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來已覺不是家
接到父親一封信，我才記起，離開家庭已經四五個月了，父親關心我的學業，我的身體，問我是否恪守着“慎獨”的囑咐。父親的很合規範的文言體書信，功夫獨到的小草墨跡，把一個遙遠的記憶勾回到我的心裏來了。那麼熟悉，卻又那麼陳舊。
班級之間的籃球比賽正在進行，我繼續履行我的衣服架子的職責，父親的信裝在口袋裏，賽場上激烈的競爭牽動着我的神經。有人在拉我的胳膊，我一回頭，是田芳。什麼事，等不到球賽結束嗎？我實在不能從這緊要關頭走開。她卻拉着我的袖子，硬把我從人窩裏拽出來。
“告訴你一件事。”她說，“縣宣傳部來人通知學校，讓我們的《白毛女》歌劇下鄉宣傳演出。”
“真的嗎？”我忙問。
“真的。”田芳說，“王老師剛才告訴我，讓我叫你去，商量一下。”
“什麼時候演出呢？”我問。
“寒假裏。”田芳說，“馬上要放假了。”
我和田芳找到王老師的房子，完全證實了這件事。這無疑是一件光榮的任務，王老師也很高興，問我有什麼困難。我說什麼困難也沒有，只是應該回一趟家，放假后就沒有時間了，王老師批給我兩天假，讓我考試前趕回學校，下周就要期終考試了。
“你這次回去，你爸可能要認不出你了。”王老師笑着說，“你把老先生能嚇一跳！”
田芳瞅着我，抿着嘴笑。我也笑了。
從王老師房子出來，我又朝操場走去，仍然惦記着速成二班的最後的勝輸。田芳狠狠拽了我一把：“那麼球迷呀！我還有事兒跟你說。”
我只好站住。
“你把募捐時記下的花名單給我。”她說。
“要那做啥？”我問。
“有用。”
“幹啥用？”
“你別管。”
“你不說清楚，我不給你。”
她無奈了，只好說：“我要保存下來。待我畢業以後，有了工資收入，我要加倍給每一個募捐的同學償還！”
“噢！這樣——”我說，“這樣……不好。”
“為什麼不好？”田芳說，“我心裏實在過意不去，很不安呀！”
“那樣……起碼在我，就傷心了！”我說。
“你傷什麼心呢？”她問。
“我們募捐，完全是出於一種對封建婚姻的反抗。”我說，“那些外班的同學，有的根本和你連一句話也沒說過，你也不認識他們，他們為啥自動捐款呢？你想想……”
“我明白。”她說，“即使這樣，我也應該償還。同學們的心意我明白……”
“當然，怎麼處理這件事，由你決定。”我說，“不過，你千萬別給我……償還什麼錢！”
“那……好吧！”她沉吟說，“你把那個名單給我，我要保存，比什麼東西都珍貴了！”
“這倒好！”我說，“我抄出一份給你，我也保存一份。過多少年，看見這名單的時候，心裏會是怎樣呢？啊……這是幾百顆心呀！”
“你說得多好！”田芳眼裏浮出動人的淚光，聲音低低的，抖顫着說，“比金子還貴重的心呀！”
從學校吃罷早飯就動身，回到東源上的我的老家楊徐村的時候，暮雲四合了。冬日天短，又是步行，八九十里路走回來，整整用了一天時光。我的心情很好，離家幾近半年，家裏會是一種什麼樣子呢？
我站在門口，門樓兀立在寒冷的暮色里，那令整個家族引以為自豪的“讀耕傳家”的門匾題字，有點孤寂，也有點過時黃曆的冷漠，我走進院子裏去了。
院子裏發生了很多變化。我和我的媳婦住的那間廂房，傳出牛糞和牛尿的混合氣息，我一探頭，就看見一頭黃牛正在槽頭嚼草舔料。走進上房，父母住的房子從中間隔開了，分成兩間住屋了。父親正在小小的南間屋的火炕上坐着，抽着煙，母親在炕的另一頭坐着。天氣寒冷，人都坐在炕上了。
昏黃的煤油燈焰下，父親伸着腦袋，辨認着我。我叫了他一聲。他驚喜地從炕上下來，坐在椅子上，就從頭到腳打量着我。母親也溜下炕來，走出門去，從門外領着我的媳婦進來了。
“先生，你擦擦臉。”她把洗臉水放到我面前。
