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心靈獨白（2）
牛蠅。
林肯身邊有個智囊，專與他唱反調，每有決議，必提出嚴厲的批評。林肯身邊的高級官員受不了這名教授出身的老傢伙，聯名要求林肯將他趕出白宮。林肯笑着講了一個故事：我在鄉下工作時，看見農夫用一匹弱馬耕田，他吃喝一聲，馬才肯走一大步。我發現馬背上吐了一隻大牛蠅，想幫農夫趕走。可農夫趕緊阻止我說：“幸虧有了這隻牛蠅，不然馬連半步也走不了。”
從本質上講，知識分子就是牛蠅。杜威說過：“思想家只消開始思維時，都多多少少把穩定的世界推入危險之中。”因此，除了林肯這樣明智的領袖外，一般以“穩定”為己任的政治家都會伸出巴掌去，狠狠拍向牛蠅。結果可想而知。
也有少數的例外。曾經說過“知識分子是一切社會的不安定因素”的捷克劇作家哈維爾卻當上了總統。不過，哈維爾的總統當得並不快樂，電視新聞里我曾看到他疲憊不堪的神態，反倒不如他的一張在監獄裏的照片：目光炯炯，注視着柵欄外的天空。
牛蠅只能是牛蠅，牛蠅做不了蝴蝶。
普希金死後。
沙皇不僅沒有欣喜若狂，反而憂心忡忡，他說。“人民為普希金的死亡而流露出來的悲傷，已多少表現出自由主義者勝利的醜惡景象。”因此，他命令說：“以秘密手段取消各種致敬的表示是政府的責任。”
編輯克拉耶夫斯基在《俄羅斯殘廢者報》發表文章紀念詩人的逝世：“我們詩歌的太陽沉落了。普希金在壯盛的年歲，在偉大的中途去世了。”第二天他就被傳到書刊審查委員會。主席嚴厲地斥責他說：“為什麼在這個品級既低、又未擔任重要公職的人物死亡的消息周圍加上黑邊呢？這算什麼‘偉大道路’？難道普希金是個將軍、元帥、部長、政治家嗎？寫寫歪詩是談不上走偉大道路的。”
誰在走“偉大道路”？150年以後的今天，強大的沙皇政府已經灰飛煙滅，末代沙皇一家被槍殺在簡陋的地下室里，嘍羅們就更不足道了。而普希金的詩歌還迴響在一代代人的心靈深處。
北大“文明修身工程”搞得如火如荼。又是宣言，又是講座，又是新聞報道，大舞台上人人登場。
“文明修身”並不是什麼新發明。1933年末，美麗的蔣夫人鑒於社會道德淪喪，號召開展“新生活運動”。蔣介石強調：“如果我們想獲得一種遵循禮義廉恥的新生活，那就必須從不隨地吐痰做起。”“法古今完人”的蔣先生相信，一旦所有的中國人都不隨地吐痰，進廁所小便、用冷水洗臉，將會引起“人的心靈”發生變化，隨之國家和社會同樣會獲得新生。蔣氏又說：“我現在倡議的新生活運動是什麼呢？簡單地說，就是要使全國公民的生活完全軍事化，這樣他們可以培養勇敢和敏捷，吃苦耐勞，特別是統一行動的能力和習慣，最後他們就可以隨時為國家犧牲。”然而，1934年初，新生活運動便冷冷清清地收場了，留在民間的只有一些並無惡意的笑話—一湘西的農民一直以為“新生活”是個欽差大臣一樣的官員，要到窮鄉僻壤來盤剝一通，所以緊張了好一陣。60多年以後，北大成了湘西。在學生公寓廁所的大門上，共青團支部貼上“舉手之勞，何樂不為？”的標語，宣傳便后要衝廁所的真理。沒有兩天，這條標語便出現了兩個修改版本：“舉手之勞何樂？不為！”、“舉手淫之勞，何樂不為？”蔣先生若遇到這樣的情況，會作怎樣的反應呢？“藍衣社出動，將‘兇手’斃了！”。
“文明修身工程”這是當代中國最奇妙的漢語新詞。“文明”與“修身”聯繫起來就已經令人匪夷所思了，再添了“工程”作尾巴，更是莫名驚詫。何謂“工程”？《現代漢語辭典》中的解釋是“土木建築或其他生產、製造部門用較大而複雜的設備來進行的工作”。何謂“修身”，按照中國聖賢的說法，修身的根本在於“修心”，修身是純粹個人化的活動。現在，修身卻變成了攪拌機和舉重機，北大“國學大師”多如牛毛，為什麼沒有哪位大師出來指出這點小小的誤差呢？
“衣食足而知榮辱”這是古代聖賢說的話。今天那些遊走在高級酒店的妓女們，似乎沒有哪個是因為“衣食不足”才去賣身的。她們一身的金銀珠寶足以大學教授們。
衣食不足固然不知榮辱，衣食足照樣也不知榮辱，這就是人類真實的生存狀況。
