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
小米是我姐姐的獨生女兒。1972年她出生時，瀋陽和其他城市一樣，粗糧多細糧少，米更難得。父母原是南方人，姐姐想米飯吃想得慌，給女兒取名小米。我十五歲就響應毛主席號召，從瀋陽到內蒙草原當知青，“文革”后才考上大學，分配到北京教書。父母早亡，我和姐姐分手早，感情本來就淡漠，多年未見到她。偶爾有信件往來，從未見過她的孩子，只記得信中提到在深圳。
我意外得到一個去香港嶺南學院開會的機會，準備去時，我寫信告訴姐姐。臨行剛要出門，收到姐姐回信。要我經過深圳時，去看看小米。
世上的事情就這麼巧，好像冥冥之中姐姐知道我會在深圳停留，而不是直飛香港。她在信里說，她年老多病，行動不便，不能出遠門。想求我一件事，已有半年沒有小米消息。她擔心這女兒，從小就不聽話。信里附了一張三寸彩色照片，我的外甥女笑得很開心，長相挺秀氣樸素，與現在女孩的美容照很不一樣。她和我的姐姐很像，短髮，T恤衫，嘴唇右上角有枚黑痣，使我眼光一跳。
深圳的五月如夏，在我的北方眼光來看，一切都新奇，人也不一樣，女人水靈漂亮，很會打扮，男人小個，沒北方男人那股蠻氣。櫥窗裝飾比北京耀眼。高樓成林，街道兩邊種着鮮花，清潔整齊，我第一次來，卻只有一天時間，來不及觀賞。
我按姐姐給的地址找到小米的住處，十層樓上，卻沒人應：小米不認識我，哪怕從門孔里看見我，也不會開門。大樓里綁架偷盜，比北京四合院還多，那裏鄰居可互相照應，這種火柴盒房子，隔得人人各顧自己。
正好電梯上來，我急忙問開電梯的女人，她愛理不理地說：“去找大樓管理處，一樓左拐。”話音未盡，電梯門已經合上。
原來這幢樓多半是出租的，房主自住是少數。管理員說，我說的那間房現在住着一對夫妻，也是外地人。但是，沒有我找的這個北方來的女孩，別說北方，大江南北的女孩子都以為這兒是天堂，可以混出一身金來。
“我找的人是我親外甥女，她留給家裏的地址就是這兒。沒準她搬走了？”
“不會，我記得這兒所有的住戶。”他的口氣不像在敷衍。
我只好拿出小米的照片，讓他看。他拿着照片端詳，沒說話。等了一會兒，他說：“這小姐模樣，我不能肯定她從來沒在這樓里住過，樓里住的妹崽，我眼裏都差不多。”
“什麼意思？”我有點不高興了，顯然他話裏有話。
他不回答，轉過身。我只有悻悻地離開。大樓門外和北京不一樣，停的自行車少，私車多。樹陰覆蓋，天很熱。轟轟鬧鬧的一輛摩托駛來，停在我身邊，是大樓管理員。他大聲對我說：“你不妨去歌廳瞧瞧，那兒年輕小姐多，外來妹相互熟，或許你能找到你外甥女。”說完一溜煙就駛遠了。
旅館太遠，回去不合算，我對逛商場沒興趣，原想去深圳大學圖書館看看海外中文報紙雜誌，據說是此特區大學的一大好處。但我心裏左上右下的，倒與姐姐的信沒太大關係，本來親情疏淡，見不見得着小米無所謂，也盡到了責任。是管理員那種不太正常的態度，讓我憂慮。聽說過不少內地女孩到特區闖天下的種種故事：開公司；炒股票；做髮廊按摩服務一類；傍大款，做港商小老婆；還有做雞的，旅館裏的雞最便宜一百元人民幣，街頭野雞是另一個價。諸如此類，心裏越想越不是味。
我在一家四川餐館吃飯，邊吃邊想小米。瀋陽老家那些舊事像一團雲在心底飛，人活着真不容易，顧了這輩子，還得為下輩子操心。
