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紅頂商人”
萬事具備之後，戴向軍再次去看望柯正勇。目的並不是想徵求意見或建議，也不是想爭取支持，而僅僅只是一種禮節。一種朋友之間的禮節，一種舊部下對老上級的禮節。戴向軍不希望等到他已經下海自己創辦尋呼台了才告訴柯正勇。如果那樣，戴向軍認為是不尊重柯正勇的。當然，他了解柯正勇，知道柯正勇雖然年紀比較大了，但思想並不保守，關於自己想下海的事情，只要他一說，柯正勇肯定會支持，甚至會說出“其實你早該如此”這樣話，所以，這次他去看望柯正勇，多少有點報喜的心情。但是，那天柯正勇的反應並沒有戴向軍想像的那樣積極。
戴向軍當面說出自己的想法之後，柯正勇沉默了半天，才非常緩慢地說：“下海自己創業當然好，但最好還是保留公職。”
也真是柯正勇，如果換上其他人，比如說陳四寶，戴向軍肯定當場就回敬一句：廢話！誰不想保留公職？倒是有可能呀！甘蔗沒有兩頭甜，又想下海創業自己當老闆，又想保留國家幹部的身份，天下是我家開的呀？
但是，現在說這個話的不是陳四寶，而是柯正勇，所以，這話在戴向軍聽起來又不完全是廢話。為什麼？因為柯正勇是領導，而且是級別蠻高的領導。戴向軍發現，同樣一句話，在小老百姓嘴巴里說出來肯定是廢話，但如果從一個大領導嘴巴裏面說出來就不一定是廢話，說不定還是金話。所以，戴向軍在聽了柯正勇的話之後，不但沒有回敬他是廢話，而且立刻擺出一副洗耳恭聽的樣子，等待老首長繼續往下說。
戴向軍的態度無疑起到了鼓勵作用，於是，柯正勇果然就繼續往下說了。
柯正勇說不知道戴向軍注意到沒有，現在國家的政策已經有很大變化，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了，不過，大家已經習慣了政治運動的做法，一時間還調整不過來，所以，中央一提出搞市場經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家還是習慣性地把它當成一場新的政治運動，一起響應，矯枉過正，各行各業一窩風地興起了辦公司的浪潮，像殘疾人聯合會這樣的團體都成立公司，而且是全國性的大公司，叫康華公司，於是，部隊也不甘落後，比如南都軍區就成立了專門的企業局，甚至你們公安系統，不是也成立了金盾集團嗎？所以，柯正勇認為，戴向軍就是想下海自己創業，也完全可以在系統內部做，這樣，既可以為自己保留公職，也可以有一個靠山，是百利而無一害的事情。
戴向軍當即就理解了什麼叫醍醐灌頂了，他發覺自己這段時間做生意把人做傻了，竟然連這樣的大形勢都沒有注意到，而柯秘書長不僅注意到了，並且立刻就能把這種對大形勢的把握應用到自己當前所面臨的現實問題中來。佩服，實在佩服！於是，戴向軍立刻就想像了一下如果自己掛靠在金盾公司名下的情景。當然，如果這樣，他就可以名正言順地保留公職了，而且，單位的領導和同事也看他順眼了，但是，他所受到的約束也一定不少，從大局上看，不利於自己事業的發展，關鍵是這與他下海創業的初衷不一致呀。自己想下海創業，就是要創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天地，就想從此之後不再受制於人，如果達不到這個目的，那還下海乾什麼？
戴向軍心裏斟酌了一下，先是說了不少諸如勝讀十年書這樣的恭維話，然後委婉地提出了自己的疑問。
