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一封關於音樂的信

編輯同志：好！

我一直慚愧並且懷疑我是不是個音樂盲，後來李陀說我是，我就不再懷疑而只剩了慚愧。我確實各方面藝術修養極差，不開玩笑，音樂、美術、京劇，都不懂。有時候不懂裝懂，在人們還未識破此詭計之前便及時轉換話題，這當然又是一種詭計，這詭計充分說明了我的慚愧之確鑿。

現代流行歌曲我不懂，也不愛聽，屢次偷偷在家中培養對它的感情，最後還是以關係破裂而告終。但有些美國鄉村歌曲和外國流行歌曲，還是喜歡（比如不知哪國的一個叫娜娜的女歌手，和另一個忘記是哪國的胡里奧·伊格萊西亞斯）。也僅僅是愛聽，說不出個道理來。

古典音樂呢？也不懂，但多數都愛聽，不知道為什麼愛聽，聽時常能沉進去，但記不住曲名、作者、演唱演奏者和指揮者，百分九十九的時候能把各種曲子聽串（記串），就像有可能認為維也納波士頓團的指揮是卡拉征爾。至於馬勒和馬奈誰會畫畫誰會作曲，總得反覆回憶一下才能確定。而簽證和護照的關係我也是昨天才弄明白的，後天會否又忘尚難保證。

史鐵生與音樂是什麼關係呢？他是個愛聽他所愛聽的音樂的人。且不限於音樂，音響也可以。比如半夜某個下了夜班的小夥子一路呼號着馳過我家門口；比如晌午一個磨剪子磨刀的老人的叫賣；比如禮拜日不知哪家傳來的剁肉餡的聲音，均屬愛聽之列。

民歌當然愛聽，陝北民歌最好。但到處的民歌也都好，包括國外的。雖然我沒去過印尼，沒去過南美和非洲，但一聽便如置身於那地方，甚至看見了那兒的景物和人情風貌。北方蒼涼的歌讓人心驚而心醉，熱帶溫暖的歌讓人心醉而後心碎（總之沒什麼好結果）。我常懷疑我上輩子是生活在熱帶的，這輩子是流放到北方的。看瑪·杜拉的《情人》時也有此感。

被音樂所感動所迷倒的事時有發生。迷倒，確實，聽得躺下來，瞪着眼睛不動，心中既空茫又充實，想來想去不知都想了什麼，事後休想回憶得起來。做夢也是，我總做非常難解的離奇的夢，但記不住。

音樂在我看來，可分兩種，一種是叫人跳起來，一種是令人沉進去，我愛聽后一種。這后一種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無論你在幹什麼，一聽就“瞪眼卧倒”不動了。另一種則是當你“瞪眼卧倒”不動時才能聽，才能聽得進去。而於我，又是后一種情形居多。

聽音樂還與當時的環境有關，不同環境中的相同音樂，會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在鬧市中聽嗩吶總以為誰家在娶媳婦。我常於天黑時去地壇（我家附近的一個公園，原為皇上祭地之處），獨坐在老樹下，忽聽那空闊黑寂的壇中有人吹嗩吶，那壇佔地幾百平方米，四周松柏環繞，獨留一塊空地，無遮無攔對着夜空，嗩吶聲無論哀婉還是歡快卻都能令人沉迷了。

當然，更與心境有關。我有過這樣的時候：一支平素非常喜歡的曲子，忽然不敢聽了；或者忽然發現那調子其實乏味得很，不想聽了。

我看小說、寫小說，也常有這樣的情況，心境不同便對作品的評價不同。那些真正的佳作，大約正是有能力在任何時候都把你拉進它的軌道——這才叫魅力吧？鬼使神差是也。所以我寫一篇小說之前總要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心態、並以一種節奏或旋律來確認（或說保障）這種位置和狀態。但我說不好是誰決定於誰。心境一變，旋律就亂，旋律一亂，心境便不一樣。所以我很懷疑我能否寫成長篇，因為沒把握這一口氣、這一旋律可以維持多久，可以衍伸到哪兒去。

