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振定·曹錫寶·廣興·戴璐(3)

造膝陳情乞一辭，動予矜惻動予悲，先皇遺詔惟欽此，去國餘思或過之。可例青田原侑廟，漫愁鄭國竟摧碑，吾非堯舜誰皋契?汗簡評論且聽伊。

過去有人作打油詩，有“等因奉此”字樣，白是遊戲文章，但“欽此”入詩，則確有其事。“欽此欽遵”為“上諭”中習見之語，“惟欽此”者，惟有謹遵之意，下接“去國餘思或過之”，意謂將來別有恩典，或者猶過於配享之榮。上半首的語氣很好，但下半首大不對勁了。

“可例青田原侑廟”，是用劉伯溫的典故。劉伯溫以休致之臣，而得從祀，有此前例，故可從張廷玉之請。“漫愁鄭國竟摧碑”，征魏徵之典，充分表現了乾隆的不滿。魏徵封鄭國公，“摧碑”一事見《新唐書》本傳：

征亡，帝思不已，登凌煙閣觀畫像，賦詩悼痛。聞者媚之，毀短百為。征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逆誅，人遂指為阿黨。又言征嘗錄前後諫爭語示史官褚遂良。帝滋不悅，乃停叔玉昏，而仆所為碑，顧其家衰矣。

這已經很露骨地表明，他可以像唐太宗那樣，給魏徵寫了碑文，復又取消。則此日所許配享的諾言，並非不可更改者，甚至已入太廟從祀，亦不妨撤出。

最後兩句則是負氣之語，誤會張廷玉有輕視他之意。反正詩中所透露的消息，非常不好，是誰都看得出來的。可能張廷玉真有倚老賣老的模樣，竟不理會此一警告，當時就做錯了一件事，謝恩竟不親詣宮門，而令其子代奏。乾隆着軍機處傳旨，令張廷玉明白回奏。其時軍機承旨者為傅恆及汪由敦，汪為張廷玉門生，自然將乾隆大為不滿的情形，稟報師門。張廷玉第二天特為起個大早趕進宮去。不料這一來反而授人以柄，乾隆有一篇詰責的上諭，相當精彩，足以反映乾隆御下的手段，全錄如下：

朕許大學士張廷玉原官致仕，且允配享太廟之請。乃張廷玉具折謝恩，詞稱“泥首闕廷”，並不親至，第令伊子張若澄代奏。因命軍機大臣傳寫諭旨，令其明白回奏。而今日黎明，張廷玉即來內廷，此必軍機處泄露消息之故。不然今日既可來，何以昨日不來?此不待問而可知者矣。夫配享太廟，乃張廷玉畢世之恩，豈尋常錫齎、加一官、晉一秩可此，不特張廷玉歿身銜恩，其子孫皆當世世銜恩。伊近在京邸，即使衰病不堪，亦當匍匐申謝。乃陳情則奏請面見，而謝恩則竟不親赴闕廷，視此莫大之恩，一若伊分所應得，有此理乎?

朕作賦詩，命翰林和韻，獻諛者或擬以皋夔，比以伊周。夫皋夔尚可也，伊周則不可也。朕詩自有分寸，謂“兩朝綸閣謹無過”，不為溢美之詞，亦尚其實長也。若因此而稱心滿意，則並其夙所具之謹且忘之，而不謹矣。夫“可例青田原侑廟”者，劉基以休致之臣，而得配享，曾有此例，故事在可許。伊試自思，果能仰企劉基乎?張廷玉立朝數十年，身居極品，受三朝厚恩，而當此桑榆晚景，輾轉圖維，惟知自便。未得歸則求歸自逸，既得歸則求配享叨榮，及兩願俱遂，則又視若固有。

意謂朕言既出，自無反汗，已足滿其素願，而此後更無可覬之恩，亦無復加之罪，遂可恝然置君臣大義於不問耳。朕前旨原謂，配享大臣不當歸田終老，今朕憐其老而賜之歸，是乃特恩也。既賜歸而又曲從伊請，許其配享，是特恩外之特恩也。乃在朕則有請必從，而彼則恬不知感，則朕又何為屢加此格外之恩，且又何以示在朝之群臣也。試問其願歸老乎?願承受配享乎?令其明白回奏。

昨朕命寫諭旨時，大學士博恆及汪由敦免冠叩首，奏稱張廷玉蒙聖恩曲加體恤，終始矜全。若明發諭旨，則張廷玉罪將無可逭，此已見師生捨身相為之私情。

及觀今日張廷玉之早來，則其情顯然，朕為天下主，而今在廷大臣因師生而成門戶，在朝則倚恃眷注，事事要被恩典，及去位而又有得意門生留星替月，此可姑容乎?

