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輯　黑色閱讀(1)

黑色閱讀

閱讀是我們籍以反抗人世局促的最好武器。我們的人生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之內，常常被界定為一種凝固的狀態。在陰暗狹窄的舞台上，我們不得不接受現時價值觀念的多重約束——渴求榮寵，恐懼屈辱，成敗京懷，得大驚心。這種時候，我們不得不藉助閱讀來緩解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壓力。如果我們把自己比偷成魚缸里的小金色，那麼閱讀則給我們提供了一片浩瀚無涯的大海。在絕大多數人的閱讀視野里，所選擇的都是燦爛的“亮色”——金庸筆下縱橫四海。快意恩仇的英雄，瓊瑤書中纏綿動人。至善至純的愛侶，梁實秋雅舍里沖淡平和、大理通達的智者閑談，汪曾棋山水間知足常樂。情趣盎然的生活姿態……這一個又一個流光溢彩的世界，與現實中昏暗的生活狀態形成鮮明的對照，彷彿是屋頂天窗上透下來的一縷縷“亮色”，充滿夢想與迷幻的魅力。但我卻放棄了“亮色”閱讀的欣悅，選擇了“黑色閱讀”的方式，冷峻地切入現實人生——人生既已如此昏暗，何不投身於對更深沉的黑暗的閱讀，使自己面臨的困境相形見拙，使自己承擔的苦楚輕若鴻毛。然後將失望轉化為希望，將憂憤轉化為高亢，不就能夠水到渠成了么？

漫長的黑色閱讀的旅途，就像穿越一段一段的隧道。第一段隧道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氏是真正用心靈擁抱黑暗的天才。1849年12月22日，他被一隊士兵帶到彼得堡謝苗諾夫斯基廣場執行槍決。眼睛已被蒙上；眼前是漆黑一片。士兵的子彈已經上膛，就在手指即將觸動扳機的一制那，一個軍官騎着快馬疾馳而來，宣讀了沙皇的免死手渝。此時此刻，陀氏跌倒在地，面部抽搐，口吐白沫。在這一秒鐘里，他正如千年之前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一樣，在死神痛苦的一吻之後，又不得不為受苦難去愛生活。黎明如夜半，人世間處處是瘟疫、戰爭、死亡。飢謹，“我現在明白像我這類人需要打擊，命運的打擊，用套余套住自己，雷聲響了，我承受了一切，我將通過受苦來洗凈自己。”沙皇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惡毒的懲罰卻使這位精神脆弱的天才變成黑暗裏的漫遊者和黑暗本身的掘墓人。《白夜》，人世間可有慘白的夜色，這“啟”難道不是“黑”的？我在自己的斗室里，一次次地閱讀《死屋手記》、《白痴》、什拉瑪佐夫死剃，讓陀氏這位精神上的父親把苦難結晶成的冰山猛地推向我，砸得我頭破血流。“在我們的地球上，我們確實只能帶着痛苦的心情去愛，只能在苦難中去愛2我渴望流着眼淚去親吻我離開的那個地球，我不願在另一個地球上死而復生。”是的，無論是誰，如果活着的時候應付不了生活，就應該用一隻手擋開籠罩自己命運的絕望，同時用另一隻手草草記下在廢墟中看到的一妍。即使在有生之年死去，卻已經獲得真正的拯救。

第二段隧道是帕斯捷爾納克。《日瓦格醫生》講述了一個知識分子在暗夜裏一邊默默地舔傷口，一邊跌跌撞撞地尋找自己的光明的故事。茨威格說過：“在精神方面的論戰中，最優秀的並不是那些毫不猶豫地投入紛爭的人，而是那些長時間猶豫不決的人們。那些最難決定戰鬥的人，一旦決定了，就是真正的戰士。”日瓦格是最偉大也最卑劣的時代里的哈姆萊特，柔弱的人固執地把同時代人都認可的光明定義為黑暗。“夜色就像千百隻望遠鏡／一齊對準了徹亞伯天父啊，如果可以的話晚去我這杯苦酒吧”只有他感受到了遙遠的痛苦。“我珍視你既定的意圖／甘願擔當這樣一個角色／但現在演出的是另一場戲／求你豁免我這一回”。只有他發現了歷史錯位的真相，但歷史不容他缺席。“然而戲的場次已經安排好／最後的結局已經決定了／我孤零零地、漸漸沉沒在假仁假義里／人生一世實在不易。”最後一句實在是透骨悲涼：哪個時代真誠、善良、崇高不被無法忍受卻不得不忍受的黑暗吞沒呢？

