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走出坑人的教育誤區
河流可以是粉色的
圓圓好奇地把一根小手指放到水流下，讓水順着指頭再流下去。水流完了，她抬起頭來看看我，有點感嘆地說：“水沒有顏色！"
圓圓上幼兒園時，有一學期幼兒園要開設幾個特長班，每周上兩次課，一學期300元，誰想上誰上。
班裏的小朋友都躍躍欲試地要報名，這個報舞蹈班，那個報唱歌班。圓圓從小愛畫畫，她說想報畫畫班，我們就給她報了名。
特長班開課後，圓圓每周從幼兒園裏帶回兩張她上課畫的畫，都是些鉛筆畫，各種小動物。這些都是按照老師給的範例臨摹出來的，老師在上面給打分。從她這裏我知道，老師的打分是以像不像為標準的。畫得越像，打的分越高。這以後，圓圓畫畫開始力求“像”了。她很聰慧，在老師的要求下，畫得確實是越來越像，分也得得越來越高。可是我也同時有點遺憾地發現，她畫中的線條越來越膽怯。為了畫得像，她要不斷地用橡皮擦，一次次地修改。
與她以前拿一枝鉛筆無所顧忌、揮灑自如地畫出來的那些畫相比，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小氣與拘謹。
過了一段時間，開始畫彩筆畫，圓圓非常高興。她喜歡彩色的畫。有一天，繪畫班老師給孩子們佈置了一個作業，要求每人畫一幅表示到野外玩耍的畫，說要挑一些好的掛到幼兒園大廳里展覽。
圓圓從幼兒園一回來，就迫不及待地拿出她的彩筆，找了張大紙畫起來。她畫得非常投入，拿起這根筆放下那根筆的，連我們叫她吃飯都有點不願意。她胡亂吃了幾口，就又去畫。
到我洗完碗后，她也畫完了，得意洋洋地拿來給我看。
我的第一感覺是她畫得很用心，顏色也配得很好。一朵紅紅的太陽放着五顏六色的光，像一朵花一樣。以紙的白色作天空，上面浮着幾片淡藍色的雲。下面是綠草地，草地上有幾個小女孩手拉着手玩。
小女孩們旁邊有一條小河，河流是粉色的，這是女兒喜歡的顏色。她為了讓人能明白這是河流，特意在河流里畫上了波紋和小魚。
看着這樣一張出自5歲小女孩之手，線條笨拙稚嫩，用色大膽誇張的畫，我心裏為孩子這份天真偷快，為天真所帶來的藝術創作中的無所羈絆而微微感動着。我真誠地誇獎圓圓，“畫得真好！”她受到誇獎，很高興。
她從來沒有這麼用心去畫一張畫，自己也認為畫得很好，感覺比較有把握被選上貼到大廳里，就對我說：“媽媽，要是我的畫貼到大廳里，你每天接我都能看到。”我說我一定要每天都看一看。
我讓圓圓趕快把畫收起來睡覺，她往小書包里裝時怕折了，我就給她找了張報紙把畫卷了，她小心地放到書包里。
第二天下午，我去接圓圓，看見她像往常一樣高興地和小朋友一起玩，她高興地跑過來。
我拉着她的小手走到大廳時，她忽然想起什麼，扯扯我的手，抬起頭看着我，臉上浮起一片委屈。我問怎麼了，她說，媽媽，我的畫沒選上。眼淚一下子就出來了。
我趕快給她擦擦眼淚，問為什麼。她小嘴吸一咪，停頓了一會兒，才低低地說：“因為我把小河畫成粉色的了。”
我問：“畫成粉色的不好嗎？"
“老師說小河是藍色的，不能畫成粉色的。還有，白雲也不能畫成藍色的。我畫錯了。”女兒說得神色黯然。
我心裏忽然被什麼鈍鈍地擊了一下，一張畫不能被選上倒無所謂，但因為這樣的原因不能被選上，並且導致孩子說她“畫錯了”，這樣一種認識被灌輸到她小小的心中，卻深深地讓我有一種受傷感。
我心疼地抱起圓圓，親親她的小臉蛋。我說：沒關係，寶貝，你不要在意，沒選上就沒選上吧。圓圓無可奈何地點點頭。
我帶着圓圓往家走，一路思考就這件事我應該對她講些什麼。我問她，畫交給老師了嗎？她說沒選上就不用交，帶回來了，在書包里。
回到家裏，我讓圓圓把畫拿出來，她從書包里取出畫，已被她折得皺巴巴的。我把她抱在腿上，和她一起看這張畫。我問她：“你為什麼要把河流畫成粉色的呢？"
她想了想，嘟濃說：“說不出來為什麼，就是覺得粉色的好看。”
我說：“對，畫畫就是為了好看，所以我們說一張畫，只能說它好看不好看，不能說它對或者錯，是不是？"
圓圓聽了，有點認同，點點頭，忽然又否定了，說：“小河不是粉色的，是藍色的，我就是畫錯了。”我問她，怎麼知道小河是藍的而不是粉的？
我知道她實際上是沒有見過青草地上的小河的，她的經驗是來源於以前看過的一些書畫刊物和老師今天的觀點；我的問題圓圓回答不出，她想了想，有點不耐煩地說？“反正就是藍的嘛。”
我說，走，咱們看看水是什麼顏色，起身領她往廚房走去。
我拿出一隻白色磁碗，接了一碗水，放到桌子上，問圓圓是什麼顏色。她看了看，有點為難，看看我，不知該說是什麼顏色。
我問她是藍色的嗎，她搖搖頭。我追問是什麼顏色，她想了半天，別彆扭扭吐出“白色”兩個字。
我又找了一隻紅色的小塑料盆，把水倒進去，問她“是白色的嗎？”她看看紅色盈盈的水，不好意思了。看看我，狡黯地反間“你說是什麼顏色？"
我笑笑，拿起紅色塑料盆，把水流細細地倒人水池，一邊倒一邊說：“你看，水是透明的，很清亮，它沒有顏色，是不是？”圓圓聽我這樣說，好奇地把一根小手指放到水流下，讓水順着指頭再流下去。水流完了，她抬起頭來看看我，有點感嘆地說：“水沒有顏色！”一副恍然大悟的樣子。我說，你說對了。於是言歸正傳，領着她回到她的畫上。
我重新抱起她，拿起她的畫，問她，那你說，河流該畫成什麼顏色？圓圓不假思索地回答說“畫成沒有顏色的。”我問：“那你該用哪根筆畫呢？”她正要說，又一下子語塞了，回答不上來。
我笑了，“沒有一根筆是沒有顏色的，對不對？”圓圓點點頭。我繼續問，“那你說，河流到底該怎麼畫呢？”圓圓眨巴着眼，困惑地看着我，不知該如何回答。到這裏，河流已是無法畫出了。我看這個小小的人如此迷惘，心疼地親親她的小臉蛋。為了還原她河流的色彩，我不得不先消滅河流的顏色。
於是我慢慢對圓圓說：沒有誰可以規定小河必須畫成藍的，小河本身是沒有顏色的。但我們畫畫兒的時候，總得用一種顏色把它畫出來呀。如果畫畫兒只能畫真實的顏色，那我們就永遠找不到一支可級畫小河的筆，對不對？圓圓點點頭。我繼續說：還有很多其它東西，在我們的彩筆里也找不到它們的顏色，但我們也可以把它畫出來。所以你要記住，一張畫只有好不好看，沒有對或者錯。你可以大膽地使用各種顏色―河流可以是粉色的，只要你喜歡，它可以是任何顏色。
解決了河流的顏色問題，圓圓愉快地玩去了。我心中卻又是憂慮又是無奈，我企圖以這樣的觀念影響女兒，呵護她的想像力。可我如何敢領着年幼的孩子，以她的稚嫩，去迎戰教育中的種種不妥。最現實的比如以後上不上這個繪畫班的問題―
繼續上，就得聽老師的話，就不能把河流畫成粉色的。每一次上課，老師都給孩子們一個畫畫兒的框框，孩子的想像力會被一點點扼殺。這樣的繪畫班，只能使孩子的想像力加速度地貧乏。如果不上，當別的小朋友到特長班上課時，女兒坐在小椅子上眼巴巴地看着別人往外走，她小小的心一定是充滿委屈的，她怎麼能理解突然中止她上繪畫班的緣由呢？我的這樣一種擔憂如何能向她解釋得清楚？我嘆口氣，心裏真希望幼兒園取消繪畫班，那樣的話，讓我再交300元也願意。特別提示
沒有誰可以規定小河必須畫成藍的，小河本身是沒有顏色的。但我們畫畫兒的時候，總得用一種顏色把它畫出來呀。知果畫畫兒只能畫真實的顏色，那我們就永遠找不到一支可以畫小河的筆。
一張畫只有好不好看，沒有對或者錯。你可以大膽地使用各種顏色―河流可以是粉色的，只要你喜歡，它可以是任何顏色。
不上學前班
學前班發展到今天，它的存在已變成正常學制教育中的一個“骨質增生”。但這個多餘的東西現在卻被許多人看作是天使背上的翅膀，以為這樣的“多”總比“少”要好，這實在是個錯誤！
我的一個外地親戚給我打電話，她正面臨著該不該讓孩子上學前班的選擇。她的孩子上一年級年齡只差一個月，學校暗示她交一筆贊助費可以上一年級，否則就上學前班。她周圍有的人說應該上一年級，有的人說與其交這些錢還不如上學前班，孩子還能多學一年。她一時拿不定主意。我知道她的孩子很聰明，以孩子的智力水平，上一年級沒問題。就告訴她，能上一年級是最好的，如果不行，就留在幼兒園，別上學前班。
我一直反對孩子上學前班。
大多數家長並不知道學前班的來由，其實只要了解一下它產生的原因，就會發現它在當下的存在是不合理的。
學前班的產生是我國短缺經濟時代的一個應急措施。
它最早出現於so年代。當時由於城市學齡兒童人口迅速增長，而那時民辦幼兒園很少，孩子的人托問題得不到解決，所以採取了讓小學辦一些學前班來解決部分幼兒的學前教育―可見學前班的出現主要是出於學齡前兒童分流的需要，並不包含有教育學意義上的銜接需求。
這些年我國經濟繁榮，人口出生降低，民辦幼兒園大量出現。兒童人托供需矛盾早已不存在，可學前班卻延續了二十多年，而且在全國從城市到鄉村蔓延開來，越來越名正言順，彷彿是基於兒童學習需求的一個正常合理的設計。個別地方甚至是由教育主管部門規定，所有的兒童在進人小學前必須要上學前班。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該消失而不消失的現象？這說明它有存在的基礎。這個基礎就是：學校願意開辦學前班，家長願意送孩子上學前班。
學校願意開辦，自有非常明確的目的。學前班不屬於國家義務教育，可以自行定價收取學雜費。1985年北京市給出的指導價是每個孩子每月30元，這在當時也並不便宜。近些年更水漲船高，已達到每月數百元甚至上千元，再加上各種雜費，數字是比較可觀的。也就是說它是學校的一個創收渠道，是一塊“肥肉”。雖然近些年一些地方政府已意識到學前班的不必要，出台文件不允許小學辦學前班，但只要手段不強硬，小學就或明或暗地辦着。
再從家長這裏來看。家長願意把孩子送學前班，絕大多數是出於跟風和盲目。一是誤以為學前班有承上啟下的功能，如同上三年級必須要先讀二年級一樣；二是出於對孩子未來學習成績的焦慮，認為上學前班是“提前打基礎”了，是在學習上先走了一步。這一點就像我這位親戚顧慮的那樣，她說，周圍的人都把孩子送進學前班，到上一年級時，拼音和100以內加減法就都學完了。要是我的孩子沒上學前班，基礎就不如別的孩子，這不就比別的孩子落後一步了嗎。
親戚的這種“打基礎”想法在家長那裏是有代表性的，但這是家長們的認識誤區。一是沒搞清什麼才是孩子需要打的“基礎”，二是不了解學前班的真實情況。我對親戚說，假設家長花了錢，小學收了錢，孩子們真的能通過上學前班打下了一個好的學習基礎，走到別的孩子面前，那也值得。但從這些年的實際情況來看，結果恰恰相反，學前班教育是給孩子們打了一個“基礎”，但往往是壞基礎。電話中我能感覺出親戚的驚訝，她可能是第一次聽到“壞基礎”這個說法。她沒想到送孩子進學前班還會得到相反的結果。事實上她的沒想到也是絕大多數家長的沒想到，因為家長們一般也不了解以下情況：
目前國家對學前班教學只有指導性意見，並沒有明確統一的學前班教學大綱和教材。所以，學前班如何教，全憑小學自己的主張，或教師自己的感覺。雖然學前班能給小學帶來經濟利益，但由於它的非義務教育性質，學前班的教學成績不需要計人到整個學校教學成績里，學校一般來說對這塊教育並不重視。
幾乎所有的學前班招生宣傳中都會說，學校為學前班配備了優秀的、經驗豐富的教師。事實上，寄居在小學校園中的學前班是很邊緣化的。除了設備較簡陋，更主要地是，學校不會把優秀教師分配到學前班中。就我見識過，以及聽說過的情況來看，學校給學前班配的教師一般是教課教得不好的，或和領導關係不融洽的。校長沒法讓這些人回家，就正好把他們放到學前班。
