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不清楚

1966年男32歲U市C縣某中學語文教師

我天生有種上當受騙的素質——小時候就有過自殺的念頭——祖祖輩輩留給我的兩個字——喊着喊着真情緒來了——一個驚心動魄的大"菜單"——兩個弟弟被我連累死了——這《家訓》上依然沒有一句話能說清楚

我是個悲劇性格，就是說性格決定我這個人必然走向悲劇，因為我天生有一種上當受騙的素質。更可悲的是，明明知道自己受騙了，還說不清楚，咋回事呢？因此我常常陷入痛苦，自己和自己找彆扭。我恨我的性格，卻又無法擺脫。為這個，我很小時候就有過自殺的念頭。

小時候，一次，我看嫂子很辛苦，給她挑水。那時我多高？水桶上不是一個鉤兒、兩個環兒嗎？我挑起來，水桶底將將就就不蹭地面。兩桶水壓得我膀子生疼，走起來趔趔趄趄；我必須穿過鄰人家的堂屋才能到我嫂子房前。我搖搖晃晃走過那家時，他們大人就上來說：

"二兄弟真能幹，還抓時候給我們挑水，快接着，接着……。"

說著提過水桶，把水倒進他們缸里。

我呢？傻站着。不好意思說："我不是給你們挑的。"照我們地方的土話說，這叫面矮。可是，我心裏明白——他們使這法子占我便宜。明白為什麼不說呢？這話多平凡、多普通，怎麼就說不出來呢？但我當時就是沒這種語言。多少年後想起這事，我不恨他們，恨我自己。這就是那種上當受騙的素質吧！以後我在政治上吃虧，受挫折、委屈，也是缺少這麼……這麼一種概念，一種語言，一份腦子？究竟缺什麼，我說不清楚。

這是我第一次上當，也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說不清楚。

我們村頭停輛獨輪車，一邊架一個筐，賣甜瓜。圍了一些人買甜瓜吃，

甜瓜五分錢一個，我交了五分錢一張票子，買一個，站一邊吃。正吃着，賣甜瓜的說："小核桃（我小名叫小核桃），你吃瓜交錢了嗎？"大概他沒記住我交錢了。

我說我交了。賣甜瓜的指指錢盒子裏的票於說："哪張是你的。"

盒子裏都是五分錢的票子，我看一張像我交的，就指着這張說："這一張。"

不料旁邊一個吃瓜的人說："這是俺交的。"

我就懵了。一急，只覺得滿盒子的錢都一個樣兒，便隨便又指一張說："這張。"

要命的是，另一個買瓜的人說："這是俺交的呀，中間還有個裂口，你這孩子咋瞎賴賬呢。"

這時我就把自己放在詐騙人的位置上了。賣瓜的、買瓜的、吃瓜的，一起指責我，我說不出話來，好像我真的騙瓜吃，臉燒得慌。

有個同村的老婆子，人挺慈善，我叫她三奶奶。她說話了："你這賣瓜的，咋不依不饒呢，誰家孩子不想吃個甜瓜？興許大人不給錢，吃個瓜算啥，瞧你把人家孩子說的！"

這同情——更糟！反把我的"詐騙"肯定得更結實了，定案了。同情也糟蹋人呢。

當時我只覺得委屈，倒沒想到名聲什麼的。過幾年，一個鄰居跟我母親吵架，罵道："你們這家人，吃甜瓜都不給錢。"我才知道自己一直背着這惡名。我氣得原地直蹦，不住地一聲聲"呵、呵"地叫，就是說不清楚。急得我一頭朝井台撞去，要不是嫂子一把抓住我那時就完了。這便是我前頭說的，我小時候就有自殺的念頭。就為了這個說不清楚。

再說一件事。

秋天裏我背個筐從小河溝路過，看見水裏忽悠悠打渾兒，知道水裏有東西，便撂了筐，脫鞋下水一摸，是個螃蟹。小孩子治不住這傢伙，一逮它就一夾我。這會兒趕車的李大頭路過，我說："有個磅蟹！"他說："你別動，我來！"停了車，下水一抓就抓上來。他提着大活螃蟹笑呵呵說："拿它下酒了！"上車就走了。