等我好好想想，再認可能否應下你的約稿吧。

祝

歲歲平安！

史鐵生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一封信

楊曉敏：你好！

看了您的論文。文章中最準確的一個判斷是：我並非像有的人所估計的那樣已經“大徹大悟”，已經皈依了什麼。因為至少我現在還不知道“大徹大悟”到底意味着什麼。

由於流行，也由於確實曾想求得一點解脫，我看了一些佛、禪、道之類。我發現它們在世界觀方面確有高明之處。（比如“物我同一”“萬象唯識”等等對人的存在狀態的判斷；比如不相信有任何孤立的事物的“緣點”說；比如相信“生生相繼”的“輪迴”說；比如“不立文字”“知不知為上”對人的智力局限所給出的暗示；以及藉助種種悖論式的“公案”使人看見智力的極限，從而為人們體會自身的處境開闢了直覺的角度，等等這些確鑿是大智慧。）但不知怎麼回事，這些炒論一觸及人生觀便似乎走人了歧途，因為我總想不通，比如說：佛要普度眾生，倘眾生都成了“忘卻物我，超脫苦樂，不苦不樂，心極寂定”的佛，世界將是一幅什麼圖景？而且這可不可能？如果世間的痛苦不可能根除，而佛卻以根除世間痛苦的宏願獲得了光榮，充其量那也只能是眾生度化了佛祖而已。也許可能？但是，一個“超脫苦樂”甚至“不苦不樂”的效果原是一顆子彈就可以辦到的，又為什麼要佛又為什麼要活呢？也許那般的冷靜確實可以使人長壽，但如果長壽就是目的，何不早早地死去待機作一棵樹或作一把土呢？如果慾望就是歧途。大致就應該相信為人即是歧途。比如說人與機械人的區別，依我想，就在於慾望的有無。科學已經證明，除去創造力，人所有的一切功能機械人都可以仿效，只要給它輸入相應的程序即可，但要讓機械人具有創造能力，則從理論上也找不到一條途徑。要使機械人具有創造力，得給它輸入什麼呢？我想，必得是：慾望。慾望產生幻想，然後才有創造。慾望這玩藝兒實在神秘，它與任何照本宣科的程序都不同，它可以無中生有變化萬千這才使一個人間免於寂寞了。輸入慾望，實在是上帝為了使一個原本無比寂寞的世界得以歡騰而作出的最關鍵的決策。如果說猴子也有慾望，那隻能說明人為了超越猴子應該從慾望處升華，並不說明應該把慾望閹割以致反倒從猴子退化。而“不苦不樂”是什麼呢？或者是放棄了升華的猴子，或者是退出了慾望的石頭。所以我漸漸相信，慾望不可能無，也不應該無。當然這有一個前提，就是：我們還想作人，還是在為人找一條路，而且不僅僅想作一個各種器官都齊全都耐用的人，更想為人所獨有的精神找一個美麗的位置。還得注意：如果誰不想作人而更願意作一棵樹，我們不應該制止，萬物都有其選擇生存方式的權利——當然那也就談不上選擇，因為選擇必是出於慾望並導致慾望。說歸齊，不想作人的事我們不關心（不想作人的人，自然也都蔑視我們這類凡俗的關心，他們這種蔑視的慾望我們應該理解，雖然他們連這凡俗的理解也照常地蔑視——我唯一放心的是他們不會認為我這是在暗含地罵人，因為那樣他們就暴露了暗地裏的憤怒，結果違反了“不苦不樂”的大原則，倒為我們這類凡俗的關心提出了證據）。我們關心的事，還是那一條或那一萬條人的前途。

