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第十六世紀
本世紀起，東方跟西方發展的方向，分道揚鑣。
歐洲的光輝日增：諸如；
——文藝復興運動進入高峰。
——現代形式的民族國家，逐漸形成。
葡萄牙商人遠來中國，從渾噩的明政府手中取得澳門，作為殖民地。
——路德焚毀天主教教皇諭旨，向沉重而錯誤的傳統權威反抗，歐洲人的靈性復蘇。
———麥哲倫航海環繞地球一周，證明地球確是球體。
——西班牙人開始湧入新大陸，大量殖民，佔領古巴、墨西哥、秘魯。又在亞洲佔領菲律賓群島。
——哥白尼發現地球不是宇宙中心，太陽才是。
——伽利略在比薩斜塔試驗物體落下速度，發現落體定律，後來又發現擺動定律，在此定律下，鐘錶出現。
但中國人仍被醬在大黑暗時代，仍繼續把精神和生命，浪費在無聊的（如大禮議）和可哀的（如三年之喪）的爭執上。全國二片八股文的吟哦聲，詔獄的廷杖聲，和抗暴的吶喊聲。
中國開始遙遠地落在歐洲之後。
一朱厚照與劉瑾
本世紀（十六）一五○五年，明王朝第十任皇帝朱祐樘逝世，把十五歲的兒子朱厚照託孤給兩位宰相謝遷和劉健。
然而朱厚照是一個對女人和遊盪有興趣的花花公子，荒唐而且任性。從小就跟他一起的玩伴宦官劉瑾，猶如他冥頑不靈的曾祖父朱祁鎮的玩伴王振一樣，事實上劉瑾一直崇拜老前輩王振的風範。
劉瑾有一個核心集團，被稱為“八虎”，僅只這個名詞就使人不寒而慄。不過八虎最初並沒有干預政治的念頭，他們只是引導朱厚照日夜不休地沉湎於聲色犬馬。於是謝遷、劉健跟各部部長（尚書），聯合要求朱厚照排除八虎。宰相兼託孤大臣的威望，使八虎大為恐懼，他們只要求保留性命，願意被放逐到南京，永不回到皇帝身旁。但謝遷、劉健根據“君子小人不並立”、“除惡務盡”的格言，堅持必須全體處斬。八虎環跪在朱厚照面前，哀哀哭求，當然加上一番足使一個大孩子跳起來的挑撥刺激，於是朱厚照果然發現謝遷、劉健的陰謀原是使皇帝陷於孤立。第二天早朝，文武百官以為皇帝一定會下令把八虎砍頭時，皇帝卻下令把謝遷、劉健撤差。
政府大權立即落到劉瑾手上，他用皇帝名義公佈《奸黨》名單，包括謝遷、劉健和儒家陽明學派的創立人王守仁；中央政府全體官員跪在金水橋南，恭聽此項諭旨。劉瑾對朱厚照的控制力量，從下列事件上可以看出，一天早朝時，殿階上忽然發現一封信，朱厚照撿起來看，原來是一份揭發劉瑾種種罪行的匿名控訴狀。朱厚照就在狀上批示：“你所說賢能的人，我偏不用。你所說不賢能的人，我偏要用。”但劉瑾仍大發雷霆，命部長以下高級官員三百餘人，跪在奉天門（宮門之一）外的烈日之下，追究事主。那些高級官員們從早晨跪到天黑，國防部科長（兵部主事）何釒弋、進士陸伸，跟北京地方法院法官（順天府推官）周臣焦渴過度，倒下來死掉。天黑之後，未死的人再囚進錦衣衛詔獄。後來還是劉瑾發現匿名狀來自宦官內部，跟政府官員無關，才把他們釋放。
上述的兩件事顯示出劉瑾已威不可當，自然而然地，他的搖尾系統迅速成立。宰相焦芳、劉宇，內政部長（吏部尚書）張彩，國防部長（兵部尚書）曹元幾乎跟劉瑾的家奴沒有分別。政府大小措施，都在劉瑾私宅決定，其中影響最大的，有下列的兩項：
一設立“內廠”和創立罰米輸邊制度劉瑾為了加強對政府的控制，特別成立一個新的特務機構——內廠。詔獄系統除了錦衣衛、鎮撫司、東廠、西廠外，又多了一個內廠。五個血腥的殺人機構並立，凡跟宦官拒絕合作的官員和人民，一律宣稱他們貪污有據，照例地延杖拷打。同時劉瑾還發明了另外兩種刑罰。即戴重枷和罰米輸邊。巨枷的重量達七十五公斤，一個人如果被判決戴枷示眾三日，他就死定了。罰米輸邊，從數百石到數千石，由“罪犯”家屬直接運到九邊要塞，作為軍糧。它只是一種從刑，主刑往往是延杖或貶竄，如退休的前任國防部長劉大夏，被貶到軍營作苦工，附帶罰米二千石。一個人一旦得到這種處分，就等於破產，但破了產也不能免除輸邊。如果沒有地方借貸，他跟他的家人就會死於追贓的拷掠。
二建立鎮守太監定期調任制度我們回憶上世紀（十五）交趾省（越南北部）的喪失，對肇事的宦官馬騏，一定還有印象，他的官銜是監軍太監。這種制度有它的歷史性，可以上溯到八世紀。但上世紀（十五）與監軍太監同時並設的，還有一種鎮守太監，卻是明王朝的發明，到了本世紀（十六），已成為一種“祖宗制度”（祖制），而祖宗制度的特點是：永不可以變更。即由皇帝派出親信宦官，到各省和各重要城市，長期駐留。這是政治性的，還有一種專業性的，如織造太監、稅務太監、礦務太監。他們既在事實上和名義上都是皇帝的代表，那就跟一個土匪一樣，所到之處，貪污勒索，甚至殺人放火，無惡不作。政府方面的唯一對策是：“養餓虎不如養飽虎”，使他們大貪特貪之後，胃口變小，所以要求皇帝不去調動他們。但劉瑾當權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舊人調回，而放出他的同黨，這批餓虎迫使全國民怨沸騰。
劉瑾於一五一○年被殺，死於八虎的內鬨、八虎之一的宦官張永，向朱厚照密告劉瑾謀反，朱厚照激動起來，劉瑾就活不成了。劉瑾當權時間只有短短的五年，但整個明政府的結構，幾乎被他拆散。
劉瑾死後，另一位宦官錢寧和邊防軍的一位軍官江彬，接替劉瑾的位置，當人們盼望國劉瑾之死而有所轉變之時，朱厚照在二人引導下，到南中國遊盪，姦淫燒殺，比強盜還要凶暴。
——注意一個使人驚奇的現象，明王朝的皇帝，都好像跟明王朝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競爭着對它百般摧折，似乎不把它毀滅，誓不甘心。
二大禮議事件
一五二一年，朱厚照結束他爛污的一生，沒有兒子，由他的堂弟朱厚囗繼位。因為朱厚囗是以親王的身分入承大統，於是發生著名的“大禮議”事件。朱厚囗在皇位世繫上的關係位置，我了用下表說明：
大禮議事件是十一世紀宋王朝濮議事件的翻版，不過濮議時代，儒家中的理學學派還沒有興起，而本世紀（十六）理學正在興隆，所以也特別熱鬧和特別有趣。
濮議事件中的現任皇帝趙曙，是死皇帝趙受益的侄兒，自幼就被趙受益抱到宮裏，當作兒子撫養。大禮議事件的現任皇帝朱厚囗則只是死皇帝朱厚照的堂弟，兩個人從沒有見過面。依人倫常理判斷，濮議事件所發生的問題，根本不可能再發生，但它竟然發生。儒家系統的理學家，根據古老的紀元前五世紀使魯國國君被接住叩頭的儒書規定，認為小宗入繼大宗，應以大宗為主，朱厚囗雖無法作朱厚照的兒子，卻必須作朱祐樘的兒子，然後大宗才算不絕。一切奇異的辦法，都由此奇異的論斷而生。那就是說，朱厚囗應稱伯父朱祐樘為父親，應稱伯母朱祐樘的妻子為母親，而改稱自己的父親為叔父，改稱自己的母親為叔母。
