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歷史在這裏徘徊
余傑《鐵與犁》:百年中日關係沉思錄
本書是余傑隨同大型電視記錄片《鐵與犁——百年中日關係沉思錄》攝製組訪問日本時寫下了一組訪問日記。在訪問日本這半個多月的時間裏，余傑先後訪問了十多個大中小城市，採訪了包括國會議員、政府官員、二戰老兵、和平友好人士、大學教授、律師、記者以及普通民眾在內的近百人。如此深入而廣泛地接觸日本社會，即便是在日本生活多年的留學生和其他人士也難以做到。也許，它能為那些對日本及中日關係問題感興趣的朋友提供一點有益的參考。
一歷史在這裏徘徊
日本，一個開滿美麗的櫻花的國度，一個將日常生活高度藝術化的國度。
日本，中國一衣帶水的鄰居，曾經是中國文化最熱烈的崇拜者和學習者。在日本，最完整地保存了中國古代文化的某些精髓部分，如服裝、建築、書法、圍棋和禪宗思想。
日本，東亞邊陲的一個群島之國，近代以來卻又用武力將中國逼到了亡國滅種的邊緣。
十九世紀末以來，中國所遭受的苦難許多都與日本有直接和間接的關係，歷史學家郭廷以認為：“兩千年來，中國施之於日本者甚厚，有造於日本者至大，百年來日本報之於中國者極酷，為禍中國者獨深。近代中國所遭受的創痛，雖然不能說全部來自於日本，但實際上以日本所給予的最多最巨。”
日本，今天亞洲最富裕的經濟大國，全球第三大經濟實體。它是中國對外關係和貿易中繞不開的一個關鍵環節。然而，跟我們同為黃種人的大和民族，直到今天依然讓我們感到陌生、隔膜和困惑。我們理解日本人，甚至比理解歐洲人和美國人還要困難。
日本作家、一九九五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在頒獎典禮上用“曖昧的日本”這個詞語來形容日本近代以來的文明。這是一個經典的概括。在中國人的眼裏，日本在地理位置上很近，在精神氣質上卻很遠，中國人觀察日本的時候總是顯得霧裏看花、撲朔迷離。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簽署《中日聯合聲明》，至此兩國真正結束了漫長的戰爭與敵對狀態，實現了邦交的正常化。然而，雙方國民之間的不信任感並沒有隨着一紙聲明而全然消失。懷疑與猜忌，疏遠與蔑視，依然紮根於那場血與火的戰爭。
中國和日本，一個擁有資源，一個擁有技術；一個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一個是全球金融和製造業中心。兩國都對對方有着極大的需求，然而又互相猜忌。更為要緊的是，無論中國，還是日本，又都是當今世界最為重要的國家。他們之間的關係，不僅關乎兩國的安危，也牽扯着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沒有一個人喜歡永遠躲在故紙堆中生活，也沒有一個民族願意永遠背着歷史的包袱蹣跚前行。歷史這本大書，總得不斷翻開新的一頁。很多中國人願意以最大的善意、寬容和諒解來看待中日之間的歷史、現實與未來。然而，近代以來中日關係的歷史，那充滿硝煙和血腥的歷史，似乎總是難於翻過去。
這一頁的歷史翻不過去，主要原因不在中國，而在日本。
當日本的法庭駁回中國戰爭受害者對日本政府的訴訟的時候，當日本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在釣魚島修建標誌性建築的時候，當日本的歷史學者宣稱南京大屠殺是虛構事件的時候，當日軍遺留的化學武器再次奪去中國百姓生命的時候，當日本的首相及政府要員參拜靖國神社的時候，寬宏大量、與人為善的中國人民不得不拍案而起，齊聲譴責。我們不渲染仇恨，但要捍衛尊嚴；我們不尋求報復，但要還原歷史。因為我們痛苦地發現，那血跡斑斑的歷史如此深刻地聯繫着現實。
