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3）
鄧石如又述方中通之學云：
“中通……當從西洋人穆尼閣布算，又問學於湯若望，熟讀利瑪竇之書，通曆算之學，與湯聖弘……梅文鼎為友。撰《數度衍》二十四卷，附錄一卷；別刻《陪集》以載詩文。迄康熙二十九年庚午，曰《陪古》三卷、《陪詩》七卷，《陪詞》一卷，又刻《續陪》四卷，則詩文不分。”
按：方中通詩文集，稱為《陪集》，表示詩文皆得自父授，不足以自成一家，為《浮山集》（方以智詩文集）陪襯而已。
余英時據鄧記，斷為方以智乃被逮赴廣東時，舟過文山《過零丁洋》詩中所提到的惶恐灘，有感而自裁，其論斷是：
“甲申之歲，密之不死，可以見諒於世人者也。辛亥再陷縲紲，上距永曆之亡，亦既已十易寒暑矣。此時而仍不惜對簿虜廷，苟延殘喘，雖密之號愚者，余知其決不出此也！然而古人有言，死得其所；就密之當時所處之情勢言，其最適當之死所，殆莫惶恐灘若。此所以舟過萬安，抵惶恐灘頭，密之遂不得不死矣！”
余英時此論，極其精確。方以智之死，即在不願“對簿虜廷”，死志固已早萌，但死非其時、其地，則易滋人誤會，以為畏罪自盡，此為方以智所決不甘於忍受者。是故，筆者以為可以進一步論斷，自裁於惶恐灘，乃方以智早經選定的畢命之地。
方以智獲罪，究為何事？余英時亦未能考據，僅據方以智幼子中履文集中，“兩言‘全家齏粉’”，以為“密之罪狀必屬謀反之類”。這樣推斷，自然合理，但方以智實無“罪狀”，不過他人誣以謀反而已。而此誣也，實亦並不難辯白。不知者，一聞方以智被逮的原因，“咋舌搖手，如疫癘猛火不敢近”，知者則必能辨誣的信心極強。
方以智為人所誣，幾罹巨禍，以不甘對簿虜廷，而自裁於惶恐灘。自況其追步文信國的節概，據鄧石如、余英時先後考證，已成定論。所成疑問者有二：第一，被誣者是何案？雖可想像為“謀反大逆”，究系哪一樁逆案？“通海”之餘波，永曆之遺烈，還是三落之變，或者“朱三太子”案?第二，方以智有子三人，長幼無恙，獨獨仲子方中通兩受其禍，此又何說？
我以為這兩個疑問，決非無望解決。清初文集、筆記以及官文書，浩如煙海，若能遍搜，或有水落石出之一日。求證之先，筆者“大膽”提兩個“假設”，借為線索。
先說第二個疑問，竊以為仇家構陷，怨從子起而“禍延顯考”。如前引，方中通乃清初“疇人”之一。而清初曆法之爭，科學打倒玄學，乃中國科學發展史上極重要的一頁，亦為形成康熙性格中極可寶貴的科學精神，而成就其為中國歷史上一位異常傑出的統治者的誘因，所關匪細，值得不憚煩一述始末。
明朝的戊申《大統歷》，實即元朝郭守敬所造的《授時歷》，但節氣及日月食的推算，參用《回回曆》。回曆與陽曆大同小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分十二宮，即十二個月，正至三月各三十一天，四月三十二天，五至六月各三十一天，七至八月各三十天，九至十月各二十九天，十一、十二月各三十天，遇閏年則十二月加一天。
《大統歷》用至成化年間，日月食時刻的推算，常有失誤，但憲宗不罪欽天監的官員，以為“天象微渺”，推算有誤，不足為非。像憲宗這樣的庸主，當然不會知道天象運行有常，若得其法，是可以準確推算的。他的意思是，天象下應人事。英宗北狩，遇土木之變，蒙塵塞外。景帝即位，迎英宗回京，幽居南內，結果又有奪門之變而復辟。這一連串的大變化，是任何人所夢想不到的，豈非“天象微渺”難憑？
弘治、正德間，誤差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很明顯的，《大統歷》的所謂“曆元”在元世祖至元十八年辛已，至正德年間已歷時二百三十多年，分秒之差，年積月累，失誤自大，於是改歷之議復起。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到了世宗即位，他是篤信神仙的，嘉靖七年、十九年兩次推算日當食而未食，證明誤差已到了非修正不可的時候，也就是《大統歷》的缺點已充分暴露，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而“帝喜以為天眷”，因而終嘉靖之世，無人敢言改歷。
