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雍正十三年

雍正元年，清世宗胤禛登基沒幾日，連發多道聖諭，諄諄告誡各級官員。雍正皇帝發給知州、知縣的諭示中，專門警告官員，不得“或借刻以為清，或恃才而多事。”所謂借刻以為清，就是把苛刻嚴酷當清廉，或自以為清廉便為官兇殘。所謂恃才而多事，就是自以為才能卓越，便政事頻出，勞民傷財。雍正皇帝看穿了某些“清官”、“能官”的面目，可見是個明白君主。

坊間傳說雍正皇帝苛酷，亦是不爭之史實。他對骨肉兄弟之殘忍，對功勛大臣之無情，都是有史可考的。但他也有仁慈的時候，行事法度嚴謹。比如，雍正元年正月初二，這位皇帝命戶部嚴查恩賞老人之銀兩，不許絲毫侵扣。老人年九十以上者，州縣不時存問，或鰥寡無子及子孫不能養贍者，設法恤養。又如元年初，朝廷於京城煮粥賑饑，來京就食的窮人很多，雍正皇帝命煮粥期限延長，每日增撥銀錢和糧食。直隸、山東、河南藉的饑民距京城較近，朝廷發給銀錢勸遣他們回家。官府把事情也做得很細，查明直隸等近京三省入京饑民共一千二百九十六名。

山西、陝西有所謂“樂藉”，其狀甚為悲苦。因明初永樂起兵，有民眾未肯附順，明成祖遂將他們的子女發入教坊，編為“樂藉”，世代女子，逼勒為娼。無論紳衿貢監及土豪地棍，呼召不敢不往，“侑酒宣淫，百般賤辱。”雍正皇帝看了御史年熙的條奏，命除去“樂藉”，改業為良。浙江紹興還有丐戶，又稱惰民，另編為丐戶藉。此亦為前明沉錮，“農工商賈無其業，禮義廉恥不相關。男則吹樂捕蛙，婦則做媒送嫁。”雍正皇帝也令他們改業為良，自食其力。這些也算得上德政。

雍正皇帝憎惡貪官，遇着廉官就大加讚賞。兩廣總督楊琳，原為十阿哥屬下，常年需向十阿哥孝敬。楊琳奏言：自康熙五十四年任廣東巡撫起就應酬不暇，自己所有收入不足供十阿哥王府所用，除任內每年所有之外，將京中住房及素日所有盡行變賣，可能還會負債。雍正皇帝見如此封疆大吏，清廉到官俸不能養家，也像凡人一樣動情起來，硃批道：今日之皇帝乃當年之雍親王也。大家今日只要共勉一個“真”字，一個“好”字，君臣之福不可量矣！

皇帝沒有不叫官員廉潔的，官員們嘴上也會講廉潔，只不過有的是真心，有的是假意。雲南巡撫楊名時摺奏：巡撫衙門所入，有藩司平規四千兩，通省稅規七千兩，連鹽稅四萬六千兩，共五萬七千兩，請准留若干，其餘應允公用。怎料雍正皇帝卻惱了，諭示道：督撫這點銀錢，豈可用法則限制？取所當取，而不傷乎廉；用所當用，而不涉乎濫！若一切公用、犒賞之需至於拮据窘乏，殊失封疆之體，非朕意也！雍正皇帝竟然還以此責備楊名時：矯激以沽譽，不知是何用心！楊名時因了這道倡導廉潔的摺子，稀里糊塗成了罪臣。馬屁拍到蹄子上，真是聖心難測！十三年後，乾隆皇帝弘曆即位沒幾日，就把先皇時日的待罪之臣楊名時召回京城，賜禮部尚書銜，領國子監祭酒，兼值上書房、南書房。弘曆諭稱楊名時：為人誠樸，品德端方。這是后話了。

翻閱雍正逐日硃批，方知皇帝當得實在辛苦。雍正皇帝勵精圖治，似乎很快就見效了。山東巡撫黃炳奏稱：“雙穗瑞谷，處處挺生。”雍正皇帝很高興，諭稱：“此誠天地神祗並皇考聖靈垂佑之所致也”，“亦由民風淳樸，封疆大吏治理有方，始克睹嘉穀之祥。”全因皇帝喜歡，各省督撫便紛紛奏報瑞谷。江西、山東等地麥谷雙穗雙歧，四川的黍一干四穗。紫禁城內的蓮花也很爭氣，居然同莖分蒂。大學士們奏請：諸瑞疊至，皆皇上盛德之所感召。雍正皇帝愈發高興了，諭示：宣付史館！史書要重重記上一筆了。