也有的學校師資比較緊張，從外面聘一些退休老教師。從概念上講，退休老教師“經驗豐富”。事實上，她們（幾乎全是退休女教師）大多數人對學齡前兒童的教育並沒有多少研究。所謂“經驗”，只是當年教小學生的一些方法。而且由於我國幾十年來小學教師人職門檻較低，許多小學教師文化或教育素養較低，她們的工齡可能有四十年，但並非有四十年的“教育經驗”；往往只是把一種工作經驗使用了四十年。那些“經驗”原本對小學生就不太合適，更不用說用在學齡前兒童身上。所以，現在的“學前班”，並不是教育學意義上的“學前教育”，它基本上就是小學一年級的縮寫本。雖然學前班的課程比一年級的少些，孩子玩耍時間多些，上學和放學時間也比一年級孩子自由些，但總體教育模式和教育價值取向卻和一年級一樣。
從上課形式來說，孩子們每人有了一張自己的固定課桌，有了上下課，有了作業；從內容上看，學習的一般都是拼音、寫字、英語單詞、100以內的加減法等。老師總是要求孩子們乖乖地坐在座位上，手放到背後，認真地聽課，每天要孩子們在作業本上一遍遍地抄寫生字和拼音，並給孩子打出成績，甚至還要佈置家庭作業。老師們的目標是把孩子馴得聽話，識一些字，把作業寫得整整齊齊的。這讓老師們很有成就感，這些“成就”往往也被小學校領導和家長們認可。特別是家長們，覺得孩子在學前班學了認字和寫作業，認為自己的孩子沒有“輸在起跑線上”。可是，這些是“底”嗎？
學前班那種死記硬背的、毫無創造性和發現樂趣的學習，即使放到小學高年級學生那裏，也夠僵硬的，更何況放到學前兒童身上。學前班有上課、有作業、有紀律，卻沒有智力活動。學前班教學讓兒童付出的多半是一些畸形的、消極的腦力勞動。蘇霍姆林斯基說，“凡是那些沒有讓兒童每天都發現周圍世界各種現象之間的因果聯繫的地方，兒童的好奇心和求知慾就會熄滅。”①―失去好奇心和求知慾，這對孩子的學習來說是致命的。
也就是說，就我國當前“學前班”的整體情況來看，不但不能依孩子們的生理及心理發育情況讓他們在智力、習慣、創造力等方面上一個台階，反而在這些方面形成阻礙。所以，學前班發展到今天，它的存在已變成正常學制教育中的―個“骨質增生”。但這個多餘的東西現在卻被許多人看作是天使背上的翅膀，以為這樣的“多”總比“少”要好，這實在是個錯誤！
希望孩子贏在起跑線上，事實卻是孩子的雙腿在起跑線上就被捆得開始發麻了。
我把以上內容大略地對親戚講了一下，她有些明白，但還是有擔心。她說，我也看過一些書，說兒童早期教育很重要，要是啟蒙教育沒做好，將來孩子的學習會很吃力。
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對她說，你說得對，兒童的早期教育確實重要，一個人接受沒接受過早期啟蒙教育，他的智力水平會有很大差異。啟蒙教育開始得越早越好，甚至有人說過，如果你從孩子出生第三天開始教育他，那麼你就已經晚了兩天，蘇霍姆林斯基說“智慧訓練開始得離兒童出生的時間越遠，這個孩子就越難教育。”②他這裏說的“智慧訓練”是“啟蒙教育”的同義語。
現在我們要討論的是，學前班學習是“啟蒙教育”嗎？
良好的啟蒙教育在形式上應該是遊戲的、無拘無束的、變化豐富的、與生活相關聯的。內涵中應該有技能訓練、語言發展、想像力激發等一系列智慧啟蒙功能。
可當下學前班教學，急於讓孩子掌握書本知識和考試知識。課桌限制了兒童的自由，封閉性的學習內容束縛了兒童的想像，教學方式違反了兒童天性，無聊的作業消磨了孩子們學習的熱情―它是一種功利性的、奴役性的學習，它使兒童遠離智慧訓練，走到“智慧訓練”的反面，是反智慧教育的行為，它充其量可以叫做“提前學習”，不能稱為“啟蒙教育”。
我的親戚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她可能在思考什麼。過了片刻，她說，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分析，我需要慢慢消化一下。不過還有一個問題―她遲疑了一下，然後說：不光是聽別人說，我自己也親眼見過一些上過學前班的孩子，他們人學后就是比沒上過的強啊……
她確實說出了一種現象，這正是我準備要對她說的。
我說，我理解你這裏所說的“強”應該是在認字、計算和考試這些方面，但這樣的判斷是片面的。當前小學教育中存在的最大問題在教學模式及價值取向方面。從學校到教師再到家長，大家都在手段與目的的問題上被搞暈了、迷失了，表面化地理解一些教育問題，在兒童教育上形成一些畸形而淺薄的價值判斷。而學前班教學恰是迎合了這樣一種錯誤的價值取向，拔苗助長地讓孩子們在寫作業、考試或守紀律方面早早地表現得“訓練有素”。可這是“強”嗎？
且不說這“訓練有素”里包含有多少反教育學行為，留下多少後患，單是孩子們表現出的“學業優勢”也是短暫的，狀態維持不了多久。人生培養戰略，如長跑戰略，開始跑在前面的人不一定就能領先。不信的話可以到小學三、四年級調查一下，孩子們學業上的差異和上沒上過學前班並沒有因果關係。
我的話可能確實讓親戚心有所動了，她說，哦，好像是這麼回事，那這是為什麼呢？
我說，教育上早有這樣的發現，如果兒童在學習中沒有通過自己的努力解決一些問題，體會不到克服困難的樂趣，只是反覆咀嚼已熟知的東西，就會引起對知識的冷淡和輕蔑態度。經過“學前班”的兒童，他的課程知識稍高於一般兒童；那麼學習中的新鮮感、發現的樂趣、克服困難的興緻他就都沒有，他很容易在學習上變得輕浮，不會用功。家長們以為把學過的東西再學一遍，孩子的基礎就更紮實了，實際情況往往不是這樣。
再者，由於學前班師資水平較差，大多數教師的素質不高，教學方式不恰當，特別容易在學習情感上對孩子形成消極影響，導致孩子厭學，讓他們早早對上學這個事失去興趣，甚至產生懼怕心理。“興趣就是天才”，學習上什麼樣的“聰明”或“提前起跑”能敵得過“興趣”兩個字呢？所以，“學習態度”和“學習興趣”才是最寶貴的東西，才是最重要的“基礎”，孩子們將來表現在學習上的潛能和才智也來源於這兩方面。科學良好的教育能讓孩子小小的身體像顆核彈頭一樣儲備巨大的能量；而急功近利的教育卻是把孩子造成一隻花炮，只能炫目一時。
我的話看來對親戚確實產生了影響，她說，我原來的想法也挺簡單，倒沒打算讓孩子在學前班學多少東西，只是覺得在幼兒園是玩，學前班也是玩，學前班好歹還能學點東西，能學多少學多少。現在看來，即便是這樣想，是不是也沒必要把孩子送到學前班？
親戚這種最初的想法確實也有代表性。可能很多家長也是這樣想的。認為學前班“好歹能學點東西”。這種想法包含着當前教育中非常典型的一個理念性的錯誤，就是蔑視兒童的玩耍權。把玩耍當作無價值的，認為玩耍可多可少，可有可無的，認為“學知識”是有價值的，學總比不學好。持這種思想的家長不知道，對於年幼的孩子來說，智力成長不是在書桌前進行，而是在遊戲中進行。
盧梭在他的教育論著《愛彌兒》中提出一個“最大膽最重要和最有用”的教育法則，就是在兒童的早期學習上，“不僅不應當爭取時間，而且還必須把時間白白地放過去。”①他強調的是應該讓兒童盡情地遊戲玩耍，反對用課程學習擠占兒童的遊戲時間。就當前的學前班教學來看，無論你是否對孩子提出一個學習要求，只要把孩子送進學前班，這種環境就會對兒童玩耍權進行主動剝奪。
兒童越是年齡幼小，啟蒙教育的急迫性越強，越需要一個好的智力成長環境。他心智發育的黃金時間被奪走一年，今後不知有多大的損失。心理學認為兒童智力發育的最佳時期是6歲前，從這個意義上講真是“一寸光陰一寸金”，我們怎能讓這黃金般的時間變成一段銹鐵呢。哪怕是什麼都不學習的純粹的玩耍，也要好過反兒童天性的“提前學習”。
事實上，學前班存在的問題現在人們已開始意識到了，近年來各地紛紛取消學前班。北京市已出台文件，決定在2010年前逐步取消學前班。這個決定不錯，但不知為什麼要這麼慢悠悠地去做，可能牽扯到的利益太多吧。
2加8年初北京某報與一家知名網絡教育頻道聯合調查顯示，在上不上學前班的問題上，只有1息％的家長認為“沒必要上”，而超過半數的家長認為應該讓孩子上學前班一一這個數字是很龐大的，可以想像，後面跟着的，是一塊多麼肥沃的市場啊。學前班現在不僅是小學在辦，一些少年宮、民辦課外輔導機構也在辦。把幼兒園小學化，這甚至成了許多幼兒園的“特色”，這些幼兒園講自己的優勢時，就會把“雙語教學”、識字、數學等內容作為賣點進行宣傳，它雖沒舉“學前班”之名，行的卻是學前班之實。
行政命令可以讓當下的學前班消失，但有這樣的市場，它一定會產生新的變種，以新的面目出現。就在北京市政府決定逐步取消學前班時，北京市有名的課外輔導機構“偉人學校”卻開始大張旗鼓地進行“全日制學前班”的招生宣傳，從他們提供的課程表來看，也是以文化課學習內容為主。該機構的市場運作很出色，他們總是能抓住家長的心。
啟蒙教育可以讓孩子成為人才，而不合適的“提前學習”只能讓孩子變得平庸無才。反對“學前班”，實質上是反對不科學的、急功近利的學前教育。不讓孩子上學前班，目的是想把良好的學前教育還給孩子。
和親戚打了好長時間電話，終於使她相信不送孩子上學前班更好，我能感覺出她很滿意，心情很好，這也讓我很愉快。
就在我們結束談話，剛放下電話之際，我又接到另一位親戚打來的電話。這位親戚是來抱怨我的。
當初她也向我諮詢過要不要讓孩子上學前班的問題，我告訴她不用上，同時告訴她給孩子多買些書，要培養孩子的閱讀興趣。現在她的孩子已上小學三年級了。據她說孩子寫字不好，做作業粗心大意；整天光是喜歡看課外書。她言語間抱怨這是因為孩子沒上學前班，沒提前學會寫字；說她家鄰居的孩子上過學前班，打好了基礎，字就寫得比她的孩子好，學習就是比她的孩子強。
我詳細地詢問了她孩子的情況，以及她如何和孩子交流溝通的情況，心裏基本上就清楚了。
家長一着急就會胡亂歸因，就像一個人不小心踩到水溝里，卻怪怨襪子的顏色穿得不對一樣。很理解她的焦急，也願意真心地幫助她，所以不得不批評她。我說，孩子現在不愛學習，寫作業不認真，這不是因為沒上學前班，而是你從他上一年級開始，就過分重視寫作業、考試這些事。你在這方面太緊張，總是那樣嚴厲地批評他，弄得孩子精神負擔特別重，產生逆反心理了。這一點你要改一改。這位親戚還是充滿怨言地說，我覺得他就是沒打好基礎，對學習不上心，一天到晚光是喜歡看閑書，隨手抓張報紙也能看半天。你原來給我講過，愛看書的孩子作文寫得好；可他不愛寫作文，也不愛寫日記，反正就是什麼字都不愛寫。我說，孩子有這樣的閱讀興趣和閱讀基礎，本來應該喜歡寫作文，會寫作文，現在只是被你經常性的指責嚇住了。而且你不理解閱讀的價值，你說到孩子酷愛閱讀時，口氣里流露的居然是厭煩和無可奈何。事實上，孩子愛閱讀，比上三個學前班都強，你真的應該為此慶幸。
親戚說，他成績不如人家上過學前班的孩子，這是個明擺的事實啊。我問親戚，你調查過嗎，孩子班裏有多少人上過學前班，有多少人沒上；是否上過的一定比沒上的學習成績好？上過學前班而成績落後的孩子是因為什麼，沒上學前班而學習優秀的孩子又是因為什麼？
親戚回答不上來了。
