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下自己的套，圈銀行的錢

向銀行貸款並不像陳四寶說的那麼簡單。正像陳四寶說的，首先要解決的是人際關係，但戴向軍不想走柯正勇這個關係，主要是不希望柯正勇知道他的底細，尤其是他的經濟底細，所以，戴向軍想嘗試着走其他的路子。比如當初他們“黃埔二期”有一個戰友在銀行工作，並且也當上了處長，戴向軍一開始就想走他這條路子。可一仔細打聽，該戰友是保衛處長，不管信貸。戴向軍認真想了一下，認為找他不會起直接作用，也很難想像一個保衛處長能在行長面前起多大的正面作用，說不定正面作用起不了，還起了反作用，把戴向軍自己的身份搞低了，所以，最後戴向軍沒有走這個戰友的路子，被迫去找柯正勇。

之所以要說“被迫”，因為戴向軍實在不想找柯正勇，不過事到如今已經沒有其他辦法了，只能這樣做。

為了增大成功概率，戴向軍特意花高價從黑市上換了兩萬美金，以柯正勇的兒子毛毛即將出國確實需要的名義送到柯正勇的家。

按照送禮在先的原則，戴向軍進門之後，見沒有其他人，直接在客廳里就把錢交給首長夫人，並說明是資助毛毛出國留學用的。夫人當然是喜出望外，但由於數目比較大，夫人不敢接，與戴向軍推讓起來，驚動了柯正勇。柯正勇從裏屋出來，伸手不打送禮人，沒有說要，也沒有說不要，而是笑着問：又發大財了？戴向軍同樣是笑，並且也沒有回答是發財了還是沒有發財，而是說：吃水不忘挖井人，我這口井是首長挖的，孝敬一點是應該的。

說著，兩個人就從客廳來到柯正勇的書房裏。而夫人則忙茶水去了。

進書房之後，戴向軍學着當年陳四寶對待他的樣子，不再與柯正勇退讓美金，而是非常自然地把兩萬美金放在柯正勇的書桌上，並隨手用書桌上的一張報紙蓋在上面，然後在柯正勇的對面坐下，開始彙報工作。

按說戴向軍現在已經不是柯正勇的聯絡員了，根本不需要向柯正勇彙報工作，但習慣成自然，他與柯正勇見面，不彙報工作能談什麼？再說，這個程序也是他事先設計好的，先送美金，后談工作，最後才扯到疏通銀行關係上。他相信，當領導時間長了的人，聽彙報也成了習慣，不管是不是屬於他分管的工作，都想聽。

果然，戴向軍一彙報起工作來，柯正勇馬上就進入了狀態，不但面部表情嚴肅認真，而且還時不時提一點小問題。於是，一場本來典型的家庭拜訪，搞得像在辦公室聽彙報了。

這也不能說是柯正勇裝的，而可能是習慣，再說，雖然從行政關係上講戴向軍眼下所做的事情與柯正勇無關，但從人情關係上講卻非常有關，畢竟，戴向軍的天安公司是掛靠在華安集團名下，而華安這條線是柯正勇牽的，所以，柯正勇關心一下天安公司的運轉情況也屬正常。

按慣例，報喜不報憂，戴向軍一上來就報了一大堆的喜，比當初他彙報給依啟明的還要喜，好比無意當中在南都發現比大慶還要大的大型油田了。受這種喜氣的感染，柯正勇的臉上逐漸露出了欣慰。突然，戴向軍的彙報具體起來，說雖然前景看好，但由於在他之前南都已經有南國、佳信和萬通三大尋呼台，現在天安突然插進來，相當於從人家碗裏分走一杯羹，在營銷上不創新不行。

柯正勇點點頭，表示支持戴向軍的觀點，說一定要創新，改革本身就是一場創新，具體到一個新企業的新業務拓展當然更應該創新，如果不創新，那麼還不如原來的三大尋呼台多增加一些接口算了。

“能說具體一點嗎？”柯正勇要求道。

“具體做法是入戶送機。”戴向軍說。

接着，戴向軍就詳細彙報了“入戶送機”的操作方案。簡單地講，就是用戶在辦理天安台的入戶手續時，只要一次性交納一年的服務費，傳呼台就免費送給用戶一個傳呼機。

“我想把這個優惠條件在天安尋呼正式開業的第一天就推出，”戴向軍說，“我相信，不用宣傳，第二天用戶就會擠破門檻。”

柯正勇略微思考了一下，立刻就再次點頭，表示他也相信。不過，他也表示出一定程度的擔心，擔心這樣一來傳呼台不是賠本了嗎？

戴向軍說：“不會的，第一，這個做法具有廣告效應，節省下來的廣告費可以沖抵傳呼機本身的一些費用；第二，世面上的傳呼機有很大的利潤空間，而我們直接從廠里大批量進貨，實際價格並沒有用戶看到的那麼大；第三，我們預收了用戶一年的服務費，在資金無償佔用問題上也彌補回一些；第四是最重要的，就是我相信隨着通訊技術的發展，特別是新增一家新尋呼台後，南都尋呼業新一輪的價格戰肯定會再起，服務費肯定會降低，而在贈送傳呼機的時候已經與用戶簽定了一個合同，一年之內，無論行業服務費是上升還是下降，預收的服務費都不增加或減少，這個條款看似對等的，其實服務費上漲是不可能的，而下降是肯定的，所以，從總體上說不會賠本。”

柯正勇雖然不是做經濟工作出身的，但早南都這塊商業熱土上耳聞目睹，基本上已經變成商業內行，現在聽戴向軍這樣一說，他馬上就理解了，相信從戰略的角度看，“入戶送機”其實並不吃虧，但他還是有些擔心。