二零零三年八月四日，侵華日軍二戰期間遺棄的芥子毒氣在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發生泄漏，造成四十名中國平民受傷，一人死亡。對此事件，日本政府處理滯后，日本媒體表現冷漠，激起了中國民眾的憤怒與譴責。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完成了一項有關“八·四”毒氣泄漏事件對中國青年影響程度的調查報告。該報告顯示，百分之九十七點九的中國青年關注“八·四”事件，百分之八十三點二的中國青年由此對日印象變壞，百分之八十二點二的中國青年表示不能接受日本政府所謂的“慰問金”。
受調查者紛紛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對於一個拒不承認歷史的日本，我們肯定不會有什麼好印象。”
“‘慰問金’總讓我想起‘嗟來之食’，無論如何不能接受。”
“日本應該從中吸取教訓，儘快清除遺棄在我國的所有武器。”
“對於‘八四’事件，任何有良知的人都會對日本政府不負責任的態度感到十分反感和痛恨，對受害者的遭遇表示同情和難過。”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日關係進入一種“貿易熱、政治冷”的怪圈。二零零二年以來，日本成為中國第一大進口來源國，中國成為日本僅次於美國和歐盟的第三大貿易夥伴。二零零二年，兩國雙邊貿易額超過九百五十億美元。
同時，兩國也頻頻發生貿易爭端。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日本宣佈對來自中國大陸的大蔥、香菇等農產品實行兩百天緊急進口限制措施。六月二十二日，中國政府實施反擊措施，對原產於日本的汽車、手機和空調加征百分之一百的關稅。這場非同尋常的貿易戰持續了半年多。
中日關係時刻觸動着兩國民眾敏感的神經，任何一點蛛絲馬跡也會被放大。影星趙薇身穿日本海軍軍旗圖案時裝事件，湖南廣播電台有聽眾冒充日本人發表辱華言論事件，豐田“霸道”越野車廣告事件，均引發了軒然大波。二零零三年，中國政府計劃修建從北京到上海的磁懸浮列車，並採用日方的先進技術。這一消息披露之後，中國民間人士在網絡上進行了徵集百萬簽名反對的活動。二零零三年“九·一八”紀念日，數百名日本人在珠海一酒店集體買春，激起了中國民間的憤怒聲討；十月二十九日，因為日本留學生在聯歡會上表演下流節目，引發了西北大學學生的遊行抗議活動。
正是因為歷史出現了斷裂和扭曲，中日兩國很難像法德等多次交戰的歐洲國家那樣“相逢一笑泯恩仇”。正是因為日本在現實中的種種惡劣行徑，使得中國人民不得不保持一種本能的防人之心。
信任，是人與人之間建立和諧友好關係的基礎；信任，也是國家與國家之間建立和平共處關係的前提。“遠親不如近鄰”，中日兩國的地理位置天生就是近鄰。然而，二戰結束之
后六十年來，中日兩國的一般國民之間，依然沒有值得信賴的“朋友”的感覺。儘管《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已經簽署了二十多年，但兩國之間依然處於一種微妙的“后冷戰狀態”，兩國之間的“攜手共進”依舊遙遙無期。
中日兩個在實質上互不信任的國家，在維護各自的國家利益的基礎上，如何建立一種既競爭又合作的國家關係，真正做到和平共處，這是兩國政府、知識界乃至民間的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二零零二年，《人民日報》評論員馬立誠發表《對日關係新思維》一文，提出在中日關係上淡化歷史、展望未來的觀點。這篇文章被日本《中文導報》二零零二年中日關係十大新聞之一。
但是，日本方對中國學者的“新思維”卻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回應。日方拒絕和談，而以武力解決釣魚島爭端；日方大幅削減對華貸款，以阻撓中國經濟的發展。寬恕沒有獲得日本的感激，善意也沒有贏得日本的認同。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日本防衛廳統合幕僚會議向防衛廳長官石破茂提交了一份《統一運用研究》的報告，建議整合海陸空的軍事力量，將自衛隊改為正規軍。二零零三年二月，日本議員西村正悟鼓吹日本應當擁有核武器。二零零三年六月六日，日本國會通過《應對武力攻擊事態法案》、《安全保障會議法案》和《自衛隊修正案》，即“有事三法案”，使日本擁有了採取軍事行動的權利。二零零三年七月五日，日本防衛廳宣佈，日本將修改《防衛大綱計劃》，使海外派兵永久化。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日本防衛廳最重要的智囊機構日本防衛研究所發表二零零四年版的《東亞戰略概觀》，認為日本主動攻擊敵國的導彈基地在法理上是可行的。