遠處窄長的天在轉換色彩，夜晚慢慢靠近我凝視着的街道和行人。
到夜裏十點多，我已在好幾個中上等歌廳里看了一遍：全差不多，那些女孩子也都像一個模子倒出來。走在街上，我有點累了。歌廳在深圳起碼上百家，一夜怎麼看得完？可能壓根小米就不在那裏，可能早就離開了這城市。我決定回旅館休息，明天一早還得乘火車過羅湖橋。
街口比較清靜，一輛出租停下，我坐了進去。特區在夜裏更繁華，坐在出租車裏，馬路兩旁燈光直晃眼，收音機里主持人好聽的聲音，放着流行音樂排行榜上的曲子。馬路右邊，有“利口福”三字霓虹燈閃亮，抓住我的眼睛。再看一家吧，我對自己說，僅此一家，良心也安了。“停車。”我叫。
“女士，去這種低檔歌廳呀？”出租司機咕噥着，將車泊在路邊。
那門不大，就塗了點紅綠漆，兩旁花樹是塑料的，門外邊的塑料地毯臟髒的。我付錢下車，就往店裏走。門口的小姐截住我，上上下下仔細打量我，肯定覺得一個中年女人，單身到此，有點奇怪。每家酒店歌廳都是如此，我已經見慣不驚，終於，小姐說：“歡迎歡迎，三十元一位，飲料聽歌點歌不要錢，全包。請。”
裏面過道不大，另有小姐帶路，進了大廳。地毯，窗帘，包括牆都還乾淨，紅漆俗氣了些，生意好像不太興隆。
我找靠里一個位子坐下，一杯飲料端上來，冰水加兩片檸檬。看來是個宰人黑店！這年頭，又有哪個店主不缺心肝的呢？椅子與茶几一般低矮。我轉過身，看到五六個濃裝艷抹的女子，坐成一排，供展覽似的，生意做得非常坦率，每家一樣。走廊里是一個個單間，裏面不時傳出男女嬉笑聲。有兩個男士走到那些女子面前，各挑一個去舞池。有個客人正在唱卡拉OK。
那些坐着的女子中沒有小米。我瞧瞧自己這一身太規矩的衣服，怎麼也覺得好笑。我的目光又在伴舞的人中查找，時興超短髮式，稀奇古怪的花哨服飾。舞池裏也沒有小米。憑什麼，我就認定她會在這兒？
一個時髦女郎迎面朝我走來。不是朝我走來，而是往單間去。她腰肢細擺，長發披肩，白襯衣，貼身牛仔短褲，長靴齊膝，露出一段大腿。她沒戴任何首飾，倒也別緻出眾。不由自主地，我站起來，從邊上打量她，她拐過道時，我看見她嘴唇右上角有枚黑痣。“小米！”我不由自主叫了一聲。
她那一回頭的身姿真是迷人。她看看我，腳步卻進了單間。
我推門，有警衛過來，客氣地阻止我，即使沒人守門，我也進不去：門從裏面閂住了。我說我要進這個單間，警衛讓我稍等。沒一會經理來了，一個精明的女強人。“您不能進那單間。”她試探性地說，“你是記者吧？”
從單間裏傳來女人的低聲尖叫，像被人弄痛了。有男人發脾氣聲音。過道里的人沒當一回事，都在警覺地看着我。我不回答是否記者，而是乾脆地對她說：我找外甥女，遠道而來，只是見見面，並不是想給她的歌廳添麻煩。
女經理客氣地讓我坐到廳里，說她去叫那女子來。等了好些時候，那女子才到我的座位旁坐下。果然，是小米。她問我：“你真是我姨？你怎麼找到這兒？”
可能我與她母親一個臉盤子，她沒盤問。她的語調不冷不熱，只是想知道我這個從未見過的姨，怎麼會來此處的？
“你母親給我寫了信，”我告訴她，“讓我去香港路上順道來看你。”
“我母親？”她想說什麼，卻沉寂了。她的打扮跟照片上判若二人。1972年出生，今年她該26歲，我比她大21歲。她在我面前該是個孩子，但她顯得很老成。
道路越走越寬闊，紅色江山永不變。
毛主席怎樣說，我們就怎樣做。