夫君子絕交不出惡聲。朕昨令寫諭旨，意尚遲回，不欲遽發。及觀張廷玉今日之來，且來較向日獨早，謂非先得信息，其將誰欺?若將二人革職交王大臣等質訊，未有不明者。但朕既曲成其終，張廷玉縱忍負朕，朕不忍負張廷玉。然軍機重地，乃顧師生而不顧公義，身為大臣，豈應出此?

朕嘗謂大臣承受恩典，非可濫邀，若居心稍有不實，則得罪於天地鬼神，必致敗露。張廷玉一生蒙被異數，即使詐偽亦可謂始終能保。乃至將去之時，加恩愈重，而其所行有出於情理之外，雖欲曲為包容，於理有所不可，豈非居心不實之明效大驗耶?天道之顯著如此，為人臣者，其可不知所儆惕乎?可不知所改悔乎?

按：乾隆朝軍機處在鄂爾泰於十年四月病歿后，張廷玉因早奉旨，“不必向早入朝”，所以每天都由納親一人面對承旨，而汪由敦、蔣溥雖為軍機大臣，實際工作如後來的軍機章京。漢大臣如汪由敦之得以當面承旨，有一段故事。趙翼《檐曝雜記》載：

軍機大臣同進見，自傅文忠公始。高宗初年惟納公親一人承旨，納公能強記，而不甚通文義。每傳一旨，令汪文端撰擬，納公惟恐不得當，輒令再撰，有屢易而仍用初稿者。一稿甫定，又傳一旨，改易亦如之。文端頗苦之，然不敢較也。

時傅文忠在旁竊不平，迨平金川歸，首揆席，則自陳不能多識，恐有遺忘，乞令軍機諸大臣同進見，於是遂為例。諸臣既感和衷之雅，而文忠實亦稍釋獨記之勞。然上眷倚有加，每日晚膳后，閱內閣本章畢，有所商榷，又獨召文忠進見，時謂之晚面雲。

當時軍機大臣連張廷玉共為七人，而每日進見亦只傅恆、汪由敦二人。汪為雍正二年翰林，是科會試只朱軾與張廷玉兩總裁。汪為張廷玉得意門生。雍正、乾隆皆深惡師弟援引、結成朋黨，所以汪由敦維護師門，引起乾隆的誤會，竟因而革去協辦，留刑部尚書任，次年復降為兵部侍郎。

至於張廷玉，當然不承認得到任何信息。於是又洋洋大篇地下一道上諭，這一次將史貽直拉了出來。上諭中說：

張廷玉與史貽直素不相合，史貽直久曾於朕前奏張廷玉將來不應配享太廟。在史貽直本不應如此陳奏，而彼時朕即不聽其言也。張廷玉奏請見面時，稱外人亦有議將來不得配享者，朕問謂誰?即明指史貽直所言。及問以大學士員缺，即奏稱汪由敦現在暫署，將來即可辦理。其意謂在朝既與史貽直夙有嫌隙，今經休致，則史貽直獨在閣中，恐於伊未便，故援引一素日相好之門生，則身雖去而與在朝無異。此等伎倆，可施之朕前乎?試思大學士何官，而可徇私援引乎?更思朕何如主，而容大臣等植黨樹私乎?史貽直即與張廷玉不協，又何能在朕前加以傾陷?若因張廷玉既去，即自矜得意，是亦自取罪戾耳。大臣等分門別戶，衣缽相傳，此豈盛世所有之事?

乾隆上諭中，最可注意的是，史貽直與張廷玉“素不相合”，以及“曾於朕前奏張廷玉將來不應配享太廟”兩語。史貽直與張廷玉同年，亦皆為年羹堯的同年，年羹堯一向尊重史貽直。有一次雍正問史：“你是否年羹堯所薦?”史貽直答說：“薦臣者年羹堯，用臣者皇上。”以奏對得體，為雍正頗所欣賞，值南書房。雍正三年四月，山西巡撫伊都望參年羹堯兼管河東鹽務時，將其子年富、年斌“偽編商民，隱佔鹽窩”，派史貽直往查，據實奏復，證明他並非年黨，所以亦為雍正朝始終信任不減的漢大臣之一。

史貽直與張廷玉同年同值南書房，而素不相合，或許為雍正操縱的手段，但造成不合之故，當是因為對年羹堯的態度不同。年固有取死之道，但他本人的責任，只有三分之一；雍正縱容年羹堯驕恣不法，形如陷阱佔三分之一；誤會又佔三分之一。在史貽直看，張廷玉應該奏諫疏導，不該推波助瀾逢君之惡。這個看法跟乾隆是一致的。乾隆對雍正初年由奪位而引起的一連串糾紛，痛心疾首，力為斡旋，而在雍正朝逢迎帝意的內外臣工，惡感頗深。孟心史先生著《清世宗入承大統考實》云：