當此議論最初提出時，剛剛即位，年才十五歲的朱厚囗，便直覺地感覺到不對勁。他說：“父母怎麼可以如此顛倒？”朱厚囗的父親早死，他是一個獨子，當他的寡母蔣氏從親王封地安陸（湖北鍾祥）前往北京，走到通州（北京通縣），聽到這個消息時，即拒絕前進，因為她不但當不了皇太后，而且還失去了兒子，她氣憤說：“這是什麼話，怎麼把我的兒子當成別人的兒子？”
這一次跟濮議事件最大的不同是，政府全體官員的見解完全一致，宰相楊延和跟教育部長（禮部尚書）毛澄，合著了一篇《崇祀興獻工典禮》，自稱是萬世不易的經典，向文武百官宣佈：“大家的行動都要以此作為根據，敢有異議的，就是姦邪。”——那就是說，凡是反對他的意見的人，一律納入小人系統，這就是傳統的古老法術。想不到一位新考取進士，在教育部（禮部）實習的年輕人張璁，他向副部長（侍郎）王瓚說。朱厚囗是繼承堂兄的帝位，不是繼承伯父的帝位。是入繼帝統，不是入繼大宗。朱祐樘有他自己的兒子，如果一定要大宗不絕的話，不應該為朱祐樘立后，而應該為朱厚照立后，所以朱厚囗不應改變稱呼。王瓚認為他的理由充分，略微向大家透露。楊廷和立即氣沖斗牛，唆使監察部門的官員，尋找王瓚的毛病，提出彈劾。王瓚不敢再開口，但初生之犢不怕虎的張璁，索性直接向皇帝上奏章申明他的主張。楊延和大怒，把張璁貶到南京，警告他說：“你要聽話，不要唱反調。”恰巧宮中發生火災，楊延和莊嚴地指出，這正是天老爺對違反禮教之徒的一種懲罰，必須朱厚囗稱父親為叔父，稱母親為叔母，天老爺才會龍心大悅。朱厚囗母子自問不能抗拒天老爺，只好照辦。
但朱厚囗母子的屈服是短暫的，在火災的震撼平息后不久，就舊事重提。朱厚囗堅持要恢復正常稱呼，楊延和用辭職作為要挾，朱厚囗毫不挽留，立即批准，而把張璁召回北京。這是一個大的轉變，全體高級官員在內政部長（吏部尚書）喬宇領導下，杯葛張璁，並陰謀用酷刑把張璁處死，他們的方法是來俊臣的《羅織經》上的一套，紛紛上奏章攻擊張璁，司法部長（刑部尚書）趙鑒下令給他的部屬，只要有一份奏章交下來查辦，就逮捕張璁，不加詢問，立即用廷杖拷死。朱厚囗對這個惡毒計劃有所風聞，所以不但不把奏章交下查辦，反而擢升張璁當翰林學士，後來更索性擢升他當宰相。
二十年代一五二四年，朱厚囗即位的第四年，正式下令恢復舊稱，伯父仍稱伯父，父親仍稱父親。衛道之士大為震動，一個個中風狂走，好像到了世界末日。楊廷和的兒子楊慎尤其激烈，他大聲疾呼說：“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
——注意“國家養士”這句話，中國歷史上以明王朝對人民（包括所謂“士”）摧辱得最為殘酷，卻竟然出現與事實恰恰相反的“養士”論調，說明奴性不但使人恬不知恥，更能使人顛倒是非。
楊慎的奴性狂熱得到了響應，另一位大臣王元正也哀號說：“萬世瞻仰，在此一舉。”於是包括各部部長（尚書）在內的全體高級官員數百人，一齊集合在左順門（宮門之一）外，匐伏跪下，大喊朱元璋和朱祐樘的帝王稱號。王元正的表演更為出眾，他像一個委屈萬狀的無賴一樣，用拳頭擂着宮門，拉起連老天爺都聽得見的喉嚨，放聲大哭。大家發現如果不跟着他也如此大哭，就有被指控為離經叛道的危險，於是一片哭聲，使金鑾殿上的瓦片都搖晃起來。他們宣稱所以如此，是痛心千古倫常和國家命脈，都已瀕於毀滅前夕。雖然有宦官奉朱厚囗的命令前來勸解，但他們誓言在朱厚囗不改稱父親為叔父、母親為叔母之前，哭聲絕不停止。
朱厚囗下令逮捕哭聲最大的官員一百三十四人，投入錦衣衛詔獄。第二天再補行逮捕九十餘人，全部廷杖，其中十六位官員沒有福氣承受這種養士的待遇，竟死在杖下。楊慎、王元正幸而不死，於延杖后貶竄到蠻荒邊區。
三斷頭政治的惡化
朱厚囗在父母的稱呼上，因父子至情，閃電似的爆出一線靈性。大禮議過去之後，閃電熄滅，不久他就恢復了他祖先傳統下來的冥頑不靈。
朱厚囗在宦官群的引導下，信奉了道教，而且十分熱切。但他並沒有把道教福音傳播全世界的情操，他只有一顆私心，相信如果他利用皇帝的權力，召請天下法術高超的道士，建築華麗的祭壇，用美好的中國古文頌詞，向天老爺——玉皇大帝諂媚哀求的話，一定能感動那位世界上最高的神抵，保佑他逢凶化吉，長生不死。於是，建醮（築壇祭神）和《青詞》（用紅筆把拍玉皇大帝馬屁的頌詞，寫在青顏色的符篆紙上，在祭壇上焚化，玉皇大帝就可以看到），遂成為政治上的兩件大事。
道士段朝用曾向朱厚囗建議，如果能不跟外人接觸，靜心修鍊，就可得到煉金的法術和得到紀元前三世紀贏政大帝所得不到的長生不死之葯。朱厚囗樂不可支，一五四O年，他宣佈要皇太子代理皇帝（監國），而自己準備退居到一個隱蔽的地方（靜宅）十二年，十二年後即可修鍊成功，然後以神仙之體，再出來執政。交通部長（太僕寺卿）楊最，上諫章抨擊這種修鍊之術，說它完全是謊話，不可相信。朱厚囗大怒（因為戳破了他的白日夢），把楊最逮入鎮撫司詔獄，用廷杖拷死。朱厚囗經過這次掃興，不再提起太子代理皇帝的事。但從這一年起，他就不再出席早朝，不跟任何官員接觸。明政府又回到斷頭政治的混沌之境。
朱厚囗自一五四○年到一五六六年逝世，二十七年間，總共跟群臣只見過四次面，平均七年出席早朝一次。平常完全靠“票擬”（宰相簽注意見）和“硃批”（皇帝紅筆批示），跟政府保持不絕如縷地聯繫。朱厚囗把全副精力用到追求“長生”上，對骨肉親屬的感情，非常淡薄。對政府官員的感情，更是冷酷。大禮議事件使他疑心所有大臣聯合起來跟他作對，於是，在斷頭政治期間——正是本世紀（十六）中葉，他只信任他認為無黨無派，孤立於群臣之外的宰相嚴嵩。
嚴嵩是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大政客兼大貪官之一，他完全靠精密的諂媚和撰寫歌頌玉皇大帝的《青詞》，而被擢升到宰相的高位，他謹慎小心地伺候着政治老闆，外貌上對任何人都和藹可親，只有在排除他的政敵時才露出毒牙。最奇異的是他有一個絕頂聰明的獨生子嚴世蕃，朱厚囗寫給內閣的，或直接寫給嚴嵩的諭旨，字跡潦草而辭意含糊，沒有人能看得懂。嚴世蕃卻能一目了然，代他父親所作的回答，無一不適應朱厚囗的心理狀態。這使得朱厚囗一天都不能離開他的宰相嚴嵩，嚴嵩也一天都不能離開他的兒子嚴世蕃。
