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輯 未知死焉知生

悲觀·執著·超脫

一

人的一生，思緒萬千。然而，真正讓人想一輩子，有時想得驚心動魄，有時不去想仍然牽腸掛肚，這樣的問題並不多。透底地說，人一輩子只想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一視同仁無可迴避地擺在每個人面前，令人困惑得足以想一輩子也未必想清楚。

回想起來，許多年裏糾纏着也連綴着我的思緒的動機始終未變，它催促我閱讀和思考，激勵我奮鬥和追求，又規勸我及時撤退，甘於淡泊。倘要用文字表達這個時隱時顯的動機，便是一個極簡單的命題：只有一個人生。

如果人能永遠活着或者活無數次，人生問題的景觀就會徹底改變，甚至根本不會有人生問題存在了。人生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前提是生命的一次性和短暫性。不過，從只有一個人生這個前提，不同的人，不，同一個人可以引出不同的結論。也許，困惑正在於這些彼此矛盾的結論似乎都有道理。也許，智慧也正在於使這些彼此矛盾的結論達成辯證的和解。

二

無論是誰，當他初次意識到只有一個人生這個令人傷心的事實時，必定會產生一種幻滅感。生命的誘惑剛剛在地平線上出現，卻一眼看到了它的盡頭。一個人生太少了！心中涌動着如許慾望和夢幻，一個人生怎麼夠用？為什麼歷史上有好多帝國和王朝，宇宙間有無數星辰，而我卻只有一個人生？在帝國興衰、王朝更迭的歷史長河中，在星辰的運轉中，我的這個小小人生豈非等於零？它確實等於零，一旦結束，便不留一絲影蹤，與從未存在過有何區別？

捷克作家昆德拉筆下的一個主人公常常重複一句德國諺語，大意是：“只活一次等於未嘗活過。”這句諺語非常簡練地把只有一個人生與人生虛無畫了等號。

近讀金聖嘆批《西廂記》，這位獨特的評論家極其生動地描述了人生短暫使他感到的無可奈何的絕望。他在序言中寫道：自古迄今，“幾萬萬年月皆如水逝、雲卷、風馳、電掣，無不盡去，而至於今年今月而暫有我。此暫有之我，又未嘗不水逝、雲卷、風馳、電掣而疾去也。”我也曾想有作為，但這所作所為同樣會水逝、雲卷、風馳、電掣而盡去，於是我不想有作為了，只想消遣，批《西廂記》即是一消遣法。可是，“我誠無所欲為，則又何不疾作水逝、雲卷、風馳、電掣，頃刻盡去？”想到這裏，連消遣的心思也沒了，真是萬般無奈。

古往今來，詩哲們關於人生虛無的喟嘆不絕於耳，無須在此多舉。悲觀主義的集大成當然要數佛教，歸結為一個“空”字。佛教的三項基本原則(三法印)無非是要我們由人生的短促(“諸行無常”)，看破人生的空幻(“諸法無我”)，從而自覺地放棄人生(“涅寂靜”)。

三

人要悲觀實在很容易，但要徹底悲觀卻也並不容易，只要看看佛教徒中難得有人生前涅，便足可證明。但凡不是悲觀到馬上自殺，求生的本能自會找出種種理由來和悲觀抗衡。事實上，從只有一個人生的前提，既可推論出人生了無價值，也可推論出人生彌足珍貴。物以稀為貴，我們在世上最覺稀少、最嫌不夠的東西便是這遲早要結束的生命。這唯一的一個人生是我們的全部所有，失去它我們便失去了一切，我們豈能不愛它，不執著於它呢？

誠然，和歷史、宇宙相比，一個人的生命似乎等於零。但是，雪萊說得好：“同人生相比，帝國興衰、王朝更迭何足掛齒！同人生相比，日月星辰的運轉與歸宿又算得了什麼！”面對無邊無際的人生之愛，那把人生對照得極其渺小的無限時空，反倒退避三舍，不足為慮了。人生就是一個人的疆界，最要緊的是負起自己的責任，管好這個疆界，而不是越過它無謂地悲嘆天地之悠悠。

古往今來，儘管人生虛無的悲論如縷不絕，可是勸人執著人生愛惜光陰的教誨更是諄諄在耳。兩相比較，執著當然比悲觀明智得多。悲觀主義是一條絕路，冥思苦想人生的虛無，想一輩子也還是那麼一回事，絕不會有柳暗花明的一天，反而窒息了生命的樂趣。不如把這個虛無放到括號里，集中精力做好人生的正面文章。既然只有一個人生，世人心目中值得嚮往的東西，無論成功還是幸福，今生得不到，就永無得到的希望了，何不以緊迫的心情和執著的努力，把這一切追求到手再說？