柯正勇聽了頻頻點頭，認為戴向軍的考慮也有道理，他在公安系統原本就沒有任何根基，現在和領導與同事之間也產生了隔閡，如果自己創立的公司還掛靠在原單位下面，干好了，收益是金盾公司的，不是他個人的，干壞了，更是出力不討好，如果這樣，還下海做什麼？所以，他同意戴向軍的觀點，不能為了保持自己的幹部身份而留在原單位內部創業。但是，柯正勇又不願意讓自己高明的建議沒有着落，於是，思考了一下，又提出另外一個設想。
柯正勇說，他有一個非常要好的朋友在華安集團當老總，而華安集團的背景並不比金盾弱，在某些方面，甚至還更有優勢一些，要不然我幫你推薦一下？你自己去北京找華安集團的老依談談？
這樣的建議戴向軍當然求之不得，當即表現出極大的熱誠，並且把這種熱誠放大，使之具備了傳染性，立刻傳染給了柯正勇，柯正勇在這種熱誠的作用下，立刻動用上次戴向軍孝敬給他的極品文房四寶，在宣紙上握湖筆蘸歙硯上的徽墨給依長征寫了一封推薦信。信上說兄上次所說在南都建立工作站事宜，甚好，吾一直掛在心上，恰小戴同志欲創立傳呼台，建議掛靠貴公司名下，兼工作站之職能等等。
戴向軍一天也沒有耽誤，第二天就帶着這封信上了北京。之所以這麼急，並不是為了迎合老首長的積極性，而確實非常有必要，因為在當時，通信領域還是郵電系統的一統天下，並不是任何個人想辦就能辦的。戴向軍雖然有丁有剛罩着，但如果能掛靠在一個有背景的大集團名下，肯定更加方便一些，也會讓戴向軍對丁有剛的依賴少一些。他覺得，如果自己的事業完全依賴別人，那麼他就不會有真正的獨立性，假如一定要依靠別人的話，那麼寧可把這種依靠分散到幾個人身上，這樣，相對於他們中的某一個人來說，戴向軍對整個局勢的掌握還是更主動一些的。
由於柯正勇事先已經在電話裏面與依長征溝通過，所以戴向軍到北京之後順利地見到了依總。
不用說，戴向軍帶了不少貴重禮物。但他沒有說是他自己買的，而說是柯秘書長讓他帶來的。既然是柯秘書長托他帶來的，那麼依長征就沒有理由不收，而收了之後，心情就自然不錯。
趁着好心情，戴向軍趕緊向依長征彙報。說經過調查，當前最有前景的項目莫過於開辦尋呼台，說以前人們講大炮一響，黃金萬量，現在改了，說“呼機一響黃金萬兩”。這話有兩層含義，第一是說尋呼業很賺錢，一本萬利；第二是說客戶一旦有了呼機，就有了最及時的信息在手，就能領先別人一步抓住機會賺到錢。如今是資訊時代，信息就是金錢，所以，幾乎人人都搶着想擁有尋呼機，市場自然非常巨大。戴向軍說他托改革開放的福，有幸成為先福起來的人，但他與社會上那些先福起來的人不一樣，他是黨員，是幹部，又在部隊上受組織教育多年，所以他福起來之後，不會像有些人那樣吃喝嫖賭，而是想為國家做貢獻，經老首長柯秘書長的推薦，他希望自己出資為華安公司建立南方工作站，同時，也希望把自己的尋呼台掛靠在華安集團名下，這樣，不僅工作起來名正言順，也為咱們南方工作站的長期運做提供可靠的資金保障。戴向軍說經秘書長親自建議，公司取名天安通訊。戴向軍告訴依長征，目前南都才幾家尋呼台，市場缺口很大，但尋呼台不是一般的人想辦就能辦的，幸虧老首長柯秘書長關照，咱們的天安尋呼才能橫空出世，如果天安能掛靠在華安集團下面，那更是如虎添翼，業務不僅覆蓋整個珠江三角洲，將來拓展到香港澳門也不是沒有可能的。最後，戴向軍保證，只是要政策不要錢，不要華安集團出一分錢，除了保障南方工作站的一切開銷之外，今後業務發展了，還可以每年向集團上交30％的利潤。
