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第十四世紀

征服中國的蒙古人，在中國人民不斷地反抗下，於本世紀八十年代，全部被逐出中國本土，回到他們原來的瀚海沙漠群故地。他們所建立的蒙古帝國和子國之一的元帝國，也隨之煙消雲散。山搖地動般擴張征服的帝國勛業，成為過去，只遺留下片斷的歷史陳跡。

代替蒙古人而起的是中華民族組成的明王朝，一個純中國人的王朝。

不過，這並不等於中國人惡運結束，反而是一個更漫長黑暗的開始。

一蒙古對中國的統治

馬可波羅所見的杭州市廛，是中國都市的外貌。馬致遠筆下的元曲，是士大夫地主階層在象牙塔中的安閑生活。事實上大多數中國人都在水深火熱中，接受亡國奴的待遇，包括馬可波羅所稱道的杭州那些衣服華麗的男女人民。

蒙古人在上世紀（十三）曾發揮出他們可驚的軍事才能，締造一個空前龐大帝國。但他們的政治才能卻遠為落後，這是由於他們的文化更為落後之故。蒙古人向外擴張，並沒有任何政治理想，如中國儒家學派所倡導的弔民伐罪，也沒有任何高級情操的動力，如基督教、伊斯蘭教傳播福音到天涯地角。蒙古人向外擴張的目的，只有兩個：一是掠奪財富；一是滿足征眼慾望。了解蒙古帝國的野蠻本質和立國精神，就容易了解漢人所受迫害的沉重。

蒙古人根本輕視漢人，所以列為第三等和第四等國民。在蒙古人眼中，漢人除了供給他們固定的田賦外，沒有別的用處。而中亞人（色國人·回回）則不然，他們在商業上的貢獻，要超過漢人很多倍。蒙古人上自親王公主，下至小民，都願意把銀幣借給中亞人，以收取利息。一兩紋銀的利息，十年後能高達一千零二十四兩，這是一種恐怖的剝削，當時稱為“羊羔兒息”，只有中亞商人付得起。——方法很簡單，必要時，中亞商人只要向地方政府報案，說他在途中被盜匪搶劫，地方政府就得如數賠償。所以漢人自然要比中亞人低一等或低二等。第一任大汗鐵木真即曾規定，殺蒙古人的償命，殺中亞人的罰黃金四十巴里失（一巴里失大概摺合二兩銀幣），而殺死一個漢人，只要繳一頭毛驢的價錢就可以了。遇到征伐戰爭，差別待遇較平時更甚。像上世紀（十三）一二八六年，為了明年進攻安南王國，徵用全國馬匹，中亞人三匹馬中只征兩匹；而漢人的馬，無論多少，全部徵收。以後不斷征馬，每次如此，漢人的馬就成為珍品。

蒙古統治中國，從基層起就有嚴密而徹底的控制。每二十家編為一“甲”，首長稱“甲主”，由政府委派蒙古人充當。這蒙古人就是這二十家的總管，這二十家就是這蒙古總管的奴隸，衣服飲食，他可以隨心索取，女子和財產，他更可以隨心所欲。元政府有嚴厲規定：禁止漢人打獵，禁止漢人學習拳擊武術，禁止漢人持有兵器，禁止漢人集會拜神，禁止漢人趕集趕場作買賣，禁止漢人夜間走路。

“甲主”以上的地方政府首長，全由蒙古人擔任。當蒙古人不夠分配，或中亞人賄賂夠多時，則由中亞人擔任。蒙古官員大多數是世襲的，每一個蒙古首長，如州長、縣長，他所管轄的一州或一縣，就是他的封建采邑，漢人則是他的農奴，他們對漢人沒有政治責任，更沒有法律責任。蒙古嬰兒和幼童，往往很早地就繼承了州長縣長的位置，他的家人和侍奉他的奴僕，構成一個小型的宮廷。蒙古人都不會漢話，不識漢字，地方官員如此，中央官員也如此，蒙古大汗更很少會漢話和漢字。一百年間的政權，也只有兩個漢人出任過宰相，一是上世紀（十三）帝國初創時的史天澤，一是本世紀（十四）帝國瓦解前夕的賀惟一，而賀惟一早已蒙古化，改名拓拔太平，忠於蒙古超過忠於中國。正因為這種緣故，蒙古大汗是以奴隸總管的身分，控制中國，所以對漢人毫無感情，對中國文化，自尊心也不允許接受。

蒙古官員的貪污腐敗，跟他們的初期武功一樣，在歷史上也屬空前。本世紀（十四）初一三○三年，第八任大汗鐵木兒曾大力整頓官吏，一次就有一萬八千四百七十三個貪官撤職。然而他不能堅持下去，他的後任大汗復行放任，以致每一個蒙古官員都是一個百萬富翁。而蒙古帝國特徵之一是官員特別多，一塊玉石的發掘或一張弓的製造，都會有若干官員管理，所有官員都靠貪污勒索維持高級享受。帝國的繁重賦稅，也是促成貪污腐敗的要素之一，他們最初是採取包商制，上世紀（十二）第二任大汗窩闊台時，曾打算把元帝國的賦稅，以一百四十萬兩銀幣包給中國籍巨商劉廷玉，大臣耶律楚材極力反對，才算作罷。可是不久中亞維吾爾籍巨商奧都喇合蠻出價二百二十萬兩時，窩闊台怦然心動，終於包給了他。以後每一位大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財稅上，他們不知道鼓勵生產，只知道盲目而兇惡地剝削。本世紀（十四）三十年代全國各項賦稅，平均額較上世紀（十三）七十年代，幾乎增加一百倍，這都出在中國人身上。

然而，僅只上述的這些壓榨，痛苦還是輕微的。更大的迫害是賜田制度，蒙古大汗可以隨時把漢人視如生命的農田，連同農田上的漢人，賞賜給皇親國戚——親王公主或功臣之類。宋帝國破滅后所舉行的一次賞賜中，少者賞賜數十戶數百戶，多者竟賞賜十萬戶。每戶以五口計，一次就得到五十萬個農奴。漢人忽然間失去他祖宗傳留下來的農田，而自己也忽然間從自由農民淪為農奴，沒有地方可以申訴。除了大汗的威力無法抗拒外，任何一個蒙古人，都可以隨意侵佔，他們經常突然間把漢人從肥沃的農田上逐走，任憑農田荒蕪，生出野草，以便畜牧。

