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3）

熊、葉的結怨，在於王先謙等上公呈攻擊梁啟超及時務學堂，熊希齡乃展開反擊，黃彰健記述：

湘紳公呈上於五月二十二日。在五月二十六日，湘紳熊希齡、黃膺、戴展誠、吳獬、戴德誠，遂聯名公懇撫院整頓通省書院。他們認為：通省書院積弊太深是由於書院山長多由回籍紳士擔任，“視為養志之資，或假師位以要結官府，招搖納賄”，熊希齡等人此一呈文很明顯的是針對王先謙說的。

他們在呈文中提到，湖南紳士“分畛域，非本地士紳不能當山長。倘聘他省之人，束或重，於是覬覦排擠，無所不至”。這是針對葉德輝謀求時務學堂總教習而說的，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的薪俸，在其時湖南學界中最高。他們的呈文提到，近來各書院山長多不住院，而學生太多，乃立齋長等名色領袖之。齋長既與學生地位相等，無人敬畏，以致書院風氣甚壞。這又是針對王先謙的岳鹿書院說的。王先謙在復畢永年書中，即已自承，因不放心家庭，未能住院，只好聘齋長，管理學生。

熊領銜的呈文要求陳寶箴將全省書院山長本年束全行致送，另行延請博通時務之人主講，這自然是辦不到的。熊希齡等人的呈文不過是由於湘紳分呈上后，他們藉此向王先謙、葉德輝等人出氣。

書院山長的地位極高，所謂“老師宿儒”，往往為督撫所尊禮，為王湘綺應聘主成都尊經書院，丁寶楨待以上賓之禮。桐城派名家吳汝綸，先在直隸當知州，風塵俗吏，奔走為勞，因稱病辭官。李鴻章立即聘他主講保定蓮池書院。吳汝綸接到聘書，立即去拜總督，李鴻章開中門迎接。按：延賓之禮有所謂“軟進硬出”，如門生拜老師，進由便門，出則開中門相送，如“硬進”則必“硬出”，將軍拜總督固持此禮，老師拜門生亦然，李鴻章乃是代表通省士子尊師，猶如東主之視西席。知州見總督，要遞手版，命坐則坐，否則鵠立以俟，如今分庭抗體，地位過於監司。李鴻章道是“為吳摯甫一吐遞手版，坐官廳的骯髒氣”。山長地位既如此之尊，則有事直接見督撫，營求請託，督撫亦往往買賬。王先謙在湖南實不免有此情事。熊希齡的攻擊不虛，而結怨自然更深。

戊戌政變后，熊為新黨，受了革職交地方官嚴加管束的處分。辛丑議和，新黨的處分無不開復，熊以得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的賞識，召赴關外，繼赴日本考察，與革命黨及保皇黨都有往還。

熊希齡的嶄露頭角，是為考察黨政五大臣充任參贊，自安排旅程到回國提出考察報告，一手包辦。五大臣提出的有關憲政的文件，一共三件，是由熊希齡代托梁啟超及楊度捉的刀。

入民國后，熊任唐紹儀內閣的財政部長。民國二年七月組閣，號稱“名流內閣”。三年三月辭職，從此與政治絕緣。他在前清的官職，只是一個鹽法道。民國元年崛起入閣以至組閣，前後不足三年，即已識透宦海滋味，說來真如黃粱一夢。

民國八九年間，熊希齡在北平創辦香山慈幼院，為其畢生事業所寄。二十年喪偶，二十四年與江山毛彥文女士結婚。毛為家叔昂若所資助留美，精神戀愛數年，終以使君有婦，難諧好夢。毛已三十有三，嬪六十六歲的熊希齡，年齡正好相差一倍，益成佳話。兩年後，抗戰爆發，熊以世界紅十字會中華總會會長的身份，偕愛妻赴上海辦理戰地救護工作。秋冬閑轉赴西南，道經香港以心臟病突發去世，享年六十八歲。