嚴嵩的唯一工作不是處理國家大事，而是研究朱厚囗的性格脾氣，他對朱厚囗大腦上每一根神經都了如指掌。朱厚囗自以為十分英明，嚴嵩在朱厚囗面前便處處表示自己窩囊。朱厚囗死不認錯，嚴嵩在任何情形下都避免暴露朱厚囗的過失。朱厚囗反覆無常，嚴嵩就永不提任何建設性的建議。朱厚囗猜忌大臣結黨營私，嚴嵩對任何陷於危難的朋友都拒絕援救。朱厚囗殘忍好殺，嚴嵩正好利用它來肅清異己。君臣之間沒有一點道德性質或政治見解的契合，只有無微不至的揣摩和欺騙。朱厚囗用官位玩弄嚴嵩，嚴嵩用上述的方法玩弄朱厚囗。
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這種情形，嚴嵩每逢巨大的貪污案件敗露，人贓俱獲，受到監察部門官員糾舉彈劾，面臨殺頭坐牢的危機時，他就去長跪在宮門口，或長跪在朱厚囗面前，痛哭流涕，承認自己罪不可赦，唯求大皇帝開恩，但他所以被那些具有別種心腸的官員圍攻，卻都是因為他太忠心耿耿的緣故。朱厚囗最欣賞他這種婢膝奴顏的“投案”，所以每次都不予追究。這就是嚴嵩看穿了朱厚囗的肺腑后的大膽適應，他知道朱厚囗認為貪污算不了什麼，不過恬不知恥而已，而那麼多人不斷圍攻，正足以證明嚴嵩只對皇帝一個人忠貞，這恰是朱厚囗所要求的。嚴嵩對朱厚囗的了解，超過朱厚囗對自己的了解。所以嚴嵩從不說一句使朱厚囗不愉快的話，任何情形之下都不說，這正是一個成功政客最基本的素養。
嚴嵩當權二十年，一五六二年，終於被朱厚囗勒令退休。並不是他的法寶有什麼不靈光，而是嚴世蕃對他的工作日久生厭，每天荒於酒色，不再把皇帝的諭旨放在心上。嚴嵩年老，無法控制兒子，只好自己提筆應付，遂大大地失去朱厚囗的歡心。
嚴嵩雖去，但純政客類型的政治形態，從此在中國政壇上生根，成為以後數百年間最醜陋的政治現象之一。
四全國沸騰的抗暴民變
在這種斷頭政治和這種縱容貪污的社會條件之下，上世紀（十五）遍地爆發的抗暴民變，進入本世紀（十六）后，更如火如茶，全國人民每年至少都要有一次以上大規模的暴動。有些被明政府迅速撲滅，有些則戰鬥數年或數十年。如湯麻九集團，佔據孝豐（浙江安吉）一帶一萬餘平方公里，達二十餘年。徐九齡集團，佔據建昌（江西永修）一帶二萬餘平方公里，達三十餘年。陳闊口集團，佔據下歷（江西定南）、和平（廣東和平）一帶二萬餘平方公里，達四十餘年。這種長期的跟明政府對抗，組成國內之國的現象，是大黑暗時代中政治腐敗、宦官當權和斷頭政治特有產物之一。
我們再把其他重大的人民抗暴行動，列為下表摘要的加以說明：
劉六集團發生在河北心臟地區，跟首都北京只有一百二十公里，他們分成數個支隊，在華北大平原上進行游擊戰，大肆殺戮貪污官員和被稱為“鄉紳”的大地主。他們在初起事時，一度想向政府投降，曾透過宦官張忠向皇帝請求赦免，張忠要白銀二萬兩的賄賂，才肯保證下大赦令，而更大的宦官劉瑾的家人，又另外索取一萬兩，劉六集團無力繳納，雖經更加努力劫掠，仍不能湊足。一五一一年，剿匪總司令（右都御史提督軍務統京營兵）馬中錫，派人招降，態度十分誠懇，劉六深為感動，決心歸附，但他的弟弟劉七說：“現在宦官當道，馬中錫自保都不容易，他怎麼有力量實踐他的承諾？”劉七的判斷十分正確，馬中錫不久就被宦官逮捕，死在錦衣衛詔獄。
朱寘釒番是一位親王，他本身並沒有受到迫害，但他不忍看到人民所受的迫害。事變發生那一年，劉瑾派他的搖尾系統最高法院副院長（大理寺少卿）周東，到寧夏地區測量耕田，征取馬匹及追繳人民歷年所欠的地租。連年旱災，人民早都成為赤貧，但周東仍然用嚴厲的手段對付，法庭之上，每天拷打，後來更牽涉到軍中屯日戰士和低級軍官，軍民的憤怒一時爆發，擁戴朱寘釒番當領袖，發動軍民聯合的抗暴行動，包括周東在內的貪官酷吏群，全被砍頭。
朱宸濠也是一位親王，他的叛變目的跟朱寘釒番不同，只不過想當皇帝而已。但他的叛變行為，卻是貪污的產品。他利用巨額的賄賂收買宦官錢寧和國防部長（兵部尚書）陸完。朱宸濠的父親因為作惡多端，中央政府曾把他的親王府的守衛撤銷。在錢寧、陸完的建議下，朱宸濠獲准恢復，他就用這支警衛軍作他的基本武力，向中央發動第二次靖難之役，結果因陽明學派創始人王守仁抄他的後路而迅速失敗。
最奇異最悲慘的是楊金英集團。她們都是美麗的妙齡少女，充當第十二任皇帝朱厚囗的宮人，乘朱厚囗熟睡的時候，把繩索套到朱厚囗的脖子上、企圖把他勒死。可是她們太緊張了，竟打了一個活結，以致把朱厚囗勒昏之後，誤以為已經死了，就急忙逃走，卻不知道繩索一松，朱厚囗竟悠悠蘇醒。楊金英集團在意料中地被殘酷地處決——磔死。宮廷的事，骯髒恐怖而秘密、沒有人知道她們為什麼要殺朱厚囗。但我們可以判斷，無疑地由於仇恨，一種深入骨髓的仇恨，迫使她們用謀殺的手段，以圖跟她們的仇敵同歸於盡。楊金英事件是中國宮廷第二次透露出來宮女對暴君的激烈反抗（第一次是四世紀九十年代，張貴人謀殺晉帝國皇帝司馬曜），也顯示明王朝宮廷的黑暗，更甚於其他王朝。
(口孛)拜當過寧夏軍區的高級指揮官，早已退休。寧夏軍區司令官（寧夏巡撫）黨馨，是一位標準的小官僚。嚴冬已深，而軍中冬天的衣服裝備和冬季的糧餉，仍扣留不發。戰士們向將領請願，將領們向黨馨請願，並且婉轉地向黨馨建議，假如不能現在馬上發，那麼，把從前積欠的糧餉先發也可。黨馨嚴詞拒絕，他的理由是：“這種動不動就向上級請願的作風，不可以鼓勵。”有人暗示他，這樣做可能激起兵變。黨馨冷笑說：“難道他們不怕全家砍頭嗎？”戰士們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凍餓至死，一是叛變。他們選擇叛變，擁護(口孛)拜起兵。當黨馨發現竟然有不怕全家砍頭的勇士時，他慌了手腳，逃到水洞裏發抖，但仍被搜出殺掉。
抗暴行動最後雖然都被鎮壓下去，但抗暴不止。
五倭寇
當全國抗暴蜂起之際，東南地區發生倭寇的災難。
倭寇，即日本海盜。
倭寇對中國的傷害，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上上世紀（十四）末葉到上世紀（十五）三十年代，是日本海盜對中國沿海侵犯，第二階段，從本世紀（十六）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恰是明王朝第十二任皇帝朱厚囗在位期間），則是中國明政府官員貪污和政治黑暗召來的外侮。
