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近代的歧路
在中國廣州虎門，站立着一尊威武不能屈的林則徐塑像。被譽為近代中國放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晚清重臣林則徐，在這藍天白雲之下，閑看月圓月缺，靜聽潮起潮落，
在日本浦賀的街頭，也站立着一尊威風凜凜的塑像。奇怪的是，他不是亞洲人的相貌，反倒是一個高鼻、凹眼、捲髮的西方人。他就是美國海軍將軍佩里，是第一個用艦隊叩開日本國門的、不折不扣的侵略者。
十九世紀中期，是遠東局勢激變的時代，中日同為遭受西方列強凌辱的弱國，共同面臨新的危機，處境相若，利害相近，回應辦法卻有天壤之別。
一百多年後，中國人牢牢記住了鴉片戰爭中的民族英雄林則徐，而日本人卻牢牢記住了給他們的生活帶來翻天覆地變化的異邦人佩里。
這兩尊截然不同的塑像，留給後人幾多的悲喜，幾多的思考。
這兩尊迥然不同的塑像，背後其實已經隱藏了中日兩國近代歷史的歧路。
一種偉大的文化形式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創造的智慧，二是收容的能力。數千年以來，中國文化雖然以創造為主，也吸收了不少外來的成分，所謂“有容乃大”。在輝煌的治世，中國文化以旺盛的生命力吸取其他文化的優長，中國人也以開放的心胸應對其他文明的挑戰；而在衰微的末世，中國文化則以嚴重的惰性拒絕與外來文化平等對話，中國人也以保守的姿態驚恐地注視着強敵的來臨。
元明以後的中國文化，逐步進入了靜止的狀態。近代之前，華夏文化沒有遭遇過真正具有顛覆性的挑戰，即便是奪取了中央政權的異族統治者，也不得不接受漢族文化的同化。久而久之，中國人的自信心膨脹為自大感，以為華夏文化至高至善，只要堅守不渝、墨守成規，就可以戰勝強敵。
十八世紀以來，西方在政治制度和科學技術上如同春蠶化蝶，一日千里。在政治上，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相繼興起，如英國的議會政治和內閣制度的確立，美國的獨立革命，法國的大革命，自由和人權的觀念在歐洲、美洲生根發芽；在科學技術上，自牛頓之後種種重大發明都在這個時期出現，生產技術隨之改進，工業革命更是空前的大事，影響了整個人類的生活。
而中國、日本、印度等東方國家，卻繼續維持閉關鎖國的政策，對國際大勢的變化一無所知。無論是中國的滿清統治者還是掌握着日本政權的幕府首腦，都在國內實行嚴厲的思想控制和專制統治，剝奪民眾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知識分子的學術研究被禁錮於考據學的範疇之內，與實際生活脫節，普通民眾更是喪失了創造力和想像力。
一八零八年，英國軍艦闖入日本長崎，負責長崎地區軍政事務的佐賀藩沒有能夠及時制止，長崎地方官員松平康英因此引咎自殺。這一事件發生之後，掌握日本統治權力的德川幕府命令加緊海防。此後數十年間，英、美捕鯨船不斷出沒日本近海，外強中乾的幕府頒佈了“外國船驅逐令”。
一八四零年，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給日本帶來前所未有的震撼。在此之前，日本文化階層和普通民眾心目中，中國一直是天朝大國的形象。如今，中國在船堅炮利的西方面前居然不堪一擊，這令日本聯想起自己岌岌可危的處境來。於是，幕府開始聘請軍事專家高島秋帆製造槍炮、改革兵制，以應對時局變化。
一八四八年，美國在與西班牙的戰爭中大獲全勝，由此美國決心向太平洋擴張，使用武力逼迫日本開放港口。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美國總統費爾摩派遣東印度艦隊司令佩里遠赴日本交涉。一八五三年六月三日，四艘漆成黑色的軍艦駛進日本江戶灣浦賀港。佩里要求幕府接受美國總統國書，並威脅說：“若不受理，艦隊就開進江戶與將軍直接談判，否則萬一開戰，美國必勝，那時可執白旗來見。”隨即給使者兩面白旗。幕府被迫收下美國國書，約以明年答覆。佩里率艦隊示威，並測量江戶灣后離開。這就是日本近代史上劃時代的“黑船事件”。
