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 白寶山千里殺人案
1996年３月１２日，３９歲的白寶山身上帶着“釋放證書”回到了北京。
入獄前，白寶山是石景山區第一電碳廠的一名裝卸工。在工廠期間，因為他不愛說話，幾乎沒給人留下什麼印象。廠里民兵搞訓練，白寶山參加過一次實彈射擊，用五六式半自動步槍打靶，每人打三發子彈，他居然打了個優秀。那次之後，白寶山千方百計向親戚借到一支氣槍，下了班就背着槍到附近的林子裏去轉悠，打鳥。一年之後，他的槍法練得極准，１５到２０米內，槍響鳥落，彈無虛發。夜裏他不睡覺，用氣槍瞄着打老鼠，一槍能把跑着的小老鼠打死。
２３歲時白寶山結了婚。一年後，他得了一雙兒女，龍鳳胎。家庭生活的貧困，對白寶山的心靈產生了無法排除的負面影響。加上他的“蔫大膽”的性格，排斥外界的陰暗心理，以及周圍環境的影響，他開始了盜竊。
開始是小偷小摸，漸漸發展到偷人家院裏的自行車，勾結鄰居家的孩子，結夥入戶行竊，潛入工廠盜竊生產原料和成品……他心中的黑暗領地擴大了，但他“顧家”的意識並沒有泯滅。
１９８３年，他因盜竊了人家幾件衣服，就被判了四年徒刑。在服刑期間，被揭發出另一件事：他因喂鴿子，入院盜竊了人家一書包玉米，被人家發現，追出來，他用木棍打了對方頭部一下——結果，他因搶劫罪被加判了有期徒刑十年。這件事他始終裝在心裏，成為其報復社會的理由之一。
然而，他的歸來，也給家中帶來了許多麻煩。住房是首當其衝的問題。北辛安的兩間平房本來是他和妻子及一對雙胞胎兒女共同生活的家。他被判刑后，妻子又跟他離婚，帶着兩個孩子改嫁他人。現在大弟、弟媳和他們的女兒住在這裏。最初幾日，白寶山住在了母親家——北京模式口居民區的一處單元房。
白寶山打算做點小買賣，還打算學開車——但這都需要他先把戶口落下來。於是他在大弟的陪同下來到派出所。
見到負責戶籍工作的片警，白寶山呈上釋放證和有關材料。片警接過材料冷冷地說：“戶口馬上辦可辦不了，起碼要等半年。”白寶山口吃，一着急就更口吃，他結巴着頂撞了一句：“我有釋放證，為……為什麼還要再等半年？”片警聽着不舒服，慢悠悠地說：“你要是這樣講話，那就再等兩年。”
白寶山受到深深的刺激，在此之後，他一遍遍地跑派出所，開證明，沖洗照片，填寫表格。但事情果然像片警所說的一樣，被一次次地向後推延。白寶山的戶口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
在白寶山辦理戶口的一年半時間裏，白寶山作案十餘起，殺害１５人，而他的戶口批准日，恰好是白寶山最後一案，殺掉同夥的前一天。白寶山的戶口辦下來了，但距註銷它的日子也已經不遠了。
白寶山出獄時曾為自己設計了兩條道路，現在他認為第一條道路已被堵死，他只有第二條路可走。他要搶劫武器，在他仇恨的意識里，搶到武器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死那個片警。
不久之後，北京石景山模式口後邊的小山上，時常出現一個穿着綠軍服的高個子男人。他在山道上鍛煉跑步，並在一些軍事機關駐地的周圍潛伏下來，靜靜地觀察——他在小心翼翼地選擇着他的目標。
1996年３月３１日晚上，白寶山跳牆進入電廠，並沒想當天動手，他是來踩點的。但他遇到了好機會——值勤哨兵因身體不適，蹲在地上嘔吐。見此情況白寶山馬上從地上抄起一根粗鐵棍，惡狠狠打向哨兵。待哨兵昏過去后，白寶山迅速從他的懷裏抽走了“五六”式步槍，打開大鐵門上的側小門，跑出電廠。
搞到槍，白寶山反而冷靜下來。他想，殺掉那個片警，他的戶口問題也解決不了，還會暴露他自己，那就不如先干點別的。五六式步槍目標大，不好隱藏。他便在附近的山上挖了個洞，把步槍埋了起來。長槍攜帶不方便，白寶山打算利用長槍再搞短槍。
４月７日晚上他又襲擊了裝甲兵司令部留守處，開槍打傷了哨兵余啟明。但他不知道哨兵掛着的是空槍套，裏邊並沒有裝槍。
４月８日深夜，白寶山雇了一輛黑面的，企圖轉移槍支繼續作案。當面的駛到石景山高科技園區石興大廈附近的一個十字路口，突然遇上了防暴大隊的巡邏車。白寶山見勢不妙，跳車逃跑，並連開九槍，打傷了三名巡警。
這次遭遇戰後，白寶山停止了在石景山區再次作案的企圖，但他並沒放棄“搞短槍”的目標。白寶山二姐在房山縣某農場工作，他看望二姐的途中經過八一射擊場，偶然發現這裏的哨兵佩帶着短槍。４月２２日凌晨他再次行兇，打死了八一射擊場哨兵趙長文，搶走了手槍槍套和空彈夾。
白寶山連續作了四案，打死哨兵一人，打傷軍警人員六人，這是建國以來所沒有的大案。中央領導指示，要北京市公安局儘快破案。北京警方立即成立了以張良基局長親自挂帥的聯合專案組，全局各警種、各部門密切協作，投入了緊張的偵破工作。
據對“４·０７案”，“４·０８案”和“４·２２”案的現場勘察，警方確認歹徒有高超穩定的射擊技術，對軍用武器熟悉，從持槍和跳躍的姿勢上看，很像受過專門的軍事訓練，因此可能是受過警方打擊的累犯，可能有過服役史，或接受過軍事訓練，有接觸軍用武器的經歷，而且手段極其殘忍。
三次槍擊使用的均是五六式半自動步槍，與高井電廠被搶劫的槍支槍種相同。兩處現場的子彈，發射自同一支步槍。彈底標識均為７５－８１，從這點說明歹徒獲取子彈的途徑比較單一。
專案組在兵器部的幫助下，一批批地查找該批號子彈的生產日期和配備區域。終於查清了這批子彈的來龍去脈。這批子彈生產於文革後期，由河南某兵工廠製造，主要配備給南京軍區和蘭州軍區。南京軍區所配備的這批子彈沒有下發到部隊；而蘭州軍區的這批子彈主要分發給了新疆的阿克蘇、吐魯番、石河子、奎屯等地區。
專案組立即派人到新疆了解子彈管理情況，但因子彈數量過大，分佈面廣，且下發時間長，無法進一步劃定核查範圍。
同時，通過語言專家對黑面的司機所提供與歹徒對話情況的反覆分析，專家們認定，對方所操的是北京地方話而不是普通話。這有重大意義，由此可確定犯罪嫌疑人應該是北京市人，而不是外地人。
專案組認為，犯罪嫌疑人的活動範圍及居住地在石景山區之內（另一起案件發生在丰台西部，距石景山區並不遠，而且交通方便），其中“重中之重”，應該在３３７路汽車總站附近。專案組明確了偵查範圍，決定在３３７路汽車總站周圍五公里範圍內，挨門逐戶，進行地毯式排查。
然而，經過長時間的工作，並沒摸出有價值的偵查線索。
就在警方緊鑼密鼓地行動時，白寶山戛然停止了在北京的一切活動。他把目光轉向了外地。白寶山回想起小時候在徐水老家的情景，他記得村子附近就有一家兵工廠，文革期間造過槍。他決定到老家看看。
１９９６年７月，白寶山從北京木樨園長途汽車站乘車前往徐水。坐在疾馳的汽車上，白寶山回憶起了監獄的生活……
１９９１年，也就是在宣武區人民法院宣判加刑的五年之後，白寶山被遣送到大西北，在新疆石河子新安監獄服刑。大約在１９９２年間，白寶山接到當時僅十歲的女兒的一封來信，女兒在信中向他訴苦。白寶山讀完信后痛哭了一場，發誓要讓兩個孩子過上好日子。
