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三委員

一

鎮政協的委員當中，最惹眼的兩個人，一個是艾老；一個是洪藝兵。

論說起來，艾老是鎮上的世家。他叔公當年棄官回來，路過縣衙門的時候是不落轎子一徑走過的，倒是縣太爺後來到鎮上來訪他。這中間當然有些過節：發達之前，他原是做道士的。有一回在一戶人家做道場念經，熬不過瞌睡竟當堂睡著了，遭了東家的劈頭問棍。從此便發誓回去讀書。功成名就回來，自然是堂堂正正，不會把一個縣太爺看在眼裏——雖然他的官職並不大過縣太爺。緣故是那縣太爺是那戶打過他問棍的人家的後人。這說法雖然有點藐視的意思，但那做人的骨氣到底是在的。到了艾老這一代，又成為本鎮文化界有分量的人物。

那年“三百例”大會戰，小丁不顧一切地憤而出走後，《平地也能大搞八字頭上一口塘》的執筆任務落到老董頭上。老董事先已有了準備，趁着小丁走的時候氣得暈頭暈腦，他把小丁寫的那份初稿不聲不響地留了下來，一字不動地重抄了一遍，就拿到小馮那裏交差。

小馮審閱之後，在稿子第一面的天頭上批了幾個字：“我意召開討論會。”下面署了自己的名字，又交還老董。老董看了他的批示，不理解怎樣執行，便又去問他：

“討論會哪些人參加？”

“當然是我們三個。”

“哪個召開？”

“當然是我。”

“那你是讓我通知艾老？”

小馮想想說：“不必了。”就對身邊的艾老說：“我們開個討論會。”接着就讓大家發言。艾老說稿子還沒有看，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小馮就把稿子遞給他，問老董：“你的意見呢？”老董回答：“我的意見都寫在上面了。”小馮於是清清喉嚨，說：“那好吧，我談談我的看法。”他先講了總的印象，時代的高度，路線的深度，英雄的氣度，政治的熱度，感情的濃度，云云，又從觀點、結構、文字分門別類作了具體評判，基本意見是肯定的，只是覺得語言還不夠生動。然後，拿過一邊艾老手上的稿紙，翻到某一頁，說，這個地方可以加上這樣一段話：“縣裏幹部黑皮包，公社書記黃書包，大隊幹部手叉腰，生產隊長扛張鍬，這樣的工作作風是絕對不行的，必須像鎮革委主任……”以下就接上了原稿。

小馮的話沒有說完，艾老一拍桌子大喊了一聲好，馮組長發表“看法”的時候，艾老的脖子隨着馮組長語調的抑揚頓挫一伸一縮，及至馮組長說到精彩處，他便忍不住擊節。

老董盡量維持住臉上的微笑，只止不住眼睛不停地眨。那四句話，除了“大隊幹部手叉腰”似乎可以說形象不佳外，其他幾句跟“作風”問題不曉得有什麼必然的關係。但他沒有表示異議，略略遲疑一會，就把稿紙從小馮手中取過來，加上了小馮的那段話。

小馮把老董加了字的那一頁仔細審閱了一遍，最後拍板說：“我看行了，這個稿子，寫之前我們有決心，寫的時候用了心，現在拿去送審，我有信心。你們看呢？”

艾老說：“要得，要得。”

老董說：“我去再抄一遍。”

送審的結果卻頗不遂心。

審稿人的意見，稿子的不足仍在語言上，就是沒有一句“閃光的語言”。這原是“三百例”必須具備的條件之一。小馮試着去聲明，關於幹部作風的那四句好像在別的文章里還沒有看到（他這樣說是很謙虛的，心裏頭他認為那四句話簡直就是千古絕唱）。省革委辦公廳那個負責審讀他們這個地區稿件的人很生硬地說，那四句話他注意到了，聽起來頂生動的。但“閃光的語言”是從正面表現的豪言壯語。我們的幹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好的和比較好的，那四句話卻抹煞了這個本質，把支流當成了主流，你們把它寫進“三百例”，豈不是容易被階級敵人所利用？要知道，只有階級敵人才會這樣處心積慮地污衊攻擊我們的幹部隊伍——特別是在我們新生的紅色政權成立之後，其狼子野心之惡毒，不是顯而易見的么。

那個人越說越來勁，調子越唱越高，直聽得小馮一頭冷汗，背脊上爬滿雞皮疙瘩。回來，他鎮定了一下情緒，盡量做出欣欣然的樣子，說，稿子基本上通過審查了，讓我們再努把力，錦上添花，把關於幹部作風的那段話再提煉一下（這之前，他已經把那四句話用墨汁塗得一點痕迹也看不見）。