一八五四年一月，佩里率軍艦七艘再度駛進江戶灣。幕府不得不與美國簽訂了《美日親善條約》。該條約規定：日本開放伊豆下田和北海道函館兩個港口，美國在兩港口設領事，美國享有最惠國待遇。日本的國門從此被打開。
此後不久，英國、俄國、荷蘭等國也與日本簽訂了類似的條約。
這樣，晚於中國十多年之後，日本也被迫走進近代國際政治，並陷入西方列強無所不在的羅網之中。
在被迫門戶開放之前，日本像中國一樣閉關鎖國，僅僅在長崎的出島一處，允許少數荷蘭商人從事貿易活動。雖然日本官方禁止平民與居住在出島的荷蘭人有任何接觸，但日本人還是勤奮地尋找他們所能得到的零零碎碎的西方學問。他們努力學習荷蘭語，吃力地翻譯有關醫學、數學和航海技術的文章。他們鑽研並利用耶穌會傳教士為中國人翻譯成中文的歐洲科學教科書。日本人用這種方式零散而準確地把他們對西方科學的理解拼接在一起。
這就是日本尋求西學的先聲——把荷蘭當作老師的“蘭學”。可以說，“蘭學”的肇始直接為明治維新提供了思想資源。從此，“蘭學”取代“漢學”，成為日本知識分子學習歐洲先進文化的一扇窗口。
在明治維新前夕，幕府政權已經積極地向西方學習。在面對外部挑戰時，日本統治者比滿清統治者表現出了更強的適應和進取性，而日本普通民眾的應對也是敏捷而堅定的。
一八五五年和一八五七年，在幕府的主動請求下，荷蘭先後派遣海軍軍官佩爾斯雷根與軍醫鮑姆培赴日，幫助日本人開設海軍講習所與軍醫講習班。一八五五年，幕府還設立了洋學所。洋學所的興盛，使日本很快湧現出一大批通曉近代科學技術的人才。
幕府還從國外聘請大批技術專家，創辦了許多近代工業，如浦賀造船所、石川造船所和關口製造所等。以薩摩藩為首的各強藩也積極進行藩政改革，其重點就是整頓洋學設施、開展洋學教育、創辦近代工業。一八六六年，幕府不但准許國民出國學習或進行貿易，而且還與各藩一起，向英、美、法等國派遣留學生。
在日本明治維新前五年，中國近代化的先驅李鴻章就觀察到了日本政局的變化，他在給曾國藩的信中寫到：“其國之君臣卑禮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槍炮輪船，漸能制用，遂與英法相為雄長。”言語之中，充滿了對日本人善於學習、發奮圖強的敬佩之情。
日本人在闡述從幕府到明治時期的時代精神的時候，經常提及一段有關愛國志士坂本龍馬的故事。
儈垣直治是土佐的勤王黨成員，也是一位劍道高手。有一天，正當他腰插長刀得意洋洋地闊步於街頭時，恰巧遇到坂本龍馬，龍馬看到他的這副模樣說：“今後在室內亂打亂斗的情況會多起來，所以短刀要比長刀有用。”邊說邊把自己腰間的短刀給儈垣看。
儈垣想，說得有理。後去后立即換上短刀又去見龍馬。龍馬沒有說什麼，突然從懷裏掏處手槍，“叭”地開了一槍。手槍的威力讓儈垣大驚失色。
過了幾個月後的又一天，儈垣帶着手槍再次去見龍馬，這次龍馬微微一笑，卻從懷裏掏出一本書給儈垣看，並說：“那已經過時了，從現在開始，統治世界的是這個了！”那本書是《萬國公法》，是一本國際法方面的書。
這個小故事生動地說明了日本向西方的學習是比較全面的、毫無保留的。從科學技術到政法制度，從服裝曆法到生活方式，日本人都主動地拿來為我所用。
在中國，直到鴉片戰爭之後二十一年，滿清王朝才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儘管這個機構比近代國家通常設置的外交部小，但它標誌着中國統治者放棄原來那種自欺欺人的辦法——即把一切外交事務都交給“禮部”來處理，以維護這個國家只接受其他國家朝貢的至高無上的地位。
在總理衙門之下，思想開明的恭親王奕訢設立了近代第一所外文學校——“同文館”。這一常識性的建議，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經由《海國圖志》的作者魏源提出。當時，魏源充滿憂患地指出：“欲悉各國情形，必先諳其言語文字……而中國迄今無熟悉外國語言文字之人，恐無以悉其底蘊。”二十年之後，魏源已經被他的同胞所遺忘，而在日本知識界《海國圖志》卻成為人手一冊的經典著作。