十四世紀末葉，浙江省反抗蒙古人統治的革命領袖方國珍的勢力，雖然被明王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并吞，但他的若干部屬，跟日本的海上亡命之徒勾結，在沿海劫掠不息。朱元璋簡單的頭腦無法處理廣闊的海洋上的事務，於是他下令“一片木板都不準出海”，禁止中國漁民們捕魚，而且把沿海漁民和船戶，統統編入軍籍，改做戰士。這種作法只能傷害民生，不能根絕海盜。適逢十四世紀九十年代日本南北朝結束，南朝被並，一些不肯向北朝屈服的巨僚，向中國發展，也加入了海盜行列，聲勢就更浩大。
上世紀（十五）初，明王朝第三任皇帝朱棣改變閉關政策，一面准許日本跟中國作正規的貿易，一面加封日本徵夷大將軍足利義滿為日本國王。請他加強海禁。足利義滿雖然拒絕日本國王的封號，但對正規貿易感到滿意，所以對騷擾中國的海盜，嚴厲剿捕，沿海社會秩序遂漸漸恢復正常。
日本這時已十分中國化了，處處模仿中國，但中國對日本卻一直像瞎子一樣茫然不知。甚至到了十八世紀，還不知道日本有一位萬世一系的天皇，而總是把他的征夷大將軍（幕府）或最高執政宮（關白）當作國王。
中國沿海保持八十餘年的平靜，然後進入第二階段。
一五二三年，日本兩個商船隊，一隊由宗設率領，一隊由瑞佐率領，先後到達當時中國東方最大的港口寧波（浙江寧波）。宗設先到，瑞佐後到。依照中國規定，商船到達后，由市舶司（海外貿易管理處·海關·招待所混合機構）檢查報稅，並設宴款待。先到的先檢查，坐上座；後到的后檢查，坐於次位。瑞佐後到，當然後檢查和坐於宗設之下。可是，明政府是一個無微不至的貪污集團，瑞佐的一個翻譯人員宋素卿，把重賄送給市舶司的主任（市舶太監）賴恩（市舶司首長是一個貪污的最好位置，所以由皇帝直接派宦官擔任，合法的收入呈獻皇帝，非法的收入下宦官腰包），於是，賴恩就先檢查瑞佐的貨物，並在宴會時請瑞佐高高上座。宗設氣得暴跳如雷，要毆打瑞佐。賴恩袒護瑞佐，更暗中幫助他準備軍械。宗設無處申訴，就攻擊瑞佐所住的旅社，瑞佐抵抗不住，向城外逃走。宗設追擊，沿途燒殺，奪船出海回國。
明政府的反應不是檢討錯誤，而是認為一切罪過都由於貿易，就把市舶司撤銷，一些高級官員堅持這樣作才能發揚中國的國威。
問題是，政府主持的貿易機構雖然撤銷，但貿易不會停止，只不過由政府轉到了民間。日本商船隊到達后，改由當地的富商出面招待，作為代理店。最初雙方合作得十分融洽，久而久之，中國富商積欠日本商船隊的貨款日多，最多的達一萬餘兩，少的也有數千兩。日本人不斷討債，那些富商使出種種推拖手段，等到實在推不下拖不下時，就索性逃得無影無蹤，明政府對這種騙局根本不管。日本商船隊吃了啞巴虧后，只好轉而委託有聲望絕不致逃掉的“鄉紳”，想不到鄉紳的手段更為毒辣，積欠的更多。日本商船隊不得已，就停泊在沿海島嶼坐索。鄉紳們大為煩惱，最後想出了砸鍋補鍋妙計，他們警告地方官員說：“倭寇為患，不是突發的，有它的歷史性，現在又橫行海上了。聽說他們殺人掠財，無所不為，如果不早日撲滅，恐怕有嚴重的後果。”政府官員跟鄉紳是一個鼻孔出氣的，果然出動軍隊，要把討債的日本商船隊當海盜進剿。鄉紳卻適時地向日本商船隊透露軍隊出動的消息，教他們逃走。日本商船隊十分感激他們的照顧，欠債就更多起來了。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詐欺花樣，日本商船隊被愚弄了二十餘年。最後，到了一五四六年，日本商船隊的忍耐達到飽和，就佔領了若干島嶼，誓言得不到債款，決不回國，中國如果用武力對付他們，他們就用武力對抗。
鄉紳們發現法寶已不靈光，只好請明政府的軍隊真的向日本商船隊攻擊，日本商船隊早已準備妥當，從本國帶來的武裝部隊，即登陸應戰。並把那些進剿的明政府軍隊擊潰，索債軍跟在潰兵屁股后，一波一波地攻城掠地。於是戰鬥蔓延三省：浙江、福建、南直隸（江蘇省）。日本正當的貿易商人，遂被迫變成“倭寇”，他們因對明政府官員和姦商痛恨入骨，就把全部憤怒加到所遇見的無辜的中國人身上，所到之處，備極殘酷。
這場災禍歷時十九年之久，到了一五六四年，以抗倭而成名的將領戚繼光，才把已失去索債初意，全成為海盜的日本最後一支突擊部隊，在仙游（福建仙游）消滅，倭寇才告平息。中國為那些貪官奸商所付出的代價是數十萬人死亡和廣袤五十萬平方公里的富庶地區全部殘破。——僅杭州一城，日本所殺的中國人的血，就匯流成河。
六北方外患及和解
中國東南地區倭寇的災難正嚴重時，北方的外患又起。
瓦拉部落於上世紀（十五）也先可汗被刺身死後，向西方撤退。蒙古諸部落又回到塞北故地，經過無數次流血火拚，到了上世紀（十五）七十年代，一位年僅七歲，名叫巴圖蒙和的孩子，蒙古帝國第二十任大汗脫古思帖木兒的六世孫，被各部落擁立，號稱達延汗——我們猜想這可能是“大元汗”——大元帝國可汗的諧音。這位達延汗年事漸長，發揮出他的才能，再度把蒙古統一。在完成統一工作的過程中，他專心對內，中國邊境得以保持一段相當長時間的平靜。這個中興的蒙古帝國，恢復到十三世紀成吉思汗鐵木真攻擊金帝國前的初期版圖。
但是，巴圖蒙和到底不是鐵木真，他沒有力量并吞中國。而他的組織才能也只限於他在世之日。本世紀（十六）四十年代，巴圖蒙和逝世，帝國立即瓦解，分裂為下列四部：
對中國傷害最大的是鄂爾多斯部酋長吉囊和土默特部酋長俺答，俺答尤其強悍好戰。他們都是達延汗巴圖蒙和的後裔，在巴圖蒙和在世的末年，便開始向中國侵襲。四十年代后，更變本加厲，經常攻破長城，深入太原（山西太原）、平涼（甘肅平涼），燒殺擄掠，如入無人之境，明政府的邊防軍無力抵抗——這是可以理解的，腐敗的政府不會有能作戰的軍隊。
一五四六年，陝西三邊總督曾銑（三邊指長城三要塞：固原、寧夏、延綏）計劃把鄂爾多斯逐出河套，把國防線從長城向北推移五百公里，以黃河為界。他向皇帝朱厚囗建議訓練精兵六萬人，再加上使用當時最新式火槍的現代化裝備的部隊二千人，每年春夏之交，攜帶五十天的糧秣，水陸兩道同時出發，向河套掃蕩，焚燒牧草和蒙古人積存的糧食。每年如此，三年之後，敵人被飢餓所迫，只有退出河套，然後就在陰山跟黃河之間，修築新的防線，可以一勞永逸，並且使土默特部有後顧之憂，不敢東進。