艾老說，那四句話，提煉得很精的呀，讓滿紙生輝的呀，是通篇的精氣神呀，已經爐火純青了，還怎麼可以提煉？！發現那幾句話已經被抹了黑，他更是如喪考妣，義憤填膺地驚叫起來：這是哪個做的事，簡直莫名其妙，扯雞巴蛋么，不是東西么！

小馮端起缸子喝水，那缸子很大，差不多遮住了他大半個臉。“咕嘟”了一陣，他放下缸子，說：“人家也是嚴格要求，精益求精的意思。”艾老依舊是咕膿個不停，為馮組長抱屈。小馮只好說：“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

接下來的幾天就有些沉悶。小馮再也無心同艾老修改劇本並憧憬劇本未來的成功。三個人整天圍着一口火盆，為“閃光的語言”冥思苦索。小馮重任在肩，不敢懈怠。老董有煙提神，勉強支持。唯艾老到底年紀大些，身體又弱，時常打熬不住，瞌睡時弄不好就一腳撞翻了放在火盆邊沿上的茶杯，攪得煙霧和炭灰衝天而起。

這中間就有別地別單位等待審稿結果的人來串門閑坐，坐多了，就有一兩個相對熟悉且富有同情心的人見他們苦惱不過，悄然給他們傳經，問他們有沒有給省里審稿的人送一點土特產。一句話提醒了小馮。豁然開朗的小馮說真是火不撥不旺，燈不點不明，就去給小鎮掛了長途電話。第二天，鎮上就派人送來了幾大壇醬菜。小鎮下面這個農業大隊，除了少量種些油菜，打籽瓜，長年種的都是各類菜蔬，賣不完吃不了的就腌起來。鎮上唯一的工廠就是醬菜廠。所腌的各類醬菜遠近有些名氣，小鎮人很自豪，以為它業已譽滿全球。但是把齊膝高的這樣幾大壇黑不溜秋的醬菜搬到省革委招待所來，也就實在有些煞風景了。那一兩個為小馮出高見的人很憐憫地笑說：“你們小鎮到底偏僻了些。”言下之意當然是說他們缺見少識。把小馮說得惱怒，對鎮上來的那幾個人大發了一通脾氣：“你們以為是打發豬狗么！回去問你們鎮長，對省里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是什麼態度！”幾個鎮上幹部回去如實彙報，鎮長也火了：“我一個癩痢，兩頭都是光的，就那麼幾根稀毛，他們要不要？！只怕肉是酸的。”發火歸發火，完了還是讓人另外去搜羅了些花生、芝麻、黃豆、菜油等物連夜送到省城去。

就在這往返之間，省城裏小馮他們三個也開了竅。三個人正枯坐着，聽外面走廊里革命歌聲蕩漾，好幾個人音調參差地拖着腔唱過來唱過去：

蘇區幹部（是）好作風（哎那個），

自帶乾糧去幫（呀那個）工。

白天下地去勞動（哎呀同志哥啊），

夜走山路打燈（呀那個）籠。

……

老董最先得了靈感，兩個巴掌用力一拍，說，操，這不現成的么。

小馮和艾老嚇了一跳，頗不以為然。聽他說完，也不由興奮起來。

按老董的想法，直接把那段歌詞根據小鎮的特點稍作些改動，移植過來就是了：

“小鎮幹部好作風，自帶乾糧去辦公。為了節約手電筒，夜裏走路打燈籠（‘燈籠’其實是火把，為了壓韻寫成‘燈籠’——附記）。”

小馮也一拍膝頭說：要得！這歌天天在耳邊響，怎麼先前就沒有悟到呢。想想又說，不過，有個地方恐怕還要改動一個詞，小鎮叫“乾糧”不叫“乾糧”，叫“乾飯”，應該改成“自帶乾飯去辦公”。

“改得好！”第三個拍巴掌的是艾老，“‘乾糧’改成‘乾飯’，真是‘一字師’！”

稿子改出來，小鎮新的貢品也送到了。小馮按照別地別單位已經創造出來並且行之有效的經驗，等了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送到省革委辦公廳那位同志家裏去。也許因為在家裏，那個人臉色不像上次在辦公室那麼森嚴，很和悅地批評他們幾個熬得很辛苦，應該注意身體之類，把小馮感動得熱淚盈眶。

現在，輪到他們進入懷了十分把握等待審稿結果的悠然愉快的日子。第二天中午，三個人湊份子去買了一瓶燒酒，把那些醬菜壇一一打開，加餐慶功。那醬菜在省城上不了檯面，他們自己還是喜歡的。