這樣的好事情誰能拒絕？依長征心情本來就不錯，加上戴向軍彙報得具體生動，依長征在聽的過程中，一直保持饒有興趣的親切的微笑，所以，戴向軍以為他彙報完之後，依長征一定會像柯正勇欣然為他書寫推薦信一樣，給他一個爽快的答覆，至少，也會當面向下面的交代，督促他們具體落實這件事情。但是，不知道是習慣，還是戴向軍把條件說得太好了，好到依長征有點不相信的程度，總之，依長征並沒有當場給予答覆，也沒有當面吩咐下面的人落實這件事情，而是仍然笑吟吟地看着戴向軍，讓他先回南都，等消息。
就這樣回去了？戴向軍有些不甘心。但不回去又怎麼樣？
戴向軍在北京給柯正勇打了個長途，名義上是尊重老首長，向他彙報情況，實際上是表達疑慮，並希望柯正勇再給依長征打一個電話，燒把火，趁熱把事情辦了。
柯正勇說不必，老依這人就這樣，要是行，不用他再打電話也行，要是不行，他再打電話也沒用，說不定反而起壞作用。
“那我怎麼辦？”戴向軍問。
“什麼怎麼辦？”柯正勇說，“他讓你回來你就回來呀。”
戴向軍不說話，還是不甘心，大概是前段時間做汽車生意做順利了，以為做任何事情都該順利。
“你忘了華安集團的背景了吧？”柯正勇第一次正式批評戴向軍，“你不知道他們是幹什麼的嗎？你以為憑我一封推薦信和你一番話老依就把你招在旗下？就不允許人家有個調查？你看着把，現在你沒有回來，說不定人家已經在看你檔案了。”
聽了柯正勇的批評，戴向軍非但沒有不高興，相反，心情好起來，因為如果真像柯秘書長說的那樣，華安集團已經在調查他，那就是好事情，就說明他的彙報打動依長征了，說明依總打算接納他了，而如果是這樣，那麼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問題了，因為戴向軍自己知道，他的檔案沒有任何問題。
果然，戴向軍剛剛回到南都，柯正勇就呼他。說依長征已經給他打電話了，同意天安公司掛靠在華安名下，但戴向軍的人事關係必須遷到華安系統來，如果沒有問題，你再回北京，辦理相關的手續。
就這樣，戴向軍到達南都后並沒有進市內，只是在機場給柯正勇回了一個傳呼，又立刻買票飛回北京。
有了華安集團的紅頭文件，加上丁有剛做內應，柯秘書長又側面關心了一下，戴向軍順利地註冊了南都天安公司，並且拿到了尋呼台的經營許可證，獲得了電信批准的台號和尋呼中繼線路。同時，他個人的幹部人事關係隨檔案一起從公安系統落到了華安集團，準確地說，是落到了華安背後那個神秘的系統當中。本來對他抱有成見的證照中心主任和同事對他的態度又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不僅開了一個熱情的歡送會，而且在他離開證照中心之後的好長時間內，原單位對他都有一些神奇的傳說。傳說之一是說他有後台，並且不是瞎傳，而是有根有據，連他那個遠房二叔叔叫什麼名字和在哪個部隊擔任什麼職務都說清楚了，只不過大家對這個有根有據的傳說做了一點小小的修正，沒有把當年的二禿子說成是戴向軍遠房二叔叔，而直接說成是他父親，所以他才能相當有背景，說來就來，說走就走。傳說之二說戴向軍原本就是某系統的，是該系統派到他們這裏調查一樁涉及到國家安全的大案子的，現在任務完成了，所以就回去了，至於是什麼大案子，當然屬於國家特級機密，沒有人知道，因此就更加神秘。這些傳說後來通過某種途徑傳回到戴向軍耳朵里，連他自己都覺得離奇。但是，戴向軍沒有做任何評論和解釋，他忙着呢，哪有閑工夫管這些事情。
