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振定·曹錫寶·廣興·戴璐(1)

附記：劉統勛·海蘭察·訥親·張廷玉·汪由敦·史貽直·高恆父子·和門下

與錢南園同時，又有《燒車御史》。“十朝詩乘”載：

和盛時，其家奴勢焰張甚，橫行京外，莫敢究語。其折之以法者，獨謝薌泉侍御與武虛谷大令。薌泉以御史巡城，遇仆於途，控怒馬，引朱軒，揚揚自得。薌泉之下，責其僭妄，即道旁笞之，併火其車，世稱“燒車御史”。陳散原嘗見其遺墨，以片楮書“光明正大，通天達地”八字，其子興垣旁註，稱為“臨終之筆”。

散原題詩云：“燒車御史不再得，百餘年間誦孤直，當時為國護制度，九衢煌煌貫白日。胸中有道匪襲取，死生一條見遺墨。至今傳玩起嗟嘆，此是孤兒眼中筆。”

當焚車事聞，有詔令指實其僭，以車已焚，無左驗，坐罷官。敗，以主事起用，官至員外郎。嘉慶中，其子興，以固始令卓薦入覲。上曰：“此燒車御史子也。”詢前事嗟惜，特擢成都守，薌泉為不朽矣。

按：謝薌泉名振定，湖南湘鄉人，乾隆四十五年翰林。五十九年考授御史，第二年奉命巡視東城。違制乘車者，是和妾弟。謝興引見，時在道光，非嘉慶。宣宗因謝興背履歷時，京語琅琅，問起來才知他從小生長京城，為謝振定之子。又興引見時官河南裕州知府，特擢四川敘州知府。《十朝詩乘》所記微有不符。

與謝薌泉遭遇相仿者，復有曹劍亭，名錫寶，浦東南淮人，乾隆三十一年翰林，五十年特授陝西道御史。《清史稿》本傳：

時協辦大學士和執政，其奴劉全恃勢營私，衣服車馬居室皆逾制，錫寶將論劾。侍郎南淮吳省欽，與錫寶同鄉里，聞其事，和方從上熱河行在，馳以告和，令毀其室，衣服車馬有逾制，皆匿其跡。

錫寶疏至，上詰和，和言平時戒約嚴，或扈從日久漸生事，乞嚴察重懲。乃命留京辦事王大臣召錫寶問狀，又令步軍統領遣官從錫寶至全家察視無跡。錫寶自承冒昧，上召錫寶詣行在面詰，錫寶奏全倚勢營私，未有實跡，第為和杜漸防微，乃有此奏。復諭軍機大臣大學士梁國治等復詢，錫寶又承杜漸防微，語失當，請治罪，下部議當左遷。

上手詔略言平時用人行政，不肯存逆詐億不信之見，若委用臣工，不能推誠布公，而猜疑防範，據一時無根之談，遽入人以罪，使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斷無此政體。錫寶未察虛實，以書生拘迂之見，托為正言陳奏，姑寬其罰，改革職留任，五十七年卒。

當時朝士，皆輕和，即或因利害關係，不能不往還，亦不過虛與委蛇。惟有吳省欽、吳省蘭兄弟公然依附。省欽乾隆二十八年進士，朝考第一，點庶吉士，時年最少，省欽有紀恩詩並注云：

堯廷列跽姓名通，詔傍階墀覽下風（引見官跽處，距階例二丈許，是日命移近至階下），譽忝朝元珠錯落（新進士試保和殿，第一者謂之“朝元”，時欽忝此選），跡聯館少玉玲瓏（館選齒最少者，謂之“館少”，省欽與海寧祝德麟、壽光李鐸司列一等，其年皆只二十）。丹毫結體天旋左（名折既下，丹圈者庶吉士，尖者分部額外主事，連點者知縣候選，御筆圈處，皆由左而右，丹跡宛然），黃闥凝暉日正中。好與元和征故事，喜歡三十二人同。

又大考擢侍讀云：

天門誅盪曳青，甲第聯銜候試差，月旦待題名士重，風儀難信病坊諧（朔日引見，應出試差人員，坊缺中有年老者，遂命大考）。六年大比宜循典，三日常雩適致齋，館吏一時喧走語，筆床硯匣細安排（自壬戌后，屆六年即舉大考於西苑，時值雩典）。

文囿宏開曙色霎，羽林雙引翰詹齊，抱從佛腳靈當乞，仰過天顏候漸稽。薦寢拜沾嘉果賜，留田策罷遠糧齎，茂先王佐臣何有?慚愧枋榆斥低（試擬張華鷦鷯賦：新疆屯田議。紫禁朱櫻出上闌詩）。