我當時什麼也沒想，也是沒這個概念，沒這種語言——"我發現的，應該是我的！"鄉下孩子就這麼簡單，眼裏沒壞人，可是多少年後想起這事，我很生氣，這不是欺侮一個孩子嗎？我對李大頭有了認識……可是總覺得這裏邊還有更深的東西，是啥東西？我還是說不清楚。但小孩子是不能騙的，你要是騙了他，等他長大一旦明白過來，你要付出代價的。這代價不見得是報復，而是你在他心裏毀滅了。這比你死了還糟！

祖祖輩輩留給我靈魂里的東西太多也太少。找來找去只有兩個字，但這兩個字幾乎把我的靈魂佔滿。它就是：忍和善。

什麼是忍呢？忍字是心字上邊一把刀。刀插你心上還不吭聲，就是忍。善呢？祖輩說善是人的天性。

後來我發現：忍宇很頑固，直到今天我也扔不掉它。善，很軟弱，有了變化，相反的東西從我身上冒出來了。我清楚地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那時我十幾歲，跑到鎮上去玩。空場上搭個大戲台，像要唱戲。下邊賣炸豆腐的、串糖葫蘆的、烤山芋的啥都有。後來機關單位成群結隊地來，鬧個拉歌，這邊唱段《團結就是力量》，那邊就唱段《嘿啦啦啦》。鎮長一上台，氣氛就變了。他頭戴小氈帽，身穿小棉袍，講話像喊，一句一彎腰。我忽然瞧見一邊空地上埋着孤零零五根木樁子，旁邊的告我說，這是預備槍斃人時綁人用的。我馬上想到農村流傳的一本書——《玉曆寶鈔》上邊畫的小鬼綁人的木樁子，把人綁上，再把舌頭拉出來割掉——我心裏就特別恐怖。

不會兒，大馬車把罪犯運來。五花大綁，後背插着令箭形狀的大簽子，上頭用墨筆寫上名字，再用紅筆點個點兒；也許是畫條杠或打個十叉，看不清楚，只覺得血紅血紅的一塊，頭一次感到紅色恐怖，後來文革搞紅海洋叫我心裏打激靈，那感覺就是從這時候埋下的。當把這些罪犯拉下車時，個個大白臉，眉毛眼睛出奇的黑，大概叫白臉比的。頓時嚇得滿場小孩子們亂跑，喊爹叫媽。也許這些犯人罪惡累累，該槍斃。可是我挺同情這些人，大概出於小孩子的善性。尤其一個上台控訴的小夥子解下皮帶抽得他們個個滿臉鮮血時，我更覺得他們可憐。但隨着這小夥子一下下抽，全場響起一聲聲喊打，聲音愈來愈大，愈齊，愈鼓動人心。拳頭一齊向前揮，身子一齊向前傾，上千人都一個姿勢。我不知不覺也跟着揮拳喊打，打！打！打！喊着喊着，真情緒來了，仇恨來了。一時熱血沸騰，義憤填膺。

後來反胡風時，一搞大批判，我真恨胡風；聽說胡風被抓起來，我又有點同情他。每次運動都這樣，只要大批判，恨勁就來，都是真情緒；只要一斗人，又同情，總這麼反反覆復，你說這是咋回事，我說不很清楚。

我被打成右派的事，更難說清楚。這原因太簡單，甚至太無聊。那時我上大學一年級。鳴放時，同學們揭發說有個工友人特別好，但後勤主任霸道，丟了東西說他偷的，一天這工友不見了，原來自殺了。學生鬧着要給這工友開追悼會。我首先表示同意，一個好人被逼死，為他伸冤唄！其實我根本不認識這工友，他是我入學前一年自殺的，這是我的一種善性，或是一種見義勇為吧！但黨小組不同意，意見發生分歧。沒過些天《人民日報》上發表一篇《工人階級說話了！》，開始反右。就為這事，把我弄成個右派。對，就這麼簡單，無聊。可是它成了我幾十年家破人亡的禍根、禍源。

我不想說當右派這二十多年肉體的苦。扛大麻袋，做苦工，挨揍，不算什麼。精神折磨遠比肉體折磨難受得多。比如說，我在校三年沒有玩笑。沒玩笑的生活是什麼滋味，你嘗過嗎？人特別需要玩笑，沒有玩笑，人的關係都處不好。在食堂大家排隊買飯時，說說笑笑，插科打渾，你奚落奚落我，我奚落奚落你，多好！可是人家一看你右派，臉上的肌肉沉下來。有時我特別想奚落奚落別人，也特別想有別人奚落奚落我，但不行。沒人敢這麼對我，我也更不敢這麼對人家。不被人奚落，反而是一個人失去自己權利，包括自尊心和尊嚴的表現，你能體會到嗎？你說這痛苦有多深！

