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無處逃遁的網中之魚

——讀林白的《說吧，房間》

楊新

毋庸置疑，在９０年代的女性寫作中，林白是最具性別意識與性別自覺的作家之一。她以獨白、夢幻、想像、私語的“個人化”寫作方式，充分凸現女性獨特的生命感悟和成長的心路歷程，表達女性生命個體對自我價值的熱忱肯定，對男性中心主義的大膽反駁，對自由生命及精神家園的恣情歌唱。她的作品《一個人的戰爭》、《迴廊之椅》、《致命的飛翔》、《守望空心歲月》等。用充滿詩性和激情的筆調，在豐富、急切、無遮無攔的心靈抒寫中，營造了主流歷史之外的女性生存空間。把與男權中心社會隔膜疏離的女性現實和心理景觀展露在讀者眼前。這些小說為了與社會性、政治性或道德性的男性話語模式相區別，更多地強調了女性“身體經驗”的表達，接近以埃萊娜·西蘇為首的法國派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所倡導的“女性身體書寫”，即“從身體出發，通過自己，婦女將返回到自己的身體，用自己的肉體表達自己的思想，用肉體講真話”①這種“身體書寫”，充分張揚了女性存在的自在價值，在林白等作家的女性寫作上，達到了一種空前的境界。

《說吧，房間》是林白的長篇新作。這部作品仍然保持了林白一貫的反抗現實文化和語言的堅決態度，但又力圖超越單純狹隘的“身體書寫”，在私人話語與公共空間、女性本位與社會群體、個人體驗與都市慾望的關係之間構建一個全新的女性主義文本，把女性生命體驗直接納入男性主宰的當代生活之中，讓她們在男權、金錢、性這三條繩索所構築的無數規則、柵欄和障礙間掙扎、反叛、絕望乃至毀滅，毫不隱晦地勾畫出在急劇推進的現代化、商業化進程中，女性所處的生存困境。女主人公作為一個當代都市“既自尊又有獨立精神的新女性”，儘管保持了足夠的清醒與反叛精神，卻無從逃脫女性的社會宿命與陷阱。“在說中沉默，在沉默中說”，林白以強大的語言衝擊力，讓我們不得不側耳傾聽來自女性靈魂深處的聲音。

一、男權壓迫：難以衝破的黑暗羅網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始終在政治和政治上注意保障婦女的權益，“婦女能頂半邊天”在整整半個世紀中唱響。然而在幾千年深入骨髓的男權意識和觀念的強勁滲透面前，真正的婦女解放和整個社會意識對婦女解放的覺醒仍然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由於沒有女權運動作為強大的政治和社會背景，中國業已覺醒的知識女性顯得勢單力薄，她們發出的自我之聲微弱乏力，她們的努力奮鬥在男權強大的攻勢面前，往往潰不成軍。

林多米是“一個工作努力、做人謹慎、說話小心”的女記者，本來她與其他三十多歲年齡的女人一樣，嫁夫生子已經“定型”。如同水被裝進瓶子，“永遠不能流動，直到在裏頭發臭變干”，然而瓶子破了，她因與丈夫極不和諧的性生活而導致了婚姻的破裂，不久又莫名其妙被報社解聘，為了生存，她離開幼女扣扣隻身闖蕩深圳，卻一無所獲。她三次求職，三次失敗，在絕望中又聽到扣扣病重的消息。在一個男權中心社會裏，一個接近中年缺乏背景的女人，她唯一的安全港灣就是婚姻、家庭。離婚意味着自我放逐和無休無止的精神漂泊。特別是在社會轉型期，下崗、失業又成為威脅女性社會角色的噩夢，喪失家庭而又失去工作的林多米，為了撫養年幼的女兒而頑強地生活，但社會這架冷漠的機器，卻不會因為女人生存的艱辛而變得溫情脈脈，林多米兩次求職，都因為對方單位不要“女編輯”而失敗。第三次求職，林多米積極調整心態，以溫順妥協的態度，按照男性的眼光和標準，精心裝扮自己，同時尋找世俗的“關係”，通過老校友的關照和女性應有的求職技巧，贏得了百分之八十的成功希望。但這一次求職最終還是失敗了。她成了男性虛榮以及男人之間隱性嫉妒與爭鬥的犧牲品。