蒙古帝國暴政中最特殊的一項是吐蕃宗教國的僧侶，世人稱他們“喇嘛”、“西僧”、“番僧”。這些以慈悲為懷，普渡眾生的所謂活佛，卻是漢人的災難之一。大汗既然尊稱“法王”為國師，無論這種尊崇是政治性的，或出於真誠的信仰，結果都是一樣，即喇嘛在蒙古帝國所屬的元帝國中，具有強大力量，雖然還未到干涉政治的程度，但對漢人逞暴，卻綽綽有餘。像江南佛教總督楊璉真伽，駐紮杭州，把宋帝國皇帝和大臣所有的墳墓，全都發掘，挖取陪葬的金銀珠寶；並且至少有五十萬戶農民（約二百五十萬人）被他編為寺院的農奴。喇嘛所過之處，隨從如雲，強住漢人住宅，把男子逐走，留下婦女陪宿。第九任大汗海山對喇嘛教尤其狂熱。本世紀（十四）一三○八年，海山下詔說：“凡毆打喇嘛的，砍斷他的手。凡詭罵喇嘛的，割掉他的舌頭。”幸而皇弟愛育黎拔力八達，極力反對，才收回成命，但喇嘛仍受到形勢的鼓勵。他們在街上很少買東西，只逕行奪取。一個柴販曾向大都（北京）留守長官（留守）李壁伸訴，李壁正在處理時，眾喇嘛已手執木棍，呼嘯而至，把李壁摔倒痛毆。李壁向大汗控告，大汗立即下令赦免喇嘛。又一次，喇嘛跟一位王妃爭路，竟把王妃拖下車輛，拳腳交集，大汗的反應仍是下令赦免喇嘛。對高階層統治者還是如此，居於最下層的漢人，可以推斷出所承受的蹂躪。

漢人知道，苦難不僅來自暴政，而更是來自韃子——韃靼。韃子，是漢人對蒙古人輕侮的稱謂。除非剷除韃子，解除頸子上亡國奴的枷鎖，暴政不會停止。

二漢人激烈反抗

蒙古暴君不久就跟遼帝國第二任皇帝耶律德光一樣，發現中國人並不像他們想像中那麼容易奴役。就在蒙古帝國鼎盛的上世紀（十三）八十年代，江南即爆發抗暴革命二百餘起。蒙古用殘酷的殺戮來鎮壓，但再多的流血都堵不住全民族憤怒的火山口，漢人的反抗，跟蒙古人的統治相終始。

本世紀（十四）二十年代之後，隨着蒙古帝國內部日增的腐爛，各地民變更不可遏止。四十年代時，僅山東、河北地區，就有三百餘起農民暴動。——這比六世紀北魏帝國領土的民變，超過十倍，可看出蒙古統治者比鮮卑統治者的殘暴程度更要嚴重。遍地戰亂一定引起災荒，旱災果然大規模發生，赤地千里，最慘重的是黃河下游，饑饉逼人發狂，互相襲擊烹食。一三四四年，黃河又在白茅堤（河南蘭考東北）決口，向東傾瀉，六百公里狹長地帶上的村莊和人民，全被淹沒，直入黃海。河水泛濫所及，又增加數十萬無處投奔的饑民，成為武裝群眾無盡的兵源。在千百個群眾領袖中，以下頁表中所列六個人物，給蒙古統治的傷害最大：

上表顯示出兩個特徵，第一、群眾領袖都是平民出身，沒有一個是士大夫。說明士大夫愛國的言論多於愛國的行動，即令有行動，也沒有影響力。第二、推翻蒙古統治的，只有民變而沒有政變和兵變，說明在蒙古帝國里，政權、軍權都在蒙古人手中。蒙古人認為僅此一點，漢人就無可奈何，料不到民變一旦發生力量，跟政變、兵變一樣地具有摧毀性。

正當漢民族革命排山倒海而起之際，蒙古帝國政府卻在決策上犯了一項錯誤，即引使黃河恢復故道。工程由宰相脫脫親自主持，一三五一年，徵調民夫十七萬人，用五個月工夫，把白茅堤（河南蘭考東北）決口堵塞，使黃河仍向東北流入渤海。這本是一件建設性的偉大工程，但它選錯了時間，尤其是用錯了方法；在人心沸騰的年歲中，把十七萬滿懷怨恨的勞工，從他們的家鄉強逼徵調，集中在一起。完工之後，又沒有妥善安置，而任他們向四方流散。劉福通早就命他的教徒，刻一個一隻眼的石人，背上寫着：“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埋在黃河故道黃陵崗（河南蘭考東北）附近。當民夫在施工中把這個石人掘出來的時候，人心大為震動。工程完畢后，除了少部分還鄉外，大多數都集結在劉福通的紅巾之下，成為主力。紅巾，跟二世紀的黃巾一樣，是劉福通抗暴力量所使用的一種標幟。

就在同年（一三五一），群眾領袖之一的徐壽輝稱帝，建立天完帝，佔領長江中游，派軍進入江南，掃蕩蒙古勢力。劉福通於一三五五年，迎立白蓮教故教主韓山童的兒子韓林兒稱帝，建立韓宋帝國，佔領淮河流域和黃河以南地區，整個中原進入掌握。

白蓮教是佛教中的一個神秘支派，以反抗暴政為重要宗旨，就是韓山童開創的。韓山童曾宣稱：“白蓮花開，彌勒佛降世。”設立白蓮會，吸收信徒。

——關於漢人的抗暴革命，有一個流傳甚廣的民間故事。據說，劉福通最初在穎州（安徽阜陽）發動民眾暴動時，因蒙古“甲主”監視嚴密，漢人既不能聚會宣告，又不能派人逐家傳遞消息，無法約定同一時刻舉事。於是劉福通請“甲主”准許向家人分送像月亮一樣的圓形甜餅，稱為月餅，以便漢人為大汗祈福。“甲主”允許了，而月餅中夾有中國字寫的字條：“八月十五日殺韃子。”漢人準備妥當，當晚夜半，所有“甲主”和他的家族，都死在漢人棍棒之下。