哎，我們走在社會主義幸福的大道上。
從前的頌歌，用港台情歌調兒唱，好像在嘲諷。舞伴們摟貼着，節奏倒很合適。
這時，有女孩挽了個男士，從那個單間出來，大概是代替小米的。男人伸過手來，在小米臉蛋上擰了一下，嘴裏說道：“媚粉得很喲。”
小米沒看我，等這明顯心裏有氣的傢伙離開后，小米說：“姨，我沒出台，就陪酒，一百元一次。”好像等着我問，她繼續說，“跟人走的，出台，三百一次。經理抽百分之三十。”
今晚我來，肯定不合時宜，誤了小米的事，那邊干坐着幾個候生意的女孩，可能整晚都不會有人要，那就整晚一文未掙。小米所說的出台不出台，此地無銀。這裏的女人還有賣與不賣的自由？我怎麼用這樣難聽的詞？如果姐姐知道，還能咽得過氣來？我的時間不夠，明天就得離開這城市，以後恐怕難有機會。
我看着小米，心裏有種說不出來的感覺。小米忽然對我說：“姨，此地不好說話，到我住的地方去吧。”
一片新建的住宅區，路對面有一幢，裝着腳手架，估計是半拉子沒完工的大樓。小米那幢樓，樓梯上下沒燈，電梯也關了，她在五層，我們摸着上樓梯，她不時提醒我這兒有個筐那裏有紙箱。她停下，開了鎖，我放下隨身小包在沙發上，像是帶廚房和廁所的一室一廳。
從卧室走出一個年輕女孩，問小米：“這麼早就回來？”
小米讓女孩回家，明天晚上按時來。
女孩走了后，小米帶我進卧室，一個小男孩熟睡在床上。我馬上就全明白了，這是小米的孩子，那女孩是保姆。“幾歲啦？”我問，完全沒有心理準備。孩子倒生得端正，健康。
“一歲多了。”小米說。她從茶壺裏倒了一杯水給我。
“你母親知道嗎？”
她搖搖頭。我怕驚醒孩子，就回到客廳，在沙發上坐下。小米塞給我一小本影冊，說她先沖個澡。水聲嘩嘩響，我感覺到小米的鎮靜是做出來的，她竟然欺瞞母親一年多，最近半年沒有寫信，肯定又有什麼事。
照片大多是孩子的，但有一個中年男子，與小米偎依着照相，不用問，是孩子的父親。白西服，不是美男子，並不猥瑣就是了。
小米洗完澡，穿着短短的睡衣。她找出一件新的T恤衫，說：“姨，你明早再回旅館吧，這衣服洗澡后夜裏穿，這沙發是床。”她拉開兩個扶手，果然是個單人床。
我哪有睡意。小米坐在我左邊，用手把護膚液輕拍上臉。吃歌廳飯，青春不饒人。我心情幽暗地看着，心裏揣測她怎麼會淪落到做這一行？那些女孩都年方二八，或許有的男人喜歡成熟的，否則，她付不起這個還像樣的房子租金、撫養孩子、還有保姆費用。
“孩子的父親呢？”她的話已遞到我嘴邊，“你大概沒結婚吧？他是香港人？”
小米沉默，她的臉沒有化妝品，也沒有歌廳那種燈光氛圍，一下子變成姐姐給我那張照片的模樣，只是憂傷代替了笑容，嘴唇上那顆痣，更明顯了。
“姨，你看我們第一次見，就這樣，”她話未說完，低下頭。
我以為她會哭，但她沒有。她只是頓了頓，拿過照片，隨便地翻，合上后慢慢地說：“他是香港人，老家汕頭，比我大十五歲，但人很好。我們已經在準備結婚，不巧我懷上孕，肚子大着不好辦。我們準備孩子滿月結婚。”
我問，他做什麼事？
她說，做生意開飯店的老闆，很有錢的。以前隔一周就從香港來。懷小孩時，也是準時每周末一次看我。後來突然就不見影了：小孩生下來，從未來過。
原來小米是被包的二奶，這字眼我真說不出口。