那些在現實中玩火的人們，是因為他們沒有從歷史的苦難中汲取應有的教訓。在那場把人類推到毀滅邊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六十年之後，普通的日本人如何看待這場戰爭呢？
日本曾經是政教合一的國家。創建於明治初年的靖國神社，多年來一直是日本至高無上的國家神社，國家最重要的祭祀活動都在此舉行。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之後，在美國佔領軍的主導下，日本進行民主改革，實行政教分離。神社成為民間的、獨立的宗教組織，但它依然被多數日本國民看作大和民族精神的象徵。
一個民族在特定的地點修建特定的建築來紀念先烈和英雄，是這個民族延續歷史、傳承文化的重要舉措。在法國的先賢祠和美國的威林頓國家公墓，前來參觀的人們能夠感受到偉人和戰士們寶貴的獻身精神和崇高的人格形態。這些紀念地超越了國家和民族的界線，成為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和精神皈依。
然而，在東京市中心的靖國神社中，我們獲得的卻是一種完全相反的感受。
在這裏，綠樹成蔭，鴿子飛舞，一派和平安詳的景象。然而，每一棵上都掛着一個小木牌，上面赫然寫着當年侵略亞洲各國的日本軍隊的番號。大門兩側紀念碑上精美的浮雕，分別展示着日軍在黃海、滿洲、天津、長城等地的赫赫戰功。
戰犯與英雄共舞，惡徒與烈士齊飛。在這裏，供奉着包括東條英機在內的一千多名戰犯的靈位。這些罪惡滔天的劊子手，與“明治維新”以來為日本的進步作出過各種貢獻的先輩們一起享受後人的祭拜。
這幅美醜不分、善惡不辨的圖景，就好像在德國科隆大教堂中放置希特拉及其助手們的骨灰一樣荒誕離奇。在許多日本人的思維里，“死者無罪”的觀念與“侵略有理”的邏輯遙相呼應。
有人用“日本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特色”這種相對主義的說法來解釋這一怪異現象。然而，靖國神社的怪異還遠遠不止於此。
就在靖國神社正殿左側，有一座名為“游就館”的戰爭紀念館。所謂“游就”，取自中國古代思想家荀子《勸學篇》中的名言：“群子居必擇鄉，游必就士”。意思是說，年輕人居住要選擇好的地方，外出要選擇好的老師。那麼，這座堂皇的“游就館”，為日本的青年一代提供了怎樣的歷史教育和精神熏陶呢？
“游就館”精心設置的展覽，以日本近代以來的歷史為主線，大量篇幅介紹了日本對外擴張的歷程，若干次對華侵略戰爭則是重中之重。在文字和畫面介紹中，看不到一絲一毫的戰爭罪行的反省，反而充斥着“我們來過，我們干過，我們征服過”的驕傲。展覽的結束語是“亞洲各國在戰後獲得了獨立和解放”，彷彿亞洲各國的獨立和解放是日本賜予的。
在“游就館”的第一個展廳中，赫然陳列着若干戰爭狂人的照片，兩側是一幅詩詞對聯，其中文大意是：“為君為人犧牲一切，放棄生命體現價值”。在民主、自由、人權和博愛的價值觀得到全球大多數人民認同的二十一世紀，這種散發著腐屍般臭味的專制思想，居然堂而皇之地成為日本國民教育的活教材。
在一樓的武器展廳內，陳列着二戰後期日軍使用過的最“令人自豪”的武器——“人體魚雷”。該魚雷長近十五米，直徑一米，重量八點八噸，頭部裝有一千五百五十公斤炸藥，其威力足以炸沉巨型戰艦。它只需要一名士兵駕駛，也就意味着每發射一枚要有一名士兵與之同歸於盡。
在二戰末期，上百名十七八歲的日本年輕士兵乘此魚雷踏上了不歸之路。他們成為日本
軍國主義野心家們名副其實的炮灰。在“人體魚雷”旁邊，遊覽者可以使用耳機傾聽當年敢死隊出征時慷慨激昂的遺言。
我們不知道讚美屠殺何以能夠實現永久的和平環境，我們不知道扭曲歷史何以能夠造就健康的國民精神。在“游就館”的觀眾留言中，一些日本觀眾寫了他們的感想——