我說，成績好壞是件比較複雜的事，不可能由於某個單一因素就導致結果怎樣。孩子現在已三年級，我可以肯定，如果你的孩子上過學前班，而圍繞着他的其它教育因素不變的話，他的情況也是現在的樣子。所幸他現在還喜歡閱讀，有這樣的閱讀基礎，只要家長和教師不傷害他的自信，不阻撓他的閱讀，他的優勢會慢慢表現出來。，我進一步幫這位親戚分析說，孩子現在的問題顯然就是缺少學習興趣和自信心的問題。所以改變他的狀態只能從提高興趣和自信心人手，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家長不要整天批評、嘮叨和干涉孩子，而要欣賞和鼓勵他。
這位親戚聽我這樣說，終於說以後教育孩子要注意方式方法，不再那樣簡單粗暴了。但我能微微地聽出她對自己和孩子的不自信。考慮到家長教育方式的改善全部是從具體事情和細節處做起，我一再叮囑這位親戚說，遇到具體問題如果不知道該怎麼辦，就及時給我打電話商量。我想這是能幫助她的最直接的辦法了。我是很願意給別的家長一些建議，不過，很多東西，那是必須家長自己去悟的。比如這要不要上學前班的事。
特別提示
課桌限制了兒童的自由，封閉性的學習內容束搏了兒童的想像，教學方式違反了兒童天性，無柳的作業消磨了孩子們學習的熱情―它是一種功利性的、奴役性的學習，它使兒童遠離智慧訓練，走到“智慧訓練”的反面，是反智慧教育的行為。它充其量可以叫做“提前學習”，不能稱為“啟蒙教育”。
認為學前班“好歹能學．點東西”。這種想法包含着當前教育中非常典型的一個理念性的錯誤，就是蔑視兒童的玩耍權。把玩耍當作無價值的，認為玩耍可多可少，可有可無的，認為“學知識”是有價值的，學總比不學好。持這種思想的家長不知道，對於年幼的孩子來說，智力成長不是在書桌前進桿，而是在遊戲中進行。啟蒙教育可以讓孩子成為人才，而不合適的“提前學習”只能讓孩子變得平庸無才。反時“學前班”，實質上是反對不科學的、急功近利的學前教育。不讓孩子上學前班，目的是想把良好的學前教育還給孩子。
暴力作業就是“教育事故”
暴力作業對兒童信心、意志、品格等有全面的消極影響。它的壞作用，遠不是多穿一件衣服有．奴熱，多吃一個饅頭有點撐那樣簡單。它能改變事情的整個狀態，讓孩子摧患一種“厭學”的慢性疾病，摧毀他們的上進心，吞噬他們的創造性，消磨他們的幸福感，其中的“基力性”甚至能破壞他們的道德。
人們總認為，老師佈置的作業都是正確的，都是對學習有用的，孩子都應該認真完成。事實是，現在孩子們寫了太多的無效作業。豈止是無效，簡直是負效果。這些作業如此無聊，從它對兒童學習興趣的破壞，對兒童智力發育的阻礙來看，已走到了學習的對立面，成為反學習的東西。我把這種作業稱為“暴力作業”。暴力作業主要有三種。
第一種是數量大。
請看一個一年級的孩子很普通的一次語文作業。5個生字加拼音，每個字寫20遍，A、B本各寫一遍，合計下來，共寫200個拼音、200個漢字。此外還有三個造句。如果頭一天生字本上有一個錯別字，還要把那個錯別字再寫三行，也就是錯一個字就再加30個拼音、30個漢字，前一天錯兩個，就要多寫60個拼音、60個漢字―這僅僅是語文作業。數學、英語作業也不會少，數量上絕不遜色。想想孩子一晚上要寫多長時間吧，他剛上一年級啊。
第二種是懲罰性。
我看過一個初二學生的語文達標考試卷，上面有一些錯，當天的語文作業是把卷面上所有的錯誤都改正，每個改正答案都寫20遍。比如一個字沒寫對，把這個字重寫20遍，這還好，如果一條成語解釋錯了，就要把這條成語抄20遍。假如一段默寫有兩句以上的話沒完全寫對，或有五個以上錯別字，就算全錯就要把這段文字寫20遍。成績好的同學和成績差的同學的作業量，其差異是巨大的。顯然，老師的用意主要在於讓學生知道，考不好，沒有好果子吃。
第三是惡意評價。
圓圓初中時，她的一位英語老師，每次單詞測驗時，只要學生寫錯一個單詞，就給打“零”分。圓圓也沒少得零分。老師可能是想通過這樣的方法讓孩子們知道，不想得零分就只能爭取得100分。可這難道不是一個偏執狂的思維方式嗎？它更像一個心術不正的人耍的小聰明。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說：“只有當教師和兒童之間的關係建立在互相信任和懷有好意的基礎上時，評分才能成為促進學生進行積極的腦力勞動的刺激物。”①這種惡意評價，只能導致學生們在測驗中更不認真。學生們發現，這樣的測試，寫錯一個單詞和只寫對一個單詞得的分數一樣，大家也就不在乎對了幾個或錯了幾個了。
暴力作業這三方面往往是相隨的，猶如貪婪、自私和嫉妒往往相隨一樣。它不僅給孩子當下的生活帶來痛苦，它更破壞着孩子們對學習的興趣和意志力，對他們一生的學習情感、學習態度形成消極影響。
每個孩子在剛入學時都對學校生活充滿嚮往，對學習充滿好奇與渴望，你看他們剛人學最初接觸到“作業”這個東西時，是那樣興奮和自豪，大人想不讓他們寫都不可能。可是，很快，他們就厭倦了―有些字早就會寫了，還要一遍又一遍地寫，既沒有時間玩耍，也不能早早上床睡覺。寫得再認真，也總是會有寫錯的地方，一錯了就被老師罰寫更多，一個字甚至要寫上100遍……“學習”這個東西，好像處處和自己作對。他小小的心開始對學習產生怨恨了，他開始討厭學習了。厭倦是學習中遇到的最兇惡可怕的敵人，暴力作業則是把這樣的敵人運送到孩子心中最快捷的交通工具。一個令人痛心的教育事實是，有多少教師嫻熟地運用着這樣的“交通工具”，他們以為把知識運進了孩子心中，不知道車上裝的，已變成了“敵人”。而這時更有不少家長在旁邊幫忙，強迫孩子接受這些暴力作業，加速着孩子對學習的厭倦。
有兩個直接原因，使一些教師和家長偏愛暴力作業。
一是他們頭腦中有一套邏輯，在這裏我不客氣地稱之為“笨蛋邏輯”―認為多寫多記就能多學到知識。他們認為一個字寫20遍就比寫2遍好，一道題做5次就比做1次好。這真是把學習這件複雜的智力活動，完全等同於老婆婆的鐵棒磨針了。他們不知道，大腦認知是個奇妙的過程，有它自身的規律，其中感情的參與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所以寫作業並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合適才好。我們一定有過那樣的體驗，一個字寫3遍還認識，寫到30遍時可能感覺越寫越不像，寫到100遍就幾乎不認識了。那些懷揣着一套笨蛋邏輯的老師和家長，都是把功力用在那些可量化的、表皮化的方面。他們不懂得用種種方法激發孩子的學習興趣，只是用繁重的作業把孩子的肢體固定在板凳上，固定在書桌前；他們不知道這樣做的後果是，孩子的內心會起一種化學變化，會生成一種叫“厭學”的物質。
第二個原因是教師的急功近利。
我在北京某小學隨機接觸了幾位語文教師。一位老師，她給學生佈置寫生字的作業時，總是讓學生把一個完整的字先拆開了幾部分寫，比如語文的“語”字，先寫一行“訁”，再寫一行“五”，然後再寫一行“口”，最後再合成一個“語”字，寫兩行。拼音也是拆成聲母、韻母、調號三部分寫，然後合起來寫―就這一個字，總共寫了9行。她這樣做，確實在短時期內可以讓學生記住了所寫的那幾個字，單元測驗總能得不錯的成績，哄得家長們很高興。而另一位老師，她在班裏搞閱讀活動，每天留很少的作業，讓孩子們回家讀課外書，學生在閱讀中既提高了語文水平，又感到快樂。她的做法，無論對孩子們學習興趣的保護，還是學習能力的提高，都有良好而久遠的影響。
但因為學校統一出的考試卷都是只考課本上的內容，基本上都是死記硬背的東西，“閱讀老師”班裏的孩子考試成績就往往不如“拆字老師”的。除了學校排名帶來的壓力，還有來自家長的壓力。
一些家長給“閱讀老師”提的意見就是作業佈置得太少，以及讓學生回家看課外書浪費了時間。這位老師一直頂着壓力這樣做。她的學生在小學低年級階段看不出什麼，到了小學高年級，尤其是小升初的一些知識測試中，就明顯超過了那些死學課本的學生。她說她自己對學生進行了一些跟蹤調查，她所教的學生在中學階段學習狀態都比較好，幾乎沒有所謂的“問題學生”。而那“拆字老師”的學生的成績事實上很虛幻，後續問題非常多，不少學生在小學高年級時就表現出厭學傾向，進人中學后，在學習成績、學習品格乃至心理健康等方面都有不少問題。調查結果堅定了她這樣做的信念。不過她也感嘆，進人中學后，學生學習成績的好壞、學習興趣的有無，誰能把它和小學老師掛上鉤呢？人們只會說某個孩子越來越懂事了，或越來越不懂事了。人們只能想到，孩子上中學遇到好老師了，或遇到差老師了。我也和那位“拆字老師”聊過，並非這位老師不知道她那樣做的壞處。她說，反正我只教他們這幾年，這兩年他們成績比別的班好就行，以後怎樣，那不是我的事了。這位在教學上讓學生飲鴿止渴的老師，她是學校的“名師”，家長們總是趨之若鶩地想盡各種辦法，把孩子送進她的班裏。大家看到的是，在她任教的時間裏，班裏語文考100分的人動不動就超過一半。
暴力作業產生的兩個原因，反映的是我國當前教育上的兩個宏觀問題，―是教學評價的導向問題；二是教師的素質問題。我認為這兩個問題是當前我國教育改革的關鍵，是解決一系列教育問題的切人點。可現在種種責難卻都把板子打在“高考”上，高考成了一切教育問題的罪魁禍首；而種種所謂“教改”，都只是刻新肉補舊瘡，或者是頭痛醫腳―這是個很大的話題，在這裏無法展開評說。
如果孩子遭遇到暴力作業，我們該如何做？這一點我在另外兩篇文章中《替孩子寫作業》和《不寫“暴力作業”》中談了一些想法和做法。我想，最重要的是家長自己要對暴力作業有認識，你如果經常有意識，精心保護孩子的學習興趣，那麼對付暴力作業的辦法自然會出來。
有時孩子遭受了暴力作業，卻不去對家長說，不去求得家長的幫助，這還是要從家長身上找原因。
有個初一的孩子因為上課搗亂，被老師罰抄課文十篇，這個孩子真的就一晚上硬是把那十篇課文抄完了。孩子寧可接受“刑罰”，也不向家長說，這種情況應該和孩子對家長態度的預感有關。如果平時家長遇事不能很好地理解孩子，比較隨意地批評孩子，對學校教學充滿了盲目祟敬，那麼孩子憑直覺就會認為和家長說了也白說，不但於事無補，還可能挨訓，雪上加霜。孩子承受了暴力作業，他一晚上抄完了十篇課文，第二天還是那樣上學去了，好像什麼也沒損壞，什麼也沒缺少。這種情況甚至有的家長知道后還會竊喜，以為孩子多抄了課文就比別的孩子多學習了。他們沒看見孩子受了內傷，甚至是終身無法痊癒的內傷。
暴力作業對兒童信心、意志、品格等有全面的消極影響。它的壞作用，遠不是多穿一件衣服有點熱，多吃一個饅頭有點撐那樣簡單。它能改變事情的整個狀態，讓孩子催患一種“厭學”的慢性疾病，摧毀他們的上進心，吞噬他們的創造性，消磨他們的幸福感，其中的“暴力性”甚至能破壞他們的道德。所以它不是小事，是“教育事故”。
令人痛心的是，這種事故天天都在全國大面積發生着。只要和中小學生或他們的家長聊聊，就會發現“事故”不僅多，而且方式無奇不有，令人嘆為觀止。多年來，兒童會不會遭遇暴力作業，全仰仗運氣，看他各科遇到的是怎樣的老師。只要不是各科老師都喜歡暴力作業，就已經是萬幸了。國家每年為教育科研拿出數字龐大的經費。師範院校、教育科研院所在不停地做課題，中小學現在也都在做“課題”，彷彿教育界上上下下都在專心研究問題。為什麼這麼具體這麼迫在眉睫的事沒有人去關注？擁有最多科研經費的教育專家學者們喜歡高屋建領地宏論，在事關兒童每一天學習生活的問題上卻總是缺席。