在自傳性隨筆《人與一排》中，帕氏談到了馬雅可夫斯基，那位一輩子歌唱陽光、白雲、鮮花、歡笑，卻用手槍擊穿自己頭部的詩人。為什麼“光明的化身”卻被黑暗吞沒了呢？帕氏認為，“我們中的大多數人被迫經常說違心的話，做違心的事，言不由衷，讚美自己厭惡的東西，稱頌帶來不幸的東西，日復一日，對健康不會沒有影響……我們的靈魂像口中的牙齒一樣，不可能沒完沒了地向它施加壓力而不受懲罰。”馬雅可夫斯基一貫真誠地擁抱光明，最後發現懷中的卻是一具醜陋的腐屍時，他便再也沒有生活的勇氣了，“對自己表示絕望，拋棄了過去，宣告自己破產，認為自己的回憶已經無用，這些回憶已經不能接近這個人，已經不能拯救他，也不能支持他。內在的連續性遭到7破壞，個人結束了。”讀至此處，我毛骨悚然，凜然驚出一身冷汗。思前思後，捫心自問：等待自己的將是怎樣的宣判？

第三段隧道是魯迅。魯迅自己說：“我的思想太黑暗，發表一點，酷愛溫暖的人物已經覺得冷酷了。如果全部露出我的血肉來，末路真不知要怎樣。我有時也想就此驅除旁人，到那時還不唾棄我的，即使是妖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倘使連這個也沒有，則就是我一個人也行。”魯迅好像是不帶一點乾糧飲水進沙漠的旅人，早已抱定九死而不悔的決心；又好像是播種煮過的種子的園丁，原本就不懷有收穫一顆一粒的希望。他杜絕一切精神幽該，只留下在黑暗中驚心動魄的吶喊。“於浩歌狂熱之際寒，於天上見深淵”。《祝福》裏連彼岸世界也是黑漆漆的，《葯》裏的人血饅頭和墳頭也是黑色的。而把白晝當作黑夜的狂人，恰恰是先生的自況。美國內科名醫對他說過：“如果先生是西方人，30年前就該去見上帝了。”從染上不治的肺病的那天起，魯迅這位深味非人；司黑暗的東方哲人就昂首與黑衣的死神眈眈相向；嚇得橫行無忌的死神30年不敢輕舉妄動，這是怎樣一種大勇！

我習慣在夏夜最燥熱的時候讀魯迅。沒有一絲風，室內像個蒸籠。翻開書後，黑色的方塊字一行比一行涼，如冰一般涼入骨髓里；一行比一行苦，如黃連般，要治病就得慢慢咀嚼。漸漸覺得靈魂被淘空了一般，欲笑卻又無可笑，欲哭亦覺無所可哭。合書熄燈后，在床上輾轉反側，這一夜怕又要失眠了。在迷迷糊糊的夢中，魯迅先生一個人坐在黑暗中，點燃一支紙煙，煙上的火花在黑暗裏一閃一閃的。

第四段隧道是張愛玲。我一直無法理解，那麼年輕的張愛玲，怎麼寫得出如此黑暗、蒼涼、冷漠的故事來。這位在風衰俗怨、離散喪亂的時代中成長的女子，對人性中非神性的一面保持着冰涼的眼神。她冷冷地注視着她的土大夫家庭由盛而衰，也注視着大上海在矛盾衝突中破碎的城市歷史。“活在中國就有這樣可愛：臟與亂與憂傷之中，到處會發現珍貴的東西。”在亂世的黑暗裏，沒有哪個人不是千瘡百孔的：愛欲幻滅了，只留下張愛玲冷冽、幽黯的文字。我喜歡感受《傾城之戀》中那在黑暗裏伸出手去想握住點什麼的願望，也有勇氣體驗《除鎖記》中那用黑色的利刃緩緩刺入人的肌膚時的殘酷。還是傅雷評論得好：“夢中老是震雨連綿的秋天，潮膩膩、灰暗、骯髒、窒息的腐爛的氣味，像是病人臨終的房間。煩惱、焦急、掙扎，全無結果，夢沒有邊際，也就無從逃避。零星的折磨，生死的苦難，在此只是無名的浪費。青春、熱情、幻想、希望，都沒有存生的地方。一切之上，還有一雙不及的巨手張開着，不知從哪兒重重地壓下來，壓痛每個人的心房。”在時代與人性的雙重錯亂中，人生在世，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呢？張愛玲文學的可貴，正在於她從一個艱難時世里女子的內心感受出發，看透了所有溫情脈脈的面紗，觸及了人性籠罩在陰影里的那一面。

