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留言

一

日本是一個古怪的國度：數不清的人向它學習過，但是後來選擇了與它對立的原則；數不清的人憧憬着投奔過它，但是最終都討厭地離開了它。它像一個優美的女人又像一個吸血的女鬼；許多人則深愛之後，或者被它扯入滅頂的泥潭深淵，或者畢生以揭露它為己任。

為什麼呢？

我不知道其中太深的東西。

百年以來，兩度侵略戰爭過後，儘管那麼多的親日派還活着，儘管一代代地在青年中被培養出了那麼多的媚日派，做為中國的基本輿論和心態的一個外現，是人們對日本的普遍的反感。今天，簡單地說，我欣賞中國人對日本的這種反感，哪怕是嘴上的不服氣。

這不科學，也不認真，但是多少有着一點正義。

是否應該認真一些地歸納一次呢？我覺得應該也有必要。如果對於一個國家的認識只是昔日的仇恨，如果對一個擴張的殖民主義傳統只是反感而已，那麼膚淺的反感是可以只隔一夜就變味的。從偏激地排外，到媚骨酥軟失節賣國，其間只隔着一層紙。從挨人欺負而膨脹起來的狹隘民族主義，到對內大漢族主義對外大國沙文主義，也只有一步之遙。在批評人家的時候，特別是當這不是牢騷和取笑攻訐，人家也不是一個鳩山而是一個民族的時候，我們中國人應該學會嚴謹。

但是放棄批評更危險。半個世紀后的事實證明，蔣介石宣佈放棄索要日本的戰爭賠款時的名言，即所謂“以德報怨”，是錯誤的。在今天日本的傳播媒介幾乎言及中國必懷譏諷，日本的許多人提起中國語必不恭。不是為了自尊，而是為正義，可能有幾件事值得一提。

二

我也相當長期地在日本滯留。所以用滯留這個詞，是因為日本希望外國人只用這個詞來表示他們的居日。根深蒂固的對島國之外一切的恐懼，使日本的極其善良的國民總是小心翼翼地盼着外人最好快點離開。於是，代表他們國家的警察和入國管理局就露出了猙獰的臉。據我雖是個人的但是真切的感受，日本最可憎的兩大物，一個是ＧＯＫＩＢＯＬＩ，即一種大臭蟲；另一個是簡稱“入管”的入國管理局人員。

島國的閉塞性，是一個老得起繭的話題。據我看，他們一點也不閉塞；倒是文化小國的恐懼心理，釀致了日本的排外氣氛。這首先對他們自己是可悲的：因為有着大量真誠的日本人渴望和世界交流，為了洗刷掉他們歷史和家庭史上的侵略者的淋淋血滴，他們做了不知多少努力。

關於日本紅軍的經緯，要費些筆墨講清。

我總覺得，做為中國人，不知道日本紅軍的故事，是可恥的。

日本紅軍的原稱是日本聯合赤軍。用最簡單的方式解釋的話，日本赤軍是在６０年代波瀾壯闊的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群眾運動失敗以後，包括其中的“日本紅衛兵”學生運動失敗之後，不承認這種失敗現實的一部分日本青年拿起了槍。他們的綱領和目的，非常清楚地講明是：建立世界革命的根據地，實行革命的武裝鬥爭，打破對中國的反動包圍圈，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一切革命的和正義的鬥爭。

他們多次阻截過日本首相的飛機，企圖製造反對日美勾結包圍中國的輿論。他們劫持大型客機甚至佔領大使館，藉此成功地救出了被捕的同志。他們搶劫槍店和警察，其實至終也沒有什麼武器——淺間山莊槍擊戰，主要是用獵槍打的。他們逃到中東，在那裏直到今天還在為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而戰（這是一個對巴勒斯坦問題的非常深刻的註解）。他們使用土造的定時炸彈，襲擊美軍基地和美國領事館。他們計劃和實施過各種各樣的對駐日美軍的拚死襲擊，包括用火焰瓶燒美軍飛機和機庫。