我的一位中學同學是一名優秀的小學教師，榮獲全國特級教師稱號。她說，以她這些年來的工作經驗，孩子們寫生字，每個字寫三遍效果最好。這麼一項簡單而有效的經驗―我認為這才叫“學術成果”―如果推廣開，會讓全國多少兒童減輕作業的痛苦，甚至從此變得愛學習啊。它彷彿簡單得沒有任何技術含量，實際上卻包含着一套非常完善的教育學、心理學以及認知科學的理論。比起那些和學校生活完全沒有關係的、以厚厚的書籍方式呈現出來、且總能端居廟堂之高的“教育研究成果”，這位特級教師的經驗如此樸素，卻如此有價值，可惜的是，成果得不到推廣，受益的人太少了。
再說教育行政部門，總是用“行政思想”來自上而下地管理學校，很少考慮用“教育科學理念”來細緻人微地服務於學校。這使得一些教育行政手段不僅無效，而且成為師生們新的負擔。
2007年從報紙上看到某地教育行政部門出台了一個小學生“減負”方案，要求小學生的書包不能超過六斤。給各學校下達規定后，並派員到各學校抽查監督。這導致學生們只好化整為零，先背個四斤的書包進去放下，再到校門口從媽媽手中接過一個五斤的書包背進去。聯想到這麼多年教育行政部門要麼不作為，要麼亂作為，只能說這一次又是一些官僚們腦子進水了。這個“減負方案”不管它用去多長時間出台，醞釀過程都沒超越“拍腦門”的時間和水平。
“減輕學生書包重量”其實多半是個比喻性說法，“書包”在這裏只是學業的一個象徵。書包的實際重量和學生學業負擔的輕重，有一些表層聯繫，但並不對等。“減負”應該用思想和理念去做，怎麼可能用秤去做？“如果教師只考慮怎樣迫使學生用更多的時間坐在那裏摳教科書，怎樣把他們的注意力從別的一切活動中都吸引過來，?那麼負擔過重的現象就是不可避免的。”①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這句話，已告訴我們學生負擔過重的來源和解決方案，為什麼不從這裏去思考呢。
杜絕不同程度的暴力作業，才是最重要的減負行為。把暴力作業上升到“事故”的高度，可以讓人看到它的破壞力，引起人們的警醒。
國家為杜絕各行各業的生產事故，不停地制定和出台相應的管理標準和管理辦法。煤礦發生事故不允許瞞報，而且要追究相關人責任人的責任。但全國每天發生多少暴力作業事故，卻以一種常態合理地存在着。
有誰來揭露這件事，有多少人聽到了千百萬兒童的呻吟？說得輕一些，它永久性地破壞了許多孩子對學習的熱情和興趣；說得重一些，它在蛀蝕和扭曲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未來。什麼時候能為孩子們出台這樣一套科學的“辦法”，讓他們免受暴力作業之害呢？l
特別提示
用繁重的作業把孩子的艘體固定在板凳上，固定在書桌前。這樣做的後果是孩子的內心會起一種化學變化，會生成一種叫“厭學”的物質。
好家長和好教師最要注意的是避免孩子遇到“厭倦”這個敵人，所以他們傾盡全力做的，擾是保護孩子的學習興超。
最重要的是家長自己要對幕力作業有認識，你如果經常有意識，精心保護孩子的學習興趣，那麼對付幕力作業的辦法自然會出來。
杜絕不同程度的基力作業，才是最重要的減負行為。不是電腦遊戲的錯一個孩子如果長期鑽在遊戲裏不肯出來，以至於成為一種病態，那是因為遊戲外的世界讓他感到枯燥、不快或自卑；一個孩子如果因為電腦遊戲耽誤了前途，那他即使生活在沒有電腦的時代，也會有別的事情把他拉下水。我堅信使人墮落的不是遊戲本身，而是心靈的空虛，或某些素質的缺失、那些在遊戲中墮落的人，即使沒有電腦遊戲，也會有另外的什麼東西使他不可自拔。
圓圓10歲上初一時開始玩電腦遊戲，經常玩到廢寢忘食的地步，每到周末，總是一玩就四五個小時，到寒：暑假，能一口氣玩七八個小時。那兩年，她買的雜誌基本一亡都是電腦遊戲方面的，和同學朋友們電話聊天，也經常是關於電腦遊戲的內容。
她玩電腦遊戲是在我的慫恿下開始的；
圓圓在煙台上小學時，同學們都還沒開始玩電腦遊戲，也可能因為當時同學家有電腦的還不多，也許是因為他們當”寸還太小。她知道這回事，但並沒有真正感興趣。到北京上中學后，電腦遊戲好像一下子在中小學生中開始流行了。她一方面從同學那裏知道電腦遊戲很有趣，另一方面又從媒體、其他家長、學校那裏聽到太多的對電腦遊戲的批評。她可能有所顧慮，有矛盾．就一直沒主動提出要玩。到初一第二學期，我問她是不是班裏有同學在玩電腦遊戲，告訴她想玩你也可以玩。她有些意外，但馬上就非常快樂地接受了，立即就出去買了遊戲盤迴來。
我的考慮是，既然電腦遊戲能讓孩子們那麼著迷上癮，其中一定包含着巨大的樂趣。孩子總應該玩點什麼，我要讓我的孩子快樂，在她的每個成長階段獲得那個階段應有的快樂。因為現在的孩子們缺少玩伴，在玩耍方面太單調貧乏，如果沒有一件有趣的事讓他去做，那他多半是要在電視機前消磨日寸間了。我寧可讓圓圓在遊戲中浪費時間，也不願她經常呆住電視機前。適合她看的電視節目太少，電視又完全是被動接受，經常看會使人大腦遲鈍；遊戲卻是主動參與，玩的過程中有自己的智力投人；而且遊戲可以讓她熟悉電腦。再一個考慮是，她的同齡人如果都在玩，她不玩的話，就會缺少一個重要的交流話題。
至於她會不會上癮，我不是沒有擔心，但不想因噎廢食；總的來說我有信心，這種信心來源於我對遊戲的認識和對自己孩子的了解。
電腦遊戲也就是個遊戲，並不是毒品，它和我們小時候玩的遊戲並沒稈晗本質區別，只是這個遊戲更有趣更複雜。想一想，兒童對哪一種遊戲不上癮呢？我們小時候丫伙兒孩子玩打仗或捉迷藏，經常玩得忘了回家吃飯，忘了睡覺，直到大人找來，強行把我們拉回去。當時我們也總是不願意散去，甚至得挨頓揍才肯回去。而現在的孩子沒辦法在樓下找到那麼多小夥伴，只能在電腦上和虛擬對象玩耍。他們也會常常玩得忘記了時間，總覺得沒玩夠一這兩種“玩耍”沒什麼區別。對遊戲有濃厚的興趣和病態的“成癮”，這是兩種不同的狀態。我相信絕大多數只是前者，只有少數的孩子會發展到后―種狀態。據說姚明也喜歡玩電腦遊戲，另外還有一些事業及學業上很有建樹的年輕人也喜歡玩遊戲。所以並不是電腦遊戲本身有問題，而是孩子缺少自控力，使事情變得糟糕；這是家長首先要確立的一個觀念。
遊戲上癮其實反映的是遊戲之外孩子的另一個間題。一個孩子如果長期鑽在遊戲裏不肯出來，以至於成為一種病態，那是因為遊戲外的世界讓他感到枯燥、不快或自卑。一個孩子如果因為電腦遊戲耽誤了前途，那他即使生活在沒有電腦的時代，也會有別的事情把他拉下水。我堅信使人墮落的不是遊戲本身，而是心靈的空虛，或某些素質的缺失。那些在遊戲中墮落的人，即使沒有電腦遊戲，也會有另外的什麼東西使他不可自拔。
事實一上，電腦遊戲已成為當代兒童生活中不叮缺少的部分。無論家長喜不喜歡，他們最終都是要玩的，所以，在要不要讓孩子玩電腦遊戲的問題上，家長已基本上不需要決策了。大勢所趨，擋是擋不住的。所要思考的是，如何讓孩子既能玩遊戲又懂得自我約束，怎樣才能娛樂、成長兩不耽誤？
真是“萬事開頭難”，圓圓開始玩遊戲后，也像別的孩子一樣，非常痴迷。課外書幾乎沒時間讀了，到了練二胡的時間也不想下機，硬拖着；叫她吃飯，直等到我和她爸爸吃完，飯都涼了還不過來、她這些表現讓我也着急，說過幾次，但發現沒用后，我告訴她應該安排好時間，把該做的事做了，以後就不再說了。有幾次她過來吃飯，我們已吃完，飯桌也收拾了，告訴她剩飯在廚房，想吃自己熱去吧。說這話時和顏悅色，毫無責怪的意思。
心裏越着急越不能拉下臉來教訓她，越要和她站在一邊，絕不站到她的對立面。我經常用愉快的口氣問她一些關於遊戲的事，真誠地分享，她玩遊戲的快樂；過聖誕節還送她新的遊戲盤。我知道干涉只能激化她玩遊戲的無度，她需要的是自己學會控制。所以我有足夠的耐心讓她自己在各種各樣的時間分配中，體會各種各樣的感覺。
因為她平時住校，只是周末回家練兩天二胡：第一天她寫完作業就玩遊戲，玩得忘乎所以，忘了練二胡，就說要第二天多練一會兒；第二天不得不關機時才想起來，二胡又忘了練了，那就只好等下周練吧。這時她是有，魄疚之情的―這其實就是一個孩子自我調整的開始。第二周果然記着練了，但時間很短，結果到老師家上課時，拉得很糟，從老師家出來她很沮喪，說看來得好好練呢。我並不責怪她，只是附和她的話說，好好練練吧。再接下來，她基本上就能像以前一樣安排練琴時間了。為了保證遊戲時間，她更注意做事的效率。當然也有反覆的時候，偶爾一兩天會安排得很糟，但我始終沒和她形成衝突，有時會和她心平氣和地談一下這件事，提出我的希望。
剛開始玩電腦遊戲。對她學習成績有一些影響，但我堅信，孩子應該玩；堅信孩子自己心裏清楚學習和玩哪個輕哪個重，只要我不胡亂干涉，不嘮叨，她一定會慢慢調整自己。況且，又不是馬上要高考，她成績高一些低一些有什麼了不得呢。只要不讓遊戲和學習衝突，不敗壞她學習的胃口，我相信她在該學習的時候一定懂得用心去學。
圓圓一年多玩下來，對遊戲興趣依舊，但逐漸學會了自我掌控，把該做的事都做了，而且效率高了―我認為，這是她遊戲中真正的收穫，比單單考出好成績還重要。
圓圓初中時一直玩單機遊戲，沒玩網絡遊戲。上初三后，學習一下緊張起來。她在初三的某一天，把所有遊戲盤部裝到一個紙箱子裏，說在中考前不再玩了。我沒說什麼，儘管這一舉動是我早已盼望的，但我沒流露激動，也沒誇獎地，只是表示出贊同，幫她一起高高興興地用膠帶把箱子封好，放到床下。
中考結束后，她本來計劃要做好多事：讀小說，練字，練琴。但遊戲箱子再度被打開后，她又把最多的時間投人到玩遊戲上，結果原定計劃基本沒實現。儘管我看她這樣“浪費”時間有些遺憾，也沒說什麼。我想中考給了孩子很大的壓力，接下來又是更加緊張的高中生活，所以這個假期就讓她盡情地玩吧，我為什麼非得要求我的孩子在假期也要學習呢。
只是到假期結束時，我和地談了一次話，回顧了一下假期初期的計劃，問她是．不是感覺玩遊戲太浪費時間了，會把一個人的計劃完全破壞掉。我又和她分析，時間就那麼多，做了這事就不能做那事，而接下來的高中三年是人生中最關鍵的三年，好鋼要用在刀刃上，所以我們應該使用好這三年，這其實也是為了將來有更好的條件去玩。
圓圓一個假期下來，發現沒按計劃做事，心裏也很失落，再說遊戲癮也解了不少，她這時就能理解家長的話，不和我頂牛。說上高：戶旨定學習特別忙，就要少玩。她確實說到做到，高中期間她又玩了幾次，我們什麼也沒說。到高二時，她又把所有的遊戲盤裝進箱子裏，說高考完了再玩吧。此後兩年再沒動一下遊戲。等到高考完了，她大部分時間是讀書、看影碟、上網聊天、和同學出去玩。偶爾玩一下遊戲，是和同學借來的新版遊戲。那個紙箱再沒打開，可能是那些遊戲太舊或太小兒科了。現在她在大學裏，除了緊張的學習，還參加了兩個學生社團，不停地讀課外書，生活很豐富也很忙碌、據說和同學上網聊天的時間也很少。偶爾也會玩玩遊戲，但想把她長時間關在遊戲裏，她自己都不會答應。
有的家長可能會說，你的孩子自覺，該不玩的時候就不玩了。我那個孩子，你要真這樣放開了，他會什麼都不幹，永遠都不想停下來。
這種假設是不成立的。
這些家長的“放開”之所以沒有效，第一個原因，是平時家長習慣在很多事情上去“管”孩子，單是玩遊戲這一件事就不知道說過多少次，發生過多少衝突。那麼你哪天突然放開了（其實多半是躲在旁邊做偵探去了），他當然就要玩瘋了。貓突然不在了，老鼠能不反天嗎；瞥察都下崗了，小偷能不放肆嗎。家長和孩子最好不要形成這種管制與被管制的關係，這種關係建立的時間越長、越牢固，孩子的自覺性就越差。
