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夯實基礎
一、人民政府不是衙門
李仲彬擲地有聲:
我們共產黨從來就沒怕過老百姓
2005年8月15日,新都區委接待室。
李仲彬的大名如雷貫耳,因為誇他的和罵他的人都為數甚多,喜歡他和討厭他的人都成群結隊。這說明什麼呢?說明他這個區委書記個性十分鮮明,也說明他在某些方面一定動了真格。動了真格,就會有人坐不住,也會有人拍巴掌。不過李仲彬的毀譽參半爭議迭起,恐怕還與他性格有關。他幾乎是一個從不隱瞞自己觀點,也毫不掩飾自己情感的人。愛則喜笑顏開,憎則金剛怒目,言則眉飛色舞,做則雷厲風行,一點都不像一般人心目中的領導幹部。
我喜歡他,也為他擔心。這種喜歡和擔心,不好說是“英雄惜英雄”,只能算“異類惜異類”。我們兩個不乏相似之處,只不過我的經歷比他坎坷曲折,他的人生比我轟轟烈烈。李仲彬1959年生,四川眉山人,當過知青,後來當消防隊員,多次立功受獎,是四川省勞動模範、全國抗洪勞動模範、全國模範軍隊轉業幹部。他在消防隊救了20年火,從電話班班長、防火科參謀、防火科科長、副支隊長,一直當到成都市最高消防指揮官(支隊長),從來就是身先士卒,沖在第一線,好幾次差一點以身殉職。李仲彬說這是帶兵的基本要求。你自己都不沖在前面,別人怎麼跟你沖啊?你有權力要別人上嗎?你自己沖在前面,你不叫別人,別人也要跟着。帶兵的人必須以身作則,垂範作用是很重要的。
那好,我們就來看看他在新的領域如何衝鋒陷陣。
李仲彬是1998年底調到新都的,先當副書記然後當縣長。李仲彬說,我到地方上來,切膚之痛就是感覺人民群眾對我們的誤會太多,對領導幹部的認同度不高,政府的威信和威望也不高。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就是我們很多該公開的事情沒有公開,暗箱操作。要知道,人民政府為人民,人民的事,人民本來就有知情權。該讓人民知情的沒有讓他知情,他當然疑神疑鬼,胡猜亂講了。他不了解你嘛!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他了解。要了解,就要知情;要知情,就要開放。於是他一當縣長,就把縣政府常務會開放了,對外開放。
我問,開放了又怎麼樣呢?
李仲彬說,開放以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黨代會代表、黨員代表、普通市民都進來了。他們看見了什麼呢?看見“當官的”研究的都是我們老百姓的事情啊,研究的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問題啊,“當官的”很辛苦啊,很累啊,不是原來想像的那樣,都在研究怎樣發獎金,怎樣陞官啊!這一下不就溝通了嗎?
我說是啊,耳聽為虛,眼見為實嘛!
李仲彬說,通過這一溝通和交流,他們就把下面的問題帶了上來,有什麼想法他們也說出來了。這時我們就可以取捨。如果他們都反對,而且反對得有道理,這個議題我們就暫時不決,下次再議好了。畢竟他們來自第一線啊,他們了解基層的情況啊!這樣就避免了你盲目去決策,你決策的科學性、客觀性就要強一些了。這樣就能少走一些彎路,少犯一些錯誤。即使你犯錯誤,也不至於犯很大的錯誤,有這麼多老百姓監督嘛!還有,同時他們也把我們的情況帶回去了。我們有什麼決策,群眾一時半會不理解的,他們幫着解釋。他們也是開了會的,曉得是怎麼回事嘛!
我同意這確實是一個一舉多得的好辦法。領導避免了決策失誤,群眾行使了民主權利,下情得以上達,上情得以下達,彼此得到溝通,自然政通人和。以前,黨委和政府開會,門要關起來,窗帘要拉起來,外面還有一個站崗的。人民群眾覺得神秘兮兮,就認為自己是隔着布袋買貓,不知道你們葫蘆里賣的什麼葯。現在開放了,等於是把貓啊,葯啊,都放進玻璃櫃枱了。
李仲彬卻好像連“玻璃”都不要,他要的是“陽光”,是“陽光政府”。李仲彬說,何為“陽光政府”?就是將政府的一切行為置於法律監督之下,置於民主監督之下,置於老百姓監督之下,一切都看得清楚,一切都公開透明,一切都按規則來操作。這就叫“陽光”。你不公開能叫“陽光”嗎?你不透明能叫“陽光”嗎?你不讓老百姓參與能叫“陽光”嗎?該讓老百姓知情的,你不讓他知情能叫“陽光”嗎?當然不行。要“陽光”,就要“拆牆”。所以我一當縣長,就把政府外面的樓房炸掉,圍牆拆了。那個圍牆它不簡單是個圍牆,它是老百姓的心理障礙。把這個圍牆拆掉,雙方的心理就溝通了。站崗的也取消了,外面四通八達都可以進來,只有保安,跟小區一樣,老百姓晚上還可以在政府外面唱歌跳舞。這絕不是個圍牆問題,而是個理念問題。我們就是要讓老百姓看到政府是透明的,是陽光的,是公開的,是與老百姓血肉相連的。不要用高高的圍牆把自己和老百姓隔離開來。要給大家一種歡樂,一種信任,一種親和。我們是靠老百姓打了勝仗的,為什麼現在還要建圍牆了,還要站崗了,還要放哨了呢?這不是共產黨的作風。我們共產黨從來就沒怕過老百姓!
我正想說點什麼,李仲彬卻不接我的茬,只管說自己的。李仲彬說,他有很多不喜歡,包括不喜歡官場文化和衙門作風。人民政府不是衙門,領導幹部不是老爺。現在個別地方幹群關係緊張,就因為政府是衙門,幹部是老爺,不可能是老百姓有問題。老百姓有什麼問題?
真是擲地有聲!我開始領教這位老兄的開放理念和凌厲作風了。我相信他不會就此止步,一定還有動作。
果然,2002年12月,李仲彬一當書記就取消了書記辦公會,改革了常委會,加強了全委會。常委會只決定議題,不議事,把常委會的職能轉移給全委會。李仲彬說:這是我上台乾的第一件事,也是我行使的最大的權力,就是把我書記的權力全部分散,順便也把組織部長的權力下掉一些。以前提拔一個幹部,開書記辦公會。書記副書記碰頭,先議一議,再上常委會。實際上往往是一把手說了算,常委會走形式,跑官要官的都到書記這裏來了,要不就去勾兌(拉攏、討好、巴結)常委。現在對不起,就是提拔個副局長,我都沒權力。先要群眾公推,然後組織考核,對外公示,最後全委會投票,票到哪一個就是哪一個,我當書記的一句話也不能說。全委會有27個人,你去勾兌吧,看你勾兌哪個!其實要勾兌也不難,你把工作干好,讓群眾滿意,就是最好的勾兌。你還是勾兌老百姓去吧!
我說對不起,全委會票決也未必就靠得住,如果等額的話。
李仲彬說,提拔必須差額,至少兩個候選人,甚至三個。兩個人總有一個競爭,民主裏面有一個選擇權的問題。你拿一個我們選誰呢?當然候選人太多了也不好操作,二到三人比較合適。
我問,平調也票決嗎?
李仲彬說,平級調動也要票決。平調錶面上看好像很光明正大,沒有提拔誰誰誰,其實裏面的腐敗很可怕。一個文化局局長調去當財政局長,一個機要局局長調去當建委主任,肯定不一樣嘛!這裏面的名堂多啊,這裏面的貓膩多啊!所以非全委會票決不可,當然不能差額,只能等額。儘管是等額,是平調,如果大家不認同你,你還是調不了。
新都區的這項改革,力度不可謂不大。但李仲彬認為還不夠,他還要搞“公推直選”。所謂“公推直選”,就是“公開推薦,直接選舉”。當然,這裏面有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他們的做法,是先在學校試行。李仲彬說,為什麼要先從學校開始?因為教師的民主意識要強一些。基層民主建設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需要逐步培養,逐步訓練。培養訓練得差不多了,然後再由點到面,橫向和縱向一步一步來。所以先在學校,全體教師選校長。然後在村,全體黨員選支書。最後在鄉鎮,全體黨員一人一票選舉黨委書記。
我問,差額還是等額?
李仲彬說,當然是差額,等額就沒意思。
我又問,這麼說,每次都有落選的了?
李仲彬說,當然有,包括原來擔任這個職務的。村支書選掉了58個,學校校長選掉了12個。鄉鎮黨委書記倒是沒有選掉的,但有人沒敢報名。
我再問,選掉了怎麼辦呢?
李仲彬說,學校校長選掉了,回去當老師,村支書選掉了,回去當農民。鄉鎮黨委書記是新人新政策,老人老政策。如果是新當選的書記,干到中間你的任期目標沒完成,被罷免了,你原來是什麼位置就把你放回什麼位置。如果原來就是黨委書記,就保留你的政治待遇,回家過年去吧!
我問,不像以前那樣,實在干不下去了,就給他換個崗位?
李仲彬說,絕對不行!不但他不行,他班子裏的人也不行。實行鄉鎮黨委書記公推直選以後,當選書記有對副書記、常委、正副鎮長的提名權,報上級黨委批准后,由黨代會和人代會選舉。所以,你一旦被罷免,整個班子也得全體辭職,重新啟動新的選舉程序。原來是科長、副科長的,還是回去當你的科級幹部吧!這也是和國際慣例接軌,政務官選舉產生,事務官提名產生,技術官考試產生。它帶來什麼好處?就是解決了黨政幹部的團結問題。過去書記跟鎮長不容易搞好,現在沒有一個搞不好的。大家都在一條船了,有困難一起克服,要翻船一起落水。同舟共濟,休戚相關,他們能不團結?長期不容易解決的問題,稍稍把制度改進一下,設計一下,就解決了。
我問,幹得好呢?
李仲彬說,發獎。每年你完成目標任務了,會給你書記獎金6萬,年年兌現。你連續5年就是30萬,干滿5年以後還有20萬,這就是50萬。但是中途一斷,這20萬就沒有了。現在黨委書記很難當的,這個錢並不好拿。
我問,怎麼不好拿?
李仲彬說,我們有民主測評呀!全體人大代表,全體政協委員,全體黨代表(即黨代會代表),各民主黨派人士,還有市民代表,農民代表,每年一次給幹部打分。當場計票,當場統計,當場公佈。然後電視給你公佈出去,報紙給你公佈出去,你自己還要作檢討。這個東西很厲害啊!為什麼呢?因為它公開啊,它公平啊,它公正啊!它把每一個幹部的毛病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問,你自己也是測評對象嗎?