文章與老婆。“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別人的好。”這是愚人之論。我的觀點是“文章是別人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
魯迅說專制令人冷嘲。我卻說允許人們冷嘲的專制我願意為它鼓掌。實際上，專制只允許熱頌，冷嘲者的命運便是嵇康的命運。
嚴復譯的《天演論》中有一句名言：“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生存下來的都是優秀分子嗎？
猶太作家皮利磨·拉維說過：“敢於承認一個基本的事實，這個事實便是—一最壞的、能適應的活下來了；最好的都死去了……
我們這些還能逃生的，作不了真正的見證。我們不但是少數的少數，例外的例外：我們實在只是由於扯謊、幸運或者沒有辦法沉下去而已。”奧斯威辛是這樣，文革也是這樣。傅雷死了，老舍死了，通羅剋死了，張志新死了……在他們的毀滅面前，誰不低下高貴的頭顱？當然，我無權苛責活下來的人，活着並不都是苟活。但是，活下來的人已然喪失了承接歷史的權利。那麼，再相信那些白紙黑字的歷史未免是一種虛妄。絕大多數寫歷史的人，目的不過是為了換取他們短暫的生存。
哈姆萊特說：“活着還是死去，這是一個問題。”當我們擁有選擇的自由的時候，這還能成其為一個問題嗎？
薩達姆。
伊拉克電視台晚間新聞播出前，必定先奏樂，歌唱他們的偉大領袖薩達姆，最精彩的歌詞是：“薩達姆，薩達姆啊，您有無數偉大的勝利，您像最高的山峰，沒有人比得上您。”報刊上引用薩達姆的語錄時，全都採用粗體大號字印刷。開會時，發言人不時要引用薩達姆的語錄，全場不厭其煩地報以熱烈的掌聲。在巴格達市中心的勝利廣場上，安放着一對巨大的鐵手腕，兩手交叉，高舉阿拉伯長刀。這對手腕仿照薩達姆的雙手而制，甚至鑄上他的指紋。薩達姆在講話中提及自己時，從不說“我”，而是自呼其名“薩達姆”。因為這個名字已經成為一個符號，一個象徵。這遠比他本人的肉身要偉大。
我想起了希特拉、墨索里尼、日本天皇，一切獨裁者都有着驚人的相似性。《岳陽樓記》之所以名垂千古，全是因為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等精神境界，為歷代士人高山仰止。
然而，沒有人仔細想想：天下究竟是誰的“天下”？老祖宗早就講得明明白白：“率土之濱，莫非王士；普天之下，莫非王巨。”天下是天子的天下，而不是蒼生百姓的天下。廣廈千萬間，庇的從來都是達官貴人，何曾庇過寒士？更不用說黎民了。
所以，體現中國知識分子最高人格的范文正公所能做的，無非是“先天子之憂而憂，後天子之樂而樂也。”
戒煙日那天的一則電視新聞引起了我的注意。北京一家醫院組織保安人員，一旦發現吸煙者，便讓他拿着一塊“我是吸煙者”的牌子，站在醫院的院子裏義務執勤，直到有下一位吸煙者來代替他。該醫院的院長笑容可掬地告訴記者：“這種方法推行以後，效果好極了！”
我記得以前在《聊齋志異》中讀到的一則故事。投水自盡者的鬼魂為了來世投胎，必須隱藏在水邊，誘惑下一名想自盡的人。這位聰明的院長一定讀過這個故事。我又記得美國作家霍桑的名作《紅字》，那是一個“猩紅A字母”的時代，凡是犯通姦罪者都必須佩戴這樣一種恥辱的標記。今天，這個時代又回歸了。
毫無疑問，我是一個反對吸煙的人。但是，我也堅信：法律的目的不是羞辱，人的尊嚴與人格神聖不可侵犯。
沉默是一種消極的自由。
當這種自由都不存在時，思想者就大難臨頭了。
歐洲不少國家的教堂都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危機。為了嘗試走出低谷，神職人員不惜利用教堂開餐館、辦舞會、演戲劇、設攤點。德國科隆的一位主教說：“我們別無選擇．只有從商。錢比禱告更可以給我安慰。”