“看到遺書，不禁掉下了眼淚！”
“看到了這些資料，感到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無論如何也不是問題。”
“前線的將士英勇奮戰，捨身報國，後方的千方百計地支援前線，結果還是失敗了，令人惋惜！”
這些簽名者當中，既有當年的參戰老兵，也有十五六歲的中學生；既有政府官員，也有普通市民。這些簽名顯示，作為人類有史以來唯一知道原子彈威力的國家，經過戰後六十年的改造，仍然沒有達到人類理性足以達到的認識境界。自由民主的精神、平等博愛的意思、人道主義的情懷，在日本依然缺席。
大多數中國人只知道日本東京有一個龐大的靖國神社，卻不知道在靖國神社以下，日本行政區劃中的一都、一道、二府、四十三縣，處處都有靖國神社的“分支機構”，即“護國神社”。
在日本各地，雖然護國神社的規模有大有小，但在當地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中皆有顯赫的地位。護國神社不僅是單純的宗教活動場所，也承擔著歪曲歷史事實、灌輸錯誤道德觀念的使命。它表面上聲稱不介入國家的政治生活，卻成為居心叵測的政客和財閥們的聚集之所，輕而易舉地獲得政界要人的支持和財團的捐款。
許多地方的護國神社門口懸挂着日本國旗，顯示其同國家政權之間的親密關係。這明顯有悖於現代民主國家政教分離的原則。
有一位哲人說過，歷史能夠告訴我們關於未來的一切。人類每一點滴的進步。無不是從歷史重汲取經驗教訓。日本國民是如何從歷史中獲得靈感和啟迪的呢？
在日本愛知縣三根山，埋葬着不計其數的日本戰犯和士兵。每年八月十五日，都會有浩浩蕩蕩的人群來到這裏。如果死難者的後人來這裏是懷念先輩並反省戰爭罪行，那麼他們悼念亡靈的活動完全能得到那些曾受到日軍傷害的國家和人民的理解。
然而，所謂的“悼念”卻是這樣一幅幅醜陋不堪的畫面：成群結隊的日本老兵穿着昔日臭名昭著的日軍軍服，打着軍旗、挎着軍刀、吹着軍號，他們為當年的戰爭感到無比自豪。他們不承認日軍曾經戰敗，辯解說那僅僅是“終戰”，他們對於下一場戰爭依然充滿着希望和憧憬。
在三根山上，有一座所謂的“殉國七士廟”。這七名被某些日本國民認為是“為國捐軀的勇士”，究竟是些什麼人呢？
這些名字多半為中國人民所熟悉：日本戰時首相東條英機，南京大屠殺的兇手松井石根和武藤章，策劃侵佔東北和華北的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在中國華北實行“三光”政策的板垣征四郎、參與“掃蕩”山東並有“緬甸屠夫”之稱的木村兵太郎，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首相廣田弘毅等七人。這七人也正是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的七名甲級戰犯。
一九八四年，“殉國七士廟”建成，這一年正好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四十周年前夕。籌辦修建此廟的“殉國七士奉贊會”在日本頗有影響力，為其題字的是“戰犯首相”岸信介。
隨後，以“殉國七士廟”為中心，陸續建起了陸海軍部隊戰死者碑林。這裏成為“大東亞戰爭戰歿者的聖地”，也成為右翼勢力為戰犯“招魂”的重要場所。
碑是定格的歷史，碑是凝固的藝術，碑是不死的記憶。碑在東方文化中享有高貴的地位，一塊石碑可以經歷風吹雨打，一篇碑文可以流傳千秋萬代。
然而，這些散佈在日本各地的碑石卻讓人感到恐懼：魔鬼似乎將要再次從潘多拉的盒子裏鑽出來為害人間。以戰爭期間擔任日本駐德國大使的甲級戰犯大島浩命名的“大島碑”，紀念裕仁天皇的去世和明仁天皇的登基“萬世太平碑”，宣揚大和號航空母艦戰功的海軍紀念碑……
在日本的土地上，處處有美化戰爭的神社、廟宇、碑石和高塔，對國民發揮着潛移默化的影響。最有代表性的是“八紘一宇塔”，塔身周邊建有四個的陶瓷人像，分別代表武士、漁民、農民和工人，象徵著對外擴張是全民參與的事業。