白華朱實捧宸賡，草屋標題兆豫成（省欽自號白華，伏聞御制朱櫻詩，首聯有“白華細語三冬月，來實紛垂首夏天”之句），新進無資還壓卷，故人有分輒連名（省欽列一等第一，褚侍講廷璋一等第二，自召試朝考，省欽名皆在褚上）。寸心得失終難問，鼎甲迴翔暫比榮（一等例止三人），今後好修衷倍矢，敕頭何易副親旌（歷奉諭旨，觀其文，復觀其人，親定等第）。

按：壬戌者乾隆七年。翰詹大考，始於雍正十一年，至壬戌定製為六年一舉行，此即吳省欽詩所謂“六年大比宜循典”。照此計算乾隆十三年、十九年、二十五年、三十一年、三十七年各有大考。茲以詩中敘事考證，吳省欽乃乾隆三十一年應大考。《高宗本紀》乾隆三十一年：“五月甲戌，上詣黑龍潭祈雨。”此即“雩典”。

膺館選者，三年散館，分別去留，散館試例在四月下旬。吳省欽三十一年散館授職編修，五月初一引見，旋應大考，以一等第一擢侍讀，升遷如此之速，且年未三十，何必依附和?至於其弟省蘭，至乾隆四十三年，始成進士、點翰林，省蘭為和家西席。至嘉慶三年，吳省欽授左都御史。和一敗，省欽亦革職，而其同鄉曹錫寶則追贈副都御史。《清史稿》曹錫寶傳云：

仁宗親政誅和，並籍（劉）全家，乃追思錫寶直言，諭曰：“故御史曹錫寶，嘗劾和奴劉全倚勢營私，家資豐厚。彼時和聲勢薰灼，舉朝無一人敢於糾劾，而錫寶獨能抗辭執奏，不愧諍臣。今和治罪后，並籍全家，資產至二十餘萬，是錫寶所劾不虛，宜加優獎，以旌直言。”錫寶贈副都御史。

嘉慶之初，下詔求直言。此為歷代天子即位后，例行的故事。但嘉慶親政求言，則有特殊的目的，即希望言官對和群起而攻。《清朝野史大觀》載一文，題曰《嘉慶初年諫臣》，其中有可資為談助者，引錄註釋如下：

廣公泰，滿洲人，下詔時，泰與廣興首先應詔，參劾和姦慝諸款，即時伏法。

廣泰隸鑲藍旗，姓氏不詳。約乾隆五十年前後由戶部員外補授江西道御史。廣興，號晴溪，字賡虞，姓高佳氏，隸鑲黃旗，乾隆五十六七年由禮部郎中補授江南道御史。廣興當是高朴之子。高朴及其父高恆，皆以貪黷被誅。而高恆為皇貴妃高氏胞兄，當獲罪時，傅恆為之緩頰，請推皇貴妃恩貸死。乾隆反問：貴妃兄弟犯法，可不死，皇后兄弟犯法又如何?傅恆戰慄失色。因為這話正就是指傅恆而言。

乾隆裁抑外戚，手段狠辣，甚至連太后的面子都不顧。高貴妃一兄一弟皆伏法，此為前朝所無之事。但高恆父子不幸是生為漢人，乾隆藉此以儆滿洲、蒙古的椒房貴戚。俗雲“借人頭”，正此之謂。

按：嘉慶親政，首劾和者，為高郵王念孫，時官吏部給事中。劾和為陳奏剿川楚教匪六事之首。《清史稿》本傳謂“援據經義，大契聖心”。此必對誅和如何不悖孝道，有所發揮，立言得體，故合帝意。其子引之，即於是年中探花。

嘉慶於頒遺詔日，宣佈和罪狀，大罪二十款。《春冰室野乘》作者李岳瑞，曾親見當時奏陳和供詞原件，其中頗有異聞，試摘數條如下：

又珍珠手串有福康安、海蘭察、李侍堯給的，珠帽頂一個，也是海蘭察給的。此外珍珠手串原有二百餘串之多，其饋送之人，一時記不清楚。寶石頂子，奴才將小些的，給了豐紳殷德幾個（豐紳殷德為和子，即尚和公主者）。其大些的，有福康安給的，至大珠頂是奴才用四千餘兩銀子給佛寧額爾登布代買的，亦有福康安、海蘭察給的。鑲珠帶頭是穆騰額給的，藍寶石帶頭系富綱給的。

