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輯　夜路冥想(4)

叛徒們

阿瑞斯山天然半圓形劇場人山人海。雅典最高民眾法院及陪審法院5000人會的十分之一組成的陪審團業已就座。

這是雅典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審判。審判的罪人是全希臘最有名望的人——蘇格拉底。他的罪名是“不承認國家信奉的神，另立新神，腐蝕青年”。

蘇格拉底出生的時候，不是以哭聲而是以笑聲向世界致敬的。少年蘇格拉底在父親的培養下，已雕刻出偉大的作品，受到伯利克里的賞識。但他就在取得一位雕塑家最輝煌的成就之前，轉行研究哲學——與其雕塑石頭，不如塑造人的心靈。

儘管祭司宣佈，蘇格拉底是最聰明的人，但他自己強調說，他不是有智慧的人，他並不擁有真理，但他是一個探索者、研究者、真理的熱愛者。他解釋說，這就是“哲學家”這個詞所表達的意思，即智慧的熱愛者，智慧的尋求者，而與“智者”相反，即與自稱有智慧的人相反。他認為，政治家必須是哲學家——他們還有重大的責任，它們必須是真理的探求者並且知道自己的限度。

蘇格拉底的生命在街道上、運動場和廣場裏。他滔滔不絕地跟幾十、幾百個弟子和信徒談話；或者赤足行走、突然站住，在街道中央立成一棵樹。按照波普的說法，他是道德主義者和感情主義者，“他典型地屬於這樣的人，他批評任何形式的政府的缺點，但他又承認忠一戶國家法律的重要性”。他是純粹的民主派，他曾勇敢地反對三十倍左的獨裁政權，他更勇敢地反對日益失去自身真正目的的民主制。於是，統治者和庸眾把他指認為“反對民主的叛徒”。

蘇格拉底自己一生中沒有寫過一行字，他的思想通過弟子們則已錄部分地流傳下來。‘推想要推動世界，就讓他先推動自己。”他領會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做一隻“牛虹”，把民眾從冷淡、馴服、自我安慰中喚醒。“不管有什麼權威，我也只依賴於找知道得很少的這個認識。”他是個教育家，他相信教育的使命也是政治的使命。他認為改善城邦政治的途徑就是教育公民進行自我批評。上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宣稱自己是“這個時代唯一的政治家”。

這樣的人無論在怎樣的體制下都是最危險的人物。獨裁者克里提阿斯說：“我們要除掉長庤瘡的羊羔，庤瘡傳染得愈快，我們愈要加緊清除。”民主政體下的執政官阿尼特說：“這個流浪漢恨不得把我的腸子挖出來。”於是，一道一道的禁令下來了：禁止蘇格拉底跟30歲以下的青年人談話。

要以塑造活人的靈魂來代替塑造靜止的人體，這是一種天真而危險的疾好。然而，命運選擇了蘇格拉底。他擺脫不了命運，命運像蠍子一樣蜇得他發痛。他一貧如洗，承受妻子的責罵；他如履薄冰，面對敵人的暗箭。最可怕的還是那些他所熱愛的、教導的。為他們的利益而奔波的雅典公民們，他們背叛了哲學家，卻宣佈哲學家是叛徒。法庭上，由陪審員向瓦罐里投豆子——白的代表無罪，黑的代表有罪。結果，黑豆比白豆多，蘇格拉底這位民主的捍衛者卻被民主所處死，這位創造民眾命運的人卻被民眾決定了他的命運。此時，他發現自己未能戰勝人在走向真善美道路上的主要障礙——“貧困的邪惡”和“黃金的邪惡”。窮人和富人居然聯合起來處死他。他終身與不平等作戰，“我的智慧在此枯竭，我的痛苦和憂患由此開始”，但他卻成了公認的罪人。

弟子們勸蘇格拉底逃走，他堅決地拒絕了。他將以他的死來申明民主的不完善、法律的不正義。這是一個人對人類的背叛。正因為有這樣的背叛，人類才意識到自己的局限和幼稚。當太陽落山的時候，他換上雪白的長衫，靜靜地接過毒芹計。喝下之前，他還微笑着欣賞碗上清晰的花紋。飲完之後，他開始在站成一排一動不動的朋友們面前走來走去。然後，他慢慢地，吃力地走近床邊，躺下了，把一束黃金花緊緊貼在胸前。