與林多米的內向、清醒、反叛的形象相比照，林多米的女友南紅則是一個被男權文化同化、被物質時代異化的悲劇女性。她原為美術教師，熱愛諸多藝術門類，充滿浪漫情懷，在深圳“混”了兩三年後對詩歌、繪畫等一切與文學藝術沾邊的事物統統喪失了熱情。“在她幾年深圳生活中，每一點轉折都隱藏着一個男人的影子，一個住處，一份職業，一點機會，幾乎全都與一名男朋友有關”，她與他們調情做愛互相利用，看上去她在男性社會中如魚得水，實際上她卻更深地墮入喪失女性自我的陷阱之中，她屢屢被男性欺騙、拋棄，完全失去了擺脫對男性的生存依附和精神獨立的可能，成為受男性操縱的木偶，其女性特質受到男權文化的嚴重扭曲，在一次又一次的沉淪中走向死亡。

兩個女人有不同的身份個性，不同的生存遭際，不同的生命追求，但共同的性別命運卻把她們聯結在一起：在男權壓迫面前，她們如同網中之魚，無處逃遁。

為了充分揭示這種女性的悲劇宿命，林白還在小說情節發展之外，插入一段對女詩人余君平生存狀態的描述：才華橫溢的余君平一直未能引起文壇應有的重視，佔據應有的地位，“只因年紀大不夠好看”。“在這個遍佈着男人目光的世界上，一個不好看的女人要取得成功真是連路都沒有，文壇更是一個好色的文壇。”孩子的降生使余君平變為“一個比真正的袋鼠好不了多少的醜婦”，而她的詩人身份則隱退了，的確，在男性文化構建的價值體系中，一個女人的可貴之處就在於她的年輕、美麗、純潔，這種必備的美好特徵是幾千年來男性追慕女性的唯一理由，也是現實生活中男性對女性的期望和價值評判標準。這種以年輕貌美為重的女性價值尺度作為一種司空見慣的文化現象長存於歷史長河之中，已成為男權中心社會中男人、女人共同遵從的常規文化、心理。在商品社會裏，這種以年齡和色相來衡量女性價值的陳規陋習愈演愈烈，一個不再年輕不再美麗的女人，只能在作為“母親”的角色認同中尋找到價值的支撐點，她的詩人身份或者其他作為社會人的身份，則被輕描淡寫地拋置到世俗的價值取向背後。

二、物質時代：都市女性的尷尬處境

林白寫作的特徵之一，便是對當代生活的極度明敏與準確把握。９０年代中國社會變革的主潮便是急劇推進的市場經濟與商業化的歷史進程。不管你是否願意，中國人已陷身於物質時代的慾望之海中。物質時代愈加赤裸地暴露了其男權社會的本質，其價值觀念體系的重建，也仍然以女性的犧牲為代價。作為都市女性，她們既是慾望之海的主體與推進者，同時也無可迴避地成了商業化的對象。《說吧，房間》正是通過藝術化地展示女人真實的歷史境遇，對這一不可逆轉的時代進程進行了抗議性參與，它以對男權文化聲討的、解構的、顛覆性的女性話語，凸現了女性在當代都市生活中，面臨的種種困窘境況。

