一條隨意丟下的皮繩，曲曲彎彎。
我們三人——班長劉建國、班主任王老師和我——一行，冒着渭河平原數九隆冬的清晨時分凜冽的寒風，正沿着這條鄉村大路朝南走，要趕到一個叫田家寨的村子去，找田芳的父親田茂榮老漢。我們將交給他四百塊錢，由他再交給把田芳許訂給的那一方的家長，償還他接受過的彩禮或者說聘金，從經濟上徹底割斷捆綁着田芳的繩索，這是怎樣一件令人鼓舞的壯舉！
四百塊錢裝在我的書包里，沉甸甸地掛在我的肩上，那無異於幾百顆騰騰跳躍着的心，我怎能不感到沉重呢！
新年晚會上，我們的《白毛女》歌劇獲得了極大的成功，田芳的名字消匿了，那些認識或不認識她的外班的同學，那些教她或根本沒有教過她的老師，見面都親切地叫她白毛女了，我們班的同學更不用說了。戲劇里的白毛女已經獲得了新的生活的權利，獲得了幸福自由的愛情，現實生活中的白毛女——田芳，籠罩在心靈上的封建的烏雲還沒有消散。
雖然發生過轟動小鎮的搶劫田芳的事件，她的父親仍不改口，絕不許她毀棄三媒六證確定過的與大張村的婚約。對她壓力最大的不是她的父親，她說她將永不回家，甚至斷絕父女關係，也決不回到“黑咕咚咚的萬丈深的枯井”里去了。對她壓力最大的是八石麥子，她的父親把她許訂給大張村所接受下的聘禮，早已被全家老少吃掉了，變成糞土，施到田地里去了。八石麥子，一石十斗，一斗三十五市斤，整整兩千八百斤，摺合人民幣三百多塊錢哪！
一場募捐活動在師範學校掀起來了！
想起這場募捐活動的前前後後，我至今仍然激動不已。起初，只是我們籃球隊幾個同學的舉動，想不到竟然擴大到整個學校里去了。那天與縣武裝部的籃球賽結束以後，我和隊長何長海回校的路上，閑扯着已經過去的田芳被搶劫的事。我說，我要是有三四百塊錢，我就願意拿出來，解除她心上的債務。何長海說，咱們球隊湊一湊，能不能湊夠呢？十來個籃球隊員在一塊湊來湊去，不過幾十塊錢，遠遠不夠。回到學校后，消息傳給班裏的男女同學，大家紛紛向我捐款。緊接着，外班的同學也趕到我的宿舍、我的教室里來捐款，甚至有十幾位老師也捐了……啊呀！短短的三四天內，我的書包里裝進了五百多塊錢，超過需要的數目了。我和班主任王老師商量之後，決定把多餘的一百多塊錢退回那些捐數最高的老師和學生，留下四百元足夠了。
“為了砸斷封建鎖鏈！我捐三塊……”
“再不能容忍我們的姐妹作封建婚姻的犧牲品！我捐一塊……”
“為了解放，為了自由！我捐……”
那一張張男生和女生的臉在我眼前迭印，那一聲聲慷慨激昂的話在我耳畔響着，永生難忘！大夥不僅是同情田芳的遭遇，而是一種共同的時代要求，剛剛獲得解放和自由的新中國的第一代青年，強烈的反封建的意識是共同的要求，這些師範學校的學生，尤其是速成班的學生，來自社會底層，不單是仇恨地主資本家，尤其仇恨封建的婚姻，好多人與田芳有類似的遭遇，離婚和解除婚約，在師範學校不僅不會被人恥笑，而會得到普遍的支持和同情。
“你離婚了？”
“離了！”
“完全弄零幹了？”
“零幹了。你呢？”
“我剛提出來，正離哩！”
“趕緊離了！重新自由去……”
這是公開的交談，不會令人議論……田芳這樣的引人注目的白毛女，得到熱烈的募捐就是不奇怪的事了。
我按按書包，四百塊人民幣正在手心，我的心止不住一陣發熱，隆冬原野上清晨凜冽的寒風也不那麼厲害了。
我們三人走進田家寨，幾經打問，終於找到田芳家的門口。
兩間廈屋，連個圍牆也沒有，一眼就可以看出，這是一家十分貧苦的農民。我們三人站在廈屋門口，一個女人走出來，大約四十齣頭，一眼就可以斷定是田芳的母親，臉形太相像了，她一看見這三個穿戴不同於庄稼人的陌生人，先愣怔了一會兒，有點驚恐地問：“尋誰？”
王老師說明了我們的身份，田芳母親臉上的驚恐立時消失了，卻更加慌，把我們讓進屋，卻無法使我們坐下來。炕上的一張破爛的被子下，圍坐着四個娃子和女子，地上竟然沒有一個可供人坐下的凳子。她擦擦手，閃身出了門，再進門的時候，端着一條長凳，大約是從鄰家借來的。不管怎樣，我們三人挨排兒在長凳上擠着坐下了。
她張羅着倒水，取煙，取來了一隻裝着煙未的木盒子，卻找不到煙袋。王老師點燃自己的紙煙捲，勸她再甭麻煩了。她在灶鍋下的木墩上坐下，卻不知該說什麼好。沒有經見過世面，也沒有和公家的幹部打過交道的農家婦女，常常都是這個樣子。王老師儘管很和氣，問她家裏的狀況，她頭不抬，燒着火，簡短地答上一句，半天又沒話了。田芳的父親拾糞去了，她告訴我們，隨之就指使坐在炕上的兒子去找。
老漢回來了，頭上裹着一條黑布帕子，鼻子凍得紅紅的，一進門，大聲說：“三位先生來了！抽煙——”把那個短桿旱煙袋依次讓給我們三人，隨之在門檻上坐下來。
“三位有何貴幹？”他仰頭問。