第二個原因是家長缺少耐心，指望自己一改變，孩子也能立地成佛，幾天就變好；如果孩子在一段時間內不改變，家長就受不了啦，壞毛病也是“病”,’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用一天養成的壞毛病可能需要三天來改正，何況他幾年間養成的壞習慣，怎麼可能你放開三天他就改了呢。
就如陶行知先生比喻的那樣．有的人開始接受一個觀念，知道鳥兒在大自然中會成長得更好，就弄些花草樹枝放到鳥籠子裏，以為這就是給鳥提供了自然環境。為什麼不能打開籠門呢？家長要治理孩子的某個壞毛病，第一要有誠意，第二要有耐心。
還有一些家長，平時對孩子嚴加管束，不許他上網，一旦孩子考試成績好或別的什麼事做得好，家長一高興，就以允許孩子上網或超時上網作為獎勵―家長們一方面痛恨網絡遊戲，另一方面又把上網作為“獎品”送給孩子。而能作為“獎品”的東西，它怎麼會是個壞東西呢―孩子們就這樣被搞亂了，他們對遊戲的興趣被刺激得更濃了：
我常想，事情可不可以反過來做，‘把上網當作“任務”或“懲罰手段”，而不是當“獎品”安排給孩子，是否會取得更好的控制效果？比如，孩子特別喜歡玩遊戲，那麼家長在每次孩子做錯了事的時候，就告訴他要懲罰他，上網去吧，必須連續玩夠十小時，不夠就懲罰再玩十小時，直到他累得求饒。這樣，孩子慢慢覺得上網不是一種樂趣，是一種懲罰。反覆多次，可能會讓他對上網產生反感心理。
網絡遊戲當下似乎已成為一個社會問題，戒除網癮的機構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有的醫院開展治療“網癮”的業務，讓孩子們完全像病人一樣住院，通過吃藥打針采治療。也有辦“行走學校”或“訓練營”的，其手段更是無奇不有―這簡直是頭痛醫腳，進鐵匠鋪買肉。
這些機構所宣傳的。“成功戒除”是一個什麼樣的標準？畢竟遊戲不是毒品，他們對這些孩子跟蹤了多長時間，這些孩子後來到底怎樣了？這些機構或產品讓家長白花錢尚且是小事，嚴重的是不但於事無補，還給孩子們帶來傷害。
2007年媒體曝光的四川“大東方行走學校”，招生宣傳中就說它能幫孩子戒除網癮。可它哪裏是個學校，簡直就是座“黑磚窯”。工作人員素質低劣，“教育”行為令人髮指；他們的“教官”隨意打罵污辱學生，把學校變成集中營，最終導致學生跳樓自殺。它不但給孩子們帶來肉體傷害，更造成深重的精神傷害。這件事與媒體當時曝出的“黑磚窯事件”性質完全相同，最後卻不了了之，媒體上並未見到對相關責任人的處罰。這種忽略，可能由於這些受害人都是“問題少年”，他們不能像“黑磚窯事件”里那些可憐的窯工一樣引起人們的同情。
有人把“黑磚窯事件”上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沒有人發現“大東方行走學校”之類的行為才是真正的國家安全事件―家長的無知，“教員”的暴力，在孩子們心中埋下了仇恨，他們的心理被扭曲；從行走學校出來的孩子更變本加厲地沉浸在網絡遊戲中，還有的孩子口口聲聲要殺了那個“校長”―這才是定時炸彈，真是讓人憂心忡忡。
家長絕不可輕信各種治療網癮的廣告，所謂“網癮”是個教育問題，不可能那麼表面化地解決。
青少年沉酒於電腦遊戲不能自拔的報道經常能看到。表面上看癥結都在青少年自身及遊戲上，可從每一篇報道的字裏行間細看，都能看到或感覺到家庭教育的缺陷。許多家長採取的各種“積極行動”是多麼地用心良苦，可惜充滿了反教育科學的意味―就是這些反教育科學的行為，不但讓父母的努力無效果（最多取得暫時的、表面的效果），還讓孩子越陷越深。
我認為，要從根本上解決孩子的“網癮”問題，只能從家庭教育開始。需要家長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技巧。沒有家長的改變，就不可能有孩子的改善。
一是家長要對網絡遊戲有正確的態度，坦然接受它只是孩子的一個遊戲，是一種娛樂方式。不要讓孩子在玩的時候有內疚感和負罪感，不要讓你的態度激起孩子的逆反情緒。逆反情緒只能強化他玩的慾望。
二是讓孩子有豐富的課外閱讀。不論是兒童還是成人，任何放縱都與內心空虛及道德墮落有關。網絡遊戲只有在精神空虛的孩子那裏，才變成鴉片。豐富的課外閱讀會讓孩子的精神世界豐富，更聰明更理性，形成更好的道德意識，它強大的力量會擠占陣地，不給遊戲留下更多的空間。一個從小有閱讀習慣的孩子，閱讀對他來說也是魅力無窮的，會沖淡對遊戲的興趣，
三是讓孩子學會自己管理自己。這是最關鍵，也是最難的、絕大多數網絡成癮的孩子，他們家長的共同特點就是經常去“管”孩子，對孩子不斷提出限制性要求。他們的目的也是想讓孩子學會自我管理，就經常告訴孩子你應該這樣，應該那樣。單看家長給孩子提出的安排，確實是很好，很合理，家長正是由於相信他做出的安排會變成孩子自己的安排、所以不厭其煩地提醒孩子該做這事了，該做那事了。事實是，你把所有的“管理”都肩負起來了，孩子哪裏還有機會去學習自我管理呢。四是在具體言行中多運用逆向思維，例如前面提到的，把上網作為“任務”或“懲罰手段”，而不是獎勵手段來運用。這算是一個小技巧。
這幾條很好理解。在具體操作中，家長們要注意和反思的是：
你的每句話、每個動作，對目的是成全的還是破壞的，在孩子內心強化的是哪一個效果。比如，你想讓孩子多讀課外書，就把孩子硬從電腦前拉開，塞給他一本書，告訴他要多讀書少玩遊戲―這樣做其實更破壞了他讀書的興趣，強化了他對遊戲的慾望。還有家長急於讓孩子學會自我管理，就給孩子規定嚴格的作息時間，特別是嚴格的遊戲時間，一旦孩子安排得不好，就批評他不善於管理自己―這樣，就奪走了孩子學會自我管理的機會、如果只是為了“管住”孩子，你完全可以這樣做，做起來也很簡單；如果想要“教育”孩子，讓他學會自我管理，則要家長動許多腦筋。
至於有些遊戲充滿暴力與色情，家長應盡量阻止未成年孩子玩這類遊戲。同時要給孩子正面引導，讓他選擇那些內容健康的遊戲，暴力與色情不是遊戲的本質屬性，如同有的書刊也充滿色情與暴力，可這月：不是書刊的本質屬性。我們只是不允許孩子看內容低下的書，但不能因此不讓他看書。
特別提示
干涉只能激化孩子玩遊戲的無度，孩子需要的是自己學會控制。家長要有足夠的耐心讓孩子自己在各種各樣的時間分配中，體會各種各樣的感覺，
家長和孩子最好不要形成管制與被管制的關係，這種關係建立的時間越長越牢固，孩子的自覺性就越差。
孩子考試成績好或別的什麼事做得好，家長一高興，就以允許他上網或超時上網作為獎勵―家長們一方面痛恨網絡遊戲，另一方面又把上網作為“獎品”送給孩子。而能作為“獎品”的東西，它怎麼會是個壞東西呢―孩子們就這樣被搞亂了，他們對遊戲的興趣被刺激得更濃了。
事情可不可以反過來做―如果孩子特別喜歡玩遊戲，那麼家長在每次孩予做錯了事的時候，就告訴他要懲罰他，上網去吧，必須連續玩夠十小時，不夠就懲罰再玩十小時，直到他累得求饒。這樣，讓他覺得上網不是工種樂趣，是一種懲罰。
“兒童多動症”是個謊言
“多動症診斷量表”，知此粗製濫造、愚蠢做作的東西，竟然被當作主要檢查工具給兒童使用。它哪裏只是張量表，簡直就是診斷圈套。
“兒童多動症”的真正“致病原因”是成人犯了兩個錯誤：錯誤的兒童觀，錯誤的教育方法。
近年來，“兒童多動症”似乎成了流行病。僅僅在我周圍，就有不少孩子莫名其妙地患上了這個病，其中一部分孩子開始服藥治療。
可是，我明明清楚地看到了這些孩子“癥狀”的出處―他們的家長或嚴厲或溺愛，教育方法都出現了明顯的錯誤。正是這些錯誤，給了孩子巨大的心理壓力。孩子身上的“癥狀”，幾乎都是在反抗不得當的教育中被扭曲的表現。同時，我沒見到哪個孩子僅靠吃藥治好了“多動症”，相反，吃藥後越來越像病人，“病情”越來越嚴重的孩子倒不少。“兒童多動症”這個詞越來越像根刺一樣不時地刺痛着我，促使我去關注這個事情。
我前幾年在一所小學接觸過一個男孩。當時這個男孩上小學二年級，被認為患有嚴重的“多動症”。
男孩以前在另一所小學上學，從上一年級開始就表現出不安分。上課滿教室亂跑，誰都管不住他，課堂經常被攪亂了，弄得老師無法上課。他總是無端地攻擊同學，惡劣到把同學的頭把到小便池裏，用蚊香燙同學。至於把同學抓傷就更多了。這遭到很多家長的抗議，原來的小學實在沒辦法，要求他轉學。他上二年級時就被轉到了現在的小學。但轉學后情況絲毫沒變，新學校也沒辦法，只好讓他的家人陪着他上學。他奶奶每天影子似地跟着，寸步不離。上課時和他同坐一個桌子，德着不讓他起來搗亂；下課了抓着他的雙手在走廊里，不讓他和別的同學玩，怕他傷害別的同學。這個孩子在學校很出名，連校長都發愁，不知該拿他怎麼辦。我第一次看見這個孩子是在教室走廊里，下課後同學們都活蹦亂跳，三三兩兩地玩。只有他，雙手被奶奶緊緊地鉗着，什麼都不能幹。看樣子他的刻想掙脫，但又掙不開；眼睛看着別的同學，似渴望又無奈也有敵意，像個小囚徒。他的班主任很肯定地認為這個孩子有多動症，告訴我說，他家人帶他到醫院的精神科看過，這是醫生診斷出來的。醫生要求他吃藥，並說要至少服用三年。他吃了三個月，沒有一點效果，而葯又很貴，爺爺奶奶可能是出於經濟上考慮，給他停葯了。老兩口只有一人有退休金。
和這個孩子以及他奶奶簡單聊過幾句后，不知為什麼，直覺認為男孩應該是個正常孩子。後來了解了一下他的家庭，基本上肯定“病因”就在他的家庭教育上。孩父母是未婚同居，他出生後父母就分手了。男孩的媽媽是來自南方的一個打工妹，回了南方，從此杳無音信；他父親不知在哪裏混日子，行蹤從不告訴家裏，半年或一年回家打個照面，根本不管孩子。男孩的爺爺是個脾氣暴躁的人，當年對自己的兒子非打即罵，?現在又用對待兒子的方法來“教育”孫子，尤其把對兒子的不滿經常發泄到孫子身上。他的奶奶則是整天包辦孩子的一切，又成功心切，恨不得把孫子培養成個人才，來彌補兒子給家庭帶來的羞愧，所以整天要求男孩要這樣要那樣的，還時常數落他。
在這樣“野蠻環境”下長大的孩子，怎麼可能不是個小野人。看到男孩這麼小，已像個壞蛋和囚犯似地活着，我非常心疼這個孩子，覺得如果不想辦法改善，他將來只能有兩個去處，監獄或神經病院。於是對他進行了為期近一年的心理矯治工作。但我並不是直接給孩子做“思想工作”，而是從消滅“病根”做起，把主要功力放在改善他的生存環境上。
男孩的真正監護人和撫養人是他的爺爺、奶奶，所以我的主要工作對象是這兩位老人。在初期，頻繁地和他爺爺奶奶談話，後來也定期和他們接觸。我的工作目的其實很簡單，就是要求他們不打罵孩子，尊重孩子，不要給孩子壓力。這一點要求看似簡單，實則兩位老人很難做到，他們已習慣了以前的教育方式。我就反覆給他們講，讓他們明白粗暴的教育方式和孩子行為之間的因果關係，並以規則的形式確定一些基本的行為原則。同時從細節上輔導他們如何和孩子相處，如何和孩子說話。改變成人比改變孩子困難得多，但不改變成人，孩子就不可能改變。整個過程中，我特別注意對他們情緒的把握，首先讓他們接受我，對我沒有情緒上的抵觸，繼而接受我的觀點。兩位老人慢慢開始信任我，再加上我不斷的工作，終於促使他們相信自己的教育方法和孩子的問題之間有必然的因果關係，逐漸改變教育觀念，放棄了原來粗暴的方法，不再打罵孩子，孩子隨之出現了很大的變化。