最後一刻，蘇格拉底笑了。他的眼睛沒有離開黃金花，“每一個人身上都有太陽——只是要讓它發光。”被宣判為叛徒、邪惡地創造新神的蘇格拉底、太陽神的教子，直到生命的終結，對塵世生活的美，對人和自然界的和諧一致，都抱有偶像崇拜的樂觀信念。

他的死，震撼了所有身上有太陽的人。

他的死，與耶穌的死、釋迦牟尼的死同為人類心靈史上的三塊高聳入雲的里程碑。

世間沒有絕對的真理，只有絕對的追求真理的人。

有史以來，無數的“權威”以“真理”的名義，毀滅真理及探索真理的人；也有無數的“異端”對權威發出必敗的挑戰，在身敗名裂之後完成了對真理的捍衛。

茨威格筆下的卡斯特利奧就是這樣一名“異端”。“理想是一種沒有人看得到的概念，只能通過人們的設想、人們的努力、並準備為理想而向著充滿塵土的、通向死亡的道路而前行的人們，才能在現實世界中加以實現。”這是叛徒們所共享的理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正是這一理想的存在，使人類避免了滅亡的命運。

茨威格的《異端的權利》是一本薄薄的小書，但它的份量比汗牛充棟的一部百科全書還沉重。知識是死的，人是活的；智慧是天賦的，而人類追求智慧的精神渴求卻是後天孕育的。與愚昧作鬥爭，除了智慧，還需要大無畏的勇氣。熱愛自由，首先就得為自由付出巨大的、超乎想像的代價。因此，選擇“異端”的身份，這本身就是英雄的舉動。

卡斯特利奧是一個可有可無、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公眾中毫無影響。他是一個窮學者，黨譯書和擔任家庭教師的收入，不足以養活妻子兒女；他，一個在異國的難民，沒有公民身分，甚至沒有居住權；一個逃亡過兩次以上的流亡者。然而，他站了出來，當狂熱的宗教徒追措異教徒並對待不同政見者施以酷刑和火刑時，他站了出來。

他的對手是加爾文，是日內瓦政教會一的最高統治者，是擁有數百萬信徒的新教教宗，是權力足以同羅馬教皇抗衡的大人物。這是一場“蒼蠅撼大家”的勞而無功的戰鬥：宗教寬容對不寬容，自主對監護，人道對盲信，個性對機械一致，良心對暴力。就物質力投來說，人類社會的任何一個時代，後者遠遠比前者強大。

西班牙神學家塞維特斯因反對三位一體的教誨，被加爾文宣佈處以死刑。“我們判處你，塞維特斯綁赴查佩爾活活燒死，你的書稿和印就的卷積也一起燒掉，在燒得你身體化為灰燼。這樣，你就到了未回，以此作為對所有可能重蹈作滾轍的犯罪人們的獎告。”暴行造就f普遍的沉默。整個歐洲默默地注視着加爾文在日內瓦導演這出喜劇。人人都聞到了人肉燒焦的氣味，人人都聽到了受刑者持續半小時的尖叫。加爾文對這一“虔誠的虐殺”非常滿意，吹噓這是偉大的功績。

這時候，又一個叛徒出現了，他大聲呼小“尋求真理，說出自己所信仰的是真理，永遠不能作為罪行。沒有人會被迫接受一種信念。信念是自由的。”意識到自由的可貴，這本身就是極其可貴的思想。在蒙昧主義盛行的歐洲，民眾只知道恐懼，不知道自由；只知道匍伏在神的腳下，不知道沿着神走過的尋找光明的道路闊步前進。民眾是龐大的，卻是軟弱的，他們任由暴力要弄人道，自動交出自己的心靈。卑微的卡斯特利奧就從這樣的民眾之中站出來，發表了《答加爾文書》。他寫道：“把一個人活活燒死不是保衛一個教義，而是屠殺一個人。我們不應用火燒別人來證明我們自己的信仰，只應為了我們的信仰隨時準備被燒死。”這是一個角色錯位的法庭：“叛徒”站在法官席上，而“權威”站在被告席上。全歐洲，只有卡氏那斬釘截鐵的聲音在風中傳播：“有自由思想的人必須反抗的不僅是獨裁主義者、教條主義者、矯枉過正者和殘忍的殺人狂，而且是任何求助於恐怖的思想。”