——金帝國和蒙古帝國崩潰時，凡在中國的女真人和蒙古人，幾乎全部被漢人屠殺，連懷中的嬰兒都被摔到石階上，腦漿迸裂，作母親的還沒有哀號出聲音，已死於亂刀之下，凶慘不忍卒睹。然而這是可以理解的，漢人所負的是民族深仇。女真和蒙古統治階層的殘忍屠殺，舉世皆知，對被稱為“蠻子國”的漢人，更加輕蔑。像興化（福建莆田）不過一個小城，上世紀（十三）蒙古兵團攻陷它，全城男女被屠之後，就血流有聲。侵略者必須付出代價，即令本身沒有付出，後裔也要付出。這種付出使人對佛教的因果報應，發生聯想，會禁不住悚然嘆息。

韓宋帝國宰相劉福通是反抗蒙古統治最偉大的民族英雄，他毫無私心地用他新興的武裝力量，打擊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蒙古帝國。一三五八年，他於攻陷開封（河南開封）作為首都后，即向蒙古發動總攻，分三路進兵。東路由大將毛貴率領，攻山東省；西路由大將白不信率領，攻陝西省；北路由大將關先生率領，攻上都開平（內蒙古正藍旗）。東路兵團於掃蕩了山東省蒙古人的勢力后，直指大都（北京），挺進到距大都只五十公里的柳林村蒙古第十八任大汗脫歡帖木兒，一個標準的亡國型君主，手足失措，準備放棄大都，向北逃亡。但宰相拓拔太平（即漢人賀惟一）堅持固守。毛貴攻擊不順利，孤軍不能久留，仍退回山東。西路兵團深入關中（陝西省中部）后，戰敗潰散。只北路兵團勢如破竹，穿過山西，摧毀蒙古所有抵抗，攻陷開平。開平距作為首都的大都只二百八十公里，我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不南下攻大都，先行把蒙古大汗擒獲。北路兵團沒有這樣做，卻向東推進，攻陷遼陽（遼寧遼陽），進入高麗王國（朝鮮半島），高麗向北路兵團投降。可是，這批所向無敵的革命部隊，經過長途遠征，軍紀已全部敗壞，引起高麗人民極大的痛恨。高麗有計劃地出動大批美女，跟戰士們交往纏綿，男子們則乘機把他們的戰馬和武器藏匿。一切妥當后，發動反擊，包括關先生在內，大部分被殺。只剩下萬餘人輾轉脫險，逃回中國，又被盛怒等待他們的蒙古人，一網打盡。

韓宋帝國三路出征，把自己的力量完全消耗。但蒙古帝國的牆基，卻被掘空，只需要最後輕輕一推。

三明王朝興起

對蒙古帝國最後一推的是朱元璋和他所建立的明帝國。

朱元璋是韓宋帝國的將領之一，他生於一個極度貧苦的家庭，父母雙雙死於瘟疫，他以一個孤兒，投入他故鄉鍾離（壕州·安徽鳳陽）皇覺寺當小和尚，供大和尚當役使。然而遍地混戰又把廟院毀掉，他只好鋌而走險，去當“盜匪”，投奔變民領袖郭子興。郭子興欣賞他的才幹，把好友的女兒馬氏嫁給他，用他作自己的衛士，以後又任命他當軍官，逐漸擢升到重要地位。韓宋帝國建立后，郭子興這支武裝力量即行歸附。郭子興不久逝世，韓宋政府任命郭子興的兒子郭天敘當司令官（都元帥），朱元璋當副司令官（副都元帥），渡長江南征。朱元璋這時野心勃勃，決定排除他的思主之子。在進攻集慶（江蘇南京）時，朱元璋的好友陳野先叛變，把郭天敘殺掉。然後朱元璋再把陳野先殺掉。韓宋政府無法作深入地追究，只好任命朱元璋接任司令官兼江南省省長（江南行省平章事）。朱元璋攻陷集慶（江蘇南京）后，改名應天，即作為自己的根據地。當時全國都在對蒙古人苦鬥，只朱元璋不然，他的作戰目標不是蒙古，而是中國人的其他抗暴力量。當韓宋帝國三路出兵向蒙古總攻的時候，朱元璋卻在南方擴張——表面上看起來是韓宋帝國擴張。

就在同時，立國十年的變民政權天完帝國內亂。一三六○年，宰相陳友諒政變，把皇帝徐壽輝殺掉。陳友諒上台，改稱陳漢帝國，建都武昌（湖北武漢）。駐紮在成都（四川成都）的天完大將明玉珍得到消息，宣佈獨立，於一三六二年，遷駐重慶（四川重慶），建立明夏帝國。至於早期起兵的李二，早已戰死。而張士誠和方國珍，在接受蒙古元政府的官爵后，表面上臣服蒙古，實際上仍保持自己獨立王國的割據局面。

經過三十一年的改朝換代混戰，勝利最後屬於朱元璋。

一三六三年，朱元璋跟陳友諒在波陽湖決戰，陳友諒的運氣太壞，當戰鬥正酣時，他從船艙中偶爾探頭出來，竟被流箭射死。兒子陳理年幼，不能統率他的部隊，明年（一三六四），投降朱元璋。陳漢帝國立國五年而亡。

一三六六年，韓宋帝國受到張士誠的攻擊，宰相劉福通戰死，皇帝韓林兒出奔滁州（安徽滁州）。朱元璋請求遷都到他所控制下的應天（江蘇南京），並派軍隊前往奉迎。一切儀式都十分隆重，充分顯示一個將領對皇家的忠貞。然而，到了瓜步鎮（江蘇六合），登上長江的龍舟之後，奉迎的軍隊卻把韓林兒推入長江溺死。韓宋帝國立國十二年而亡，它像蠟燭一樣，毀滅了自己而照亮別人。朱元璋奪取了寶座后，於一三六八年即位，建立明王朝。——這是一個長命政權，長達二百九十四年。