推而廣之，“黑色閱讀”可以擴展到人類文化的一切領域。兒叨尼古希臘戲劇中所有人物面對命運發出的呼喊。然而，正因為我們生活在黑暗中，我們才會一代代地祈求光明。有一次，我在畫冊中翻看到一廠倫勃朗的傑作《基督治病人·畫面籠罩在貧窮。愁苦、微光閃爍的陰暗氣氛里。衣衫襤褸的乞丐，橫在手推車上的癱子，救濟院裏的寡婦……到處是七穿八洞的破爛衣服，風吹雨打，顏色褪盡。生滿嫖病的或殘廢的四肢，蒼白的臉不是作停不堪就是如白痴般茫然，一大堆醜惡和病弱傷殘的景象簡直是人間地獄的寫照。而仁慈的基督卻伸出手來替窮人治病，人的光輝一直照在潮濕的城匕。我的情緒深深地沉浸在這幅畫裏。這幅畫傳達給人類的不僅僅是一個宗教的故打，更是明暗的鬥爭，是快要熄火的，散亂搖晃的光線被陰暗不斷吞噬的悲劇。這就是繪畫藝術所能達到的極點。在這幅畫中，人類發現了自己愛與美的乾渴，雖然今天的我們學會了用電腦統治世界，但這兩種乾渴依然無時無刻不困惑着日益傲慢的我們。

“黑色閱讀”也可以移植到音樂之中——用耳朵去閱讀。只可惜塞滿流行音樂的現代人的耳朵，已經無法閱讀出那些“黑色音樂”的高妙。貝多芬被克萊德曼置換成輕柔恬美的抒情曲，這是一種令人哭笑不得的歪曲。真正的貝多芬像夜晚的海嘯，沉鬱悲倫，汪洋恣肆。貝多芬讓我們不得不習慣黑夜，因為白天的美麗僅僅是短促的回憶。潮漲潮落，多少年的憤怒和黑暗都融進了《命運》裏。一曲終了，我在薄薄的晨噴中彷彿看見了海岸線上傷痕纍纍的石頭的輪廓，這就是貝多芬的命運，也是我們的命運。往往是在隆冬的時候，我們才能感覺到自己心靈的深處擁有一個不可戰勝的夏天。同樣的道理，只有貝多芬這位最醜陋的聾子才能創造出最偉大的音樂。來到那金碧輝煌的朝廷之中，一切都如過眼煙雲。而在那孤獨的小屋裏，一條真正的道路向我們敞開。

人生之旅宛如坐火車過秦嶺，隧道一個接一個，數也數不清。在咬着牙進行的黑色閱讀中，我不停地與“黑色天才”們淬然相遇；荷爾德林和他的輓歌，米開朗基羅和他十字架上的聖·彼得，莫扎特和他的安魂曲，卡夫卡和他的城堡，薩特和他的牆，海明威和他海里的老人……是的，無論古希臘悲劇里俄狄甫斯無法抗拒的罪孽，還是猶太人《聖經》中約伯撕心裂肺的呼號，都象徵著人類在命運轉角處的黑暗。這種黑暗，作為人類的本體而永恆存在，它不是一條能通向光明與解放的坦途，而是與生俱來的重荷。迴避黑暗，我們只能可惜地“生活在別處”。

年輕氣盛說文章

中國不是少年的國度。連寫文章，少年人都比不過老年。市面上流行的散文隨筆集子，十有八九是老人寫的，八九十歲的老人寫的。相反，二三十歲的青年的作品卻十分罕見。

按理說，最好的文章是少年人作的。本世紀寫散文寫得最好的，梁遇着該算一個。梁遇春最好的散文都是二十多歲的時候寫的，那時他只是北大的一名學生，但他的文章幾乎比所有的老師及老師的老師都寫得好。“通常情侶正同博士論文一樣平淡無奇，為著要得博士而寫的論文同為著結婚而發生的戀愛大概是一樣沒有道理罷。”什麼是才氣？什麼是智慧？什麼是好文章？這就是才氣，這就是智慧，這就是好文章。

我翻了好些本老人寫的文章，實在覺得不怎麼樣。中華民族有敬老的傳統，這我知道，但我更愛真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老先生們的文章，我只喜歡金克木一個人的，喜歡裏面的智慧和幽默，生機和頑皮，金先生該是老頑童一流的人物，故老來仍能作好文章。其他請老就不行了，年紀一大，才思衰退，偏偏不肯承認，打腫臉充胖子，寫不出來依然“硬寫”。我佩服他們不服老、不偷懶的精神，但他們的文字確實讓我無法卒讀。

張中行先生有不少好文章，但大多數馬馬虎虎。當然，先生不是張狂之輩，他給自己的文章定位為“瑣話”，也就是細碎的閑話。說閑話，當然是無話也得找些來說，有兩三句話，便盡量拉長聊上兩三個鐘頭。文章水份重了，但有水份方能顯出“閑適”的氛圍來。張先生的文章，佳處在於平等，缺憾也在於平等。他不倚老賣老、木板着面孔教訓人，使人如坐春風，如沐秋陽，這種平等是一種了不起的境界，比起得理不饒人，自以為是得道聖人的韓愈來，要親切得多。但是，文章畢竟不能等同於講故yi，“山上有座廟，廟裏有個老和尚，老和尚給小和尚講故事，講的是什麼……”這樣一來，讀張先生的文章眼看電視、看球賽、聽音樂。打撲克沒有什麼兩樣了，都是為了消磨時光。第一流的文章，還需要有智慧的光芒，宵“為有源頭活水來”的“活水”——張老的文章中，這兩者多多少少有些缺乏。

