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宏嘉·陳紫芝·高層雲·錢灃(2)
昆明錢南園副灃,以劾大學士和,直聲震天下,其內行尤篤。有弟三,季早世,恤其婦,惟恐不得。所得俸與諸弟共之,終身無一錢之私。
公督學湖南,每按臨各郡縣試畢,必進諸生告以經義及詩文佳劣,有字體謬誤及音韻失諧者,輒面斥或親責其掌,然獎勵亦至。嘗一見武陵趙文恪公,嘆為人英,見安化陶文毅公亦然。故興起者眾,士皆畏而愛之。公在湖南,吳江陸朗夫中丞耀以禱雨得熱疾卒,代者至,值生日將舉觴,閽者請饋,公曰:“前巡撫方以死勤事,今遽稱慶邪?”今饋燭二梃、藕數斤,代者懼而止。公詩文蒼古,書法肖顏魯公,善畫馬,風鬃霧鬣,筋骨顯露,望而知為嚴凝之氣所特鍾雲。
錢南園生平多懿行,但為劾和的直聲所掩,世多不知。而後世又只知錢南園的顏字,不知其自入柏台,即以“打老虎”自期,亘十餘年不少屈,最後竟為和所鴆(見《清史稿》本傳)。此猶之乎伊秉綬,只知其書法有名,甚至只知其家所制鵝蛋面名為“伊府麵”,不知伊為循吏,同是可悲之事。
按:錢南園系乾隆四十六年,由檢討考選為江南道御史,到台之時,恰逢甘肅冒賑事發。甘肅藩司王望,其時已升任浙江巡撫,按治得實,王望抄家處死。王望山西臨汾人,其父王師曾任江蘇巡撫,有治行。望以舉人捐知縣,走了和的路子,仕途一帆風順,以貪黷出名,亦以豪奢出名。《清代述異》載:
王望喜食驢肉絲,廚中有專飼驢者,蓄數驢肥而健。中丞食時,若傳言炒驢肉絲,則視驢之腴處,取一臠烹以獻。驢到處血淋漓,則以燒鐵烙之,血即止。鴨必食填鴨,有飼鴨者,與郡中填鴨略同,但不能使鴨動耳。蓄之之法,以紹酒罈鑿去其底,令鴨入其中,以泥封之,使鴨頭頸伸於口外,用脂和飯飼之,壇后仍留一窟,俾能遺糞,六七日即肥大可食,肉之嫩如豆腐。若中丞偶欲食豆腐,則殺兩鴨煎湯,以湯煮豆腐獻之。豪侈如此,宜其不能令終也。
又有一妾,名吳卿憐,蘇州人。王望事敗,歸於和,而和又敗,吳卿憐作絕詩八章自傷,詩云:
曉妝驚落玉搔頭(正月初八日曉起理鬟,驚聞籍沒),宛在湖邊十二樓(王中丞撫浙時,起樓閣,飾以寶王,傳謂“迷樓”,和相池館,皆仿王苑),魂定暗傷樓外景,湖邊無水不東流。(其一)
香稻入唇驚吐日(和處查封有方餐者,因驚吐哺),海珍列鼎厭嘗時(王處查封,庖人方進燕窩湯,列屋皆然,食厭多陳几上,兵役見之,紛紛大嚼,謂之洋粉雲),蛾眉屈指年多少,到處滄桑知不知。(其二)
緩歌慢舞畫難圖,月下樓台冷綉襦,終夜相公看不足,朝天懶去請人扶。(其三)
蓮開並蒂豈前因,虛擲鶯梭廿九春,回首可憐歌舞地,兩番俱是個中人。(其四)
最不分明月夜魂,何曾芳草怨王孫,梁間燕子來還去,害殺兒家是戟門。(其五)
白雲深處老親存,十五年前笑語溫,夢裏輕舟無遠近,一聲乃到吳門。(其六)
村姬歡笑不如貧,長袖輕裙帶翠顰,三十六年秦女恨,卿憐猶是淺嘗人。(其七)
冷夜痴兒掩淚題,他年應變杜鵑啼,啼時休向漳河畔,銅雀春深燕子樓。(其八)
所謂“害殺兒家是戟門”者,據說吳卿憐之歸和,為蔣戟門所獻。戟門名賜,江蘇常熟人,文淵閣大學士蔣廷錫之孫。蔣廷錫、蔣溥父子,雍正、乾隆兩朝,先後任戶部尚書,蔣賜於乾隆五十二年授戶部右侍郎,至嘉慶四年始降調,三世官戶部,蔣賜復以和的奧援,在部十二年之久,家資巨萬,起居豪奢,實為和的心腹,但和黨羽中,蔣賜之名不顯,信乎有術。
此絕句八章,哀婉動人,而吳卿憐實無其人,不過好事者假託而已。據詩,知和之敗,卿憐二十九,而王望伏誅於乾隆四十六年,下距嘉慶四年已十八載,計卿憐之年,不過十一,安得王望的寵妾?