這就說到了“突圍”。我確曾如您所判斷的，一度甚至幾度地在尋求突圍。但我現在對此又有點新想法了——那是突不出去的，或者說別指望突出去。因為緊接着的問題是：出去又到了哪兒呢？也許我們下輩子有幸作一種比人還高明的生命體，但又怎麼想像在一個遠為高明的存在中可以沒有慾望、沒有矛盾、沒有苦樂呢？在這一點上佛說對了（這屬於世界觀）——永恆的輪迴。這下我有點懂了，輪迴絕非是指肉身的重複，而是指：只要某種主體（或主觀）存在，慾望、矛盾、苦樂之類就是無法寂滅的。（而他又希望這類寂滅，真是世上沒有不犯錯誤的人！）這下我就正像您所判斷的那樣“越走越逼近絕境”了，生生相繼，連突圍出去也是妄想。於是我相信神話是永遠要存在的，甚至迷信也是永遠要存在的。我近日寫了一篇散文，其中有這麼兩段話：“有神無神並不值得爭論，但在命運的混沌之點，人自然會忽略着科學，向虛瞑之中寄託一份虔敬的祈盼。正如迄今人類最美好的想往也都沒有實際的驗證，但那想往並不因此消滅。”“我仍舊有時候默念着‘上帝保佑’而陷入茫然。但是有一天我認識了神，他有一個更為具體的名字——精神。在科學的迷茫之處，在命運的混沌之點，人唯有乞靈於自己的精神。不管我們信仰什麼，都是我們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導。”我想，因為智力的有限性和世界的無限性這樣一個大背景的無以逃遁，無論科學還是哲學每時每刻都處在極限和迷途之中，因而每時每刻它們都在進入神話，借一種不需實證的信念繼續往前走。這不需實證也無從實證的信念難道不是一種迷信嗎，但這是很好的迷信，必要的迷信，它不是出自科學論證的鼓舞，而是出於生存慾望的逼迫。這就是常說的信心吧。在前途似錦的路上有科學就夠了，有一個清晰而且美妙的前景在召喚誰都會興高采烈地往前走，那算得上幸運算不得信心，那倒真是憑了最初級的慾望。信心從來就是迷途上的迷信，信心從來就意味着在絕境中“蠻橫無理”地往前走，因而就找一個非現實的圖景來專門保護着自己的精神。信佛的人常說“我佛慈悲”，大半都是在祈望一項很具體的救濟，大半都只注意了“慈”而沒有注意“悲”，其實這個“悲”字很要緊，它充分說明了佛在愛莫能助時的情緒，倘真能“有求必應”又何悲之有？人類在絕境或迷途上，愛而悲，悲而愛，互相牽着手在眼見無路的地方為了活而舍死地朝前走，這便是佛及一切神靈的誕生，這便是宗教精神的引出，也便是藝術之根吧。（所以藝術總是講美，不總是講理。所以宗教一旦失去這慈悲精神，而熱衷於一個人或一部分人的物界利益時，就有墮落成一種壞迷信的危險。）這個悲字同時說明了，修鍊得已經如此高超的佛也是有慾望的，比如“普度眾生”，佛也是有苦有樂有歡有悲的。結果非常奇怪，佛之欲求竟是使眾生無欲無求，佛之苦樂竟繫於眾生是否超脫了苦樂。這一矛盾使我猜想，此佛陀非彼佛陀，他早已讓什麼人給篡改了，倘非如此我們真是要這個勞什子幹嘛？無非是我們以永世的劫難去烘托他的光環罷了。所以，我一直不知道“大徹大悟”到底是什麼，或者我不相信無苦無樂的救贖之路是可能的是有益的。所以，滅欲不能使我們突圍，長壽也不能。死也許能，但突圍是專指活着的行為。那個圍是圍定了的，活着即在此圍中。

在這樣的絕境上，我還是相信西緒福斯的歡樂之路是最好的救贖之路，他不指望有一天能夠大功告成而人極樂世界，他於絕境之上並不求救於“瑤台仙境，歌舞昇平”，而是由天落地重返人間，同時敬重了慈與悲，他千萬年的勞頓給他釀製了一種智慧，他看到了那個永恆的無窮動即是存在的根本，於是他正如尼采所說的那樣，以自己的勞頓為一件藝術品，以勞頓的自己為一個藝術欣賞家，把這個無窮的過程全盤接受下來再把它點化成藝術，其身影如日神一般地作美的形式，其心魂如酒神一般地常常醉出軀殼，在一旁作着美的欣賞。（我並沒有對佛、禪、道之類有過什麼研究，只是就人們對它們的一般理解有着自己的看法罷了。不過我想，它們原本是什麼並不如它們實際的效用更重要，即：“源”並不如“流”重要。但如果溯本清源，也許佛的精神與西緒福斯有大同，這是我從佛像的面容上得來的猜想，況且慈與悲的雙重品質非導致美的欣賞不可。）所以宗教和藝術總是難解難分的，我一直這麼看：好的宗回教必進人藝術境界，好的藝術必源於宗教精神。

