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養鳥

李笠翁著《閑情偶寄》頤養部行樂第一，“隨時即景就事行樂之法”下有看花聽鳥一款云：

“花鳥二物，造物生之以媚人者也。既產嬌花嫩蕊以代美人，又病其不能解語，復生群鳥以佐之，此段心機竟與購覓紅妝，習成歌舞，飲之食之，教之海之以媚人者，同一周旋之至也。而世人不知，目為蠢然一物，常有奇花過目而莫之睹，鳴禽閱耳而莫之聞者，至其捐資所買之侍妾，色不及花之萬一，聲僅窈鳥之緒餘，然而睹貌即驚，聞歌輒喜，為其貌似花而聲似烏也。噫，貴似賤真，與葉公之好龍何異。予則不然。每值花柳爭妍之日，飛鳴鬥巧之時，必致謝洪鉤，歸功造物，無飲不奠，有食必陳，若善士信姻之佞佛者，夜則后花而眠，朝則先鳥而起，唯恐一聲一色之偶遺也。及至駕老花殘，輒怏怏如有所失，是我之一生可謂不負花鳥，而花鳥得予亦所稱一人知己死可無恨者乎。”又鄭板橋著《十六通家書》中，《濰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二書》末有“書後又一紙”云：

“所云不得籠中養鳥，而予又未嘗不愛鳥，但養之有道耳。欲養鳥莫如多種樹，使繞屋數百株，扶疏茂密，為鳥國鳥家，將旦時睡夢初醒，尚展轉在被，聽一片啁啾，如雲門咸池之奏，及披衣而起，額面嗽口啜茗，見其揚翠振彩，倏往倏來，目不暇給，固非一籠一羽之樂而已。大率平生樂處欲以天地為圃，江漢為池，各適其天，斯為大快，比之盆魚籠烏，其巨細仁忍何如也。”李鄭二君都是清代前半的明達人，很有獨得的見解，此二文也寫得好。笠翁多用對句八股調，文未免甜熟，卻頗能暢達，又間出新意奇語，人不能及，板橋則更有才氣，有時由透徹而近於誇張，但在這裏二人所說關於養鳥的話總之都是不錯的。近來看到一冊筆記鈔本，是乾隆時人秦書田所著的《曝背余談》，卷上也有一則云：

“盆花池魚籠鳥，君子觀之不樂，以囚鎖之象寓目也。然三者不可概論。鳥之性情唯在林木，樊籠之與林木有天淵之隔，其為汗陛固無疑矣，至花之生也以土，魚之養也以水，江湖之水水也，池中之水亦水也，園圃之上土也，盆中之上亦土也，不過如人生同此居第少有廣狹之殊耳，似不為大拂其性。去籠鳥而存池魚盆花，願與體物之君子細商之。”三人中實在要算這篇說得頂好了，樸實而合於情理，可以說是儒家的一種好境界，我所佩服的《梵網戒疏》裏賢首所說“鳥身自為主”乃是佛教的，其徹底不徹底處正各有他的特色，未可輕易加以高下。抄本在此條下卻有硃批云：

“此條格物尚未切到，盆水豢魚，不繁易捻，亦大拂其性。且玩物喪志，君子不必待商也。”下署名曰放文叔。查《余談》又有論種菊一則云：

“李笠翁論花，於蓮菊微有軒輕，以藝菊必百倍人力而始肥大也。余謂凡花皆可藉以人力，而菊之一種止宜任其天然，蓋菊，花之隱逸者也，隱逸之侶正以蕭疏清癯為真，若以肥大為美，則是李（左績之右右力）之擇將，非左思之招隱矣，豈非失菊之性也乎。東籬主人，殆難屬其人哉，殆難屬其人哉。”其下有於文叔的硃批云：

“李笠翁金聖嘆何足稱引，以昔人代之可也。”於君不贊成盆魚不為無見，唯其他思想頗謬，一筆抹殺笠翁聖嘆，完全露出正統派的面目，至於隨手抓住一句玩物喪志的咒語便來胡亂嚇唬人，尤為不成氣候，他的態度與《餘談》的作者正立於相反的地位，無怪其總是格格不入也，秦書田並不聞名，其意見卻多很高明，論菊花不附和笠翁固佳，論魚鳥我也都同意。十五年前我在西山養病時寫過幾篇《山中雜信》，第四信中有一節云：

“遊客中偶然有提着鳥籠的，我看了最不喜歡。我平常有一種偏見，以為作不必要的惡事的人比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作惡者更為可惡，所以我憎惡蓄妾的男子，比那賣女為妾——因貧窮而吃人肉的父母，要加幾倍。對於提鳥籠的人的反感也是出於同一的淵源。如要吃肉，便吃罷了。（其實飛鳥的肉於養生上也並非必要。）如要賞玩，在它自由飛鳴的時候可以盡量的看或聽，何必關在籠里，擎着走呢？我以為這同喜歡纏足一樣的是痛苦的賞鑒，是一種變態的殘忍的心理。”（十年七月十四日信。）那時候的確還年青一點，所以說的稍有火氣，比起上邊所引的諸公來實在慚愧差得太遠，但是根本上的態度總還是相近的。我不反對“玩物”，只要不大違反情理。至於“喪志”的問題我現在不想談，因為我乾脆不懂得這兩個字是怎麼講，須得先來確定他的界說才行，而我此刻卻又沒有工夫去查十三經註疏也。廿五年十月十一日。

（1936年10月作，選自《瓜豆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