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濃時驚無語

生存於複雜的時代又面臨複雜的命題，人需要一種更充分的自由。特別對於作家而不是理論家的思想而言，闡述為自己良心感知的內容，特別要求環境的規矩，以限制有意的曲解和誤導。可悲的是，強權的愚蠢干涉，其實往往可以成為避免誤解的條件；而來自依附體制的知識份子、即魯迅所謂智識階級的攻擊，卻會導致真正的思想壓迫。

當然文學就是限制中的創造。前人都是在時代的可怕限制中，完成了輝煌的業績。因此我從來不贊同文學的政治化。今天我依然不會變我的道路為政治，我甚至不是為了抗議，而僅是為著備忘。

只是，我不知道，先賢和前驅們是否都曾經遭遇過這種命運：不僅背負着上百年的屈辱的被殖民史，不僅承受着殘暴的強權壓迫，還不得不與一群如同今日中國智識階級的人同生共伍。

一

二十世紀是個發生了許多革命的時代，我本人只是一個這個時代的嬰兒，就本質說並不是它的參加者。即便如此我仍然覺得，我們在追尋革命後果給我們的教訓的同時，也要究明革命的原因。但是，智識階級製造的流行思潮，在揭露舊革命的悲劇和不人道的同時，正剝奪着人擁有的權利的一種，即在壓迫的極限上選擇革命的、永遠的權利。不僅如此，他們甚至壓迫對革命的想像，壓迫任何對更理想的社會的想像。

這是因為他們並不反對青睞和豢養他們的體制。他們無視特權官僚制度對民眾實施的壓迫和恐怖，也無視世界新體制對貧窮世界的威懾、歧視和壓榨。他們一心傾倒於對西方體制的謳歌，全然不顧西方的國家富強與精神自信，乃是建立在百年來血腥的殖民史之上；也建立在貧窮國家和民族的從屬、窘境、以及受辱之上。他們否認文學的天職，以及知識份子的天職本身拒絕任何從屬；這種天職僅僅是表達人的自由、僅僅是向一切不平宣佈正義和良心。

沒有理想的和完全人道的革命。是的，革命往往與人的惡性孿生，遺留下滿目的廢墟和無數的悲劇。革命是被人世的苦難逼迫而誕生，並成為正義的人心的嚮往的；但它確實又往往在人世的腐蝕中變質，因此被人恐懼和捨棄。

在這樣的革命的世紀末，總結革命和諸如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嚴肅性和複雜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恰恰是在這時，今天的智識階級掄着棍子，壓制着言論的自由和思想的表達。循環之後沒有改變，他們一如迫害過他們的棍子前輩。

出於這樣的思想，十幾年來我一直思索着關於革命的問題，這個思索由於紅衛兵時代的原罪即骯髒的血統論，甚至漸漸成了痛苦的內心折磨。但是今日批判血統論的危險，比起60年代的思想先驅和犧牲者所面對的，究竟有多大的改變？關於這一點，請原諒我不能更細緻地論證。

1993年是毛澤東誕生一百周年。當時日本岩波書店的《世界》雜誌約我寫一篇紀念文。對一個作家來說，我初次體驗了不能使用母語寫作的滋味。由於心頭的陰影，我甚至有意對一些漢字只用日文假名。對人的權利，對政敵和階級之敵的人道，也許是毛澤東和他的時代必須面對的置疑。我對毛澤東提出這個根本的置疑，但是仍然用我的語言對他實行了必要的辯解。因為人依然可能依靠他的革命和造反思想來解放自己。

同樣，我在日本出版了一部關於早期紅衛兵歷史的着作，我不能用中文出版。因為，無論是我對從紅衛兵運動一開始就存在的，可以稱作60年代的最大罪惡的血統論的自省和揭露；還是我對青年以及民眾的反體制權利的堅持兩點都被今日的霸權所不容。我特彆強調的是，智識階級的話語霸權。

我不從屬於任何政黨或運動。我拒絕一切政治形式。我僅僅用文字表達了這種思想。我認為在這種前提下我擁有一切表達的自由。但是我準備面對的是因此遭受的圍攻；智識階級在竭力教唆。昔日受難的犧牲者，會因為公開的思想，和這思想的被醜化，而覺得找到了仇敵。

我選擇了使用外國語，最低限度地表達思索的方式。但即便如此也不被人放過，那些智識階級雖然不讀外語，卻處處着文污衊他們道聽途說的、我對紅衛兵的自省。他們竭力把我漫畫成一個殘餘的「四人幫」份子，企圖挑起人們的誤解，把我引向人們對往日悲劇的巨大仇恨。