朱厚囗被這個雄壯的建議大大地感動，立即交給國防部作進一步的研究，當國防部弄不清皇帝的意向，不敢表示意見時，朱厚囗大發雷霆，下諭旨說：“敵人盤據河套，為中國邊患已久，連年破關入侵，使我日夜不安，而邊疆將領中從沒有一個人為我分憂。曾銑收復河套的計劃，規模壯偉，國防部為什麼遲疑不決，拿不出主意？”下令先發給曾銑白銀二十萬兩調度使用。曾銑深慶他遇到蓋世英主，積極準備。
但是，沒有人對瘋狗能預測它什麼時候會忽然發作咬人，對擁有絕對權力的暴君亦然。事情突然變化，首席宰相（中極殿大學士）夏吉，全力贊助曾銑。而次席宰相（建極殿大學士）嚴嵩，則正積極排除夏言，河套戰略正供給他攻擊夏吉的工具。我們不知道他用什麼方法和用什麼理由，只知道嚴嵩和宦官勾結，在宮廷中秘密下手，終於使朱厚囗作一百八十度改變。一五四八年，當國防部把實施攻擊的詳細作業擬妥，而且剛剛呈請批準時，朱厚囗忽然下了一道諭旨說：“驅逐河套的敵人，出兵是不是有名？糧秣是不是夠用？勝利是不是有把握？曾銑一個人不可惜，而人民受到荼毒，誰負責任？”這是一種當權人物翻臉時特有的口吻——中國人稱之為“官腔”，官腔一出，已不是理性可以解決的了，全體官員大為驚愕，嚴嵩立即公開反對擅開邊釁。於是，曾銑、夏言全被處斬。
土默特部酋長俺答，不因朱厚囗的昏聵而心腸軟化，明年（一五四九），俺答直抵大同、永寧（北京延慶）一帶，大掠而去。又明年（一五五○），攻陷古北口（北京密雲東北），破長城而入，包圍北京。這是上世紀（十五）也先可汗圍城后，北京再次被圍，兩次相距恰恰一百年。朱厚囗驚恐過度，把國防部長（兵部尚書）丁汝夔殺掉泄憤。但他不承認殺錯了曾銑，反而堅稱這正是曾銑妄圖開邊，激起敵人的報復。
北京好容易解圍，俺答殺夠了中國人，搶夠了中國人的財產之後，滿載而歸。但北中國全部暴露在這個蒙古部落的鐵蹄之下，萬里長城在腐敗的邊防軍手中，已不發生作用。俺答幾乎每年都要攻破長城，南下大大地劫掠一次。邊防軍將領們無可奈何，唯有把逃難的一些難民，提來殺掉，當作殺敵報功——其中有多少使人傷心落淚的事迹。然而，俺答年紀漸老，而且他和他的部落人民，都信奉了從西藏傳過來的喇嘛教。開始厭倦戰鬥。七十年代時，又發生了一件桃色事件。遂使他們永無休止的侵略，驀然結束。
桃色事件的男主角就是俺答，女主角是俺答的外孫女三娘子。三娘子美麗絕倫，身為外祖父的老混蛋俺答卻把她納為姬妾。三娘子的未婚夫不答應，跟俺答理論，俺答沒有辦法，只好把孫兒把漢那古的未婚妻，改嫁給三娘子的未婚夫。現在輪到把漢那吉惱火了，他說：“這算什麼話，外祖父娶外孫女，祖父把孫兒媳婦送給別人。”就率領他的家人，逃到中國。邊將們痛恨俺答，一致要求殺掉把漢那吉，幸而大同總督王崇古有政治頭腦，堅持予以保護，又請中央政府委派把漢那吉一個中級軍官（指揮使）的職位。
俺答的原配妻子恐怕她的孫兒被中國殺掉，日夜不停地向俺答哭鬧咒罵，這個老混蛋在頭腦清醒時還是有理性的，他既懊悔又慚愧，於是率領十萬人的強大兵團，越過邊界二直指大同，準備在發現中國殺了他的孫兒后，即發動攻擊。王崇古知道他的用意，派人前去談判和解，保證他的孫兒還結結實實地活着。俺答不肯相信，差遣他的親信到大同窺探，看見把漢那吉穿着中國軍官的制服，正在那兒騎馬取樂。俺答驚喜說：“中國竟沒有殺我孫兒，我從此也不再攻打中國。”
中國北方的外患，就這樣戲劇性的停止。
俺答死後，三娘子掌握大權。她不但美麗，而且極有才幹和見識，她發現跟中國和解，接受中國的封號所得到的賞賜，要比劫掠得到的還要多，所以她始終臣服中國，作為中國的屏藩。本世紀（十六）最後三十年，以及下世紀（十七）初葉，三娘子在世期間，兩國邊界保持一段長期的和平。
七張居正的改革與慘敗
跟俺答和解的前四年（一五六六），朱厚囗逝世，他在位四十六年，帶給中國半個世紀的痛苦。他的死使中國人照例鬆一口氣，由他的兒子朱載垕繼任。朱載垕在位七年，於一五七二年逝世，由他的十歲兒子朱詡鈞繼任。
當朱載垕剛死，朱詡鈞還沒有登極時，首席宰相高拱跟次席宰相張居正，爭鬥激烈。張居正跟宦官巨頭——司禮太監馮保勾結，利用主少國疑，千載難逢的機會，由馮保設下網羅，向朱翊鈞的母親李太后告密說：“高拱在朝堂上向群臣揚言：十歲的孩子，怎麼能擔起皇帝的重任？”高拱即令是一個白痴，也不敢公開講這種殺身滅族的話，但在官場傾軋中，問題不在他講不講，只要有人堅持他講就夠了，李太后顏色大變，立即把高拱免職，擢升張居正為首席宰相。
張居正使用的顯然是一種不尊嚴的手段，但不能責備他，明王朝三百年間，所有高級官員都必須有宦官的支持。只有少數人敢跟宦官對抗，但不是死於詔獄，便是死於窮困。
張居正是明王朝所有宰相中，唯一的敢負責任而又有遠大眼光和政治魄力的一位，不以自己的榮華富貴為滿足，他雄心勃勃，企圖對政府的腐敗作一改革。但他沒有公孫鞅當時的背景和王安石所具有的道德聲望，更沒有觸及到社會經濟以及政治制度不合理的核心，他不過像一個只鋸箭桿的外科醫生一樣，只對外在的已廢弛了的紀律，加以整飭。
主要的措施在於加強行政效率，下級官員必須對中央命令徹底執行，不能敷衍了事。張居正屢次調查戶口、測量耕田、整理賦稅，使負擔過多的窮人減少負擔，使逃稅的“鄉紳”納稅。又大舉裁減不必要的官員，縮小若干機關的編製。最有成績的是，張居正任用水利專家潘季馴治理黃河，任用抗倭名將戚繼光守御北方邊疆。
當戚繼光調任薊遼兵團司令官（薊遼總兵）時，准許他率領一手訓練的擊敗倭寇的浙江部隊。到任后的某一天，舉行閱兵，忽然大雨傾盆，邊防軍竟一鬨而散，只有浙江部隊因沒有得到解散命令，仍在大雨中屹立不動，邊防軍大吃一驚，從此他們才知道什麼是軍紀軍令。這件事說明邊防軍的腐敗（現在我們可以了解萬里長城所以抵擋不住俺答的原因了）和張居正所以進行改革的必要。
然而，我們一再提醒，儒家思想下的中國傳統政治，是反對任何改革的。尤其是本世紀（十六），正是大黑暗時代，對改革的反對當然更加強烈。張居正所作的這種外科醫生的手術，嚴格地說還談不到改革（更談不到高一級的變法了），只不過稍為認真辦事而已。但他所遭到的反對，卻同樣可怕。一是喪失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如被裁減的人員，被增加田賦的“鄉紳”和一部分不能作威作福的宦官。另一是習慣性的反對，儒書上“利不十，不變法”，已成為阻止改革的借口。不幸的是，張居正又因為父親亡故的守喪問題，觸犯了儒家的禮教。