龐然大物的蘇共在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建議”下黯然解散。那天有成幹上萬的群眾把黨中央大廈圍得水泄不通，正要撤離的蘇共大員們心裏暗自竊喜：“看來我們還有這麼多的支持者！”然而，當他們剛走出大門時，蜂擁而上的群眾爭先恐後地擠上前來，一口接一口的唾液吐向他們的臉上和身上。
我是個十足的懷疑主義者，但我終於發現歷史之中畢竟還是有值得信賴的東西，譬如說這些唾液。我想起了半個世紀以前帕斯捷爾納克所寫的一首短詩：“我用圍巾圍住脖子／我用手掌遮住臉龐／站在庭院裏大聲疾呼／我們在哪兒慶祝什麼太平盛世。”詩人的哀號與群眾的唾液，將20世紀真實的俄羅斯凸現在我的面剛。
什麼是考試？福柯認為，考試是一種規範化的監視，一種能夠導致定性、分類和懲罰的監視。它確立了一種關於個人的能見度，由此人們可以區分和判斷每個人。考試把層級監視的技術與規範化裁決的方法結合起來。這就是為什麼在所有規訓機制中，考試被高度儀式化。在這裏，權力的儀式、考試的形式、力量的部署、真理的確立都結合起來。因此，學校變成一個不斷考試的機構，有血有肉的個人變成成績單上冷冰冰的數字，並置身於文件的網絡中不能自拔。
今年高考，又傳來幾名落榜學生自殺的消息。大城市的兒童，更早地成為考試的俘虜：在北京，因一兩分之差，不少家庭被迫為孩子繳納數萬元的學費，以求進入重點中學。在電視上，我看到了一名被採訪的、痛哭流涕的、考試成績不佳的孩子的家長。考試是人創造的制度，考試卻控制了人自身。膨脹的考試與渺小的人形成鮮明的對比。
寬容。仁人志士們都在提倡寬容，彷彿現在真的是一個不寬容的時代。可是，中國能出陳希同、王寶森，難道還能說我們不寬容嗎？還是殷海光說得好：“自古至今，容忍的總是老百姓，被容忍的總是統治者。”寬容和權力緊密相連；有權力的人享有被寬容的權利，沒權力的人享有寬容的權利。
看舊書往往比看新書更有趣。我在20年代初的《新青年》雜誌中讀到一篇題目為《一個貞烈的女孩子》的文章。文章描寫一個14歲的望門寡，被她父親關在屋裏強迫自殺，慘狀觸目驚心。
父親讓女兒餓死。餓到第四天，女孩哭着喊餓，她的父親循循善誘地說：“阿毛，你怎麼這樣的糊塗？我自從得了吳家那孩子的死信，就拿定主意叫你殉節。又叫你娘苦口勸你走這條路，成你一生名節，做個百世流芳的貞烈女子。又幫你打算叫你絕粒。我為什麼這樣辦呢？因為上吊服毒跳井那些辦法，都非自己動手不可，你是個14歲的孩子，如何能夠辦到的？我因為這件事情，很費了躊躇，後來還是你大舅來，替我想出這個法子，叫你坐在屋子裏從從容容地絕粒而死。這樣殉節，要算天底下第一種有體面的事，祖宗的面子，都添許多的光彩，你老子娘沾你的光，更不用說了。你要明白，這樣的做法，不是逼迫你，實在是成全你，你不懂得我成全你的意思，反要怨我，真真是不懂事極了！”
餓到第六天，她的母親不忍心了，勸她父親乾脆送點毒藥進去，早早“成全”算了。她父親卻說：“你要曉得我們縣裏的鄉風。凡是絕粒殉節的，都是要先報官。因為絕粒是一件項難能而又頂可貴的事，到了臨死的時候，縣官還要親自去上香敬酒，行三揖的禮節，表示他敬重烈女的意思，好教一般婦女都拿來做榜樣。有這個成例在先，我們也不能不從俗。阿毛絕粒的第二天，我已託大勇爺稟報縣官了。現在又叫她服毒，那服過毒的人，臨死的時候，臉上要變青黑色，有的還要七竅流血。縣官將來一定是要來上香的，他是常常驗屍的人，如何能瞞過他的眼？這豈不是有心欺騙父母官嗎？我如何擔得起？”
阿毛在第七天餓死了。縣官送來一塊匾，上題四個大字—一“貞烈可風”。
真想提醒今天那些興緻勃勃地編寫《傳世藏書》的學者們，把這篇文章也收進去。有這樣“偉大”的傳統，中國文化如何不能拯救世界？《新約》中說：當你埋葬前人的時候，把你抬出來的人，已經站在門口。
但我依然以掘墓者的姿態自居。這是我與馬克思在精神上唯一的共鳴之處。
自己的命運是無須考慮的。
亂世與盛世。這是一對可以互換的語詞。對老百姓來說，魏晉是亂世；對知識分子來說，魏晉是盛世，魏晉有了“人”的覺醒，有廣陵散，有陶淵明。對老百姓來說，康乾是盛世；對知識分子來說，康乾是亂世，康乾有八股文，有斷頭台。