一三六七年，朱元璋兵團攻入平江（江蘇蘇州），張士誠被擒，送往應天，自縊而死。朱元璋另一兵團攻入浙江，方國珍投降。

一三六八年，距劉福通集結黃河勞工，反抗蒙古暴政已十七年，朱元璋才正式面對蒙古帝國。不過這時的蒙古，已不是十七年前的蒙古了，牆基已空。朱元璋兵團在大將徐達率領下北伐，進抵通州（北京通縣），距大都（北京）二十公里。蒙古大汗脫歡帖木兒再度手足失措，拒絕任何固守決戰的建議，帶着妻子兒女和親信大臣，向他祖先鐵木真、忽必烈所來自的北方沙漠逃走。徐達比毛貴幸運，他輕而易舉地克複大都（北京）。

一三七一年，朱元璋兵團攻入四川，明夏帝國立國十年而亡。

一三八一年，蒙古在中國版圖上最後一塊領土雲南，被朱元璋兵團奪取，鎮守雲南的親王把匝刺瓦爾密，在逃亡途中自殺。蒙古人至此全部被逐出中國，蒙古帝國自上世紀（十三）一二六四年，遷都大都（北京），到一三八一年雲南陷落，統治中國共一百一十八年，作了一百一十八年漢人的奴隸總管。

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接替元帝國的疆域，只漠北地區不包括在內，那裏是蒙古帝國本土。明政府把全國劃為下列的十五個行政區域：

本世紀（十四）內，明王朝首都設在應天（江蘇南京）。下世紀（十五）一四二一年，遷都蒙古帝國故都大都改名的北平。即將應天改作南京，而將北平改名順天，作為北京。從本世紀（十四）開始，中國地名變化較少，大多數保留到二十世紀。所以我們的夾注工作，也可大為減少。古地名是研究歷史最大的煩惱之一，使人有一種懸空行走，無法足踏實地的感覺。本世紀（十四）之後，歷史舞台因地名熟習的緣故，似距離我們更近。

四朱元璋的大屠殺

明政府統一中國，漢人自然地升起一種願望，認為蒙古統治的黑暗時代已經過去，漢民族自己建立的政府，應該跟歷史上若干偉大的王朝一樣，至少在開創初期，呈現一片蓬勃祥和的欣欣向榮氣氛。

這種願望並不奢侈，然而，中國人的命運太壞，他們所遇到的政治領袖，不是劉邦，不是李世民，而是朱元璋，現實走上一條更黑暗的道路。朱元璋不久就發動有計劃地合法屠殺，完全採用七世紀來俊臣的冤獄手段，但殘酷的程度，卻使來俊臣所作的，看起來好像兒戲。

最重要的兩次行動，一是胡惟庸冤獄，一是藍玉冤獄。

胡惟庸是朱元璋的宰相，極有才幹。在本質上，自卑感過重的領袖跟有才幹的幹部不能並存。一三八○年，“有人”告發胡惟庸謀反，勾結東方大海中的日本，準備在宴會上殺掉朱元璋（參考來俊臣的《羅織經》，就可了解，當權人物決心除去某人時，自會“有人”告發他謀反）。朱元璋把胡惟庸磔死，屠滅三族。

過了漫長的十年，到了一三九○年，朱元璋的獸性再度發作，宣稱，他又發現已死的胡惟庸的新陰謀和新同黨，於是展開全面逮捕，連朱元璋最尊敬的開國元老，七十七歲的宰相（太師）李善長，都包括在內，共處決二萬餘人。朱元璋還編撰一本書，名《奸黨錄》，附錄李善長的供詞，昭告全國。

三年後，一三九三年，朱元璋發動第二次屠殺。“有人”告發大將藍玉謀反，立即逮捕下獄。然後發表藍玉的供詞，藍玉在供詞中承認準備發動兵變。於是藍玉被磔死，滅族。根據口供牽引，被滅族的有一萬五千人，其中有一個公爵，十三個侯爵，二個伯爵。若干人早已死亡，但朱元璋的法律是追溯既往的，所以死者的子孫仍要抵罪。朱元璋又編撰一本書，名《逆臣錄》，昭告全國。

朱元璋兩次大屠殺的對氛都是他初起兵時親如手足的患難朋友。他們為朱元璋效命，當他們以為可以分享富貴時，卻無到朱元璋的毒手。然而，這兩次大屠殺不過只是整批死亡。事實上朱元璋每天都在屠殺，像皇太子的教師宋濂，朱元璋尊稱他是“聖人”，來往宮中，如同一家，因他孫兒牽涉到胡惟庸案中，乃貶竄而死。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劉基，他的高度智慧使朱元璋如芒刺在背，終於把他毒死，反而宣稱是胡惟庸毒死的，故意向宰相之一的汪廣洋詢問是否知道。汪廣洋不明了朱元璋的用心，回答說不知道。朱元璋大怒，立即把江廣洋貶竄，等他走到中途，再下令把他絞死。平定雲南的大將傅友德，父子同時賜死。平定廣東的大將朱亮祖，父子同時被鞭死。大臣李仕魯在金鑾殿上表示堅決辭職，朱元璋認為看不起他這個皇帝，教武士摔死階下。在所有共患難的老友之中，只有三個人保全生命，沒有被扣上謀反的帽子。一是常遇春，一是徐達，一是湯和。常遇春運氣最好，早早的就病死。徐達事實上死於處決，他患一種疽瘡，最忌鵝肉。朱元璋偏偏送了一碗鵝肉給他，並命送鵝肉的宦官在旁監督着他吃掉，徐達一面吃一面流淚，當晚毒發逝世。所以事實上只有湯和一個人活的最久而且善終。他逝世后，他的家族暗暗慶祝。

本世紀（十四）最後三十年，中國成為恐怖世界。官員們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妻子訣別，到晚上平安回來，合家才有笑容。首都應天（江蘇南京）如此，全國各地皆然。朱元璋在各州縣設有“錄皮亭”，官員一旦被指控貪污，即被剝皮，懸皮於亭中，以示警戒。根據統計，中央政府副部長以下和南直隸（江蘇省及安徽省）一省大小官員，因貪污罪名死於監獄或被判決作苦工的，每年都有數萬人。而嚴厲的追繳贓款制度，更使大逮捕向四方蔓延，全國中等以上人家，幾全部破產。