以王望為主的甘肅冒賑案,為乾隆朝大獄之一,陝甘總督勒爾謹及諸府縣官吏死者數十人。獨陝西巡撫曾兩署總督的畢秋帆(沅)無事。錢南園為此不平,上疏舉劾,結果降為三品頂戴,仍屬陝西巡撫。此是乾隆從寬處置;因為畢秋帆當軍機章京應殿試時,書法較劣,本無鼎甲之望,以對策論西北屯田特詳,為乾隆親自拔置一甲一名,是道道地地的“天子門生”,不免衛護。
畢秋帆愛才下士,但操守不佳,且屢誤戎機,而由陝撫調河南,旋擢鄂督,至嘉慶二年歿於仕上,始終無嚴譴。直至仁宗親政,始於嘉慶四年追論川楚教匪案失察貽誤,濫用軍需,奪其二等輕車都尉世職並抄家。
乾隆四十七年,錢南園嚴劾山東巡撫國泰、藩司於易簡,吏治廢弛,貪婪無厭,各州縣庫款皆有短少。朝命大學士和、左都御史劉墉,帶錢南園到山東查辦。乾隆晚年,念及身後之名,恐後人不承認其為英主,故於整飾吏治特嚴,此案為其一。
國泰,姓富察氏,以紈而早貴,行事荒謬絕倫。《清朝野史大觀》記其笑史云:
乾隆末國泰為山東巡撫,年才逾弱冠,風姿姣好。酷嗜演戲,在東日與藩司於某在署中演長生殿,國扮玉環,於扮明皇,每演至定情窺浴諸出,於以為上官也,不敢過為褻,關自科諢,草草而已。
演既畢,國正色責於曰:“君何迂闊乃爾,此處非山東巡撫官廳,奈何執堂屬儀節以誤正事!做此官行此禮之謂何。君何明於彼而暗於此耶?”於唯唯,自此遂極妍盡態唐突西施矣,國乃大快曰:“論理原當如是。”
此“藩司於某”即於易簡,江蘇金壇人。其兄于敏中,為乾隆早年的寵臣。《清史稿》以于敏中與和卒為一卷,表示乾隆吏治之壞,即坏於此二人之手,殊為有識。於易簡在紅氍毹上與國泰演對手戲,私底下則長跪白事。監司見督撫,即令是“庭參”亦“扶而免”,三揖就坐,於易簡竟至長跪,無恥之極!