事實上，天安公司的啟步階段並不順利，最大難題是資金不足。不錯，戴向軍靠與陳四寶一起買批文做汽車生意確實賺了一些錢，具體地說是賺了六百多萬人民幣，這些錢在當時是個相當大的數目，那時侯形容一個人有錢常常以萬元計，說某人有錢，最常見的說法是“萬元戶”，而戴向軍所賺的錢差不多相當於六百個“萬元戶”呢，還不是相當有錢嗎？所以，作為個人戴向軍確實是相當的有錢了，可如果作為一個企業，那又是相當的沒錢，不說別的，單單就是建設或購買一個現成的公司辦公樓兼工作場所，沒有上千萬的資金就根本不用談，更別說裏面的設備和人員開銷等等，所以，天安公司其實還沒有正式運轉，就已經發生財務危機了。
說實話，在最困難的時候，戴向軍差一點就打了退堂鼓。他真正理解了什麼叫不當家不知柴米貴的道理了。沒有辦公司的時候，他感覺自己很有錢，有似乎永遠也花不完的錢，而一開辦公司之後，又發現自己沒有錢，連買一個辦公地點的錢都沒有。戴向軍想，既然如此，我幹嗎吃飽了撐得辦什麼天安公司呢？有那麼一刻，戴向軍想到了逃避，想到乾脆就此打住，已經花出去的錢就算是打了一個水漂，帶上剩下的幾百萬塊錢回自己的老家，就是什麼事情也不做，存在銀行里吃利息也比當地的“萬元戶”強多了，為什麼不這樣呢？戴向軍差點就真這樣了。但是，頭天晚上想好了，睡著了，第二天早上一醒來馬上就變了，想着如果那樣不等於是當逃兵嗎？不是承認自己失敗了嗎？戴向軍不可能當逃兵，也不願意承認自己失敗。不能仗還沒有打就承認自己失敗吧。就是真要失敗，也要拚命打一仗，打到彈盡糧絕了再承認失敗也不遲。戴向軍想，反正我這些錢也不是祖上傳下來的，而是自己來南都之後掙的，即使彈盡糧絕了全部虧進去了，就當是當初沒有認識陳四寶，沒有賺那些錢就是。這麼想着，戴向軍就又硬着頭皮往前沖了。
除了資金不足之外，更讓戴向軍痛苦的是他有苦不能說。對老婆不能說，因為老婆徐秀文根本就不知道戴向軍做生意賺錢的事情，只當是他調換了一個單位，所以，戴向軍創業期間的艱辛當然不能對老婆說。也不能對柯正勇說，因為柯正勇是首長，戴向軍早就知道和首長交朋友只能報喜不能報憂的道理，所以在柯秘書面前不但不能說，而且還要裝做財大氣粗有錢花不完的樣子，只有這樣，才能讓首長對他有信心，才可以讓首長繼續把他當朋友，才會讓首長在必要的時候能為他說說話。至於丁有剛和依長征那邊，更是如此，戴向軍每次見到他們都強打精神，容光煥發，一副發了大財錢實在花不完打算請他們一起花的樣子，所以，內心的痛苦，只有他自己一個人知道，也只能由他一個人承擔，這就使得痛苦又增加若干倍。
丁有剛向戴向軍推薦了一處辦公及工作場所。一幢位於南都郵電大廈附近的6層工業廠房。丁有剛說，天安公司的總部就應該設在我們郵電大廈附近，這樣更有利於業務發展。
戴向軍承認丁有剛說得對，因為這樣人們會把他們想像成跟電信部門有某種關係，甚至以為他們也是南都郵電系統的“親兒子”，提高可信度，便於業務開展。戴向軍當初在證照中心擔任副主任的時候，他們門口就有好幾家與辦理證照有關的所謂“服務公司”，如果這些“服務公司”不是設在他們中心門口，而是放在其他地方，誰信？所以，戴向軍也希望把自己的天安放在郵電大廈附近。但是沒錢，人家7層樓的廠房能白給他嗎？