“他求婚是真心的，”她邊說邊伸出左手，中指上有一枚做工講究的金戒，“不是9K，是24K。他真對我很好，比我媽對我好。”她打開衣櫃，“這些衣服，都是他買的。我在賓館髮廊做理髮時認識他的，和他好后，他養我在家裏，就在你去的那幢公寓裏，天天專心學香港話。”
“那他怎麼不來了？”
她臉轉了過去，我看她好不容易才忍住眼淚：“我不知道。沒辦法，我才上了歌廳，那裏差不多全是結了婚的男人。男人是什麼貨色，我看得清楚。但歌廳收入還行，其他工作掙錢少，養不起孩子。趁現在瞧上去還可掙錢，以後，不知道咋辦？”她突然轉變口氣，面對我，懇切地說，“姨，你到香港去，能不能幫我去找他？”
難怪小米會主動領我到她住處來，難怪會這麼爽直向我攤開底牌。我嘆了口氣：“你有他香港地址和電話嗎？”
“以前我都打他的手機，現在打過去，說是用戶已銷號。地址從來沒問過。他不說總有不說的理由，我們這種女孩都知道不應當刨根問底。”
我簡直不敢相信她的話，孩子都一歲多了，父親在哪兒都不清楚，本想指責她，但我還是忍住了。
小米說：“我上次收拾他留下的衣服，發現衣袋裏有一張紙片。”她從衣櫃裏拿出來，“全是洋文，查了字典，是訂貨單，但LeeHoFook，像是一個飯館，沒有地址，也沒有電話號碼。”
我接過來一看：“這不就是利口福嗎？和你那個歌廳的名字相同。”小米臉一紅。她就是到同樣名字的地方掙錢，她到現在還是想着那個男人，想他可能還會出現。我問小米：“
你想法找過這家店嗎？”
“當然，但都說找不出個名堂。”小米說，“孩子會叫爸爸了，”她從像冊里抽出一張那男人的照片給我，“姨，我老得快，做這行業就靠青春色相，我老了不要緊，孩子怎麼辦，婊子養的？孩子至今沒見到過爸爸。”她終於哭起來。
嶺南學院在山上，會議主題是大陸與香港的文化交流。大陸來人很多，多數是借開會名義到香港玩。幸虧我發言排在第二天，就溜了號。從電話問號小姐那兒，打聽到利口福這店名，香港有四家。問號小姐給了我四個號碼。一一試了，似乎都對不上，我憋出的幾句粵語怎麼也說不通。再與問號小姐說，她還是給出那四個號碼。
我走出校園，到路邊一家榨鮮水果汁店要電話簿。店主倒很客氣，讓我坐下，遞來電話薄。我接着，掏出錢買了杯西瓜汁，喝了一口，我把電話薄還回去，問有沒有以前老的電話薄？店主說：前年的，行嗎？我點點頭，拿過來仔細地翻，一一查對紙條上記下的電話號碼。正如我預料，還有另一家利口福。
電話撥通，我問是不是利口福？那邊聲音太小。我問有沒有陳佳順先生？對方說沒有，撂了電話。
我明白我犯傻了，不該這麼問。鎮定了一下，電話通后，我改了一點聲音，直接說要利口福酒樓訂座。對方的聲音粗壯了些，也許換了一個人回答：“小姐呀，早就改名了，叫回歸大酒樓。”我心裏罵了一句，真他媽的跟得緊，難怪我找不着，怎麼香港一個個投機生意人比賽似的愛國？我抄下電話薄上的具體地址，與電話里那人核對，地點沒變，灣仔。那人非常殷切地問：“小姐，你訂座？幾點？”
我說，晚上六點。
穿過修頓球場，便是庄士敦道。路過天地圖書公司，我飛快瞄了下書，趕快出來。六點過五分，我走進金碧輝煌的回歸大酒樓。坐下后，我就對侍者說，我要找老闆說話。
老闆來了，不是小米給我照片上的男人。他客氣地問我需要什麼幫助。我說，我要找一個人，我把這人年齡和姓名講了。
“沒這個人，”他僅看了照片一眼，就還給了我，“不知道。”