於是，白寶山着手做着各項準備工作。他知道，要作大案，沒有文化知識是不行的。小時候他不肯讀書，進了監獄卻卧薪嘗膽，堅持把文化課學下來，達到了能讀書能看報的水平。
在白寶山“預想”的那些案件里，必須有武器。白寶山嚮往的不是普通的槍，而是火力猛、威力大又攜帶方便的槍種。還要有車，有高超的射擊技術和駕駛技術——這都是前期準備的“必要條件”。在監獄裏不可能搞到槍，也無法學習駕駛技術，但他可以學習槍械知識，還可以設法收集子彈。
新疆的勞改監獄，把犯人分為“收監犯”和“零星犯”兩部分。部分零星犯夜裏不收監，又叫外宿犯。他們有單獨與外界的農牧民接觸的機會。白寶山就是利用這個條件，趁機“買”到步槍子彈、機槍子彈和手槍子彈，並把它們藏匿起來。弄到子彈，只解決了他“預謀犯罪”構思中的一個環節，他還要熟悉槍械的性能和使用方法。
這一點上，他充分利用了服刑前曾在某軍事單位工作過的室友。據這位室友回憶，白寶山對各種型號的槍支都有着濃厚的興趣，“求知慾”極強。
白寶山在監獄裏的這些準備工作是在暗中進行的，他利用自己的不善言談，把自己偽裝起來。在一個時期內，他在監獄裏屢受好評。
１９９３年初，即白寶山來到大西北的第三年，經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八師（即石河子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他被減刑一年。
在獄中最讓白寶山感到解氣的就是神不知、鬼不覺地殺了兩個平時老欺負他的“惡人”。
１９９３年９月，與白寶山一起放牛的李寶玉突然失蹤了。獄方對李寶玉失蹤事件進行了調查，李寶玉並沒帶走任何東西，況且他還有一年就服刑期滿了，按照常理，犯人在這種時候沒有特殊理由，是不會逃跑的。雖然存在着許多疑點，因找不到其他證據，事情最終仍以李寶玉脫逃定案。
李寶玉因何失蹤，最清楚底細的人，莫過於白寶山。
大約在一周之前，李、白二人發生了爭吵。李寶玉打了白寶山一拳，白寶山沒有還手。李寶玉說：“是爺們兒你也犯把脾氣給咱瞧瞧，別凈給北京人丟臉。”白寶山說：“行，你等着，這幾天我就犯把脾氣給你看……”事情不了了之了。李寶玉認為白寶山不過是說說而已，他犯脾氣能犯到哪兒去？
白寶山第二天就着手準備。他一聲不吭，背着人在牛棚後邊挖了一個長寬各一米、深約兩米的土坑，然後，把２００元錢塞到牛棚的牆縫裏。
傅克軍放牛去了，白寶山來找李寶玉，說：“我的錢藏在牛棚里，摳不出來了。你幫幫我，弄出來我請客。”李寶玉認為這是白寶山在討好自己，就跟白寶山走進了牛棚。他問：“錢在哪兒？”白寶山指了指牆縫。李寶玉低頭往裏邊瞅，錢捲成一卷，果然在牆縫裏，用手指是摳不出來的。他找到半截細鐵絲，彎個鉤兒，貓腰幫着白寶山鉤錢。
這時白寶山站在他的身後，摸出事先準備好的鐵鎚子，對準李寶玉的後腦就是一下。李寶玉翻翻白眼，一聲不吭地栽倒在地。白寶山掄起鐵鎚，對準李寶玉的頭部連續又打了四五下。白寶山看李寶玉被打死了，就把他的屍體扛出牛棚，扔進他事先挖好的土坑裏。土坑邊上放着一把鐵杴，三下五除二，沒用半個小時就把李寶玉的屍體埋好了。
一切都收拾停當，白寶山坐在牛棚外曬太陽。
１９９４年３月２２日——距李寶玉失蹤僅半年，另一個與白寶山一起放牛的傅克軍再次失蹤。這次引起了中隊的警覺和重視。
當時在牛房放牛的共有四人，白寶山、傅克軍、秦百川和田守水（后兩人為化名），四人全是北京調犯。３月２０日晚上９點鐘，秦百川和田守水就回監號了——他倆不是外宿犯。當夜，在牛房住的只有白寶山和傅克軍兩個人。
２１日早晨，秦百川來牛房幹活，沒看見傅克軍。他問白寶山，白寶山說：“傅克軍去團場送牛奶了。”中午，傅克軍沒回來，但誰也沒意識到傅克軍會失蹤。這天白天，秦百川發現傅克軍的被子褥子枕頭都不見了，問白寶山。白寶山說：“傅克軍走時都帶走了。”秦百川起了疑心，他想，傅克軍去送牛奶，帶被子枕頭幹什麼？田守水也是一大早就過來的，他去打掃牛棚，發現牛棚已收拾乾淨，地上還灑了水。白天，監獄的焦中隊長過來一次，談今年承包的事。因傅克軍不在，田守水說：“等克軍回來，大家商量商量再定。”到了晚上８點，仍沒等到傅克軍。田守水、秦百川一同回了監號。
到了２２日晚上，白寶山才向中隊報告說：“傅克軍自２１日早晨外出，至今未歸。”晚上１１點，監獄的魏中隊長、焦中隊長帶領武警把白寶山、秦百川、田守水三人收監，說：“傅克軍跑了，中隊要對你們進行審查。”當晚，魏中隊長安排另一名姓唐的犯人住進牛房。夜裏，唐某躺在傅克軍的床上，翻來覆去睡不着，總覺得有什麼氣味刺激着他。他伸手在土牆上抹一把，覺得腥乎乎的，打開燈辨認一番，發現牆上有許多噴射狀的污點，像是血跡。再仔細檢查，在房子的頂棚上也發現了同樣的污點。他嚇壞了，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就向中隊做了報告。
事情上報到獄政科和１４２團場派出所，當天就對牛房進行了檢查，牆壁和頂棚上的點狀痕迹，經化驗確定是人血（其中夾雜着雞血），同時，在傅克軍的床鋪底下，找到未被帶走的７００元人民幣。有人反映，２１日清晨，看見白寶山在院裏燒棉被或大衣那樣的物品。此外，中隊在牛棚的頂棚上，搜出步槍子彈、機槍子彈和手槍子彈共９５發。
因出事當天只有白寶山與傅克軍兩人住在牛房，白寶山自然成了重點嫌疑對象。
獄政科王永康副科長提審白寶山，審訊工作持續了十幾天，白寶山態度死硬，只交代了藏匿９５發子彈的問題，拒不承認與傅克軍失蹤有任何瓜葛。勞改中隊和獄政科曾判斷傅克軍遇害，屍體可能用馬匹馱到周圍的荒野里掩埋掉了。他們在監獄周邊的可疑地段進行搜索，並動用了警犬，未能發現傅克軍的屍體。同時，據監獄的犯人反映，傅克軍跟白寶山的關係時好時壞，兩人也沒什麼深仇大恨，按說白寶山不會殺人。
事實上，傅克軍就是被白寶山殺害的，他採用了與殺李寶玉同樣的方法。３月２０日深夜，黑暗中白寶山爬了起來。傅克軍睡得爛熟，他微微地打着鼻鼾。白寶山低着頭看他一陣，慢慢地舉起了鐵榔頭，狠狠地砸在傅克軍的腦袋上。傅克軍長長地哼了一聲，就沒了氣息，那身死肉也松垮下來。掩埋傅克軍的屍坑已經挖好，打死傅克軍之後，白寶山拿着鐵鍬出去，又把土坑整理了一遍。再返回牛房，白寶山嚇了一跳。傅克軍又起來了，他一動不動地坐在木床上。但他反應遲鈍，兩眼直瞪瞪的，似乎想弄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白寶山的鐵榔頭又砸過去，因用力過猛，竟把半個榔頭砸進傅克軍的腦殼裏——這就是造成鮮血四濺的原因。傅克軍再次倒下，鮮血立刻染紅了他的被褥和枕頭。白寶山沒有開燈，他把傅克軍的屍體背出去，埋到坑裏——這個土坑是緊貼着牛棚的牆根挖下去的，距牆皮不到半米遠，挖了兩米深。處理了屍體他才覺得這事做得有漏洞，他弄出了血，傅克軍的被子、褥子、枕頭上到處都是血。他坐了一陣，便把染血的鋪蓋抱出去，點火焚燒了，用沙土把灰燼埋了起來。凌晨時分他又在牛棚周圍搞了衛生，灑上水——這就是後來田守水看到的情景。