大多數時候，關於亂世與盛世的認同，老百姓與知識分子是有區別的。相同的時候是例外，譬如文革，絕大多數的老百姓與知識分子都會異口同聲地說：“亂世”。
自古以來，中國有順民，也有暴民，唯獨沒有公民。要麼縮起頭來做烏龜，要麼像李逢那樣操起板斧來殺殺殺，所以中國鮮有進步。
歌德說過，先有人的墮落，然後文學墮落。這就是當下中國文壇的現狀。
權力的控制是每個人的人生不可避免的事實，所以追求自由往往要付出極端殘酷的代價。每個時代都有一股要求人人整齊劃一的巨大力量。在石家莊陸軍學院軍訓的時候，我是隊列課上挨訓最多的人。直尺一樣整齊的隊列里我總是情不自禁地提前0．1秒跨出我的腿，於是教官指着我的鼻子大罵：“你，你這個害群之
馬！”最後．我終於成為隊列中規規矩矩的一員。在人人都激動動萬分的方隊裏，我突然感到失去自己的恐懼。
我不否定別人對整齊劃一的選擇，但我希望每個時代都能有它的“不加入者”，這些不加入者不至於被認為是瘋子或罪犯，關進精神病院或監獄裏去。
尼來說：“上帝死了。”於是，尼采成了西方的大哲。其實，中國人個個都可以算尼采。早在北宋，梁山油的那群英雄好漢們便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號—一誰是天？我就是天；何為道？握在我手裏的便是道。因此，李逵在劫法場時，揮舞板斧，砍下的是百姓一顆接一顆的人頭。怎麼，不服氣？我是在替天行道。
所謂哲學，所謂真理，不過是李逵手中的板斧而已。
明十三陵。在定陵的一座大殿外，我發現空地上有兩種石桌石椅：一種是明代的遺物，圓桌圓凳，裝飾着細膩的花紋，雖然經歷了幾百年的風雨，依然閃爍着藝術的光澤Z一種則是今人的手筆，方桌方凳，無非是用幾張水泥板拼湊而成的，粗糙、醜陋、潦草，大煞風景。
一個民族的藝術創造力、審美能力、想像力都急劇地衰退了。如果說衰退是歷史的必然趨勢，那麼我們至少該有些自知之明：干不該、萬不該把如此粗鄙的物體搬到祖宗面前。北京的各大旅遊名勝，我都發現數不清的醜陋的售票亭、購物亭、廁所。招牌、標語，那麼隨心所欲，那麼粗心大意，和諧的美感和莊嚴的歷史感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而一處古迹可以養活無數的人，他們捧着鈔票咧嘴而笑。
一個民族對待祖宗遺產的態度，比一個民族祖宗遺產的豐富與否，更能表現出一個民族文明的程度。
儒教中國以忠孝為立國之本。史書上對孝行的歌頌比比皆是。《新唐書》中記載，安徽壽州安豐縣官員李興的父親患了重病，李興就從大腿上割下一塊肉來，送給父親當作藥物食用。後來，著名文學家柳宗元還為李興專門寫了篇《孝門銘》《雕安府志》記載，東漢時有個叫李妙宇的女子，為醫治公公的病，從自己的左大腿割下三塊肉，燒成湯給他吃。在這一孝舉之後不久她的公公就恢復了健康。美國學者鄭降來教授在研究明代歷史時，僅根據《明史》和《信今圖書集成》兩種史料的記載，就統計出明代有619名賢慧女子割肉為長輩或丈夫療傷，割肉的部位有大腿、上臂、肝臟、手指、耳朵、乳房、肋骨、腰、膝、腹等，她們被譽為“人類道德的典範”。
每個為中華文明感到陶醉的人，都是歷史書讀得太少的人，雖然有些人表面上看似乎是博學鴻儒。
飯碗。飯碗就是那種毀滅火的創造力、想像力，吞噬人的自尊、自信，卻又讓人活下去的東西。
金飯碗、鐵飯碗、泥飯碗，飯碗的不同，也就是人的不同。
世有淵明，生為菊花無憾也；世有白石，生為梅花無憾也；世有栩康，生為琴弦無憾也；世有餘純順，生為窮山惡水無憾也。
不遇知音，是人生無法克服的悲劇之一。
生於清，當見雪芹；生於明，當見李蟄；生於宋，當見東坡；生於唐，當見李白；生於魏晉，當見阮籍。生於漢，當見太史公；生於周，當見莊子。
世間面目可惜之人多，欲與交遊者，二三子矣！
蘇共政治局開會的時候，會議廳的每張椅子都有自己固定的主人，這些椅子認識自己的主人，就像他們認識它們一樣。