沒人理我，我便愛上小說。小說里的人物可不管你是不是右派，你自言自語地奚落這些人物全沒關係。那時的小說大多寫好人好事，現在看就很淺薄了，可當時看還挺振奮人心。一天晚自習，我看小說入了迷，完全忘記自己是右派了。支部書記來了，他有事要對同學們傳達，就忽然吼一嗓子："右派分子全滾出去！"聽他一吼，我才清醒自已是誰。我們幾個右派學生趕緊退出教室，嘰哩咕嚕的，那份狼狽，那份慌張，那種對人的傷害……說到對人的傷害，這是現在的認識。當時並不覺得，好像自己天經地義就是右派，就是人下人，三等公民，慌慌張張滾出教室時，就像自己攆自己一樣。

在我們這些右派學生之間，開始處得還好，同命相憐吧！但人們總傷害這些人，漸漸我們互相也不尊重了，甚至對自己也放鬆了。學習對對付付，穿戴邋邋遢遢，說話罵罵咧咧，都不在乎。我們打掃廁所，人家進來拉完尿完揚長而去，你就得給人家弄屎弄尿，還拿自己當回事兒？我特別能理解犯人之間為什麼愛打架。

我不想說他們怎麼折磨我，可我想問，我知道自己怎麼狠起來的，但他們究竟都是怎麼狠起來的，他們自己也知道嗎？他們剛生下來總不會這麼狠吧。我料他們說不清楚。

我有個內疚必須告訴你——

為了我這個右派，還搭上我兩個弟弟。我們哥兒五個，死的這兩個是三弟和四弟。先說我三弟。

我後悔本該把右派這事告訴他。我校打成右派那年放寒假回來過年，背着個右派心裏不是滋味。你想，我家就出我這一個大學生，家裏人待我分外的好，愈待我好，我就愈不敢告訴他們；憋不住時就偷偷告我弟弟了。我弟弟脾氣很拗，又楞頭楞腦，用我們地方的土話說，叫"惡沖"。他是縣供銷社的營業員。他聽了后情緒不好，以後就總找茬跟領導打架。領導說："我要也把你打成右派。"我弟弟說："我不信。"這就抓他幾句落後話，真的給他弄個右派。

他才十八歲呀。你現在找個十八歲的，啥樣呀？比大人還靈。可那時十八歲跟小孩子差不多。一打他，他更上勁了。就跟另外幾個也定成右派的年輕人閑話時說，咱沒好了，弄條小船跑走吧。這幾句話叫人告發了，給揪出來，天天跪在供銷社的桌上大夥斗，腦袋上頂個大燈泡烤得嘩嘩流汗。後來叫公安局五花大綁捆走了，說他"投敵叛國罪"。啥罪？小孩子們扯淡唄！那小船跑到渤海里，一個浪頭咋還不掀翻了？再說汪洋大侮，他們知道往哪兒跑？說說泄氣吧。

我一想三弟被五花大綁捆走時那形象，就特別受不了。雖然我根本役看見這一幕，但我能想像出當時那形象。我很明白，就是因為我把右派的事告訴他，才糟蹋了他！直到他死，我也沒見他一面。

六０年，我被分配到縣裏一所小學教書。那時三弟正關在監獄裏，還沒判刑。我不能去看他，我是右派，他是反革命，見了面更糟，互相都會罪加一等。一天母親鬧牙，我接她到縣醫院治牙，在縣城正吃午飯當口，忽然一位本家叔叔從村裡騎自行車趕來說：

"你弟弟回來了。"

我心裏一亮，這可是好事呀，放回來了。我母親卻突然臉色劇地變了，說："死了，快回去！"她可真不簡單，一個農村老太婆昨有這種判斷力？我當時還疑惑着，給了本家叔叔幾角錢，半斤糧票謝謝他，這在那時也就很可以了。先把我母親送上火車，回校請了假，也趕緊往家趕。到了家……兄弟的屍體停在床板上。腦袋像個小骷髏，認了幾眼，才認出他的模樣……