這次，白寶山的疑點太多，但是，監獄方始終沒有尋找到傅克軍的屍體，無法確認他已經死亡。白寶山又態度死硬，拒不認賬。監獄方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無法給白寶山定罪。兩年過去了，傅克軍失蹤案只能作為“懸案”掛到一旁。
因傅克軍案，白寶山被單獨關押了１２５天，寫過保證書後，繼續回去放牛。１９９６年３月７日，他如期提前一年獲得釋放。３月１２日，白寶山回到北京。
白寶山前期收集的子彈被勞改中隊沒收了。在他重新獲得“自由”之後，利用惡劣天氣里附近牧民的羊群誤入監獄草場的機會，他把羊扣住，要挾對方。作為交換條件，他從牧民手中弄到了三包步槍子彈（７５發）和５０發手槍子彈。這一次，他把子彈埋在水渠附近。釋放后，他把子彈挖出，全部纏在身上，帶回了北京……
下午兩點，汽車到達徐水縣城。下車后白寶山漫無目標地亂走，出了縣城大約走了三四里地，白寶山發現一處兵營的哨兵身上背着摺疊式自動步槍。這讓他眼睛一亮，這種槍他沒見過，槍身較短，金屬槍托可以折起，攜帶方便。
一剎那間白寶山就做出了決定，要搶這裏哨兵的自動步槍。
從下午到晚上，白寶山都沒離開兵營左右，他選擇好了潛伏地點和射擊位置，確定了進入路線和退出路線。白寶山對地形有着驚人的記憶力，當他確信把一切都安排清楚了之後，於當天晚上返回了北京。
從第二天，北京就開始下雨，一連下了三天。白寶山覺得，他運送武器的時機來到了。但由於害怕長途汽車運長槍危險，白寶山就把半自動步槍用塑料布包好，綁在自行車大樑上，騎車先到良鄉鎮，在這裏搭上了去保定的汽車。為應付突發事件，他在槍里壓滿了子彈，其餘子彈全部用布帶子纏在身上。
到徐水后，他在靠近兵營的一家水泥管廠與果園的交匯處，挖了個坑，把包着塑料布的步槍埋藏起來，子彈埋在了另一個地方。
所有的準備工作都已經完成，兩天後白寶山再次來到徐水。白寶山先在街上吃了點東西，等着天色黑透后，到他的藏槍地點取了槍，坐在果園裏，先把槍擦拭一遍，子彈也一顆顆擦好，做這項工作他戴上了手套，避免在彈殼上留下指紋。他向槍膛里壓滿子彈，餘下的仍纏在身上。然後，他在夜幕的掩護下，按照看好的路線，悄悄進入距哨兵不到十米的預定射擊點，然後一動不動地伏在地上，在那裏整整趴了四個小時，直到午夜１２點半左右。
在哨位上值勤的哨兵一共三個人。他掐算好時間，知道下一班換崗的時間已經臨近。崗上的情況，一般是兩個哨兵站在外邊的崗台上，另一個哨兵站在大門口，崗台距大門有１５米。現在，那個哨兵出來了，也站到崗台前——他覺得，可以動手了。
白寶山先瞄準背槍的哨兵開了一槍，那個哨兵應聲倒地，不動了。他一轉槍口又朝背子彈袋的兵打了一槍，那個兵也不動了。他正要朝第三個兵射擊，發現那個兵已匍匐着進了大門，他瞄着那人連開三槍，均沒打中。
他快速從槐樹叢後邊出來，把自動步槍拿到手。這時兵營里的警報響了，但沒有人馬上出來。他背着兩支槍，貓着腰從原路跑回，沿預定路線向西跑過１０７國道。他經過一個加油站，天太黑，沒人注意他。再跑過鐵道——他的速度慢下來。然後，他沿鐵道朝徐水火車站方向走去。
天快亮的時候，他發現鐵路邊上有個廢棄的燒磚的土窯。他在窯地里挖了兩個坑，把兩支槍和子彈分別埋在這兩個坑裏，做上記號。然後他脫掉身上的綠軍衣和綠膠鞋，換上圓領衫，把鞋和衣服埋進一個爛泥塘。然後，他在露天的土窯里隱藏起來。早上８點，白寶山從舊磚窯里走出來，這時他已經煥然一新，圓領衫大褲衩，兩手空空，只拿着一個小包。他穿過鐵路，在公路上攔住一輛開往北京的長途車。
７月２８日下午，白寶山返回北京。
發案的當天，北京軍區保衛處就提出與北京併案的提議，他們十分熟悉北京幾起案件的案情，河北省公安廳與北京市公安局取得聯繫，送去了物證樣品。僅僅一天的時間，就把徐水襲擊哨兵搶劫槍支案與北京市發生的四案並在一起。案件的一致性是顯而易見的，均為一人單獨作案，犯罪嫌疑人有槍，作案手法相同，襲擊對象、作案目標一致；經技術鑒定，犯罪嫌疑人在徐水“７·２７”案件中所用的槍支，與北京“３·３１案”被搶槍支一致，與“４·０７案”、“４·０８案”、“４·２２案”中用的槍支為同一支步槍。
併案擴大了警方的視野，提供了更多的物證線索。犯罪嫌疑人在果園內軟土地上留下的腳印，進一步為警方提供了對犯罪嫌疑人的身高、年齡、體貌等方面進行模擬畫像的依據。
此時，白寶山仍覺得沒有短槍十分不便，恰巧他的同居女友謝宗芬說她姐夫在四川一家兵工廠工作，這立刻引起了白寶山的注意。他在徐水已經弄到了一支自動步槍，他還想再弄一支手槍——北京是不能再作案了，徐水近期也是不能去的，但他可以去四川。說不定，在四川他能達到這個目的。
但此行卻讓他大失所望，十天後，他和謝宗芬一道返回北京。
１９９６年８月２７日，白寶山和謝宗芬一起來到木樨園。謝宗芬要在這裏的批發市場進布，白寶山也恰好在這裏乘坐長途汽車去徐水。事先，白寶山並沒告訴謝宗芬，到了木樨園他才說要出門辦點事情，謝宗芬也要跟着去。白寶山想了想，去就去吧，路上有個女人，說不定還能掩護一下。
到了徐水，謝宗芬看到槍后，驟然害怕起來，勸白寶山把槍扔了，白寶山不同意。但因為沒有找到子彈，兩人當晚返回了北京。
夜裏，白寶山像講故事一樣，把他在北京連續犯的幾起案子以及在徐水開槍打死軍人的過程，一件件講給謝宗芬聽，謝宗芬聽着心裏害怕，始終沒有作聲。
三天後，白寶山獨自一人再下徐水。他不放心，惦記着那些沒找到的子彈。這次他沒告訴謝宗芬，單獨行動，只去了一天。來到舊窯前，果然不到半小時就找到了埋子彈的地點。然後白寶山把它們重新埋在鐵道旁，距上次埋槍的地方大約十米。下午，他坐長途車趕了回來。
拖了一星期，他對謝宗芬說：“子彈找到了，你跟我把槍和子彈取回來。”兩人下午出發，仍帶着上次購買的尼龍包。來到徐水，挖出槍支和子彈后，白寶山把“８１－１”式自動步槍裝進尼龍包，將那支他使用過的五六式步槍重新包好埋回原處，子彈則全部裹在身上——處理完畢之後，他讓謝宗芬在玉米地里掰了３０多穗青玉米，放在尼龍包上邊做掩護，兩人直奔徐水火車站。後半夜２點半，他們登上了一列開往北京的慢車。凌晨５點，他們在丰台火車站下車，坐３５４路市郊公共汽車回家。６點鐘來到母親家，白母出去晨練了，繼父值夜班還沒回來。白寶山把自動步槍取出來，獨自背到電碳廠三角牆外的山坡上，藏在挖好的那個土洞裏——這也是他從前藏五六式步槍的地方。
回北京后，白寶山腦子裏考慮最多的問題，就是要不要把謝宗芬除掉。白寶山認真地想過幾天之後，下了最後的決心。他在住所後邊的一個山頭上為謝宗芬挖好了屍坑，並準備了埋人用的鐵杴，這一切，就像他在新安監獄殺李寶玉、傅克軍所做的準備一樣。餘下的，就是何時動手、怎樣動手的問題了。但是，隨着實施的日子的臨近，他卻猶豫了。他不斷觀察謝宗芬，故意對她發脾氣，毫無理由便對她拳打腳踢。可是，謝宗芬不僅沒有被打跑，反而更加貼近他，處處小心翼翼，惟恐得罪他而使他不高興。白寶山在這個女人面前心軟了，他一次次地推遲“執行”的日期，後來乾脆放棄了這個念頭。