張居正的父親於一五七七年逝世，依照儒家禮教的規定，作兒子的必須辭去官職，回到故鄉守喪三年。只有皇帝才有權下令徵召守喪中的兒子繼續供職。皇帝朱翊鈞倒是下令徵召張居正的，但仍然引起政府若干官員的喧嘩，一種是衛道之士，他們認為縱然有皇帝的徵召，但儒家正統思想不能違犯，不守父母三年之喪，跟禽獸沒有兩樣。另一種是銳進之士，希望張居正馬上退出政治舞台，即令是短期的也好，以便自己擢升。這場爭執雖沒有大禮議事件那麼死傷狼藉，但也熱鬧了一陣。使張居正的仇人佈滿天下。
張居正當權十一年，在一五八二年病死。朱翊鈞已二十歲，蛇蠍性格隨着他年齡的成長而大量顯露，他恨透了在他幼年時對他生活管教過嚴的宦官馮保和在他幼年時對他讀書要求過嚴的張居正。
朱詡鈞十歲時，就經常拷打身邊的宦官和宮女，把這些可憐無助的人拷打到死。馮保向李太后報告，李太后就責罵朱翊鈞，有時候還揍他。有一次李太后暗示他如果不停止凶暴，可能有被罷黜的後果。至於張居正，他兼任皇家教師，往往在朱翊鈞早睡正甜時，強迫他起床讀書。在他讀錯字時，又聲色俱厲地糾正他。
朱翊鈞在張居正死後親政，立即向他們採取報復行動，任命馮保的死敵張減當司禮太監，把馮保放逐到故都南京。接着宣佈張居正的罪狀，下令抄沒他的家產。張居正是荊州（湖北江陵）人。地方官員在諂媚奉承宰相之家十餘年後，為了表示對新當權派的忠貞和對“罪犯”的深惡痛絕，還沒有得到正式命令，一聽到風聲，就派兵把張居正家團團圍住，門戶加鎖，禁止出入。等中央查抄大員張誠到達時，已有十餘人活活餓死。
張居正的失敗是註定的，當時的社會背景絕不允許他成功。他失敗后，十年的改革成果，逐漸化為烏有。一切恢復原狀，黃河照舊泛濫，戚繼光被逐，邊防軍腐敗如故，守舊的士大夫、鄉紳、宦官，一個個額手稱慶。
八第一次保衛朝鮮
張居正死後不久，日本大舉侵略朝鮮王國，中國第一次武裝援助朝鮮。
朝鮮王國和安南王國，是中國南北兩個最忠實的藩屬，他們除了有一位國王和使用一種跟中國大同小異的文字外，事實上可以說是中國的一省。中國是他們的保護者和宗主國，但從不過問他們的內政。
日本帝國在本世紀（十六）有一位巨人崛起，他就是平民出身的大將豐臣秀吉。他統一了全國，擔任國家最高執政官（關白），天皇便成為一個虛名。豐臣秀吉在國內建立了不朽的功業后，日本三島已不能容納他的野心，他決定征服朝鮮。
朝鮮得到日本即將入侵的情報，對於文化落後的蕞爾小國，竟敢動高度文化大國的腦筋，感到不能置信。為慎重起見，一五九O年，特地派遣一個代表團前往日本訪問，調查日本入侵的可能性。代表團於翌年（一五九一）返國，提出兩份內容恰恰相反的報告，團長黃允吉認為日本一定會有軍事行動，副團長金誠一則認為冷戰有可能，熱戰絕不可能。朝鮮國王李(日公)問二人對豐臣秀吉的印象，黃九吉說：“光采煥發，具有膽略。”金誠一說：“雙眼像老鼠一樣，毫無威嚴。”
——判斷，是人類最高智慧的表現。判斷如果錯誤，就必須付出判斷錯誤的代價，小焉者是個人的失敗，大焉者是國家受到傷害，甚至滅亡。對同一現象，竟產生兩種完全不同的判斷（事實上有時候還產生兩種以上完全不同的判斷），跟當事人的智慧見解，生活體驗，以及心理背景，有密切關係。
朝鮮政府經過研究之後，決定採信副團長金誠一的判斷。那時朝鮮的李王朝跟中國的明王朝是一丘之貉，同樣的腐敗渾噩，他們不願意受到攻擊，所以不相信會受到攻擊。
第二年卜五九二），豐臣秀吉統率海陸軍十五萬人，渡過對馬海峽，在朝鮮半島的釜山城登陸。朝鮮不堪一擊，日軍長驅直入，抵達首都王京（漢城）。王京陷落，國王李(日公)逃到北方的開京（開城）。開京又陷落，又逃到更北方的平壤。平壤又陷落，李(日公)於是逃到跟中國一水之隔，鴨綠江畔的義州。日本兵團自四月在釜山發動攻擊，到六月奪取平壤，只不過三個月時間，朝鮮全國八省（道），全部失守，只剩下義州一個孤城。李(日公)向中國告急，他認為復國無望，請求舉族內遷。
中國這時正逢寧夏軍區(口孛)拜兵變，兵力集中在西疆，一時不能調遣。國防部長（兵部尚書）石星就派遣精通日本語文的沈惟敬，作為中國使節，前往日本佔領下的平壤，了解情況。沈惟敬到平壤后，日本大將小西行長表示：“日本無意跟中國為敵，我們願跟中國共同瓜分朝鮮，以大同江為界。中國如果同意的話，日本就撤出平壤，退到大同江以南。”沈惟敬回報，中國拒絕，認為必須維持朝鮮領土的完整與主權的獨立。這一年九月，(口孛)拜事件平息，中國大將李如松率援朝軍出發。
李如松於十二月渡過鴨綠江，跟國王李(日公)會合。明年（一五九三）正月，開始進攻，張居正整頓后的武裝部隊，仍有殘存的優良紀律和戰鬥力，日軍大敗。援朝軍追擊三百餘公里，克複平壤。再追擊一百五十餘公里，克複開京（開城）。日軍節節失利后，在王京（漢城）北十五公里碧蹄館，佈置埋伏，由間諜向李如松報告說：“日本人已放棄王京，向南逃竄。”李如松這時已經被勝利沖昏了頭腦，十分驕傲。他輕騎急追，在碧蹄館陷入重圍，戰馬跌倒，他的頭部受傷，雖然援軍仍將日軍擊退，但損失慘重，銳氣已消。
然而，日本也無力反攻，而且鑒於平壤之敗，不敢固守後勤交通線有隨時被切斷危險的孤城，不久真的放棄王京（漢城），撤退到朝鮮半島南端最初登陸地的釜山。車臣秀吉返回日本，留下小西行長：等候命令。這時除了釜山一城外，朝鮮全國光復。如果換了有些大國，可能會趁此良機，把朝鮮一口并吞。然而中國卻命國王李(日公)不必內遷，還都王京（漢城），李(日公)像中了馬票一樣的大喜過望。
日本退守釜山後，中國援朝軍在外圍佈防。國防部長石星主張談判解決，國王李(日公)也向中國要求如此。這件艱難的工作由沈惟敬擔任，最後中國允諾加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並允許日本貿易，日本則允諾撤出釜山。一五九六年，中國派遣使節團前往豐臣秀吉所在地大阪（當時日本首都仍在京都），舉行冊封典禮，朝鮮也派一個代表團陪同觀禮。然而，日本的談判不過是一個騙局，豐臣秀吉需要時間重新集結兵力。我們一眼就可看出，他不能接受日本國王的封號（好像連精通日本語文的沈惟敬，也不知道日本還有一個高高在上的天皇）。於是等到中、朝兩國代表團抵達大皈之後，豐臣秀吉指摘兩國代表團的代表，官位太低，禮物也太薄，不但瞧不起日本，也瞧不起中國。一方面要求中國懲罰朝鮮，一方面在釜山發動第二次攻勢。
