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三號的兩女人

六八年，"文革"清隊期間，中國北方某大城市一座赫赫有名的大工廠，建造起一所納粹集中營式的非法監獄，號稱63號。許許多多知識分子和幹部在裏邊受到慘無人道的迫害。十年後，粉碎"四人幫"不久，它曾經一度被揭露出來，並舉辦展覽，昭示給世人。其稀世罕見的酷刑、殘忍暴虐的程度，森嚴絕密的組織手段，驚駭一時。如今這展覽早已撤除，遺址也蕩然無存，當筆者走訪當年63號的僥倖生還的倖存者時，仍不敢相信這是僅僅十幾年前中華大地發生的事實。一個號稱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國，它瘋狂起來竟然勝過史前期的野蠻。而這些倖存者回首往事，餘悸猶在。心靈的傷口依然流血並暴露在外。

筆者在披露此中兩個女人的經歷之前，先將另一些親身經歷者對63號介紹的口述實錄如下；以使讀者對63號有個大概的了解。

甲："它的原址是我廠的老儀錶車間，後來改做倉庫使用，是個大筒房，像個戲院，約模二百平方米。六八年春天，廠專案組把它做為牛棚往裏邊關人，就叫瓦工木工斷成許多小間牢房，大小六七平方米一間。窗戶全釘死，玻璃用油漆油死，靠外的裝上鐵欄，靠里的只留一塊硬幣大的玻璃，外貼小紙簾，做為監視孔。"

乙："為什麼叫63號呢？它的內線電話是63號。"

丙："63號有嚴密的制度。人之間不準互相稱呼名字，只能叫-這個-或-那個。走路必須低頭，不準往別處看。我在裏邊關了一年多，很多人關在裏邊我根本不知道。特別是緊靠南的一間屋子關着是誰，至今也沒人能說清。有個工程師，夫婦倆分別都關在63號里，工程師死了一年多，他老婆還託人給他送火柴呢。"

甲："63號的看守們分三班倒，一班七八個人，總共二三十人。關在裏邊的前前後後有一百多人。大案有兩個，一個是-裴多菲俱樂部-，涉及的人都是廠里的工程師和專家們。另一個叫-三黨-，都是黨員領導幹部。所謂-三黨-，既不是共產黨，也不是國民黨，是廠革委會那些人為了排除黨內異己羅織出來的罪名。這兩種人挨整挨得最凶。"

丙："我看過不少演法西斯集中營的電影，我敢說63號比法西斯還法西斯。有的刑罰法西斯也沒有。比如一種-旱鴨鳧水-，是叫人趴在地上，用鐵刷子刷腳心，又疼又癢，受不了呀，胳膊腿一動，很像鴨子鳧水，所以叫-旱鴨鳧水。還有一種-肛門吸煙-，拿根煙點着立在地上，叫人脫下褲子，把肛門對準煙頭坐進去。有位高級工程師是搞鍋爐專業的，他是如今唯一活着的帶殘的人，出來后一直住在醫院。本來我們想請你去採訪他，但醫生不肯。他十個指頭都釘過大頭釘，肋條全給踩斷了……。"

丁："我因為出身好，三輩紅，整了我一段時間后，叫我在63號負責買飯送飯，倒屎倒尿，幫忙守夜。每天早晨把一個油漆桶放在過道，叫他們一個個來上廁所。可剛坐在尿桶上，看守就喊：-起來！-大使只給兩分鐘。63號里臭蟲多得嚇人，有個人咬得睡不着，我一次幫他就逮了一百多個臭蟲。但63號不準滅臭蟲，臭蟲也是他們折磨人的天然工具。"

丙："有個小夥子挺冤，他是個工人，為了要住房跟革委會主任吵起來，被弄進63號。他脾氣很暴，把他一頓死揍打到鋪底下，他還是不服，就用鐵絲捆在椅子上，拿鋼釺子絞緊，鐵絲一直煞到肉里。直到現在洗澡時還能看到他腿上給鐵絲勒過的很深的道兒。那些看守還用小木棍敲他的生殖器，打得嘩嘩流血，留下後遺症，沒有性，打壞了……工人都這麼打，更甭提那些知識分子了。"

甲："一天二十四小時，他們想什麼時候用刑，就拉出一個人來，整得鬼哭狼嚎。他們怕外邊的人聽見聲音，就放唱片。有架老式手搖留聲機，總是那塊唱片，樣板戲《紅燈記》鐵梅唱的那段。只要鐵梅一唱，不知誰又受刑了。現在又興唱樣板戲了，我一聽耳朵就響起那些慘叫。"