他的眼睛未直接看我，在我直視他時，他的眼神斜瞟過我的臉。我憑本能感覺，他知道這個人。我再追問時，他還是客客氣氣，但改用香港話，速度異常快，我完全聽不懂。我明白我這個北方人，想在香港做偵探，絕對不行。
我坐上巴士，垂頭喪氣回學院的賓館。行人極擁擠，但車輛並未堵塞。我弄不清怎麼回事，只明白一件：小米被香港男人像垃圾一樣扔掉了，這個男人不敢站出來。我雖然曾有過一段婚史，但離異后，覺得做單身貴族比拖家帶小好。此事看來是非追到底不可，不僅在於她是我親外甥女，而是人的尊嚴被傷害得慘。我一定要把這男人抓出來。
第二天上午十點，該我發言，談大陸女權運動的發展。評講人是嶺南學院社會學系的夏教授，一個精通各種新理論的女子，普通話說得艱難，索性滑進流利的英文。
集中注意力，我也算聽懂了夏教授艱深理論術語後面的要點，無非是說香港“后殖民時期”，女權運動的起點比大陸高，訴求也比大陸高。對此，我沒有爭議，因為我不了解香港情況。但她的伶牙利嘴給我印象很深。或許，她是個豪爽正直的熱心腸。在中午便餐時，我把她拉到一邊，客套了幾句，就把事情來由講了一遍。
夏教授果然比我還激動，仗義人，可能又撞上她的研究題目。她談到政府就無證兒童問題，在訴訟終審法院，牽涉到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居港權，小老婆的子女來港，是否必須在港的大老婆同意。這將是九七回歸以來最大的一場憲制爭論。她馬上要了電話號碼，訂了回歸大酒樓的座。
香港的迷人在晚上，摩天大樓，海灣，中西藝術合壁的典型，比電影中的紐約還漂亮。海風習習，氣溫恰到好處，一襲裙子，進到酒樓里還覺得有點兒涼。侍者周到地拿來披巾，點了菜。夏教授說：“你坐好，我去問店老闆。”
等了十幾分鐘，我越來越不安，環顧鄰桌，個個打扮得紳士淑女，碰杯歡笑。我站了起來，讓侍者帶我去老闆辦公室。
在樓梯口，我就聽到玻璃門裏傳出聲音：粵語，好像爭吵得很厲害，但聲音逐漸低下去。我停在那兒，動彈不了。過了好一陣子，那門才打開，夏教授走了出來，板著臉。見我在門口，也不驚奇，一聲不吭朝廳堂里走，我只好跟着她，回到桌前。
菜早已上全。侍者端來一瓶上好的白葡萄酒，沁着冰塊，給兩個杯子斟滿后說：“今天的酒菜，算店裏請客。老闆吩咐了，請二位貴客賞臉。”
看着侍者退下，夏教授的眼睛不屑地盯了一眼，鼻子裏哼了一聲。
我等着她開口，她喝了一口酒，好像是讓自己冷靜下來。然後才說：“你是對的，老闆知道你要找的人。”飯店裏背景歌聲，很熟，是《中國心》：“萬里長城永不倒，千里黃河水濤濤……”我舒了一口氣：“那太好了，我們先吃飯。”
“對對，我們先吃。”她說，“這鴨舌，熏過再清蒸，我以為這樣味最美。”
我嘗了一口，點頭稱讚。為增加胃口，我轉移話題，問來開會的一些人的情況。
菜吃到一半，酒喝了一半，我們幾乎同時說：“那人——”我們看了對方一下，笑了，笑得勉強。是這樣的，她語音盡量平緩：那人，並不象他對你外甥女說的那樣，有自己的飯店，跟老闆也不沾親帶故。店裏小夥計，負責採購，專門到廣州採購一些特殊品種，大多是這兒弄不到的野味野菜，椿芽、馬齒莧等等。沒家小，也從未結過婚。前些陣子東南亞經濟不景氣，也波及到這個利口福，雖然易名回歸，老闆也得收縮經營，不再需要大陸的一些特殊原料。這個人就被飯店解僱了。但他無處可去，一向住在飯店后樓，老闆只同意他留幾個星期。