李仲彬說,當然。
我又問,如果你分數低了怎麼辦?比方說低於平均數或者低於副職。
李仲彬說:我只有打辭職報告。不要說分數低於平均數,就是低於副職都不行。因為你當一把手,就是一面旗幟。分數比副職還低,你的副職怎麼服你,怎麼認同你啊?你的副職就會想,你的分比他的低,你還要指揮他?你指揮他什麼,你自己打辭職報告解甲歸田吧!其實這件事,壓力最大的是我。當然對副職壓力也大,哪一個都怕分數低了。但是我們必須接受這個挑戰。我當縣長的時候就有這樣一句話“向我看齊,向我開炮”,也就是說一把手要成為班子成員的表率,同時也要成為第一個被監督的對象。你怕分數低了,你就不要當領導。我不止一次講,當一把手你就要成為這個地方的地麵皮。因為你是代表黨的形象、政府的形象。你要形成這個地方的氣候,你就要帶頭上梁山。這個梁山就是為人民服務,幫老百姓做事。這就要提高你的工作能力和政治水平。不上梁山就得下樑山,別無選擇!
我說,這個恐怕由不得你。誰能保證一把手一定會得最高分?
李仲彬說,所以你要以身作則。
我問,萬一有人存心跟你過不去呢?
李仲彬說,這個事情老百姓心中有桿秤。老百姓是很公正的。只要你一心為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去,給他們做實事,他們不會找碴的。
我說,不管怎麼說,你們新都區的官不好當了。
李仲彬說,是不好當,但是勁頭也很大。為什麼呢?因為人民群眾發自內心地支持你,什麼事情都要幫書記說話了。原來老百姓說,那是你們的書記,你們派的,這個書記可能是買來的,可能是貪官。現在不一樣了。鄉鎮黨委書記都是這個鄉這個鎮全體黨員選的,是自己的書記了。
我問,從“你們的書記”變成了“我們的書記”?
李仲彬說,是。過去工作的時候大家不一定配合,現在都主動配合了。因為事情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
我大體上弄清新都區做的事情了。一般學者調研和多數媒體報道,都說是三件事。但我認為應該說是四件,即開放三會、民主測評、全委票決和公推直選。我決定走訪有關人士,把這四件事情弄個明白。
二、打開天窗說亮話
孫建成水來土掩:
我們就是要月亮壩耍大刀──明砍(侃)
2005年8月16日,新都區區政府,孫建成的辦公室。
新都區區長孫建成給我的印象,是講政治,守紀律,很用心。孫建成和李仲彬一樣,也是軍人出身,也都愛學習。孫建成的文學修養是很好的,讀過不少文學名著。他當成都市副秘書長的時候,是市委的“筆杆子”,理論水平也比較高。他當區長以後,忙裏偷閑,仍然要思考一些問題。區長作為行政長官,事情是很多的。比如頭天晚上,新都區就碰到了50年一遇的風災,身為區長,不能不到第一線去。我見到孫建成的時候,他的褲腿和鞋子上都是泥。
我見孫建成,是要討教“開放三會”的一些問題。孫建成告訴我,三會,就是區委全委會、政府常務會、人大常委會。政府常務會在仲彬同志當縣長的時候就開放了,時間是在2001年9月。開放區委全委會和人大常委會是在2004年8月,那時新都已經由縣改區,仲彬同志也已經當書記了。
我開玩笑說,開放三會,總不會是把會議搬到廣場上,在露天壩里開吧?
孫建成說,當然不是,是邀請群眾代表列席。
我問,列席人員怎樣組成呢?
孫建成說,每次政府常務會,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市民代表各3名總共9人列席,區委全委會的列席人員由黨代表(黨代會代表)和黨員群眾代表組成,人大常委會的列席人員是市民代表、政協委員和不是常委的人大代表。
我又問,這些代表如何產生呢?
孫建成說,根據議題來選。議題涉及哪個鎮,就請哪個鎮的鎮政府幫忙選3個市民代表。當然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是輪流,但基本上都是找與議題相關的代表和委員,通過人大常委會和政協辦公室來安排。
我問,你剛才說的是政府常務會吧?
孫建成說,是。全委會的列席人員也是9個,主要是黨代表和黨員代表,按系統產生。如果全委會有多個議題就分開來邀請,也可能每個議題來一位,也就是說各方面的代表性都要考慮到。
我問,為什麼要按議題來邀請呢?
孫建成說,如果與議題不相關,就是來當收音機了,沒多大意思。說句實在話,剛開始的時候,他們都只是旁聽,沒什麼發言權,聽聽而已。這也不奇怪。那時我們沒有經驗,他們也不熟悉,大家都很新鮮。當時大家都覺得,能夠開放會議,讓群眾旁聽,就很不錯了。
我同意。能開放就是進步。
孫建成說,但這不夠。我們開放三會,不是作秀,而是要務實。後來就針對議題邀請代表,每次都這樣。比如涉及某個鎮的事情,就請這個鎮的代表來列席。涉及某個系統,就請這個系統的代表來開會。這下子他們有發言權了,每次開會都積極發言,踴躍得很。
那是當然。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關係到自己的鄉鎮、系統,肯定要發表意見。何況他們身在基層,熟悉情況,本來就有發言權。
我又問,有表決權嗎?
孫建成說,沒有表決權,只有發言權。
我再問,那他們發言管用嗎?
孫建成說,管用。有一次開全委會,討論撤鄉並鎮。有一個鎮,利濟鎮,按照市裏的要求,應該整體歸併到另一個鎮去。當地老百姓就有意見了。因為這鎮原來就是兩個鎮合併的,這次再合,就成三鎮合一了,不方便。全委會上正好有這個鎮的黨代表,他就代表當地老百姓提出來,說能不能把我們這個鎮重新拆了,以河為界,就近合併。這邊的合到這邊,另一邊的合到另一邊。這個意見有道理。我們就尊重老百姓的意願,請示市委,市委也同意。這說明什麼呢?說明開放三會確實有效果,也說明我們黨實事求是。我們的主觀願望是想為人民辦好事,但有時候主觀願望和客觀實際不是完全吻合的。因此我們在做決策的時候一定要聽取老百姓的意見。如果老百姓反對,就寧肯放一放。
我問,你的意思是說,實際上他們還能起到左右黨委政府決策的作用?
孫建成說,如果他們的意見確實有道理,我們會聽的。我們在座的有分管領導,還有部門的負責同志。如果他們認為這個代表講的意見值得研究,那麼這個議題就有可能停下來,再研究,然後下次再討論。
我又問,如果代表的意見不一樣怎麼辦?比方說,我們兩個都是來旁聽的代表,還都是同一個鄉鎮或系統的,意見又不統一。
孫建成說,這個事要擱下。把不同意見都聽了后,有關職能部門再議,對這個事情再作些論證。
我再問,只要列席代表提出不同意見,你們都要擱下?
孫建成說。不一定,有些不。有些我們論證很充分的,或者他的意見並不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在會上你就要給他解釋,當場給他解釋,有關部門給他解釋為什麼這樣做。他了解真實情況以後也會表示贊同。但是,第一,要充分聽取他的意見;第二,要採納其中合理的部分。
我問,有關部門的人也來列席?
孫建成說,都來,以備諮詢。相關單位也參加。比如我們要搬遷拆遷,涉及許多方面,搬遷企業、拆遷農民都可以來陳述,來發表意見。這實際是在更大範圍內實現了民主決策。
我又問,這樣大範圍地徵求意見,會不會人多嘴雜,議而不決,決而不行,開成馬拉松會議?
孫建成說,不會。在此之前,分管區長必須徵求各方面的意見,做到充分諮詢,科學決策,形成一個比較成熟的、可行的方案,至少要有一個思路和操作方式,然後才拿到會上來。我們心裏其實還是有譜的。
我說,你的意思是,由於決策必須過群眾關,你們準備得特別充分?
孫建成說,是。但是我們認為,儘管準備充分,在最後決策這一關還是要請我們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市民代表、黨代表、黨員代表來討論,實際上也還是能夠聽到一些真知灼見,這樣我們的決策就更紮實更科學了。
我並不完全以為然。我說,話是這麼講,但也只是你的說法而已,或者說是一種理想狀態。實際上,這些群眾代表來,可能確實代表了人民群眾的呼聲,但也可能只是發表他個人的觀點。這是其一。其二,就算是人民群眾的意見,也不一定就科學。民主決策和科學決策畢竟是兩回事。部門負責人的意見也一樣,可能正確可能不正確,他們可能是在堅持科學發展觀,也可能是在維護部門利益。如果眾說紛紜,各執己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你們又該如之何呢?
孫建成承認這對領導幹部的素質和水平是一個考驗。孫建成說,你作為領導,肯定要有一個較高的理論修養和一個較高的執政水平,另外還要熟悉情況,瞭然於心,否則對付不下來。因為群眾代表在會上提出意見,你必須現場解答。就算他是少數派,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意見,你不能置之不理。他提出了問題,行還是不行,做還是不做,我們馬上就要作出決策。這就考驗領導的膽識了。所以開放三會,有利於我們領導幹部改進工作,對我們的能力也有提高。
我問,意見分歧時,領導要表態?
孫建成說,當然,尤其是一把手。總要有個結論嘛!
我想也是。如果領導不表態,事情就沒有結果,那就成開神仙會了。但是這裏面也有問題,就是“一言堂”的影響如何消除。我對孫建成說,你們以前開常務會,都是一把手說了算,現在雖然開放了,長期養成的習慣未必馬上就改得過來。怕就怕民意代表也順着你們的意思說,那可就變成了擴大的常務會,形式變了,性質照舊。
孫建成說,不會。因為在會上你可以發表不同的意見,可以發表不同看法。而且領導的表態,只能在討論后,不能在討論前,不能先定調子。
我問,你們有沒有獎勵民意代表呢?比方說給點出場費或者獎金。
孫建成說,沒有,這主要體現公民的權利和義務。
我問,做義工?
孫建成說,完全是義務的。
我又問,他們肯來嗎?
孫建成說,肯!可以和領導幹部直接對話,反映社情民意,還有影響決策的可能性,誰願意放棄這樣的機會!
我再問,要是說出真話,會不會被打擊報復?
孫建成說,不會,我們尊重他們。他們講真話,也可能講錯,但老百姓能錯到哪裏去呢?最多有點不切實際,或者缺少整體觀念。因此,不妨讓他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只要不損害黨和國家的利益就行。
我說,那倒不會。黨和國家的利益是不會被損害的,損傷你們的面子卻有可能。要是聽了批評意見,你們把不高興掛在臉上怎麼辦?