幾巡酒過去，幾個人就都放了肆，小馮卻不過艾老和老董的輪番敬酒，憤憤道：“狗日的，下面想於不能幹，上面不想干偏要干！”艾老連忙附和說：“莫說是你，有才有貌，年紀又輕，就是我這樣的，當初也不曉得害了幾多妹子得相思病呢。”老董對艾老的諂媚始終厭惡，借了酒氣，冷笑道：“你老這麼個小玩意，還能害人？”艾老細小的眼睛放出尖銳的亮光，駁斥說：“小？！莫看我人小，鼓捶是大的！”

《平地也能大搞八字頭上一口塘》到底通過了終審。在終審的通知下達之前，三個人又少了一個。是老董。

在省革委招待所同樣是來搞“三百例”的人中，老董遇到了大學的一個女同學，這女同學當時在學校里很俏，誰也看不上眼。對老董倒是有過些意思。老董畢業分到報社，聽說讓一個蘇聯女專家看上了，她也就收起了先前一點並不深刻的念頭。她後來的生活上卻頗不幸，嫁的丈夫在武鬥中被打殘了，而且是下身。老董的婚姻也沒有幸福，因為那位蘇聯女專家的緣故，他到下鄉后才經人介紹胡亂結了婚，妻子是個工人，對他倒是體貼，只是他熱不起來。如今曠男怨女碰到一堆，同是天涯淪落人，舊恨新愁，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同小馮、老艾喝酒慶功的當夜，趁他們兩個昏然睡去，老董把女同學邀到了自己房裏（小丁走後，這房間沒有安排別人進來）。卻沒有想到，女同學一個單位同來的人早已留了心，當夜就把他們赤裸裸地揭露出來。

老董因此成了這一次全省“三百例”大會戰中最出名的人物之一。事後眾人議論紛壇：豈止是“平地也能大搞八字頭上一口塘”，“三百例”應該加一個新篇章：《省革委招待所也能大搞八字頭上一口塘》。競成為一個經典佳話，流傳了很多年。比較起來，這佳話比那“三百例”文章影響更大。

老董本人雖說有了新聞價值，調回報社的希望卻徹底破滅。沒有跟小丁一樣做“反革命”就算是天有眼，他後來被帶回小鎮隔離審查。

三個可能因“三百例”改變命運的人中，現在只剩下艾老了。

艾老並不以“三百例”的成功自滿，相反他嗟嘆不已，覺得自己壯志未酬，真正的好作品並沒有完全成熟。這好作品就是二十年前給他帶來大福大禍的那部歌劇。據說，當時的演出是很成功的，戲到動情處，台上台下口號聲雷動。戲寫的是，在三面紅旗指引下，礦山決定使一口廢井復活，青年突擊隊長因為任務艱巨而臨陣動搖。暗藏的階級敵人興風作浪，突擊受阻。突擊隊長的愛情瀕於破裂。於是礦黨委書記出示一件遺物，講出一段英勇壯烈的故事：先烈為保護祖國寶藏而炸毀礦井。那先烈也就是突擊隊長的父母。執行任務前，他們把兒子託孤給了他。突擊隊長因而幡然醒悟，帶領隊員奮起攻堅，終於打開廢井，並從中發現烈士臨難前揭露叛徒的遺言，叛徒即是現今暗藏礦山的階級敵人。於是雲開霧散，水落石出，叛徒被抓，廢井復活，愛情新生，凱歌高奏。每次演出結束，在座領導都要登台接見合影，報紙、電台記者採訪，熱鬧異常。艾老當時還時常接到多情女子附有玉照的來信。只可惜當時劇本還只是自己手刻的油印本，演出也只是非正式的業餘匯演。因為他成了“工商業主”，那大作品的前途也隨之夭折。所幸的是他一直把劇本傳家寶似的珍藏着，終於使這名山事業有傳請後世的機會。

老董走後，小馮和艾老還在省革委招待所呆了些日子。那幾大罈子醬菜因為開蓋走了風，發出一股日益濃郁的酸臭氣味。他們就在酸臭氣味中滿懷激情地千錘百鍊他們的“第九個樣板戲”。那酸臭後來廣泛地瀰漫了省革委招待所的全樓道，以至引起了嚴重的抗議。