丙："他們叫電工把220V電壓改成24V，怕人受不住自殺。燈泡外邊全裝上防爆罩，屋裏任什麼東西都沒有。可是人要是真想死總能想出辦法來，有個解放前在東沽跑船賣小魚的，說他是海匪，整他整得很慘。他居然在地上撿到根大鐵釘子，用墊床腿的磚頭，把釘子砸進自己的腦袋裏。"

丁："還有位工程師，七十多歲，給弄到外邊凍了一天一夜病倒，昏迷不醒。看守們穿上白大褂定進他的屋於，說自己是被請來的醫生。兩個人把他舉起來在空中飛快旋轉，說是請他-坐飛機-，問他-美不美？。再把他扔在地上-做按摩-就是用腳亂踩……有一次，看守叫那些被整的人斗他，這叫-老黑斗老黑。我親眼瞅着他一條胳膊啷噹着，像假的，樣子很怪。這人後來神經有點不正常，屋裏有屎有尿，極臭。看守叫我給他洗個操，滿身全是黑泥痂！我這才發現，他那條胳膊原來是脫臼了。也沒人給他治，一直到死胳膊都是啷噹着……。"

甲："63號對外是絕對封鎖消息的。從那裏邊出來的人都被打怕了，誰敢說？說了就會再抓回去加倍挨整。在外邊的人，路過63號都遠遠躲着走。有個人蹲在附近系鞋帶，犯了嫌疑，就被抓進去好打一頓。在我們這個二千人的大工廠中，63號是個可怕的謎，神秘的地獄，吃人的魔窟。"

甲："63號關人關得最多的時候，放不下了，他們在廠里又找到一個小倉庫，準備搞個分號。叫來瓦工把這倉庫也斷成一個個小間牢房，都是雙人床大小。一面六間，一面八間，後來他們發現瓦工們一邊幹活一邊竊竊私語，他們怕事情鬧得過大，建好后一直沒有使用。"

63號整死人的消息陸續傳到北京，七０年六月二十四日陳伯達和市革委會主任來到這個廠，說是視察"抓革命，促生產"各項工作。他們一定，63號開始悄悄放人。隨後將這座歷時兩年殘害無數無辜的魔窟，以清除舊廠房的名義拆除，夷為平地。魔窟除掉，魔影猶存。整人的兇手們長期通遙法外，做官的做官，陞官的陞官，這不過是變相的銷贓滅跡罷了。63號的鐵欄杆化為無形，更深地禁錮着人們的心。直到文革結束，受難者平反昭雪，63號的主謀才被逮捕法辦。但是法律只能懲罰罪惡，卻不能醫治受害的心靈。

筆者這一判斷，是從采寫這兩個女人的自述經歷后的感受得來的。可惜文字是無聲的，無法傳遞出她們訴說這段往事時，那令人凄楚含血含淚的心音。但究竟什麼樣的遭遇，過了二十年再回述時，依然如此激蕩不平，有如控訴一般？

她倆，一個是死難者的妻子，一個是從63號逃生出來的經受過殘暴的本人。

生死兩茫茫

1968年48歲女K市K區無職業婦女

你別擔心，我能說，那麼凶的事情都經受過了，說一遍總能受得住。聽說你來，昨天我把怎麼說都縷好了，想了一夜，可現在又全亂了，可能會東一句西一句……我又有點犯心跳了。

我爺爺是鄭孝胥，溥儀的老師，這你在《末代皇帝》裏都看到了。我爺爺他一直跟着皇上，對家裏的事很糊塗。我們這種家，有什麼事是不跟孩子們說的，所以"文革"時追問我祖父祖母的事時，我怎麼也說不清。

我丈夫老劉是機械工程師。從北洋大學機械系畢業后始終做技術工作，可是他出身也不好，他父親是北洋海軍總長劉冠雄，舊官僚，這就註定我們是挨整重點。

"四清"時老劉就被關起來，後來說"洗澡下樓"沒事了，緊接着"文革"就來了。來得太猛太凶，完全沒有準備。突然一天，老劉廠里的工人紅衛兵闖進我家，好多人拿着大洋鎬，把屋裏的花磚地、門外的台階連屋頂全刨了。還拿刀把沙發全捅破，說找武器。我家床板上有兩個洞，是家裏的舊床，從來沒想過這兩個洞哪來的，他們說是子彈打的槍眼兒，向我要槍，要子彈，真嚇死人了。不知老劉犯了什麼事，晚上老劉回來了，滿屋子亂七八糟。他安慰我說："很多人家都抄了，別怕。"我的心才定下來。我一輩子沒做過事。我們兩家是世交，從小青梅竹馬，二十二歲時嫁給他；一直跟着他；只有他在身邊，我心裏才穩當。