聽說他是早晨九點鐘，給監獄用驢車運回來的。上邊蓋條破被子，下邊墊些稻草，兩腳露在外邊。身上大棉褲原本是母親特意給他做的，往上齊胸口，往下蓋腳面，，特別長；棉花一層層絮得挺厚，怕他凍着。可是棉褲叫人換了，竟是條小孩棉褲！底下露半截小腿，又抻不上去，露着屁股，三九天，咋不凍死。據說抬進家時還有口氣，我弟妹說："你有啥事，跟家裏人說說。"喂他口熱水，可他水沒咽下去，就咽氣了。

我母親告我，她按了按我兄弟肚子，裏頭竟是脊梁骨，硬的。那麼腸子、胃、肚於里那些東西都到哪兒去了呢？破毛衣上沾些高梁殼，還有紅土面子，紅土面子又是幹啥用的呢？

對了，我又想起件事，也是我終身遺憾。終身無法挽回的內疚！

我父親還從我兄弟屍體身上，發現一封信貼在肚皮上。這封信寫得真是太好了，任何作家都想不出來。要說文學性，也是最高的。恐伯連托爾斯泰、曹雪芹他們也寫不出來。這封信是寫給他老婆桂英的。你聽，他是這樣寫的——

桂英：我實在餓壞了，快給我送點吃的來吧！我要饅頭、大米飯、菜糰子、大餅卷油條、肉包子、炸醬麵、炸魚、炸蝦、炸果仁、煮螃蟹、燉肉、炒雞蛋、燒豆腐、鍋貼、餃子、糖包子、炒蝦仁、爆肝尖、蔥爆肉、醬牛肉、豬頭肉、涮羊肉、回鍋肉、麻花、燉雞、燉鴨子、燉肘子、獨面巾、炒肉片、煎餅、燴餅、燴大腸、紅燒羊肉、紅燒牛肉、紅燒豬肉、紅燒鴨子……如果沒有，提兩個糖餑餑來也行。快點吧！快點吧！求求你了！

下邊寫着他的名字。五六十樣一個大菜單！你能想像出他當時是個啥情況？如今到飯館吃飯我決不看菜單，菜單好像就是我兄弟的死亡訃告。有一次一個朋友情我吃飯，拿菜單叫我點菜，我忽然發神經似地對他說："你要叫我看菜單，我就不吃了。"-弄得他莫名其妙。

說到我的內疚是，我弟弟關在監獄時，我母親每次探監，都給他弄點吃的送去。我心裏還有點不願意，心想監獄裏還能把人餓死，那時正是三年度荒，家裏舔鍋舔盆，總這麼送一家老小咋辦？雖然我沒攔過我母親，我也從來沒把這意思說出來，可我心裏有這個想法。看到這封信，我內疚極了。我要知道他落到這一步，餓死我也得叫他吃飽。有這個想法也是對不住我那死去的兄弟呵，是我害的他呀。

我還清清楚楚記得，我父親念這封信時的情景。我兄弟的屍體被移到炕上，我坐在炕這頭，我母親、桂英，還有兩弟弟站在我身邊；我父親在炕那頭，蹲在地上，扒着炕沿，炕沿上放一盞小油燈。我父親把那信上寫的吃的東西一樣一樣念出來時，我的心快成粉末了。我父親念過，便把這信用燈火引着燒了，然後腦袋頂着炕沿，肩膀猛烈向上一聳一聳，好像哪兒在疼，卻不吭聲。我們只掉淚，都一聲不吭。咋屈死一個人連聲兒也不吭呢？咋就能這麼忍受呢？你說？

我哥哥在另一個縣公安局做事，他打聽到我兄弟在監獄裏每天只給一碗高梁飯吃，然後像牲口一樣套上，用鞭子打，拉石頭碾子，軋一種紅土面子，這就弄清楚我兄弟身上沾的高梁殼和紅土面子是咋回事了。軋紅土面子幹啥用不知道，但知道我兄弟是給連打帶餓折騰死的。我哥哥告了那監獄的看守長，非但沒告動人家，文革一來，就說他為反革命家屬翻案，挨整，挨斗，被清洗了。我家的禍事一個連着一個，我是災難的總根子。但是我父母，這些兄弟們，從來沒一個人怨怪過我，哪怕一句什麼話都沒露過。他們愈不怪我，我愈內疚。有時我想，他們為啥不怨怪我？是不是也忍了？