同時，我還經常找孩子的班主任，盡量改變班主任對孩子的看法，讓班主任相信他沒有病，是個正常孩子。我和班主任一起想辦法，通過讓孩子為班裏做點事來製造孩子的成就感，對他形成肯定與激勵。當班主任不再用異樣的眼光看待孩子時，班裏的同學們也跟着改變了態度。我也和這個孩子有幾次交流，我和他的談話內容主要是動畫片和畫畫，因為他喜歡這兩樣事情；還互相講故事講笑話。我還邀請他和他奶奶到我家裏玩，並把他給我畫的畫兒貼到我家牆上。他只要來到我這裏，我就讓他感到自己是個非常正常的孩子，讓他在情緒上愉快而放鬆。這樣，孩子和我相處幾次后，不僅沒有敵意，甚至產生了情感依賴。當我確信我和孩子間已建立起友好信任的關係時，適時地向他提出了不許打人，上課不許下座位的要求。他接受我的意見時，絲毫沒有勉強，他的眼睛裏閃現着偷快和幸福的光澤。
我的工作取得了非常明顯的效果。四個月後，男孩就不需要有人跟着上學了，他開始有了自我約束力，不再主動攻擊別人。一年以後，男孩就再也不打架了。論打架能力他應該還很強，但他似乎有比別的孩子更強烈的避免衝突的意識。有兩次別的同學打他，他居然能做到抱頭蹲地上忍着。我分析他的忍耐力可能來源於他非常珍惜自己“是個正常孩子，而不是有病兒童”這樣的改變；即使偶爾挨打，也比別人用異樣的眼光看他好。現在這個孩子馬上要升人小學五年級，學習成績中等，在紀律等其它方面都完全正常了。他的一雙小手再也不需要被大人鉗住，他獲得了自由，真正有了同學和朋友。
這個患有嚴重“多動症”的孩子就這樣痊癒了，這讓我對“多動症”有了更多的疑惑。2007年夏天，國內權威報紙之一《北京青年報》發表署名記者趙新培的《多動症兒童，暑期就診增三成》一文。文中引用北京安定醫院兒童精神種主任鄭毅教授的話說“北京兒童注意缺陷多動障礙（多動症）的發病率已經高達4%-－一5%”。2007年10月7日，同一張報紙上又刊登一位叫朱珠的人寫的《兒童多動症，告別紅處方》，稱“據權威調查結果顯示，我國學齡兒童的多動症患病率為4.31％一5.83%”。按照這個比例算下來，估計全國共有患兒近2000萬！我又從網上查了一下相關資料，資料顯示近年世界各國都有兒童多動症的發病統計，一般從4一14％不等，例如美國的發病率為10——0%，個別國家甚至統計為40%―什麼疾病的發病率能達到這麼高呢，傳染病也不至於此吧。這麼大面積發作的全球性公共疾病，它到底是一種什麼病？
這時我看到了兩本書，一本是德國自然科學家、最佳醫藥記者耶爾格，布勒希的《疾病發明者》；另一本是美國著名記者蘭德爾，菲茨傑拉德的《百年謊言》，這兩本書都用翔實的資料和和透徹的剖析，揭露了現代醫藥發展中出現的種種“陷阱”與“黑幕”。他們不約而同地對“兒童多動症”提出質疑，認為這是一種無端地被製造和擴大化的“疾病”。看完這兩本書後，我又上網查閱了一些相關資料，同時重新翻閱了美國著名教育家、神經病學博士蒙台梭利的教育論著，把所有的資料綜合起來，基本上可以得到一個清晰的認識―也許不能絕對地說“兒童多動症”這個病不存在，因為它到目前仍然是個懸而未決的事；但就目前的診斷概念來說，它是不真實的。當下對該疾病的診斷如同把所有咳嗽幾聲的人都斷定為肺癌患者一樣毫無道理―從這個意義上說，“兒童多動症”是個謊言。
一、從名稱的變遷．看疾病的無中生有現代醫學的發展，使人們企圖用醫學解釋一切需要改善和校治的現象。孩子“不乖”自古就令許多人頭痛，於是這個問題進人了醫生們的視野。早在一百六十多年前的1845年，法國精神科醫生霍夫曼寫了一本書《蓬頭彼得》，描寫了一個活動過度的兒童，這提醒人們對兒童躁動不安現象的關注。一個世紀后的1947年，有專家猜測少數兒童過度活動是由腦損傷引起的，故將該現象命名為“腦損傷綜合症”。由於這樣定義不足以解釋大腦從未受傷的孩子們好動的表現，腦損傷之說行不通，就有人提出這是“腦輕微損傷”的結果。可是，“腦輕微損傷”說在許多兒童的生理檢查中根本找不到，在成長過程中也無跡可尋，這樣命名也行不通。於是，就離開大腦，提出“行為功能障礙”―這個名稱迴避了病因不清的尷尬，只是以“表現”來命名。可這個名稱由於概念太模糊，被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禁止。但兒童行為不乖已被醫療界認定為一種需要治療的疾病。1962年一個國際兒童神經科學工作會議決定在本病病因尚未搞清之前，暫時定名為“輕微腦功能失調”(MinimalBrainDysfunction，簡稱MBn）。1980年，美國公佈的（精神障礙診斷和統計手冊》中，將此命名為“注意缺失障礙”(AnentionalDeficitD-isorder，簡稱ADD）。最後，在1987年，美國精神科醫生髮明出現在最廣泛的名稱“注意缺陷多動症”(AttentionDeficit一腳peractivityDis一order，簡稱AnHn）。①從名稱的演變可以看到，病症名稱產生於猜測，又隨着人們對猜測的懷疑而調整。逐漸由硬性特徵過渡到模糊特徵，由可察性過渡到不可察性。它不是由於深人研究探索而使事情向真相靠近，只是為了保留猜測的合理，讓名稱變得有更大的解釋空間。
這種名稱的演變實現了兩個目的，第一擺脫診斷學上的尷尬；第二成為普遍適用的病症。
由於疾病本身尚屬猜測，如何診斷就成了問題。但現實是，很多孩子被言之鑿鑿地確診為患了“注意缺陷多動症”(ADHD）。那麼，我們看看這個病是怎樣被診斷出來的。
二、診斷上的輕率與簡陋
從資料來看，“多動症”檢查基本上都是主觀判斷，很少有客觀依據。有的醫生也會做腦神經檢查和生物指標化驗，但這些對大多數體格無明顯缺陷的兒童無意義，且各項生化指標與病症的形成關係也屬於猜測，不具有切實的臨床診斷意義。我問了幾個被診斷為有多動症兒童的家長，有國內的有國外的。接受的診斷手段都差不多，主要是醫生向家長詢問情況，和兒童的談話，並對兒童行為進行觀察；另外使用“診斷量表”，根據量表得分，判斷孩子是不是多動症。
量表似乎是一種客觀診斷手段，它最能讓人相信醫生診斷的準確性。真是這樣嗎？
下面三個量表是被國內多家醫院及中國兒童健康網、兒童博客網和中華育兒網等相關醫療網站採用的。為了說明間題，請原諒我不厭其煩地把它們羅列在這裏。美國簡化康奈爾兒童行為量表
①活動過多，一刻不停（)
②興奮活動，容易衝動（)
③惹惱其他兒童（)
④做事不能有始有終（)
⑤坐立不安（)
⑥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分散（)
⑦必須立即滿足要求、容易灰心喪氣（)
⑧經常易哭（)
⑨情緒變化迅速劇烈（)
⑩勃然大怒或出現意料不到的行為。（)
診斷：得分計算：沒有一0分；稍有一1分；較多－一2分：很多－一3分；總分超過10分為陽性，即為多動症。
上海市多動症協作組制定的兒童多動症行為量表
①上課時坐立不安。（)
②上課時經常講話（)
③上課時小動作多（)
④發言不單手（)
⑤不專心，東張西望，易因外界干撫而分心（)
⑥情緒變化快，易與人爭吵（)
⑦常惹人干擾人活動（)
⑧不能平心靜氣玩耍（)
⑨做事心血來潮，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拄往有始無終（)
⑩做事不計後果如何（)
Bll隨便拿父母鈔票，或在外偷竊（)
B12丟三落四，記憶力差（)
B13學習成績差（)
B14說謊、罵人打架（)
診斷：得分計算：沒有一O分；稍有一1分；較多，2分：很多一3分；總分超過10分為陽性，即為多動症。
美國精神病協會制定的診斷標準
(1）、常常手腳動個不停或在座位上不停扭動（少年可僅限於主觀上感到坐立不安）()
(2）、要求靜坐時難以靜坐（)
(3）、容易受外界刺激而分散注意力（)
(4）、在遊戲或集體活動時不能耐心地排隊等候上場（)
(5）、常常別人問話未完即搶着回答（)
(6）、難以按照別人的指示去做事，不是由於違杭行為或未能理解，如不做家務等（)
(7）、在做作業或遊戲中難以保持注意力（)
(8）、常常一件事未做完又換另一件事（)
(9）、難以安靜地玩耍（)
(10）、經常話多（)
(11）、常常打斷或千擾他人活動，如干擾其他兒童的遊戲（)
(12）、別人和他講話時常似聽非聽（)
(13）、常丟失學習或活動要用的物品，如玩具、書、作業本等（)(14）、常常參與危險活動而不考慮後果，如亂跑到街上去而不顧周圍等（)診斷：在7歲以前起病，病史已有半年以上，並具備上述指標8條以上為陽性，即為多動症。
幾乎所有兒童的正常行為都成了“臨床表現”！按這幾個量表來判定，“多動症兒童”豈止是上面提到的患病比例，幾乎所有的兒童都得成為“患兒”吧，這之中當然包括我自己的女兒―毫無疑問，她如果在童年時用這幾張量表來測，每樣都不嚴重，又都有一點點，平均各項得分為“1"，那麼也得被診斷為“陽性”吧。那麼，哪個兒童不是“患兒”呢？《疾病發明者》作者對當前醫療界過度診斷、濫用藥物現象給予揭露和批評，稱這種現象是“發明疾病”。其中“多動症”就是典型的“被發明的病症”。
他說：“醫生自己經常搞不清楚，因而常常誤用有爭議的診斷輔助工具。連多動症支持者都估計，被診斷為多動症的兒童有1/3是診斷模式下的犧牲品。比較各國，也可以發現把多動症的標籤貼在孩子身上是多麼隨便的事。根據研究，巴西兒童有5.8％患多動症，芬蘭有7,1%，阿聯酋14.9％的孩子患有注意力缺乏症。怎麼會有這樣的差異？誰知道！小孩每天服藥的情況就這樣盲目形成，要對抗的病狀卻十分模糊。‘多動症兒童’的沉重標籤往往基於醫生的主觀印象；診斷多動行為的某些準則也可以在多數健康兒童的身上找到，例如經常無法專註聆聽他人說話、做作業和組織活動經常有困難、回答問題經常不假思索。這些是癥狀嗎？或者只是令（某些）大人心煩的行為？”①
“多動症診斷量表”，這個事關千百萬兒童命運與健康的東西，它是怎樣產生的，誰制定了它，經過了怎樣的檢驗與論證？如此粗製濫造、愚蠢做作的東西，竟然被當作主要檢查工具給兒童使用。它哪裏只是張量表，簡直就是診斷圈套！三、令人眼花繚亂的“致病原因”輕率診斷的背後其實隱藏着一個無奈的難堪，這麼“普遍”的一個公共疾病，它的形成機理到底是怎樣的，是什麼原因導致孩子生病？歷經一百多年的“研究”,解釋越來越多，可到現在誰也說不清。從現有資料看，有這樣幾種病因說：第一，輕微腦組織損害―這一點主要圍繞兒童出生方式進行猜測。在剖腹產被廣泛使用前，被認為是出生時腦部受擠壓所致；剖腹產被廣泛使用后，卻又說是因為剖腹產所致。還有的說是母親懷孕期感染、高血壓，或嬰兒期餵奶及其它活動中，腦部受到損害。
總之，孕產期、成長期的每一種情況都被猜測為可能，似乎一個人只要“出生”過、經歷過胎兒與嬰兒期，他的腦就要被損害。巧妙的是這些“損害”基本上都是不可測的。第二，城市環境污染造成的鉛中毒致病―這個原因聽起來有些道理。但這裏有幾個疑問：第一個疑問是，一百六十多年前問題被提出來時，城市環境污染問題應該還不存在吧；第二個疑問是，每座城市的兒童都呼吸着相同的空氣，為什麼只是一部分人得了病？第三個疑問是，生活在偏遠山村的孩子不得這個病嗎？第三，遺傳生理因素―這方面有看似很專業的表述，但分析后就可以看到，在沒有獲得充分證據的前提下，以大腦某個微小的生化指標差異來解釋一個病因，這不過是自說白話的猜測。人與人之間本來是有一些生理指標差異的，這很正常；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氣候、環境、心情、年齡、飲食下，許多生理指標都會發生變化。拿不出更有說服力的東西，只好拿雞毛當令箭了。