第二天他們又來了，又抄。我家住在"新村"，住的大多是廠里的工程師們，他們就把我們召集起來，弄去遊街批鬥。叫我們脖子上掛個簸箕或小鍋小盆，拿棍敲，一邊說："我是牛鬼蛇神！"還把黨委書記弄來，糊個大紅紙傘，上邊貼着我們的名字，叫他舉着。意思是我們是他大紅傘下保護的牛鬼蛇神。突如其來的，人全懵了，也沒面子可講了，就這麼難看地在大街上走。

我家一連給抄了五次，整個抽屜的東西，多少年存的好東西，還有老劉的書，技術材料，日記，全給弄走了。老劉喜歡照像，照片特別多。所以抄完之後，滿地都是碎照片。那些沒抄家的子女都圍在外邊往裏看。我的腦袋木了，一聽聲音就害怕。隨後我們就給趕出"新村"。來輛馬車，叫我們帶上吃飯必需用的鍋飯瓢盆和被褥桌椅上了車。鏡子不許拿，說是"照妖鏡"，被趕到一片水中間的簡易房子前，可是那裏的街道代表出來說，他們不要牛鬼蛇神，嫌我們臟。但他們把我們又拉下來批鬥一番，再趕上馬車，最後塞進一所破樓，名叫"垃圾大樓"，住在一間十來平方米小屋裏。廠里每天都來人審訊。他們真有辦法，居然在T市老劉哥哥家翻出一套他父親做海軍總長時穿的舊制服，還有舊軍官照片，說老劉"企圖變天"。都是什麼年頭了，老劉就是想變天，也不能穿這套清朝衣服上台呀。他們還逼我給溥儀寫信，找他要舊照片，好拿這照片說明我們想恢復舊王朝，多虧溥儀回信說他沒有這種舊片了，要不我們更倒霉了。他們就這麼搞，想什麼樣兒就要搞成什麼樣兒。糊裏糊塗的，覺得沒活路了。可搞了一陣子，正提心弔膽的時候，又說問題搞完了。老劉的手錶也發還給他。剛輕鬆幾天，又反過來說老劉組織"裴多菲俱樂部"。

我不知道裴多菲是誰，我說裴多菲是外國名字，我家沒見過這個人呀。後來才知道這是指反革命組織，搞政變。一下子心又提到嗓子眼兒上。

我和老劉是解放前到這廠子來的。那時這裏很荒涼。我們這種技術人工資很高，沒處花，經常湊一起玩玩。老劉好客，愛照像，滑冰，打網球，是個玩將；我愛唱戲，我倆又沒有孩子，房子寬敞，那些工程師們差不多都住在"新村"常常到我家聚會，多少年一直這樣，直到"四清"以前。"四清"一開始，大家就沒心氣兒玩了。可"新村"有個人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文革"一來他怕極了，就寫張大字報說我們搞"裴多菲俱樂部"。這可是個不得了的大問題，從頭整。

老劉害怕了，他這人膽子很小，總哭，哭得青光眼發作了。我一直拿他當"定心丸"，看他這樣兒，我想我應該做他的"定心丸"了，就說：

"咱就像牲口，打倒了，還會再站起來。咱們不就在一塊玩玩嗎，又沒做壞事兒，怕什麼。"

其實我更怕，怕極了。總覺得比開始抄家那次可怕得多。那次是拿大棒子胡打，碰巧打上誰，誰死；碰不上沒事兒，這-次是看準誰非弄死不可。我巴望這時最好有一個人闖進屋，一槍把我們痛痛快快全打死多好。

七月三日晚上，那天特別熱，我和老劉乘涼剛回屋，一大堆人進來命令我倆坐到街對面去，互相不準說話。只聽他們在屋裏又抄又砸，，聲音嚇人極了，然後叫老劉跟他們走。

老劉忽然拉着我的手哇地哭起來，哭得特別難過，眼淚把我的手都弄濕了。哭着哭着他又怕我難過，就對我說：

"你放心，我們沒什麼事，弄清楚就回來，你要相信政策。"