孫建成說,不會的。我們聽了這些意見之後,要給他們解釋,他們不能接受那就下次再來。這就要求我們幹部態度要好。因為這些群眾代表是我們請來的。如果我們的態度不好,群眾就會有想法了。他們就會說:咋個?又不是我要來,是你請我來的。我的意見可能不對,那是我帶來的信息不一定準確,你可以不聽,但是你不能耍態度。你開放三會,不就是要打開天窗說亮話嘛!你沒有這個本事,沒有這個水平,沒有這個肚量,你就不要搞!實際上,不管群眾代表說什麼,怎麼說,本意都是好的,有什麼聽不得?一定要讓他們自由地建言獻策。
我說,長期以來,你們可都是關起門來說悄悄話的。現在打開天窗說亮話了,有什麼感受嗎?
孫建成說,我個人的感受有三條。第一,開放三會,在一定範圍和程度內讓人民群眾對黨委、政府工作評頭論足,讓更多的老百姓有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甚至決策權,其實就是還權於民。這是基層民主建設的重要內容。第二,開放三會,直接聽取來自基層的聲音,拉近了黨委、人大、政府與群眾的距離,也使決策更加科學化、民主化。第三,開放三會,把所有能夠公開的都公開,對領導幹部的素質和水平是一個考驗,也是一個鍛煉。它要求領導幹部具備相應的理論素養、決策水平和分析判斷能力,既不能獨斷專行,也不能人云亦云,聽到風就是雨,而要吸收採納科學合理的意見與建議。反正,“太平官”你是當不成的了,因為你只能月亮壩耍大刀——明砍(侃)。
這話說得俏皮,也精彩。同時我也注意到孫建成提到了監督權。不過,開放三會,更多地還是解決了知情權、參與權和決策權的問題。確保人民群眾的監督權,新都區其實另有高招。
三、群眾的眼睛
廖仁松心平氣和:
幹部是給群眾打工的,當然該由他們來打分
2005年8月18日,新都區委接待室。
與李仲彬的個性張揚、鋒芒畢露相反,新都區委副書記廖仁松顯得文靜內斂,甚至不善言辭。他說話輕言細語,不緊不慢,並不主動傾訴,但也有問必答。廖仁松告訴我,新都區搞民主測評,已經三年了。當初的想法其實很簡單,或者說很單純,就是要解決一個幹部的工作好壞誰說了算的問題。原來的幹部考核,老百姓參與的比較少,搞測評的和被測評的都是官,通俗的說法叫“官評官”,人民群眾的參與權和監督權體現不出來。
我說,說白了就是自己給自己評功擺好,自己給自己打分。
廖仁松說,也不都是評功擺好,也有批評的。但不管表揚批評,都是當官的在說,老百姓沒有發言權。我們就想,領導幹部是幹什麼的?說到底,是給廣大人民群眾打工的。既然如此,我們幹得好壞,就應該由廣大人民群眾來打分,起碼要有一些群眾代表來參加打分。所以在2003年,我們就在原來“官評官”的基礎上略為擴大了一些範圍,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黨代表來參加,一共好幾百人。雖然官的比例減少了,但裏面還是有官。
哦,摻沙子!但不知從哪裏摻起。
廖仁松說,先從區上做起,對我們區上領導幹部進行民主測評。
我問,測評些什麼呢?
廖仁松說,這是我們認真思考的問題。當時我們想,既然我們是在為老百姓做事,那麼測評的內容就應該體現這一點。所以我們就設定了工作能力、政策水平、精神狀態、群眾觀念、調查研究、碰硬精神、辦事效率、作風民主、以身作則、清正廉潔、工作實績等這些項目,一共11項。原來這些項目當中還有子項目,後來覺得不能這樣分,還是簡單點好。
這是對的。成百上千人來測評,當然宜粗不宜細。項目分得太細,一些群眾代表就不知道怎樣下筆了。
我又問,如何打分呢?優良中差還是百分制?
廖仁松說,好、中、差,三等,另加棄權。為什麼要有“棄權”?因為領導幹部分管的工作不一樣,並不是所有的人都熟悉他們,了解情況。你非要他評出好、中、差來,肯定不客觀。所以就給大家說,你了解,你就選擇好、中、差;不了解,你就棄權。結果第一次測評時,棄權票就相對多一些。
我說,這不是壞事。這說明大家都很負責,總比不負責任亂打分好。
廖仁松同意我的看法。他說,測評完了過後,我們自己也認為這種評價還是比較客觀、公正的。但是也出現了一個新的問題,就是我們測評的結果,是按照慣例由組織系統內部掌握呢,還是向老百姓公開呢?
是啊,公開還是不公開,這對他們的基層民主建設可是一個考驗。就像哈姆雷特說過的那樣:生,還是死,這是一個問題。
廖仁松說,當時一部分意見認為應該公開,一部分意見覺得不公開好。主張不公開的也有一定道理。因為是第一次,大家不一定拿得穩。再就是有些領導幹部某一項好票少一點,或者差票多一點。如果公佈出去,有些人就擔心會不會影響領導在群眾中的威望威信,會不會挫傷積極性。反覆討論沒有結果。仲彬書記就採取先黨內后黨外的辦法,最先在常委會上,後來在全委會上,就把票數公佈了。全委會上多數同志認為,既然請了老百姓來給你們投票,老百姓有權知道這種結果。人大、政協也是這個意見。於是就在報紙、電視公佈出去了。
我問,向全區公佈?
廖仁松說,對,向全區公佈。
我又問,完全公開?
廖仁松說,對,完全公開,所有老百姓都知道。
我再問,公佈出去以後怎麼樣呢?
廖仁松說,公佈出去以後,就有了新的問題。既然你請了老百姓來畫票,這就等於是徵求意見了。如果某一項差票多,就說明老百姓意見大,說明你本人和領導班子存在突出問題,你就要向老百姓作個交代。所以公佈的第二天,我們就進行自我剖析,由電視直播。同一時間,全區60萬人都看到,有11位領導同志在電視上作檢討,分析原因,作出承諾,保證改進。整個新都區對這件事反響非常強烈,街頭巷尾議論紛紛,都說領導幹部自我檢討的意識強了,是我們老百姓的福氣。第一次民主測評初見成效,我們就開始推進……
我問,把“官評官”徹底變成“民評官”?
廖仁松說,對。當然也有一個過程。第二次民主測評時,所有的黨代表、人民代表、政協委員全部參加。黨代表300多人,人民代表200多人,政協委員200多人,加上去有700多人。其中人民代表和黨代表之間有交叉,另外人民代表和黨代表中的領導幹部不能參加,總共就是五六百人。然後就是我們所有的村、社區的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社區主任,部分生產合作社的社長、機關幹部的代表、農村一般群眾的代表、無黨派人士的代表、各方面知名人士的代表等,這樣加起來就是1047人。第三次的人數就更多了,1299人,代表的方面和人數都增加了。同時,不但區級領導幹部不參加,就連局級領導幹部、鄉鎮黨委書記、鎮長也不參加,“官評官”徹底變成了“民評官”。
這也可以算得上是“快速的漸進式改革”了。不過我更關心他們的具體操作方式。比方說,怎樣填票,怎樣投票,怎樣計票,等等。不能小看這些細節。對於基層民主建設來說,細節往往決定成敗。
廖仁松告訴我,填票是每人一個小桌,完全隔開,獨立思考。剛開始的時候,為了保證獨立填票,我們的測評是分批進行的。後來,我們利用雙休日,借學校的操場和課桌,就可以上千人同時進行。投票和選舉一樣,有投票箱。計票用微機。我們在微機上做了軟件,培訓了一批素質好的工作骨幹,用微機去計票,全過程在紀檢部門和媒體的監督下操作,組織部門不參加。
我問,當場公佈結果嗎?
廖仁松說,當場公佈。
我又問,做排行榜嗎?
廖仁松說,那倒沒有。
我看過他們2005年的測評結果。17個領導幹部,11項測評內容,每個人每個項目都有差票。一把手李仲彬,工作能力差票12張,政策水平差票17張,精神狀態差票3張,群眾觀念差票10張,調查研究差票23張,碰硬精神差票4張,辦事效率差票8張,作風民主差票72張,以身作則差票8張,清正廉潔差票7張,工作實績差票6張。差票最多的一位,工作能力差票50張,政策水平差票37張,精神狀態差票33張,群眾觀念差票66張,調查研究差票45張,碰硬精神差票51張,辦事效率差票46張,作風民主差票44張,以身作則差票55張,清正廉潔差票62張,工作實績差票36張。作風民主這一項,差票名列榜首的是李仲彬。李仲彬這個人,工作作風是有些問題,我的評價是“民主思想,集權作風”。看來群眾的眼睛確實是雪亮的。
這就奇怪了。上千人來給17位區級領導打分,他們都了解情況嗎?
廖仁松說,第一次的時候,確實很多人不太了解,所以棄權票就多。後來大家習慣了民主測評,平時就比較關心注意了。何況每次測評前,每個領導都要到電視台的演播廳去述職,現場直播,提前通知廣大群眾和領導幹部收看。另外報紙也要把區級領導幹部的述職報告全部登出來。新都區的報紙是機關的內部刊物,是贈閱的。我們就加大批量印刷,發到所有的鄉鎮、社區、單位,大家都來看。提前一個星期登,讓大家認真去思考。這樣,請你來測評的時候,你就會給出客觀公正的評價了。所以第三次的棄權票就比前兩次少得多。測評完了就通報,然後就上電視剖析。這種方式,所有的區級領導都已經接受了。
我問,黨代表、人民代表、政協委員也都習慣了?
廖仁松說,都習慣了。
我又問,不能到會的群眾呢?
廖仁松說,他們會委託黨代表、人民代表、政協委員表達他們的意願,有的還會找上門去反映情況。大家的認同程度、接受程度、積極性都越來越高。
我說,你們可以推而廣之了。
廖仁松說,正是這樣。於是我們就擴大了範圍,單位、鄉鎮、村,都如法辦理。區級領導幹部的民主測評是在七八月份進行,鄉鎮的是在年底。鄉鎮這一級就更好搞了,因為本來就是我們的管理對象。區級領導幹部民主測評的結果只能供上級組織部門參考,鄉鎮幹部民主測評的結果就要兌現。有一個鎮的副鎮長,差票超過了三分之一……
我說且慢,什麼叫做差票超過三分之一?你們不是有11個項目嗎?是每個項目的差票都超過三分之一,還是平均?