萬曆末年，西學傳入中土。利瑪竇挾天算之學為有識之士所尊重，推算天象，屢次獲得證明，精確勝於古法。至崇禎初年，在徐光啟的極力主張，以及思宗的支持之下，修歷之議逐漸成為事實。但尊古法者固極力頑抗，思以逞異說而取富貴者，亦頗有人，因此修歷共設四局，各搞各的。四局者：大統、回回、東局、西局。西局由徐光啟的繼承者山東參政李天經主持，成員皆西洋天主教士；東局則別具一說，而多少具有投機性質的歷學家魏文魁所領。崇禎十年正月初一日食，四局預推的結果如次：
一、大統：食一分六十三秒。
二、回回：食三分七十秒。
三、東局：游氣侵光三十餘秒。
四、西局：京師見食一分一十秒。應天（南京）及各省分秒各殊。雲南、太原不見食。此外初虧、食甚、后圓時刻亦各異。
事後證明，惟有西局所推皆驗。於是崇禎決定廢《大統歷》用新法。而遵古者，抗章交諫，並策動太監作內應，反對新法，這樣遲延到了崇禎十六年，三月初一日食，又是西局所測獨准。這年八月下詔：“西法果密，即改為大統曆法通行天下。”可惜“未幾國變、竟未施行”。
入清則順治二年即用新曆，名為《時憲歷》。清史稿《湯若望傳》：
順治元年，睿親王多爾袞定京師。是歲六月，湯若望啟言：“臣於明崇禎二年來京，用西洋新法修正舊曆，制測量明星晷，定時考驗諸器，近遭賊毀，擬重製進呈。先將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照新法推步，京師日食限分秒，並起複方位，與各省所見不同諸數，開列呈覽。”王命湯若望修正曆法……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王令大學士馮銓與湯若望率領天監官赴觀象測驗，惟新法吻合。大統、回回二歷時刻俱不協。世祖定鼎京師，十一月，以湯若望掌欽天監事。湯若望疏辭，上不許；又疏請別給敕印，上亦不許，並諭湯若望遵旨，率屬精修曆法，整頓監視，如有怠玩侵紊，即行參奏。加太僕寺卿，尋改太常寺卿，十年三月，賜號“通玄教師”。
湯若望在華已將二十年，深通中國人情世故，“疏辭”及請“別給敕印”，都是為了不願得罪原來的欽天監官。而“上不許”者再，非沖齡的順治能賞識湯若望，乃是因為順治生母孝庄太后，此時已皈依天主教，而以湯若望為教父之故。
不久，湯若望又加通政使銜，進秩正一品，使得舊派既妒且恨。於是到了順治十四年四月，舊派由已革“秋官正”吳明炫發難，對湯若望展開攻擊。《湯若望傳》：
“十四年四月，革職回回科秋官正吳明炫疏言：‘臣祖默沙亦黑等一十八姓，本西域人；自隋開皇己未，抱其歷學，重譯來朝，授職歷官；歷一千又五十九載，專管星宿行度。順治三年，常印湯若望論臣科，凡日月交食，及太陰五星陵犯，天象占驗，俱不必奏進。臣察湯若望推水星二、八月皆伏不見，今於二月二十九日仍見東方；又八月二十四日夕見，皆關象占，不敢不據推上聞，乞上復存臣科，庶絕學獲傳。’……別疏又舉湯若望舛謬三事……八月，上命內大臣愛星阿，及各部院大臣登觀象台，測驗水星不見。議明炫罪，坐‘奏事詐不以實’，律絞，援赦得免。”
歷官舊派攻新，第一回合敗下陣來，第二回合則大獲全勝，其事在順治崩治，康熙即位以後。清史稿《楊光先傳》：
“楊光先字長公，江南歙縣人。在明時，為新安酐千戶，崇禎十年上疏劾大學士溫體仁、給事中陳啟新等，舁棺自隨；廷杖戍遼西。清初，命湯若望治歷，用新法，頒時憲歷，書面題‘依西洋新法’五字。光先上書謂非所宜用。既又論湯若望誤以順治十八年閏十月為閏七月，上所為摘謬，辟邪諸論，攻湯若望甚力，斥酐奉天主教為妄言惑眾。聖祖即位，四輔臣執政，頗右光先。”又《湯若望傳》：
“新安衛官生楊光先，叩閽進所着摘謬論，選擇議，斥湯若望新法十謬。並指選擇榮親王葬期，誤用洪範五行，下議政王等會同確證。議政王等議：歷代舊法，每日十二時，分一百刻，新法改九十六刻，康熙三年……天佑皇上，歷祚無疆，湯若望只進二百年曆。選擇榮親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範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殺，事犯重大。”以下定罪，計湯若望及欽天監高級官員等七人，凌遲處死，又召五人斬。奏上令複議，結果殺了五個人。湯若望免罪，而“自是廢新法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