被當代西方國家體制稱為恐怖主義的日本紅軍的行動，其實是偉大的６０年代開端的左翼運動的一部分。在越南戰爭發展到美軍把戰火燒延到老撾時，他們決心擴大包括搶劫銀行在內的武裝鬥爭。而同時的日本，著名的三里冢反對機場建設鬥爭已經如火如荼，農民、學生和左翼活動家們組成了２８０００餘人的隊伍，建築堡壘，遍挖戰壕，把身體捆縛在木柱上，與兩萬多警察決戰。在沖繩，由於美國佔領軍的軍車交通事故（美軍車軋死一名孕婦，但被美軍事法庭判決無罪），沖繩人憤怒了。在以前的侵略戰爭中，２０萬沖繩人死於戰火，包括日本軍的屠殺。沖繩是日本領內的一個特殊的反體制的島。在意義重大的激烈的民眾蜂起中，７３輛美軍軍車被憤怒的群眾燒毀。１９７１年，美日沖繩條約簽字；一次就有９２０００日本人投入抗議遊行，其中８３７人被捕。再舉一例：東京左翼學生抗議集會中被警察襲擊，被捕數驚人地達到了１８８６人。日本紅軍派是這種正義的人民運動的產兒，在風起雲湧的正義左翼運動中，日本赤軍的青年進行了４３件炸彈攻擊。事實上是使用過炸彈３１２個，爆炸成功的共４４枚。

——無疑，我們中國今日的風流一代看了上述句子，一定會捧腹大笑或忍俊不禁。而我，當我讀着他們至今仍然嚴肅地記錄下的這些句子，和他們為實踐這些幼稚的思想而做出的賭命行為時，卻幾次忍不住要落淚。

有一個突然喚起記憶的體驗。

一個名叫的坂口宏的年輕人最近出版了他的珍貴回憶錄。他是死刑囚。１９７１年，他和他的戰友在淺間山莊拘質籠城，與警察進行了震驚日本的槍擊戰。他在淺間山莊陷落時被捕。回憶錄中他平靜地回顧了赤軍的歷史。我邊讀邊琢磨他的那種我很少見過的、平靜恬淡的筆調。他們走過的複雜的路，我也讀得心情複雜。但是，當回憶講到國際形勢，講到他們決心不惜用一條命奪一支路口警察的手槍，不管狹窄的日本地理在山嶽地帶設置營地，決心採取了最激烈的武裝鬥爭方針——從此也在事實上加快了毀滅的步伐時，我讀到了下面一段：

１９７１年１月３０日，美國在嚴厲的新聞管制下，使西貢軍侵入老撾境內；從而把戰爭擴大於印度支那全域。在激烈的戰爭發展之中，中國的周恩來總理一行到達河內，他使用了最大限度的表達——如果美國繼續採取更大的侵略行動的話，中國將“不惜做出民族的最大的犧牲”——宣佈了對北越和老撾解放勢力的支持。

我記得這一小段往事。甚至連“新聞簡報”上的周總理的英俊大度的風貌都記得。讀時，我突然一陣鼻子發酸，不知為什麼。

他記載了一個昨天的我們和中國。

那時的我們和中國也許充滿悲劇又充滿錯誤，但是，就像周總理和毛主席象徵的一樣，我們是那麼正義、勇敢和富於感染的精神力量。當時有不少紅衛兵越境去越南，投入了抗美援越的戰爭。當時的北京人，應該都去天安門參加過示威遊行。是我們，是中國革命有力地影響了他們。

可是必須說，又是他們勇敢地支援了我們。日本赤軍派審判結束后，出版的幾部回憶錄里，比比皆是他們昔日要“打破反華包圍圈”的初衷。

關於他們的行動，早就應該有人厚厚地寫過幾本書。可是在我們的接受日語教育的大軍里，沒有誰有這麼一份正義和血性。那麼我來干，儘管我只有寫如此短短一篇的精力。儘管，我仍懷有一點奢想：我盼望我的文章喚來專業的詳盡介紹，改變我們對正義的可恥沉默。