不，我沒有表達關於革命的反省的自由。

二

在前南斯拉夫的波黑地區，以及高加索的車臣地區發生流血危機時，我非常盼望讀到更多的消息，但是不能。我感到不可理喻，因為多民族的中國更應該讓人人都思索這種問題。自由與和平，沒有比它們更重大的一對命題了。我深知中國存在着的矛盾，比起它們遠遠有過之無不及。中國史證明，在這類危機發生時，人常常顯得更嗜血。已經迫不及待，已經千鈞一髮，應該及早地告誡人們，必須注意尋找未來的、共存和平和相互敬重的道路。

奇異的是，可以說是和平主義偉大導師的列夫．托爾斯泰有一本《哈吉．穆拉特》。重讀時，我驚異地發現正是這位百年前的高尚作家，為我們從源流到結論地，解釋和指導了車臣問題。

《哈吉．穆拉特》是一本小說，我非常想為它寫一篇讀後感。不用說托爾斯泰對包括車臣部在內的、高加索諸族的知識、他對伊斯蘭蘇菲派內部的熟悉令人感動；托爾斯泰對國家恐怖的批判基點，以及對反抗者一方的施暴的批評，還有他對脫離武力和暴力的第叄種選擇的文學化描寫，使我得到了深深的教益。

但是使我沒有動筆的原因是，中國的一些知識人，在我的涉及中國回族的作品《心靈史》出版後，一直致力於把我醜化和漫畫成一個宗教狂。時值日本發生了奧姆真理教施放毒氣的事件，這個新聞使他們如獲至寶，他們不求甚解就馬上用來隱喻我。他們的攻擊，已經離開對我的作品的哪怕是曲解，而開始編造莫須有的、所謂我的觀點。無論日本的奧姆教份子，還是激烈地討論奧姆教風波中引發的，世紀末的信仰喪失與新興宗教社團、科學主義與迷信思潮、國家權力與宗教管理法（因毒氣威脅而補訂日本《破壞活動防止法》）的權限、討論國家與自由民主之間關係的日本輿論界，都不會想到：奧姆教的放出的毒氣，正在經過一些中國知識份子的擴散，窒息着艱難地維持着信仰傳統的中國伊斯蘭教。也許，奧姆教的最大惡行，就是它為針對中國伊斯蘭教的、至少是思想上的壓迫，提供了一種候補罪證。

作家蒙受怎樣的命運並不值一提。我無權因為我個人的文章，使得倍受壓迫的中國伊斯蘭教的處境更困難。因此，我對他們對於我的批判，採取了沉默的態度。我有意迴避這個題材，在整整一個1995年，沒有在寫作中涉及我熟悉也是我感情所系的中國回民及其宗教。1996年和1997年，大概也會大致如此。何止關於《哈吉．穆拉特》的讀後感，我在許多散文中刪去人的故事和思考，只留下風景描寫。我為了骯髒的火不至於燒到窮苦的信仰者的身上，規避叄舍，壓抑抒發，寫了許多實際上是半截的文章。

我只想說：在中國，在有着長期的歧視少數民族、以國家恐怖主義壓迫底層和民間信仰的歷史傳統的中國，在話語霸道的支撐下，大談特談他們根本不懂的奧姆教、原教旨，是助紂為虐，是知識份子的良心不能原諒的卑鄙行徑。

同時，把在民主政治的宗教法原則下出現於二十世紀的、多如牛毛的新興宗教團體（其中一些只是競選的工具、漏稅的公司，或黑社會式的集團）的個別犯罪，故意地與有着十億第叄世界信者的、自久遠以來就是世界文化傳統之一的伊斯蘭教相聯繫，也顯示了這些智叟的無知。

應該說明：他們的原意要小得多，他們不過是對我的作品進行消毒而已。除了把我導讀成一個「四人幫」主義者之外，他們的第二槍是把我宣傳成一個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者。當然，甚麽叫原教旨主義，他們是不打算搞明白的。關鍵在於這個惡謚符合當今國人對大眾傳播媒介製造的、對國際伊斯教的輿論和壞形象的不求甚解的口味；這個惡謚如同密告，它翦滅着作家賴以存身的有限天地。

本來我企圖以對中國伊斯蘭教特別是蘇菲派的介紹，來探討中國的信仰問題。我幼稚地以為這是一條救助中國文明的有益建議。但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當代的中國智識階級為求挽救垂死的文學、保持體制給予的既得利益，以及控制中國的文化霸道語境，根本不惜犧牲民眾的艱難信仰權利。