舊掌故，是中國文人的拿手好戲，以致明清兩代筆記泛濫成災，簡直像決口的黃河一樣滔滔不絕。張中行先生閱時多、讀書多、識人亦多，一回憶自然是讓逝去的人與書走馬燈似地登場。《負暄瑣話》倒還可讀，到《續話》《二話》就給人以“擠牙膏”的感覺。張先生小說的開頭，最愛寫那把啞啞的老胡琴’，剛一聽到，還頗有韻味，聽久了，老是那個調子，便讓人生厭了。麥克有一段中肯的批評：“張先生的情供有三樣：大老五米一德，看瓜一枚，葫蘆一隻，各有各的來歷，各有各的故事，拉拉雜雜，也就敷衍成一脫好文章。”

張中行先生的文章倒還有幾分味道，季羨林先生的文章就更等而下之了。張文如酸梅湯，季又如內開水。我並沒有侮辱手老的意思，白菜蘿蔔各有所愛，我有不喜歡李老文章的自由，也有提出我的看法的自由，想法、學界泰斗的季老本人看，也不會怪罪下來。作為翻譯家、語言學家的豐老，我是打心底里佩服的，但說到散文，我則認為，李老算不得好的散文家。

不少人稱讚李老的文章“平淡”。什麼是平淡‘Z周作人的文章、俞平伯的文章，那J‘叫平淡，能讓你反覆咀嚼、體味。平淡不是沒有味道，周作人、俞平伯的文章有回味悠長的“澀味”。相比之下，季文只能針是文從字順而已，一張薄紙，看得到背面，背面沒有什麼東西。佛家有所謂“黃龍三關”之說，曰：第一境界是“見山是山，見水是水”；第二境界是“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第三境界是“見山又是山，見水又是水”。第三境界與第一境界看似一樣，實則有天壤之別。如果說知堂散文真是第二境界；那麼季老的文章確實是第一境界。做文章與做學問不一樣，做學問最重要的是勤勉，做文章最重要的是才氣，季老學問做得好，但做文章的才氣明顯不夠。

其他如張岱年、鍾敬文、南懷道等老先生，文章與張、季老相似，沒能避免遺老氣、方巾氣、布頭氣。到底是老了，雖不至於江郎才盡，也難有昔日的意氣風發，這是自然規律使然，任何人都無法抗拒。如魯迅，50多歲時寫的大部分文章就遠遠不如《燈下漫筆》、《熱風》的時代；如海明威，到了“寫不出來”的時候，烈性漢子居然舉槍自找！所以，我並不是要苛責諸位老人。我想說的是後半句話：我們這個時代，為什麼沒有梁遇春和梁啟超的文章？

30歲的梁啟超作《少年中國說》，縱談人之老少，氣吞長鯨，好不痛快！我引申之，人有老少，文章亦有老少。少年之文章，如烈酒，使人有拔劍所地不可一世之慨，有引吭高歌怒髮衝冠之氣；老年之文章，如清茶，使人有清風徐來水波不興之感，有手揮五弦目送歸鴻之致。少年之文章，使人憂，使人怒，使人熱血沸騰；老年之文章，使人閑，使人靜，使人冷眼旁觀。少年之文章是流出來的，老年之文章是擠出來的。少年之文章可舒張萬物，老年之文章則無可奈何。少年之文章如‘七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老年之文章如“白頭宮女在，閑話說玄宗”。少年之文章寫未來之久，在幻想中縱橫馳騁；老年之文章寫過去之十，在回憶里昏昏欲睡。

今日，流行老人的文章，非但不足以證明人們心理的成熟，相反倒是表現出生機的喪失。年紀輕輕的人們，自己不寫好文章，卻抱着老人們的壞文章讀得暈頭轉向，實在是一大“怪現狀”。在美國，新秀輩出，即使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大師級作家索爾·貝婁，也很快就被忘卻。“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只須領三五年的風騷就行了，空間反通得很，總得讓新人上台吧。

這種局面的形成，究竟怪少年，還是怪老人？也許是少年不爭氣，寫不出絕妙好文來，所以我們的鬚髮皆白的老先生們不得不肩着閘門。因為少年中沒有人願意接力，老人也就沒辦法休息了，“廉頗老矣，尚能飯否”，到了這樣的地步，趙國焉能不亡國？

然而，少年們並沒有獲得茁壯成長的廣闊天地。輕狂、外露、片面、幼稚……太多的標籤貼到他們的身上，就像如來佛貼在五行山上的渴語，任你孫猴子有三頭六臂，也得老老實實地獃著。老人們開專欄出集子，一條龍的生產線，不費半點力氣。編輯、報社、出版社蜂擁而至，把門檻都踏破。隨隨便便寫一篇關於小貓小狗的文章，也被恭恭敬敬地捧回去放在頭版頭條發表。而少年們一次次投稿，如石沉大海，苦無音訊，再好的文章也被扔進廢紙簍里，初出茅廬者，不屑一顧！文壇對陌生的面孔是最無情的。三番五次，血也冷了，鋒芒也磨平了，人也老了，作品也發表了。