白寶山計劃的第一步“搞槍”成功后，下一步就是搶錢。對木樨園、河北辛集皮貨批發市場和石家莊“南三條”批發市場等地的踩點，讓白寶山大失所望。
１２月份，白寶山到德勝門閑逛，無意中發現了一個煙草批發市場。一連幾天，白寶山天天騎自行車過來，觀察煙市的生意和人員情況，選擇他的襲擊目標。
１２月１５日，天刮大風，氣溫急劇下降，白寶山一早就行動了。６點鐘，天蒙蒙亮，他先到山上取了槍，裝在一個特製的木盒子裏，再把木盒放到蛇皮袋中，把子彈壓滿——這是他的一貫做法。然後冒着嚴寒蹬車去德勝門，這一路整整騎了一個半小時。他把槍藏在德勝門外距煙市不遠的一條死胡同內，那地方有個工程垃圾的堆積場。他把自動步槍埋在牆根邊上，然後返回。
第二天，他照樣早６點起床，仍蹬自行車去德勝門。自行車放在方便的地方，徒步走進煙市。時間才７點半。他沒帶武器，穿一件墨綠色羽絨服，戴着淺灰色毛線帽。然而，那家天天火爆的批發戶今天沒有開業，老闆沒來，夥計們也沒來，那輛每天必到的送貨車更是不見蹤影。本來白寶山已計劃好，汽車一到他就動手。時間已經精確地計算過了，貨車停下，他蹬自行車取槍，趕回來時他們正好結賬算錢。槍是一定要開的，而且一定要打死人，不然沒有震懾力。開始白寶山還抱有希望，一上午的時間過去了，他必須另打主意了。臨近中午時，白寶山看見旁邊煙攤上有個年輕女人在收錢。他走得近些，用眼角瞄着那邊。這女人正跟一個男子交易，提着個手包，拉鏈打開着，裏邊有厚厚一沓人民幣，看上去有幾萬塊錢。那個男人又交給她１萬，她正低頭數錢。白寶山想，不能再拖延了，幾萬塊錢也不算少，就搶她吧。他迅速走進衚衕，騎自行車到垃圾堆積場取槍，又沿原路返回，整個過程僅用了十分鐘。白寶山把灰毛線帽拉下來，形成一個套筒子，只露出眼睛。然後大步走過去，用黑洞洞的槍口頂到她的前胸上。年輕女人下意識地把坤包抓緊，喊道：“有人搶錢啦！”她的聲音剛落，白寶山的槍就響了。年輕女人前胸一熱，便摔倒下去，裝錢的坤包掉在地上。白寶山把槍口朝天舉起，走了兩步——他並沒有跑。東邊的幾個男人喊：“殺人啦！”白寶山迅速把槍撩過去，看也沒看，“砰砰”又打了兩槍。東邊的街面上又躺下了兩名男子。
槍響之後人群立刻逃散了，白寶山的目的達到了，他飛快地鑽進衚衕，甩掉帽子，把它扔到房頂上。他把槍裝進袋子，把袋子掛到車把上，蹬自行車返回垃圾堆放場。他把包里的錢取出，用兩個膠袋裝好，埋在垃圾場一角，槍埋在另一角，裝槍的木盒子扔到一間破房的房頂上，搶來的坤包埋在第三處……然後，他像沒事人一樣，騎車去天匯市場為謝宗芬進了點襪子，順路捎帶回去。
兩天後，白寶山與謝宗芬一起去取出了贓款和步槍。回家后謝宗芬數了兩遍，一共是６５１７０元。白寶山從中拿出５０００元，遞給謝宗芬。此後白寶山再也沒在北京作案。白寶山在北京犯的搶劫案（以搶錢為目標的搶劫案）只此一起，說不清是出於他的狡猾，還是另有目的。搶了錢，白寶山還跟以前一樣，花錢靠謝宗芬，這筆錢他只動了一點點。母親每月給他１００元，他說不要了，花銷上仍然十分節儉。
１９９７年元旦過去，轉眼到了春節。白寶山說春節過後要帶謝宗芬去新疆，而且還騙家裏說是陪謝宗芬回四川了。
臨行之前，他挖出搶劫的贓款——這筆錢除了給謝宗芬５０００元，他基本沒動，並把其中的５萬元悄悄交給大弟保存。餘下的１萬元，白寶山帶在身上。白寶山提前把槍挖出來，帶回家中，藏在床下。走的那天，他把槍掛在身上，穿好外衣，招呼謝宗芬拿行李出發。
春節期間，旅客通過進站口，攜帶的行李包裹都要上Ｘ光檢測線，但身上是不檢查的。白寶山就是利用了這一點，把槍藏在羽絨服里，順利帶進了候車大廳。他讓謝宗芬從電動扶梯上二樓，他自己則拿着一個大提包，從側面的行人樓梯上二樓。走到樓梯的拐角，白寶山看周圍沒人，迅速把那支自動步槍從身上摘下裝進提包里。然後，他和謝宗芬在二樓會合，這時槍已安排妥當了。白寶山安全地把自動步槍和子彈帶到新疆，沒遇到任何麻煩。
白寶山和謝宗芬下了火車，沒在烏魯木齊停留，當天就坐班車到石河子，再從這裏倒車，來到緊靠烏蘭烏蘇鎮的１４３團場。當天晚上，兩人以謝宗芬的身份證登記，住在團場旅店。白寶山來１４３團的目標很明確，他在新疆勞改時，曾到１４３團“遊玩”過，知道這裏有個彈藥庫。根據他的印象，這座彈藥庫防備不嚴，子彈容易搞到手。
第二天清晨，謝宗芬仍在睡覺，白寶山已經出去勘查彈藥庫了。然而，當他走進那座昔日的彈藥庫時，卻愣在那裏。庫房已經搬遷，原址改成了民房。白寶山感到失望，返回旅館，他決定去１４７團場找他的獄友和鐵哥兒們吳子明。
吳子明小個子，大頭，尖下頜，有一雙不斷眨巴的大眼睛。吳子明管白寶山叫“山子”，白寶山直呼他子明。白寶山向吳子明介紹了謝宗芬。吳子明比白寶山年輕，他因盜竊罪被判刑。在眾多的犯人中，他最佩服的就是白寶山。因吳子明在班上（他在１５連當警衛），說話不方便，他就讓他們先去家裏，他下班就回來。
到了晚上，他問吳子明：“你在團里幹警衛，一年能拿多少工資？”吳子明說：“也就５０００塊吧。”白寶山說：“要是這樣，你不如跟我干。”吳子明問：“你打算干點什麼？”白寶山直截了當地說：“我想看看這裏的棉花款，值得的話，就干它一次。”他們的談話是不用講得太明白的，一碰就通，誰都知道干它一次是什麼意思。吳子明第二天就辭去了警衛工作，一心投靠白寶山。兩人每天都出去跑，以做棉花生意為名，“考察”周圍的棉花收購點和加工點。
不久謝宗芬在市場上結識了幾個四川老鄉，在場部南頭居民區找到一套空房子。謝宗芬打算租下來。白寶山跟她過去看房，他也覺得滿意。沒幾天，吳子明也隨着他們搬了過來，三人住在這邊。這套房子，後來成了白寶山、吳子明策劃犯罪活動的秘密據點。
通過對棉花點的觀察，白寶山和吳子明打算買輛摩托車，以方便行動。隨後他就給大弟寫了信，要大弟按照他給的地址寄1萬塊錢過來。在信中他囑咐大弟，千萬不要把他在新疆的事告訴別人。半個月後白寶山接到匯款，他和吳子明跑了趟石河子，花6000元買了輛嘉陵牌７０型摩托車，黑顏色的，以吳子明的名義在１４７團場交通隊上了牌照。有了摩托車，他們的活動半徑擴大了，活動效率也大大提高。然而，現在正是棉花收購的淡季，各棉花加工點上並沒有多少現金。
白寶山不得不推遲搶劫棉花款的計劃。
雖然吳子明一見面就表示要“死心塌地”地跟着他“干大事”，白寶山並沒過早把他攜帶槍支的情況告訴他。直到５月份，他才向吳子明透露了一些北京的事情，自動步槍也給吳子明看了。白寶山說：“咱們一起做事，一支槍是不夠用的，我們得想辦法再搞一支槍。”吳子明聽了，十分贊同。
６月５日，白寶山和吳子明坐班車來到奎屯市，準備搶劫市郊奎屯駐軍軍事培訓中心哨兵的“８１－１”式自動步槍。襲擊哨兵，白寶山在北京、河北已實施過多次。以前是他一個人作案，現在他有了同夥，可以做接應，但同時也需要他計劃得更周密，兩人誰也不能出差錯。