豐臣秀吉的背信，影響兩個人的生命，一是國防部長石星，一是和平使節沈惟敬，這兩位從事和解的人物，被勃然震怒的明政府皇帝朱翊鈞下獄處決。然後命楊鎬、邢玠兩位大將，分別圍堵。楊鎬是著名的債帥人物，他在釜山北方被日本的凌厲攻勢擊敗，死傷慘重，隻身逃脫。幸而邢玠終於擋住了日本陸軍，並用海軍騷擾日本的海上補給線，日軍的處境不久就岌岌可危。
一五九八年，即本世紀（十六）最後第二年，豐臣秀吉在大阪逝世，遺令退軍，留在釜山的日軍才行撤退。其實即令豐臣秀吉不死，日軍因糧道不絕如縷，也會撤退。但豐臣秀臣之死，使他們撤退有名，保持了顏面。
——七世紀時，日本出兵朝鮮半島，還可以說是援助百濟王國對抗新羅王國。本世紀（十六）這一次，則連一個借口都沒有，而是赤裸裸最原始性的對外侵略。假如不是中國干預，朝鮮早已滅亡。日本似乎總是氣咻咻的，稍微有一點力量，就企圖奴役他的鄰國，不管這鄰國對他多麼友善。
這是日本第一次侵略朝鮮，也是中國第一次保衛朝鮮，自一五九二年到二五九八年，歷時七年。日軍撤退後，中國援朝軍也跟着撤退。這是歷史上國與國之間，最標準的無私援助，中國戰士的鮮血，灑遍朝鮮半島，而一無所求。
九陽明學派
當援朝戰役結束時，本世紀（十六）也告結束。
讓我們暫時拋下使人昏眩的政治軍事，走到另兩個寧靜的領域，一是學術思想領域，一是文學創作領域。學術思想領域中，本世紀（十六）興起一種新的思潮，即陽明學派。文學創作領域中，則進入了小說時代，連續出現三部偉大的小說。
我們先敘述陽明學派。
自從紀元前二世紀起，中國的正統思想是儒家學派的崇古思想。紀元後十一世紀，儒家思想中的理學一派，成為儒家思想的正統。大黑暗時代正是理學興盛的時代，理學最大的流弊是嘴上說的和筆下寫的，都是仁義道德，而行為上不能實踐，以致滿坑滿谷的仁義道德，都成了專門外銷給別人的出口貨，陽明學派針對這種流弊而生。
陽明學派的創始人王守仁，是一個多方面發展的人物，他的一生遭遇比理學派創始人之一的朱熹，要複雜曲折得多，社會地位和事業成就，也比朱熹為高。王守仁當過小官，下過詔獄，受到最屈辱的廷杖。但也當過大官，統過大軍，擒過叛王，撲滅過民變，最後被皇帝封為怕爵。
王守仁於本世紀（十六）初，當南京國防部的科長（南京兵部主事），因為竭力拯救被宦官誣陷的朋友，觸怒了大宦官劉瑾，被逮下錦衣衛詔獄，打四十廷杖，然後貶竄到距首都航空距離一千七百公裡外的龍場驛（貴州修文），擔任驛站站長（驛丞）。龍場在當時是一個荒涼的地方，人跡罕至，王守仁的前途一片沮喪和絕望。但就在那裏，使他過去一直感到困擾的，理學家們何以言行不符的醜陋現象，豁然開朗地得到了解決方法。王守仁曾築室陽明洞，研討學問，人稱陽明先生。他的學說被稱為陽明學說，包括下列兩個主題：
一致良知
二知行合一
致，即實行。良知，即心理上的自覺。王守仁的要求是，既然知道這個道理，就要去實行這個道理。實行這個道理，就是知行合一。僅僅自命為知道了而不去實行，那就不能稱之為真正的知道了，人性的敗壞的主要原因在此，真正的知識離不開實踐。
自從十二世紀朱熹利用白鹿洞書院講學，以傳播理學思想，講學即成為高級知識分子傳播知識的重要手段。講學跟學校不同，講學是公元前五世紀孔丘式的（在西方，柏拉圖也是採取這種方法，因而被稱為柏拉圖式的），純以教師個人為主，沒有肄業年限，也不限定授課的場所。這種講學的方式最大的優點是，可以避免對自己的理論建立嚴謹的課程，教師只是隨時隨地的，想到那裏，講到那裏。學生們固然可以追隨教師數十年，但也可以只交談幾句話，即恍然大悟，滿載而去。王守仁即用這種儒家學派的傳統方法，傳播他的學說。當一五一九年，朱宸濠親王在南昌（江西南昌）叛變時，王守仁正擔任江西省南部軍區司令官（南贛巡撫），他率領大軍，迅雷不及掩耳地進攻南昌，把朱宸濠擒獲。即令在如此軍事倥傯之際，他仍然講學不輟，從各地投奔他的學生，跟他的衛士一樣，他走到哪裏，學生們跟到哪裏。
陽明學派對理學學派是一個正面的打擊，至少儒家陣營中已并行有兩支主流。但使理學家痛恨的是，陽明學派顯然在指責理學家都是假仁假義、只說不做的騙子。尤其當理學家發現這種指責大部分竟然都是真實時，更惱羞成怒，把王守仁形容為僅次於贏政大帝的第二號魔鬼。兩派人物不久就排擠鬥爭，把自己納入君子系統，把對方納入小人系統，互相用惡言咒罵。
可是陽明學派思想比理學學派更近一步的接近佛教神秘主義的禪機，陽明學派的“良知”，不是靠科學方法獲得，而是跟得道的高僧一樣，完全靠領悟獲得。佛教中觀音菩薩可以用一句話點破凡夫俗子的悟性，使他成為神仙，陽明學派更注意這個契機。而領悟是獨佔的，不能公開驗正。於是，到了後來——王守仁逝世一百餘年的下世紀（十七）中葉時，陽明學派遂走入空疏的幻境，一些墮落的陽明學家跟酒肉和尚一樣，認為貪贓枉法，照樣可以使自己成為聖人，引起理學家的反擊，遂轉衰落。
十三部小說
其次，我們敘述三部小說。
中國文學的發展，像一列車廂分明的火車，從紀元前五世紀的《詩經》，發展到紀元前四世紀的《楚辭》，再發展到紀元前二世紀的漢賦，然後發展到八世紀的唐詩，十一世紀的宋詞，十三世紀的元曲。到了本世紀（十六），則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小說時代，有三部代表中國文學高度成就的長篇小說，先後出現。
三部小說是：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施耐庵的《水滸傳》、吳承恩的《西遊記》。
《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有人說他是浙江杭州人，有人說他是山西太原人。有人說他是十四世紀人，有人說他是上世紀（十五）跟本世紀（十六）之間的人。我們不知道正確答案，只知道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的小說家。
《三國演義》是一部歷史文學，描寫第三世紀三國時代——曹魏帝國、蜀漢帝國、東吳帝國，對抗的經過和最後終於統一的故事。這些多采多姿的故事，早就在民間流傳。第十世紀后，曾出現講述這些故事的稿本，那時還沒有“小說”這個名詞，只稱為“評話”。到了本世紀（十六），羅貫中用他的才華把它們加以整理組織，遂成為一部有文學價值的巨著。在這部小說中，蜀漢帝國的宰相諸葛亮，被塑造成一個會呼風喚雨、神機妙算的道教巫師。大將關羽，因他對義兄劉備私人的效忠精神，被稱為忠義人物的典型，死後且被世人尊為神抵。另一位大將張飛，以直爽魯莽、粗獷聞名於世。中國古典戲劇中有太多的主題，取材於這部小說。