不知道丁有剛是真心替戴向軍着想還是對方承諾給了他好處，總之，丁有剛並不知道戴向軍沒有錢，所以，他還在極力推薦戴向軍買下這幢大樓。戴向軍那段時間的感覺不是在買樓，而是在跳樓。然而，天無絕人之路，正當戴向軍真打算跳樓的時候，陳四寶主動和他聯繫了。
陳四寶是通過傳呼機聯繫戴向軍的。戴向軍復機，一聽是陳四寶，嚇了一跳。
“你怎麼在深圳呀？！”戴向軍問，“你不是出國了嗎？！”
“我是出國了呀，”陳四寶說，“但出了國就不能回來嗎？”
戴向軍想說“你回來不怕他們抓你嗎”，但並沒有說出口，覺得這話嗆人。沒想到陳四寶倒不忌諱，自己主動說了，說他一沒殺人二沒放火三沒反黨反社會主義，就算有最，也夠不上刑事罪，更夠不上政治罪，最多就是經濟問題，並且只屬於操作不規範的經濟問題，不涉及詐騙或貪污公款，所以風頭過了也就沒事了，並說他已經通過內線了解清楚了，他的問題根本就沒有立案，更不存在通緝的問題，當然想回來就回來。
沒事就好，戴向軍想，既然連陳四寶都沒有事情了，那麼就說明自己更沒有事情了，值得慶賀。這麼想着，戴向軍就輕鬆起來。突然，戴向軍感覺到腦門一亮，自己天天盼錢，終於盼得老天開眼了，把財神爺送上門來了！
“我為你接風。”戴向軍說。
陳四寶說不必，自家兄弟。
戴向軍說正因為是自家兄弟，所以才要為你接風呀。
陳四寶想了想，說還是免了吧，雖然風頭已經過了，但我還是暫時不想回南都，怕有些人見了我不高興。
戴向軍說誰呀，誰敢不高興呀，他不高興又能把兄弟你怎麼了？
陳四寶又想了想，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是沒事情了，但有些人趕在風頭上受了損失，心裏憋着氣，這時候見到我，說不定會跑去揭發，說既然你們讓我罰款了，為什麼不讓陳四寶罰款，這不是添麻煩了嗎？
戴向軍一想，是這個道理，不過，他是一定要見陳四寶的，不是為了接風，而是為了借錢。
“那我去深圳，”戴向軍說，“我去深圳為你接風總可以吧。”
陳四寶還是說算了，何必呢？再說我馬上又要出國，你不用來了。
還要出國？戴向軍想，那不是我又找不到你了？不行，老天爺好不容易把財神爺送到我面前，我不能就這麼讓他走了。但是，怎麼樣才能不讓陳四寶走呢？這麼長時間沒有消息，難道剛一聯繫就開口借錢？再說，這不是一個小數目，就是親兄弟，也不會憑他在電話裏面說說就把錢給他的。
“這樣，”戴向軍說，“我現在就過來，你不是明天才走嘛，我現在就自己開車過來為你接風。”
直到這一刻，戴向軍才明白自己有車的好處，才理解為什麼當老闆的人都有車，並慶幸自己幸虧有車。
但陳四寶仍然沒有鬆口，說還是算了吧，這不是他一個人的事情，還牽扯到其他人，我對人家說好了，這次回來不見任何人，包括你。
其他人？戴向軍想，人家？“其他人”是誰？“人家”又是誰？難道是自己認識的人？比如主任？戴向軍不好問了，行有行規，道有道規，按照商規，這樣的敏感問題，除非對方自己說，否則他是不能問的。
“你是不是有什麼事情？”陳四寶問。
“沒有沒有。”戴向軍說。
“沒關係，”陳四寶又說，“如果有什麼問題，在電話裏面說一樣。不保密吧？”
“不保密不保密。”戴向軍說。
“那你就講給我聽聽。”陳四寶說。
戴向軍嘆了一口氣，想着也只能在這裏說了。於是，就簡單地把自己創辦天安公司的事情說了一下。
他還沒有說完，陳四寶就說這些他知道了，你還是揀重要的說吧。