三

不久前聽到一句新聞：曠日持久的日本教科書訴訟以原告敗訴結束了。我馬上想起了一盆翠綠的萬年青。

那盆萬年青，是我贈送給一個老人的。在外國，我專程拜訪一個人，而且見到后表示並無他意、僅僅想向他表示尊敬然後就告辭的經歷——唯此一次。

那老人驚人的瘦弱。在一米五左右的瘦小骨架中，隔着衣服覺不出他身上還有肉。我不詳地想，他不會再活很久了。但我還在沉默之間是他先開口了。他說，據診斷他身上一共患有七種病，他呵呵笑着。

我不願再看他那真正是骨瘦如柴的形容，只管把剛剛從花店裏買來的萬年青送過去，講解了一些中國人對這種盆栽的常青植物的吉利說法。喝過一杯茶后，我告辭了。我想，除了我大概沒有誰這樣做，但我一定要這樣做。

著名的日本教科書訴訟案，是以家永三郎老人一個人為原告、以日本政府為被告進行的。這件事又是很難簡單講清——原諒我又要攻擊我們親愛的知識分子，我真不知道為什麼凡是對祖國干係重大的事，他們就一定不介紹。即使低能也不是能解脫的解釋，因為有些事做起來很簡單：只須翻譯些不難的資料（不是他們不懂的文學語言），也不犯忌。

又是只能用幾句話歸納全案。

事情是這樣的：日本政府審定中學教科書時，把對中國等國的侵略一詞，改為一個漢字寫作“進出”的詞。這個詞很曖昧，只能譯為“進入、擴展、挺進”之類的意思。當然，修正不僅如此一處而已，從用語到史實，日本政府的文部省（教育部）竭盡了掩蓋、否認、粉飾戰爭罪行的全部吃奶之力——然後一屆屆地教他們有點傻的學生。

東京教育大學家永三郎教授出於正義，勇敢地向日本政府文部省提出起訴，這就是長期以來，久久震撼着日本的教科書訴訟案。此外，日本取消了原東京教育大學的建制並建立了一所唯一由日本文部省直接領導的大學——筑波大學，家永三郎取道清潔，也毅然辭去了大學教授之職。

訴訟案漫長地持續着。誰都知道，一人對政府的案子會有什麼結果。篤信民主主義的人也許對家永三郎勝訴抱過希望，然而我想，日本不會出現這種結果，那裏是一個透明的尼龍監獄。

日本，也許它的憧憬永遠只是脫黼亞洲充當西方的一員。也許，它的導師，永遠只有使侵略和殖民主義成為了世界秩序的英吉利。

它的邏輯是，怎麼美國和澳大利亞不罵英國侵略呢？如果當年“進出”到印度的是日本；如果當年“進出”了香港，如今世界還不是老老實實接收現實？挨了原子彈還不讓說一句“進出”，本來已經早早就“進”了日本的韓國不但又“出”去了，而且還禁止日語的文化活動！君不見，大鬧台灣獨立的民進黨已經在講“日本對台灣的五十年殖民統治是重要的”，而且中國留學生的報紙也在這麼宣揚！

這才是他們心底的話。

世上確實有一種誰都知道、但誰都不講出來的東西。它使世界成了如此景象。日本教科書訴訟案反映的就是這樣的本質。家永三郎以一人之身向國家的宣戰，偉大處不在他的勇氣而在他堅持的正義。

於是我選定了那盆萬年青。

這樁案子耗日持久，官司打了約３０年。家永訴訟案中牽連了廣泛的哲學、歷史、法律和思想領域的命題，可惜的是中國民眾並沒有聽過幾句介紹。

真正驚人的，我覺得還不是家永三郎的勇氣學識；而是日本政府的寸土不讓的頑強態度。侵略已是天下皆知，已是常識，但日本政府卻堅決要把它從課本上改掉。事實上就是被改掉了，今天日本中學生在學校學着的歷史是：他們的前輩曾經“發展”到中國和半個亞洲。此事在八十年代初曾釀成以韓國為首，席捲了香港、新加坡、台灣、中國大陸的聲討日本的風暴。