我手裏有把摺扇，上邊是我用毛筆寫的毛主席的詞《詠梅》。他說：

"你就把它給我吧！"

奇怪，怎麼這會兒又來要我寫的摺扇？其實他當時心裏有數，他明白自己是不可能回來了。我給他摺扇時，他握了握我的手，握得好使勁——這是他用心握的。誰想到這次握手，競成了永久的訣別！

他走了，我發征，發傻。那些人問我，

"你到哪兒去？""我不知道我怎麼辦。"我說。

"你就跟我們去吧，可以給他拆拆洗洗，還可以聽點他的消息。"他們說。

我想這樣還可以在老劉身邊，知道他的情況，滿心以為這是他們的好意。誰知這是他們的圈套，就是也想把我弄去，好從我身上擠東西整老劉。我坐在車後邊進了他們的廠，又進了一座大廠房——這就是63號。進去后被推進一間很小的屋，"哐當"門被關上，我一看地上一堆睡覺用的破被子和稻草，心想壞了，坐牢了。當天半夜就審訊我。叫我把反革命罪證拿出來，我哪裏會有，這就拉出屋去整。前後整整兩年半，打呀，要命呀，頭髮被他們大把大把揪掉。我把頭髮偷偷塞進被子裏，心想早晚一天出來后非要告他們不可。粉碎"四人幫"后，叫我上台控訴他們，一個大領導叫我放開講，我一講一個多鐘頭，心跳得厲害呀！

開頭他們叫我承認，說我家製造發報機，開黑會，還讀反動誓詞。他們在我身邊擺着三瓶尿，一桶屎，不承認就拿屎尿灌我。他們還編了一套一套的，說我家開黑會時接國民黨的黨旗，叫我寫，我不寫就打呀罵呀，那些髒話，我從小到大就從來沒聽過那麼下流的話，難聽極了。

每天十二點后通知我才准睡覺，五點鐘就喊我起床。天天想什麼時審就把我拉去。真打得要命呀！有一次三個壯男人把我推倒，圍着踢我。渾身上下不分地方使足勁踢，鼻子嘩嘩流血，他們就用我抄寫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堵鼻血，嘴腫得多少天沒法吃東西，每次我都以為這回要把我打死了。

他們整人的法子可多了。有時叫我手棒着一大堆鐵鏈子圍着椅子跑，不許停，一直昏倒下來。有兩個小青年最凶，他倆把我舉起來，一個抓住頭，一個抓住腳，像擰洗過的床單那樣擰，全身骨節都要折了那麼疼，疼得我一喊，他們就打開留聲機放唱片，把聲音放得特別大，好壓過我的喊聲。

我當然不能承認，我認了，他們就會拿這東西去逼老劉，老劉非死不可了。我想，我寧願自己叫他們整死，也不能叫他們把老劉整死。

他們還有個辦法，就是經常餓我，有幾次一天多不給我一口東西吃，餓得我把草墊子的稻草抽出來塞在嘴裏嚼，硬咽下去，成牲口了。後來我吃飯時常常剩下半個窩頭藏在稻草里，預備挨餓時吃，可有時用上它時已經長綠毛了，吃得拉肚子。

往後我也學精了，不硬頂，乾脆胡說。

他們問："你在俱樂部跟誰打過牌？"我就說："跟蔣介石和宋美齡。"

他們問："你們留着那套舊軍裝幹什麼用？"我就說："每天穿一會兒，紀念國民黨。"

當他們知道我存心胡說，整我整得更凶。一天，他們對我說："你升級了，今天槍斃你！"就拿棉襖蓋上我的頭，押上一輛吉普車，跑了一個多鐘頭，其實就在工廠後邊鹽灘上來回亂轉。然後拽下車推進一間破屋。一排排人，全是官，還有穿軍裝的人。他們的問話很橫：

"你的發報機呢？"我說："扔進河裏了。"

他們又問："電報機的圖紙哪兒來的？"我說："在新華書店買的。"

他們聽我胡說，上來三個人用木棍狠抽我，還用刀背剁我。有個人過去一直沒打過我，我還認為他向著我，這回他也打，而且更凶-完事回來又把我吊起來打。

轉天一個打手溜進我屋來，對我說："發報機既然沒有，早晚會弄清的。看你的腿腫成這樣兒，我學過醫，繪你治治，你可別讓他們知道。"