當和一行到達濟南時,據說撫署正在演戲。國泰聞報,匆匆卸妝,趕到接官亭見欽差時,粉墨之痕,猶存於面。他自恃有和的奧援,了無所懼。和亦很想袒護國泰,無奈既有錢南園,又有劉石庵(墉),結果盡得真相。
原來國泰早得和密函,事先囑咐各縣向商家借銀充數。所以欽差一到,先盤查首縣歷城縣庫,抽查了幾封銀子,又點了總數,和認為沒有毛病,起身要回行館。錢南園卻看出了毛病,要求封庫,第二天再盤。由於有劉石庵的支持,和雖怏怏不快,卻不能不勉強同意。
歷城縣庫的毛病,在庫銀的形式不符。入庫之銀,都是五十兩一個的大元寶,通稱“官寶”。雜色銀兩,皆須經藩司衙門指定的爐房回鑄成“官寶”,方能入庫。
錢南園看歷城縣庫的存銀,輕重不一,式樣各異,便知是市面上借來的。他的處置辦法很絕:第二天到了歷城縣,立即出一張告示,凡商家借銀與歷城縣者,即持借據來領回,逾期不領,視作放棄,沒入官庫。這一下,領主無不持借據來呈驗。錢南園按數發放,等借據全部收回,歷城縣庫也就幾乎空無所有了。
於是國泰下獄賜自裁。劉石庵調工尚。錢南園升通參,轉常少,擢通副,出督湖南學政。以荊州大水,錢在鄰省竟不上聞,為乾隆所責。湖南巡撫浦霖復摭拾他事,上疏攻錢,竟因而降調為六部主事,未及補缺,丁憂回籍。五十八年服闋,授戶部主事,旋升員外郎,復授為湖廣道監察御史,距其初任江南道監察御史,已十二年了。
乾隆五十九年,錢南園奉派為軍機章京。阿桂以下皆稱“南園先生”而不名,為軍機章京前所未有的尊遇。錢南園在未到差以前,以御史身份上疏云:
臣伏見近日惟大學士阿桂一人入直軍機,大學士和則入止內右門內舊直廬,或入止隆宗門外近造辦處,大學士王傑、尚書董誥,入止南書房,尚書福長安入止造辦處。每召見時,聯行而入,退即各還所處,屬僚白事,趨走多歧,以皇上乾行之健,離照之明,大小臣工,感德懷刑,決不至啟朋黨之漸。然行之萬世而無弊,實莫如率由舊章。
而世宗以來,及皇上極御之久,軍機大臣萃止無渙,由前律后,不應輕於變更。況內右門切近禁內,大臣入止,司員隨之,為日既久,不能不與內監狎熟,萬一有無知如前之高雲從者,雖立正國典,而所已多,杜漸宜早。若隆宗門外及造辦處,則應差人眾窺探於外,大臣於中辦事亦屬過褻,請申飭諸臣仍照舊例。疏入,有旨飭責,由是有稽查軍機處之命。
時和相擅權,朝中自立私寓,不與諸公共坐,公劾之,謂國家所以設立衙署,蓋欲諸臣共集一堂,互相商椎。佞者即明目共視,難以挾私,賢者亦集思廣益,以濟其事。
今和妄立私寓,不與諸大臣同堂辦事,而命諸司員傳語其間,即有私弊,諸臣不能共知,雖欲參議,無由而得,恐為攬權之漸。
錢南園所列舉的軍機大臣共五人,依序應為阿桂、和、王傑、福長安、董誥。除阿桂外,王傑、董誥,皆非和黨,王傑尤惡和,《清史稿》本傳:
傑在樞廷十餘年,事有可否,未嘗不委曲陳奏。和勢力赫赫,事多擅決,同列隱忍不言,傑遇有不可,輒力爭,上知之深,和雖厭之而不能去。傑每議政畢,默然獨坐。一日,和執其手戲曰:“何柔荑乃爾?”傑正色曰:“王傑手雖好,但不能要錢耳。”和赧然。
王傑對和的態度,雖出於本性,而實以耿直報乾隆之知。原來王傑的狀元,本來應該是趙翼的,適以平定西域,為示偃武修文之意,將殿試前十本第三的王傑,拔置第一。乾隆對和,徒以有一段斷袖餘桃的孽緣,乃惡惡而不能去。但對阿桂、王傑、董誥皆善善而能用,且與和同列,以收裁抑之功。英主之所以為英主,看乾隆的作為,思過半矣。