回縣不久，小馮就讓縣劇團把《紅井》搬上了舞台。事先議好了，編劇署名是“工農兵集體創作”，因為生活的素材確實是工農兵提供的。劇本寫作過程，也聽取了許多工農兵的意見。但演出前字幕打出來，卻無端多了一個“執筆”，而且是小馮一個人的名字。應邀觀摩首演的艾老當時一下就在劇場的座位上癱下去，回去卧床吐了好長日子血。這回卧床吐血，使他明顯的“身體不合格”，失去了由赤腳老師轉正為公辦老師的機會——這原是小馮預先許諾過的。

此後他就再沒有這樣的機會。因為不久他就到了在編人員應該退休的年紀。好多年後他到處告狀，要給耗了自己畢生心血的劇本爭著作權。沒有得到受理。因為他那個劇本並沒有正式發表過，也就沒有發生署名糾紛的文字依據。早年上升到地委去分管宣傳口領導工作的小馮聽說之後，不免感嘆：“看不出來，一個人老也老了，還這麼犟，這麼有進取心。那劇本就算是你一個人寫的，又能怎樣呢。”這時候的小馮已經不知擔任過多少名人著作的“總主編”或“總顧問”，多少得獎影視劇的“總策劃”或“總監製”，那麼一個“文革”中的劇本的事，他早已淡忘了。

小馮說得很對，艾老即使爭回了著作權，戲也是演不出的。一是當地早沒有了劇團；二是即使有，那本子也沒人要。

儘管如此，艾老在本鎮文化界的影響，卻是無人可以取代的。

二

洪藝兵成為鎮政協委員的主要條件是因為他是台屬。

那時候，地富反壞右都摘了帽子，“海外關係”成了時髦。鎮上一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出了許多的“台屬”。這些人先前都像洪藝兵母親那樣，守口如瓶地瞞騙了政府瞞騙了人民潛伏着，現在則逢人便聲稱自己是台灣某人的哥兄老弟或外甥侄子。

多年來關於洪藝兵的身世的種種撲朔迷離的傳說，居然有了確鑿的回聲：他的父親果然真的在台灣，已經寫信給大陸的有關部門，找兒子來了。

但洪藝兵卻不肯承認自己有一個台灣父親。不管有關人員怎樣向他說明，對方提供的證明完全符合他們母子的情況，又反覆向他解釋，政策已經有了重大改變，他完全不必有政治上的任何顧慮。到最後就很明白地動員他，他老子在台灣的政界是位有影響的人物，他認不認這個老子，並不只是他個人的家事，而是關於統一祖國的大業……隨你怎樣苦口婆心，洪藝兵就是堅如磐石，信誓旦旦，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台：不會的，我決不會有海外關係。父親的事我一點記不清楚，母親已經故世，一切查無對證，這一位台灣老先生一定弄錯了人。

有關方面的人無奈，也理解他是心有餘悸，只有耐心等待他解放思想。劇團的人則很覺遺憾：如果他是大人物的兒子，大家也就是大人物兒子的朋友了；他不肯做大人物的兒子，大家也就做不成大人物兒子的朋友了。他是不是故意跟大家慪氣，不讓大家沾他的光呢？其實，當初大家批判他，是別人唆使的，並不是自覺自愿的，莫非他還不肯原諒？

洪藝兵連忙矢口否認：不是，不是，不是，是我自己不爭氣，真的沒有台灣父親。辜負了各位的好意，對不起！

洪藝兵最終接受台灣父親的事實，是小丁離開小鎮兩年以後的事，告知小丁這件事的鄭風，口氣里充滿了艷羨和妒意。

沒有赴台之前，洪藝兵已經被選為鎮政協的委員，這使他最終擺脫了種種疑慮。隨後他去了台北，年邁的父親在將近半個世紀之後見到這個彷彿是照自己的模子複製出來的兒子，高興得差一點在複發的心臟病中死去。問及其母，不免又是幾番啼噓。往事實在不堪回首。當初離開大陸的日子，正是擁如夫人入懷之時，對新寵的百般要求，一味依從，致使棄下洪藝兵母子不顧。不料去台灣之後，如夫人未有生育。歲月如水逝去，少年荒唐漸少，懷舊之心日深，兼之寂寞老病，由是寢食不安，度日如年。如今總算等到兩岸門戶略略開啟的一天，但那位如夫人的驕橫卻少有改變，對這位大陸的“阿鄉”很看不上眼，懶得答理。這自然是既不合時宜也不明事理之舉。今天的洪一鳴（去台之前，他恢復了原來的名字。改名和複名，都是潮流使然），已經不是昨日的洪一鳴。“你算個什麼呢！”他在心裏冷笑。關於這位父親的妾，母親在先前的那些孤寂的夜晚，一千次一萬次地給他講過，“秦淮河上的爛婊子！”母親一說起她的時候便渾身顫抖，咬牙切齒，恨不得生吞了她。母親是大家閨秀，對父親的玩女人沒有什麼不可以容忍，但父親竟用一個賤東西輕易地代替一個正統的結髮夫人，她到死都不原諒。母親的一生都在詛咒這個女人，是這個女人使她和她的兒子失卻了大好前程，蒙受了那麼多的屈辱和艱辛。這無時無刻不縈繞於懷的深仇大恨甚至使她常常脫口失言，使他們幾近蟄居的生活出現暴露的危險。他們曾經是怎樣地忍受了常人難於忍受的剋制和防範的痛苦啊。而現在，這一切都終於到了應該清算的時候了。