廖仁松說,鄉鎮幹部的民主測評多一項,綜合評價。如果這一項差票超過三分之一,就要處理。於是我們就給這個副鎮長做工作,要不你辭職,要不停職,總之測評結果要運用。當時他就主動辭職了。
我說,動真格了。
廖仁松說,老百姓也這樣認為,覺得我們是動了真格,不是來“呵”(哄騙)他們的,在領導幹部當中震撼也比較強。仲彬書記就講,上一次你在電視上給老百姓講的是那個缺點,下一次你還是那個缺點,你就不能交賬了。不能給老百姓交賬,你肯定不行了。另外你給老百姓不能說大話,不能說套話,只能說老百姓關心的事件,老百姓身邊的事情。如果你說了大話、套話,老百姓說你是個嘴殼子。你講的話不落實,不關心老百姓,老百姓就不承認你。老百姓不滿意,不擁護,不支持,你就干不下去。以前,我們都是對上負責的,現在也要對下負責了。當然,對上負責、對下負責是一致的,因為黨就要求你對下負責。
這當然很對。不過民主測評也好,差票超過三分之一就要下課也好,都只是事後監督。那麼事前呢?事前豈非更應加強監督,小心謹慎,以防用人失察?要知道,一個領導幹部不稱職,人民群眾不滿意,雖然可以用民主測評的方式請他“另謀高就”,但畢竟是“亡羊補牢”。耽誤的時間,耽誤的工作,可是補不回來了。實際上,對於幹部的管理來說,任用遠比考核重要。在這個問題上,新都區又有什麼創造性的作為?
這就必須弄清楚另外兩件事:全委票決和公推直選。
四、鳳凰涅槃
麻渝生侃侃而談:
我們在新時期的歷史使命就是放棄自己的部門利益
2005年8月18日,新都區委接待室。
新都區委常委、組織部長麻渝生讓我想起了兩句詩:“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這位基層幹部穩重沉着,毫不張揚,說話不多但很有分量。麻渝生說,他是30多年黨齡的老黨員,又長期從事組織、紀檢工作,深受黨的教育和培養,也一直在思考很多問題,比方說,我們黨將走向何方,如何防止東歐、蘇聯那樣的巨變,說到這裏,他停頓了一下,說這也許不該是他考慮的……
我說哪裏,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麻渝生說,當然我們可能是杞人憂天了。我還思考:組織部門的歷史使命是什麼?如果說改革就是一場革命,那麼首先應該革誰的命?我是把這些問題都想清楚了,才和仲彬書記一起來推進新都基層民主建設的。
這就太好了!不過新都區基層民主建設的總體情況,我已經和李仲彬談過了,現在很想聽麻渝生專門談談全委票決的事情。
麻渝生說,全委會票決這個事,是不能就事論事的。如果單講票決,就講不到位。實際上它是整個基層政治體制改革當中的一環。這個過程從2001年李仲彬同志提出“陽光政府”理念以後,就起步了。到2003年,仲彬書記提出了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一系列想法,我們組織部就按照這種想法來操作,來貫徹執行。最初是在學校公選校長。它不是現在公選校長的一般意義,也不是後來我們直選校長的模式,實際上是公開選拔和直接選舉兩種模式結合在一起的雛形。後來又推進到直選校長和公推直選書記。這樣一路實驗下來,到2003年12月7日,就公推直選了第一個鎮黨委書記——木蘭鎮黨委書記;2004年上半年,又在三十幾個行政村試點的基礎上,對299個村的黨支部書記進行了差額直選。隨後我們分四批,到今年3月為止,11個鎮的黨委書記全部實行公推直選。鄉鎮這一塊幹部的任用,已經是全新的模式了。
我問,是不是到了這個時候,機關、部門幹部的任用就成了問題?
麻渝生說,是。按照過去常規的幹部任用方式,有許多現實生活中遇到的問題沒有辦法解決。一個最為突出的問題是跑官要官,眼睛向上,跑“部”前“晉”。這個問題不解決,後患無窮。正好當時也遇到了一個難題。2003年上半年,市上給了我們3個助理巡視員的名額。按照常規的做法,是組織部先提出方案,通過考察,提出建議,上會通過以後,就可以上報。但當時的情況,是只有3個名額,卻有14人符合條件,你說報誰,又不報誰?讓我們組織部來判斷,確實很難。仲彬同志也剛當書記,他就決定在全委會上票決。根據我的觀察,仲彬同志是想通過這件事情,來推進接下來要實施的一系列改革。其實幹部的任用,中央和中組部是有規定的,應該在常委會上票決,縣以上的主官要全委會票決,全委會閉會期間,需要徵求委員的意見。像我們這樣,既是全委票決,又是差額票決,票決的還是助理巡視員的上報人選,這樣的事情,中央沒有具體規定,也沒有人這麼做過,我們算是第一個吃了螃蟹。
我說,但是你們卻做了一件具有開創意義的事情。
麻渝生說,這個確實具有很重要的意義。從這以後,我們逐步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換屆後任命的20個局長,我們都進行了票決。接下來我們取消了書記辦公會,常委會也只是討論議題,由全委會來討論和決定全區的重大事項。我們的幹部任用也都在全委會上進行票決了。
這就又邁出了一大步。因此我急於知道他們的具體做法。
麻渝生卻胸有成竹,他不緊不慢地告訴我,在幹部的任用上,有兩個問題是很敏感的,也是很關鍵的:一是誰提人選,也叫“初始提名權”;二是怎麼票決,也就是表決程序如何設計。
話音剛落,我立即意識到問題的重要性。因為麻渝生提出的兩個問題,第一個涉及提名權,第二個涉及表決權,但都涉及程序的公正性問題。對於法治社會而言,程序公正是比實質正義更重要的東西。沒有程序公正,就沒有實質正義。如果程序做了手腳,有了貓膩,實質正義最終就會是一句空話。看來這位麻部長非同一般。他雖然說話不多,語氣平和,神態安閑,卻字字句句點到了穴位。
麻渝生並不知道我在想什麼,他繼續往下說。麻渝生告訴我,按照通常的做法,在基層來講,區縣這一級是組織部有什麼想法,或者分管的副書記有什麼想法,再聽聽其他領導的想法,根據這些想法商量一個方案,提出最後人選。也就是說,初始人選的提名權,按照規定應該是在組織部。但是在實際運作當中,並不完全是組織部說了算,起碼要一把手同意,這個初始提名才能提出來,才能到單位去推薦,才能進行後面的程序。正因為初始提名權很關鍵,所以我們很多幹部被提拔以後,出了問題。問題出在什麼地方?不出在考察這個程序,而是出在初始提名的這個環節。這一塊出了問題后,後面的程序再怎麼正規,程序再怎麼完善,都有問題。因為一個地方的書記說了話,組織部是很難改變的,除非是特別不行的,明顯有問題的。但是有些人選在能力方面還不太適應這個工作崗位,感覺不是很好的,這樣的初始提名就不好辦了。
我馬上明白了。他們的改革,一定是從初始提名權入手。
果然,麻渝生告訴我,在李仲彬的倡導下,他們就把初始提名權的問題提出來了。麻渝生說,我們改革初始提名有個過程。最初是讓全委會來推薦。持續了一段時間,感覺還有問題,還有不完善的地方,就進一步改進。
我問,現在的做法是什麼呢?
麻渝生說,先把空缺的職位通過文件、報紙、電視等形式向全區公示,符合條件的就來報名。報名有一個截止日期,而且規定報名者至少要有四人。
我問,如果不足四人呢?
麻渝生說,就取消這個職位的選拔,過一段時間再說。比如政策研究室主任一職,現在就是空缺的,因為當時只有兩個人報名。
我又問,不耽誤工作嗎?
麻渝生說,每個單位都有副職。職位空缺的時候,由副職主持工作。
我再問,如果報名的有四個或四個以上呢?
麻渝生說,先由我們的考評小組對報名者進行資格審查,接着演講,再由考評小組打分,然後前三名進入考察、推薦等程序。
我打住麻渝生,且慢!你剛才說,報名的人,要有四個或四個以上才進行考評,但進入考察、推薦、票決程序的卻只有前三名。也就是說,考評小組至少要淘汰一個人,是不是?
麻渝生說,是。
我說,那麼考評小組也是一個關鍵或者關口了。如果這裏面有貓膩,同樣導致腐敗。請問考評小組由哪些人組成,他們又如何進行考評?
麻渝生笑了一下說,考評組由七人組成。管黨副書記,組織部長,政府一個副區長,人大一個副主任,政協一個副主席,民主黨派一人,還有就是職位空缺單位的中層幹部一個,這樣組成一個考評組。
我問,人員是固定的嗎?
麻渝生說,管黨副書記和組織部長是常任,其他人隨機。
我說,哦,兩個“常任理事”,五個“非常任理事”。
我又問,考評方式呢?
麻渝生說,參選人面對考評組成員演講,考評組成員對參選人的演講進行打分。演講的內容包括:他為什麼要去擔任這個職務,怎麼去當?他的思路是什麼?他當了以後怎麼干?做什麼事情?通過這樣的形式來考察這個幹部對這項工作的理解、思路、規劃和施政方略。我們考評組經過思考,給他打一個分。
我問,考評組成員每個人都打一個分數嗎?
麻渝生說,每個人都打。
我又問,當場打嗎?
麻渝生說,當場打。
我再問,分數公佈嗎?
麻渝生說,馬上現場公佈,直接告訴他是多少分。
我又問,是公佈所有的分數呢,還是公佈平均分?
麻渝生說,平均分。但為了公平起見,去掉一個最高分,去掉一個最低分。最高分和最低分為什麼要去掉呢?就是為了避免帶有個人色彩,特別對他好或者是特別對他不好。這個平均分數就真實地反映對這個人的真實評價。
我問,然後呢?
麻渝生說,然後就把前三名又拿到他工作的原單位搞民主推薦。按照省委的要求,民主推薦必須超過50%。只有超過50%,才能進行下一步的程序。然後按照幹部任用的條件進行考察和測評。這些程序結束后,我們組織部開會,有的地方叫部務會,我們叫辦公會,再徵求紀委的意見。紀委沒有意見,就上全委會票決,從三個裏面決出一個來,條件是票數必須過半。
我問,能決出來嗎?
麻渝生說,一般來講,應該能夠決出來。比如我們選拔規劃局長,三人上會,其中一人一次過半,就定下來了。但也有意外。選拔民宗局長(民族宗教事務局局長),也是三人上會,27位委員投票,結果是每人各得9張。原來我們的設想,是萬一誰都不過半,就在前兩名當中再票決一次。但是這回不行,都是9票。沒有前兩名,這樣誰都沒有當成。
我笑,你們這不是自找麻煩嗎?