又太上皇帝所批諭旨，奴才因字跡不甚認識，將折尾裁下，另擬進呈，也是有的。又因出宮女子愛喜貌美，納取作妾，也是有的。

又蘇凌阿年逾八旬，兩耳重聽，數年之間由倉場侍郎用至大學士，兼理刑部尚書。伊系和琳兒女姻親，這是奴才糊塗（琳，弟也）。

福康安受乾隆之眷愛特深，別自有故，已如前述，而竟亦不得不行賄於和。海蘭察為乾隆朝名將，黑龍江索倫人。一言為“魚皮韃子”，即肅慎系的赫哲人，世居伯力東北的松花江兩岸，夏日以魚皮為衣。魚皮取之於鮭魚，用特殊技巧剝皮，以木槌擊落其鱗，使之柔軟，制以為衣。

海蘭察生有異稟，驍勇善戰，復多智計。為阿桂所識拔后，乾隆用之以佐福康安。可以說福康安的仗，大部分是他在打。以功封一等公，歿於乾隆五十八年，謚武壯。病歿者本不得入昭忠祠，乾隆以海蘭察受傷多次，特許入祀。他是乾隆的愛將，又有福康安的倚重、阿桂的回護，而亦不能不對和厚饋，可以想見和當時的權勢。

繼公善滿洲人，雖為和相所引，無所依傍。時繹科場皆近臣子弟藉以進身，頂冒傳遞之弊不勝言。善首論之，場務始肅，遷太僕寺卿。八旗士卒蓄養馬匹，多有冒領干餉，飼者十不二三。出牧時啖番使以金帛，為蒙古所哂。善復犯眾怒言之，弊遂清，滿洲人恨入骨。至驗馬日，眾誤以戴菔塘（璐）為善，毆之幾斃。

按：《清朝野史大觀》所收“嘉慶初年諫臣”，采自《嘯亭雜錄》。書為禮親王昭所著，生前未梓行。至光緒初年始由醇親王奕諼就其府邸搜集原稿，請人修訂增刪以付梓，事過境遷，所記間失真相。如“繼善雖為和相所引”云云，語氣失實。

和將六部滿洲、蒙古司員庸弱無能者調補御史，並非援引而有投閑置散之意。其間自不免有意排擠，俾便位置私人。如繼善，本為吏部員外，嘉慶二年補授福建道御史。滿洲部員，俸滿多能外放，而滿洲御史俸滿則多授給事中，冷衙閑官，默然無聲，為李慈銘譏為“仗馬”，不過點綴朝儀而已。繼善後亦由福建道御史轉刑科給事中。觀其陳奏，實為滿員中佼佼者，而任太僕寺卿，整肅馬政一事，實為難得。《清史稿》兵志十二：

清初沿明制設御馬監，康熙間改為上駟院，掌御馬。御馬以備上乘，畜以備御者曰內馬，供儀仗者曰仗馬。御馬選入，以印烙之，設蒙古馬醫官療馬病。上巡幸及行圍，扈從官弁各給官馬，以副都統或侍衛為放馬大臣主其事。

上謁祖陵需馬二萬三千餘匹，東西陵需馬四千三百餘匹，悉取察哈爾牧場馬應之。迨乾隆時，每扈從用馬匹輒二萬餘。嘉慶中物力漸耗，停木蘭秋。十二年，減額馬之半。道光九年，如盛京謁陵，額馬視乾隆時約略相等，計取給場馬暨各盟長所進，蓋二萬六千餘匹雲。

嘉慶朝“減額馬之半”，猶須一萬餘匹，而此只是供御廄之用，此外京中八旗及各駐防營馬，總計約十一萬匹，馬乾歲費四十四萬兩。易言之，每匹馬每年的草料，僅費銀四兩，當然是不夠的，因而有“出青”之制，即繼善奏中之所謂“出牧”。《清史稿》兵志十二又云：

天聰時，征服察哈爾，其地宜牧馬蕃息。順治初，大庫口外設種馬場，隸兵部。康熙九年，改牧場屬太僕寺，分左翼右翼二場，均在口外。……置牧長、牧副、牧丁任其事，轄以協領翼長總管，官兵皆察哈爾蒙古人充之。飼秣所需木槽、鏃、钁、鐵、杓，每群各二，五年之一給之。總管三年番代。二十四年，定牧群牲畜歲終彙報增減數目，視其贏絀，以第賞罰。二十六年，令八旗豢馬，春夏驅赴察哈爾牧放曰出青，秋冬迴圈曰回青。四十四年，將軍楊福，請市馬給兵丁，上不許。諭曰：“朝廷屢以太僕寺場馬，並茶馬給各兵丁，故無賠馬之苦。歷觀宋明議馬政，皆無善策，牧馬惟口外最善，水草肥美，不縻餉而孳生甚多。如驅入內地牧之，即日費萬金不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