但是這又怎麼樣呢？從死往回看，從宇宙毀滅之日往回看：在寫字枱上賭一輩子錢，和在寫字枱前看一輩子書有什麼不一樣呢？抽一輩子大煙最後抽死，和寫一輩子文章最後累死有什麼不一樣呢？為全套的家用電器焦慮終生，和為完美的藝術終生焦慮有什麼不一樣呢？以無苦無樂為渡世之舟，和以心醉於悲壯醉於神聖為渡世之舟又有什麼不一樣呢？如果以具體的生存方式論，問題就比較難說清，但把獲得歡樂之前、之後的兩個西緒福斯相比較，就能明白一個區別：前者（即便不是推石頭也）僅僅是一個永遠都在勞頓和焦灼中循環的西緒福斯，後者（不論做什麼）則是一個既有勞頓和焦灼之苦，又有欣賞和沉醉之樂的西緒福斯，因而他打破了那個絕望的怪圈，至少是在這條不明緣由的路上每天都有一個懸念疊出的夢境，每年都有一個可供盼望的假期。這便是物界的追尋和（精）神界的追尋，所獲的兩種根本不同的結果吧。當然賭錢或許也能賭到一個美妙境界，最後不在乎錢而在乎興奮了，那自然是值得祝賀的，但我想，真有這樣的高人也不過是讓苦給弄傷了心，到那牌局中去躲避着罷了，與西緒福斯式的歡樂越高得遠些。

最後有一個死結，估計我今生是解它不開了：無論哪條路好，所有的人都能入此路嗎？從理論上說人都是一樣的構造，所以“人皆可成佛”，可是實際上從未有過這樣的事實；倘若設想一個人人是佛的世界，便只能設想出一片死寂來，無差別的世界不是一片死寂能是什麼呢？——至少我是想不出一個解法來。想而又想可能本就是一個荒唐者的行狀，最後想出一個死結來，無非證明荒唐得有了點水平而已。那個歡樂的西給福斯只是一個少數，正如那個“大徹大悟”的佛也是一少數，又正如那些飽食終日的君主同樣是一些少數，所謂眾生呢？似乎總就是一出突圍之戲劇的苦難佈景，還能不體會一個“悲”字嗎？

一九九Ｏ年

《何立偉漫畫集》跋

一個現代的何立偉——“孤獨人的周末，來客每每是一隻野貓同六點鐘的黃昏”+

一個古典的何立偉——“遠方躲在一棵樹的後頭，活着就是與之作無休止的謎藏”=

一個必以審美價值安魂立命的何立偉——“以夢的方式進入不真實的美麗，正如以眺望的方式進人童話般的雲”。

這樣一個何立偉，若忽爾發現“既然不能挑選夢，那就挑選睡眠的姿式罷”，他就非挑選幽默不可了。他的漫畫是真正幽默的產品。幽默常遭誤會：以為是機智的笑料，以為是憤世的譏嘲，以為是精巧的牢騷；因而大流的漫畫都是借針砭時弊去落實此三種效果。但是，人的路途上有着比時弊更為深重的問題，那便是古典得不能再古典的問題，那便是現代得不能再現代的問題，那便是亘古至今乃至永遠都以謎藏的方式所呈現的問題：生命同其自由的問題。

以往最好的漫畫當屬豐子愷先生的作品，他帶着傳統的純情之愛走進古典的追尋，為人的前途畫一幅回歸童真的方向。何立偉呢，卻是帶着現代的孤哀走去作這古典的追尋，望見並且感動於那些童真的背影都已變得冰涼，於是便為人的前途改換一個方向。這真是繼承和發展吧，正如孩子必要長大，童真無計久留，於是在豐子愷先生走後漫畫界空曠多年，終於等來了何立偉。這個何立偉極有可能並不將方向規定為一個眼見的目的，而是陶醉於將腳步引向精神的遊歷，並於那條沒有終點的路邊觀賞着自己和眾人的腳步，因而他曾淪為作家，現在他又掉進了幽默的淵藪。

從他的漫畫中，我對幽默有了初步的印象：幽默是機智地證明機智的無效，是通向智慧的智慧的絕境，是看強人敗績於寬容和潑婦受阻於柔順的霎那，是快樂地招待苦難的妙舉，是拱手向自然出讓權力的的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