來到奎屯，時間還早。兩人在街上逛了一陣，在一家飯館裏吃過飯，大約晚上１０點鐘，兩人出來。白寶山準備好槍支，壓好彈藥，兩人一前一後向培訓中心移動。軍事培訓中心與奎屯紡織廠和熱電廠在同一條路上，因地點偏僻，路上行人稀少。晚上１１點鐘，他們來到駐軍培訓中心大牆外，白寶山讓吳子明在外面接應，他則攜帶着自動步槍翻牆入院，然後，藉著夜色的掩護，悄悄向大門哨兵迂迴靠近。這是他在北京作案的一個成熟經驗，從內部襲擊哨兵，能夠攻其不備，容易成功。可是這次很不湊巧，一個士兵忘記收取晾在繩子上的衣服，從宿舍里走出來。他看見一個黑影，手裏提着長包，正貓着腰，鬼鬼祟祟地貼着牆邊走。他大聲問：“喂，幹什麼的？”白寶山停了一下，立刻做出判斷：他被發現了，搶槍的事，肯定不能再進行了。他沒有答話，但也沒跑。他的自動步槍頂着火，對方赤手空拳，他並不在乎這個兵，快步朝大牆走過去。那個戰士追了兩步，喊：“站住，你給我站住！”白寶山不予理睬，走到牆邊，動作敏捷地一縱身跳了出去。裏邊的士兵沒再追，他認為這個進入兵營的人可能是想偷東西，把他嚇跑也就行了。回去之後，他把看到的情況向班長做了彙報。就當時的情況而言，誰也不會想到，這個翻牆者帶着自動步槍，他的目的是搶劫大門哨兵的槍支。由於沒發生直接衝突，兵營也沒丟失物品，事情也就過去了。白寶山的心情是緊張的，他來到牆外，與吳子明會合。他說：“快走，遇到人了。”兩人趁着夜幕掩護，疾步向南走，迅速離開軍事訓練中心。
大約走了兩三公里，他們來到奎屯郊外。這是一條石子路，前邊不遠處就是３１２國道(烏伊公路)。這時候前邊開來一輛吉普車。吉普車開到跟前，嘎吱一聲停住了。車上下來一名軍人——白寶山剛從軍營出來，因此把對方誤認為是軍人，其實這是兩位巡邏的警察。民警攔住他們，問：“你們是幹什麼的？”白寶山說：“我們是過路的，去烏伊公路。”民警說：“我們在執行任務，請你們把身份證拿出來，我們要檢查。”吳子明立刻走過去接受檢查，白寶山留在後邊。這時候白寶山還沒想開槍。他沒有身份證，但吳子明有，編個理由總是可以搪塞過去的。然而，民警檢查了證件，並沒放過他們，又說：“請把你的包打開。”這下白寶山覺得，無論如何是混不過去了。他來不及取槍，來不及丟掉包槍袋，隔着布袋就扣動了扳機。民警一見對方有槍，立刻一躍上車。吉普車本來也沒熄火，司機見自己人上來，一踩油門猛地就開走了。白寶山和吳子明見“軍人”開車跑了，也撒腿開溜。吉普車向北開去，兩人就貓着腰，朝東南方向跑。他們沒敢走公路，深一腳淺一腳地跑到戈壁灘上。
兩人先向東南，再折頭向東北，在荒無人煙的大戈壁中連續步行了２０多個小時。直到第二天下午，兩人才來到石河子下野地墾區的１４１團場，乘坐班車返回１４７團場住地。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他們沒敢再去奎屯。
從奎屯鎩羽歸來后，白寶山突然想起距他服刑的新安監獄較近的１４１團場有個軍械庫。當年白寶山服刑時，同監的一名犯人曾在１４１團軍械庫盜竊過武器。
為了確保實施無誤，他和吳子明多次騎摩托車到１４１團場踩點，摸清周圍環境及軍械庫的值班情況。白寶山跟吳子明商量，他主張把作案時間安排在白天，這主要是想利用白天倉庫無人值班的便利條件。關於採用哪種方式，白寶山認為，應準備專門工具，把大門撬開，這樣他們可進可退，打開裏邊的庫房大門可以採用同樣的方法。為此，兩人找到１４８團場的一家修造廠，請鍛工用六棱鋼打了兩把撬杠，一長一短，備用。如何對付院子裏的狗？按照白寶山的計劃，不開槍，可以用“魚鉤套狗法”把狗制服。具體方法是用一束魚鉤，綁上肉，狗一吞就會被魚鉤掛住，不敢亂叫，然後再想辦法把狗打死。其他一些細節，白寶山也都做了準備。
７月５日，白寶山、吳子明坐班車來到１４１團場。下午６點，按照預定計劃，兩人從樹林子裏出來，一前一後走向軍械庫，還是像以前一樣，白寶山拿着撬杠，動手撬門，吳子明在後邊的牆角上做掩護。十分不巧，有位老漢途經軍械庫到自家菜地去幹活，恰恰看到白寶山和吳子明。行動前遇到了人，打亂了白寶山的計劃，他必須加快行動的速度。他撬開鐵門，一進院子就端起了槍。他的槍法的確很好，兩條狗都被擊穿心臟，一條在院子裏斃命，一條死在值班室辦公桌下。白寶山、吳子明迅速撬開３號庫房的大門，進去查找一遍非常遺憾，庫房裏並沒有槍支彈藥。兩人出來，又撬開１號庫房，結果是空空如也。
這一次，白寶山又沒達到目的。
白寶山、吳子明返回他們的出發地——那片榆樹林，處理掉撬杠等作案工具后，兩人步行上路。仍然沒騎摩托車，也不能坐班車，雖然慢一些，但留下的線索少，遭追捕的機會也就少。然而，這樣卻辛苦得多，兩人整整走了一夜。凌晨４點左右，他們在路邊休息，遇到另一個走夜路的男人。不幸的是，白寶山背着槍，被那個走夜路的無辜者看到了，他頓時起了殺心。白寶山把槍摘下，貓着腰追了過去。白寶山沒追幾步就開了槍，對方應聲倒地。他走到跟前，又補了一槍，夜行者當即被打得腦殼開裂。白寶山檢查死者的衣兜，翻出他的身份證，然後和吳子明在戈壁上挖了個坑，把死者掩埋掉。
庫房被撬，狗被打死，但並沒丟失什麼東西——現場給人這樣一種感覺：作案人目標並不明確。
專案組人員分析案情時，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這是一起治安事件，不一定是刑事犯罪。當事人的目的可能是為了打狗吃肉，原準備用魚鉤套狗，后嫌麻煩，乾脆開槍把狗打死。第二種意見比較尖銳，即：對方是奔着武器彈藥而來，但他們並不知道軍械庫已經搬遷。這個判斷雖然沒有直接證據，但作為一種描畫和推理，在邏輯上比較清楚。
由於“７·５案件”的性質不好確定，那麼偵查手段和偵查範圍也就都不好確定。儘管如此，在石河子市公安局副局長周傳強的指揮下，調查工作以１４１團場為重點，擴大到周圍相連的幾個團場。調查對象，一是公開使用槍支的人；二是能接觸到社會上“黑槍”（文革期間散落到社會上的槍支及國外販賣入境的槍支）及有犯罪前科的人；三是身份複雜的人員。
技偵部門對現場子彈進行了鑒定，子彈彈底標誌為“７５－８１”，使用的槍種應該是五六式半自動或自動步槍。根據採集到的鞋印判斷，兩名當事人，一個身高在１７２～１７３米，另一個應在１７５米以上。
１０天過去了，未發現有價值的線索。
到新疆后的諸事不順正讓白寶山覺得來疆計劃實在是策劃不周時，謝宗芬突然給他提供了一個重大信息。原來謝宗芬的鄰居，也是四川人，他家的女兒在烏魯木齊市一個叫“邊疆賓館”的地方當翻譯，大約每周回家一次。謝宗芬串門時跟劉家女兒聊過閑天。劉家姑娘說：“邊疆賓館的生意可好做了，賺錢容易得很。”謝宗芬不大相信，劉家姑娘說：“你不信啊？你過去看看就知道了，那裏的人都是拿着提包麻袋裝人民幣的。”
這個消息讓白寶山精神大振，決定立即前去踩點。第二天一早，白寶山和謝宗芬兩人坐班車去了烏魯木齊。走到商貿城，謝宗芬要到交易市場裏邊看看。白寶山在外邊等她時，看到交易市場門口有很多人，手裏拿着各式各樣的包，鼓鼓囊囊的。有人打開，那裏邊裝的竟是一沓沓百元的人民幣，還有美金。白寶山心裏已有了不同於搶棉花款那樣的全新的打算，他必須再搞一支槍，而且是手槍。