在北京，外國使節覲見皇帝的問題多年來一直得不到解決。講究天朝面子和君臣關係的高官顯貴們，堅持“夷人”必須向至高無上的皇帝下跪。而這是經過近代文明浸染的西方人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屈辱條件，他們在自己的國王面前也不會下跪，更不用說要向一個被他們打敗的老大帝國的皇帝下跪了。
而在日本，一八六八年初，明治天皇政府剛一成立，政教合一、地位尊崇的明治天皇就親自接見法、荷、英各國駐日公使。這在日本國內並沒有引發多大的波瀾。天皇遷到東京之後，於一八六九年又相繼接見意大利、法國、荷蘭、英國、美國、普魯士等六國的公使，並接受各國的國書。
一八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國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抵達日本。二十八日早晨，何如璋來到東京的皇宮晉見日本明治天皇。事後，何如璋在日記中寫到，明治天皇身着西服，伸出兩手恭敬地接受國書，以鞠躬為禮。他評論說，這些儀式“於泰西同”。而在何如璋這樣思想還算開明的滿清高級官僚心目中，雖然承認中國“兵船各制，亦事事講求”，但又堅持“政治之大者，如禮樂文章之類，則自有聖教可遵，千古不廢者也。”這種抱殘守缺的頑固思想，可以看出中國的洋務與日本的維新之間有着根本的差異。
在被迫開放國門之後二三十年間，滿清的決策層依然對於派使節出洋充滿躊躇。在統治者心目中，西方文化就好像傳染病毒一樣，如果外出的使節沾染上了這種病毒，就有可能將它傳遍純潔而寧靜的中央之國。
而日本在被迫打開國門之後幾年間，就毅然決定派遣使節到西方世界觀察動靜，學習先進文化。日本統治者願意遵守歐美資本主義列強所建立的國際秩序，讓自己儘快躋身其中，由一名被凌辱者轉而變成平等的一員。
就是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中國卻要等到二十世紀末期才明白過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的首席代表龍永圖，曾經打過一個很好的比喻：“要參加奧運會籃球賽首先就必須承諾遵守籃球賽的規則，而不能一進球場就說：‘籃筐太高，是按照西方人的標準設定的，得把那籃筐降下幾厘米來適應我們，否則就是不公平競爭。’想加入世界主流，首先就得遵守國際通行的規則，然後才能談改變規則的問題。”這一“恍然大悟”，比日本足足遲到了一個半世紀。
一八五九年，中日兩國都面臨著與英、法、美等西方列強就上一年所簽訂的條約交換批准的問題。
中國與西方國家所簽訂的條約都規定，應當在中國的首都辦理此事。滿清王朝對此顧慮重重，當然更不會同意派使節到對方的首都去展開外交活動。
相反，在與美國的外交中，日方卻主動要求以美國首都華盛頓為換約地點，並及時組成了一個龐大的使團，遠渡重洋出訪美國。日本使者不僅完成了既定的任務，最大限度地保護了國家利益，而且還在一八六零年會見了美國總統。這種勇於邁出國門、到對方的政治中心去展開外交活動的做法，同滿清統治者的消極、被動、無所作為形成了鮮明對照。
一八六八年，日本開始明治維新，新政權以天皇的名義發佈《五條誓文》，明確提出要“求知識於世界”。
一八七一年，日本決定派遣“歐美使節團”，以岩倉具視為正使，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為副使，新政權中大藏、工部、外務、文部、司法等部門的主要官員幾乎傾巢出動。他們先到美國，然後轉向歐洲，訪問了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德國、俄國等，歷時一年零九個月。日本政府認為這次出訪意義重大，“內治外交，前途大業之成敗，在此一舉”。
岩倉使團的官員們參觀了西方各國的政府機關、議會、工廠、法院、報社、醫院、學校等。“維新三傑”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回國之後立即寫出《有關殖產興業的建議》，他指出：“大凡國家之強弱，繫於人民之貧富，繫於物產之多寡，在於是否勉勵人民之工業。”