嚴懲貪污使人歌頌，但問題在於訴訟法，即被指控貪污的官員，是不是真的貪污。在酷吏酷刑之下，連滅三族的謀反罪名，都坦承不諱，更何況僅殺一身的貪污。不過真正的恐怖並非死刑，而是追贓。死刑一死即了，追贓則遺禍無窮。死囚的財產不足以賠償贓款時，在拷打中只好供出曾寄存某家若干，於是某家即被摧毀。如果仍不能夠足額，那一家在拷打下也只好再供出曾轉存到另一家若干。輾轉牽引，干裡外素不相識之人，都會成為窩主，家破人亡。

五人權的蹂躪

朱元璋無止境的屠殺，史學家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皇太子懦弱而皇太孫年幼，後來皇太子又很早死去。為了保持政權，不得不如此。但僅此現象不一定非產生無止境的屠殺不可，十世紀宋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就曾使用杯酒釋兵權的方法作為反應。前二世紀西漢王朝開國皇帝劉邦的情形相同，但劉邦只對少數的將領懲處。七世紀南周王朝開國皇帝武(上明下空)的處境更為嚴重，也只個別打擊。朱元璋所以如此，主要的在於他的性格，一種絕對自私和愚昧的蛇蠍性格——他的後裔也具有這種性格，表現在行為上的是短見、冷血，喜歡看別人流血、看別人痛苦、看別人跪下來向他哀求，而他又拒絕寬恕。這是人類中最卑鄙最可怕的一種品質，具有這種品質的普通人，對他的朋友和他的社會，都能造出最大災害。身為皇帝而具有這種品質，更使這種災害擴大，無法加以控制。歷史上任何一位暴君，偶爾都還有他善良的一面，朱元璋則完全沒有，除了一些故意做出來的小動作。

——對草莽英雄或革命群眾而言，一旦判斷錯誤，或被命運之神作弄，選擇或擁護朱元璋這類人物作為領袖，那是一種真正的不幸。

然而，僅只屠殺，帶給中國人的痛苦，仍是暫時的。朱元璋對中國人最嚴重的傷害，是他在政治上所作的若干重要措施。中國文化和物質文明，一直到本世紀（十四），都比歐洲進步，但朱元璋使這種進步停止。以致十九世紀歐洲人侵入中國時，中國已墮落成一個白痴般的部落，至少落後三百年，植根於此。

三百年的落後，才是朱元璋和他的明政府的無與倫比的罪惡。我們分下列三項，敘述這罪惡的內容。

一人權的蹂躪

二絕對專制制度的建立

三文化醬缸的加深

朱元璋跟劉邦，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兩位平民出身的帝王，但劉邦畢竟是一位英雄，他始終保持英雄們所有的豁達大度的氣質，不脫平民社會的本色。朱元璋卻深以他的平民身份為恥，深以他當過乞丐和當過和尚為恥。在他充滿自卑的情意結中，異常羨慕官員和士大夫所保持的優越地位，因而產生強烈壓制別人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心理平衡。

我們曾一再提及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中缺乏人權觀念，但故意建立摧殘人權制度的，則由朱元璋創始，即三百年間使人聞而顫慄的“詔獄”與“廷杖”。

我們先用下頁表，說明明政府中刑事訴訟機構的地位和互相關係：

刑部負責法律的制定和頒佈，管轄全國各地司法機構，有權提審它認為不恰當的案件。都察院負責對不法事件糾察檢舉，並派遣官員（御史）分赴各地，擔任“巡撫”官職，接受人民對官吏的控訴，它也可以審理，也可以判決。大理寺類似國家最高法院，負責對前二機構的審判，作最後裁定。它們被認為“三法司”，是政府正規的司法系統。三法司當然地是在皇帝絕對控制之下，但朱元璋認為它們仍有理性成分，於是另行設立他直接指揮的“錦衣衛”（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即首都治安司令部。錦衣衛內設“鎮撫司”，即軍法處。錦衣衛逮捕罪犯，拷打出口供后，即交鎮撫司判刑處決。如臂使指，快捷了當，沒有任何顧忌。胡惟庸、藍玉等五萬人的兩大冤獄，就是錦衣衛完成的使命。

然而，朱元璋的後裔認為錦衣衛的理性仍未能完全泯滅，於是，下世紀（十五）時，再創立“東廠”，又創立“西廠”。下下世紀（十六）時，更創立“內廠”，由皇帝最親信的宦官主持。本已佈滿全國的秘密警察，遂互相交錯，密如蛛網，這是中國前所未有的現象。街頭巷尾的一舉一動，夫妻爭吵和市井打鬥，早上發生，晚上就到了皇帝耳朵。宦官主持詔獄最大的方便，是他可以隨時向皇帝直接提出報告，皇帝可以隨時向宦官發佈命令。宦官具有雷霆般威力，無人可以抗拒。所以罪犯如果落到三法司之手，還有活命的希望或不受苦刑的希望，一旦被“廠”、“衛”逮捕，沒有一個人能夠倖免。

對人權具有同等摧毀功能的，還有廷杖。廷杖，即在大庭廣眾之下，用木棍對罪犯拷掠（打問）。它是逼取口供的工具和追贓的工具，也是刑罰的一種。一個人如果被處罰廷仗一百以上，他所接受的即是死刑，而且是極端痛苦羞辱的死刑。在延杖制度下，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沒有人能維持人性的尊嚴。對高級官員（部長副部長以上）執行廷杖時，一定有宦官高坐中央監刑，其他政府官員則陪坐兩旁，左邊站小宦官三十人，右邊站錦衣衛三十人，庭下站行刑獄吏百餘人，都穿短褲，手執木棍。宦官向“犯罪”的大臣宣讀皇帝的詔書（判決書）后，“犯罪”大臣立即被行刑獄吏撲上來，扌卒伏倒地，用麻布把他從肩膀以下綁住，使他不能轉動。再把他雙足用繩索綁住，由壯士四方牽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腿部，接受廷杖。廷杖時，受刑人痛苦難忍，大聲哀號，頭面撞地，塵土塞滿口中，鬍鬚全被磨脫。這是一副慘不忍睹的摧殘人權的圖畫，朱元璋用它對付中國人民。