張岱年有一番刻薄的論述；“老年讀書做文字，與少年不同。少年讀書，如快刀切物，眼光通住，皆在行墨過處，一過輒了。老年如以指頭掐字，掐得一個，只是一個，掐不着時，只是由地。少年做文字，白眼看天，一篇現成文字掛在天上，頃刻下來，刷入紙上，一刷便完。老年如噁心嘔吐，以後扼入齒吵出之，出亦無多，總是渣滓。”由是，我說我的文章比張中行老。季羨林老寫得好，並非我不知天高地厚，乃是歷史規律使然。老先生們該為之而高興，而不會對我眈眈相向。否則，這個社會豈不在退化之中？這也不是任何一位老先生願意看到的情形吧？“無邊落水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這樣的世界方有希望！

姜不一定是老的辣，只不過人們沒有嘗過嫩姜罷了。一個有生氣的時代，必是少年文章群星燦爛的時代，如初唐有神童王勃，一篇《礎王閣賦》，哪個老人敢與爭鋒？“落霞與孤騖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純是少年人的眼光，少年人的豪氣！相反，一個沒有生氣的時代，必是老年文章汗牛充棟的時代，如清代有80歲的老詩翁乾隆，千首萬首，全是豆腐絲（詩）蘿l、絲（詩），哪一句能流傳後世？

李敖26歲時寫下轟動一時的《老年人和棒子》，終於“浮出歷史地表”。他說：“上了年紀的人未嘗不想進步，可憐的是，他們的胃口已經不能使他們消化那引起青春的果實了，他們只能‘反芻’肚子裏頭那點存貨，以‘老馬之智可用也’的自負，整天販賣那些發了霉的古董。他們即使能夠誨人不倦，可是他們卻不想想被誨的後生早已‘受困’了，他們說後生可畏，其實真正可畏的不是後生而是老生那些轟炸式的常談！”我才24歲，比李敖更年輕，卻沒有勇氣說出這樣的話來，我愧對我的青春！李敖又說：“我不太覺得我們一定要過於刻毒地批判老年人，我也不太覺得我們一定要像放棄破船一樣放棄對他們的希望，他們之中，若真有豎起脊梁特立獨行的皓首匹夫，我們還是願意做執鞭之士的。”我想，像金克木這樣人老心不老的前輩，我們舉雙手歡迎他到我們年輕人的圈子裏來，至於像梁武帝蕭衍、英皇伊麗莎白這樣的老人，我若是昭明太子、查爾斯王子，一定要打起反旗來——誰讓你們如此戀棧？人壽幾何、青春幾何！

李大別說：“青春者，人生之王老。”然而，今日之青年，哪有一分王者氣象，個個像沉默的羔羊。即使有一二架遇着輩，也淹沒在群羊的“陣陣”聲里。誰能驅動這群羊？誰能打破這鐵幕？李敖在文章的末尾寫道：“對那些老不成器不曉水的老爺我不願再說什麼，對那些老着臉皮老調重彈的老奸巨猾們我也不願再說什麼，只是對那些以老當益壯自詡，以老驥伏櫪自命的老先生們，我忍不住要告訴你們說：我們不會搶你們的棒子，我們不要鳴鼓而攻我們的聖人的棒子，我們不稀罕裏面已經腐朽外面塗層新漆的棒子。——我們早已伸出了雙手，透過沉悶的空氣，眼巴巴地等待你們遞給我們一很真正嶄新的樟子！”

朋友們，放大膽子，敞開心靈，結晶智慧，拿起筆來寫少年的文章，從我的這篇文章開始！

晚年悲懂

1996年12月13日，中國20世紀最偉大的戲劇大師曹禹逝世了。他的晚年是祥和平．凈的，卻又是激蕩起伏的。他看見了許多個物，一些人的面孔驟然一亮的場景，但是他說不出，在這個意義上講他是孤獨的。靈感就像胡地八月的狂風，時時來侵襲他空曠的心靈，但再也沒有干樹萬樹梨花開了，在這個意義上講他是痛功的。

曹禹始終是個青年，始終是那個在清華園裏琅琅讀書的青年，是劇本中那些生命在燃燒的青年。然而，他不得不接受衰老、接受日發、接受腿腳的不靈便。精神的年輕與軀體的衰老形成強烈的對比。他的女兒萬方悅，“我們對爸爸也有一套，煩心的、不順的k情不和他說，儘可能說些有趣的。帶勁兒的十，我說找兒干踢球了，喜歡和女同學來往…然而我漸漸發現，計物本身並沒有一定的色彩，重要的在於青春，在於樂觀，而我爸爸在聽了我們所說的一切之後，想：那又怎麼樣呢‘Z他無法滿足。”