洪一鳴報復父親當年對他和母親的遺棄所採取的行動是斷然返回大陸。這是他赴台兩個月以後的事，大家以為他步了父親當年的後塵，棄了李月娥幾個，在台灣花花世界過花花公子的逍遙日子，他卻忽然在鎮上出現了。“清算”、“報復”種種，是人們的推測，他自己的解釋倒是輕描淡寫，只說是在那邊住不慣，還是這裏山好水好人好。再說，黨和政府培養了多年，哪能說不回就不回呢，等等。很有政協委員的氣度和水準。

洪一鳴於是成為當地的風雲人物。他從台灣回來不久，縣裏開政協大會，他又當選為縣政協委員，政治上大紅大紫。不過，鎮上人談論得最多的還是他的暴富。據說他得到很大一筆遺產，大得足以買下一條鎮街。證明着這事實的是一個流竄到鎮上來的小偷。有一天夜裏他在洪一鳴家的牆上掏了一個洞，恰好裏面立着一架厚重的大櫃，未能得逞。小偷本來是從鎮上人的談論得了情報而行動，但鎮上人又以小偷的行動做了自己談論的註腳。邏輯上倒是通順的，他家裏要是沒有橫財，賊怎麼會打主意呢。

真正的證明是洪一鳴自己拿出來的。他後來在離開鎮街不遠的地方，擇了一個依山面河的佳勝處，造了一幢私宅。宅子造得很雅緻，一個靜靜的小庭院，遍栽修竹，一幢二層的小樓，曲廊迴環。據說仿照的是他父親台北寓所的格局，而他父親台北寓所的格局又仿照的是大陸老籍祖宅的格局。儼然是小鎮上頭號的大戶大家了，讓鎮上的人個個眼紅得出血。

顯然是出於大家想得到的念頭，洪一鳴發起組織了一個“團友聯誼會”。讓業已風流雲散的鎮劇團的人都到鎮上來聚會，由他做東。接到那封“團友聯誼會”的邀請函之後，小丁（他老婆是受邀對象）給後來調到鎮文化站的鄭風打了個電話。鄭風早已不再作曲，利用文化站鄰街的房子開了個小門面，銷售音像製品，維持自己的工資。他是個志大才疏，眼高手低的人，自己做不成作曲家，卻喜歡對別人指指劃劃。如今還改不了這習氣。守店無聊的時候，就寫些音樂批評文字，把自己天天販賣的那些港台天王和大陸的准天王大罵一通。又找不到地方展示他的高見和宏論，就常常寄到小丁這裏來，讓小丁幫忙找地方發表，他們也就因此常有些聯繫。

洪一鳴就是洪藝兵，鄭風在電話里大聲說。他很粗重地喘着氣，好像在說一件人間不平事。上述有關洪藝兵（現在應該叫洪一鳴）去台前後的種種，在小丁聽來也確如天方夜譚。難怪鄭風之流心理失衡。

你們不妨來開開眼界，這小子如今抖得很了，跟一件擦得鋥亮的出土古器一樣呢。

小丁老婆應邀去了小鎮，親眼瞻仰了命運發生巨變之後的洪一鳴的風采。

鄭風說的有一部分是不錯的，小丁老婆回來后證實說。如今的洪一鳴，依舊是高大但富態了；依舊是多禮但自信了；依舊是謙和但讓你覺出居高臨下了；依舊是不失節制但明顯不再卑微了；衣着依舊得體但質地和式樣絕對今非昔比；頭髮依舊一絲不亂但因為焗了油染了色而閃閃發亮；眼鏡依舊戴着但鏡架換成了金絲邊……總之，舞台還是那個舞台，場景變換了；演員還是那個演員，角色變換了。