對尚未失去職業女性與家庭主婦身份的林多米來說，“令人疲憊的婚姻家庭和工作就像沙暴一樣來勢洶洶”，“不光時間被切割得支離破碎，感受也是如此。割碎它們的是菜市、廚房、單位、工資、睡眠不足和體質下降”。在工作和家庭的雙重壓力下，林多米對性生活完全喪失了應有的興趣。女性的雙重角色——一方面作為職業婦女，她必須參與男權社會的角逐，與男人承擔同樣的社會義務和責任；另一方面男權主義的女性價值觀，又要求女人必須成為賢妻良母，相夫教子，操持家政，在極其瑣碎的家務勞動中擔任主角，這種雙重角色使女性陷入在夾縫中掙扎的兩難境地。“家”曾是歷史為女性指定的社會位置。女性原沒有參與創造主流歷史的權力。她們的智慧與靈性只能在“家”這個舞台上施展，這無疑是女性的悲哀；而另一方面，“家”又使女性理應得到男人的關照和庇護，避免社會上的各種競爭與廝殺，這在某種程度上似乎又是女性的幸運。特別是當歷史走到今天，新中國成立以來就一直受到社會主義制度保障的“鐵飯碗”不復存在。女性直接面臨著生存的困惑時，“家”哪怕再平淡再無聊再瑣碎，它又何嘗不是女性賴以耕耘收穫的最後一片園地呢！然而，置身於商業化都市漩渦中的現代女性，她們的家庭同樣處在風雨飄搖之中，任何一種外力都能輕易地擊碎婚姻之瓶。為了自尊為了愛為了女性的自主意識而離婚的女性，過去當她們走出傳統的家庭生活方式，還能用事業成就的理想來標示自己存在的意義，但處在物質時代的離婚女性，卻無力面對嚴峻的社會現實，失去公職，把這些女人拋進維持人類最基本需求的艱難處境中：生存、自己和孩子的生存，而這生存的困窘艱辛需要女人獨自去承當。而令女人頗覺尷尬的是，她們“可以選擇的養活自己和孩子的路，其實沒有幾條”，“即使把嫁人也看作一條路，也找不到一個既情投意合又有一定的經濟能力，同時又沒有結婚還要能容納孩子的男人”。當林多米一次又一次尋找工作被拒絕，當南紅身患盆腔炎，孤獨地躺在床上，任長發里的虱子恣意縱橫時，我們不禁要問：物質時代究竟給女人帶來了什麼？女性解放進程是前進了抑或是後退了？

《說吧，房間》毫不猶豫地把它的女性人物拋置在深圳這樣一片都市熱土，讓它的主人公面對物質時代對女性的塑造、擠壓和扭曲，直接感受來自靈魂和肉體的深切痛苦。在深圳，“擁有女人就像擁有房子和汽車一樣，決不是什麼虛榮心，而是一種身份，是成功男人的標誌”，“女人越年輕、漂亮，氣質越好，檔次越高，種類越多，更換越頻繁就越是成功”。沒有金錢沒有大哥大和轎車作為必要道具的男人，在女人眼裏“根本就不是男人”，“深圳的大多數女人在接受一個男人的開始，總是收拾好自己，坐上一輛由男人開來的車，去赴一次晚餐”。在商業文化結構中，女性特質受到嚴重污染併發生可怕的畸變，那種貌似新潮瀟洒的生活方式，實質是徹底抽空了女人的主體性，讓她們自覺自愿淪為物質化、商業化的對象。女人本身具有交換價值，年輕、美貌、氣質、品位都可以標上價碼，去換取等值或超值的物質享受和所謂的成就感。男人注重女人的品位、氣質就像文物鑒賞家注重收藏品的品相、年代一樣。這種角色規範何其腐朽，是經過精心包裝和翻新的女性恥辱，散發著千年不散的糜爛氣息。擁有金錢和地位的“成功男人”，他們佔有享用女人的“性”，魅惑驅使女人的靈魂，看上去是新一輪始亂終棄的封建俗套故事，所不同的是，在物質時代，這種男女之間的追逐或遺棄，增添了某種用金錢裝點的時髦浪漫，而擺脫了封建時代儒家精神的道德約束。在這場兩性徵戰中，真正的贏家不是男人，而是金錢。讓我們來看看南紅的悲劇。這個熱愛藝術充滿熱情的女性，在深圳這個特殊染缸里，很快成為到處舉着珠寶推銷、貪圖享樂、好吃好玩的虛榮女性。她與各種各樣的男性周旋，落入打情罵俏的圈套。為取得男人的歡心，她“把自己裝扮成一隻沒有頭腦的笨鳥”，無聊又輕佻，以此換取工作的位置和經濟的“效益”。在她身上，純潔與放縱、輕信與執拗、冷漠與激情不諧調地混雜在一起，令人想起《日出》中那個在肆意揮霍和發泄中逐漸沉淪的陳白露。這是一出乏味的鬧劇。千百年來，女性的社會地位依然沒有真正地提高，要獲得獨立的人格和尊嚴，她們還有漫長的路要走，林白書寫着女性的創傷體驗，為她們吶喊為她們哀愁，在不期然間，又消解着關於女性在社會“進步”中徹底獲救的“敘事”。