他怎樣才能滿足呢？對於作家來說，只有創作才能令他滿足。曹禹得過嚴重的神經官能症，睡眠必須依靠安眠藥。安眠藥能讓他放鬆嗎？吃了安眠藥后，種種潛意識就會變成話語。他多少次地講述自己所經歷的人和書，反覆說要寫，寫真實的人。有一次深夜裏他連聲叫女兒說：“你再不來就晚了，我就跳下去了，我什麼也不想，只想從窗子裏跳下去。”那時，他的身子軟綿綿的，根本不可能跳下去，但他的靈魂一定曾站在窗台上，感受着外邊巨大的黑夜和冰冷的空氣。

“我最後是個瘋子，要不然就是了不起的大人物，我要寫一個大東西才死，不然找不幹。”如實卻是：晚年曹禹的創作出現了18年巨大的空白，令人困惑也令人惋惜的空白。晚年的思想，如同秋葉絢爛且靜美。許多第一流的作家，往往將寫作延續到生命的最後一息，而且出現創作上的飛躍和升華。曹禹本該如此，也意識到這一點，但他仍然不能提筆。“我就是慚愧呀，你不知道我有多慚愧呀！真的，我真想一死f火！”他是怎樣忘情地想着“地獄天堂”般的舞台和馳騁於上的偉大演員阿，但他再也登不上舞台了。

晚年，他與傳記作者田本相談起“王佐斷臂”的故事，王佐為了讓陸文龍從金兀朮的陣營里反正，斷臂以求信任。曹禹動情地說：“明白了，人也殘廢廠，大好的光陰也浪費了。使人明白是很難很難的啊！明白了，你卻殘廢了，這是悲劇，很不是滋味的悲劇。我們付出的代價太大了。”20世紀的中國不是藝術家的溫床，即使是天才，也無法置身於中國的“災難”之外，你能與現實獲得距離感么？你能擁有“自己的園地”么？不能。企圖“半瓣花上說人情”的周作人身不由己地成了漢奸；而能夠正視“淋漓的鮮血、慘淡的人生”的魯迅，晚年也免不了偏狹和神經質。更何況本非強者的曹禹呢？曹禹是個過分善良、過分真誠的理想主義者、浪漫主義者，他無法克服內心深處的軟弱。正如錢理群先生在《位小舞台之間》一書中所剖析的：“他太愛護自己，更確切地說，他憐憫自己，也就無力戰勝自己。”

也許軟弱是人的本性，不然為何帕斯卡爾把人比作會思想的蘆葦呢？蘆葦在狂風之後能挺立起來，人呢？受到摧殘、受到壓抑、被虛偽所包圍、被日常經驗所支配的人呢？萬方這樣寫道：“他總對我說，小方子，人老了，真是沒意思。他持續不斷的悲哀感染着我，使我難過。我知道，他也知道，他活在軀體的牢籠里，再也當不了自己的主人了，他的思想成了蒼白、稀薄、不斷飄散而去的霧，由於他抓不住什麼東西，他懊喪極了，以至於他不再想去抓住什麼了。”真正的晚年沉浸在挫敗感之中，而不是滿足感之中。像曹禹這樣輝煌過的大師，也不能擺脫挫敗感的糾纏。這種心理，並非“得隴望蜀”、“此山望見彼山高”所能概括，樹下還有很深很深的根系。這種挫敗、這種痛苦，已經內化為一種性格。融在血肉里，剔也剔除不去。那麼稀薄的一點，卻把人折騰得夠嗆。

曹禹筆下有一系列軟弱的人物：《雷雨》中的周萍，《原野》中的焦大星，《日出》中的方達生，《北京人》中的曾文清，《家》中的覺新……時代的膻變、文化的壓迫、心靈的焦灼、理想的蒼白，使他們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其中，多少有曹禹自己的影子。最後兩年，他一點點地放棄痛苦，放棄由痛苦所替代的那種強烈的願望，他不再說：“我要寫東西”了。有時他說：“當初我應該當個教師，當個好老師，真有學問，那就好了。”這種對自我的懷疑與否定，是蠶無法破繭而出的瞬間所說的實在話。曹禹渴望當一名普通教師，但他能滿足隨遇而安的欣然么？他充當的是另一種教師的角色，這個角色太沉重了。他說：“錢鍾書，人家才是真有學問。”曹禹當年在清華與錢鍾書一起並稱一龍一虎，他對錢鍾書的讚賞、羨慕是耐人尋味的。就個性而言，錢鍾書比曹禹更加軟弱；就生存智慧而言，錢鍾書“游世”的技巧比曹禹更加高明。是不是這些，讓曹禹喪失了本來不多的自信？