木戶孝允格外關注西方的教育，他在給文部省官員的信中寫道：“我國今日之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我國今日的開化不是真正的開化。……日本人決非與今日歐美之人有異，唯在學與不學。”與使團隨行擔任記錄的久米邦武將沿途的筆記整理成書，標題為《特命全權大使美歐回覽實記》，該書中的許多內容成為日本人的必修教育課程。
然而，滿清王朝直到三十年之後，經歷了八國聯軍侵華的慘痛教訓，才開始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問題。這些皇親國戚絲毫沒有日本維新官員的見識和胸襟，他們走馬觀花的考察並沒有對中國國內的變革產生任何積極作用。
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幾個從歐洲歐洲遊學歸來、深入地研究了現代西方政治體制和哲學的精力充沛、堅定不移的知識分子，開始成為“明治維新”的年輕設計師。他們領導朝氣蓬勃的天皇政權進行了政治改革、軍事改革和財經改革，並實施“殖產興業”和“文明開化”兩大政策。
一八九八年的中國的戊戌變法運動，與其說是王朝主動進行的一次大變動，不如說是少數知識分子力圖證明改革正確的一次孤注一擲、損失慘重的嘗試。中國的維新派知識分子沒有他們的日本同行那麼幸運，他們的命運是斬首、放逐和流亡，他們遭到了大部分同胞的嘲笑、辱罵和唾棄。短暫的戊戌變法只持續了一百天，像是黑暗夜空中令人眼花繚亂的火箭煙花，其光亮消失后留下的夜空比先前更黑暗。
一八八九年，日本政府頒佈明治憲法。這是一個深受近代德國政治理論家君主立憲觀念影響的文件。在這十年間，東京的人們把“君權”和“天賦人權”的意義作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展開熱烈的討論。而專橫頑固的滿清統治者，一次又一推遲立憲的時間表，直到滿清王朝滅亡也沒有實現真正近代意義的立憲。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日本知識分子在閱讀盧梭的著作《社會契約論》，在東京和大阪的書店裏能夠找到莎士比亞的戲劇和托爾斯泰的小說。而直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們才開始得到日本人這種文化冒險精神的好處。
日本在進行自強運動的同時，也企圖仿效西方列強的殖民擴張策略。當年，在外部壓力下日本政府被迫簽署了日美、日俄等修好條約之後，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陰對此評論說：“吾方決不毀約，失信於戎狄”。但在另一方面卻宣稱，應當“養國力，割易取之朝鮮、滿洲、支那”。
明治維新初見成效，日本政客就宣稱，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政治仍然不整，內有長毛之擾，外有英法之侵……以今日之形勢論，宜先出師，取清之一省，而置根據於東亞大陸之上，內以增日本之勢力，外以昭武勇於宇內。”
明治維新百年來，日本的近代史清晰地劃出了這樣一道弧線：在“脫亞入歐”的近代思潮的刺激下，日本在亞洲率先成功地轉向了工業化。在這個過程中，由於處於西方列強的壓力下，又深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負面影響，再加上狹隘的島國心態，使日本的發展道路呈現出一種奇怪的歷史悖論：源於反感並抗爭西方強權的心理，卻在政治的、經濟的各種利己情勢的合成下，最後選擇了模仿西方殖民者強勢擴張的經歷，催生出了東方式的帝國主義殖民道路。
日本近代化的成功，儘管讓西方人驚訝不已、讓中國人羨慕不已，但日本的近代化是一種“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近代化。