在這間會議室里，椅子遠遠比人要高貴。主人會死亡、會辭職、會垮台、會遭罷黜。昨天貝利亞還穩穩噹噹地坐在他的椅子上，他的眼睛令人渾身起雞皮疙瘩，第二天他卻趴在椅子下面，身上是一排彈孔。赫魯曉夫去休假的時候，他以為他與椅子是短暫的分別，誰知道終其一生再也沒坐上那張心愛的椅子。在這間會議室里，一切皆流，一切皆變，只有椅子依舊，只有椅子永恆—一“它們”對着“他們”冷笑，弄不清誰是誰的主人。
沒有政治局的俄羅斯，椅子安在？
1946年8月，阿根廷文學大師博爾赫斯被正式告知：市政廳決定將他調出米格爾·卡內圖書館，“升任”科爾多瓦街國營市場的家禽及家兔稽查員。西班牙語裏雞、兔是怯懦的同義詞，這是庇隆一夥的奇襲藝術。
博爾赫斯的反應令庇隆政府目瞪口呆，他們原以為性格內向的作家會把蒼蠅吞到肚子裏去，沒能想到作家的手指輕輕一彈，將死去的蒼蠅彈到他們香嘖嘖的咖啡里。博爾赫斯在聲明中這樣寫道：“我不知道我剛才講述的故事是不是一則寓言，然而我懷疑記憶與遺忘的天神，它們十分清楚自己所做的事。如果它們忘卻的是其他的事情，如果它們只保留了這一荒唐的傳奇，它們或許有一定的道理。讓我歸納一下：獨裁導致壓迫，獨裁導致卑躬屈膝，獨裁導致殘酷；最可惡的獨裁導致愚昧。刻着標語的徽章、領袖的頭像、指定呼喊的‘萬歲’與‘打倒’聲、用人名裝飾的牆壁、統一的儀式，只不過是紀律代替了清醒……同這種可悲的千篇一律作鬥爭是作家諸多的職責之一。”
博爾赫斯，那個優雅而不關心政治的博爾赫斯突然變成阿根廷此後10年裏反對權權主義的象徵。對他這樣一個害羞的、靦腆的人來說，這是個意想不到的角色，然而他毫不畏縮地擔當起了這一角色。看來庇隆政府為他的雞、兔們選錯了稽查員。
真正受到侮辱的，並非被侮辱者，而是侮辱者自身。
我有三本書愛不釋手：充滿豪俠之氣的《史記》、充滿雅稚之氣的《世說》、充滿狐娃之氣的《測齋》。有此三“氣”，足以抵擋今世之俗氣也。
軍訓的時候，每逢周六下午，有兩種選擇：一是去廚房包包子，二是在宿舍里聽班長讀報紙。包包子，聞多了蔥蒜的味道，到了開飯的時候便是一個包子也吃不下去，心裏直想嘔吐。於是只好聽讀報紙，讀的偏偏又是最枯燥無味的文章。唯一的解脫之道是睜着眼睛養神（不敢閉目養神，因為時不時有教官走進來查看）。養神的時候，把中學時代漂亮的女同學都想像成自己的女朋友，便覺得幸福觸手可及。後來一問戰友們，十有八九以此法渡過難關。看來，在食色二字上，大家都一樣。
小時候，有許多奇思異想。曾想過，假如誰發明一種晶片，植入人的大腦，然後在屏幕前將人的所思所想顯露出來，豈不妙哉！現在，我才暗自慶幸，幸虧我沒有把這種發明付諸實踐。要不然，在神聖的讀報時間，英雄的故事在空氣里瀰漫，電腦屏幕上卻將聽讀報的學員和來視察的教官的大腦活動顯示出來。互相之間豈不尷尬—一屏幕里都是美不勝收的裸體女郎。
髮型。髮型是人身上最能表現個性的地方之一。所以，一進軍營，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剪髮。男孩子倒是無所謂，排着隊理髮，嘻嘻哈哈的；女孩子那邊呢，青絲縷縷落塵埃，哪能不哭得凄凄慘慘？
一日為兵，一日無“發”。內務中明文規定，男兵頭髮為2．5厘米。大家摸着自己的光頭，這才發現每個人的腦袋竟是如此地相似。然而，腦袋的相似，並不等於思想的相似。想出剪髮妙方的傢伙，一定是個大傻瓜：剪去頭髮，就能剪去個性和思想嗎？回到北大后不久，我打量着昔日的戰友們：原來他是這副模樣！漸漸地，統一的小平頭的形象在記憶里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通異的個性與通異的思想的外化—一通異的髮型的形象。
像小孩一樣天真的政府總喜歡把民眾當作天真的小孩來治理。
吻。一個女人肯接受你的吻，並不意味着她喜歡你。女人有冒險的天性，她讓你吻她，多半是想試試；自己敢不敢讓人吻和你敢不敢吻她，僅此而已。自作多情的男子往往由此誤入歧途，正如年輕時候的我。
同樣，競選中的政治家在街頭抱起一個嬰兒吻一吻，並不意味着他喜歡小孩。政治家一邊吻小孩，一邊盯着小孩父母手中的選票，儘管此時淘氣的小孩可能撒了一泡尿在他的手上，他恨得牙齒痒痒的。電視機前的觀眾被政治家的溫情深深打動了，他們毫不猶豫地在選票上填上政治家的名字。這一瞬間，他們忘了政治家曾有貪污、欺騙、性騷擾等斑斑的劣跡。多麼神奇的一吻！