她還叫我先生，這是結婚以後她對我的稱呼，而今我不是先生，是師範學校的學生了，她還那麼叫，聽來已經恍若隔世了。
“先生，你想用啥飯？”她在身後問。
“隨便做點吃的。”我說，聽見她又在問母親，究竟該做什麼飯。我的答覆反倒使她為難了。母親總算點出清湯細面的食譜，她輕輕走出屋子去了。我心裏清楚，她的言語和行為舉措，全是結婚後到我家裏養成的。請人洗臉叫“擦臉”，洗手叫“凈手”，吃飯也說成“用飯”，全是我父親的家規。這些我過去司空見慣的東西，現在聽來倒有一種好笑的味道了。
父親在燈下伸着脖子，瞅着我的衣服，我這才想到，我從家裏走出去時，穿的是一件藍袍，小包袱里裝着一件備換的藍袍，頭上戴的是禮帽。父親現在是第一眼看見我穿着的列寧服和頭上的八角帽子，就那麼狠看。
“你把藍袍換了？”父親問。
“換了。”我心裏有點忐忑，父親會生氣嗎？“我是用藍袍……改的這身衣服。”
“改了好！嗯，改了好！”父親笑着點頭說，“而今先生不興穿袍子了。”
我的心裏高興了，父親也在隨着生活的變化而變化，我坐在炕邊上，和父親聊起家常。
在我離家的半年裏，家庭分化瓦解了。父親很傷心，說人心不古了，民風不朴了，連我的兩位伯父也在家庭內部搗他的鬼。土改時，兄弟三人感激涕零地抱着我爺爺的神匣兒哭笑一場之後，看看再無什麼風險，政府一股勁鼓勵庄稼人發展生產，二位伯父把爺爺死時留下的遺囑統忘記了，要買牛，要置地，要增蓋房屋，再不聽父親的指揮了，把爺爺確立的我父親的主事位置不當一回事了。爭論時有發生，矛盾難以掩蓋，終於分化瓦解了。
“鼠目寸光！”父親簡單地給我敘述完這種變故，不屑地說，“你大伯、二伯，全是鼠目寸光！”
我一時弄不清家庭里的誰是誰非，不好摻言，也覺得沒有多少意思，既然過不下去，各家過各家的日月，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
“不管怎樣，你該去給大伯、二伯問安。”父親說，“家裏分家歸家裏，你在外邊讀書，全當過去在一起過那個樣子，該走的路要走到，該行的禮要行全，不要跟這些人一般見識。”
我點點頭，就去看大伯。
大伯住在上房東邊裏屋，正在吃晚飯，放下筷子，忙讓我坐。一句關於家庭矛盾的話也不提，只是誇讚我出息了，完全像個新社會的幹部的模樣了。
“這新社會真是好！”大伯說，“國民黨的官人一進村，嚇得百姓雞飛狗跳牆，躲的躲了，跑的跑了，跑得丟了鞋子也不敢拾！而今共產黨的幹部一進村，老百姓一呼啦就圍上了，胡拉亂偏，到飯時爭着往屋裏拉……我的天，那天正在碾子上說閑話，老楊同志順手從我嘴裏拔下煙袋，塞到嘴裏就抽！你看看而今的公家幹部多親……”
我也很感動。解放初期，受慣了國民黨官匪欺壓的老百姓，對共產黨幹部的作風最敏感，談論也最多，我雖已不驚奇，卻仍然很感動。
“好好念書，日後好好乾工作。”伯父說，“你能在外邊幹事，咱徐家人都光彩！”
我告別大伯父，又走進二伯父的屋門。
二伯父正在給牲口拌草，扔下攪草棍子，把我引到他住的廂房裏：“屋裏地方窄，沒處坐，你坐炕邊上。”
“你走時咱是一家，回來變成三家了。”二伯父笑着。這樣毫不掩飾地說出分家的現實，反倒使我覺得實在。他笑着說，“天下水朝東流，弟兄們再好難到頭。我看呢，分了也好，免得好多麻煩。誰有啥本事誰就成自家的精去！”
我與二伯的想法很接近，就笑着贊同他。
“二伯一輩子說話不會拐彎。”二伯直着脖子說，“你爸過去管家還管得住。而今管不住了，咋哩？新社會了嘛！他在家裏想當家作主哩，人家公家幹部大講大唱男女平等哩！所以，過去你爸在屋裏說話，沒人不服，而今就不服了！惹得他自己也是一肚子氣……我說分了好！”
“分了好！”我附合二伯說，“我爸那些管家的規矩，肯定行不通了，越往後越行不通。”