所謂“先天不足”，是說日本傳統文化中的天皇崇拜、武士道精神、蔑視生命的觀念等，並沒有在這場洗禮中得以清除和更新；所謂“後天失調”，是說日本在學習西方的時候，僅僅着眼于軍事和技術層面，並沒有深入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人道主義、自由、平等和博愛等基本價值觀之中。因此，“明治維新”產下的是一個畸形的嬰兒。作為最早進入現代化軌道的亞洲國家，日本未能確立個人的權利與責任的觀念，也沒有建立穩定的文官政府，其政權很快被一群喪心病狂的法西斯軍官團掌握了。
由“明治維新”而建立來的日本近代化軍隊，在武器裝備、後勤保障、組織形態、戰略部署等方面確實與西方軍隊不相上下，但日本統治者卻拚命向士兵的頭腦中灌輸武士道精神的毒素，使得這支軍隊成為虎狼之師、惡魔之師。
一九一二年，明治天皇死去。在多次對外戰爭中“榮沐皇恩”的乃木希典大將夫婦，在家中剖腹殉葬。在二十世紀初竟然還出現如此野蠻和愚昧之舉，這一事件驗證了日本歷史學家高橋龜吉的論點：“在維新后的新時代，武士道精神仍然保着指導性的地位。”
明治維新一開始，天皇為了讓日本擁有鐵甲艦隊，不惜花費血本向英國等海軍強國購買。因為國庫空虛，他毅然宣佈：哪天資金沒有到位，哪天自己就只吃一頓飯。視天皇為神明的日本國民大受刺激，紛紛省吃儉用捐錢買軍艦，甚至出現了妙齡少女不惜賣身籌款的新聞事件。
與此同時，慈禧太后大肆挪用海軍軍費籌辦自己的生日慶典。這個殘忍而工於心計的女人，雖然控制了中國政局長達半個世紀之久，卻始終不明世界大勢和文明走向。她的智慧僅僅限於厚黑學和權謀術，她的骨子裏還是一個把面子看得比什麼都重的、頑固而守舊老太太。
頤和園的鶯歌燕舞，一時間似乎遮掩了幾百公裡外威海衛北洋海軍基地深深的危機。然而，破冰的那一刻很快就要到來了。
與日本相比，中國近代化的道路充滿了更多的變數和坎坷。二十世紀初，晚清憲政運動的失敗引發了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之後卻出現了袁世凱的復辟和軍閥的混戰；然後是張揚民主和科學的五四運動以及為實現全國統一的國民國民軍的北伐。中國近代化的曲折，固然與中國本身的問題有關，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則是日本的破壞和干擾。
當武昌起義、革命成功在望的時候，日本輿論高唱干涉之論，日本政府希望將中國一分為二，北方維持清廷，而以東北為交換條件；南方建立共和，但必須置於日本保護之下。日本以保護僑民為名，向京津漢口等地出兵。後來，利用承認民國政府的問題，奪取了滿蒙五條鐵路的修築和管理權。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遠東列強的勢力均衡被打破，日本認為這是擴大其在華勢力百年不遇良機。在日軍佔領山東期間，侵略中國的秘密組織“黑龍會”已經草擬好了“使中國自願投依日本”的方案。八十天之後，日方向圖謀復辟帝制的袁世凱提出酷烈的《二十一條》，企圖一舉摧毀中國的命脈。
一九一七年，沙俄崩潰，日本失去了北方的敵人，更是產生了獨吞中國的野心。經濟侵略與軍事控制並進，西原借款與防敵協定紛來，大規模地製造中國內亂。
一九一八年，日本看準段祺瑞想借參戰擴充私家軍隊，立即借款支持段祺瑞參戰，從而獲得在中國駐紮軍隊的特權。
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召開，雖然在一戰中中國與日本同為戰勝國，日本卻在盛氣凌人地奪取了昔日德國在山東的所有權益。
一九二五年五月，在上海、青島等地日資企業的老闆公然開槍殺害中國工人，製造了“五卅慘案”。
一九二六年春，當奉直、奉魯軍閥聯合進攻馮玉祥國民軍時，日本派遣軍艦出關南下，轟炸大沽炮台，是為北京“三·一八慘案”的緣起。
可以說，中華民國創建以來，日本一直在不顧一切地戕害中國的新生力量，阻撓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進步。民國初年長期的軍閥混亂，無一不與日本有關。
