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作家的懺悔
我需要懺悔是因為這兩年我一直在馬不停蹄地出書,書出得太多了,我的朋友詩人伊沙曾善意地提醒我“你寫得太多了”,結果遭到我一篇文章《詩人有什麼可狂的》的抨擊,現在想來,真正太狂的是我自己。我覺得真到了該替自己和整個小說界反思和懺悔的時候了。
2001年我曾在一年內出版七部長篇小說,被文壇稱為“趙凝旋風”。去年,因為“非典”的影響,在全國書市都不景氣的情況下,我竟也有包括《胭脂帝國》在內的六本書出版。今年我開始有意識地控制出書的“量”,長篇小說僅出新作《夜妝》一本。
我認為“當紅”作家所面臨的問題其實和“當紅”演員所面臨的問題是一樣的,當我們面臨的撲天蓋地稿約(片約),總是有點“暈”。誰都有過剛出道時的艱難,書稿被人踢來踢去,遭人冷語,但當有朝一日作品被人認可,你的文字就變成了出版商眼中的錢,我們從沒人搭理忽然間變成了一座人見人愛的“富礦”,我的名字成了明晃晃的金字招牌。幾年來,面對多家出版社的不停催稿,以及高額稿酬的誘惑,我必須夜以繼日地不停寫作,長篇小說一本接一本地出,這幾年我給出版社創造的利潤是一個龐大的數字,當然,我自己也得到了不薄的版稅收入,用一本小說的版稅收入就可以購買一部像樣的汽車,這是過去的作家所不敢想的。
拋開金錢的誘惑,反思自己的寫作,我覺得自己之所以寫得多、寫得快,還是因為“緊迫感”在作怪。這種緊迫感並不是因為想要購買更多的汽車,而是因為精神上有恐懼。我們是前有“大將”後有“追兵”的一代作家,即所謂“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當初李師東先生提出這個概念的時候,我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今天,我們這代人已成為文壇上的“實力派”,即所謂中堅力量,但我們仍像“三明治”中間的餡一樣,被人上下夾着,上有莫言、王朔那樣的“大將”,下有像安妮寶貝這樣厲害的“追兵”,我們被夾在中間,不得不把自己調到衝鋒陷陣的狀態,才能贏過這上下兩代人。
不過值得欣慰的是,“餡”是“三明治”中最精華的部分。
在《夜妝》中,我試圖寫一個好看的故事,而不考慮其它因素。我們最初進入文壇,身上沾染着極濃的“大師情結”,把卡夫卡的《變形記》當成寫小說的標準,使我們的中短篇一度變得艱澀難懂。小說讀者的流失,誰該負責?我認為作家應該負全責。我們把小說變得古靈精怪,或者把小說變成冗長的、讓人讀來很不舒服的“半論文”,有一段時間,我心高氣傲,認為誰都看得懂的小說一定很臭,要把小說寫得像“天書”一樣沒人看得懂才算高級,有事沒事一天到晚作曲高和寡狀。是我們這些小說作者,親手把讀者變成了小說的敵人。這事誰都不能怪,只能怪我們自己。
因為那些空洞、冗長的東西能得獎,有一部分小說家就專營此類,使小說變得越來越難看。小說變成了不是給讀者“講故事”,而是“炫技”、“耍酷”給同樣寫小說的人看。滿頭滿腦的方塊字塞滿整個空間,有的人甚至連分段似乎都懶得分,讀來實在令人生厭,這都是那批從八十年代走過來的作家身上帶來的毛病,或者說他們給文壇留下了永遠的“後遺症”,有一段時間,文壇就像好像競技場,各種“技法”和“搞怪動作”滿天飛,人人都在玩虛的。寫小說的潛台詞好像就是:我就是不讓你看懂!我就是不讓你讀下去!
我認為小說家應該主動放棄“大師情結”,不要一聽誰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就流口水,小說家應該變得實在些,不要以為今天寫出來的東西就一定是經典(經典不經典要讓時間說話),也不要為這獎那獎而活着,要寫出好看的、適合讀者閱讀的小說來。要寫出貼近自己身心的小說來,不要整天跟着“大師”屁股後面轉。他們拉美文學爆炸他們的,我們寫我們的,小說寫作者只是一個平常勞動者,要把姿態放低一點,抱着“寫小說是給人看的”這種態度來寫,我從去年的《胭脂帝國》到今年出版的這部《夜妝》,都在用行動來證明這種轉變,我不再寫那些虛無飄渺的東西了,不再假深刻,不再玩酷。
我希望我的懺悔都能文壇帶來一切有益的東西。我們都從天真的大師夢中醒來,做一些腳踏實地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