吻，一種傳遞錯誤信息的通訊工具。
講台上教官滔滔不絕地講，下面是一片鋼筆寫字的沙沙聲。是在記筆記嗎？非也。每個人都在一疊厚厚的信箋紙上寫信。時間如此漫長，信寫了一封又一封，絞盡腦汁，給每一個能夠聯繫上的朋友都寫信去。
卡夫卡曾否定過寫信的意義：“真不知道這種想法是怎麼產生的：人們可以通過信件互相交流！人們可以想念一個遠方的人，人們可以觸及一個近處的人，其他一切都超越了人類的力量。寫情意味着在貪婪地期待着的幽靈們面前把自己剝光。”然而，當我們被重重包裹起來的時候，剝光自己便成了唯一的衝動。那些日子裏，中隊的信箱常常爆滿，一位朋友說，他一天創下過寫18封信的記錄。那時，我們的信都成了“軍郵”，不用貼郵票。
沉默使我開始寫作。經過一段時間的寫作之後，我卻陷落在更深的沉默中。
女人的眼淚。每當她們理虧的時候，她們便開始流淚，一直流到男人恍然大悟理虧的原來是自己為止、男人流淚，只能表明軟弱；女人流淚，卻能增添可愛。
相信真理，不要相信那些宣稱掌握真理的人；懷疑一切，不要懷疑自己所擁有的懷疑能力。
胡適留美歸來，相信改造社會必須從改造文化入手，因此有“二十年不談政治”的自我約束。他們一班談政治的朋友調侃地說：“適之是處女，我們是妓女。”然而，不久胡適就大談政治，參與實際運作，處女之身也就破了。
想當處女又不甘心，想當妓女又覺得可恥，這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尷尬。
齊克果說：“在哥本哈根我是唯一不被重視的人，是唯—－無所用的人，是一事無成的半痴半癲的怪人。”他不願做觀眾，他忍受不了舞台上庸俗的喜劇；他更不願做小丑，儘管小丑的角色在觀眾眼裏是偉人。他中途退場了，於是觀眾和演員都向他吐唾沫。
陸軍學院請來一名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作報告，一講就是3個小時，而且一點兒沒有結束的意思。一位同學實在支持不住了，舉手向旁邊的教導員報告：“教導員，我請假上廁所！”該教導員勃然大怒：“你的膀胱就這麼小？”
馬克思說：存在決定意識。那麼，膀胱的大小顯然與覺悟的高低無關。然而，那時候我們誰也不敢說什麼。
個性。個性是一捧荊棘，所有的刺都對着自己的肌膚。
小學的時候，老師在給我的通知書上的評語中往往有這麼一句話：“該同學個性太強……”而我渾然不覺。老師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無非是當同學們都蹲在教室外的花壇邊看地上的一群螞蟻時，我卻一個人趴在窗口看他們。
渴望理解的往往都是弱者。相反，沒有人能夠理解強者。於是，希特拉便成了同性戀者、女人、兩性人及精神病人。
王爾德說過：“男人與女人之間的關係只有兩種，即愛和恨，而不可能存在友誼。”可惜的是，這樣的真理卻由一名同性戀者道出。
我不喜歡小孩。我曾看見一對5歲的雙胞胎搶一大包餅乾，他們的媽媽將餅乾分成兩半，在他們面前各自放了一大堆。他們卻用眼光死死盯着對方的那堆。拚命去搶，搶得驚天地泣鬼神。其實，依他們的食量，最多能吃三四片而已。
從那時起，我便不再相信老子所謂的“赤子之心”。老子不是真正的虛無主義者，我才是。
哥倫布。他們用鐵鏈將他押解回國時，他或許也認為自己失敗了，但是這不證明地球上沒有美利堅這個地方。
我。當我口吃的時候，並不意味着我對世界的認識出現了障礙，恰恰說明我為表層後面的真相所震驚。
錢鍾書。吳組湘先生是錢鍾書先生的同窗學友。在一次同學會上，兩位八旬的老人擁抱在一起，吳先生卻說了一句冰冷的話：“你的著作里什麼都有，就是沒有自己。”事後錢先生寄了一套厚厚的《措錐編》給吳先生：‘我的書，你都沒讀懂卜’不平之氣，溢於言表。吳先生去世了，而錢先生成了一個活的神話。吳先生去世后，沒有人敢質疑這個神話。於是，神話越傳越神奇。據說錢先生曾在病房用蛋糕砸到記者的攝像機鏡頭上，眾人五體投地，這年頭，誰不想上電視亮亮相？但我總覺得這些故事像是變了味的美酒，姜太公早就釀過了。你姜太公不願釣魚，也沒有人強迫你釣，你何必垂着敲直了的魚鉤整天坐在水邊？我想起了《北山移文》。