回去后的當天晚上，他和吳子明詳細討論了如何搞手槍的事情。兩天後吳子明就為白寶山提供了一個對象，他名叫姜玉斌，家住在１４７團場，工作單位在５０公裡外的１４９團場，是１４９團場警務區的警長。兩人立刻着手，利用吳子明的弟弟吳子兵托姜玉斌幫他在１４９團場買羊的事為借口，對姜玉斌的值班宿舍進行了勘測。
白寶山改變了前幾次步行作案的方式，準備“搞”一輛摩托車。１９９７年７月２９日，吳子明以搭車為掩護在距１４７團場約１５公里處攔下了新疆瑪納斯縣新湖農場農民王吉平的摩托車。當王吉平把車停下后，白寶山突然竄出用自動步槍打倒了王吉平，並把王吉平的屍體抬進棉花地掩埋在不遠處的一個埋電線杆的土坑。由於土坑太淺，他們在地面上埋出一個土丘，王吉平的一隻腳還露在外邊。
然而，王吉平的屍體始終沒被發現。
８月７日晚上，姜玉斌和同伴時春勇在１４９團場農貿市場裏吃晚飯，然後抱着向別人借的放像機和三盤錄像帶回到警務區宿舍。兩人進屋說了會兒話，便一起看錄像，他倆誰也不會想到死神已靠近了他們。
時間大約是１２點半，白寶山推開值班室的門——門沒上鎖。他閃身進去，貼在火牆後面，舉槍就打。向左向右，先一邊打了一槍，衝進去，每人又補了一槍。前兩槍都打中了對方，時春勇當時就不動了，姜玉斌還在喘氣，補槍之後也不動了。他走到姜玉斌身邊，從他枕下抽出五四式手槍，轉身就朝外走。跟他進來的吳子明把電話線拔掉，沒動房間裏的其他東西。走到門口，白寶山見電視機開着，順手把電視機關上，但錄像機沒有關。從他們進去開槍把人打死，到取了手槍出來，前後沒超過一分鐘。離開一營營部，吳子明去取摩托車——摩托車藏在１００米開外的路邊上，吳子明和白寶山迅速離開了現場。
８月８日２０點５０分，石河子刑警大隊副大隊長慈新光接到市局１１０指揮中心電話，值班員報告說：“１４９團場一營警務區民警姜玉斌、治安員時春勇被人開槍打死，１４９團場請市公安局迅速派人到現場。”
兩名人民警察同時被殺害，這在石河子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在自治區也絕無僅有，案情迅速上報到兵團公安局和自治區公安廳，專案臨時指揮部迅速成立。
經過七天對２９５３人和２５條可疑線索的調查，案情沒有任何進展。
“８·８案件”發生時，人們並沒有馬上聯想到“７·５案件”——兩案不在同一檔次上，有很大的差別。然而，勘查和技術檢驗過程中，一個重要線索躍入技術人員的眼帘——“８·８案件”現場的彈殼與“７·５案件”現場的彈殼批號一致，都是７５－８１，這難道是巧合？技術人員連夜進行比對鑒定，並很快做出鑒定結論，證實兩案的子彈發自同一支步槍。這是個重大推進，這不僅解決了“７·５案件”的定性問題，同時也為“８·８案件”的偵查，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８月１４日，指揮部再次召開偵查會議，決定將“７·５襲擊１４１團場原軍械庫案”與“８·８殺害民警搶劫槍支案”併案偵查。指揮部把下屬工作部門重新調整為五個大組：技術組、調查組、查槍取樣組、摸排組和材料組。
８月１６日，１４７團場第一中學臨時工李華在打掃教學大樓後邊的垃圾池時，撿到一個綠色塑料本，發現是姜玉斌的民警值勤證，上邊貼有姜玉斌的照片。李華馬上就把姜玉斌的值勤證交到１４７團場派出所，指揮部得到報告后立刻派人對姜玉斌的妻子牛曉紅進行調查。牛曉紅說，姜玉斌沒有把值勤證帶回家的習慣。而且姜玉斌上班或回家時並不經過一中門口，他不可能把值勤證丟在那個地方，他的值勤證更不會出現在教學樓後邊的垃圾池裏。
根據上述情況，警方將１４７團場列入偵查重點。
正當自治區警方對“7·5案件”、“8·8案件”展開更嚴密的調查之時，白寶山、吳子明已於8月14日乘長途車來到烏魯木齊。按慣例白寶山預先在與邊疆賓館相鄰的新疆大學校園內選好一處秘密地點，並於當天挖好埋槍埋錢的土坑。挖坑的地方距邊疆賓館后圍牆約７００米，少有人跡。白寶山把地點選在樹林內，挖好后，白寶山在附近的樹枝上綁了個布條做記號。當晚，兩人返回石河子１４７團場。
８月１８日，白寶山和吳子明攜帶着81-1式自動步槍和五四式手槍，再次來到邊疆賓館。此時因已臨近“烏魯木齊對外經濟貿易洽談會”開幕的日期，邊疆賓館顯得格外熱鬧。當天因為白寶山和吳子明到達的時間太晚，邊疆賓館快要打烊了，所以他們沒有遇到“大魚”。藏好槍支之後，兩人用吳子明的身份證登記，住進附近的鐵路醫院招待所。
8月19日早晨，邊疆賓館還沒開門，白寶山和吳子明就來到這裏。他們先挖出槍，壓滿子彈。然後白寶山把自動步槍放進提包內，手槍揣進衣兜里。兩人退到邊疆賓館入口處，等待機會。大約過了20分鐘，一老一少兩個人提着包，走到俄式餐廳附近，在一根電線杆子底下蹲下來。他們放下提包，旁若無人地數錢。年長些的帶一個紅色背包，裏邊裝着約50萬元現金；年輕人提着藍包，比紅包略大，看樣子裏邊有70～80萬元現金。
白寶山把槍提在手裏走過去，在距年長者僅一米遠的地方，對準他的後背開了第一槍。老人當場便被打死了。吳子明跟着也開了一槍，但子彈卡了殼，沒打響。年輕人立刻提起藍包，朝邊疆賓館裏邊跑去。白寶山邊追，邊連放兩槍打倒了賓館保安小丁。吳子明則把老者裝錢的紅包背在身上。
最終白寶山把背藍包的青年打死在東樓前的汽車夾縫裏，並把那個裝有80萬元人民幣的藍格包背在肩上，右手持槍，轉身朝回走，從早已看好的一個牆豁口逃入新疆大學的那片樹林。白寶山把兩個裝錢的提包及作案時穿的衣服全部埋進坑內，帶着槍離開樹林，在一個堆放雜品的夾道內，把槍埋起來。然後，來到大街上，沿三屯碑路逃竄。
從白寶山打了第一槍到他來到小樹林止，一共走了905米，用時20分鐘，先後共開了14槍，打死7人，打傷5人，搶劫人民幣約130萬元。
邊疆賓館搶劫得手后，白寶山、吳子明迅速返回１４７團場。按照白寶山的計劃，這筆錢目前不能動，至少要放到一個月後再去拿，否則，他們將很危險，但吳子明不這樣想。從８月１９日回到石河子，吳子明天天催問白寶山，什麼時候去烏魯木齊取款？這讓白寶山覺得吳子明的貪財和短視，萌生了除掉吳子明的想法。
於是白寶山不動聲色地對吳子明說：“我同意過幾天去取錢。不過，咱們兩個無論如何也不能分開，咱們分開了，誰也做不成事情。”吳子明對他的話將信將疑。
８月２２日，白寶山和吳子明冒險跑了趟烏魯木齊。路上他們看到了，過呼圖壁，過昌吉市，進烏魯木齊，沿路都有路卡。警察盤查得很嚴，旅客攜帶的所有包裹都要打開，他們根本就沒辦法把那麼多的錢帶回石河子。兩人找到埋槍的地方，白寶山把手槍挖出來，別在身上。長槍沒動，長槍同樣無法攜帶，然後他們原路返回了１４７團場。這次出門，吳子明也沒別的話好說，他同意了白寶山的方案：他只能跟着他們去北京，只有這樣才能把錢帶出烏市。