加爾文手上的鮮血被曝光在陽光之下。他驚恐不安地拋出駁斥文章《惡棍的謬論》，謾罵卡斯特利奧是小偷、流氓、讀神者，野蠻的文字一頁比一頁下流，結尾是“願上帝消滅你，撒旦！”他調動一切力量，實施一切可能的對卡氏的打擊。加爾文指示宗教會議通過法令，禁止在轄區內傳播卡氏的著作，並通過外交壓力，迫使卡氏的著作無法在巴塞爾出版。卡斯特利奧說：“為什麼你把己所不欲的施諸於人呢？我們爭論的是宗教事務，然而，你為什麼要壓制你對手的言論自由呢？”加爾文則高興地叫嚷：“背着人叫的狗不咬人，可以不用害怕。”

加爾文的手已經卡在最危險的叛徒——主張寬容的卡斯特利奧的喉嚨上。看來，監獄和火刑柱是這名叛徒的歸宿。幸運的是，上帝拯救了他真正的信徒。1563年12月29日，卡氏積勞成疾，英年早逝，年僅48歲。

這場力量懸殊的戰鬥結束了。這場戰鬥仍然在繼續着。只不過換了主角，戰鬥的性質依舊。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過屠刀下的屍體得到曇花一現的統治的人們，而是那些為了精神上的自由，為了人道主義而獻身的叛徒們。

葛蘭西是個體弱多病的駝背的孩子。家裏人給他做了一個帶鐵環的胸圈，讓他套在身上，並把他掛在天花板上，懸在空中。大家以為這是把他弄直的好辦法，然而背後的突起部分越來越高，後來胸前也突起了，長大以後，畸形的葛蘭西身高不足1．5米。

然而，正是這個駝背的意大利人，以他非凡的創造性的思想震撼了整個歐洲乃至世界。胡薩爾認為，葛蘭西是“列寧逝世后最深湛和最多產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之一。”他也是本世紀少數的幾名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之一。

1926年間月8日晚，移索里尼發動政變。葛蘭西剛從議會回家就被捕了，儘管他有議員豁免權。對他的審判拖了很長時間，要用充分的材料把葛蘭西描述成“顛留分子”、“對公共秩序非常危險的人物”是不容易的。但葛蘭西早已對審判的結局不抱幻想，他說：“我的精神狀態極好，囚此有人以為我是個魔鬼，有人以為我是個聖人。我既不想當烈士，也不想當英雄。我認為我只是個具有堅定信念的普通的中間人物，他不守自己的信念與世界上任何東西做交易。”看守“好心”地勸他倒戈，倒戈后至少能當部長，他微笑着拒絕了，看守便認為他是個十足的傻子。

1928年5月，微索里尼指定政治法庭——保衛國家特別法庭對葛蘭西進行審判。葛蘭西的罪名是“從書陰謀活動、煽動內戰、包庇犯罪、挑動階級仇恨”，檢察長指着葛蘭西說：“我們要使這個頭腦二十年不能工作。”果然，葛蘭西被判處20年4個月零5天。然而，這個偉大的頭腦並沒有停止一天的工作，在病魔的折磨下，他完成了輝煌的《獄中札記》，總共2848頁，合打字紙4000頁。

審判前夕，葛蘭西給母親寫了一封信，這無疑是一篇可與《神曲》並肩的文字：“我希望您很好地理解，從思想感情上理解：我是政治犯，也將作為政治犯而判刑。對此我沒有，永遠也不會有任何值得羞愧的地方。說到底，在某種程度上是我自己要求被關押和判刑的，因為我從來不想改變我的觀點。我已準備為我的觀點貢獻生命，而不僅僅是坐牢。我只能感到平靜，並對自己感到滿意。親愛的媽媽，我真想緊緊地擁抱您，以便使您感到我是多麼地愛您，多想安慰你，因為我給您帶來不幸，但我只能這樣做。生活就是如此，非常艱難。兒女們為了保持自己的榮譽，保持自己做人的尊嚴，有時不得不給媽媽帶來極大的痛苦。”讀着這樣的文字時，我想起了林覺民的《與妻書》。林覺民感情澎湃。葛蘭西卻鎮靜如磐石，一點也沒有意大利人的浪漫，也許苦難早早地將他導入澄明之境。