麻渝生也笑。他說,麻煩是麻煩一點,但是很必要。因為只有通過這樣的程序設計,才能解決幹部任用中很多敏感的問題,防止容易出現的弊病,比方說個人說了算,或者說少數說了算。我們有個規定,叫“凡提必差”,也就是但凡提拔,必須差額,當時我們叫三差額:差額推薦、差額考察、差額票決。後來又形成了一系列的程序,即公開職位,自願報名,資格審查,演講考評,民主推薦,組織考察,徵求意見,上會票決。鄉鎮幹部可以公推直選,機關這塊不行,就用這一整套程序來體現公開、公平、公正,防患於未然。說得形象一點,過去是“伯樂相馬”,現在是“疆場賽馬”,起碼在這一小塊地方能夠賽出好馬。
我說,但這對你們組織部來說,似乎沒什麼好處。事情變多了,權力變小了,可以說是“車子越坐越大,房子越住越小”,你們為什麼還要做?
麻渝生告訴我,他的想法是,基層民主政治建設也好,幹部人事制度改革也好,說穿了就是一場革命。革命革命,總是要革一部分人的命。戰爭年代我們革反動派的命,改革時期我們革自己的命。我們共產黨人,就是有這個勇氣,有這個胸懷,有這個膽量,來順應歷史潮流,順應民心民意。當然,革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不管是革誰的命都很痛苦,但我們的態度是樂觀的、積極的。因為組織部本身是黨委的一個部門,它的使命就是要建設好我們這個黨,而不是保留組織賦予的權力。實際上,某些人強調保密,他們要保的,並不是黨的秘密,而是自己的權力。但是,這個權力並不是組織部門自身所有的,而是黨組織根據工作的需要賦予我們的。隨着我們國家的各個方面的進步,每一個部門的職能也應該有所變化,這種變化就影響了權力的分配。組織部門不能因為有了變化,就固守我們這種權力,把實質意義上的黨的建設放於一邊。這不是組織部所應有的使命。我們在新時期的歷史使命就是放棄自己的部門利益,來加強我們黨的建設,選好我們的幹部,管好我們的組織。所以我們在一定的場合講,我們新都區組織部的職能已經轉換,就是組織黨員選舉幹部,簡稱“組織部”。這就回到組織部的本來意義上了。這樣,我們組織部的視野就會更加擴大,就能更有力地推進黨內民主。因為黨內的民主,首先體現在幹部任用上。沒有用人的民主,其他民主都將失去基礎,淪為空談。
這就說得再透徹不過了,而且堪稱鳳凰涅槃。我不禁對麻渝生,對新都區的領導幹部們肅然起敬。我已經沒有什麼可問的了,但我還想聽聽其他一些當事人的說法,尤其是那些在公推直選中首當其衝的基層幹部的真實體會。
五、風口浪尖
張雄全記憶猶新:
我是寫好了辭職報告才走進風暴中心的
2005年8月18日,新都區馬家鎮黨委辦公室。
大約是長期在基層工作的原因,馬家鎮黨委書記張雄全看上去比他的實際年齡要大,而且一臉的滄桑。這就讓我這種懷有偏見的人感到放心。張雄全告訴我,他們鎮的公推直選,是在去年10月29號。去年10月10號左右,區委開全委會,確定馬家、軍屯、龍橋三鎮作為第二批試點。張雄全當時只聽說過有這個事兒,沒想到第二批就有他們鎮,非常突然。所以他隔了三天才去報名,填表交照片。報名之後給了三天時間實地調研和考察,他在馬家鎮已經工作四年,就用不着了,其他人要搞。下來就準備演講稿。
我問,還有其他人報名嗎?
張雄全說,有,一共七個,馬家鎮三個,鎮長、副書記、我,另外還有新民鎮的鎮長,竹友鎮的管黨書記,青流鎮的管黨書記,農機局一位副局長。
我又問,什麼時候公開推薦呢?
張雄全說,半個月以後。參加公開推薦大會的有區領導,全鎮機關幹部,村裏的書記和主任,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黨員代表,群眾代表,企業的領導,230多人。他們決定我們誰有資格成為候選人。
我說,哦,230位“推委會委員”。
張雄全接著說,開會時,領導先簡短講話。然後抽籤,抽演講的順序。
我問,你抽到幾號?
張雄全說,一號。我們幾人站成一排挨着抽,我在中間,結果是一號。
我說好啊,NO.1。接下來呢?
張雄全說,演講。規定的時間是15分鐘,我大概超了一分鐘。我多了個內容,就是在馬家鎮四年的工作情況。最後結果,230人推薦,我得了200票。
我說不錯嘛,高票入圍,你成候選人了。什麼時候選舉?
張雄全說,大概隔了好幾天,10月29號,決定直選。當天參選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我,一個是鎮長。投票的是馬家鎮的全體黨員。一共666人。
我開玩笑說,哈,六六大順!
張雄全說,當時也要演講,我又抽到一號。演講完了就投票。第一輪投下來,都不過半,我比鎮長可能還少兩票。
我問,都不過半,就不能當選吧?
張雄全說,是。
我問,那怎麼辦呢?
張雄全說,領導就開會,決定立即再選。
我又問,選第二次?
張雄全說,是,又發選票。
我再問,結果呢?
張雄全說,我們兩個又都不過半,而且票數完全一樣。
這可真有戲劇性!不知這事又如何了結。
張雄全說,當天再選是不可能了。一是再選也未必有結果,二是選票也沒有了,三是一些老同志和有事的人沒法堅持。領導就徵求參會黨員意見,是不是擇日再選,大家都同意。
我問,那你們兩個怎麼辦呢?吊起?
張雄全說,我當時心情很矛盾。我真的沒有想到會是這麼個結果。現在回憶起來,覺得還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為什麼呢?因為畢竟我在馬家鎮還是做成了那麼多的事情。但是說良心話,力度不夠,投入不夠,研究不夠,群眾對我的了解也不夠。老百姓是很實際的,他們是“眼見為實”。所以要把實事干在他們身邊,關心他們的重點難點問題,這是一個教訓。但我確實是第一次遇到這種局面,想不通,也很難過。我當時,唉,我當時,真的很難過。面對那麼多黨員,那麼多幹部,那麼多群眾,整成這個樣子,你說我今後咋個開展工作?
我說是啊,無顏見江東父老。
張雄全說,再說也不是我一個人的事。如果下回又是兩個人票數扯平,又是都選不上,咋整?所以當時我就跟領導說,要不把我調走算了。領導說:你看我現在咋辦?我也不可能踢一個下來。競爭競爭,沒有對手怎麼競爭?不行。不管結果如何,你張某人現在繼續在馬家鎮當黨委書記,年底拿試捲來看!
我問,你服從了?
張雄全說,不服從不行。再說我也不服輸。我想我就是輸,也要輸得光明正大。哪怕二天(下回)我選不起(不能當選),現在的事我也要做好。
我說,你們兩個又各就各位,一個回去當書記,一個回去當鎮長了?
張雄全說,是。
我又問,那你們兩個同一棟樓辦公,抬頭不見低頭見的,怎麼相處?難道沒有一點尷尬嗎?
張雄全說,要說一點沒有,也不真實,但應該說還是處得很好。開始我心裏確實難過,但表面上是穩起(穩穩噹噹)的。我想,我是一把手,是黨委書記,不能趴下。要是自己先趴下了,還怎麼做事,怎麼做人,怎麼帶隊伍?就是牙齒咬碎了也要穩起,要踏實做事,明白做人。我和鎮長還是在一起上班,該怎麼還是怎麼。我明確給大家說,今天下來了。沒下之前和鎮長是競爭對手,下來了還是要好好在一起工作。我們不會說我們是對手,我就要讓你消失這樣的話。那兩個月不管怎麼說,我們的班子還是比較穩定的,工作效率還是比較高的。
我問,後來呢?
張雄全說,後來我主動要求再選。這樣吊起,總歸不是個事。
我又問,什麼時候再選的呢?
張雄全說,今年1月9號,還是老規矩,抽籤,演講,投票。我又抽到一號。我就想,我怎麼回回都抽到一號,三盤都是棒棒(一號)?上次“標”(丟)過一盤,這次不得“標”了。但是台上說的話要算數,承諾要兌現,壓力還是很大的。演講了8分鐘,再投票。
我問,投票的時候,你在幹什麼?
張雄全說,我在旁邊抽煙。
我又問,這回結果如何?
張雄全說,當時來了620多人,我得票超過了三分之二。
我說,這回你是勝出了,但你想到過失敗沒有?你並沒有十足的把握對不對?而且你和鎮長不同。鎮長競職書記,落選並不丟人,你可是在位書記啊!
張雄全說,實在地講,我的壓力很大,雙重甚至三重壓力。我當時就是在風暴中心,而且沒有退路。當時我想,要是真的選掉了,不怪上面也不怪下面,只怪自己確實不行,沒本事或者沒把事情做好。那就該走掉,讓其他同事來干。既然是競職,有成功有失敗很正常。當然沒面子,哪個都不願意。
我問,現在呢?沒壓力了吧?
張雄全說:壓力更大了。馬家鎮工作做得好和壞,不是我張某人一個人的事,是我們整個班子的事情。我跟班子裏的人說,你們現在有個錯覺,這個黨委書記權力大。我說不是權力大,是責任大。我今天請你進班子,你覺得有信心有能力,你就進來。如果工作中出現問題,兩年之後讓你下課。我四十一二了,做不出來成績,不是我個人下,是我們整個班子解散。下一個新書記來,看得起你就用你,看不起你就不用你。仲彬書記說過,老百姓把你選得上去,就把你選得下來。我們只能好好乾,沒得退路。
我又問,怎麼沒有退路呢?
張雄全說,我們新都區的鄉鎮黨委書記都是公推直選的。你不可能這裏幹得不好,換到其他地方當黨委書記,也不能幹兩年換個地方。再說老百姓也看起(看着)的。比如工程招標,就沒得哪個敢拉半點關係。要是你走關係,你做事不公道,想點歪心,他們一下就知道了,而且要廣泛宣傳。好事不覺得,壞事都曉得,那你的鉤鉤(贊成票)就可能變成叉叉(反對票)。
我說,據我所知,市委規定,公推直選的黨委書記沒有特殊情況,原則上要把任期做滿。下一次選舉要在五年以後,那這還有什麼關係?
張雄全說,還有一年一次的民主測評。
我問,你們搞了嗎?