衰老是一個過程，而不是結果。有的人進入老年，遲鈍了，麻木了。而曹禹則不同，他不停地提起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奧尼爾，他意識到自己跟他們的差距，而衰老讓這種差距無法彌補和縮短。托爾斯泰是他晚年的一個解不開的情結。“托爾斯泰走了”，是踉“蘇格拉底死了”一樣令人揪心的命題，它像冰山一樣橫亘在曹禹面前。一談起托翁，曹禹便不能自己：“他三十幾年的痛苦、他像農民一樣活着，他一天走三四個小時，然後寫。大吃、能吃極了，82歲呀，吃一大碗生菜。他出走了，他30年前就想走，沒走成。安娜說你一走我就自殺，他不想跨過她的死屍走路。他每天又快樂又痛苦，真是一個偉大的人！”剛才還希望普通、平凡，現在卻又期望偉大、崇高，上窮碧落下黃泉，可憐的老人被懸置在空中。

托爾斯泰不是“想”成就能成的。“就曹禹，還想當托爾斯泰？”這絕非一句自嘲的玩笑話。他受得廣上帝對現代約伯的嚴酷懲罰么？受不了，他自己知道。“我要成托爾斯泰，成不了啊！都七老八十了，還成什麼？我想走了，不要這個家廠，我把你們的債還了就走……”這隻能是個夢。我覺得，曹禹最好的作品應該是《北京人》，《北京人》裏最生動的人物應該是曾文清。曾大清就像籠中的鳥一樣，何嘗不想飛？可是，翅膀太重，“飛不動了”。這四個字是悲劇的最高境界。藝術家都是有些先見之明的，“飛不動廣’豈不是曹高對自己晚年的預感？結局被他不幸言中，他的生命在他的人物里，他的人物在他的生命里，只有藝術家才有這分敏感，只有藝術家才有這種智慧。在清華大學寧；凈的圖書館裏，他鋪開稿紙，工工整整地寫下《雷雨》兩個字，然後一發不可收拾；在四川長江邊的小江輪上，他點着油燈，一幕一幕地寫《家》，江水拍打着船舶。多少年過去了，除了遺憾之外，還收穫些什麼呢？

歷史是無法責怪的，因為歷史無法選擇。性格也是無法責怪的，因為性格同樣無法改變。究竟是曹禹欠我們些什麼，還是我們久他更多？他的局限之於他的成功，就像硬幣的兩面。在這生存的體論中，我們不必糾纏於合理或不合理，更不要可笑地提出諸多假設。曹禹就是曹禹。他是獨一無二的。正因為是曹禹，他晚年不得不獨自一人面對潮水般的悲情。杜鵑聲聲，他分不清足夢或是現實。“人老了，丑，沒有一點可愛的表演，上帝把你的醜臉都畫好，讓你知道自己該死，該走了。”這是戲劇大師最後留給世界的話。

而人生，終究不像戲劇一樣，能由戲劇大師隨意調度。那麼，無論結局如何，接受它吧。

玩物喪志

中國除了人多，就是書多。於是，讀書人也多。像孔子式的“韋編三絕”者亦多，像杜甫式的“讀書破萬卷”者亦多，但中國並沒有因為擁有多如牛毛的勤奮的讀書人而進步。

我最反感的是兩句古話，一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二是“學而優則仕”。前者是原始時代變性的遺留，以為知識是具有神性的，因此掌握知識的人也就像祭司、巫婆一樣具有神性，高於一般人。中國民間有“惜字紙”的習俗，看到地上有寫着文字的紙，趕緊虔誠地抬起來，放到爐子裏燒掉，千萬不能讓它被污染了。後者更是中國政治的一大致命傷，秦檜、嚴嵩、阮大誠都是讀書讀得不錯的人，把孔夫子當作敲門磚，門倒是敲開了，可也敲出於古罵名來。可見，讀書與當官是兩碼事。讀書不見得能夠“改造人性”。讀書多的人，仍然可能是昏蛋和意豬。

長輩指責後輩，特別是對那些花花公子、遊手好閒之徒，常常用“玩物喪志”四個字，我卻認為，“玩物喪志”倒還情有可看，而“玩物喪志”則罪不可赦，直可打入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超生。中國的讀書人，十有八九是“玩知喪志”，陶然自得，樂在其中的。幾部殘缺不全的破經典，你注過來我注過去，皓首窮經，頭髮白了，經卻還沒有注完。清代的大師們，表面上看是在追求“純粹的知識”，其實是在文字獄的淫威下揮刀自宮——他們的知識全是沒有價值判斷的、不對當下發言的、逃避心靈自由的，通向奴役之路的知識。他們以這樣的知識，被朝廷納入“博學鴻儒”科的羅網之中。