四

可是，一味執著也和一味悲觀一樣，同智慧相去甚遠。悲觀的危險是對人生持厭棄的態度，執著的危險則是對人生持佔有的態度。

所謂對人生持佔有的態度，倒未必專指那種唯利是圖、貪得無厭的行徑。弗羅姆在《佔有或存在》一書中具體入微地剖析了佔有的人生態度，它體現在學習、閱讀、交談、回憶、信仰、愛情等一切日常生活經驗中。據我的理解，凡是過於看重人生的成敗、榮辱、福禍、得失，視成功和幸福為人生第一要義和至高目標者，即可歸入此列。因為這樣做實質上就是把人生看成了一種佔有物，必欲向之獲取最大效益而後快。

但人生是佔有不了的。毋寧說，它是僥倖落到我們手上的一件暫時的禮物，我們遲早要把它交還。我們寧願懷着從容閑適的心情玩味它，而不要讓過分急切的追求和得失之患佔有了我們，使我們不再有玩味的心情。在人生中還有比成功和幸福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凌駕於一切成敗福禍之上的豁達胸懷。在終極的意義上，人世間的成功和失敗，幸福和災難，都只是過眼煙雲，彼此並無實質的區別。當我們這樣想時，我們和我們的身外遭遇保持了一個距離，反而和我們的真實人生貼得更緊了，這真實人生就是一種既包容又超越身外遭遇的豐富的人生閱歷和體驗。

我們不妨眷戀生命，執著人生，但同時也要像蒙田說的那樣，收拾好行裝，隨時準備和人生告別。入世再深，也不忘它的限度。這樣一種執著有悲觀墊底，就不會走向貪婪。有悲觀墊底的執著，實際上是一種超脫。

五

我相信一切深刻的靈魂都蘊藏着悲觀。換句話說，悲觀自有其深刻之處。死是多麼重大的人生事件，竟然不去想它，這隻能用怯懦或糊塗來解釋。用貝多芬的話說：“不知道死的人真是可憐蟲！”

當然，我們可以補充一句：“只知道死的人也是可憐蟲！”真正深刻的靈魂決不會沉溺於悲觀。悲觀本源於愛，為了愛又竭力與悲觀抗爭，反倒有了超乎常人的創造，貝多芬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不過，深刻更在於，無論獲得多大成功，也消除不了內心蘊藏的悲觀，因而終能以超脫的眼光看待這成功。如果一種悲觀可以輕易被外在的成功打消，我敢斷定那不是悲觀，而只是膚淺的煩惱。

超脫是悲觀和執著兩者激烈衝突的結果，又是兩者的和解。前面提到金聖嘆因批“西廂”而引發了一段人生悲嘆，但他沒有止於此，否則我們今天就不會讀到他批的“西廂”了。他太愛“西廂”，非批不可，欲罷不能。所以，他接着筆鋒一轉，寫道：既然天地只是偶然生我，那麼，“未生已前非我也。既去已后又非我也。然則今雖猶尚暫在，實非我也。”於是，“以非我者之日月，誤而任我之唐突可也；以非我者之才情，誤而供我之揮霍可也。”總之，我可以讓那個非我者去批“西廂”而供我作消遣了。他的這個思路，巧妙地顯示了悲觀和執著在超脫中達成的和解。我心中有悲觀，也有執著。我愈執著，就愈悲觀，愈悲觀，就愈無法執著，陷入了二律背反。我乾脆把自己分裂為二，看透那個執著的我是非我，任他去執著。執著沒有悲觀牽肘，便可放手執著。悲觀揚棄執著，也就成了超脫。不僅把財產、權力、名聲之類看作身外之物，而且把這個終有一死的“我”也看作身外之物，如此才有真正的超脫。

由於只有一個人生，頹廢者因此把它看作零，墮入悲觀的深淵。執迷者又因此把它看作全，激起佔有的熱望。兩者均未得智慧的真髓。智慧是在兩者之間，確切地說，是包容了兩者又超乎兩者之上。人生既是零，又是全，是零和全的統一。用全否定零，以反抗虛無，又用零否定全，以約束貪慾，智慧彷彿走着這螺旋形的路。不過，這只是一種簡化的描述。事實上，在一個熱愛人生而又洞察人生的真相的人心中，悲觀、執著、超脫三種因素始終都存在着，沒有一種會完全消失，智慧就存在於它們此消彼長的動態平衡之中。我不相信世上有一勞永逸徹悟人生的“無上覺者”，如果有，他也業已涅成佛，不再屬於這個活人的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