第二天他們就開始做離開新疆的準備。白寶山提出：“走前，想到天池玩兩天。”這時吳子明對白寶山有了警覺，他向弟弟表示：他要是一個月不回來，可能就不在人世了。並留了後手——把白寶山、謝宗芬的家庭地址寫下來，交給他父親。
８月２５日，白寶山、吳子明、謝宗芬早上６點悄悄起身上路。事先，白寶山帶好一把鎚子，買了一小瓶二鍋頭，把酒倒掉，裝上汽油。第二天三人來到天池風景區。
三人在湖邊轉了一會兒，沒有坐遊船，謝宗芬就鬧着要看雪山。吳子明興緻很好，爬山的主意又是謝宗芬提出來的，他首先表示贊同。白寶山卻不動聲色，陰沉着臉跟在他們後邊。向上爬了近兩個小時，三人經過大鍋底坑，再向上攀登，爬到馬牙山的半山腰上。白寶山說：“太累了，大夥歇一會吧。”說著他先坐在一塊大石頭上。吳子明也坐下，喝了點水，觀賞着周圍的風景。
這時白寶山突然站起來，悄悄拿出一把鐵鎚子，趁吳子明不備，照着吳子明的後腦惡狠狠地砸了下去。吳子明嚇壞了，他驚叫着連滾帶爬朝山下奔去。白寶山在身後緊追。無奈吳子明不擇道路地拚命奔跑，眼看就追不上了。白寶山不得已掏出槍來，邊追邊開槍射擊。吳子明栽倒下去，他栽倒的地方恰在大鍋底坑山窪處的草叢裏。那地方在謝宗芬待的山坡上已經看不到了。白寶山仍怕吳子明不死，又用鐵鎚朝吳子明的頭部猛砸一陣，直到把顱骨打得塌陷下去才停手。
大約四到五分鐘，白寶山拿着吳子明的軍用挎包、匕首和他殺害吳子明的鐵鎚，到山上拿出了裝汽油的小酒瓶。隨後白寶山返回到吳子明屍體旁，把吳子明的身份證翻出來，把手錶擼下來，然後把汽油倒在吳子明的臉和上半身上，用打火機點着了。白寶山直到看着吳子明的臉碳化了，牙齒露出，這才離開。他把吳子明的身份證等物埋在另一個地方。
一切都處理完后，白寶山挾着嚇癱了的謝宗芬沿另一條路下山。
回到烏魯木齊，他們用謝宗芬的身份證在一家鐵路旅店住下。白寶山帶謝宗芬先到火車站，花高價買好了第二天去北京的卧鋪票。
第二天早晨，兩人先去新疆大學挖出埋在那裏的１3０萬元錢，隨後又到埋槍的地方，把槍的部件拆散，分別埋在一處放廢料和保溫磚的狹窄的夾道內。
上午11點左右，白寶山帶着謝宗芬攜巨款返回他們租住的鐵路旅館510房間。白寶山拿出事先買好的兩件軍用馬甲，他讓謝宗芬把馬甲拆開，把錢一捆捆縫進馬甲里，然後每人一件穿在身上。時間已經差不多了，白寶山把短槍里的子彈壓滿，餘下的子彈裹在身上。因為前一天買票時白寶山已經觀察過，火車站氣氛雖然緊張，對過往旅客仍然是只查行李不查人。只要他和謝宗芬神態從容，不露出破綻，混過檢查關應該是沒問題的。
兩人提上行李，穿着裝滿鈔票的馬甲，打出租車來到火車站。這正是剪票的高峰期，兩人混在人群中，毫不起眼，行李是沒毛病的，順利通過了檢驗線，然後，兩人剪票上車。列車啟動，白寶山仍沒放鬆警惕，直到火車開過哈密，駛出了新疆，白寶山才真正放下心來。
8月31日，白寶山、謝宗芬回到北京模式口的母親家。白寶山向母親要了一個帶鎖的抽屜，把錢和槍都鎖進了抽屜里。他從這筆錢里先後拿出8%（１１萬）交給謝宗芬，並讓謝宗芬回四川老家避風。
謝宗芬走後，白寶山立即後悔了。畢竟這個女人知道的東西太多了，稍有閃失就會把他牽扯進去。他決定，等謝宗芬回來，他決不能手軟，一定要把她殺掉。
9月2日，白寶山送走謝宗芬，然後出去釣了一天魚。轉天，到北辛安收拾了一天房子。想到母親這一輩子不容易，白寶山悄悄塞給母親一萬塊錢，說是在新疆做生意賺的。知兒莫如母，老人把這筆錢原封不動地裝在一隻粉色的襪子裏。白寶山被捕，公安局的人來搜查的時候，老人又原封不動地把它交給了警察。
邊疆賓館發生了特大持槍搶劫案的消息震驚了各級公安機關，警方迅速趕赴現場。
中午2點，烏魯木齊市公安局召開緊急偵查會議，認為“8·19案”與石河子兩案在時間順序上有連貫性和因果聯繫；“8·19案”反映作案分子是兩個人，石河子兩案反映的作案分子也是兩個人；使用的武器一致，石河子兩案是用一支長槍搶劫了一支短槍，“8·19案”一長一短兩支槍都出現了。同時對現場彈殼的技術鑒定結果表明與石河子案發現場的彈殼的所有技術特徵完全一致，“8·19案件”犯罪分子使用的槍支與石河子兩案使用的槍支為同一支步槍。他們當即做出烏魯木齊邊疆賓館搶劫殺人案與石河子兩案併案偵查的決定。
8月２１日上午案情有了進展。石河子警方在對“8·19案”發現場所提取的包槍袋的調查中發現重要線索。據147團場的鞋匠劉兵介紹，大約在5～6月間的一天下午6點左右，有兩個男人騎一輛摩托車來縫製袋子。此二人的情況與警方所掌握的案犯材料極其吻合，但也有兩點缺憾：第一、劉兵原是147團場職工，認識吳子明全家，惟獨不認識吳子明。第二、劉兵智力上有些問題。他十分肯定地說：“講本地話的是大個子；那個小個子說話好聽，是河北、東北那邊的人。”這與警方掌握的情況正好相反。因為劉兵與犯罪嫌疑人接觸的時間最長，他提供的線索應有較高的可信度，這曾給警方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麻煩。
但無論如何，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在147團場附近，這一結論是清晰的。1997年8月22日，石河子市公安局根據自治區公安廳的指示，調整偵查力量，把偵查工作的重點放在147團場。
新疆案件與北京的“3·31系列襲軍襲警案”，無論在襲擊對象、作案方式上都有很大不同，與北京“12·16案”雖同屬在市場上持槍殺人搶劫，但也有很大差別。作案地點橫跨3000公里，而且，北京“12·16案”的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是81－1式自動步槍，當時新疆在給公安部的電報中認定是五六式自動步槍。儘管如此，公安部五局出於對首都治安的考慮，也出於對案情的敏感，仍然提出了串併案的要求。兩地案件串並的關鍵環節首先是對槍種的確定。
經過技術部門詳細的比對和槍彈專家準確的鑒定，得出結論，槍種不是五六式自動步槍，是81－1式自動步槍。根據這一物證，完全可以將發生在新疆、北京和河北徐水三地的案件串聯起來。
不久，一條重要線索進入了警方視線。
武警六支隊支隊長廉常保反映了一個情況：六支隊有個複員的武警戰士說，今年７月，有個他看押過的犯人找他要過子彈。這人是個已釋放的北京調犯，要子彈回去打野豬，戰士沒給他。
辦案人員立刻感到，對上了——北京調犯，已釋放，又返回新疆，要子彈打野豬？北京哪兒來的野豬？辦案人員馬上派人對此事進行了核查。９月４日，偵查員找到反映情況的退役武警劉保富。
劉保富回憶說：“今年７月有兩個我看押過的犯人來找過我。一個叫白寶山，另一個我不記得叫什麼名字了，是一個朋友告訴他們我家的地址的。白寶山找我要子彈，說是要回去打野豬。北京那邊哪有野豬？我沒給他。”
偵查員很快找到了劉保富提到的那個朋友，那人反映：“今年７月，跟我一起在新安監獄服刑的白寶山、吳子明來找我，問我劉保富的地址，我告訴了他們。白寶山是北京人，吳子明是１４７團場的人。”