第四，維生素缺乏、食物過敏、微量元素的缺乏、環境污染、食物添加劑等致病―這類猜測很多，看得讓人發暈。幾乎是當下社會生活中有什麼問題，什麼問題就成了病因。如果這些因素都可以導致兒童患多動症，那麼剩下的唯一問題就是：以後還有沒有健康兒童了？
第五，家庭或學校的教育因素，使孩子心理受到損傷―這是唯一通過直接觀察，在大量案例的基礎上得出來的，而不是通過猜測得出來的。這個原因最有說服力，可是總被擺到一個最不重要的位置。
所有談多動症的資料都首先試圖說明多動症的成因是腦部間題，是個生理問題，而教育問題、心理成因只是偶爾被一些資料淡淡提及。但這個被淡淡提及的原因之下，沒有人能解釋，一個基於教育形成的問題，為什麼需要孩子自己服藥治療。近年來離婚數字攀升導致“兒童多動症”發病率高似已成為一種證據，人們發現，單親家庭的孩子比完整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得病”―可是父母離婚給孩子帶來的心理創傷，吃藥能解決嗎？父母間的爭吵已使孩子的內心傷痕纍纍，然後孩子又被告知他自己有病，這難道不是雪上加霜嗎？由著名的諾華藥廠資助的德國《兒科醫學實務》雜誌出了一本《注意力缺乏和多動》專刊，裏面甚至推斷多動症是石器時代的遺產。
並告訴大家“多動症在人類早期可能屬於有益的（遺傳決定的）行為工具，在現代社會卻成了缺點，會危害兒童的發展和社會適應性。”①―連人類千萬年間保留下來的遺傳特點也變成病了。四、疾病後果，荒謬的邏輯關係
雖然病因說不清，關於該病的後果倒是總被描述得很清楚，聽起來讓人優心忡忡。不同的資料都在說，多動症兒童如不及時治療，大多數人會出現青春期犯罪、自控能力差、衝動、好逸惡勞、貪圖享受等等，形成反社會人格，成年後成為酒精及麻醉劑濫用的高危人群，犯罪率較高。
總之，他們的未來都是陰暗的，甚至是罪惡的。一個疾病最後發展為一個道德問題！
多動症與反社會人格之間的因果關係是怎樣形成的，“病症”與“犯罪”之間的邏輯關係是如何推斷出來的，它們之間的轉變機理是什麼，沒有人能說明。但是，相關醫療信息都在這樣說。人的一種情緒可能會影響一些生理指標，同時一些生理上的變化也可能會給人帶來情緒上的一些變化。
但生理疾病和人格道德能形成直接的因果關係嗎，我們能說有高血壓或肺氣腫的人最後大部分變成壞蛋嗎？事實是得過腦膜炎、腦瘤、腦萎縮等腦部疾患的人，他們的道德發展和疾病都沒有關係，為什麼單單是兒童多動症就會導致道德變異？退一步，假如這是真的，童年時期基於遺傳或環境催患的一種病症，最後真的轉化為成年後的一種道德面貌，那麼患者是否就無需為他成年後的反社會行為負責，因為他自身就是個疾病的受害者。有精神疾患的人殺人不都可以免死嗎？―這樣推下來，一個罪犯只要被證實童年時期有“多動症”，是否就可以減免刑事責任？五、為什麼被確診的人數越來越多
既然多動症的致病原因到現在從未有可靠的說法，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讓多動症確診越來越多呢。難道僅僅是誤診斷嗎？其實“多動症”從霍夫曼最早“發現”的一個多世紀以來並未引起人們的特別關注，這種情況直到利他林（呢醋甲酷Meth-ylPLenidate，又名：利他林Ritalin）的出現。把利他林的發展史梳理一下，基本就可以明白“病人”越來越多的真相了。
19科年ciha公司（也就是今天的利他林製造商）的化學家潘尼松合成呱醋甲酷。這種葯最初只開給成人，治療疲勞過度，心情抑鬱，老年生理混亂。在開始二十多年間，這個葯一直不出名，銷售也不好，因為它的具體適應症始終不清楚。1961年，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允許使用利他林來治療有行為問題的兒童。它曾被發放到馬利蘭州兩所黑人兒童學校，學生服用后，校園裏推擠哄鬧的情景有所減少。這啟發一群美國醫生把葯大面積使用於兒童，以發現哪些人需要吃藥。開始時藥物本身是用來檢測孩子有沒有病。
吃下去行為有改變的就是有病，相反，對葯沒有反應的就是健康小孩。後來就作為治療藥品大面積應用於兒童。1970年美國大約有20一30萬兒童服用利他林①；到了20世紀so年代中期，有100萬兒童在吃利他林；而到了本世紀初，服用這種葯的美國兒童增加到了600萬，其中近一半兒童用它來治療注意缺陷多動症。②
如果在很多年前因為孩子不乖就給他吃藥，那一定是件不可思議的事，利他林讓不乖變成了一種要用藥物治療的病症。
現在治療多動症的藥物已有很多種，可分為中樞神經興奮劑、抗優郁劑、抗精神病葯及抗癲痛劑等，但呢醋甲酷（利他林）仍是最常用的。
需要注意的是，這類葯的價格都不菲。
資料顯示，美國兒童缺陷多動症治療和藥品市場每年高達30億美元。到2012年，英國的兒童缺陷多動症治療和藥品市場也將達到1億1百萬英鎊。
而各大相關製藥公司每年還在向遊說團體投入大量的資金，要求政府放寬對兒童缺陷多動症藥品的限制和管理。
現在治療兒童多動症的藥品被銷售到世界各個國家，ADHD這一疾病在中國也流行起來。國內某醫療網站有這樣一段話，“利他林治療兒童多動症非常有效，利他林唯一的缺點是，它無法根除這種疾病，只能長期服用。”網上售價每瓶從370一3400元不等。
在國外，家裏如有孩子服藥，這也是筆不小的開支。
美味的餡餅誰都想切一塊。在華的著名外資葯業西安楊森公司宣稱他們研製出治療多動症的長效型藥物―“專註達”，其宣傳也很深人人心。
2007年夏天，北京兩家最具影響的報紙《北京晚報》和《北京青年報》都發表消息，由美國禮來公司研發生產的中樞神經興奮劑“擇思達”（鹽酸托莫西汀）正式登陸中國市場。
配合藥品上市的報紙新聞中宣稱兒童多動症“藥物治療是首選”。
相同的宣傳進人冬季時又出現，《北京青年報》n月30日在“健康關懷”版又發表《兒童多動症不及時治療會累其一生》，提醒家長對此病不能掉以輕心，一定要治療，“藥物治療是首選”，然後告訴大家有一種葯叫擇思達，“每天一次可全天不間斷控制癥狀，適合長期服用而不會引起藥物依賴。”
2008年7月5日該報又發表《孩子的“注意力”，父母注意了嗎？》，提醒家長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就是ADHD（兒童多動症），如果不治療，除了當下學習困難，50一65％的人將來會有這些問題：工作中表現不佳，時間觀念差，人際交往技能不佳，易發火，性情暴躁，酒精或藥物成癮，犯罪率高等。
然後強力推薦說一“最近中華小兒神經協會、中華兒科保健協會和中華小兒精神協會三家將聯合出台中國ADHD的治療方案。在這個方案中，呱甲醋（即呢醋甲酷）被列人第一線首選治療用藥，尤其是長效呢甲醋控釋片，具有效果好，維持時間長、不良反應小等優點，逐漸被國內外治療指南推薦成為治療多動症的首選葯，已經進人了國家兒童醫保目錄。
類似的宣傳6、7月間還在《羊城晚報》、北京《晨報》等報紙上出現，都不約而同地提到這三家“協會”和這個葯。
但除了在這幾篇文章中看到這三家協會的名稱，網上沒查到這三家“協會”的網站以及其它相關信息。我問了幾個醫藥界的朋友，他們也沒聽說過這幾個“協會”。
現在有一種廣告叫“軟廣告”，這在廣告界是心知肚明的事，就是商家廣告以新聞消息的方式出現。
當然，只要是廣告，不論什麼面目出現，都是要給媒體付錢的。
一位美國醫生說過一句很經典的話：“推銷藥物最好的辦法就是擴大疾病的影響”，這其實是製藥業的一個秘密。由於每年只有少量含有新成分的新葯進人市場，為了陳葯或銷售較差的葯也能賣出去，製藥業必須創造疾病。①
一個大有“錢途”的病，不流行也難。
六、治療多動症藥物可怕的副作用
這些葯真的像廣告中說的沒有副作用嗎？
關於呢醋甲醋（利他林）及其它兒童服用的中樞興奮葯的副作用，常見的有這些：食慾減退、失眠、頭暈、體重減輕，此外還可能出現過敏、精神運動性興奮、恐俱和被跟蹤的妄想，偶見腹痛。
這些副作用一般是寫在藥品說明書上的，尚不是最嚴重的，嚴重的是下面這些不寫在說明書上的：
中樞興奮葯抑制體重及身高的增長，連續服用中樞神經類藥物兩年的小孩，比對照組兒童平均身高低1.5厘米①，長期服用可能會導致身材矮小。
美國心理健康國家研究所發佈的一項神經學研究顯示，不服用兒童注意缺陷多動症藥品的兒童右腦大腦皮層在7歲半的時候達到最大厚度，而用藥兒童達到右腦大腦皮層最大厚度的時間比非用藥兒童晚3年。也就是說，服用呱醋甲醋類藥品，會影響兒童的智力發育。
兒童體重較輕，正處於發育期，身體各器官尚未完全成熟，他們對合成化學物毒性的抵抗力非常脆弱，長期使用此類藥物會對各器官的發育形成不良影響，甚至留下隱患。
2加7年2月22日，搜狐新聞網轉引《法制晚報》消息稱，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發佈通告，在1999一2003年間使用治療ADHD藥品的病人中發現25人死亡，其中包括19名兒童；同時，一份FDA報告顯示，治療ADHD藥品還使用藥者出現精神病癥狀的危險幾率上升了千分之一，比如用藥患者會出現聽覺幻覺、無端懷疑、狂躁不安等精神病問題。FDA建議，利他林應該在藥品說明書中加入黑框警告，提醒人們這類藥品可能會增加用藥者死亡以及身體和精神傷害的風險。
除了以上觸目驚心的副作用，我認為，該葯對兒童最大的傷害還在心理上。天天一片葯，就是天天一句提示：你是有病的，你需要吃藥。
童年不會重複，吃過的葯會在體內留下痕迹；被貼上“多動症”標籤，也會在』合靈留下痕迹。我見過一些兒童，他們吃過一階段葯后，自己就不願停葯，擔心停了葯自己變得更加不如意。
藥物不僅損害了孩子的身體健康，也摧殘了他的自信～―這個副作用難道不是最可怕的嗎？
七、家長和教師成為推波助瀾者
“兒童多動症”的信息越來越多，它使很多人相信，確實有這樣一種病在威脅著兒童的健康，而且有蔓延上升趨勢，連幼兒園的孩子“不守紀律不睡午覺”也被說成是多動症的前兆。
我見過不少家長，談到他的孩子不聽話，就會優心忡忡地認為自己的孩子可能有多動症。因為多動症的“癥狀”是很容易讓家長把孩子和疾病進行對號人座的。絕大多數對“多動症”確信無疑的家長，他們對這一病症其實了解得並不多，甚至沒有查過資料，他們的信息主要來源於醫生、媒體或道聽途說。許多家長是在教師的暗示或建議下帶孩子去看多動症的。
因為孩子在學校或幼兒園的行為不符合要求，給老師帶來了麻煩。老師不願被一些孩子過多地打擾，不願或沒有能力到教育上尋找問題的癥結，於是尋找最簡單的解決辦法，讓家長帶孩子去看醫生。
只要帶着孩子去醫生那裏檢查，很多兒童就成為了“病人”，他們需要天天吃藥。這樣老師就從被某些兒童打擾中輕鬆地解脫出來了。