張雄全說,8月5號搞的,設了三欄——滿意、基本滿意、不滿意。那天我先報告工作。按照區委的五條規定,說了16分鐘,都是做過的,實在的事情,農村人一聽就明白。前三天,我把報告打印出來發給所有要參加測評的人,說了之後就提問。那天提問題比較激烈,都很真實,是事先不能準備的。我只得認真回答,幹部群眾都比較理解。那天我的滿意票85%,基本滿意15%,沒有一張不滿意票。這說明群眾認可了我們。
我說,那你可以鬆一口氣了。
張雄全說,松不了。我是把辭職報告打印好了放在身邊,然後才走進風暴中心,走向工作崗位的。我隨時接受考驗,隨時準備離開。
我不想再問了。我覺得自己已經感同身受。不容易,不容易啊!這些基層幹部,鄉鎮幹部,職位很低,級別不高,但負擔不輕,責任不小。現在,為了基層民主建設,他們又自願或者半自願地走向了第一線,用自己微弱的身軀扛起共和國長治久安的基石。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我們民族的英雄。
但是,我更惦記着另一些基層幹部,即那些在公推直選中落選的人。沒有他們,這一項改革也不可能成功,甚至更不可能成功。因此,如果說敢於參加公推直選的是英雄,那麼,其中的落選者就更是英雄。如果這些落選者還是女幹部,那就要算是“巾幗英雄”了。
六、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
楊金華坦然應對:
民主都跑到自己的家門口了,怎麼能退縮
2005年8月18日,新都區流花賓館。
馮珂和楊金華,正是兩位落選的“巾幗英雄”。現任新都區政務中心副主任的馮珂一共參加了兩次競職,一次是在軍屯鎮,一次是在新繁鎮,都是競職黨委書記。之前她是新都鎮的副鎮長,當了3年多。其實她當副鎮長也是通過公選的。所以馮珂自稱她是受益者,對改革滿腔熱情。馮珂說,2001年公選的時候,她當時也很猶豫,覺得公選第一次嘛,會不會是作秀啊,會不會有假啊,會不會要憑關係啊!結果呢,就是通過那次公選當了副鎮長。
我說,所以軍屯鎮公推直選的時候,你就積極報名了?
馮珂說,是的。當時一共有五個人參加。有他們的書記、鎮長,然後還有一個副鎮長,我和另外一個是其他鄉鎮去的,那個也是副鎮長。當時是205個人進行公推,我得了22票。外鎮人嘛,應該算比較可以的了。今年一月份新繁鎮搞公推直選,我又報名參加了。這一次呢,有他們新繁鎮的書記、鎮長、兩個副鎮長,然後也是我和外鎮的另外一個人,總共6個。參加公開推薦大會的是390人。公推結果,第一名是現任書記,可能有300票;第二名是他們的鎮長,大概是168票。我得了103票,就居第三名了,還是沒有入圍。
我問,為什麼?
馮珂說,因為只取兩名。最後直接選舉,還是書記當選了。
我又問,遺憾嗎?
馮珂說,也遺憾也欣慰,總歸從22票達到了103票。
我說,步步高升啊!
馮珂說,更重要的是得到了鍛煉,得到了提高。過後很多朋友也好,領導也好,都開玩笑說,知名度提高了吧?其實我覺得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過程,這些措施,還有我們整個新都區的氛圍。公推直選那一段時間,街頭巷尾也好,看電視的也好,一出去聽到的就是大家都在議論這件事,都在討論這件事,也都在評論這件事。所以我感覺,公推直選不僅把我們年輕幹部都調動起來,也把我們廣大老百姓參政議政、關心政事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直接的參與者就更不用說了。“選手”(競職者)也好,“選民”(選舉人)也好,心理素質和整體素質都在不斷提高。比如參加公推的代表,參加投票的黨員,他們在評選、推選這個候選人的時候,他們的眼光也好,心理也好,都在不斷完善了。所以從我內心來說,我是非常擁護這種制度的,也是用我的行動來擁護這種制度的。
這話說得好。其實我在訪問之前,也是有些顧慮的,害怕一不小心揭了人家的傷疤。但有馮珂這碗“酒”墊底,我就敢直面楊金華了。
現任新都區團委書記的楊金華,就是在馬家鎮和張雄全“打擂台”,兩次不分勝負,又最後落選的那一位。楊金華也參加了兩次公推直選。第一次是在木蘭鎮,當時她是團區委副書記,公推排在第三名。第二次是在馬家鎮,當時她已經在馬家鎮當了七個月的鎮長。所以楊金華說她是新都區公推直選的參與者、實踐者和見證人,感受非常深刻。
於是我就問,你都有些什麼感受呢?
楊金華說,木蘭鎮公推直選的消息,我是第二天才知道的。我在食堂吃早飯的時候,別人都在議論,說新都搞公推直選了,木蘭鎮黨委書記的職位要拿出來,不像以前那樣指定,或者是書記走了,鎮長填充。當時我就有一點點躍躍欲試的想法。平時在團區委,扮演的更多的是組織者的角色,都是組織青年團員來唱來跳,這次是區委搭建了一個舞台,讓我們上台表演,對我還是很有吸引力的。共青團幹部是有政治敏銳性的。公推直選的出現,我感覺是歷史的開創,一種創新,所以當時就有很強烈的願望報名參加。當時沒有什麼功利心,只是想去參加一下,試一試。因為我們不可能什麼都等着領導來安排。人的一生,機會並不是很多,目前的這個機會應該好好地抓住。
我問,你覺得你抓住了機會嗎?
楊金華說,我覺得抓住了。因為在這次公推大會上,我把自己最好的風采展示了出來,同時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之所以能夠到馬家鎮去工作,我覺得應該來源於我在木蘭鎮公推直選的表現,我的感受和判斷絕對是正確的。
我笑問,那麼你參加馬家鎮的公推直選,感受和判斷正確嗎?
楊金華笑答,其實我當時的心態很微妙。第一,木蘭鎮的平台已經達到了我的目的,這次競職應該說已經沒有必要了。第二,我到馬家鎮的工作經歷很短,還在學習和鍛煉的過程當中,參加競職,自己的分量還是很輕。第三,現任黨委書記張雄全,本人很實在,實幹精神也非常強,群眾的認可度也很高,我去競爭的希望比較渺茫。再說我到馬家鎮來,方方面面與他的合作也很愉快。如果他不參與我就會義無反顧,他要參與我就到別的地方去參加。權衡利弊后,我當時就穩起沒動。
我問,後來怎麼又挺身而出了呢?
楊金華說,後來別人說,民主的推進是一個一個層次的,由一個點到另一個點,是星火燎原。不是說你非得要去當這個黨委書記,而是給自己積累一些競職的經驗,以便不斷適應這種競爭。再說了,如果作為一個鎮長,都不敢面對當地老百姓的選擇,還跑到其他地方去競職,老百姓會認為你連這點底氣都沒有,自己就會覺得自己不行。起碼也應該讓老百姓認識一下鎮長是什麼樣子嘛!民主都跑到自己的家門口了,怎麼能退縮?何況我作為一個年輕幹部,也是因為公推直選才走到現在的工作崗位上的,我更沒有理由退縮。
我又問,但是你想到了可能出現的結果沒有?
楊金華說,沒有。正式選舉出現那種意外結果,是我始料未及的。但是我想張書記受到的震動肯定比我大。當時選舉結果遲遲沒出來,現場都很着急。按理說應該沒啥懸念。一個是老書記,工作經驗很豐富;一個是新鎮長,領導經驗也不是很突出。如果放在一起居然沒有任何懸殊的差別,我覺得是無法想像的。結果領導上台公佈選票,說這次大家都沒過半,還要重新投票,下面就有點嘩然,弄不清楚都不過半是個什麼概念。我當時的第一個反應,是不是群眾中很多人棄權?很多人棄權才會出現這種情況。當時這樣一個簡單的念頭就閃出來了。後來第二次選舉,領導又上台宣佈票決結果,投下來票數居然一模一樣……
我問,當時你怎麼想?
楊金華說,當時我腦袋裏面一片空白,就覺得咋會是這樣的呢?我就覺得我好對不住我們的書記!如果當天這個事情結束了,我們就好安安心心去工作,去合作,沒想到會這麼一波三折。
我說,擇日再選的結果就更沒有想到吧?
楊金華說,完全沒有想到。張書記以高票當選,和前兩次那種票數很接近的結果差異非常大。當時我就有種跌入谷底的感覺。
這種感覺很真實,也很讓人同情,但我還是開了個玩笑。因為楊金華長得很漂亮,有點像林黛玉,當然比林黛玉健康。聽她說“跌入谷底”,我就忍不住幽了她一默:哈,天上掉下個林妹妹!
楊金華卻是輕輕地搖了搖頭,又笑了笑說,其實我很知足了,至少前兩次的選舉證明,我到馬家鎮這七個月的表現還是合格的。第三次選舉差異這麼大,可能是我基層工作的經驗還是太少了。另一個呢,老百姓通過一段時間的觀察,發現我們張書記確確實實還是一個在為他們干實事的書記。儘管我落選了,我還是很認可他。既然是差額選舉,就不可能兩個都當選。但我覺得我還是成功的,只不過成功的意義不一樣。我覺得唯一的遺憾,是還沒有人把現任黨委書記選掉。在基層民主建設的過程中,這個頭總是要開的。如果當時我上了,也許就創造了歷史。但是反過來想,我也可能成了另一種歷史,就是當選后又被群眾罷免的歷史。兩種歷史都有可能,現在想來我還是很慶幸的。
我問,這事就這麼定下來了?
楊金華說,1月9日宣佈后,他就當選了,我還在當鎮長。我是3月底才回到區裏的。應該說心理還是有微妙的變化。公推直選既有競爭的成分,也有感情的因素在,我開始站在另外一個角度去看問題了。我去看張書記,他變得更加勤奮,為民辦事的決心,發展的想法,都比以前有勁了。我為他有這種變化感到非常高興,一種欣喜,別人感覺不到的。我覺得我達到了我的目的。因為我是馬家鎮人,我也希望把馬家鎮建設好。
我追問,也就是說,你們的關係還是一如既往?
楊金華實話實說,承認還是有一種微妙的變化。她說,這種變化淡淡的,說不出來,讓我用語言來形容也形容不出。但是總體感受,變化重點是在工作上。因為公推直選有一個後續程序,就是所有的領導班子要實行重新組合,由書記來提名。我有一種擔心,擔心會不會因為我給他造成了威脅,他就不提名我了。他呢,也許根本就不存在這個問題。但反過來說,如果是我,就不一定提名他。為什麼呢?因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發展思路,不同的發展思路在一起是有矛盾和衝突的,這並不利於發展。從這個角度我又挺理解他的。我想他心裏很矛盾。不提名我吧,外界會說他沒得心胸;提名我呢,畢竟我們在競選當中體現了不同的思路。他肯定也會擔心,最後這麼懸殊的當選,會不會在我心裏造成一種不好的影響,會不會對今後的工作不利?他肯定比較為難吧!