我還以為他良心發現，不知該怎麼說感激的話。可是哪想到他借給我看腿傷，侮辱我。我呼救無人。拚命跟他對抗……這時我真想自殺了。活下去，只能一天比一天慘。守夜的一個女工勸我，我又想起老劉來。我要是死了，老劉放出來后怎麼活；可我哪知道．他進來三個月受不住，拿墊床腿的磚頭砸碎自己的腦袋，自殺了……我記得我進來不久的一天，扒門縫看見過他一次背影，給兩個人推着。我還一直以為他活着。我倆都在63號，他既不知道我也在裏邊，我更不知道他人早完了。我要是知道他不在人世，還有什麼必要忍受這些罪活着？

七一年春天吧，一天，他們忽然對我說："告訴你，你丈夫已經在六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自絕於人民……"下邊的話我只聽見一句，"你必須和他劃清界限！"我當時只覺得心裏木極了，沒有任何感覺，也沒叫喊。等他們再來叫我寫材料，要我表示和老劉"一刀兩斷"，我忽然跑出來大哭大喊，喊老劉。一下子爆發了！

我腦子完全亂了，控制不住。忽然覺得這是假的，老劉沒死，我想大概他交待的好，已經出去了，哪一天會推自行車來接我；我倆就是到處流浪去討飯也好；可是忽然我又覺得這是真的，我就受不住了，大哭，喊老劉，一聲聲地喊，喊得很真，就像老劉就在眼前。弄得63號的男女看守們都說有鬼了……真沒想到他們來這一手……

這樣，他們就對我說："我們廠是搞生產的，不能叫你總住在這裏，花這大的代價……"就把我轟出來。我堅決不再回"垃圾大樓"那間小屋，我一看那裏的一草一木，神經就發狂。他們就把我弄到另一個地方住下，還叫兩個女工輪流陪我，怕我自殺。事後才知道，63號死人的事有人追查，他們很怕我自殺，又多一條人命。

老劉死那時，火葬場不給燒，是63號那幫人架劈柴燒的。然後釘個盒子，把骨灰放在裏邊。有一天他們來了，拿個白布包兒，對我說："他死有餘辜！"打開包，把盒子扔在地上，是老劉！我一下癱在地上，就喊："救命呀——"

打那天起，我做了一個大包袱放在床上，把老劉的衣服給他穿上，再戴上老劉的帽子。他就是老劉。我天天不出門，陪伴着他，他也陪伴着我。吃飯時繪它擺上一雙筷子。它就傻呆在那裏，一動不動，也不說話。我也不用它說話，他在，就好……

後來，我的養女回來了。人家都叫我把這假人拆掉，別嚇着女兒，我才搬開它。

我的養女是"文革"初去內蒙古插隊的。她的命運不比我更好。她的生父是老劉從小要好的朋友。我和老劉沒孩子，她生下來四十天時抱過來。他生父叫朱文虎，是老劉廠里的電器工程師，因為過去也常到我家來玩，就和我們同一案子，被打成"裴多菲俱樂部"二掌柜，也關進63號。他脾氣很倔，打得更厲害。幾次給煙頭塞進肛門不準大便，被踩斷三條肋骨后死了，死在醫院裏。事後他們叫醫院開假證明，說是死於心臟病。還把一張斷了肋條骨的胸部照片改了名字，叫"米可號"，怕將來有人查驗。

我養女的兩個父親，一個生父，一個養父，都死在63號。我死了一個老劉，實際上也死了我自己。至今我不明白，我為什麼還活在世上。你說說，我為什麼還活在世上？

***死，是留下許多問號的一片空白。***

永恆的懷念

1968年54歲女

K市K區某中學教師

我就是你聽說的那個"給死人送錢的女人"。我的全部痛苦都在這句話上。你看我現在很平靜了，是不是？可是這句話是我的一個萬丈深淵，我一碰上它就陷下去，很深很深地陷下去。

我丈夫是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死的。死在63號里。我從來沒去過63號，後來知道那裏的厲害了，好幾個工程師都死在裏邊。但你要認識老錢——我丈夫，就知道他不是招災惹禍那種人；他在這個廠里幹了二十年的供應管理，連家裏用個螺絲釘也不從廠子裏拿。為什麼非叫他死不可？而且是活活把他吊打死的？

