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為文學做間諜

上教會女子寄宿學校時，於堇報的名就是JeanHubert.註定是天意，他的姓Hubert來自他的法國父親，法文念成“於培爾”，他的中文名字就叫於培福――命中注定跟於堇同姓。但是他從來不想讓於堇叫他父親。從婚姻失敗后，他對女人就失去了興趣，對家庭也抱同樣態度，早就打算做一輩子單身漢，根本沒有想到一個孩子會冒然進入自己的生活。妻子的不幸流產，使他認為自己沒有資格做一個父親。

不過，一個天性聰明的孩子，什麼都記得清楚，又什麼都情願忘掉，幾乎過早地進入成人心態。她沒有和他提過一次自己的父母或家裏的事，這令他敬畏。於堇完全記得自己的身世，不過不管是在表裏還是心裏，都是把他當惟一信賴的人，他們喜歡彼此只叫小名“Jean”和“Fred”。

隨着時間一年年過去，孩子好像見風就長。他越來越喜愛這孩子，而且發現自己對孩子很有耐心。他仍住在原來的一幢房子裏，屋頂陽台上放了許多花盆，由於堇挑選的花，她喜歡一片色一種花，比如蘭花和茉莉，一式白潔清香，但是玫瑰和菊花卻總是嫩黃，像一片錦繡。

先前，他半心半意地開這家舊書店，只是為了消磨時光，免於陷入病態悲觀。於堇上學后，就不得不一本正經地做起這生意，要從中賺出於堇昂貴的學費來。虧得店面就在四馬路熱鬧之處一條街口，他的家在店面樓上，附近還有一些報館書店。他稍稍注意一點生意經，打了幾次廣告，居然也成為上海書業的一個特色店。他認識了不少中國知識分子，以及住在上海的西方讀者。

於堇畢業後到了聯華歌舞演藝學校，做了職業演員。休伯特感覺於堇遠了。於堇成名后，他自己的生活卻朝相反的方向變化，變得更加深藏，他覺得生命再次變得空空落落。他預感到危機來臨，卻不知道如何救出自己。

那是在1935年的春天，他得了憂鬱症，一個經常來跑舊書定新書、也經常賣書給他的美國領事館職員，約他到霞飛路的羅宋麵包房吃個便飯聊聊天。

夕照西斜，他們按約定時間走進餐館，選了一個僻靜的桌子坐下。玻璃杯放得很講究，鋪了一淺一深的兩條綠色餐巾。

那是上海一二八抗戰之後，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亞，而希特拉納粹黨勢力正在德國興起。談到了彙集在上海的各國僑民，談到墨索里尼的女婿齊亞諾在上海的活動。那人放下煙斗，鄭重其事地問他：“世界在碎裂，魔鬼在肆虐，你還能只管舊書嗎？”“只有書才能給我們保存一點文化。”休伯特還是那句老話。這餐館居然演奏爵士樂，而且很地道，佈置也舒適，老闆做事認真，俄國女招待熱情備至，他喜歡這種氣氛。

“那麼，親愛的弗雷德，為了世界文明，能不能為我們注意收集一下日軍的動向？”他驚呆了。他一直有個感覺，這個小職員似乎太聰明了一些，原來這人是個間諜，沒準比美國駐上海領事地位都重要。看來此人注意他已經很久了，對他的家庭背景了解得透澈。

甚至比他自己還清楚：比如休伯特的父親十年前在河邊滑了一跤中風去世，母親三年後在當地醫院住了半年，思念丈夫成疾而亡。只有一個表姐在俄亥俄，大他兩歲，是個老姑娘。他什麼時候從美國到牛津大學，上的是什麼學院得過什麼獎，修過那些科目，學了幾門外語，此人如數家珍，瞭若指掌。他們認為他天生的注意細節，他的脾性，低姿態，他的職業，包括他未老先衰的外貌，都是最佳間諜人選。

“想知道你離婚的英國妻子，後來嫁到何處嗎？”“我不想知道。”休伯特臉色都白了，說實話，那個女人長相，他都忘乾淨了，但是很多事卻比她的模樣難忘。

那人看看他，就轉過話頭：“當然我們也知道你的明星女兒對你如何重要。”“她不是我的女兒！”休伯特臉色更白了，心跳加快，說話的聲音都變了。

那人似乎沒有聽到他的抗議，繼續說下去：“為了你所愛的人，你不能再置身事外！”休伯特沉默了，這個傢伙知道他的弱點。

那正是於堇去當電影演員，很快走紅之際，也是她剛開始交男朋友的時候，他心裏擔心之極。於堇從小到大都很少住在和舊書店幾乎連在一起的“家”里，周末回家，像是兩人的節日。連親密的朋友都不知道於堇和他的關係，在學校在劇團電影廠，於堇一直自稱是孤兒出身。

“這個特務惡棍！”休伯特不高興地想。他不喜歡別人打聽他的私隱，當然他也不喜歡做專事偷窺的間諜。他想馬上站起，離席而去。

但立馬錶示憤怒，不是他的習慣。女招待殷勤地上着羅宋湯炸豬排、土豆紅腸色拉。又端來烘烤熱乎乎的麵包。她漂亮的手斟了紅葡萄酒。對方向他舉杯。他推說，身體不舒服，不能喝酒。

對方覺察出他的神情，忽然就換了個題目，提起一個無藉藉之名的捷克德語作家卡夫卡的小說，彷彿是投休伯特所好，不過果然讓他高興：幾乎沒有人欣賞這個奇怪的作家。

休伯特笑了。卡夫卡的第一本書，對了，就是《觀察》出版社用一種非同尋常的大號字體排的那個版本，類似古代的感恩刻板，只有九十九頁，僅僅印刷了八百本，今天已經罕見這個珍本。小職員說，他也有這本書，十一年前，也就是1924年，卡夫卡病逝在維也納基爾靈療養院，他當時調去維也納任職，本想見一見這個怪人，結果，他打聽到的是卡夫卡的死訊，成了一生遺憾。但是他讀過他的手稿，印象很深。

小職員和休伯特就卡夫卡死後被發表出來的小說是否忠實於原著，爭執起來，各不相讓。他們那天就沒有重新回到參與諜報工作的題目上來，喝完了咖啡也未提半個字。

只有在最後道別時，對方說：“親愛的弗雷德，我等你仔細考慮的答覆，需要等多少天就等多少天。”對此，休伯特無法不點頭。他其實只想了三天，就同意參加工作。他想到的是卡夫卡那樣猶太人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