咱受得了別人叫自己忍的，卻受不了自己叫別人去忍。

忍，是祖祖輩輩教給我的第一條生存法則，但又是誰教給祖祖輩輩的呢？它是哪個祖宗發明出來才一輩一輩傳下來的？究竟從哪個時候開始忍的呢？我問過一個歷史學家，他笑我，好像我這個問題沒有學術價值，太無知。我說，你們的工作難道就是搬來搬去折騰那些死遺產，為什麼不研究研究壓抑我們民族幾千年這個致命的活東西？

要談說不清楚，這是最大的說不清楚了。

再說我另一個弟弟，四弟。

那時家裏太窮，一個壯勞力，好年頭才一角五、六，欠年只有七、八分錢。我這兄弟就偷着拾點雜禾賣。人民公社化嘛，地上一根草也屬於公社大隊的。這就說他偷。大隊幹部叫他背着這小捆柴禾遊街。為啥這麼整治他，還不是因為他哥是右派。但他這麼窮怎麼娶得起老婆？又去偷了，跑到白石庄，從生產隊房頂上偷了一捆掃帚拿到市裡去賣。他人特別老實，偷東西賣時，眼神兒不對，城市裏的人精明，扣住他一問就傻，再一嚇唬就供出來了。這便給轉到公社派出所扣起來，沒扣上三天，他弄開窗戶跑了。跑了一個小偷人家也沒當回事，可過兩天，有人發現他在鐵道旁的溝里躺着，身子硬梆梆，上邊爬好多螞蟻蟲子，人死了。有人說他想卧軌，叫火車掛的；也有人猜他想跳上火車躲到外邊去，不小心讓火車撞死的。我心裏明白，他並不想跑，而是想死。家裏窮得掉面，哥哥是右派，自己再弄個小偷，甭說娶老婆，活着都抬不起臉來，跟父母又怎麼交待？只有一死。可是他身上竟然沒有外傷，奇怪！火車軋的或撞的總得有傷呀，這也是件說不清楚的事。什麼？請法醫來驗傷。你說得輕巧，那時我們這種人家死個人像死條狗，誰還管驗屍，反正死了，刨個坑埋了。

這樣，我兩個弟弟都叫我連累死。死了還背着罪名：一個反革命，一個盜竊分子。我父母便有三個壞兒子：一個反革命，一個小盜，一個右派。你說我這是個什麼家？

"文革"初，學校黨支部叫我向毛主席說實話，請罪，老實交待問題，不應該隱瞞。我想來想去想出個問題：一次給學生批改作文時，寫一句"用毛澤東思想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筆誤了，寫成"用毛澤東思想批判毛澤東思想。"這同學拿着作文來找我說："老師，你寫錯了。"我嚇了一身冷汗，趕緊改過。幸虧這孩子老實，沒給我告密。

我就把這件事對黨支部老實交待了，向毛主席認罪呀。

其實我不說誰也不知道，他們並不掌握這問題。你說我這人咋回事？又沒人給我壓力，咋我偏要說呢？我還信任他們嗎？我還嫌自己不倒霉嗎？放在心裏犯嘀咕嗎？天生-種賤性嗎……我說不清楚為什麼非說出它來不可。我總懷疑，有種悲劇性的東西潛伏在我血液里。我有血液病。

這樣，我就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狗膽包天反對毛主席。批我，打我，打得我受不了時，我跑回村躲起來。後來兩派大聯合又派人把我逮回學校接着批鬥。咱不說肉體的痛苦吧，說那些沒用。肉體的苦一不疼就忘了，心裏的苦你忘不掉也弄不走它。因頭很多苦你並不知道咋回事，更說不清楚。如果一天你能把它清楚地說出來時，就不再覺得苦了。痛苦就因為你沒能力說清楚它。

七六年大地震中，我們一個縣全震垮了。火車不通，我跑了幾十里路趕到家，已經一片廢墟混着無數死屍。死人都是我鄉親，個個全認得。老天爺、土地爺、城隍爺這些老百姓造的神仙待我家特別優待，沒收走我家一個人，全都死裏逃生，在村外野地里搭個棚子不知為了活着還是等死。那會兒最難辦的是找不到東西吃。大隊用大喇叭招呼：

