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2）

當李自成破京時，方以智正在京供職。《清史稿》本傳：

“會李自成破潼關，范景文疏薦以智。召對德政殿，語中機要。上撫幾稱善，以忤執政意不果用。京師陷，以智哭臨殯宮，至東華門被執，加刑毒，兩足骨見不屈。”

按：范景文原任南京兵部尚書，即《板橋雜記》作者余淡心所說的“南大司馬”。后以楊嗣昌奪情輔政，上疏力爭不可，忤旨革職。崇禎十五年復起，召拜刑部尚書，旋改工部。李自成破潼關在崇禎十六年十月，其時首輔為陳演，乃是溫體仁一系，宜乎方以智不見用。

范景文入相在崇禎十七年二月。崇禎在位十七年，共用過五十個宰相，而正人君子只有屬於東林的文震孟、錢龍錫、孫承宗、范景文等人。李闖破京，范景文從容殉國。《明史》二百六十七，列傳一百五十三，體例特殊，開首大書：

“崇禎十有七年三月，流賊李自成犯京師。十九日丁未，庄烈帝殉社稷。文臣死國者，東閣大學士范景文而下，凡二十有一人。福王立南京，並予贈謚。皇清順治九年，世祖章皇帝表彰前代忠臣，所司以范景文、倪文璐……二十人名上，命所在有司，各給地七十畝，建祠致祭，且予美謚焉。”

按：范景文在南明時贈太傅，謚文貞。清朝賜謚文忠。據《明史》本傳，范景文並沒有政績，所可傳者，只有從容赴義一事：

“都城陷趨至宮門。宮人曰：‘駕出矣！’復趨朝房，賊已塞道，從者請易服還邸。景文曰：‘駕出安歸？’就道房廟草遺疏，復大書曰：‘身為大臣，不能滅賊雪恥，死有餘恨。’遂至演象所，拜辭闕墓，赴雙塔寺旁古井死。”

此傳聊聊數筆，但已足夠傳其人。忠臣畢竟可為，而生死之間正確的抉擇，實為讀書人生當亂世的第一大事。至如方以智，被俘不屬，則為忍死須臾，自計尚有后責，本傳接前又云：

“賊敗，南奔，值馬阮亂政，修怨欲殺之，遂流離嶺表，自作序篇，口敘祖德，下表隱志，變姓名賣葯中市。桂王稱號肇慶，以與推戴功，擢右中尤。扈王幸梧州，擢侍講學士，拜禮部侍郎東閣大學士，旋罷相，固稱疾，屢詔不起。嘗曰：‘吾歸則負君，出則負親，吾其緇乎？’”

其時方孔年已六十餘，方以智子職臣節，不能兩全，所以說：“歸則負君，出則負親。”本傳接云：

“行至樂被執，其帥欲降之，左置官服，右白刃，惟所擇，以智趨右，帥更加禮敬，聽其為僧。”

按：廣西有兩平樂，在東為縣，在西為村。方以智被執的平樂是陽朔以南的平樂縣。“帥”則三藩之一的孔有德，《清史稿-孔有德傳》：

“（順治）七年……帥入廣西境，克全州，十二月遂拔桂林，明永曆帝走南寧，留守大學士瞿式耜死之。斬靖江王以下四百七十三人，降將吏一百四十七人。桂林、平樂諸屬縣皆下。”

按：孔有德入桂林，在是年十一月初五，瞿式耜被難，則在閏十一月十七。清軍入廣西，自全州進兵桂林，乃由東北趨西南，而方以智則由桂林向東南趨避，故行至平樂被執。計其時在十一月間。

余英時《方以智晚節考》，考其逃禪之地，引施閏章（愚山）詩及年譜，以為在梧州雲蓋寺。其言如此：

“清兵陷廣西平樂村，事在一六五零年（順治七年）。則密之逃禪，即始於此時。施愚山《浮山吟》詩有云：‘比山一片雲，飛落蒼梧野。忽值南風吹，旋歸廬岳下。’其下雙行夾注曰：‘葯公家浮山，避地梧州雲蓋寺。值余奉使西粵，始同歸，抵匡廬。’考之愚山先生年譜卷一：‘順治九年壬辰（一六五二）卷：三月，奉使廣西，達桂林。’秋七月桂林陷。從平樂經江西而歸”。正與詩注合。則密之最初落髮，殆即在梧州之雲蓋寺。”