我問,實際情況怎麼樣呢?
楊金華說,他還沒有提方案,我就調走了。
我默然,然後向楊金華道謝。其實我還應該向新都區所有設計、領導和參加公推直選的人道謝。因為就我所掌握的情況而言,他們至少在一定範圍內顛覆了一個傳統,一個很不好的傳統──成者王侯敗者寇。
七、瓜熟蒂落
唐川平穩操勝券:
任何制度都是在實踐中產生和完善的
2005年8月25日,成都市委接待室。
1957年出生的成都市委常委、組織部長唐川平英俊瀟洒,朝氣蓬勃。和他拉起家常,發現彼此的經歷不乏相似之處。我們都當過知青,也都跳過“農門”。有着研究生學歷的唐川平原本是學工程技術的,1977年考入西北工業大學,是新時期第一批大學生(77級);我則在1978年考入武漢大學,是新時期第一批研究生(78級)。也就是說,我們都是在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時間走進大學的,這使我們之間有一種親切感。
不過親切歸親切,工作歸工作。說起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唐川平和市委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而且言簡意賅,乾淨利落。這和他組織部長的身份不無關係,也和他“高級經濟師”的職稱十分相符。唐川平說,公推直選鄉鎮黨委書記,表面上看,只是一個鄉鎮一把手的任用問題,其實,這一個問題裏面就包含了三個方面:鄉鎮一把手應該是怎麼樣的,應該怎樣產生,產生以後又如何管理。
我說,哦,何為領導,怎樣產生,如何管理。你的意思是說,你們在這三個方面都有考慮,都有改革,都有創新?
唐川平說,對。不過首先要解決的是第一個問題。也就是說,作為鄉鎮一級組織的一把手,鄉鎮黨委書記應該是一個怎麼樣的人?我們有兩點想法:第一,應該是一個非常能幹的人;第二,他來當這個書記以後,能夠帶領大家去發展,去致富。一個是願意給老百姓做事,一個是能夠給老百姓做事,這就是我們心目中理想的鄉鎮黨委書記。
我說,我注意到,你們的試行辦法,對參選人資格的界定,標準並不高。比如,黨齡只要兩年,工齡只要三年,擔任副職的工作經歷也只要兩年,文化程度則只要大專以上,等等。這些規定,是不是出於以上考慮?
唐川平說,我們是想把門檻設低一點。當然也不能說是很低,中央委員也只要五年以上的黨齡嘛!鄉鎮黨委書記,黨齡兩年以上,門檻不能算低了。但我們確實是想把面放寬一點。黨齡越長,工作年限越長,入圍的人就越少。其實在農村要實事求是。現在農村的人才,應該說相對而言,數量還不太多,質量也受到限制,標準太高是很難選的。關鍵是要能夠帶動農民致富。只要能帶動農民致富,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其他方面不必太講究。
我說,這倒是實事求是。不過你們對這些幹部任職以後的要求卻不低。你們規定,公推直選鄉鎮黨委書記,應確定任期目標。而且,任期目標又由“任期工作目標”和“任期承諾目標”組成,這會不會很難?還有,我們也不太明白,這個“任期工作目標”和“任期承諾目標”有什麼關係和區別?
唐川平說,任期工作目標,就是區(市)縣委對那個鄉鎮下達的工作目標任務;任期承諾目標,就是在他競職時對老百姓表的態,或者說許的願。對老百姓的承諾是應該完成的。但是一個鄉一個鎮一個黨委書記,不是說兌現了對老百姓的承諾,就可以把地方搞好的。老百姓關心的,更多的是直接關係到他們自身利益的東西,上級黨委卻還有更長遠更宏觀的考慮。那麼對於上級來說,還得對他有個目標考核。
我說,又要對上負責,又要對下負責,這不是太難為人家了?
唐川平說,所以要研究,要探索,要試驗。實際上我們現在搞公推直選,搞基層民主建設,就是要解決如何實現對上負責和對下負責相結合的問題,讓我們基層幹部的任用人選和所作所為,既合黨心,又順民意。
我說,不知你們有什麼錦囊妙計?
唐川平說,也沒什麼特別高明的辦法,只不過改革了選舉的方式。我們以前也選書記啊,鄉鎮黨委書記也是選出來的啊!但那是間接選舉,由黨員代表大會來選,候選人則是上級黨委指定的。那麼,為什麼要改成現在這樣,改成全體黨員直接選舉,直選前還要公開推薦?就是為了有更多的老百姓來認可,而不是簡單地只是上面認可、代表認可。如果可能的話,多數人認可總比只有少數人認可好。實際上,選張三,選李四,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群眾的認可。縱觀人類歷史,無論哪種制度,哪個政權,哪個人執政,要想長治久安,立於不敗之地,都要人民認可。中國共產黨也一樣。不能說中國共產黨想執政就執政,中國共產黨執政,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根本就是人民的選擇。
我說,你這是說到根本上了。不過,人民認可,並不等於直接選舉。或者說,人民認可,並不一定要採取直接選舉的方式。但我同意,在鄉鎮一級,直接選舉確實比間接選舉更能體現人民群眾的認可。至少,這種認可更加直截了當,一般群眾會覺得實實在在,看得見,摸得着。但這也只是解決了一個對下負責的問題,如何能體現對上負責呢?
唐川平說,我們還有一條原則,一項規定,一個委員會。一條原則就是“黨管幹部原則”,一項規定就是“選舉結果應報區(市)縣委批准”,一個委員會就是“選舉監督委員會”。選舉監督委員會成員有區(市)縣委領導、紀檢委負責人、組織部負責人,還有選舉鄉鎮的黨員代表和群眾代表,也體現了對上負責和對下負責相結合的精神。另外,當選書記還有“任期工作目標”,這也是對上負責的體現。
我說,按照你們的規定,公推直選有一系列的程序,包括發佈公告,參選報名,實地調研,初步考察,公開推薦,組織考察,直接選舉,等等。這一系列的程序自然是為了保證整個過程的公平、公正、公開。但是我注意到,參選者報名的方式有三種:個人自薦、聯名推薦和組織推薦。這三種方式是平等的嗎?
唐川平說,平等的,任何一種都可以。
我說,但我怎麼看,都覺得它們的分量是不一樣的。聯名推薦和個人自薦的分量可能差不太多,也可能前者略重一點,組織推薦的分量就很重了。我不知道為什麼在個人自薦和聯名推薦之外,還要設組織推薦這種方式?
唐川平說,黨管幹部本來就是一個原則,何況民主的權利是平等的。總不能說黨員有個人自薦的權利,有聯名推薦的權利,黨組織反倒沒有推薦權吧?
我說,那現實操作中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比方說,本來我想去報名的,結果組織上推薦了一個,我可能就不敢去報名了。要知道,所謂“組織推薦”,指的是上級黨委也就是區(市)縣委的推薦。你和區(市)縣委推薦的人競職,不是胳膊擰大腿嗎?
唐川平說,在實際當中,這個現象不是很明顯。自己願意去的,可能會很有準備,很有信心,不然名都不會報的。
我問,聯名推薦要十人以上嗎?
唐川平說,要。要有十名以上的黨員群眾,而且要採取書面形式,署真實姓名,以示負責。
我又問,如果被推薦者不願意報名怎麼辦?
唐川平說,對於是否必須接受聯名推薦,我們沒有作硬性規定。
我追問,尊重他的民主權利?
唐川平說,可以這麼理解吧!但如果是組織推薦,必須服從。拒不服從或消極參與的,兩年內不得提拔使用。
我再問,為什麼?
唐川平說,這是組織原則: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
我說,這就是第二個方面——“怎樣產生”吧?
唐川平說,是。鄉鎮黨委書記產生后,就有了第三個問題,即“如何管理”。所以我們又出台了一系列的試行辦法,內容從選舉、備案、提名,到考核、質詢、罷免、獎懲都有。
我問,這些辦法是指令性的呢,還是指導性的呢?
唐川平說,指導性的。當時我們考慮,公推直選試點之後,後續的管理有必要跟上,因此要有一個規範。但是各個區(市)縣有不同的情況,我們尊重他們的意見,因此這些規範只能是指導性的,也叫“試行辦法”。何況制度都是在實踐中產生的,也只能在實踐中檢驗和完善,以後也還有修改的過程。本來制度就是需要完善的。我們現在想的是,先定製度,按制度辦,在實踐中完善,再形成新的制度。然後再實踐再完善,再完善再實踐,就是這麼一個過程。
我說,在你們的試行辦法中,我特別注意到兩點,就是對當選鄉鎮黨委書記的罷免和獎懲,請問為什麼要作這樣的規定?
唐川平說,我們擔心的問題,就是黨員群眾選的黨委書記,能不能罷免,誰來罷免。以前這個問題是不存在的。上級可以任命他,也就可以罷免他。現在改成公推直選,就有一個回歸權力源的問題。我們想,既然選舉有一系列體現公開、公正、公平原則的程序,那麼,罷免也應該有這樣的程序。因此我們作了一系列的規定,從動議、受理到罷免,都有。
我說,我注意到了這些規定,而且注意到它們充分體現了兩大原則,即黨管幹部原則和基層民主原則。比如動議由基層黨員提出,區(市)縣委責成組織部門受理;罷免由鄉鎮黨員大會或黨員代表大會審議表決,報區(市)縣委批准。另外,為了充分尊重每一個人的民主權利,你們規定“罷免對象有權進行申辯”;為了防止干擾正常工作,你們規定“罷免請求撤銷后,黨員一年內不得以相同理由再次提起罷免動議”。這似乎可以看做一種有中國特色的、而且僅限於基層地方黨委書記的“彈劾制度”。彈劾畢竟是非常規的特殊行為,對於這些當選的鄉鎮黨委書記,你們還有常規的管理方式,是不是?
唐川平說,是的。這就是考核和獎懲。考核包括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由區(市)縣委組織部組織實施。年度考核被評定為不稱職的,由本人引咎辭職,或者區(市)縣責令辭職。任期考核被評定為不稱職的,降職使用。
我說,除上級黨委的考核外,好像還有人民群眾的民主測評。
唐川平說,測評是一年一次。滿意率低於50%的,由本人提出辭職。本人不辭職的,黨員有權提出罷免。
我明白了。一方面是上級黨委的考核,另一方面是人民群眾的測評,仍然是同時充分體現黨管幹部原則和基層民主原則。而且,民主測評還有罷免程序以為後盾,鄉鎮黨委書記們當然不敢懈怠。那麼,幹得好呢?