我以為，對於健康的民族而言，歷史縱有浮沉，但文明的魂核一直沒有受到大的傷殘。在文明發生划期的更迭時，應該注重感受那些長久永恆的文化因素。我為此寫作了一批與中國古代精神有關的散文，當然，我以我的個性和好惡選材，表達的也是我偏愛的情感。比如我描述了《史記．刺客列傳》和它的那些家喻戶曉的人物帶給我的感受。

其實我還遺憾自己沒有本質的創造。我不過重複前賢，甚至重複一種常識。我不過在自己的散文中提到了「清潔的精神」，歌頌了許由、屈原、荊軻、海瑞和高漸離。強調了中國古代文化中的「恥」、「信」、「義」，關繫着中國的信仰，是文明的至寶。

我不能想像就是這樣的舊式文字，也要被今日中國的智識階級所不容；居然連這樣一點撫舊的抒發、感受的自由，也要遭受政治告密式的批判。文化的抒情成了被誘導向恐怖的政治。我被他們漫畫成「死不悔改的紅衛兵」，我的宗教着作和文學散文，被說成是專制主義、民族主義的煽動。在這樣的卑鄙的導讀之下，我必須考慮可能的文字獄。

他們從來不引用我的原文，哪怕一個完整的自然段。久違的莫須有，居然在強權專制之外的文學評論中出現了。

不，我沒有表達關於信仰的建議的自由。

三

如今的好文章如鳳毛麟角。讀《第十二座雕像》後，覺得真應該印發北京老百姓人手一冊，把梁思成的北京古城牆環城公園的設想圖，貼在北京的每一個建築工地、每一個公共場所門口。

終於有了對梁思成先生的懷念。也許，懷念都要在羊亡牢毀以後才能舉行。對梁思成先生的懷念，雖然在今天人們終於明白了北京故城的郭牆不僅是亡羊般的文物，而且是空蕩蕩的烏有之後，而顯示出其意味的冷峻與莊嚴；但是，也許還可以等到明天。等四城內的市井和街區全都化為烏有，等骨架之間的血細胞、以及千年傳統都蕩然無存時，再來紀念梁思成。那時不僅是建築界和考古界，那時人人都會理解梁思成，甚至人人都會尊重地翻看梁思成關於中國古代地面建築的圖冊，會有那麼一天，只是那時人人都會覺得此恨綿綿。

只是今天憂國者不僅僅被笑為憂天，至少要被打成文化冒險和專制主義。學習梁思成的責任感，至少對於我，是更難了。

如今的毀壞，已經越過城市的門牆骨架，進入了血肉之間。南在雲南，北在北京，到處看着古式的街道，從屋到街，在喧囂的機械轟鳴中，不幾日，就被推土機成排地掀翻消滅。

這是一場真正的戰爭。一方是權力和金錢，一方是古老的文明。我們已經看見戰後的廢墟。它們就是覆蓋一切混凝土方塊，就是些怪獸般的商廈，就是那些永世也嫌不夠、拆又修的汽車道、水泥橋。

但是誰敢反對？市民們緘口於放下一張竽的可憐夢想。太久了，我們已經不習慣理直氣壯地追求更具人性的理想生存。智識階級呢，他們在忙着把自己打扮成洞達潮流的智者，如當年犧牲古城牆一樣，看殺豐富的街區。

恕我舉例之僻：應當說這一場默默展開的環境大戰中，抵抗的又多是一些古老的穆斯林街區。自古以來，他們的社區還不僅是一個屋頂和一張竽，那裏有着他們賴以為生的行業、有着他們生活中一切特殊的婚喪食用的文化、有着他們的親族和社會結構，當然，還有着他們的精神寄託。

無疑他們更加無援；有誰理解他們呢，有誰同意他們的鬥爭其實也是對這衰老文明的護衛？他們絕望的鬥爭（其實只是爭辯一番），從來沒有得到過中國知識份子哪怕一聲的正義支援。

根本不存在他們的語境。拆除他們的古來社區，也許不僅是建設的原因。拆除它們所引發的，不僅是環境或文化問題。同樣，討論包括這個特例的城市和環境的問題，馬上就會被我們親愛的智識階級抓住辮子，使喜慶的城建小論，變成陰森的政治。沉吟再叄，這不是一個時髦的環境保護問題。