剛入獄時，葛蘭西的健康狀況就已惡化，他掉了12顆牙齒，患有尿毒症引發的突發性牙周炎和神經衰弱症。非人的監獄生活繼續毀壞着他的身體，他患上了胃病和腦溢血。艱苦的思考和寫作讓他失眠，“我進出牢門像一隻蒼蠅，不知要飛向哪裏，也不知要死在何方。”在病痛和監禁中，葛蘭西的“實踐哲學”逐漸成形。這是一種批判“常識”，恢復人的“個性”的哲學，它在取代現存思想方式和現存具體思潮時，“必然表現出愛好爭論和批判的姿態”。這名垂死的囚徒，這名“可惡”的叛徒，以驚人的毅力，創造了一個宏大的思想體系。

1933年，葛蘭西的生命已走近死亡線。他又添上了脊椎結核、動脈硬化、高血壓。5個月內體重猛減7公斤。法西斯政府暗示，只要他謙恭他懇求寬恕，保證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就能重獲自由，入院治療。可是，葛蘭西認為請求寬恕便意味着道義上的自殺。一次昏迷之後他對趕來的牧師說：“牧師，你是靈魂的監護人，不是嗎？人有兩種生命：一種是靈魂，一種是肉體，赦免會拯救我的肉體，但會毀了我的靈魂，你明白嗎？”

1937年4月27日，葛蘭西死於突發性腦溢血，享年46歲。死前，他已預料到法西斯可恥的命運。

崇高的理想，只能屬於崇高的心靈。葛蘭西心目中的“共產主義”，比任何書籍和廣播中的字眼都要美好千萬倍。因為他為之而獻身。被終身放逐的叛徒但丁是文藝復興時代的豐碑，被囚系而死的叛徒葛蘭西則是20世紀的豐碑。

歌德說過，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長青，葛蘭西的思想是可以質疑的，但葛蘭西“叛徒”的人格將像恆星一樣永恆地閃爍。

納粹德國。這個謀求全面統治的國家並不滿足於佔有官方的權力部門，而是從一開始起就追求這一目標：使各階層人民都服從領袖的絕對權力，不僅在物質上，而且也在思想上把他們納入這個制度。內政部長弗里克宣稱：“必須是一個意志，必須由一個意志來領導”，並把必須盲目服從的黨說成是唯領袖馬首是瞻的組織體制的基礎。黨通過街道和支部組織，深入到每一個家庭，企圖控制人民生活的每一個方面。

放逐與效忠同時上演了。

戈培爾說，德國文化應該“保持純潔，擺脫一切有害的和不受歡迎的作品”。焚書公開化了，一大批作家被放逐。

更多的人選擇了效忠，學者胡貝爾說：“不存在國家必須尊重的、光十因家或離開同家的個人自由。”物理學家恩斯特、萊納德、約翰內斯、施塔克等人，寫信辱罵愛因斯坦，聲稱存在着純粹的“德意志物理學”。1933年5月27日，海德洛爾就任弗萊堡大學校長，建議把勞役、兵役、腦力勞動結合起來，革新大學精神。他指出：“大加稱頌的‘學術自由’應遭到德國大學的唾棄……領袖本人而且他一個人就是活生生的、本來的德國現實及法律。”任它流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仕觀思希特拉的聲明書上簽字。

是以效忠屈從暴力換取生存，還是以背叛堅持良知，面對死亡？在這決定主義的領域裏，無法避開價值問題。

在普遍的效忠聲里，也出現了不和諧的背叛者的聲音。這些聲音，在陰暗的集中營里和空曠的刑場上回蕩着。

自希特拉政權一誕生，叛徒們就不絕如縷。受納粹迫害的年輕的社會民主黨政治家：勒伯爾、洛伊施納、米倫多夫、賴希維因和蒙巴赫等人組織了秘密活動小組。神職人員中，加倫·福爾哈貝爾和武爾姆主教，公開譴責大量殺死不治之症患者、精神病患者、畸形人和消滅猶太人。