偵查員馬上開車來到石河子監獄管理局，調白寶山和吳子明的檔案材料。白寶山的履歷表上寫着，身高１.８０米，北京石景山人。北京石景山——這跟北京的案子聯繫起來了。吳子明的檔案不在監獄管理局。偵查員當天下午就來到１４７團場派出所，想通過戶籍卡了解吳子明的住處，不想在這裏遇到了莫索灣公安局的探長魏江年。
魏江年了解到吳子明家開春時曾來了兩個北京人，一男一女。男的曾與吳子明一起服過刑，來這裏做生意。
９月３日上午，魏江年決定帶上8月31日下午在天池附近發現的屍體照片，讓吳子明的堂弟和吳父辨認一下。
１９９７年９月５日上午，魏江年等人在市場上找到吳子明的弟弟吳子兵。魏江年和吳子兵漫無邊際地聊天。一來二去，吳子兵打開了話匣子，他對魏江年說：“我哥（吳子明）走了，沒說上哪兒，也沒帶什麼衣服。”說話間，已流露出傷感情緒。魏江年看條件成熟了，把天池無名屍照片拿給他看，一邊觀察他的表情。吳子兵默默地看了一陣，漸漸地，眼淚流了出來，身子一軟，坐了下去。吳子兵抬頭看看魏江年，說：“這個人就是吳子明。”接着吳子兵說：“他家裏有個藍皮筆記本，那裏邊有他們的地址……”
魏江年等人立刻來到吳子明家。魏江年說明來意，把屍體照片拿給吳子明的父親。吳父戴上老花鏡看了好一陣，眼淚在眼眶裏打轉。老人把筆記本找出來交給魏江年。魏江年翻到中間一頁——上邊歪歪扭扭地寫着兩行字，正是白寶山和謝宗芬在北京和四川的住址。隨後他們來到白寶山、謝宗芬、吳子明合租的房子。魏江年等人謹慎地提取了一塊舊帆布（與提槍袋的背帶材質相同），提取了室內留下的水杯以及玫瑰酒瓶子等２０餘件物品，以備查房屋居住人的指紋，然後他們封閉了那套住房。這時，他們才打電話向指揮部報告。
案犯已經基本確定了。
警方宣佈：白寶山、吳子明上升為“９７系列槍案”的１號線索，稱為“９·５專線”。目前的任務是：調動所有警力，圍繞“９·５專線”全力展開工作。
對犯罪嫌疑人白寶山、謝宗芬立即進行佈控、緝捕，要儘快找到白寶山、謝宗芬的近期照片。烏魯木齊要對公路、鐵路、航班進行嚴密控制。同時，向北京方面發出協查通報，如果白寶山返回北京，請北京方面配合，適時予以抓捕。請公安部協調四川省公安廳，如果謝宗芬未返北京而回四川，請四川省廳協助緝捕謝宗芬……
新疆方面的偵查工作取得突破性進展，白寶山被定為重大犯罪嫌疑人，此線索被新疆警方以石河子刑警大隊的名義電告了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局接到新疆方面提供的線索，立即行動起來。北京市公安局專案組負責人傅政華通知石景山分局刑警隊，根據新疆提供的線索，馬上出動，迅速緝捕白寶山。
石景山刑警隊先與派出所聯繫，摸清外圍情況，得知白寶山的戶口剛剛批下來，還未最後辦理。片警做過訪問，對白寶山家比較熟悉，提供了白寶山在北辛安和模式口兩處居住地的地址。北京方面的偵查員決定以白寶山的戶口問題為契機，把他帶到派出所，再適時予以逮捕。
晚上7點，刑警大隊和派出所民警一行四人來到北辛安白寶山的住所。白寶山不在，他們又來到模式口白寶山母親家，敲開了房門。開門的正是白寶山，顯然他毫無防備。片警說：“你的戶口市局批下來了，是8月25日批的，你跟我們去趟派出所，把表格填一下。”白寶山是個聰明人，一看來了四位警察，立刻明白了這是怎麼回事。白寶山說：“好吧，你們等我穿件衣服。”說著，他轉身走過去，要拉櫃門。槍就放在柜子的抽屜里，子彈頂着火。這個時候，白母推門走了進來，白寶山迅速放棄了反抗的念頭。他穿好衣服，對母親說：“沒什麼事兒，我的戶口批下來了，民警同志要我跟他們去辦戶口，完事就回來。”然後，他跟警察出去，上了車。
在當晚的問訊中，白寶山態度十分頑固。
9月6日北京警方凌晨對白寶山的兩處住所進行了公開搜查。在模式口白寶山住處的衣櫃抽屜內，搜出五四式手槍1支，槍號為6538589，正是石河子被害民警姜玉斌被搶劫的槍支，搜出現金人民幣113萬元。
至此，主要贓證到手，白寶山再百般抵賴也已毫無意義了。
9月6日早晨，白寶山便開始交代自己的罪行，包括每一樁案件的作案時間、地點、過程；包括殺人地點、埋人地點、埋槍地點的位置和周圍的地貌特徵。他的確不需要思考，他所做的15起案件，包括警方未掌握的五起，每一處細節他都記得非常清楚。
9月2日下午2點50分，謝宗芬上了飛機——這是她第一次坐飛機，所有的感覺都是新鮮的。當天晚上，她已經乘坐汽車回到自己家裏。她發了財——這次回來，衣服講究了，戴着金項鏈金耳環，給丈夫、女兒、父母都買了禮物，一家人見面都喜氣洋洋的。
9月3日，謝宗芬就開始還賬。第二天，她帶着家人出去購物，大包小包提回來一大堆。她回家僅兩天，手裏的錢就花出去3萬多，還剩下77000元。
９月６日下午，謝宗芬在家裏吃飯，門外來了幾名筠連縣公安局的人。公安局的人問：“你是謝宗芬嗎？”謝宗芬說：“是我啊。”她還沒弄明白怎麼回事，一副冰冷的手銬已經銬在她的手上了。謝宗芬在老家風光了三天，就進了牢房。謝宗芬被抓起來，這個蠢女人仍不敢說出白寶山的實情。其實她真應該感謝公安局，她被抓獲，結束了她參與白寶山犯罪的醜惡歷史，卻保住了她行將消失的生命。對她來說，坐幾年牢房總比長眠于山間樹陰下的土坑裏好，這是她天大的幸事。
在審訊中，謝宗芬承認她認識白寶山，承認她和白寶山的關係，也承認她跟着白寶山去了新疆，但她隱瞞了白寶山的所有罪行。她說，她和白寶山去新疆是做棉花生意的，開始時住在147團場吳子明家，後來她租了劉秀芬的房子。生意沒做成，打算下半年再去。由於她鬧着要走，他們就回來了。先到北京，她又單身回到四川。公安人員問她白寶山在新疆都幹了什麼，她說白寶山在新疆和吳子明來往頻繁，兩人買了摩托車，天天早出晚歸，有時整夜不回來，他們幹什麼自己不知道。公安人員問，你沒問過他們嗎？謝宗芬說：“我問過白寶山，白寶山打了我一巴掌，說不該我問的就不要問。”筠連縣公安局從謝宗芬家搜出７７０００元贓款，謝宗芬說，這是她從北京回來時白寶山留給她做生意的錢。謝宗芬避重就輕，１１萬元也被說成了８萬元，她謊稱自己只花了２０００塊錢。
９月７日，北京市公安局趙斌、宋樹勇飛抵四川，當天在筠連縣看守所提審了謝宗芬。這一次，謝宗芬才明白白寶山已經在北京被捕，在強大的壓力下（或許是她在精神上解除了白寶山的壓力），她交代了全部事實，包括徐水取槍，包括德勝門取錢，包括在天池山上殺害吳子明以及自烏魯木齊攜槍攜錢返回北京的詳細經過。白寶山給她的１１萬元贓款也未再隱瞞了。
９月９日，謝宗芬被押解到北京。
至此，驚動了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震動了北京、河北、新疆的“京、冀、新系列槍案”的主要案犯已全部落網。
１９９８年４月，一聲清脆的槍聲結束了白寶山罪惡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