強壯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過一百的往往即在杖下斃命。不死時，也要割去敗肉數十碗，醫治半年以上。錦衣衛行刑獄吏，都受過特別訓練。如果得到滿意的賄賂，他們打下的木棍，看起來很重，甚至血肉橫飛，但受傷較輕，痛苦也較輕。如果家庭貧苦，無錢行賄，他們下杖時看起來很輕，皮膚也不破，但痛徹心腑，只三四十杖，靜脈血管就會寸寸切斷，全部肌肉組織潰散，不久即死，無藥可救。

英國於一百年前的上世紀（十三），即頒佈《大憲章》，保障人權，非經過法院審訊，對人民不得逮捕監禁，而中國卻出現詔獄和廷杖。

六絕對專制制度的建立

明政府建立之初，仿效韓宋帝國，中央政府設立下表所列的三個機構，作為中樞。由中書省首長，擔任宰相，作為皇帝的助理。中書省內設立六部，負責全國行政。

本世紀（十四）八十年代，朱元璋誣陷宰相胡惟庸謀反后，即下令撤銷中書省編製和宰相職位。擺升六部為一級中樞機構，各部首長（尚書）直接向皇帝負責，皇帝不再設立助手，而直接向各部發號施令，已經夠專制的政府，此後進入更絕對的專制。朱元璋另外成立一個秘書機構，稱為“內閣”，所委派的秘書，稱為“大學士”。大學士冠有某殿某閣字樣，以資分別（殿閣都是宮廷中的建築物）。大學士的職位很低，只正五品，比各部首長（尚書·正二品）要低三級，等於各部最低的助理科員。

中國有史以來在政治上占重要位置的宰相制度，從此消失。皇帝遂在沒有助手幫手的情形下，單獨處理帝國事務。朱元璋對此一措施沾沾自喜，認為是他最高智慧的結晶，可以永遠保持明政權於不墜。所以他下令說：“後世子孫永不許恢復宰相制度，如果有人如此請求，即以叛逆論罪，凌遲處死。”

然而，問題就發生在皇帝身上，朱元璋來自民間，政權又由他創立，對繁瑣的政務，還可以勉強應付。但他的後裔卻是一群花花大少——而且是一群惡少，生長在深宮之中和女人、宦官之手，面對着千萬種變化莫測的帝國事務，必然手足失措。本世紀（十四）末年，朱元璋平均每日要親自批閱一百五十件奏章，裁決四百種案件。從前有宰相可以幫助皇帝，如今沒有人能為他分擔，他也不準別人分擔。花花大少皇帝只有依靠內閣，命那些大學士在每一個奏章或案件上，簽注意見，寫出對該事的分析和應如何反應的建議，甚至皇帝頒發命令的草稿，都一併擬好呈上。——當時術語稱為“票擬”和“條旨”。皇帝即根據這些簽注，加以批示。於是，不久之後，大權遂漸漸滑入大學士之手。大學士成為沒有宰相名義的宰相，內閣也成為沒有中書省名義的中書省。

內閣大學士有數人之多，並不是每一位大學士都可簽注意見，必須資格最高，深得皇帝信任的人（往往是華蓋殿大學士，華蓋殿後來改為中極殿），此人即世人所稱的“首相”——首席宰相。但大學士畢竟不同於正式宰相，正式宰相可以單獨推行政令，大學士便無此權。他只能依靠“票擬”一一簽注意見，來竊弄皇帝的權力，只有黑市地位，沒有法定地位。

更主要的原因是，大學士跟皇帝之間，還有一段距離。對皇帝如何裁決，是不是依照他簽注的意見裁決，甚至會不會作相反的裁決，大學士都不知道，他們也很少有向皇帝當面陳述解釋的機會。事實上，到了後來，皇帝深居宮中，不出來露面，大學士遂數月數年，或數十年，都看不到皇帝的影子。他只有依靠這種脆弱的“票擬”，維持權力。而此票擬，卻要仰仗宦官轉達，並仰仗宦官在皇帝面前作補充說明。皇帝所頒發的命令，也由宦官傳遞，有時用批示，有時用口頭，宦官的權力遂日形膨脹。而皇帝和大學士之間，往往互不認識。皇帝對大學士的印象，全來自宦官的報告。於是，政府大權又從大學士手中滑出，滑到宦官之手。我們可用下表顯示明政府在下世紀（十五）中葉后所呈現的組織形態。必須對此形態了解，才能對明王朝了解。

宦官，在蒙古帝國時，改稱“太監”。太監本是宦官中的一種官職，後來演變為凡宦官都稱太監。明政府的宦官組織，共有四十個機構（十二監、四司、八局、十六雜房）。司禮太監僅只是四十個機構中十二監之一的“司禮監”的首長，但卻是一個最高職位，可稱之為宦官之王。原因很簡單，他負責伺候皇帝，並擔任皇帝和內閣間的跑腿工作，最接近權力魔杖。大學士簽注的意見，必須司禮太監先看過，才能到達皇帝面前。皇帝批示時，司禮大監有機會隨時參加意見。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司禮太監的關鍵。置。第十一任皇帝朱厚照十五歲即位，正是貪玩的年齡，司禮太監劉瑾，每乘他專心遊戲時，請他批閱奏章，朱厚照就大怒說：“你不會代我批嗎，我用你幹什麼？”劉瑾正是要小傢伙說這句話，然後他的批示即獲得法律根據。於是司禮太監成為皇帝助手，大學士反而降為司禮太監的秘書，司禮太監命他如何簽注意見，他只有照辦。到了以後，連大學士都由宦官推薦，絕對專制的弊端，全部出現。

英國於一百年前，即建立國會，約束君主權力。中國卻恰恰相反，君權更加肥壯，這是明王朝加給中國人的不幸。

七大黑暗時代

中國悠久而光輝的文化發展，像一條壯觀偉大的河流。紀元前二世紀西漢政府罷黜百家，獨尊儒家時，開始由燦爛而平靜。十二、十三世紀宋王朝理學道學興起時，開始沉澱。本世紀（十四）末期，這河流終於淤塞成為一個醬缸，構成一個最龐大最可哀的時代。