世宗承統一案，年羹堯、隆科多之關係既明，世宗與年、隆之決裂，自在國史及故宮已刊各檔，無庸悉數。惟此事真相，希世宗之指而推鞫成讞者，實為廣西巡撫金。有此成讞，而後有《大義覺迷錄》之頒行，天下乃窺見其秘。在世宗自謂得此宣傳可以移奪人意；及高宗則深恨宣傳之功，適得其反。一嗣位即不恤世宗有子孫永不許翻案之諭，首誅曾靜、張熙，毀禁《大義覺迷錄》，又怒金之多事，不若王國棟輩之模稜，反而掩此家醜。於是故挑金過失，又出情理之外。

金為能員，亦為廉吏。乾隆找他的麻煩而無所得，只有不用。對於張廷玉，乾隆的態度，多少跟對金是一樣的。孟先生又說：

考世宗於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己丑崩，高宗於柩前即位，至十月初八癸酉，即將阿其納塞思黑子孫摒除宗牒一事，謂緣諸王大臣再三固請，非皇考本意，着廷臣議奏。同日翻曾靜案諭云：“曾靜大逆不道，雖置之極典，不足蔽其辜，乃我皇考，聖度如天，曲加宥寬。夫曾靜之罪，不減於呂留良，而我皇考，於呂留良則明正典刑，於曾靜則摒棄於法外，亦以呂留良謗議及於皇祖，而曾靜止及於聖躬也。今朕紹承大統，當遵皇考辦理呂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靜之罪，誅叛逆之渠魁，泄臣民之公憤。着湖廣督撫，將曾靜張熙即行鎖拿，遴選幹員解京候審，毋得疏縱泄露。其嫡屬交地方官嚴行看守候旨。”

十九日甲申諭：“《大義覺迷錄》着照徐本所請，停其講解。其頒發原書，着該督撫匯送禮部，候朕再降諭旨。”

十二月十九日甲申：“曾靜張熙伏法，”乃結《大義覺迷錄》一案。此書遂更成禁毀之物，今所見者又成較罕見之秘籍矣。其間屢赦宥康熙諸皇子之在者，或其子孫，頗為世宗補過。

曾靜遣徒張熙投書岳鍾琪，勸岳反清一案，為有清著名的文字獄。會讞王大臣議奏，曾靜、張熙凌遲，嫡系親屬男子十五歲以上皆斬，而奉旨特赦曾靜、張熙。反而是同案中被牽連的呂留良弟子嚴鴻達、沈在寬等，本身屍或凌遲，子孫遣戍，婦女入宮，處置極悖情理。而據雍正自言，所以赦曾靜的惟一原因是，曾靜所投“逆書”，指雍正“謀父”、“逼母”、“弒兄”、“屠弟”四大款罪狀，恰好給了他一個辯白的機會。在雍正六年十一月以後，迭有上詠，反覆自辯。後來勒為《大義覺迷錄》一書，奉旨通飭各省各縣，每逢朔望在學宮與《聖諭廣訓》，同為士子講解。《大義覺迷錄》中的上諭，動輒數千言，相信亦為張廷玉承旨而作。雍正御制文有云：

朕侍皇考聖祖仁皇帝數十年，時時只聆聖訓，今觀臣工記載者舛錯疏漏之處甚多。朕嗣統以來，元年二年內閣面奉之旨，書寫時動輒訛舛。自張廷玉為大學士，聽朕諭旨悉能記憶，繕錄呈覽與朕言相符，蓋記載一事，良非易易，毫釐千里之差，不可不懼，是以諸臣欲記朕論者，朕皆令繕寫進呈之後方許存稿，恐其失實以傳訛也。

這段話說得很清楚了，凡是雍正主動要發佈的上諭，尤其是情節曲折，要在幽微之處能說服人的文章，自然非具有第一等駕馭文字能力者不辦。但“吉人之詞寡”，雍正奪位，以及其對兄弟的殘酷，傷天害理，一望而知。獨對曾靜如此醜詆，反赦其罪，且特別宣示：“曾靜等是朕特旨赦宥之人，彼本地之人若以其貽羞桑梓，有嫉惡暗傷者，其治罪亦然。即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毀朕躬，而追究誅戮之。”兩相對照，何厚於獄囚，而薄於骨肉?所以越是寫得詳細，自以為滔滔雄辯，越令人齒冷。真所謂越描越黑。在乾隆想：“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以姑息。”張廷玉的忠愛，不免姑息，惟命是從一奴才而已。既非犯顏直諫的骨鯁之士，亦非正色立朝的大臣，從心底輕視其人。這一層，是張廷玉所想不到的，以致行事動乖上意。在下一年皇長子定親王喪，初祭甫過，便欲動身，因此又碰了個大釘子，上諭責備他說：