一九三八年，宮崎縣發起修建“八紘一宇塔”的運動。日本陸軍參謀總長命令所有前線部隊：“以軍或師團為單位，每單位搜集兩塊石料。一塊是軍或師團總部所在地，取最有價值；一塊是戰場最前方的，取最有意義。”在這一千四百八十五塊石料中，來自中國的有二百二十八塊。刻有“中支那中山部隊”字樣的花崗石，是從上海市政府大樓的弓形門上拆下來的；刻有“南京日本居留民會”字樣的石塊，是從南京明孝陵掠奪的麒麟浮雕。
日本戰敗投降之後，宮崎縣政府趕緊將“八紘一宇”四個字鏟去，將象徵武士的人像藏起來，並將這裏改名為“和平公園”。
然而，“和平”並沒有長久地維持下去。一九六五年，隨着日本經濟剛剛起步，宮崎縣又將“八紘一宇”四個字重新刻在塔上，武士像也回歸了原位。“和平公園”名存實亡。
在日本的書店中，保守學者和作家所寫的、否認戰爭罪行的著作，以及渲染民族主義的書籍，如《日本是第一》、《超大國日本》、《日本的時代到來了》等，都被放置在顯著位置。此現象說明，書店有意識地向民眾推銷這類作品，同時這些著作也確實很暢銷。與之相反，那些秉持良心和責任感的作家和學者所寫的、真實呈現戰爭罪行的著作，卻被故意放置在最不起眼的角落裏。
一九九三年，日本首相細川護熙自發的道歉言論，首次表現出日本這個國家是可以實踐道義的。但是，此後十多年間，在日本政壇上，拒絕認罪和道歉的聲音壓倒了願意認罪和道歉的聲音。
日本《和平憲法》在前言中強調：“我們相信，任何國家也不可以只專註於自己國家的事而無視其他民族。這一政治道義法則具有普遍性。”可是，戰後半個多世紀以來，日本一直迴避承擔戰爭罪責，無視亞洲各國的痛苦。
如今在日本社會佔據中堅力量的是成熟的中產階級，在日語中被稱為“一億中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日本人都認為自己屬於中間階級，他們疏離於政治，對左翼和右翼的立場都不支持。在一般情況下，他們希望過安寧富足的生活，在反戰、反核武器以及制衡保守力量的擴展上，中產階級都是積極的因素。
但是，在經濟不景氣和失業率上升的大背景下，保守思潮極易獲得共鳴。近年來，日本的和平運動陷入低潮，保守派勢力卻越來越活躍。廣島和長崎是日本和平力量的大本營，但在廣島近旁就有一個吳軍事基地，在長崎附近也有一個佐世保基地。在這兩個受過原子彈轟炸的地方，民眾卻默許建造重要的軍事基地，這也說明日本國民對和平的追求有着相當的局限性。
日本國內登記在冊的右翼團體有一千多個、共十萬餘人，但他們分佈在政界、商界、外交界、學術界、教育界等重要領域，在相當程度上左右着日本的社會思潮。“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的成立，漫畫《戰爭論》的出版和暢銷、新歷史教科書的出籠，都代表了這一危險的趨勢。在民間，種族主義團體與黑社會勾結，恐嚇甚至暗殺批評天皇的進步人士；在政府和議會中，保守政客佔據上風，設置“憲法調查會”、將“日章旗”和“君之代”法律化為國旗、國歌。
戰後六十年來，日本人反省的意識太弱、反思的成果太小。在日本，對歷史的篡改成為某些野心勃勃的政客的家常便飯，許多普通國民因此逐步失去了對日本和亞洲歷史的正確理解；在日本，對兇手的頂禮膜拜成為某些所謂的“愛國者”們的必修課，他們的民族自信心建立在狂妄而自私的“皇國史觀”的基礎上。
當周邊國家的政府和人民努力以最大的善意來對待日本的時候，日本的政客們卻不斷製造事端傷害那些被侵略國人民的感情。戰後日本首相級官員參拜靖國神社就達六十多次，中曾根一人參拜了十多次，現任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也參拜了多次。當參拜靖國神社成為主客們撈取選票、爭奪民心的籌碼的時候，正說明日本民間“保守化”、“右傾化”的潛流已然洶湧澎湃。小泉純一郎以強硬的姿態實施雄心勃勃的“新日本”計劃，對內“改革日本國”，對外更是咄咄逼人、爭取更大的軍事主動權。雖然軍國主義合法西斯主義在日本難以死灰復燃，但亞洲各國不能對日本咄咄逼人的勢態視而不見。
在日本，改寫歷史成為時髦；在中國，遺忘歷史卻成為某種普遍的“社會無意識”。我們沒有國恥日，也沒有一套切實的法律和制度來實施對歷史的保存、傳播和教育。我們遺忘了“文革”中自己施加給自己的慘劇，我們也遺忘了百年來日本所帶給中國的深重苦難。