先前的洪藝兵瘦得幾乎只是一個衣服架子，永遠像一隻餓傷了的麻雀，有氣無力地嘰嘰喳喳，說的都是關於胃和口糧之類的事。而現在，改稱了“洪一鳴”的他跟每一個應約前來的人大談特談的是：一個人如果不享受感情和被感情所豐富，忘記藝術和被藝術所忘記，他就是一個畸形人，一個不完全的人。

洪一鳴的家依舊是那個家，成員依舊是那幾位，但是他同其他成員關係的性質發生了深刻的改變。他如今像一位國王一樣君臨在他們頭上。他單獨用膳，李月娥每餐按照他所規定的保健標準給他做獨食。他的食量依舊很大，但他不希望別人注意到這一點。他的已經上了高中的兒子有一次不知出於什麼動機，當他的面念了《紅樓夢》裏形容劉姥姥“吃下一頭豬，不抬頭”的順口溜，他覺得是冒犯了他的尊嚴，給了兒子一巴掌，打落了未來的省級以上的行政官員、或是司令官、或是科學家、或是國際性樂隊指揮的一顆門牙。對他最為服帖的是李月娥，她已經完全沒有年輕時候的那一股巾幗豪氣。在他面前，她徹頭徹尾成為一個畏畏縮縮的小老太婆了。隨着丈夫在政治上的如日中天，她也妻從夫貴，從臨時工轉成了正式工，最主要的是她現在是一個知名人士的夫人了。但這名人夫人她做得很不踏實，老是在擔心着大富大貴的丈夫會繼承父親好色的傳統。為此，她加倍小心，曲意逢迎，盡心服侍，成了洪一鳴的絕對奴婢。

洪一鳴職業沒有太大的改變。劇團解散后，他依舊回到文化站。只是不再像當年那樣打雜，而是擔任了副站長，成了鄭風的領導。鄭風進劇團之前也在文化站，那時候他常常隨心所欲地支使洪一鳴干這干那。現在，他跟洪一鳴的位置調了個過。不過洪一鳴從來不在他面前擺領導的架子。副站長對他的批評往往是他早餐的質量，說，你們家怎麼還老是臭豆腐、水泡飯當早點呢。這太過時了，對身體沒有好處的；不可以來塊蛋糕，煮碗牛奶或是咖啡么。鄭風便回答說，謝謝領導關心，我對西式早餐很無知，又沒有機會到台北去上短訓班。他聽了，就推一推金絲眼鏡，很驚訝地眨一眨眼睛，然後很不可理喻似的搖搖頭，走開。

鄭風把這些告訴小丁老婆的時候，特彆強調說，無論我怎麼刮他，他不敢跟我來勢的。他不要忘記了，先前那些年，他怎樣老是低聲下氣地向我討糧票救急的。現如今他倒是人五人六了，什麼東西！

但洪一鳴畢竟是一鳴驚人了。他現在是鎮上的士紳。世事如棋局局新，這原是沒有法子的事。洪一鳴招致了越來越多的鄭風這一類的敵意。同時越來越濃厚地包圍起他的，還有對他的失望的情緒。

在這個窮困的鄉鎮裏，領導曾經對他寄予過很大的指望，指望他能為當地的改革開放打開一條海外的通道。遺憾的是他的父親作為一個政界的人物隨着老朽而失去了一切有價值的影響力。後來洪一鳴得到遺產，這筆遺產儘管也許沒有傳說中的那樣一個天文數字，但對於一個年年赤字的鄉鎮財政來說，一定會是一個不容忽略的支持。人們曾經指望過他將這筆遺產投資開發實業，比如復興那傳說中的兩處古迹，但這一類對公益有利的事情他一件也沒有做，並且連這打算也沒有過。這筆錢，甚至連鎮上的儲蓄所也沒有進，而是據說存在市裏的一家銀行。這樣鎮上就連這筆錢的儲蓄利潤也得不到。他這個樣子，讓人很難理解。屋可以做，西服革履可以穿，蛋糕可以吃，牛奶咖啡可以喝，奉獻精神卻一點沒有。這就很難不引起人們的義憤，也就是很自然得到一個同鄭風相似的結論：他忘記他當初是個什麼東西了么？