“你知道了？！”戴向軍心裏一驚，但還沒有等陳四寶回答，就意識到自己大驚小怪了。自己在明處，陳四寶在暗處，況且還有“其他人”和“人家”，他怎麼就不知道自己的事情呢？再一想，單位的人連他二叔的名字都知道了，他們怎麼知道的？說不定還是從陳四寶這裏知道的呢。於是，也就沒有什麼顧慮了，把自己資金短缺的事情直接對陳四寶說了，並一再要求陳四寶不要對別人說，特別不能對原來他單位的那些人說。
陳四寶說知道。但對借錢的事情愛莫能助。
“為什麼？！”戴向軍說，“我們是兄弟呀，現在我遇到了難處，你不幫我誰幫我呀？”
既然已經開口了，戴向軍當然不能善罷甘休，他發覺，事情能不能辦成有時候就取決於當事人的態度，自己態度堅決一點，不能辦不成的事情說不定就辦成了呢。
果然，陳四寶見戴向軍態度堅決，口氣軟了一些，說不是不幫，而是實在幫不了，因為戴向軍遇到的難事不是十萬二十萬能夠解決的，如果是十萬二十萬，不要說借，憑大家兄弟一場，白送了。
這話戴向軍信，不說以前，就說他們最後散夥的那一筆生意，如果陳四寶就那麼跑了，不給他戴向軍了，難道戴向軍還能去報案？不過，現在戴向軍已經騎在老虎背上了，如果陳四寶不幫他，他真不知道怎麼樣從老虎背上下來。所以，仍然要求陳四寶給他想想辦法。最後，大概是陳四寶被逼急了，說容我調查調查。
調查調查？什麼意思？戴向軍不明白，問陳四寶。
陳四寶說，他現在的資金也不是爬在帳上，而是做投資了，他調查一下，如果戴向軍搞的這個天安尋呼確實比他現在做的項目更好，他可以撤回一部分資金來投資天安傳呼。
投資？戴向軍說不行，只能借，再高的利息他也借，但不能作為投資，說企業不是他的個人的，原則上講是華安集團的，如果要加進來一個股東，華安那邊是很難通過的。
戴向軍沒有說謊，確實如此，但這並不是他心裏話，他心裏想的是天安只能是他自己的，如果陳四寶要進來，錢少了解決不了問題，錢多了股份比他大，那麼他戴向軍不是變成為陳四寶打工了？不行不行，肯定不行。
陳四寶不說話了，如果他要說話，就等於是給戴向軍上課，告訴他生意場上的一些基本規則，再好的朋友，也不能一下子借這麼多錢呀？這麼多錢，肯定就超出了個人行為範疇，而屬於公司行為，而公司之間拆藉資金是要有擔保的，他戴向軍拿什麼擔保？所以，他沒法說了。於是，電話裏面靜了下來。大概戴向軍這邊也想通了，既然你不讓好兄弟參股，那麼憑什麼讓好兄弟把自己的生意黃了來借錢給你？換位思考一下就知道這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他也沒話說了。但總不能老是這麼僵着呀，最後還是陳四寶拿出兄長的姿態，打破了沉默。
陳四寶說：如果借錢，你應該找銀行。
找銀行？戴向軍還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在他的印象中，銀行是存錢的地方，從來沒有想到還可以從銀行借錢，無論是在部隊還是在地方上，他都沒有遇到過向銀行借錢的事，現在聽陳四寶這樣一說，才想起來，感嘆遇事有人商量的重要。
陳四寶又給他講了向銀行貸款的注意事項，其中特別談到了人際關係，並且具體提醒戴向軍應該走柯正勇的路子，說關鍵在行長，柯正勇要是行長就好了等等。說完，陳四寶又說為了支持兄弟，他會往戴向軍的賬上匯50萬。戴向軍說千萬不要，那個帳戶他已經註銷了，說真要是到了他揭不開鍋的時候，再向他要，只要經常保持聯繫就好了。陳四寶說沒問題，經常聯繫。兩個人掛了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