明王朝使中國文化淤塞成為一個醬缸的工具有二：一是文字獄，一是八股文。

文字獄屬於詔獄的一種，它的特徵是：罪狀由當權人物對文字的歪曲解釋而起，證據也由當權人物對文字的歪曲解釋而成。一個單字或一個句子，一旦被認為誹謗元首或諷刺政府，即構成刑責。文字的意義不在客觀的解釋，而在當權人物主觀解釋。文字獄的本身就是當權人物作賊心虛的一種反應，越是心虛，越是神魂不寧，聽到別人說“亮了”，他就肯定是諷刺自己的禿頭，因而惱羞成怒。於是知識分子除了被“誣以謀反”外，又多出一種純屬於文字的災難。——因而我們想到倉頜造字時，神鬼曾經夜哭，不知道是不是這個緣故。

現在舉出例子說明：浙江（杭州）府學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則垂憲”，處斬；北平（北京）府學教授趙伯彥，奏章上有“儀則天下”，處斬；桂林（廣西桂林）府學教授蔣質，奏章上有“建中作則”，處斬；這些句子裏的“則”，本是“法則”和“標準”之意。但朱元璋不作如此解釋，當時江南方言，“則”與“賊”同音，朱元璋認為顯然是諷刺他作過小偷的往事。尉氏（河南尉氏）縣學教授許元，在奏章上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這兩句話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卻解釋說：“法坤與‘發髡’同音，發髡是剃光了頭，諷刺我當過和尚。藻飾與‘早失’同音，顯然要我早失太平。”於是許無處斬。這一批人都是地方學校教師，只不過代地方官員撰寫奏章，竟招來殺身之禍。當然，文字獄不限於奏章。朱元璋崇信佛教，對印度高僧釋來複最為禮敬。釋來複告辭回國，行前寫了一首謝恩詩，詩中有兩句：“殊域及自慚，無德頌陶唐。”意思很明顯，他生在異國（殊域），自慚不生在中國，覺得自己還沒有資格歌頌大皇帝。但朱元璋的解釋不同，他說：“殊，明明指我‘歹朱’。無德，明明指我沒有品德。”於是釋來複從座上客變為階下囚，處斬。

文字獄是圍堵，八股文是釣鉤。

科舉制度到明王朝，只剩下進士一科，並分為三個階段完成。縣級考試（縣試）錄取，稱為秀才，即初級知識分子。然後才有資格參加省級考試（鄉試），錄取后稱為舉人，即中級知識分子。然後才有資格參加由教育部（禮部）主持的中央級考試（會試），錄取后再參加由皇帝主持（實際上由宰相或宦官主持）的最高考試（殿試），錄取后稱為進士，即高級知識分子。明王朝跟宋王朝一樣，有一項不成文法，非進士出身，不能擔任宰相（大學士）或部長級高級官員。

科舉對知識分子的重要性，至為瞭然。它是知識分子唯一的出路，漢、唐王朝時還有學校一途，明王朝則學校不過培養參加考試的人才。漢、唐王朝還有立功邊疆一途，明王朝則沒有任何其他機會。朱元璋更規定考試範圍，以《五經》、《四書》為限。《五經》、《四書》，又以理學道學領袖人物朱熹的註解為標準課本。本世紀（十四）八十年代，朱元璋更特別頒佈一種試卷格式，規定應考的知識分子遵守。下世紀（十五）初期，第三任皇帝朱棣，進一步加以約束，規定使用八股文。

“八股文是一種文章的體裁，一篇文章中，不多不少的，恰恰包括八股——一股即兩個或四個完整的句子，這形式是嚴格的，不能改變，改變便不是八股了。但八股主要的特徵卻在精神方面，即內容方面。依照規定，作八股文，不能發揮自己的意見，也不是自己在說話（八股文中沒有“我”字），而是儒家聖人系統在說話，看起來四平八穩，面面俱到，實際上卻什麼都沒有觸及。這種文體，跟代數學上的方程式一樣，用不着獨立思考——事實上是嚴厲的禁止獨立思考，只要能把聖人系統的言語恰當地代人八股的方程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如果被主考的試官欣賞錄取，便可由秀才、而舉人、而進士，而成為國家的領導人。至於怎麼才能恰當地代入，那就是自此之後直到十九世紀末期，五百年間，中國知識分子所追求的最大奧秘，和最大學問。

知識分子所從事的唯一研究工作，是從《五經》、《四書》中選出全部可作為考試的題目，請老於此道的八股專家，撰寫數百篇八股文，日夜背誦。考試時，把適當的一篇，照抄一遍。就像賭博時押賭注一樣，押中時就成為進士，被任命為官員；押不中時，則落第而歸，下次考試再來。知識分子不接觸其他任何書籍，甚至連《五經》、《四書》都不接觸。年輕人偶爾翻閱《五經》、《四書》，或偶爾翻閱歷史古籍，如司馬遷的《史記》之類，不但自己會懊悔浪費寶貴的光陰，即家長和教師，也必大大的震驚。如果有人竟然對文學藝術，如科學工程有興趣，那更駭人聽聞，會被他的親友所不齒。知識分子被八股文硬拖到醬缸之中，沒有自己的思想，更沒有自己的感情。不知道人類還有別的知識和別的情操，只知道如何作八股文，和如何做官，於是一種只有中國才有的“官場”社會形成。

明王朝統治階層曾由這類知識分子組成，他們對人的評價，完全以官為標準。——猶如資本主義社會對人的評價，完全以錢為標準一樣。為了做官，不但忍受廷杖的恥辱，還建立一系列的奴才哲學，宣稱皇帝即是父親（君父），所以“君要巨死，臣不敢不死”，僅只廷杖，算不了什麼。於是霎時間恥辱化為榮耀，本來應該憤怒的心情，因已找到奇異的理論基礎的緣故，反而大悅。人性尊嚴被嚴重歪曲，這正是醬缸文化的特徵之一。