“對！大侄子，你跟二伯看了一步棋。”二伯說，“比方說，政府派幹部到咱村，成天宣傳說，要發展生產哩！你爸還是按照你爺爺在世時的主意，‘房要小，地要少，養頭老牛慢慢搞。’不合黨的政策嘛！我也不滿意。這不，剛一分家，我就買下一頭好母牛，一年生一頭牛犢，就是半個家當……”
二伯是個耿直的莊稼漢子，我一向很喜歡他，對他坦誠的說話也特別覺得實在。
“做夢也想不到的太平年月！”二伯父說，“不拉兵，不收稅捐，一年交屁大一點公糧，庄稼人做夢也沒敢想的好世道呀！大侄子，二伯說句結實話，而今誰再過不好日月，不光得不到鄰里同情，反是要被人恥笑！咋哩？肯定是懶傢伙！”
我被他的憨氣逗笑了，弟弟過來叫我吃飯。
我回到父親住的上房裏屋，坐下吃飯、一碗清湯細面，十分可口，吃罷飯，我向父親彙報了師範學校的學習情況。父親也不顯出驚奇，他大約對新社會的諸多變化已經習以為常了。他淡淡地說：“人家新學堂那樣教，你就那樣學吧！反正，不管新學堂老學堂，總而言之一句話，還是韓愈說的，‘傳道授業解惑也！’當學生，求學問，還是要記住‘業精幹勤荒於嬉，形成於思毀於隨。’這話，新學堂不至於反對吧？”
“學校里提倡努力學習，老師抓得很緊。”我說，“我們的學習還是很緊張的。”
“緊張了好。”父親說，“要成學問，不刻苦不行。”
我問他分家后，忙得過來忙不過來。
“屋裏的事都有我撐着，你弟也行了。”父親說，“你專心念你的書。記住，要處處留心，別胡亂張狂！”
我的心一震。我在學校的生活狀況，父親顯然還不了解，還在給我打預防針。
“村子裏有些人好張狂！”父親鄙夷地說，“一個大字不識，滿世界跑來跑去開會！有幾個年青女人，黑天半夜跑着開會，張狂得要上天了！前日聽說，那個楊發奎入黨了！那麼一個二杆子貨，共產黨居然看中那號人……”
我的心裏潛入一股冷氣。父親看不慣的人和想不通的事，我卻在師範學校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對於那些滿世界跑着去開會的男人和女人的非難，令我反感，我聽不順他對這些人的譏刺。就勸他說：“農民剛剛翻了身，高興……你可是別給人家潑冷水，別說風涼話兒……”
“我說他幹什麼？”父親不屑地說，“我只看着這些人張狂，啥也不說！你——”父親瞅着我，“在學校里，要慎行慎言！我看到村裡這些人的瘋張勁兒，才提示你……甭張狂！”
我低頭喝水，避開了父親的逼人的眼光。
“我給你寫的那張‘慎獨’的字，還記着沒？”
“記着。”
“你去歇息。”父親說。
我走向自己的住屋。原來的廂房變成牛圈了，我的住屋遷到和父親一牆之隔的上房西屋的北間。
“先生，你喝茶。”我的媳婦說。
“我自己倒。”我說。
“先生，你洗腳。”
“我自己一會兒再洗。”
我坐下，還是接住她倒下的茶水。她坐在炕邊上，又撈起鞋底兒，並不看我。我坐在椅子上，一時也沒說話。我忽然想抽一支煙，儘管我從來沒有嘗過煙味兒，現在卻很想抽一支煙。我對她說：“你以後不要叫我先生了。”
“那……”她抬起頭，旋又低下，“叫什麼呢？”
“叫我名字。”我說。
“那像啥話？”她慌然說。
“早就不興叫先生了！”我說。
“我在屋裏叫。”她說。
我不再堅持了，她對我的過分尊敬，甚至帶着根深蒂固的畏怯，使我很難受。她自愧貌丑，又沒有文化，那種卑怯的眼光使我渾身都不自在。我忽然想到田芳，那手按琴鍵給我一句一句糾正唱音的姿態，那在師範學校禮堂里唱《翻身歌》的動人情景……一個念頭在我腦子裏像一道電光閃耀了一下，匆忽消失了，我自己也被震住了：如果我提出和她離婚，她會怎麼樣？我的父親會怎麼樣？這個家庭會怎麼樣呢？
第二天，我就離開了，而且心情是那樣急切，渴求立即回到那個溫暖的集體之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