"貧下中農同志們，現在都到大隊來領救濟物資！"

救濟物資只有些餅乾。人們都去了，但大隊說救濟餅乾只發繪貧下中農，像我們這種有問題的人沒份兒。我老婆去了被頂回來。人們走回來時，瞧瞧他們的表情吧。貧下中農兩手捧着餅乾，臉上那種優越感呀！而我們這種人不聲不響，垂頭喪氣的樣子！就這點東西就明顯地把人分成兩個階層……那些有餅乾吃的鄉親決不會讓給你一點兒，你就像條狗蹲在一邊。可是他們也不當著你的面吃。你說這為了啥？因為怕你看着饞會向他要？因為自己獨吃心裏過意不去？還是怕忍不住時分給你一點兒，叫大隊幹部發現了挨說？說不清楚。這比餓更難受！

我就去扒自己家的廢墟找吃的東西。扒來扒去忽然扒出一樣東西，石膏做的毛主席像，那時家家都有這麼一個。村裏有個孩子扒他被砸在亂磚下的媽媽時，先把毛主席像搶救出來再扒他媽，這事受到全公社表揚。可是我這尊像砸殘了，掉了一個耳朵，左邊的。怎麼辦？我犯愁了。我就把這毛主席像放在磚上，對着他說：

"老人家！您說我拿您怎麼辦？我一家人沒吃沒住，把您供在哪兒呢？您又掉個耳朵，要是他們說是我故意敲的，我一家人不就更慘了嗎？您呀，您說我咋辦呀？"

我想個賊大膽的辦法，先把它藏起來，再在廢墟里挖個很深的坑。當天黃昏，我四處偵察，看好那片廢墟一個人也沒有，我就鑽進亂磚堆里，把它悄悄埋了起來。這要叫別人發現更是個掉腦袋的罪呀！我是不是犯罪呀？當夜，我嚇醒了，一連多少天犯心跳。事後還總後悔，恨自己不該做這件事。很長時間這種犯罪感沉重地壓着我。

我這個人呀。我究竟是怎麼回事？

文革完了，我右派的問題了結之後，我便為三弟平反的事到處奔波。我不能叫他亡魂總背着那罪名，也為了平息一下自己心中對他很深的內疚。但這事被推來推去，我跑了三年，加起來不下一萬里路，可這件事誰也對我不說清楚。不是"說不清楚"，而是"不說清楚"。特別是有個細節——

我兄弟被奄奄一息送回家時，是六０年一月十五日早晨九點鐘。但"逮捕通知書"上寫的日期也是一月十五日，還注着一句"因病暫緩執行"。

按這句話說，應該是一月十五日檢察院通知公安局，局長簽字后再去監獄執行逮捕，一看我兄弟病危才決定"因病暫緩執行"，再把我弟弟弄上車往我家裏送，這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可是我兄弟是早晨九點鐘送到家的，按路程，最晚八點鐘就得從監獄抬上驢車，中間沒有時間辦手續呀！這兩件事怎麼可能同時發生呢？

大概文革完了，誰也不願對那段歷史負責，能說清楚也不願說清楚了。至今我仍然是這樣兩個弟弟：一個反革命，一個盜竊分子，而且早成鬼了。那年月，拿活人都不當回事，拿死人就更不當一回事了。我母親是病死的，死因當然也有抑鬱成疾的原故。這一切都因為我，我自己卻被平反落得一個好結局。你想我能活得輕鬆嗎？內疚這東西很頑固，它呆在心裏，隨時都會翻騰起來折磨你。誰也不會知道我活得有多累……

我想寫個《家訓》，留給我的子女。

我的《家訓》依舊沒有一句能講清楚的話，只是把這些終身難忘的事告訴他們，把這些百思不解的問號留給他們。現在的年輕人畢竟比我們一代人有腦子。如果他們能說清楚這一切，將來就不會再遭罪。如果他們不去搞清楚，難免還會重複我的經歷：吃啞巴虧，上糊塗當，等着挨折騰。依舊是悲劇性格，還要走向悲劇，甚至走向悲劇的深淵。

***是性格悲劇，還是悲劇挑選的這種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