風暴過去了，時代也過去了。

兩三年前聽說，教科書訴訟案以家永三郎敗訴結案了；後來又聽說訴訟還在繼續，不知究竟發展到了怎樣的地步。我們的電視台和日本的電視台一樣，對此事隻字不提。最後在電視上聽過一次家永三郎的簡單表示，他說要徹底地爭到底。訴訟案已是千絲萬緒難以概述。世間已經差不多忘記了它，即使家永三郎還在呼籲但是人們已經聽不見。一片無聲，這個紛爭之角已告沉寂。

我從這無聲中深深感到了一種無義。

時代和人對義舉的冷漠，比什麼殘酷的判決都可怕。我有時偶爾想起那年我送的那盆萬年青。事隔久遠了，無論那盆植物還在不在，今天我覺得萬幸，覺得自己那一天做得正確。

那盆萬年青非常結實，葉片鮮綠肥嫩，枝幹又粗又硬，陽光浴滿的時候，它抖爍着耀眼的綠色光芒，充滿生命的質感。

它縱然渺小，但也是一份小小的意義。——在那種不說出口的陰暗心理中，他們在等着家永三郎死。說透了就是這麼一句話。拖了３０年，老人已是八旬。誰都想到了這一點，但是誰都不說。老人無疑也常常想到這一點，也許，他有時也被陰影籠罩。那一天，當我送去了一盆植物時，當他聽說有一個中國年輕人只是要向他表示——中國並非沒有人理睬他的訴訟，當他發現那個中國人放下那盆植物就一去不返時，他會感到陰暗多少被平衡了一點么？

在新殖民主義正在逼近世界時，給殖民者陣營里的反體制派以正義，就是對新殖民主義的抵抗。世間正呱噪着合資合文，友情生財。但是，宿命的是，我們和他們之間，今天的關係形式，很可能只有戰鬥。

重要的是，不管世道怎樣得勝，正義仍會像常青的生命一樣，不斷生長，不會絕斷。哪怕徹底地孤立，哪怕只有一個人。

四

浪跡天下，人會走過許多有緣分和沒有緣分的地方。我從來不覺得自己與日本有什麼緣分，特別是當它做為國家正處於一個歧視中國、並且惡意地盤算中國的時代的時候。但是對人和民族不能簡單臧否，有時一群人或一個人就能平衡一個民族的形象。

我不是什麼日本研究者，我對日本的興趣遠遠沒有對波斯和巴格達繁榮的西亞、對哈薩克的天山、對未知的安第斯山脈、對我的黃土高原那麼息息相關和感情深重。但是由於沒有人寫，那麼我必須最低限地寫一些關於日本紅軍，關於教科書訴訟，關於高橋和的文學，關於沖繩的歷史。

而關於日本赤軍的介紹不僅如此。他們也有複雜的一面，但唯他們是中國的以命相托的支持者和摯友。對這樣的摯友的失義，會萬劫不復地失去支持。

世間有一個關於日本的傳說。

這個傳說，基本是誤解。

因為不僅要概括日本的味兒，講清楚各種對我們很重要的、其他民族的傳統和血統、情調和氣質，更必須講清楚惡和美。

據我看，只有他們的行為，才稱得上代表了真正的日本味兒。那種孤膽的、無望的、瘋狂的戰鬥，潛藏着一種使人回味不已的唯美精神。

他們的鬥爭只可能失敗。只有在精神上，他們的一切才具有意義。一本本地讀着，我體味到，在他們的軌跡中，與其說貫穿着爭取勝利的努力，不如說充滿着對於極限和純潔的追求本能。

借這篇想了很久的文章，我總算多少還了心中的一個夙願，或者說，減輕了一點負罪的痛苦。從一開始讀到赤軍的資料以來，這種負罪的感覺折磨了我很久。同時，我也大致地寫清了我理解的日本。我想，我學習了它的優秀，也做到了對它的對立。我開始了對它必須的宣戰，更深深地感知了它的美。

寫到這最後的一筆，我覺得異樣的輕鬆和舒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