無疑，錢鍾書是一位優秀的學者。但他並非奧林匹斯山上的神祗，否則在那些悲慘的日子裏，他何必拚命《抓氂選》英譯本編委會負責人這根救命的稻草呢？錢先生字默存，然而，要是他真的保持沉默，他就不可能生存下來了。
大學者，除錢鍾書外。還有陳寅格。扣年代初。新政權邀其北上任學術要職，陳氏卻要約法三章：“不學馬列，不參加會議，不見高官顯貴。”如此不識時務，日後只能落得個目盲腳腹的悲慘下場。“讀史早知今日率”、“讀書久識人生苦”，看透人世滄桑而不作鄉愿之人，這需要阿基米德支起地球的勇氣。
在《柳如是別傳》中，我讀出了陳寅惜的面貌音容；在《借錐編》中，我讀到了密密麻麻的註釋，而錢鍾書自己的面目卻模糊不清。
思想：在黑暗中觸摸每一張息息相關的面孔。一隻鐵柵欄中伸出去的傷痕纍纍的手。
當一個學者思想枯竭的時候，也就是他在報紙上給青年學生開“必讀書目”的時候。
余英時先生在他的著名的論文《“五四”文化精神的反省》中說：“‘五四’乃是一個早熟的文化運動，先天不足而且後天失調。”久居美利堅的大學者並不理解中國：倘若先天足而後天調，那就不叫“五四”運動了。在中國，只有宮廷政變是“先天足而後天調”的。
《街道》雜誌報道，1996年8月15日，在上海商業超市供配貨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辦公室內，翰維廣告公司的沈雙為一生首次下跪，成了上海第一個向客戶下跪的廣告人。
6月17日夜起，沈雙為連着幹了3個通宵，及時將廣告策劃書交到對方進出口部經理手中，開價1．2萬元。但對方卻以種種理由推託，遲遲未能付款。當沈第11次踏進該公司時，仍吃白板。此時沈突然下跪，達5分多鐘。沈認為自己選擇這種“斯文掃地”的形式絕非僅僅為了1．2萬元。他多次對該公司經理們重複了一點：請尊重我的智力勞動。
讀着這則報道，我的心裏總覺得不是滋味。古人說，男兒膝下有黃金；今人則說，人入膝下有尊嚴。沈氏之舉動，自己首先放棄了自己的尊嚴，別人怎麼可能尊重你的智力勞動呢？報道的行文，好像十分欣賞沈的“敬業精神”，有意為其立一個“下跪牌坊”。
中國人總愛下跪，一見清官大老爺膝蓋就不由自主地軟下來。下跪便表明自己是弱者，是正義的，是值得同情的。下跪包蘊了極為豐富的身體語言，它將評判是非的標準懸空了，它給人以這樣一種誤解—一人家都已下跪了，你還不滿足人家的要求，你是人還是畜牲？
報道說，這是沈的第一次下跪，我懷疑；報道說，沈下跪不是為了1．2萬元錢，我更懷疑。
這樣的敬業精神泛濫起來實在有些可怕。我們便成了乞丐的國度。
異曲同工，在1996年9月11日的《南方周末》上又看到這樣一則報道：“‘不跪的人’上學了”。說的是韓國女老闆讓中國工人下跪時，唯一不下跪的打工仔孫天帥，最近被鄭州大學錄取。10月7日，鄭州大學現代管理學院專門為孫天帥舉行了入學儀式。鄭州大學學生處處長將“鄭州大學”校徽戴在孫天帥胸前。鄭州大學現代管理學院院長說，孫天帥可貴的氣節正是我們民族的脊樑，他的行為正是我們這個民族所具有所表現所呼喚的，同時也是現今社會有些缺乏的，我們免費接收孫天帥入學，是對他這種不卑不亢的民族氣節的推崇和彰揚。
我讀到這則報道時，也有一種不對味的直覺。就好像一道精美的某，各種佐料放得恰如其分，但一入口味道便令人皺眉頭。孫天帥的民族氣節固然令人欽佩，但品德高尚並不能說明他具備了讀大學的文化素質，報道沒有指出孫天帥所受的教育程度，大約是不便提及。大學不是樹貞節牌坊的地方，也不是先賢詞，它僅僅是一個教育機構。70年代工農兵大學生的“炮製”，效果如何，大家都知道。
物以稀為貴。道德、品質、氣節這些東西是這個時代缺乏的東西，假如把它們當作進入大學的通行證時，它們自身的價值也就被顛覆了。因為知識與道德畢竟是兩個不同的判斷標準：有人有知識而無道德，有人有道德而無知識，有人既無知識又無道德，也有人既有知識又有道德。我們不能說：有知識就擁有了一切，或者有道德就有了一切。