三、浮華愛情：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

急劇變革的９０年代，一切傳統的價值、體系都失去了效用，在非人化的大都市，女性除了面對金錢的誘惑和生存的困境，還要經受兩性之戰帶來的無言創痛和辛酸。林多米在婚前曾與一名男子有過一夜“大火一樣燃燒”的激情，事後男子迫於某種特殊原因飛往國外，從此音訊全無。林多米獨自承擔偷吃禁果遭受的懲罰，不僅打掉了腹中暗結的珠胎，也打掉了她對愛情、婚姻的全部希望。與閔文起的結合，與其說是愛不如說是出於功利的考慮，可以通過婚姻這個跳板改變環境。林多米渴望一種水乳交融、靈與肉都得到升華的性生活，這一幻想卻被丈夫形同獸類的粗鄙性慾擊得粉碎，離婚後的林多米對一位獨身男人許森產生了隱秘的性渴望，卻囿於傳統的道德規範不敢放縱自己，當她求職遭受打擊帶着自虐的狂想尋找許森時，卻被冰冷的牆擋在屋外。林多米的情慾追求又一次失落了。當女人最需要愛和幫助的時候，所愛的男人總是缺席。林多米只能在對孩子的愛里尋找最後的慰藉。當孩子病重的消息傳來，林多米再次遭到重擊。那個作品中反覆出現的女人上吊的意象，是否預示着林多米無法承受的結局呢？就南紅而言，她“不能停止對男人的愛”，這裏也許有幾種含義：對男人從物質到精神的依附；對現代愛情的幻覺；對男性與生俱來的隱秘慾望。正是由於這種不能停止的“愛”，老歪用早茶、晚飯以及適當的“效益”的鋪墊就贏得了她的身心；老Ｃ，一個懦弱而猥瑣的有婦之夫，居然異想天開想讓她為他生個兒子。南紅從一個男人漂泊到另一個男人，遭受一次又一次被欺騙、被叛賣的命運。男人總是不辭而別，他們帶走的是一次艷遇、一次可資炫耀的生命之旅、一點良心的刺激不安或懺悔。而逼近女人的則是那些“隱形的針”，那種刻骨銘心的慘痛體驗：未婚先孕、流產、背叛和哭泣。女人“愛”的代價是巨大的道德壓力、心理折磨和血的付出。因宮外孕大出血而死去的南紅，讓我們看清了當代浮華愛情的殘忍本質，它對女性的掠奪與戕害。

也許，在物質時代，對愛情的奢求本身就是一種虛無縹緲的烏托邦。那種至死不渝讓靈魂和肉體都沉醉其中的傳奇式愛情，原是女性不切實際的幻想。這個時代，以最高頻率聲嘶力竭叫嚷着愛情，愛情卻早已廉價賤賣等同於性。性在這個時代無所不在，成為男性進入世俗享樂生活的最後儀式。而對女性來說，“愛已無法到達靈魂，此岸和彼岸已經中斷”，“愛就是不愛，靈就是肉”①。這種對愛情的失望與無奈，再次表明了女性在兩性對抗中所處的被動、落寞的尷尬境遇，失去愛情的女人，那種凄凄惶惶無家可歸的漂泊感，那種個體生命喪失精神寄託和心靈歸宿所呈現的無助心態，也許正是這個時代的特殊景觀吧？

不難看出，在《說吧，房間》裏，林白自覺地“衝出沉默的羅網”②。對女性當下的生存狀態和精神境遇進行了一次直面與開掘。在她的筆下，處處流動着女性主義批評所倡導的“憤怒的慾望”，這種“憤怒的慾望”無所不在，不但表現在濃墨重彩抒寫女性的困苦和焦慮上，而且也同樣表露在女性作家已不再將其女性人物獲救的希望寄託於男人或“進步”。從而使其文本從自身的視角被納入女性主義批評之中，而不必依靠額外的添加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