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日的情書

戀愛的季節是隨着插隊落戶的歲月開始的。

就是在插隊落戶初期，我認識了今天的妻子王淑君，開始了我們的初戀。那是特殊年代裏的愛情，那是艱辛苦澀的日子裏最值得珍視的一份感情。

從1969年相識，到1979年的元月結婚，連頭搭尾10年時間，其中幾乎七年半的日子，我們是在分離、在兩地相思中度過的。相互聯繫和溝通的辦法，就是通信。那些年裏，我們每年互相要給對方寫出四五十封書信，幾乎是每隔五至七天，就要寄一封信。很多時候密度更大，差不多每隔三五天就要寫一封信。這些書信，成了我精神上最大的慰藉。在勞動之餘，在每天不間斷地學習創作之餘，寫信成了我最愉快的一件事情，成了我唯一的傾訴感情的方式。當然，每次收到她寫來的信，我也總要讀了又讀，直到把信紙都捂熱了，接到她的下一封信我才把她的信放進信封，珍藏起來。至今我還記得，到了她的書信應該來的日子，我總要站在寨子高處的堰塘邊上，望着那個郵遞員走來的山埡口，熱切地、焦急地、默默地等待着。如果這一天收到了她的信，那麼黃昏和整個夜晚都會感到身心愉快、精力充沛，整個棲居的小茅屋裏彷彿也充滿了溫馨的氣息。守着一盞小油燈，我會寫得很晚很晚。而倘若沒有收到她的信，我便會在郵遞員離去以後，久久地傍着夕陽踟躕，沮喪地踏着薄暮回到我陰暗潮濕的茅草屋裏。

那個年頭山寨上沒有電話，打長途電話得到遠在十幾里地外的公社郵電所，況且音息非常微弱。而電報貴至七分錢一個字(後來降至三分錢一個字）。對於一整天的繁重勞動只能換來二角幾分、一角幾分的知青來說，利用電報和長途電話聯繫，幾乎是不可想像的事情。我們唯一的聯絡辦法，就是寫信。

一晃近30年了，我們的命運起了很大的變化，臨時的動遷不算，我們搬了十幾次家了。在搬家過程中，凡是能丟的東西，包括一些傢具，包括我們喜愛的書籍，很多我們都只得迫於無奈捨棄了。唯獨這些書信，我和妻子都珍藏着。我裝在我的書櫃裏，她放在她的小箱子裏。可惜的是，有不少書信，由於她居住的工棚被風雨所掀，雨水侵蝕了信封和信紙，字跡模糊得已無可辨認了。就是這些殘缺不全的信，我們也還保留着。想想吧，那個年代留到今天的郵票、信封都成了價值連城的東西，別說這些飽含着我們青春的汗水和眼淚、希冀和憧憬的書信了。前兩天，有兩位記者來到我家裏，看到我書桌上滿攤着這些書信，他們隨手拿起幾隻信封來看，看到信封上的郵票、信封角上印着的小小的宣傳畫、信封上的語錄乃至“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的紅字，情不自禁舉起相機一陣“噼里啪啦”地拍攝，逗得我妻子好一陣笑。

我想，與其今天提起筆來，憑藉著記憶，在往事中搜索枯腸，苦思冥想當年的那些往事或是真實的思想，不如把這些書信稍加整理，略作適當的註解，也不失為一種回憶的形式。書信的語言是那個時代的語言，書信中寫到的細節是那個時代的細節，書信中提到的人和事也只可能是那個時代的人和事，且書信中感情的宣洩和傾訴，也是那個時代獨有的形式。

我很為自己的這一想法激動，並且也獲得了妻子的贊同。而當我着手這一工作的時候，我才察覺，它並不比我重新寫一本書來得輕鬆了。

書信太多了，讀着每一封信，那個年代裏經歷的事情就歷歷在目，過電影一般的在眼前晃，不知是因年代的久遠，還是那時的墨水質量差，即使沒被雨水侵蝕的文字，有好些也已淡弱得僅能勉強辨認了。

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透過信箋上的年輕稚嫩的文筆，讀者諸君能看到兩顆年輕熾熱的心的跳動。

促使我騰出時間來編撰這部往日的書信集，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隨着現代通訊技術的發達，長途電話已然極為普及，電腦、傳真機、可視電視進入普通人家已經成為現實。從郵電部門傳來信息，今日的書信已比過去大為減少，人們預言，當我們步入下一個世紀的時候，書信將更加大幅度地減少直至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

如若真是這樣，那麼，把這些書信編入老三屆人的回憶錄叢書中，就更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不知讀者以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