小米不是二奶！這是我的頭一個反應。可能她是對的，這男人愛她是真，除了他有錢這點是撤謊，那就是次要的事了。我問夏教授：“那麼老闆幹嗎怕見我？這人在哪裏？”
“我們先吃飯好，否則，你就吃不下去了。”夏教授說。
但我吃不下去了。說到這份上，我得知道底細。她就叫我耐心點，讓我聽着。
那人已有大半月未回到飯店，也沒留信或讓人捎個話。突然有一晚，老闆發現他渾身是血回來。老闆很生氣，怎麼和幫會搞在一起？他艱難地爬上后樓的房間。老闆怕黑幫追來惹禍，不敢請醫生。他血流盡死了。他應該有點余錢，但什麼錢也沒留下，也沒親友。之後，老闆才知道，他參與汕頭老家偷渡人蛇。不知怎麼搞的，可能起了善心，幫助有關人逃跑，被安插在香港的內線，在街上追殺了。老闆圖吉利消災，請先生來店做了道場。房間裏用具都是店裏的，牆上有張不知哪兒弄來的女孩照片，十幾寸大。做完道事，老闆將所有的用具搬走燒掉，重新粉飾，供上菩薩，點上香。那是一年多前的事。
“來這家飯店，大陸官方訪問團特多。”夏教授說，“老闆挺愛國的，當然，誰不愛國？我也愛國，你也愛國，但我有我的方式，你有你的方式，對不？”
回到山上的學院賓館，我洗了個澡，面朝窗站着，背海的一面，樹影相疊，隨風搖擺。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小米的情人——我潛意識改了稱呼，不叫“那人”或“香港男人”－－或許對她真是誠心誠意。我拿起電話，琢磨怎麼給小米講，我知道她一定在等我的電話。那天清晨與她分手時，她抱着孩子說：“姨，只有你可以幫我。”眼裏含着淚，充滿了希望。
電話通了，我剛問她這兩天怎樣，好不好。她沒回答我，就說開了：這兩天晚上她沒去歌廳，就為了等我的電話。她說有人告訴她，香港剛出新政策，允許內地非婚生子女申請到香港，但必須得到正式配偶同意。
“如果有大奶的話，”她聲音控制不住地顫抖，“他可能有，那也沒關係，求他讓她同意，包二奶的男士得在大奶面前招供，據說政策這麼講的，這樣二奶仔就可到香港。他應當管我，不管我也行，我可以躲開，讓他把自己骨肉帶去，他以前發過誓的，絕不會讓我們母子受委屈，你是不是見到他了，他怎麼樣，是不是有了新人？”
小米的聲音急急切切，我插不進去一句話，她根本沒想過我是否在聽，只顧自己激動。
我看看手錶，過了十分鐘，全是她一人在說話。我控制着，如果不是我的外甥女，如果不是她的情人遭遇不幸，我想我會非常討厭如此情緒化的、神經質的懇求。她差一點就要哭了，我想，我應試着理解她。她的母親若知道這一切，會理解她嗎？電話那邊的聲音突然問：“姨，你在聽嗎？”
“我在聽。人還沒找到。”終於有我說話的機會，我都不相信自己會這麼說，“不過，我會盡我的努力找，我明天再去找。”
{清}青城子《誌異續編》
三吳商賈溯江至荊城，旅數月，在荊另置外室者多矣，往往外室不知夫家究竟。有吳地富賈何某，於荊娶妻生子。每年春汛時來荊，攜款於婦子，留住數月，初秋歸去。如此十年，情深彌篤。某年春，何賈遲遲未至，年余均無音信。婦急，求問吳客代詢。來年吳客返，告之曰：此何賈十年前來荊一次，歸即罹不治，年前葬墓水淹而毀，家無後嗣，歸於亂葬墳矣。婦大駭，十年為夫，必為遊魂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