傳授知識的大學是要靠考試進入的。當然，我們不妨為品德高尚的年輕人們辦一所道德大學。
當一位學者的創造力枯竭的時候，他便使用“學術規範”的話語來掩飾自己內心的虛弱和捍衛自己已取得的、而且將要失去的地位。
一位大師誕生以後，他便成為某種“規範”，這是背叛他的學生們的傑作。學生們本人成不了“規範”，只能依靠這些“規範”混碗飯吃。這樣，他們理所當然地把一切突破“規範”的行為當作打破他們飯碗的行為。於是，突破“規範”的年輕人便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愛因斯坦的一個基本思想，這一思想是在幾年前由卡爾·波普爾推廣的：在任何一個領域裏，用來評價某種理論的科學標準並不在於人們可以據此來檢驗每種對該理論提出質疑的新體驗的精確性，而恰恰相反，在於人們可以至少在某些情況下指出它的錯誤。為此，科學中應該具有缺口。對於文學和文學研究來說也完全一樣。
我不喜歡讀規範化的學術論文，我寫學術論文時總喜歡“出格”。寂靜無聲的學術界，有幾個淘氣的孩子或齊天大聖，豈不有趣得多？
從不談足球，哪怕因此受到攻擊。坐出租車的時候，司機滔滔不絕地談國安隊，我卻一言不發。他開始眉飛色舞，後來臉色陰沉下來，心裏也許在南咕：居然有這樣的怪人！到了目的地，司機狠狠地多要了我好幾塊錢，就因為我不談足球。
人人都在談足球，如痴如狂，即使是女孩子們也着魔似地加入進來。我仍然不談足球，因為這是我的自由—一別人愛幹什麼，絕對與我無關。
周策縱教授的《五四運動史》出版后，羅素夫人勃拉克致信給他說：“我於1920年和羅素一同訪問中國，作為一個外國人，我當時未能知道中國正在進行的活動的詳情，這些詳情在你的書里是那麼美妙地敘說了。但我自己也確實感受到那個時代的、和當時中國青年的精神與氣氛。這種精神與氣氛似乎穿透了我的皮膚。而且從那個時候起我就說過，我已經從在中國的那一年裏吸收了我的生命哲學。我只希望目前英國能有像當年中國青年的年輕一代，希望有像蔡元培校長等人一樣的大學校長，願意支持他們的學生。”
那種能夠穿透一個外國人的皮膚的精神與氣氛令我神往。那是一個鳥兒在天空中飛翔，魚兒在江水中游的時代。他們的血液是鮮紅的，他們的笑容是燦爛的，他們的聲音是清脆的，他們的心靈是透明的，他們的頭髮是衝冠的，他們與我們是如此的不同—一除了慚愧，我們一無所有。
人最大的有限性在於，他不能選擇自己生活的時代。當我認識到這種有限性的時候，我更加痛苦。
社會封閉，圖騰高懸。
社會開放，圖騰崩潰。
在不健全的社會裏，沉默意味着一種惡劣的態度，一種異端的身份。
在健全的社會裏，沉默僅僅是不作判斷，有那麼一些保持不作判斷的姿態的人，整個社會的判斷才有可能朝正確的方向發展。
一片茶葉一旦曝晒在陽光之下就會變色。這是遠離孤獨的保護、背叛孤獨的懲罰。只有螞蟻才喜歡成群結隊，並為食物而互相撕咬。像我這樣的人，只有在孤獨中才能感受到幸福。
寫作是孤獨的分泌物。
聶魯達說：“孤獨培養不出寫作的意願，它硬得像監獄的牆壁，即使你拚命尖叫嚎哭，讓自己一頭撞死，也不會有人理會。”何必讓人理會呢？放不下桂冠詩人架子的聶魯達，不敢在孤獨中寫作，因而被博爾赫斯視為名利場中的俗人。
孤獨是籬笆。有籬笆，才有自己的園地。
兒童喜歡獨白，成人渴望交流。
所以，成人比兒童更軟弱，更缺乏自信。成長是一個喪失的過程。
教授桃李滿天下、教授的兒子卻淪為不良少年。能夠教好學生，卻不能教好兒子，這是教授的困惑，也是教育本身的困惑。
誰能給出令人滿意的解答？
當我求學北京之後，母親每天都關注北京的天氣預報。父親說，看北京的天氣預報是母親一天中最重要的事。
在蜀中的母親，居然能像把脈一樣，把出北京的體溫。而母親，至今沒到過北京。北京的1000多萬人口中，母親只認識她的兒子一個人。
關於愛，沒有比這更好的定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