“不過，這樣一來你們首期投入就很的呀。”柯正勇不無關切地問。

這一問真親切！戴向軍說了半天，繞這麼大彎子，等的就是這句話！

戴向軍先是長長地出了一口氣，調整一下自己的情緒，告戒自己要繼續謹慎，然後順着老首長的話說出自己的想法。說老首長已經完全掌握經濟活動的基本規律了，一下子就說到點子上，比他強，他剛開始就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現在真要做事情了，才發現這個問題，要是早點向老首長請教就好了等等。說到最後，他請老首長給他出主意，看怎麼樣能邁過這道坎。

柯正勇聽戴向軍這麼說，就真思考起來，並且還真想出了幾個辦法，比如跟別人合作呀，爭取財政支持呀，向銀行貸款呀等等。

戴向軍聽得非常認真，最後，根據柯正勇想出的這幾個建議，認為只有向銀行貸款比較可行。與別人合作，需要經過華安集團同意，而如果依總知道我們資金不足，還需要和別人合作，肯定後悔讓我們掛靠，一生氣，把已經發出來的文件再收回去也不一定，至於財政支持，他戴向軍是沒有這個本事，肯定要麻煩秘書長費心，費大心思，他不忍心，而只有銀行貸款最切合實際。

戴向軍分析得入情入理，柯正勇當然提不出任何相反的意見，並且還為戴向軍事事替首長考慮的精神所感動，於是，他們達成一致意見，向銀行貸款。

此時柯正勇政府秘書長的職位已經扶正，在某些場合，他是可以代表政府說話的，由他牽線，當然比那個在銀行當保衛處長的戰友管用多了。

有秘書長的牽線，加上戴向軍財大氣粗的做派，很快就和行長找趙新民混熟了。趙行長表示希望與戴向軍合作，並且很快就提出了具體的合作條件。第一，天安公司立刻在該銀行設立總帳戶，並保證在他們行辦理結算；第二，要華安總公司提供貸款擔保。關於第一個條件，戴向軍立刻就答應了，至於第二個條件，他知道根本就辦不到。但他沒有立刻否定，而是說回去請示總公司。戴向軍這樣說是為了給自己一個緩衝的時間。上次在北京的經歷給了他這樣一個信念，有時候看似走不通的路，只要緩和一下，說不定就能走通了。所以，他才沒有對趙新民說擔保不可能，而只是說向總公司“請示”，但事實上，他根本就沒有“請示”，而僅僅只是爭取一段緩衝時間。在這段時間裏，他繼續保持與趙行長之間的親密接觸，繼續扮演着豪爽、有錢、有背景的樣子，終於進一步贏得了銀行方面的好感與信任。這時候，沒有等戴向軍自己說，趙新民就主動提出了通融辦法，說如果異地擔保實在太麻煩的話，也可以採取實物抵押的辦法。戴向軍不恥下問，什麼叫實物抵押。

“比如房產，”趙行長說，“如果你有現成的寫字樓、公寓或廠房，也可以用來抵押貸款。”

一聽見“廠房”，戴向軍立刻眼睛一亮，他立刻就想到了丁有剛極力推薦的那幢7層樓的廠房。

“廠房倒是有一幢，”戴向軍說，“但手續上有些小問題。”

趙行長問什麼問題？戴向軍說房款沒有付清，所以手續不是很全。趙行長想了想，說這也不是什麼大問題，只要確實有這幢房子存在，如果我們配合你，還是有辦法的。

戴向軍注意到“配合”兩個字，立刻就領會了其中的含義。在一次兩個人脫光光的場合，戴向軍告訴趙新明，總公司已經答應擔保了，但需要按照集團內部資金拆借的利息差貼補三個點的擔保費，如果趙行長能通融用房產抵押貸款，省下這筆擔保費我們哥倆分了不是很好？

趙新明眯上眼睛想了一會兒，說：擔保費是小事情，主要是異地擔保手續麻煩，就按你說的，我兩個點，你一個點，我們做成分批擔保。

“行，”戴向軍說，“三個點全給你，算諮詢費，具體操作完全靠你大行長指導呢。”

趙行長當然高興，好處多佔了，還落個好名聲，攤上這樣的好事情誰都高興。接着，趙新明就真的當起了諮詢師，告訴戴向軍：把整個7層樓的合同簽下來，把房產證分割，分期付款，先付第一層，然後立刻拿該層擔保，貸款再付第二層，無非多做幾套資料而已。

話雖然這麼說，其實在後來的操作當中，比這簡單。由於銀行態度積極，加上丁有剛在中間說合，幾方一配合，打了一個時間差，總共2000萬的物業，戴向軍首期支付300萬的合同保證金，就開始辦理過戶手續，手續辦完后，戴向軍再支付200萬，出賣方讓銀行驗證房產證原件並提供複印件，自己保留原件，銀行方面立刻發放貸款，等貸款一到位，戴向軍再支付1500萬餘款，換回房產證原件，交給銀行抵押，如此，一樁先放款后抵押的貸款操作就完成了。由於行長趙新明親自擔任整個操作的“諮詢師”，並且他的“諮詢費”是按照貸款額的百分比收取的，所以，在可能的情況下，當然額度越大越好，結果，戴向軍花2000萬賣來的物業，被評估成了6800萬，分兩次從銀行貸款5000萬，不僅在一夜之間擁有了一幢7層樓的辦公總部和工作場所，而且還獲得了3000萬的流動資金，使戴向軍的天安尋呼神話般地拔地而起，出現在南都大地上。而他付出的，僅僅是150萬的“諮詢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