《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身世跟羅貫中一樣，歷史上沒有確實的記載，據說曾當過錢塘（浙江杭州）倉庫的管理員。我們姑且猜測他生在羅貫中之後，因為他寫的《水滸傳》，用的是流暢而成功的白話文（《三國演義》還是用文言文，雖然是很通俗的文言文），這是他大膽的革命創舉。
十二世紀初葉，宋王朝酒肉皇帝趙佶在位時，曾經有三十六個騎士人物，以山東省梁山泊為根據地。梁山泊是山東省梁山縣梁山之下的窪地湖，古代鉅里澤的遺址附近。十二世紀時，黃河潰決，遂成為一片汪洋。這三十六個行俠仗義的騎士人物，縱橫華北大平原，專殺人民所最痛恨的貪污官員和土豪惡霸，搶劫富家的財物，救濟貧民。這種行為被廣大的群眾歌頌為“替天行道”。騎士們生龍活虎般的故事，在民間流傳已達數百年之久。但直到施耐庵手中，才被組織成為一部文學價值和社會史價值同樣高的巨著，而三十六個騎士，也增加三倍，成為一百零八位梁山泊好漢。
全書精神是一種“官退民反”的痛苦吶喊，施耐庵用無懈可擊的佈局和深刻的分析，把每一個騎士，由守法畏官的善良小民，到被逼上梁山泊，成為官員心目中的萬惡匪徒。他們轉變的過程，都有細膩的描繪。每一個角色所遭受的迫害都不一樣，但不甘心死於迫害，挺而走險的結局卻是一樣。我們可舉出書中第一個出現的主角之一的林沖作為說明：林沖是宋王朝政府禁衛軍的一位中級軍官（八十萬禁軍教頭），宰相的兒子看上了林沖美麗的妻子，在調戲強姦失敗后，宰相即拿出傳統的“誣以謀反”的冤獄手段，把林沖逮捕判刑，貶竄到邊荒地區做一名看守草料的士兵。但他的妻子拒絕改嫁，仍盼望遇到大赦，丈夫得以回家團聚。宰相為了斷絕她的盼望，採取進一步的行動，於是當地負責的軍區司令官，派了兩個爪牙，乘着大雪之夜，到草料場中縱火。這是一個毒計，如果把林沖燒死，固然達到目的。即令不能燒死，林沖焚毀了軍用物資，也逃不了軍事法庭死刑的處決。林沖在大火中死裏逃生，正要去司令部報告時，卻聽見兩個爪牙在興高采烈地談論這個陰謀。林沖把他們殺掉，然後發現自己“有國難奔，有家難投”，唯一的一條路是，到梁山泊當強盜。
——《水滸傳》跟《三國演義》，同是中國人最歡迎的文學作品，但《水滸傳》卻受到儒家系統的厭惡，因它暴露了中國不斷民變的內幕，太富於反抗精神。
《西遊記》的作者吳承恩，他是三位作者中唯一敢確定籍貫和時代的一位。他是南直隸（江蘇省）淮安府山陽縣（淮安市）人，生於本世紀（十六）第一年（一五○○），死於一五八三年，活了八十四歲高齡。
《西遊記》也是民間流傳下來的故事，由吳承恩把它綜合成為一部巨著，描寫七世紀唐王朝高僧玄類前往印度尋求佛教經典的故事（唐僧取經）。玄奘在西行路上，收了三個妖怪作為他的門徒。即猴精孫悟空、豬精豬八戒、水怪沙和尚，還有一匹由白龍變化而成的白馬。孫悟空神通廣大，能力高強而心腸善良。豬八戒具有人類所有的弱點：自私懶惰、貪吃貪財、投機取巧、喜歡說讒言和挑撥是非。沙和尚則是平凡的鄉愿，既沒有特殊長處，也沒有特殊的短處。他們組成了一個奇異的武裝旅行團，從中國到印度，沿途共遇到八十一次災難，每次都因為玄奘或豬八戒的錯誤而發生，每次也都靠孫悟空鍥而不捨的忠心和努力，拯救出險。
《西遊記》曾引起很多學者研究它的涵義，有人說是宣揚佛教，有人說是宣揚佛道儒三教合一，有人說是描寫人物的善惡兩面，有人說是諷刺明政府的黑暗，有人說它只是吳承恩的遊戲之筆。我們感覺到應注意兩點，第一，《西遊記》中人物，除了玄奘一人外，其他全屬虛構。八十一次災難，每一難有每一難的特色和情趣，從開始到結束，都不相同，這是一種豐富的想像力。第二，《西遊記》是一部幽默作品。書中人物連篇累牘的對話和動作，都使人作會心的微笑。而想像力和幽默感，正是中國儒家知識分子——無論他是理學派或陽明學派，所最缺少的東西。
這三部小說在中國早已家喻戶曉，歷時數百年，直到二十世紀都被愛好不衰。幾乎所有中國人都熟悉書上的每一個人物和書上發生的每一個故事。對這些人物和故事，無不能娓娓道來，如數家珍。我們認為說下面的話並不過分：要想了解中國，在這三部小說中可找到寶貴的答案。三部小說在此後所發揮的力量和對中國人的影響，超過儒家系統的《四書》、《五經》百倍。
十一東西方世界
一五○八年（劉瑾大發威風，命中央政府高級官員跪奉天門），西班牙征服古巴。
一五一七年（親王朱宸濠叛變前二年），（一）葡萄牙商人到廣州，歐洲跟中國海上的直接貿易，從此開始。（二）威丁堡大學神學教授馬丁路德，焚毀教皇李奧十世紀出售贖罪卷的諭旨，宗教革命爆發。
一五一九年（親王朱宸濠叛變，酒肉皇帝朱厚照下詔親征，乘機遊盪江南），（一）西班牙國王查理五世資助船長麥哲倫作第一次環球航行。（二）西班牙征服墨西哥。
一五二○年（朱厚照在江南廣索民間婦女，隨從的宦官和士兵軍官，更為橫暴），麥哲倫船隊穿過麥哲倫海峽，進入太平洋。
一五二一年（朱厚照病死，堂弟朱厚囗即位，大禮議事件起），麥哲倫到菲律賓群島，被當地居民所殺。
一五二八年（王守仁討伐廣西民變），蒙古酋長巴卑爾（帖木兒可汗五世孫）進攻印度，陷德里城，建莫卧兒帝國。
一五四二年（首席宰相夏言與次席宰相嚴嵩，鬥爭正烈），西班牙征服菲律賓群島。
一五四三年（宮女楊金英集團謀殺朱厚囗失敗），波蘭學人哥白尼逝世，所著《天體運行論》發表，揭示地球非宇宙中心，太陽乃宇宙中心。
一五四七年（朱厚囗誣殺夏言前一年），莫斯科公國大公伊凡四世（恐怖伊凡），改稱沙皇，俄羅斯帝國出現。
一五五四年（倭寇正擾東南一帶），英國女王瑪麗（血腥瑪麗）迫害新教徒。
一五七二年（朱詡鈞即位，張居正當權），法國皇太后喀德琳下令屠殺新教徒，史學家稱“聖巴托羅纓慘案”。
一五八八年（張居正死後第六年），西班牙無敵艦隊進攻英國失敗，自此西班牙沒落，英國取而代之。
一五九八年（保衛朝鮮戰役結束），日本最高執政官（關白）車臣秀吉逝世，託孤於部將德川家康、毛利輝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