我曾看到賣蘭州拉麵的大師傅的絕技——麵糰在他們的手中理中拍拉，比肩丁解牛還要遊刃有餘。麵糰在他們手中服服貼貼的，想變成什麼形狀就變成什麼形狀。我想，中國讀書人玩弄知識的情狀就跟大師傅揉麵糰差不多，揉來讀去還是那一小塊麵糰，卻能千變萬化，令人眼花繚亂。中國的知識譜系就像麵糰——從中找不到任何一點堅硬的質地。這堆麵糰從古代揉到今天，從今天還要揉到未來。一開口便是孔子曰、朱子曰、馬克思日、德里達日……唯有“我”缺席了。既然是“玩”，那麼知識就像電子遊戲中的圖像，全在“我”的控制之下，而“我”是要處於屏幕之外的，倘若“我”加入進去了，那還叫什麼遊戲呢‘Z偏偏有那麼一兩個傻子，要到屏幕中去，要將生命與知識融為一體，這不破壞了遊戲規則？破壞遊戲規則的人，將被罰下場去——如陳寅格，只好哀嘆“晚歲為詩久所頭”了。

中國並不缺少知識，缺少的是反思知識的知識。中國人並非讀書讀得少，而是讀書的態度出現了問題。我在讀錢理群先生的《周作人傳》時，更加堅定了我的這種想法。周作人是20世紀中國讀書最多的作家和學者，他所讀的書用浩如煙海來形容絕不過分。《知堂回憶錄》的最後，知堂不無自豪地總結自己一生所涉及的研究領域：希臘神話、日本排句、英國文學、民間歌謠、人類學、性心理學……一共犬牙交錯的數十個領域。陳平原先生曾說，今天的學者能在一個領域內趕上周作人就相當不錯了。然而，周作人智商之高、讀書之博，並沒有阻止他落水當漢奸。1938年8月，胡適寫信給周作人，說他夢見苦雨齋中吃茶的老增飄然一枚天南行，“天南萬里豈不太辛苦？只為智者識得輕與重。”然而，周作人還是脫下老僧的袈裟，變成日本侵略軍麾下的“督辦”了。

胡適高估了周作人，他哪裏是“智者”，不過是玩弄知識的遊戲者罷了。他的變節不是偶然的，與他讀書、求知、作文與做人的方式有必然的因果聯繫。周作人當教育督辦，當得兢兢業業，在報紙上寫《華北教育一年之回顧》，宣稱要對意志薄弱的學生進行“思想管制”。他喊了幾十年“自由”，最終在自己擁有權力以後，又自己扼殺了自由。當日軍在淪陷區實行三光政策時，周作人竟然在電台里公開鼓吹絕滅人性的殺戮，玩弄血的遊戲，“治安強化運動是和平建國的基礎，是使民眾得以安居樂業的唯一途徑。”

在三千年專制主義的醬缸里泡熟的中國知識傳統，滲透到中國文人的血液里。許多中國文人身上都有周作人氣，知識僅僅是一種格調，一種情趣，一種擺設，一杯茶，一件書法，而不是自由的屏障、解放的動力。他們不是通過知識洞察當下的生存困境而把知識作為消解個人責任的面具。認為自己擁有知識，便擁有了超脫於俗世之上的權力，是掩耳盜鈴的做法。加梁說過：“作家是不可能有希望為追求自己寶貴的思想和形象而遠離塵囂的。”愛默生也認為：“學者理應成為思想的人。其責任可以歸納為‘自信’。學者的職責是去鼓舞、提高和指引眾人，命令他們看到表象之下的書實。”中國讀書人，缺乏的正是這樣二種對知識和世界的態度。

今天，學者文人們為貧困或受輕蔑而憤憤不平。我想，與其毫無意義地跟別人賭氣，不如老老實實地想想：我在做些什麼‘Z那些難以為繼的學術刊物上的論文，有幾篇不是為了混稿費、混職稱而拼湊出來的垃圾？許多教授已然蛻變得跟卡內提的傑作《迷惆》中的老學者差不多了：終日生活在由抽象的知識建構的世界裏，喃喃自語。通曉幾種語言文字，寫下滿書架的著作，卻被女佣人玩弄於股掌之上。最後，女傭成了主人，他被趕到大街上。有一次，有位我十分尊敬的、在學界地位如泰山的教授問我：“回家坐火車沒有過去那麼擠吧？”我感謝他的關心，卻對他真空包裝式的生活感到悲哀：他真不知道中國春節時有幾千萬民工運動在鐵路動脈上？他真的對外面的生活隔膜到了這樣的程度？知識讓他喪失了獲得那些對我們來說僅僅是常識的信息的能力。

愛默生是個背着十字架的學者和作家。他在黑暗的夜晚，舉着光炬，他說這才是知識分子的使命，“我不願把我與這個充滿行動則p界隔開，不願意把一棵橡樹栽在花盆裏，讓它在那挨餓、恐怖。學者不是獨立於世的，他是現今這個靈魂萎靡的隊伍里，一個執旗的人。”

這是不是一記警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