按：方以智出家后無常名，稱“無可”、稱“五老”、稱“葯地”、稱“墨歷”，此非好奇，亦是避邏者耳目。“葯公”乃愚山對方的尊稱，浮山則為桐城的別名。

余英時以為方以智至廬山後，即掛單歸宗寺，引施愚山《初至歸宗寺同葯公作》詩為證。此則不然，方以智歸宗寺不過暫駐而已，旋即還里。其時在順治九年之冬，侯方域與方密之書，一則曰：“往在昆陵，陳子定生私以問仆云：‘密之之還，何也。’”侯方域訪陳貞慧於宜興在是年冬天，年內還家。而此時陳已知方還里，則計途程，不可能在歸宗寺久駐。再則曰：“歸雪苑，遇何次德，具為述密之還里月日甚詳。”何次德名杲，桐城人，在是年冬天與侯相會於商丘，而述“密之還里月日甚詳”，更為方以智已歸桐城的確證。

方以智於順治九年南歸，其最初托跡之處，於考定其生平殊有關係。余著《方以智晚節考》，以為有自平樂歸后，即在匡廬掛錫，其實不然，已如前述。為補余著之疏，進一步略考方南歸后初期的行蹤如下：

一、施愚山《無可大師六十序》云：“余昔奉使，經蒼梧……至匡廬同游五老、三壘間，旬日始別。”

按：旬日始別者，非僅施別於方，亦方別於施。兩人“從平樂經江西而歸”，同游廬山後，施北上回京復命，方則東歸桐城。

二、歸桐城未幾，即去金陵，在高座寺坐關。侯方域《與方密之書》，自道在宜興時，即聞方“止於高坐寺”。又送《何子歸金陵序》末有語：“今聞於高生寺為僧，何子歸，試以語之。”此何子，亦為侯方域“述密之還里月日甚詳”的“何三次德”。何次德，行三，名杲。

按：序中着一“聞”字，顯見得方以智在高坐寺，非何杲告於侯方域者，甚至亦非何杲所知，以意測度，方以智既已出家，無在俗家久住之理，到桐城后，亦必擇一古剎掛單，還家一謁老父，囑咐妻子盡心侍養，旋即飄然遠引，止於金陵高座寺。或者何杲亦不及知。

余著用力甚勤，何以獨於此節疏忽？當是為《清史稿》所誤。《清史稿-方以智傳》“其閉關高坐時也”云云，已見前引。而此傳實采自馬其昶《桐城耆舊傳》，原文為“先生閉關高座寺也”，落一“寺”字，遂大有出入。因為“高坐”，或作“高座”原為禪門用語之一，講經說法，例必高坐，雖落一“寺”字，文義依舊可通，因而余君偶然放過。

侯方域所說的“高坐寺”應為“高座寺”。以《送何子歸金陵序》證之，此寺確在金陵。但查《嘉慶一統志》、《清涼山志》，以及《實用佛學辭典》，均無此寺。但《高僧傳》有慧進者，駐錫“京師高座寺”，卒於齊武帝永明三年，年八十五。此京師即金陵，原來高座寺乃“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六朝古剎，至清猶存，應該亦是有名的叢林，熟於僧史者，必能述其涯略。但可決其必非天界寺，因為天界寺建於明洪武中，非六朝之遺。

方以智晚年逃禪，雖示不仕清的決心，亦以俗緣未斷，只覺君親兩不可負。至於對恢復明室，經過弘光、永曆兩個年號，實已灰心。因此，康熙十年被逮，說是“密之罪狀，必屬謀反”之類，亦頗有商榷的餘地。

方以智晚年定居江西吉州青原山凈居寺，死於康熙十年，歷來皆不知其死因。鄧石如輯《清詩記事初編》，敘方以智次子中通生平，兼及其父云：

“以智晚年住持廬陵縣河南十里青原山，康熙十年辛亥，以事被累入粵，卒於道中……今讀此集陪詩卷四為《惶恐集》，紀其事甚詳。‘惶恐’者，以智卒於萬安舟中，即文山集之惶恐灘也。中通亦在桐城就逮，事歷二年，經皖、贛、粵三省，賴周亮工營救得白，又以他事坐系獲釋。究為何事，一字未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