董誥浙江富陽人,其父邦達,以丹青受知乾隆。董誥亦一直是文學侍從之臣,雖在軍機,直南書房時較多,生平以調護乾隆、嘉慶父子感情一事最可稱。《清史稿》本傳:
嘉慶元年,授受禮成,詔朱來京,將畀以閣務。仁宗賀以詩,屬稿未竟,和取自高宗曰:“嗣皇帝欲市恩於師傅。”高宗色動,顧誥曰:“汝在軍機刑部久,是於律意云何?”誥叩頭曰:“聖主無過言。”高宗默然良久曰:“汝大臣也,善為朕輔導之。”乃以他事罷之召。時大學士懸缺久,難其人,高宗謂劉墉、紀、彭元瑞,三人皆資深。墉遇事模稜,元瑞以不檢獲悉,讀書多而不明理,惟誥在直勤勉,超拜東閣學士。明詔宣示,俾三人加愧勵焉。
乾隆之擇皇十五子琰繼統,是經過慎重考慮的。第一個因素是,乾隆晚年自知游幸、土木、用武,古來帝皇花錢的三個毛病都犯了,民力凋敝,亟須休養生息。而皇十五子本性仁厚,可望達成他的期待。第二個因素是年齡,國賴長君,固然不錯,但一入中年,難望有所作為,更恐年壽不永,如明朝泰昌的故事,足以動搖國本。皇十五子生於乾隆二十五年,六十年內禪時,年三十六,應該還有二三十年的天下,年力正強,亦很有一番事業可做。乾隆的打算是不錯的,尤其是他實現了他的祖父的想法,不負康熙對他的鐘愛,確是很值得恭維的一件事。
但是,大權所在,即令父子,亦不免猜疑。乾隆熟讀綱鑒,深知大權脫手的太上皇如唐太祖、唐玄宗、宋高宗等,味道缺缺。所以雖已內禪,權力並不放鬆。如果嘉慶籠絡大臣,在乾隆看,即有佈置羽翼、謀奪大權的嫌疑。但乾隆畢竟是英主,故能體會董誥的本意,欣然嘉納。
福長安為孝賢純皇后內侄,傅恆幼子。博恆四子,福靈安、福隆安、福康安、福長安。福康安為乾隆的私生子,其蛛絲馬跡,較之孝庄太后與多爾袞的一段情,以及慈禧太后因小產血崩,轉成癆病,更為明確。此在乾隆的詩文集中,有情不自禁的流露,更耐人尋味的是,福靈安、福隆安皆為額駙,而福康安“身被十三異數”,死封貝子,獨獨生前未成為乾隆的乘龍快婿,其故安在?豈不可思!大概在乾隆末年,福康安實為皇子,口耳相傳,是個公開的秘密。所謂“嘉慶君游台灣”,殆由福康安平林爽文的附會而來。此是閑話,表過不提。
福長安以其父其兄的關係,本可不必依附和,而竟亦成為和黨,大概因此而為嘉慶所卑視,所以嘉慶四年以後的境遇坎坷。《清史稿》傅恆傳附福長安傳:
(嘉慶)四年,高宗崩,大學士和得罪。仁宗以福長安阿附,逮下獄,奪爵,籍其家。諸大臣議用朋黨律,坐立斬,上命改監候,而賜和死,使監福長安詣。和死所詭視,旋遣往裕陵,充供茶拜唐阿,就遷員外郎。
六年,以請還京奪職,發盛京披甲,旋自驍騎校屢遷,再為圍場總管,一為馬蘭鎮總兵,再署古北口提督,屢坐事譴謫。二十一年,援正黃旗滿洲副都統,二十二年卒。
錢南園之入直軍機,身份特殊:一方面是軍機章京;一方面又以上述一奏為乾隆嘉納,即命司稽察之職,猶是御史的本分。和對他自然恨之刺骨,而無奈其何,於是故意加重他的工作負荷。錢南園當然咬着牙忍受,年老力衰,兼以平時清廉自持,生活刻苦,因而勞瘁成疾,竟致下世。奸佞摧殘正人,無所不至。姚惜抱輓詩有云:“孤危仍不恤,溘死又誰論?”致慨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