我和他從小認識，他脾氣有點暴躁，可人正直，埋頭工作，我們生活得清貧但是很骨氣。他一直是個小業務幹部，七品小官也沒當過，我一直是個普通教師。我們有五個孩子，對孩子搞智力投資，所有收入都花在孩子身上，送他們都上了大學。"文革"抄家時，我家最窮，挖牆刨地也找不出值錢的東西來。箱子裏一半是空的，存摺上只有一百多塊錢。只有一把破舊的西餐刀，被他們當做匕首拿去展覽做為老錢的罪證。

老錢的罪名，說是參加劉工程師家的"裴多菲俱樂部"。要是聽他們說，劉工程師家真好像有個暗藏的搞破壞的組織，其實哪裏是那樣，我也常去那兒玩呀。

解放初期，這兒都是大水窪。范旭東、侯德榜為了把廠子搞起來，氣魄很大，凡是燕京大學、復旦大學和南開大學畢業生前三名的，都要。還用高薪聘請各種技術專家。一時人才雲集，周總理還說這裏是"技術簍子"呢！這些高級人才都住在"新村"，一片整齊的小房小院。那時沒有娛樂場所，知識分子總要精神來點享受，怎麼辦呢？劉工程師夫婦好玩，好客，房子又富裕，大家就常到他家聚會。唱戲，打牌，可是從不來錢的。大家互相記住生日，逢到誰生日，或過年過節，就備帶一點菜湊在一起玩玩，關係都非常融洽。我家不住在"新村"，住"三角地"，可老錢喜歡京劇，唱小生，唱周渝，胡琴拉得不錯，我唱程派，劉工程師夫婦也好唱，就常去湊一台戲唱唱。就這麼簡單。但是這些知識分子大都出身差些，早就被注意上了。記得我們一起聚會時，新村的街道代表曾經爬上樹往屋裏看，當時我們以為他是想看熱鬧呢。我家的小兒子喜歡玩無線電，房上總扯些天線，有一次街道代表和民警忽然來我家，說為了安全查電路。後來搞"裴多菲俱樂部"說要找電台，找到電台後就去北京向毛主席報喜，我才明白我們一直是被注意對象。這我就非常后怕——我女婿從朝鮮戰場曾經帶回一點美軍的電器零件，小耳機什麼的，後來全被我那喜歡無線電的小兒子去新疆上學時帶走了。如果沒帶走，大事了，證據確鑿，肯定電台就在我家了。我家非全給弄死不可，那時想起來后怕的事真不少。

清隊開始時，老錢為這事受審查，可他屬於"走讀"的，每天晚上可以回家住。一天突然他沒回來，等到夜裏十二點多，我就犯嘀咕了，跑到外邊黑燈瞎火轉了幾圈，還是不見人影。一點多時，砰砰砸門，廠里來幫人闖進門就抄家。我問："老錢怎麼沒回來？"他們說："暫時不回來了。"從此，我就再沒見過他。他那天早晨離開家去到廠子時，那樣子太平常了，可就這麼平平常常走了，沒有生離死別，但一去就算完了。怎麼人這麼容易就完了呢。

從這以後，幾乎一點消息也沒有。只是恍恍惚惚聽說他很瘦，臉色慘白，拿個大掃帚掃院子。其實這消息根本不對。他一直關在63號里挨整，如果真叫他掃院子，應該說是當皇上的差事呢。我因為是在中學當教師，有單位，所以沒把我關進去，劉工程師的愛人沒工作，給弄進63號，受盡了折磨。她夫妻倆都關在同一座大房子裏，劉工程師死了兩年多她竟然毫不知道呀。

當時我對老錢，我似乎比較樂觀。因為別的有問題的人都扣發工資，可老錢的工資一直原數照發。開始時還准許我送點東西給他。我常送些煙、牙膏、肥皂，他愛吃點心，我就買斤點心包好了送去，還送些衣服好叫他換換穿。每月我去廠里領了他的工資，都送四十塊錢給他。但他們從不叫我去63號，都是交到專案組轉給他的。我想，為什麼偏偏他的工資一直照發，肯定他的問題比較輕，說不定哪天他又平平常常回家來了。這是當時最美最美的幻想了。

前後一年多，直到七０年春節過後，我去學校，一個老師問我："老錢有信兒嗎。"

我說："沒有呀。"

他挺神秘地低聲對我說："我聽說老錢死了。"

我說："不會呀，人死了怎麼還發工資，不通知家屬？我前幾天還領了他的工資，送錢給他呢。"