不少家長也願意把孩子的一些“問題”歸結到客觀原因上，這樣思考就不需要家長自責，做起來也最省力氣。我甚至見過一位高中生的家長，她的孩子不肯用功學習，總是不想坐到書桌前，只想出去打球或看電視，她就認為孩子有多動症，居然帶着孩子去看精神科醫生，每天要求孩子吃藥。
而她自己作為家長，根本懶得去反思自己多年來在教育上的失誤，更不願意去改變自己的教育方式。
遇到“多動症”兒童的家長和教師，如果能多去關心和理解孩子，用心去傾聽孩子的“行為語言”，孩子的一切都會變得正常，他上課不注意聽講，是因為不喜歡老師的講課方式或對內容沒有興趣；考試成績低，是因為他壓根就沒去學習考試內容；攻擊同學，是因為他想保護自己或感到這裏面的樂趣；做危險動作，是因為他們想表現自己或不知道危險是什麼―千差萬別的兒童有着千差萬別的自我意識，他們的行為表現各不相同。
他們還不具有成人的道德觀、價值觀、忍耐力，以及對後果的預見，所以他們很難用這些東西來約束自己。
成人在多大程度上接納一個孩子，取決於他在多大程度上聽懂了孩子的“傾訴”。
家長和教師都是愛孩子的，但僅有愛還不夠。
愛的質量因為教育理念的不同，細節處理的不同而有巨大差異。只有懂孩子，才能很好地教育孩子，才能有質量地愛孩子。
j氣、“多動症，’孩子到底得了什麼病？
如果說兒童確實表現出一些行為或品格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基本上都可以用教育學來解釋。
一部分原因是，家長或教師把孩子正常的活潑好動看成是問題，無風三尺浪，沒事找事。大多數原因是，孩子在家庭生活中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壓力，他們在反抗壓力中，發生和發展了許多畸形行為。這些畸形行為當然讓人不舒服，追究它的成因，必須要回歸到家庭成長環境中。
“多動症患兒”越來越多，只說明我們家庭教育中存在的問題越來越多。現代社會對標準化的追求，使社會生活方方面面都產生着趨同心理。家長總是希望孩子向著“楷模”發展，而不是向孩子自己願意的那個樣子發展。成人為孩子設立了太多的標準，認為在標準模式下培養的孩子將來才能成功。比如“愛學習”、“有禮貌”、“守紀律”、“多才多藝”等。兒童在這些方面“聽話”，按家長要求去做，就是好的，如果他們不聽話，在哪一方面達不到成人的要求，就要遭到訓斥，嚴重的會遭到打罵。還有的家長自身境遇不理想，或有人格缺陷，常常會把自己的不如意遷怒到孩子身上，把自己的“理想”交給孩子完成。
這些成人對兒童的態度，反映的是成人自身的焦慮和不安全感。它勢必會引發成人和兒童間或明或暗、連續不斷的衝突。“多動症患兒”的家長往往有偏執人格，他們一方面以自己的思維模式對兒童自然特性進行長期而不良的干擾，憑藉強權以“愛”的名義不停地打亂兒童固有的成長節奏，使他們陷人愁苦和恐懼中；另一方面自我保護意識很強，成人意願一受到挑戰，就要做出應激反應，經常態度嚴厲地對待孩子。這種家庭教養方式有利於成人渲泄情緒，但不利於兒童生長，給兒童帶來的是持續不斷的心理傷害。
分析診斷量表中所有“癥狀”，反映的都是兒童對自身與世界關係的調整。他們用各不相同的“癥狀”傾訴他們不斷地遭受心理創傷后的自卑、不安、厭惡、失望、淡漠、憎恨、懷疑等種種情緒體驗。連續不斷的心理創傷，會讓孩子精神上產生很大的壓力，行為發生變態，要麼成為萊鶩不馴的小混混；要麼成為完全喪失自我的小傀儡；要麼成為無法和他人相處的孤僻者或偏執狂―這一切背後都是兒童安全感、自信心的缺失、
人是何等細膩的生物，兒童從很小就對愛與尊重有了強烈的感知。生活中任何一種境遇都可能引起他體內各項生化指標的改變，即使所謂“多動症兒童”大腦中真的缺少讓他安靜的“多巴胺”，誰能說清楚這是因還是果？所以“多動症”的真正“致病原因”是成人犯了兩個錯誤：錯誤的兒童觀，錯誤的教育方法。
這樣說令很多家長和教師感到不快，甚至反感。他們習慣把問題歸結到一個客觀原因，並去尋找客觀的解決方案。醫生的診斷，減輕了家長和教師對自己教育失敗的負罪感，給了他們面子。同時，較之耐心細緻的體察，痛下決心的自我改變和嘔心瀝血的體力與精神雙重付出，吃藥是最簡單的，是最不需要家長和教師花費心思的方法一～一它恰好契合了那些缺少對兒童體諒的、自以為是的家長的一貫行為，所以它也最容易被這些家長接受。自以為是的家長和教師寧可相信藥片，不相信教育。大人自己犯了錯誤，卻全部推給孩子來扛着。被診斷為“有病”，開脫了父母和老師們，但它永遠地傷害了孩子。
當下兒童流行病還有所謂的“抽動症”和“感覺統合失調症”，其癥狀和多動症大同小異。有人把這兩個病算到多動症里，有的把它們和多動症並列。使用藥物也都屬中樞神經控制類藥物。
其實，患“多動症”、“抽動症”或“感覺統合失調”兒童的真正不幸，都是他們出生后，正常天性被屢屢剝奪。有一位家長在孩子學爬學走路時，怕孩子弄髒衣服，怕他碰傷，就整天抱着，不許他下地。其它類似的限制也很多，不許孩子干這個，不許干那個。她的孩子和同齡孩子相比動作十分不協調，十多歲時不得不進人“感覺統合訓練班”。同樣，許多資料及經驗可以證明，經常遭到打罵訓斥的孩子，由於壓力太大，會出現肢體或五官抽動現象，即所謂“抽動症”。
這些孩子是“病”了，但吃藥能解決嗎？“訓練班”能訓練好嗎？我見過幾個參加“感覺統合訓練班”的孩子，他們的家長花了很多錢，但孩子的情況並未得到好轉。
九、代表科學和權威的醫生們
再從醫生方面看。醫療界一直對這一病症存在爭議，有很多醫生認為這是發明出來的病，是假病。但更多的精神科醫生並不反對給孩子開藥。
一方面醫生不會從教育學方面去思考，另一方面醫生一般不願意告訴前來就診的人說你沒病，不開藥就打發走。病人有病，沒有被診斷出來，醫生是要承擔責任的；但病人沒病，被懷疑有病而進行治療，即使最後明確診斷為沒病，醫生也不會惹上麻煩。能捕捉蛛絲馬跡的癥狀對病症做出診斷的醫生，才更受大家的尊重。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從醫學研究上，醫生需要不斷形成自己的學術研究成果，但並非所有的成果都自研究而來。《疾病發明者》中有一段話非常精彩，摘錄如下：“一種病症的誕生，常起源於某個醫生宣佈觀察到異常狀況。起初只有少數醫生相信新病徵，接着這些少數認同者出席某場會議，會中任命一組委員會負責出版文集，藉由文集擴大新病徵的知名度並引起各方興趣。至此，其他醫生也注意到新現象，然後刻意尋找癥狀相符的病人。在這樣選擇性看病之下，已可能出現一場小流行病。接着許多文章和研究報告開始讓大眾產生一種印象：醫生真的發現新病了。這群繹生自創專業期刊發表自己的研究結果一其中保證沒有批評終報告。”①第三個重要原因是醫生與藥品廠家向來關係微妙。
包括美、英、德在內的許多國家，製藥廠商贊助有關青少年醫學期刊、贊助醫療學術研討會，已成為普遍現象。藥廠贊助醫學研討會，會後邀請醫生們享受盛宴和豪華旅遊。德國的法定醫生進修，現在大部分公開由製藥業安排。醫學教授和私人醫生拿藥品廠商一大筆錢后，在記者會上發言。廠商最厲害最有效的手段是贊助醫學期刊，在醫學期刊上發表研究報告，這些報告有理有據，無懈可擊，不但經常對新葯核准與否發揮關鍵作用，還影。向以後醫生們是否使用該葯以及使用範圍。②近年來，不少國際著名製藥廠大舉進軍中國市場，國內製葯業也發展迅速。國際流行的醫藥營銷模式隨之在我國不僅落地生根，而且發揚光大。新興的龐大的醫藥代表隊伍，像密密的紐帶，把製藥企業和醫生緊緊地聯在一起。一些有實力的藥品生產廠家請醫生通過開處方或做宜傳來推銷它的產品，這是件並不困難的事。一直以來，誰的話都可以懷疑，但是我們不懷疑醫生的話。因為他們一直代表科學，是關照生命的權威。但利益的驅使如同洪流，可以改變和摧毀很多東西。澳大利亞醫學界總結出五種在臨床上販賣病症的方式：
把生命正常過程當作醫療問題；
把個人問題和社交問題當作醫療間題；
把致病風險當作病症；
把罕見癥狀當作四處蔓延的流行病；
把輕微癥狀當作重病前兆。①
＋、把藥片扔進垃圾桶是治癒疾病的開始
美國著名兒童教育家蒙台梭利，是一名醫學博士，她曾是兒童神經病科醫生。在和不同的患兒打交道的過程中，她越來越感到藥物解決不了問題，問題在教育上，教育才是解決兒童精神及行為問題的最有效辦法。
她經過多年實踐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兒童心理缺陷和精神病患主要是教育問題，而不是醫學問題，教育訓練比醫療更為有效”。②這個結論改變了無數兒童的命運。
她創辦了治療兒童心理創傷的“兒童之家”，主要收治那些精神和智力方面有問題的兒童以及流浪兒。她發明了許多用於改善兒童智力及情緒的教具和教學方法，對學生進行有效的訓練。她把這些孩子當正常孩子一樣相處，給他們以符合人類自然天性的教育與關愛。蒙台梭利成功地使進人到“兒童之家”的孩子們走出陰影和困境，在語言發展、動作協調、人際交往、學習方面都和正常兒童一樣，在政府監督下通過了與公立學校同齡兒童同等水平的讀、寫、算等考試。她的教育成果在全球教育界引起巨大轟動。
蒙台梭利教育理論和方法的基本原則是“盡量減少干預兒童主動性”③，即給孩子最大的自由，給他們以尊重，發展孩子潛能，讓他們學會獨立做事，獨立判斷。哈佛大學教授、教育學家霍姆斯（E.C.Hofmes）說：“蒙台梭利理論體系的精華是她對下面這個真理的有力論斷：除非在自由的氣氛中，兒童既不可能發展自己，也不可能受到有益的研究！"
“減少干預”，給兒童“自由的氣氛”才能培養出身心健康和諧的兒童，這和前面提到的絕大多數“多動症”兒童來自管教嚴格的家庭，恰形成邏輯上的吻合。如果說真有一種葯能治孩子的毛病，那麼“減少干預”和“自由的氣氛”應該是最好的兩片葯。蒙台梭利在《吸收性心靈》一書中說：人是一種有智慧的動物，因而對心理食糧的需求幾乎大於對物質食糧的需求。無需恐嚇或哄騙，只需使兒童的生活條件“正常化”，他的疾病將消失，他的噩夢將絕跡，他的消化功能將趨於正常，他的貪婪也將減弱。他的身體健康會得到恢復，因為他的心理趨於正常了。社會生活變得如此細膩，會生孩子不等於會當父母，當代家長需要虔誠地學習如何做父母。如果你家裏有個“多動症”孩子，要改變孩子，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改變家長自己。第一步是果斷地把藥片扔進垃圾桶，勇敢地向孩子承認，是我錯了。這一天是家長的新生，也是孩子的新生！
特別提示
童年不會重複，吃過的葯會在體內留下痕迹；被貼上“多動症”標籤，也會在心靈留下痕迹。
兒童心理缺陷和精神病患主要是教育問題，而不是醫學問題，教育訓練比醫療更為有效。
連續不斷的心理創傷，會讓孩子精神上產生很大的壓力，行為發生變態，要麼成為萊鴦不馴的小混混；要麼成為完全喪失自我的小傀儡；要麼成為無法和他人相處的孤僻者或偏執狂―這一切的背後都是兒童安全感、自信心的缺失。如果說真有―種葯能治孩子的毛病，那麼“減少干預”和“自由的氣氛”應該是最好的兩片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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