公開的背叛出現在1943年2月。在慕尼黑大學學習的漢斯和索菲·朔爾兄妹印刷了大量傳單，他們不願再“為一個黨派的卑劣的統治本能犧牲自己的生命”，“以德國青年的名義”要求“阿道夫·希特拉的國家把他卑鄙地從我們這裏騙走的德國人最珍貴的財富，即個人自由還給我們”。兄妹倆在散發傳單時被捕，於1943年2月22日被人民法院判處死刑后處決。

我久久地凝視着兄妹倆的照片。他們倆驚人地相似，憂鬱而深造的眸子，跟他們的年齡那麼地不相稱。他們似乎在望着遠方，一個天水相接的地方，對於“此處”他們毫不在意。他們只是兩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大學生，但他們比海德格爾更懂得什麼叫“哲學”。哥哥的眼裏多幾分剛毅，妹妹的眼裏多幾分輕蔑。兩雙叛徒的眼睛，至今仍在深情地注視着世界。

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貝格上校在大本營企圖用炸彈炸死希特拉。暗算失敗了，希特拉狂怒之下，立即將二百多人處以絞刑。此外，在幾周的時間裏，有近五千人在集中營和監獄裏被殺害。就實際意義來說，施陶芬貝伯格爵未能實現他的暴動計劃，但他們的“叛國”終於使神話崩潰了。行刺前夕，東線的特雷希科這樣告知在柏林的施陶芬貝格：“行刺必須進行，不惜任何代價。即使不成功，也必須在柏林行動。因為問題已不再在於具體目的，而是德國抵抗運動在世界和歷史面前敢於作出這一決定性的舉動。其他一切都是無足輕重的。”我想，當施陶芬貝格面對瞄準他的步槍的時候，他一定在微笑。他做完了他該做的一切，他以自己的背叛交匕了一份致歷史的厚禮。

這批國防軍將領的背叛，多半還是出於未受毒化的“愛國心”；相比之下，哲學教授胡伯的背叛則是一種更為純粹的背叛。

1943年7月23日，慕尼黑大學哲學教授胡泊因為參予組織地下抵抗運動，被納粹以叛國罪處以極刑。審判他的軍官百思不得其解：你是純種的日爾曼人，又是有名望有地位的教授，為什麼要跟叛徒攪和在一起呢？是不是受了蒙蔽和欺騙，或者一時失足？

胡伯拒絕了軍官為他開脫的好意，在最後陳述中，他聲稱康德的“絕對道德命令”是他採取反納粹立場的根據：“呼籲反對政治＿［的胡作非為，這不只是我的權利，也是我的道德責任。我曾以康德之範疇命令觀念反問我自己，如果我的這些主觀準則成為普遍法則的話，將會發生什麼開情？回答只有一個：將會有秩序、和平反對我們政府的信任。每個肯對道德負責的人，都會發出反對只有強權沒有公理的統治的呼聲。我要求：把自由還給人民，使他們掙脫奴役的鎖鏈。我確信，無情的歷史進程，必將證明我的希望和行為是正確的。”

叛徒們以他們的背叛標定了何謂正義，他們握住了正義的內核，歷史所做的，僅僅是完成一次命名。

中國地大物博，什麼都有，就是少有叛徒。這個龐大的帝國里，盛產鄉愿、老好人、和農佬，人人都是“會做戲的虛無黨”。他們從來沒有相信過什麼，因此也不會背叛什麼，最多不過是在舊朝的衣冠外面套上新朝的衣冠而已，那絕對不是“叛徒”。

20世紀的中國，魯迅堪稱徹頭徹尾的叛徒。先生逝世前所寫的《狀吊》，是一篇奇怪的文章。女吊是紹興地方戲裏的女鬼角色，即“帶有復仇性的，比別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強的鬼魂”。那時，先生的生命猶如一盞即將燃盡的油燈，童年的記憶浮出昏濁的冰層，那長袖飄飄的女吊，一直就深藏在他心靈的深處。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這是對俗人而言。先生即死，其言仍不善。“被壓迫者即使沒有報復的毒心，也決無被報復的恐懼，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兇手或其幫閑們，這才贈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舊惡’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這些人面東西的秘密。”因此，他像磁頭鷹一樣，終生作惡聲。“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在未死之前，里不管將來，先非撲死你不可”，先生已然背叛了西土的“紳士風”和中土的“君子風”，必然是一頭孤獨的、受傷的狼。