我多傻，聽了這消息我還不信，其實人死已經幾個月了。我不信也有我的道理，此後廠里63號又來人找我要錢，要衣服，說老錢的錢不夠用。我還把一件給老錢新絮的棉襖托他帶去。照舊領他的工資，然後把一部分錢送到專案組，每次他們都收下了，如果他們的表情有半點猶豫，也會引起我的疑心。他們怎麼能這樣不動聲色地騙住我這個可憐的女人！他們真是鐵石心腸呀！你說說，他們接過我的錢時心裏究竟怎麼想的？

一過又三四個月，63號開始往外放人了。但放出來的人都躲躲藏藏，不敢跟人說話。有一次我在窗上碰到過一次劉工程師的愛人，她貼着牆根兒走，怕人似的，神情有點恍惚。我也不敢過去問她，怕給她找麻煩。我就等着吧；既然劉工程師他們都沒事了，老錢肯定快出來了。

六月底的一天，廠里忽然來人，還有我們學校的工宣隊的人跟着。他們的神氣又平靜又緊張。坐了一會兒才告我：老錢死了！

"什麼時候？"我說。似乎還不信，可是聲音全不是調兒了。"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他們說。我努力穩住自己。又問："怎麼死的？"

他們不肯說了。只對我說："你丈夫死了，可問題還沒弄清，暫時還不能平反。我們把他按工傷死亡處理，但你們家裏的人都有工作，沒有撫養人，所以什麼待遇也沒有。工資打今天起停發，到此為止。"

我說："奇怪了，我跟他從小認識的，兩家是世交，又一塊兒長大。大學畢業就工作，就這麼點經歷，還有什麼問題沒弄清。又是怎麼死的，需要按工傷死亡處理？"但無論我怎麼問，他們也不回答我。

我至今也不明白，我當時為什麼沒哭沒喊，我是應該大哭大叫的呀！我的老錢呀，你半年多就死了，怎麼就沒托個夢給我呢？難道你也和他們一樣故意騙我，捉弄我，好突然來給我當頭一棒嗎……

這時，軍宣隊已經進廠。恰巧我女婿的一個老戰友是軍宣隊員，他闖進63號才問出來。說老錢一次給四條繩子拴在手腕和腳腕上，拉在四個牆角上，吊起來打。那些打手們打完他就去喝酒，一幫人全喝醉，把他忘了，等酒醒了回來，發現他四肢全彎着，抽縮一起，摘下來一看，人已經死了。這就是他們說的"工傷死亡"！

封建社會裏也不準私設公堂，當堂打死人縣官也要革職。怎麼能吊打死，半年多都不告訴我？怎麼還能到我家裏要錢要衣服？我一直告到市裡告到北京，可無論怎麼告，回答只是一句話："問題太複雜，很難解決。"等到"四人幫"完了，63號冤獄大平反，才知道"複雜"都是在上邊。主謀和主凶抓起來，但究竟老錢都受過哪些整，究竟誰參與打死老錢的，沒處再去問了。"文革"過去，家破的家破，人亡的人亡，所有債都記在"四人幫"身上，人對人又是笑臉，又都一個樣兒了，哪裏去找當初那些整人的人？除非他們自己有良心，可是我從來沒聽說過有誰，天良發現，找到人家受難的去懺悔。我家裏的人都是書獃子，不會去找，去鬧，去爭，只能把這一切，把含冤而死的老錢放在心裏罷了。

老錢的骨灰盒，我們找了幾個地方才找到。當時處理這事很草率，當事人都忘了放在哪兒。現在我們把它換了個講究的盒子，存放在殯儀館裏。每年清明節和十二月十七日——他遇難的日子，我們全家人去一次。陰曆正月十六——他的生日那天，我單獨去。我們從不燒紙，只是看看。在人間得不到幸福，還能去哪裏得到？

你看我現在相當平靜了吧。

可是有一次宴席上，上一道鮑魚雞茸湯，我馬上盛了兩碗，說："這是老錢平生最愛吃的，叫我多喝一碗，替他喝吧。"大家立刻靜下來。誰也沒說一句安慰話，大家都知道，這種事，安慰也是多餘的，都只說："好，好。"

還有一次，我在杭州西湖林蔭道上獨自散步。走着走着，我忽然特別想他……不知為什麼在這最美的地方我就會特別想他。從此我避諱着，不再到最美的地方去……

***罪惡的結果，永遠沒有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