歐洲歷史正開快車，本世紀（十四）已進入文藝復興時代，掙脫黑暗時代的枷鎖，呈現一片耀眼的光明。而中國人卻被糟蹋到這種地步，真是一個巨大悲劇。

八靖難之役

本世紀（十四）最後第二年（一三九八），暴君朱元璋逝世。二十二歲的孫兒朱允炆位。

明王朝面臨它的瓶頸。

朱元璋共有二十六個兒子，長子即皇太子（朱允炆的父親），早死；另一幼子也早死。其他二十四個兒子，全都分封到各重要地區。這些親王每人都擁有一萬五千人左右的警備部隊，稱為“護衛”。在北方邊疆地帶，共封有九個親王。地方軍事調動，都要先報請親王核准，所以親王又類似軍區的太上司令官。朱元璋的目的是，用邊疆諸親王抵抗退出塞外的蒙古人，用內地諸親王鎮壓人民對暴政的反抗。

這種現象彷彿紀元前二世紀西漢王朝七國之亂和紀元後三世紀晉王朝八王之亂髮生前的形勢，但沒有那麼嚴重，因為明王朝的親王只有一萬五千人的軍權，對地方沒有行政權和財政權。不過這已使少年皇帝朱允炆不安。朱允炆最親信的大臣黃子澄、齊泰、方孝孺，一致主張迅速削藩。

削藩，在任何時代都是正當的，一個正常的國家內不允許同時存在很多獨立王國。可是有兩件事朱允炆失於考慮，第一，當時請親王並沒有割據一方反抗中央的企圖和跡象。諸親王除了王府一萬五千人警備部隊外，對地方軍隊並不能直接掌握，還構不上獨立王國的威脅。第二，黃子澄一批庸才，根本不懂政治，不是處理這種帶有爆炸性事件的良好人選。

朱允炆登極的當年（一三九八），剛把祖父朱元璋埋葬，就派遣軍隊奇襲開封（河南開封），把分封在開封的周王朱(木肅)逮捕，廢為平民，貶謫到雲南。這種像對付叛逆一樣的發兵奇襲和廢貶的嚴厲處分，使所有親王大為震恐。明年（一三九九），“有人”告發分封在雲南（雲南昆明）的氓王朱(木便)有犯法的行為，朱允炆下令廢朱(木便)為平民。不久，又“有人”告發分封在荊州（湖北江陵）的湘王朱柏也有不法的行為，朱柏得到消息，全家自焚而死。接着又“有人”告發分封在青州（山東青州）的齊王朱囗，朱允議下令廢朱囗為平民。於是又“有人”告發分封在大同（山西大同）的代工朱桂，朱允炆下令把朱桂囚禁高牆。

親王們在地方上種種暴行，都是事實。但朱允炆這種一連串暴風雨般的措施，暴露了他的目的並不是懲治不法，而且也超過了削藩的範圍，分明是要消滅他的叔父一代。

就在代王朱桂被囚高牆后，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分封在北平（北京）的燕王朱棣叛變，率軍南下，宣稱皇帝被好惡的高級官員包圍蒙蔽，已不能依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使職權，對這批奸惡分子，必須肅清。這是有名的“靖難之役”，即安靖內部災難的軍事行動。朱允炆對朱棣這種激烈反應，並不認為太出意外。七國之亂終被削平的史跡，給朱允炆很大鼓勵，他下令討伐。

當本世紀（十四）結束時，靖難軍和中央軍在黃河以北，進行猛烈戰鬥，互有勝負，沒有人敢預測它的演變。

九東西方世界

一三○五年（蒙古帝國大汗海山，下令凡毆打喇嘛僧侶者斷手的前三年），法國人克勒門五世，當選教皇，白羅馬遷到亞威農，歷時七十三年，世稱“巴比侖之四”。

一三二一年（蒙古十一任大汗碩德人刺即位的次年），意大利詩人但丁逝世。

一三三三年（蒙古十八任大汗脫歡鐵木兒即位），日本后醍醐天皇討伐鎌倉幕府，皇軍攻陷鎌倉，鎌倉幕府終，共歷時一百四十八年。

一三三四年（脫歡鐵木兒即位的次年），日本皇軍元帥足利尊，逐后醍醐天皇，另行擁立光明天皇，史稱“北朝”。后醍醐天皇奔吉野，史稱“南朝”。足利尊稱征夷大將軍，於平安（京都）設幕府，世稱室町幕府（室町，足利尊宅名）。

一三三七年（天完帝國建國前十四年），法王胖力六世宣佈收回英王愛德華三世在法國分封的土地，愛德華三世也宣佈自己是法國王位的合法繼承人。法遂向英宣戰，戰爭延續一百一十七年，史稱英法百年戰爭。

一三四七年（黃河掘出一隻眼石人前四年），黑死病自亞洲隨着商業路線，傳入歐洲，三年內，英法人口死三分之一，百年戰爭為之停頓三年。

一三六○年（韓宋帝國建國第六年），英法百年戰爭第一次戰役終，歷時二十四年。英王放棄繼承法國王位，法割若干土地與英。

一三六九年（明王朝建立第二年），（一）英法百年戰爭再起，法軍進攻英國在法國的領土，英軍節節失利。（二）蒙古帝國所屬察合台汗國大將帖木兒，奪取汗位，建都撒馬爾罕（烏孜別克撒馬爾罕），史稱帖木兒帝國。

一三九二年（藍玉案大屠殺前一年），（一）日本南朝併入北朝，南北朝時代終，歷時五十九年。（二）高麗王國政變，國王王瑤讓位給他的大將李成桂，高麗王國亡。明年（一三九三），李成桂改國號為朝鮮（王瑤忽然想起來向中國索取鴨綠江北岸，在四世紀末，那是被高句麗王國佔領的一片土地。動員全國軍隊，分道並進。當軍隊發現是進攻中國時，大為驚恐。大將李成桂遂把王瑤逐下寶座。李成桂即位后，向中國上奏章謝罪，請求冊封，中國封李成桂為朝鮮國王。此事使我們回憶八世紀八十年代，回紇汗國所發生的同樣政變，也由反對進攻中國而起）。

一三九五年（藍玉案大屠殺后二年），英法百年戰爭第二次戰役終，歷時十九年。英國把在法國的封地，大部分割給法國。但英王娶法王的女兒當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