不，我沒有表達關於環境的擔憂的自由。

四

以前，人們常說，書被催成墨未濃。但是提起筆來——一個個黑沉沉的窟窿像眼睛般地在盯着，如陷阱如槍口，我遲疑地撫摸着手裏的筆。或者不提及甲和乙，只寫丁？寫大自然的撫慰，寫百姓的人生？可是跳過甲乙、一步到丁的寫法是困難的，用甲的認識和情感來描寫丁，一句句不倫不類。

在選擇了對政治的規避，在選擇了對官階和俸祿的拒絕之後，甚至選擇了對任何派門閥黨的區別和獨立之後，我已經選擇了我的文學道路。我以為文化、學術、藝術的領域已經足夠遼闊。但是，現實告訴我不是這樣。

世界被推向民主，無論如何也只能被推向民主。而今天我們愈來愈感到，民主的最後的敵人就深藏在人的自身、特別藏在人反對異己的行為之中。

是否左翼思想的表達必須為左翼甚至極左的政治負責；是否關於毛澤東或革命問題的思索必須為毛澤東或革命以及政治運動的一切後果負責；是否關於荊軻的審美等於支持一切「國際恐怖主義」和一切流血；是否描寫了受盡歧視、壓迫和屠殺的中國回民的一點心情，必須對世上的伊斯蘭世界的一切現實負責；是否歌頌古代「潔」的精神就必須對現世的一切不潔負責？

是否理論就等於與這個理論相關的社會、政治和歷史的運動；被社會的運動裹挾的個人，是否就等於運動本身；人生而有之的權利，是否包括「極端」的感情表達；如果作家不是使用行為、而僅僅是在王法之內以筆寫作，那麽究竟能不能達到表達的自由？

究竟人們是否真地承認作家的——寫作的天賦之權？

但是如今是究明這些原初問題的時候麽，讀着我迂腐的疑問，那些炎黃精英可能早就哈哈狂笑了。近日作家韓少功的遭遇，深刻地說著思想的環境。

韓少功並無如我的歷史劣跡和可疑背景，但是木秀於林風必摧之，他處此群類也難免浩劫。他為屈原懷沙自沉的汨羅，他為文獻之邦的楚地和中國，沉吟心血獻出的《馬橋辭典》，換來的回報竟是一盆污水。只是因為一部外國小說的書名在譯成中文時也被叫做「辭典」，於是他對這病弱的文明的舉獻就被一筆抹成了一個滑稽的丑鬼。紛紛揚揚之中，他被醜化成了小報上的國際小偷，對外國人的書臨帖擬作、全盤照搬！我想，若要打倒一個作家，最妙的戰術大概不過如此。

韓少功選擇了憤起自衛。然而，面對着韓少功的受辱，卑鄙的公允照例慢條斯理地出現了。韓少功被勸解、被開導、被閑話、被憾意十足地搖腦袋、被教育以寬容謙虛的文字常識。已是一張淋漓的花臉，又被粗粗地塗上一個黑邊。就像他的同鄉譚嗣同所說，因此而中國所以不倡。

從韓少功在遙遠的南國發出的嘶吼中，我又一次聽見了良知的痛苦和濺血。我屏息聽着，無法感到一絲輕鬆。至少，很多人比我更清楚；本來這些毒箭曾經原樣地、陰沉地瞄着我。

沉吟良久，放下了筆。對於任何真正的作家，對於追求批判的思想，對於一切企求價值的心來說，如今是墨到濃時，方驚無語。在這個誰都並沒有被人強制，每個人都寫着他要竭力宣揚的文字，每個人都享有歷史漏給的契機的二十世紀之末，我處在依附體制的文化的重逼之中，心中吃驚，不可理喻，找不到我的語言。

我不願補充說，文學化的思想表達不僅需要自由原則，還需要神領意會，需要心有靈犀。我拒絕由於自己的處境，被迫地逐句解釋自己的作品。我不會為了個別的惡意，就急着申辯說，我並不是一個不剩地敵視知識份子，我只是抗議流行中國的某種思潮。

我並不奢想以孤單的微力，獲得聲音的傳播。我準備在他們佔據的時代，活下去而且儘力而為。我並不太看重這種語境的壓迫，我只想記上一筆備忘，把一切都託付給遙遙的明天。無疑明天會有公理，良知是偉大而洞察的。會有平和但更是嚴峻的評判——評判歷史曾經給予機會時，稱為知識份子的人們的觀點和行徑。

也許我會不幸言中，如此的民族如病在膏肓，如此的文明會步步衰敗。但是人類的公理會感傷地嘆息，更會正義地譴責。我相信歷史的希望。我堅信人類的良知。我信仰不流血也沒有地獄、但是有悲痛批判的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