在美國，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只要是對美國利益有過重大侵害的外國人，都不得進入美國境內。在中國，至今沒有一部類似的法律，對那些曾經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傷害的人進行制裁。那些曾經殺害過無數中國人的日本戰犯，又昂首挺胸地踏上中國的土地。東史郎在日記中揭露的那些日本軍官，紛紛以資本家的身份來到中國。他們從某些中國人那裏獲得的，不是嚴厲的拒斥，而是諂媚的笑臉。
今天，無論是面對中日關係，還是面對我們自己的社會現實，我們最需要的是從冷漠中清醒，從麻木中奮起。
喜愛戰爭、企圖重啟戰爭機器的，只是一小撮陰魂不散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
戰爭不僅使被侵略的國家山河破碎、人民家破人亡，也讓施加戰爭國家的人民遭受到巨大的苦難。在日本漫畫家宮崎俊的動畫片《再見螢火蟲》中，一個普通的日本家庭，父親被徵召入伍死於中國戰場，母親被美軍炸彈炸死，兄妹兩人相依為命，最後餓死於荒野之中。這個催人淚下的故事，表明了絕大多數日本國民對戰爭的拒絕和痛恨，以及對和平的熱愛和追求。
一個尚未具備健全的現代理性的國家，在它有了毀滅他國的力量之後是一件危險的事。潘多拉的魔盒打開了，像行屍走肉的日本軍隊在亞洲犯下了人神共憤的罪刑。日本評論家津田道夫指出：“那場戰爭是每個國民都被作為戰爭的執行主體動員起來的戰爭，日本大眾的戰爭責任也應該被追究。”日本現在的政治領袖和普通國民，如果能公開承認二戰期間日本在中國、朝鮮半島和東南亞各國所犯下的戰爭罪行，如果能主動向受害者進行民間賠償，如果能積極處理各種戰爭遺留問題，那麼不僅能提高鄰國對日本的理解和信賴，也有助於創建未來亞洲的和平與穩定。
在全世界日益走向一體化、成為“地球村”的今天，區域間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合作已是大勢所趨。
歐盟的擴大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都給亞洲國家帶來了衝擊和啟示。在東南亞地區，作為一個不斷擴大的區域性合作組織，東盟正在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在東北亞地區，中國、日本和韓國之間，依然充滿着猜忌和紛爭。
在不久的將來，亞洲國家也必將走向合作之路。其中，作為亞洲兩個最重要的大國的中國與日本，理應作出巨大的貢獻，如果中日兩國實現合作，那麼中國、日本、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就能夠推動整個東亞一體化的進程，甚至還可以依託亞太經合組織的機制，帶動整個亞太地區的一體化。這將是對亞洲事業的一大貢獻。正如英國華威大學高級講師弗斯·斯密斯所說的那樣：“在建立亞洲一體化的過程中，中日、甚至東亞的關係的重點在於如何建立信任的新安全觀，擯棄‘冷戰思維’，妥善處理相互關係中的不穩定問題。”
在過去一百多年來中日兩國的歷史交往中，我們看到了人性善惡的正面交鋒：恩與怨、情與仇、罪與罰、堅強與軟弱、妥協與批判、真誠與背叛，像一塊五色斑斕的調色板；在六十多年前那場“以柔克剛”、“哀兵必勝”的戰爭中，我們看到了中日兩個民族複雜的糾葛：傲慢與偏見、戰爭與和平、理智與情感、記憶與忘卻、歷史與未來，統統融匯成一團難以解開的亂麻。
對於這一切，有人不願面對，有人不敢面對。但是，如果不揭示戰爭那無比殘酷的真相，就無法擁有永久而牢固的和平；如果不穿越歷史幽暗的森林，就無法享受到未來溫暖的陽光。
在歷史的傷口上撒上一把鹽也許是必要的。它能夠殺死細菌，帶來新生；它能夠再現昨天，警示明天。唯有如此，中日兩國人民才能一起齊心協力地翻過歷史；唯有如此，中日兩國人民才能一起風雨兼程地走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