但天下並非真這麼快就太平了。漕運總督張大有奏報：山東沿河州縣忽生蝗蟲，百姓將半熟之高粱、穀子搶收三、四分，其餘盡被蝗蟲食盡。秋收無望，士民哀懇救濟。巧的是鬧蝗災的地方，正是率先奏報瑞谷的地方。

天災難免，人禍也難免。很快就發現了大貪官，江蘇巡撫吳存禮被革職。查明吳存禮用其貪污所得，賄賂朝中大小官員及太監等，共二百二十六人，計銀四十四萬三千七百餘兩。今人熟知的名臣嵩祝、李光地、張鵬翮及六位皇子皆在受賄之列。

自古官員為貪，手段百出。雍正初年，官員們流行建生祠書院。皇帝看出其中蹊蹺，發佈上諭禁止，說：此種生祠書院，各地建得很多，不過是官員在任之時，或由下屬獻媚逢迎而建；或由地方出入公門的有錢人、包攬官司的訟棍倡儀糾合而建，實則假公派費，佔地興工，勞民傷財。生祠書院或為宴會遊玩之所，或被本官據為產業。雍正皇帝下令，將已建生祠書院改為義學，不聽法令仍行建造者追究本官及為首倡建之人。

從皇太極算起，此時清朝坐享天下已百餘年。桃子不是一天爛起來的。雍正皇帝殫精竭慮，想着還是得藉助先皇餘烈。二年二月，雍正皇帝把康熙《聖諭十六條》“尋繹其義，推衍其文”，而成《聖諭廣訓》。《聖諭十六條》僅一百一十二字，而《聖諭廣訓》則洋洋萬言。自古皇上想做什麼，自有臣子替他說出來。有個叫覺羅逢泰的侍講學士奏請皇上，在京八旗應每月宣講《聖諭廣訓》。雍正皇帝從善如流，准了覺羅逢泰的摺子。

又有一位侍講學士叫張士照的不甘落後，奏請將《聖諭廣訓》用於試士訓蒙，縣、府及學政複試童生時，必令默寫《聖諭廣訓》一條，不錯一字者才准取錄。平日，各學府選拔有品行的生員朔望宣講，蒙學則用此訓迪幼童。事情到此應算妥帖，已經從娃娃抓起了。

但是，祭酒張廷璐又有摺子上來，建議將軍及提督、鎮守使，應向所屬武職宣講《聖諭廣訓》。至此，從京城八旗貴族、幼童發矇、科舉取士，到全軍武官，月月都要掀起宣講《聖諭廣訓》的高潮。應該再沒人上摺子了吧。且慢，又有右參議孫勷奏請，應遴選教官，長年宣講，化導兵民。各地官員的政績考核，即所謂“考成”，第一條就應看他是否勤宣《聖諭廣訓》。

雍正皇帝如此重視教化，應是察覺到世風很不好了。事實確是如此。刑部尚書勵廷儀摺奏：今年應試士子投詩送文，往來拜訪者不少。“場前既多奔競，榜后必生事端。”皇上便命都察院頒示曉諭這些讀書人：應試士子宜安分守法，毋得希圖僥倖，如有鑽營彰著者，即行拿參治罪！

雍正皇帝自己也做重視教育的表率，親自到太學拜謁孔子，並在彝倫堂講經論學，發佈聖諭說：“聖人之道，如日中天，講究服膺，用資治理。爾師生其勉之！”為尊師重道，雍正皇帝又下諭旨，此後一應章奏、記注，把皇帝“幸學”統統改稱“詣學”。

古人治國，最重耕讀二字。雍正皇帝命各地切實重農務本，督撫皆有課農之責，應率全體官員悉心勸農，並咨訪農民疾苦，有絲毫妨於農業者，必為除去。又命每鄉擇一二老農之勤作者，優其獎賞。復命各州縣擇老農之勤勞儉樸者，每年舉一人，給以八品頂戴榮身，以示鼓勵。

雍正皇帝在位時間不長，於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駕崩。雍正皇帝在遺詔里說：“十三年以來，竭精殫心，朝乾夕惕；勵精圖治，不憚辛勤；訓誡臣工，不辭諄復。雖未能全如期望，而庶政漸已肅清，人心漸臻良善。”但這個時候，官場風氣並非雍正皇帝遺詔說的那麼好。乾隆皇帝即位不久，就曉諭督撫：不得無故傳喚屬官。此話聽來輕巧，實則是官場走奔之風大盛。乾隆皇帝諭稱：“督撫及其屬員，均有辦理地方事務之責，屬員唯當實心供職，不宜以趨走逢迎為尚。”原來省府所在首府首縣的知府知縣，不論有無緊要公務，每日必在督撫衙門伺候。督撫同城的地方，撫傳未歸，督傳又到，僕僕於道，奔走不遑。

奔走不遑者，絕不是田徑賽跑。其中奧妙，今人自然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