在小丁老婆的直覺當中，洪一鳴在小鎮似乎重新陷入一種孤獨的境地，他發起這次聚會也許就是為了撫慰這孤獨，或許他想向人們解釋什麼。但是這次應約參加“團友聯誼會”的人，多是已經離開了小鎮的人。劇團解散后仍分配在鎮上其他單位的人大都沒有參加，不僅如此，他們還有意無意地把應約從外地來的團友攔扯走。那天下午，洪一鳴特地給李月娥請了幫手，在他那個小庭院的寬大客廳里準備好了幾桌飯，但到時候來的人還不到他預計的一半。劇團的老領導里，徐光榮倒是來了。他已經退休，成了個糊裏糊塗的糟老倌，沒喝幾盅酒就醉了。劉宗吾沒有來，但很客氣地託人帶了首舊體詩來，說是“休道世事深難測，人離團散豈堪憂”。也不知他說的“世事”指的是什麼，又為什麼不堪憂愁。那個聚餐，儘管洪一鳴從頭到尾都儘力保持着笑顏，到底有些凄涼。

這是一個失敗的派對。洪一鳴事後用了一句台灣的習慣用語對小丁老婆感嘆說，那一次，小丁老婆是他說話的主要對象。

洪一鳴說，他不曉得怎樣向人們說清楚，他其實並沒有得到什麼遺產。父親沉沉浮浮了一生，到頭只不過做了一個拿養老金的寓公。他離開台灣返回大陸的時候，父親把大部分積蓄都交給他，讓他回來造幢屋。到時候，他打算回到兒子身邊來養老。父親自己的老籍已經沒有什麼至親的人了。兒子隨母居住了這麼多年的小鎮他從沒有來過，如今前妻早已葬在這裏，他欠她很多，應該在最後來陪陪她。但屋還沒有造好，他已經客死在台灣了。

洪一鳴說著，聲音漸漸暗啞。山坡上的庭院很靜，濃濃的竹林婆娑，從院牆上向遠處望去，河對岸的小鎮高低錯落，一片參差，有一盞沒一盞的昏暗燈光閃閃爍爍。

洪一鳴嗟哦良久，又窸窸窣窣地從身上的什麼地方摸出幾張紙頭來，交給小丁老婆，說你把這個帶回去，給丁兄看看。他重重地吁了口氣，說：我原是希望他能來的，這麼多年不見，很想看看他。

那幾張紙頭，是周燕對他的邀請函的回信。信的抬頭卻寫的是“團友聯誼會”，這原只是一個說法而已。信里說，她見到邀請函，很高興，又很難過。因為她很忙，不能前來參加盛會。又說，十年來，她也常常懷念那些翻山過河，演戲寫詩的日子，她常常在夢裏回到小鎮，回到劇團。可惜，那一切都不可能在現實中重現了，她最後祝洪老師，祝所有的團友全家幸福，萬事如意。

周燕現在在一個沿海城市的一家夜總會做領班，聽說曾經跟一個馬來西亞老闆同居過，又不曉得為什麼分開了。

三

“余委員”不是正式委員。鎮上有這個意思，但是他本人生死不肯。因為畢竟有過這回事，大家也覺得他該當，便強加似的硬叫他作“余委員”。

這“余委員”便是余自悅。

按說，改革開放了，余自悅這樣的人應該再度發跡。下放到鎮上各處的各色人都先後回城，蛇有蛇路，鱉有鱉路。余自悅一家竟沒有走。他若走，還是一條光明正大的路子。山上的交際處又派人來尋他回去。他連說“不敢不敢”，當初年輕還不稱職，如今老朽了，就更無用了。那邊無奈，就要挾他：倘若不上山，市裡飲食服務部門也不能回。他也就不回，每天一副小擔子挑到鎮街的集市上，找個角落蹲下來。那副小擔子，一頭是個小炭爐，一口小鐵鍋；一頭是一小鋁桶拌好料的麵糊，一小壺油。他就在那裏炸油果子賣。每天早上挑出去，半上午就賣盡。然後鋁桶里裝着現買的肉、魚回來。細心的人計算，那半個上午，他凈收入不會下於二十元。一角錢一個的油果子，就那麼一小匙面（現炸出時顯得大）。哪個都曉得吃虧上當，哪個又都甘願吃虧上當，因為味道就是跟別人的不一樣。

小鎮當局漸漸就曉得原來有一尊大菩薩屈就在他們小廟裏。於是派人來拜訪他，為他落實政策，把他一家人從李八碗遷到鎮街上，恢復了城鎮戶口。老婆伢子都跟他一起進了國營餐館，而且都掌了廚。他離開交際處之後，他的啞巴兒子也輟學回家。儘管他對兒子發過狠：學千學萬，莫學做飯；但是啞巴兒子整天跟在兩位烹飪大師身邊，不學做飯，又能學什麼呢？