魯迅不僅選擇了背叛，而且選擇了對背叛者的背叛。背叛者們想把他奉為教主，正如毛澤東經典的評價：“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然而，魯迅卻再次抽身出來，與這個“大方向”逆向而行。他發現周揚等人是拿着鞭子的“奴隸工頭”，那麼這個工頭之上呢？魯迅沒有說，但他對革命成功后自己被送上斷頭台的命運早已成竹於胸。早逝是先生的幸運，否則先生的命運從他的精神傳人胡風、蕭軍的命運中不難推測出來。

《孤獨都》是先生最好的小說。魏連星“素性這麼冷”，“兩眼在黑氣里發光”，走路是“一個人悄悄地陰影似的進來了”，在母親靈前的那一幕，堪稱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所能發出的最強音，“他流下淚來，接着就是失聲，立刻又變成長嚎，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爆叫，慘傷里夾着憤怒和悲哀……”那凄烈的Ilg聲常常把我從夢中驚醒，這哪裏是“代表大多數人”的“民族英雄”的聲音呢？先生既失去了自我，也喪失了他老——他的行動賴以獲得意義的一種規劃的理想。於是，他只是跟黑暗搗亂，這是他唯一的樂趣。

“背叛者”們想讓“教主”充當木偶，他們在後面拉線指揮，可先生拒絕當“教主”。這樣，“教主”便成了“叛徒”。郭沫若說，魯迅是法西斯蒂，是封建餘孽；成仿吾說，魯迅是三重的封建餘孽、四重的反革命。郭沫若、成仿吾畢竟是當過“叛徒”的，比陳西建、齊宜林之流有眼力得多，他們看出了先生的“三重”、“四重”性，即對反叛的反叛。

反叛已經墮落為獨裁——把至高無尚的權力交給一群其本身不具有民主理念而又從社會結構的所有其他部分孤立出來的反叛精英，這樣做完全是錯誤的，誰最了解先生‘ZW秋日最了解先生。溜秋白是怎麼死的？不是死十國民黨之手，而是死於共產黨之手。後者是法官，前者是別子手，兩個政黨都是“昨日世界”的反叛者，他們卻罕有地攜起手來，執行了對一介書生的死刑。1935年6月18日，溜秋白在福建長汀含笑就義時的槍聲，不知遠在上海的導迅是否聽到？秋白的命運就是會迅的命運。秋白說過，日迅是“逆子貳臣”，他自己也是。

所有的話都是多餘的了。華小栓吃人血饅頭僅僅是因為愚昧，但現在有比愚昧更可怕的東西。秋白因此而死。先生這樣寫道：“他們在社會的冷笑惡哭迫害傾陷里過一生；現在他們的墳墓也早在忘卻里漸漸平塌下去了。”先生不需要那麼輝煌的。萬人空巷的、不是國葬的同葬。那長沃的隊伍里，多半是他的敵人。即使是抬棺的青年裏，也沒有幾個是合格的學生。

增田涉在《男迅印象》中說：“他的風貌變得非常險峻，神氣是凜然的，儘管是非常戰鬥的卻顯得很可憐。”人們只注意到先生偉大的一面，卻看不到他“可憐”的一面。我相信，越到晚年，先生越發“可憐”。活在這樣的地方，活在這樣的時代，他大口喝酒，大口吐血。許廣平說，魯迅“成天靠着藤椅，不食不言。鐵青的肉色，一動也不願動，看了真叫人難受”，許壽棠也看見魯迅“神色極憊，不願動彈，兩勝瘦得像敗落的絲瓜”。這是怎樣一種可憐呢？最後，先生連人也不想做了，想做鬼，做“女吊”，因為“女吊”決絕於惡的人世。

還是汪暉說得好，“魯迅不僅‘在’不屬於一個世界，而且‘在’同時不屬於兩個世界。”這就註定了他死後也休想獲得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