王老師和他談起田芳的婚事，給他解釋新社會婚姻自由的道理。老漢低着頭，抽着煙，做出一種耐心聽着的姿態。一當王老師停住口，他仰起臉，做出深明大義的神氣，說：“新社會好，咱農民擁護共產黨。兒女的婚嫁之事，應該由家裏管，政府和學校管這些事做啥？”
王老師又耐心給他解釋學校應該管的原因。
“言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田芳的父親說，“你們都是有知識的人，比我懂得多，我跟人家說下一句話，三媒六證，鄰里皆知，而今一水沖了，我在田家寨還算不算人？”
我心裏暗暗吃驚。這個老農民，一身黑色家織粗布棉襖棉褲，補丁摞着補丁，肘頭露出變成黑色的棉花絮子，一臉皺摺，鼻尖上吊著清凌凌的水一樣的鼻涕滴子，捉着煙袋的手指像樹皮一樣裂開着口子，嘴裏卻吐出一串一串半生不熟的詞句。我早已從田芳口裏得知，她的父親是個一字不識的粗笨莊稼漢。一個大字不識的粗笨莊稼漢子，談起話來，卻要講信義，夾雜些半通不通的古文詞。如果是我的父親這樣講話，也不足怪，而田芳的父親卻叫我奇怪了。
王老師索性問起八石麥子的事。
“有這事。”田芳的父親一口應承，“家家的女子都賣錢，家家的兒子訂媳婦都花錢。我吃了人家的麥子，我不昧良心……”
王老師又講道理，說那根本不是昧良心的事。我也就一手掏出四百元錢來：“這是我們同學和老師的一點心意，目的只有一個，讓田芳能安心讀書，再甭逼她上轎了……”
老漢瞪大眼睛，瞅着我遞到他眼前的一厚扎票子，愣住了。他顯然沒有料到我們的這個舉動。愣了半天，忽然醒悟了似的，猛地伸出雙手，把我的手推開，並且站了起來：“這不能，這不能呀！”
“我們是為了田芳的前途……”我說。
“為了啥也不能失信！”老漢說。
“你要是不收，我們就——”王老師看看說服不下，就使出我們路上商量好的最後的一着，“交給鄉政府，由鄉政府交給大張村那家人。當然，這樣一來，媒人和你難免就不好看了。你知道，上次搶人，縣上扣了大張村三個人，剛剛釋放……”
“唉呀！”田芳的父親頹然坐在門檻上，雙手抱住頭嘆息。
王老師示意我把錢放下，我瞅瞅那張破爛的用麻繩扭着腿兒的小桌子，上面擺着盆盆罐罐，把錢放下了。
“我們走了。”王老師站起來說。
田芳的父親抬起頭，看見桌子上的那一摞錢，沒有推辭，臉上露出愧疚不堪的神色，張開雙手，擋住門：“說啥也不能走……不吃飯了，再坐坐……”
我們又坐下了。
“唉，三位同事……”他擺擺頭，一臉誠懇的又是慌愧的神色，“解放了，已往的禮性全部不合時了嗎？”
王老師笑了：“也不是這麼說。你，一個貧農，翻身了，紮實種你的地，把日子往好里過，顧那麼多臭禮性做啥？”
“解放了好！確實好！不拉兵了，不抽稅了，官人不欺百姓了，確實好！可這新社會——”田芳的父親現在顯出一個老莊稼的天真來，說，“全都沒大沒小了么？男女不分了么？不顧臉面了么？”
王老師哈哈笑着，搖搖頭。
“你看——”老漢舉出例證來，“俺田家寨，有五個姓氏，田姓是主，其餘是後來添進來的。人說，‘歪胡家，搗秦家，惡鬼出在劉、李家，仁義禮智大田家’，而今，田家人也不講禮義了！你看看，那些男男女女，這個離婚呀，那個自由呀！鬧得全都亂了套……當然，咱連咱的女子也沒管得住！”
“你為啥要管人家哩？”王老師笑着問，“人家年青人，聽啥不聽啥，自己有主意了！你拿那些老封建思想管人家，肯定管不住！”
田芳的父親嘆息：“咱們人老幾輩兒沒跟人胡說白道過，窮是窮，可沒做下讓人指脊背的事……”
“你把我壓迫了一輩子！”田芳的母親說，“而今孩子壓不住了……才好！”
“你——”田芳的父親紅了臉，“我看我活不成了！”
“窮得叮噹響，臭禮性倒多！”女人更加壯起膽子，“土改時，工作組分給咱一張桌子，兩把椅子，他呢？晚上悄悄給人家送回去，讓民兵抓住了，審了半夜，說他跟財主有勾搭，他只說……我不能白受不義之財……你們三位聽聽，這就是他的禮性！”
告別了田芳的父母，我們三人重新返回來。太陽升起在冬日灰藍的天際，寒氣消散了，道路上開始松凍，泥濘佈滿鄉間大道。我們三人回味着剛才和田芳父親的有趣的談話，說著笑着，走到漫坡頂上。
眼前是渭河平原的壯麗的原野，坦坦蕩蕩，一望無際，一座座古代帝王、謀士、武將的大大小小的墓塚，散佈在田地里，矇著一層雪，他們長眠在地下宮殿裏，少說也有千餘年了，而他們創造的封建禮教卻與他們宮廷里的污物一起排到宮牆外邊來，滲進田地，滲進他的臣民的血液，一代一代傳留下來，就造成了如我的父親和田芳的父親這樣的禮義之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