唐川平說,獎勵。年度考核評定為優秀和稱職的,有年度獎勵;任期考核評定為優秀和稱職的,另有一次性獎勵。具體標準嘛,各區(市)縣自定。有條件的地方也可以實行年薪制,但只適用於非公務員,公務員就不好拿年薪了。
我問,鄉鎮黨委書記不都是公務員嗎?
唐川平說,公推直選的並不都是。因此還有一種辦法,就是五年之後把他轉成公務員,那就不能拿年薪。這也是一種激勵,一種長期的激勵。
聽了唐川平的介紹,我有一種體會,就是成都市的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可謂積極而穩妥。他們的方法,也基本上切實可行,完全可以推而廣之。事實上,就在這天,四川省省委決定,在省內30個縣全面推行鄉鎮黨委書記的公推直選。這一改革成果終於瓜熟蒂落了。
八、紅旗漫卷西風
鄧川話說根本:
推動黨內民主建設,關係到我們黨的生死存亡
2005年8月26日,成都市委,鄧川的辦公室。
成都市委常務副書記鄧川畢業於兩個名牌大學——四川大學和吉林大學,先學中文後學經管,是經濟學碩士。他擔任過團省委副書記、遂寧市委書記、成都市常務副市長等職務,經驗豐富,思想解放,作風穩健。熟悉他的人告訴我,鄧川是一位很有人情味和親和力的領導幹部,在成都政界的威信和威望都很高。我們在他的辦公室促膝而談,氣氛有如閑庭散步。問到緊要處,鄧川輕聲細語,娓娓道來,似乎萬千思緒都化作了一壺清茶。
鄧川說,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們黨是很重視這個事情的。過去,在戰爭年代,在社會主義建設年代,我們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幹部隊伍建設都有很好的發展,現在應該好好抓抓黨內民主建設了。因為我們黨已經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要用基層民主、黨內民主來帶動整個社會的民主建設和政治文明。用一句老話說,也就是“先黨內后黨外”吧!實際上,我們國家發展到今天,經濟建設也好,社會管理也好,都需要更多的群眾來理解,來參與,就是說民主化的要求會越來越高。但是,我們也不能簡單地照搬西方那種制度。那麼,我們國家的民主化應該走一條什麼樣的道路?什麼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這是一個非常重要也非常難的課題。
我說是啊,你們是迎難而上啊!
鄧川說,也不僅僅是成都,實際上全黨都很關心。關鍵是怎麼做,做到什麼程度。我在遂寧的時候,就在步雲鎮搞過鎮長的公推直選,桂花鎮的黨委書記也試行過公推直選。只是由於種種原因,沒能推廣。其他地區也有這樣那樣的試點和經驗。但應該說新都做得更多,步子更大。除了公推直選,還有民主測評,開放三會,進一步提高了我們黨工作的透明度,把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和監督權落到了實處,整個效果還是不錯的。所以市委認為,新都的做法應該是代表了我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基本發展趨勢,應該進一步推廣。省委也這麼認為。當然了,這一方式可能還需要不斷去完善。但是能夠邁出這一步,我覺得很重要。這也是我們推進黨內民主必然的選擇。
我問,為什麼?
鄧川說,因為對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尤其是對公推直選的推廣,當然還有民主測評,開放三會,可以讓我們的黨員擁有最直接的權利,知道最應該負的義務和責任,以及如何行使這種權利,如何擔負責任、承擔義務。這對他們(黨員群眾)來說,實際上是一個很好的鍛煉。中國古代社會就缺這個東西,缺民主的文化,缺民主的歷史,缺民主的傳統。所以有人說,中國不能搞民主。這其實是錯誤的。民主這個東西,我認為它並不只屬於哪個階級、哪個民族、哪個國家、哪種社會制度,應該說是全世界發展到一定階段的一個文明標誌,一種政治文化的境界。中國既然缺少這個傳統,就必然需要進一步加強建設,而且首先是在基層。在這個過程中,通過一些常識,比方說,如何推薦,如何選舉,如何報名,如何投票,使我們的基層黨員對民主有了切身的體會和感受。他們的實際參與和操作,對整個民族民主素質的提高應該說是有好處的。
我非常贊成。但也有一個疑問,就是在推行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過程中,難道沒有不同意見?
鄧川笑着說,肯定有不同意見。其實這個很正常。所謂民主社會,最大的特點就是有不同意見。所謂民主政治,就是要讓這些不同意見都能夠比較好地表達出來。表達出來以後,在充分聽取不同意見這樣一個基礎之上,最後達到大多數人都能夠認同的一個結合點。我覺得民主建設是這樣的。我們過去呢,是根據少數人的意見作出決策。這個意見有可能正確,甚至可能很多時候都是正確的;但也可能是錯誤的,有可能錯得還比較厲害。但不管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都是少數人甚至是某一個人說了算,其他人的看法不大容易聽得到,或者是聽到了也很不充分。過去一些不民主、不科學的東西可能就是這樣形成的。
我問,你的意思是說,必須要有不同意見?
鄧川說,其實民主政治建設,一個很基本的前提,就是要能夠容忍,甚至不光是容忍,還要鼓勵不同的意見,讓這些意見得到充分的表達。兼聽則明,單方面的決策總是會有問題的。只有廣泛聽取不同意見,才能找到一個更好的路徑和方案來推動我們的工作,避免走彎路,避免犯錯誤。
我又問,如果這些不同意見是少數人的,或者是錯誤的,也要聽嗎?
鄧川說,意見是少數人發表的,或者是錯誤的,也沒關係。少數人的意見中肯定有錯誤的,也有正確的。即使是多數人的意見,正確的意見,也不一定全是正確的,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理的成分。
我追問,那怎麼辦?
鄧川說,把這些東西都儘可能擺在陽光下,相信大多數人都有一個基本的判斷,然後通過民主的方式,找到一個大多數人意見的結合點。這可能就是我們要尋找的一個正確做法或者方案。
我說,那好,我們現在就把當初那些不同意見都擺在陽光下,看看你們找到的,是不是一個正確的做法或者方案。
這就要講當初的不同意見了。鄧川告訴我,異議主要有三點。第一點,就是擔心會出亂子。這些同志問,我們搞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有沒有這個條件,這個土壤,這個傳統?我們會不會抓?就是說我們說的民主會不會變樣,包括有人說,民主弄不好就是“暴民政治”,那不是完全失控了嗎?
我說,像“文革”中那樣,打砸搶。
鄧川默然。
我問,那你們怎麼想?
鄧川說,我覺得,正因為過去沒有這個政治傳統,所以我們走了很多的彎路,也出現了很多的問題。因此推進黨內民主政治就顯得越發重要,可以說關係到我們黨的生死存亡。所以對這個事,特別是像我們這樣在基層從事黨建工作的同志,應該有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自覺地來推進。至於擔心出現“暴民政治”,我看沒有必要。我們的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而且首先建設的是黨內民主,怎麼會有問題?
我問,第二點異議呢?
鄧川說,擔心失權。過去理解黨的核心領導作用,主要就是指用人的權力。現在這權力都交給群眾了,黨的領導又怎麼體現?
我說,哦,一個擔心失控,一個擔心失權。那麼你的看法呢?
鄧川說,從新都的實踐看,這個擔心是多餘的。因為推進黨內基層民主,說到底,是把一些本來屬於普通黨員的權利還給他們。是“還權”,不是“讓權”,也不是“放權”,更不是“喪權”。還什麼權?選擇權。具體地說,就是黨員群眾對自己領導的選擇權。把這個權利交還給黨員群眾以後,他就會覺得這一票很重要,也會很珍惜。因為珍惜這一票,實際上就是珍惜自己的民主權利。同時,由於他親自參與了這個最基本的政治活動,他的積極性就調動起來了。他會覺得自己真正是其中一份,就會更加關心這個黨,更加愛護這個黨,把黨的生死存亡看做自己的生命所系。這是一方面。
我問,另一方面呢?
鄧川說,另一方面,推進基層民主建設,改變了過去視野非常狹窄這樣一個狀況,為我們黨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機制,讓我們能夠更好地、更加準確地選擇優秀人才,得到一批黨也放心群眾也公認的好乾部。這樣的話,對我們幹部隊伍的建設,對加強幹部的監督和管理,都有非常大的好處。監督和管理加強了,幹部隊伍建設得更好了,反過來也促進了基層民主建設。
我說,良性循環?
鄧川說,對。
我說,所以,黨的領導不但沒有削弱,反而加強了?
鄧川說,正是如此。
我問,那他們還擔心什麼?
鄧川說,擔心民主政治建設不是下面搞一搞就能解決問題的。下面搞了上面沒搞,有什麼意思?作用有多大?包括有些同志就講,民主政治建設應該自上而下,不應該自下而上。這是第三點不同意見。
我說,這個擔心不無道理。我們這麼大一個國家,三五十個鄉鎮也不過滄海一粟九牛一毛。就算他們搞了黨委書記的公推直選,就算十分成功,又能有多大影響?哪裏比得上登高一呼,天下雲集?
鄧川說,對這個事情,我的看法是這樣的。基層民主政治建設,這是一個符合時代發展潮流,也是我們黨自我完善、在新時代為自己注入新的生命力的必然選擇。所以,黨內民主必須推動,也必然會推動,但不能為推動而推動。如果急於求成,造成社會動蕩,就不符合我們的初衷。因此只能積極而穩妥地進行。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國過去沒有這樣一個傳統,又不能簡單地照抄、照搬西方的那套東西,那麼我們應該怎麼做,就有一個探索的問題。如果基層在這方面作一些嘗試,實際上就起到了一個探路的作用。只要持之以恆,有序推進,就能不斷豐富,不斷完善,不斷積累。既積累經驗,也積累教訓,至少也能提供實戰的經驗。雖然一個鎮兩個鎮,一個縣兩個縣,在全國來說不算什麼,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算搞錯了,那麼推倒重來,也不會影響大局,動搖國本。我想,新都的意義,也可以這樣理解。
我同意他的觀點。事實上,經濟體制改革先從農村開始,從生產隊開始,經濟特區不選北京,不選上海,選深圳,就有這麼一層意思──萬一搞錯了不會影響全局,不會引起大的動蕩,成功了則可以在全國推廣。從這種意義上看,我覺得成都有一點像當年的深圳,新都有一點像當年的蛇口。它是開了一個口子,一個讓我們看到希望看到前途的窗口。
其實,改革的路徑不是只有一條,改革的方案也不是只有一種。除了基層民主建設這種自下而上的方式,成都也有自上而下的做法。這就是“規範化服務型政府”。這也是“成都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正是它,開創了公共管理的嶄新局面,再造了人民政府的勃勃生機,使我們在成都大地上欣喜地看到了“東方風來滿眼春”。
那麼,所謂“規範化服務型政府”,又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我決定去請教姜曉萍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