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向北方順利推進。為了破壞中國的統一，日本出兵山東，血洗濟南，槍殺中國軍民四千餘人。當軍閥張作霖敗退關外之時，日本關東軍製造了皇姑屯事件，將不願完全充當日本傀儡的張作霖炸死。日本政府公然阻止東三省歸附中央，威脅張學良說，日本“已具強固決心，將取自由行動，即干涉內政，也在所不辭”。
當國民政府實現全國形式上的統一之後，中國進入了現代化的“黃金十年”。這十年間，中國的工業年增長率保持在百分之九左右；這十年間，中國興建了八千公里鐵路；這十年間，中國現代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翻了一番。經濟發展帶動了城市化浪潮，中國出現了上海、北平、天津、廣州和武漢五個超過百萬人口的大城市。中國從西方引進外資興建大量的外資企業，自己的民族工業也蓬勃興起。中國的教育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公務員制度的建設也逐步走向正軌。
就在中國逐漸治癒內戰和外辱的創傷、步入現代化正軌之時，日本軍國主義者們感到，不能給中國以和平發展的機會。侵略中國是日本軍部的長遠規劃，是天皇政府的基本國策。一九三一年，關東軍迫不及待地發動“九·一八”事變，提前實施了這個計劃。
日本通過對東北的佔領，使中國喪失了百分之三十的煤、百分之七十一的鐵、百分之二十八的電力和百分之四十七的水泥。獲得這些資源之後，日本的戰爭機器的運轉更加快了。
緊接着，日本又於一九三七年製造“七·七”事變，悍然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戰爭爆發僅一年多，在工業資產方面，上海損失了百分之五十二，南京損失了百分之八十，杭州損失百分之二十八，廣州損失百分之三十一。
在這次殘酷的戰爭中，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民積累的近代化和現代化的財富大半都喪失掉了。“救亡壓倒了啟蒙”，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被徹底打斷，日本的侵略使中國的工業化至少延誤了二十年時間，而民主化更是遙遙無期。中國失去了走向民主和富強的機遇，中國被逼進了農民革命的深淵。
日本學者久保亨一語道破了日本侵略中國的根本原因：“中國工業化影響最大的是日本
，因此日本反對中國工業化，並發動了侵略戰爭。”近代以來，中國遭受的外族入侵，從未像日本侵華戰爭這樣，規模如此之大、入侵時間如此之長、涉及地域如此之廣、損害中國各階層利益如此之深。
已經近代化的國家並沒有協助落後國家的義務，但是如果為人類久遠的幸福着想，協同並進畢竟是相處的正道。退一步而言，縱使不願積極地提攜啟迪，也不應當阻撓、破壞，讓落後者長期落後，永遠不能實現近代化。而對落後國家來說，它的近代化最好能夠在一個比較安定的條件下進行，除了自力更生以外，也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
然而，以日本為代表的先進國家卻將中國作為案板上的魚肉，有意製造中國的動亂，干擾中國的進步。二十世紀前期中國的內戰，如果沒有外來武器及貸款，就很難持續和蔓延。中國國內也有若干無知自私的軍閥、翻雲覆雨的政客，為了一己之私利，甘心為其利用。當國民政府逐步走上正軌、日本失去了可以利用的工具之後，日本軍部的驕兵悍將們便孤注一擲，赤裸裸地發動了這場卑鄙的侵略戰爭。
可以設想，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也許早已融入了文明世界，中國人民也許早就過上了富裕、自由、民主而有尊嚴的生活。但是，我們不得不接受日本強加給我們的戰爭。日本的侵略改變了中國的近現代歷史，使中國的發展和進步由高峰跌落到了低谷。而一場關繫着民族生死存亡的偉大的衛國戰爭，也由此而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