廬山腳下，近年新辟出了幾處古迹，擴大了廬山遊覽風景點。從小鎮過路吃飯的人漸漸地增多了。一鎮人本來正為找不到經濟開發的路子苦惱着，竟無意中得着了一線希望。許多人慶幸，真是有心栽花花不發，無意插柳柳成蔭，一下於把目光集中到了飲食業上。那些過路的時有從省、市、縣來的領導同志，由鎮上的有關負責人陪同來吃余自悅的手藝。余自悅等於又進了鎮上辦的交際處。不同的是，先前的交際處是有賬目的，現在許多人吃過了，卻沒有哪個付賬。有時，領導的子女來了，鎮上的領導不做陪，但是要打電話通知，說明請你們今天中午安排幾個人的飯，這幾個人是誰誰的兒子或女兒，不要讓他（她）們付錢云云。這類事多了，許多職工就有意見，但都是打肚皮官司。余自悅的啞巴兒子性子直，總是忍不住，用鍋鏟敲着鍋沿，咿哩哇啦地亂叫。別人不懂，余自悅句句都懂，就喝斥道：

“你一個啞巴吵什麼，你懂個屁！”

啞巴確實是不懂事理，他不曉得許多大人物酒酣耳熱的時候，趁興頭划個條子，鎮上不知要增加多少撥款。鎮上後來陸續增加了幾家飲食店，許多資金來源於此。

余自悅對兒子嚴加管束，使鎮上的領導對他格外的歡喜器重，都說他不光技術精，還有很高的覺悟，最是難能可貴。要選他作政協委員。

“不敢當，不敢當。”余自悅一再推讓。看看推不脫，竟打了退休報告。

一退休，也就成了閉居的老頭。沒有事，他就摟着滿嘴鼻涕的孫子到啞巴兒子店門口去曬太陽。他耷眉合眼，石礅子一樣坐着，對滿街的熙來攘往，不聞不問。這回他是真在打瞌睡了。

瞌睡卻打不安生。

沒有幾天，鎮上的國營飲食店又實行承包或者租賃，他啞巴兒子的這一家，門面雖偏，生意卻旺盛，究其原因，就是余自悅在店門口的閑坐。他等於是張廣告，說明該店手藝得余家真傳。即便是初來鎮上的客人，也會很快曉得其中緣故慕名而來。

於是許多店競相來請他，名義上聘作顧問，其實無須他動口動手，只要他在營業的時候到店門口坐一坐。為了爭取到他，各家把紅包的數字越加越大。余自悅一動不動，堅持打他的瞌睡，吵煩了，就說：“你們先去吧，我回頭想一想。”

結果是他把孫子抱到鎮上新蓋的影劇院的台階上，加入了那裏的“老兒會”。不過別的老兒熱熱鬧鬧地下棋、賭牌，談古論今，他仍是打瞌睡。

他一走，他啞巴兒子店裏的營業額自然受到影響。啞巴原是有雄心的，賺足了錢，就把承包的店買下來，或者乾脆另開一家店，重振余家的雄風。如今老子卻不合作，兒子氣不過，哇啦哇啦地跟他吵。

余自悅把那雙細眼雪亮地一睜，厲聲道：

“你吵個屁！要你啞巴來振興家業，幾十年前我就是無產階級了！”

事情到這裏沒有結束，余自悅一鼓作氣，乘勢迫使啞巴兒子放棄了承包：

“你個啞巴一句話都說不出，手拿雞巴充什麼六指頭，別人餓不死，獨會餓死你？”

啞巴兒子出頭承包，余自悅就是不同意的。如果說，當初他年輕氣盛，上廬山隱姓埋名還於心不甘的話，那麼，如今他是到了幫兒子擺脫六根之累的年紀了。

鎮上許多人對余自悅的做法不解。覺得他大約是上了年歲，脾氣壞了，甚至是老糊塗了，看不清世事。略知些底里的人則說，他這輩子是苦頭吃多了，吃怕了。

內中究竟也有真懂得余自悅的，並能把他的處世態度上升到哲學的高度，那便是艾老。艾老對照余自悅，總結自己的一生，無限感唱：他爭了一輩子，也就坎坷了一輩子。跟余自悅比，他是糊塗了一輩子，白活了幾十歲。為了表示自己打心眼裏的欽佩，過年他寫了一幅條幅，花錢裝裱得極精緻，恭恭敬敬送把余自悅，上書：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

被人由衷認作“聖人”的余自悅看了這條幅，也認真聽艾老作了詳細解釋，卻不知是不是仍不懂，一直沒有把它掛起來。

他自己仍打他的瞌睡。

艾老卻並沒有因為余自悅辜負了自己的一番好意而覺得他不知禮，反而讚歎余自悅真正修養到了家：

“所謂復歸於嬰兒，其在斯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