上年朕許伊休致回籍，伊即請面見，奏請恐身後不獲蒙配享之典，要朕一言為券。朕以皇考遺詔已定，伊又無大過，何忍反汗?故特允其請，並賜詩為券。夫其汲汲如此者，直由於信朕不及，即此居心，已不可以對天地鬼神矣。又何可冒膺侑食之大典乎?及其謝恩，並不躬親，經廷臣議處，朕仍加恩，寬留原職，並仍准其配享，且於陛辭之日，賜齎優渥，並令於其動身時，仍派大臣侍衛往送。伊遂心滿意足，急思旋里。適遇定親王皇長子之喪，甫過初祭，即奏請南還。試思伊曾侍朕講讀又曾為定親王師傅，而乃漠然無情，一至於此，是為尚有人心者乎?

張廷玉教乾隆讀過書，此即詩中所謂“況復芸窗借琢磨”，而上諭則謂“曾侍朕講讀”，不承認張廷玉是師傅。乾隆自視天資超絕，一向不大尊重業師。至於張廷玉為“定親王師傅”，傳中無考。皇子讀書在“上書房”，與“南書房”一東一西，皆在乾清宮對面，差使有“上書房行走”，即充皇子師傅之意。張廷玉一直是在南書房行走，不知何時曾授定親王讀?

按：定親王永璜，高宗第一子。乾隆十三年，高宗南巡迴蹕，孝賢純皇后崩於德州，永璜迎喪，禮節多疏，為高宗痛責。張廷玉既為定王師傅，則其“不知禮”，自然師傅亦有過失。此亦很可能是乾隆對張廷玉不滿的原因之一。

永璜薨於十五年三月，乾隆對長子之歿，一改十三年切責的態度，儀典甚優，禮部奏請輟朝三日，改五日，初祭親臨奠酒。初祭在成服之後，喪服未除，亟亟告歸，無怪乾隆大為不滿，藉此切責，提到不准他回籍的緣故，別有言外之意。上諭中說：

朕從前不即令其回籍者，實朕之以股肱心膂視之，逾於常格之恩，而伊轉以此怏怏。及至許其原官致仕，許其配享，則此外更無可希冀，無可留戀，惟以歸田為得計矣。前於養心殿召對，奏稱太廟配享一節，臣即赴湯蹈火，亦所甘心。夫以一己之事，則甘於赴蹈，而君父之深恩厚誼，則一切置之不顧，有是情理乎?

乾隆在前面幾次上諭中，一再表示，不過將張廷玉視作“鼎彝古器”而已。此諭忽又言“以股肱心膂視之，逾於常格之恩”，似乎前言不符后語，而實為暗示。因為此諭前面提到，世宗對張廷玉“不獨任以股肱，亦且寄以心膂”，明言張廷玉曾參與最高機密，助世宗翦除異己，穩定政權。乾隆並不需要張廷玉這些幫助，但仍以“股肱心膂視之”，而“不即令其回籍者”，無異明告張廷玉，不放心他懷着一個極大的秘密歸籍。

又上諭中一再指責張廷玉“信朕不及”，亦等於在說：“你信不過我，我也信不過你。”此暗寓深意，張廷玉應該心照不宣，而一再忽略，使得乾隆疑心他有所挾持，惡感愈深，終於作了極犀利的詰責。

他說，劉伯溫當年是明太祖的從龍之臣，配享太廟尚不免訾議。問張廷玉捫心自問，較劉伯溫如何?至於魏徵仆碑是他身後之事，張廷玉則不必身後，此刻便當有自知之明，折中定論。乾隆自道：“朕豈肯為唐太宗所為?”意思即是不必等他將來將張廷玉撤出配享，此刻自己見機為妙。

最後發下一張配享太廟各臣的名單，讓張廷玉自己回奏，他應不應該配享?又說：“回奏到日，令大學士九卿等定議具奏。”

這一下張廷玉大夢方醒，知道大糟特糟，求榮反辱，已不可免。倘不見機，則不僅受辱，且有家門之禍，於是具疏請罪：

臣老耄神昏，不自度量，於太廟配享大典，妄行陳奏。皇上詳加訓示，如夢方覺，惶懼難安。復蒙示配享諸臣名單，臣捧誦再三，慚悚無地。念臣既無開疆汗馬之力，又無經國贊襄之益，縱身後忝邀俎豆，死而有知，益當增愧。況臣年衰識瞀，衍咎日滋世宗憲皇帝在天之靈，鑒臣如此負恩，必加嚴譴，豈容更侍廟廷?

敢懇明示廷臣，罷臣配享，並治臣罪，庶大典不致濫邀，臣亦得安愚分。

廷臣集議，不應配享。又以張廷玉種種負恩，應革去大學士。上諭寬免。張廷玉乃得於乾隆十五年以大學士致仕，回桐城養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