張謇，字季直。此公生平，知者甚多，筆者前亦談過，經歷不必贅述。所可得而言者，在光緒親政后，李鴻章有戒心而翁同有野心，所以各有培植繼承人的打算。李鴻章是早就看中了張佩綸的。甲申之前，即有意傳以衣缽。及至張遣戍后，李鴻章音問不絕，且為設法贖罪，妻以幼女，更以海軍衙門捐例特優之便，捐一道班在北洋幕府養望待時。如果不是甲午一役，張佩綸的前程無限。李之選中張佩綸，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主要的原因，即是為了對付翁同。因為張佩綸不但才幹聲望足與翁匹敵，而且有李鴻藻的支持，可望成為北派的領導者。李鴻藻最欣賞者為兩張，另一張為張之洞。與翁同至為不協，而與張佩綸則有同門、同鄉、同僚——同為“翰林四諫”——的密切關係。兩張協力，足製得君甚專的翁同。

翁同的野心起於甲午以後，他亦屬意於兩張，一張為張蔭桓，一張即其得意門生張謇。

甲午一役，李鴻章一蹶不振，張蔭桓乘機而起。及至翁同一得勢，張蔭桓見風使舵，以同官戶部的關係，盡量與翁同接近。其後，翁同奉命入總理衙門，固辭不獲，手握度支、洋務兩大權。而度支則為償籌對日賠款，以舉洋債為主，因此洋務更顯得重要，翁同於此兩大要政，皆倚張蔭桓以為辦。光緒廿二、廿三年間，兩人水乳交融，翁同信人未有如此之專者。

李鴻章與翁同是死對頭。李之垮在甲午，而甲午一仗則為翁同逼迫而成。以故在李鴻章看，一生英名，晚年勛業，皆毀於翁同一人之手，其痛其恨可知。是故在膠澳事件中，千方百計，破壞成議，用的是北方混混所謂“開攪”的手段。這一點，翁同做夢不曉，張蔭桓卻看得很清楚，因而極感為難。

張蔭桓一生得知於四個人：閻敬銘、丁寶楨、李鴻章、翁同。李鴻章對他的關係最深，亦曾拜過門。是故張之倒向翁同，為李鴻章所深惡。到李鴻章一開攪，破壞中德和局。張蔭桓既與翁同同辦此事，榮辱得失相關，自不便無所表示。當他熟計利害，作了一個重大的決定，即是設法打擊李鴻章，讓各國知道，李鴻章已不再能管中國的外交。

實現這個決定的方法，是擬一道上諭，由翁同面請光緒明發，膠澳事件責成翁同、張蔭桓辦理，他人不得胡亂干預。當然，言外之意是很明顯的，乃針對李鴻章而發。

哪知翁同上面還有個恭王，本來此事如果翁同了解張蔭桓的本意，而且手段夠辣，很可能造膝密陳，先將上諭發了再說。可惜翁同是書生，不是搞政治的人，竟以張蔭桓所擬的旨稿，晉謁恭王。恭王衰病侵尋，英氣消盡，不願多事，說一句：“且緩、且緩。”無形中將此事打消了。

這一下張蔭桓才知道“豎子不足與謀”。而且更壞的是，此事必為李鴻章所知。打蛇沒有打在七寸上，勢必有遭遇反噬之危。因而張蔭桓很見機地，立刻變積極為消極。正當對德交涉吃緊之時，翁同去找他商量正事，張蔭桓卻大談其書畫掌故，絕口不及正事。而翁同還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在日記中，表示張的態度，令人大惑不解。

從這一次以後，張蔭桓的態度有了個基本上的改變。此人確有霸才，但以非科目出身，不能獨張一幟，看翁同得君甚專，又能推心置腹，所以想抬出翁來，剷除李鴻章的勢力，得以一舒抱負。及至看出翁同不能了解他的用心，覺得與他共機密，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因而由擁護變為玩弄，暗中仍舊向李鴻章靠攏，搞大借款弄錢。回扣大小、鎊價（英匯兌換率）高低，翁同無不茫然，故而有王鵬運的參劾。翁同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日記：

王鵬運劾余與張蔭桓朋謀納賄，薰猶同器，涇渭雜流。元規污入，能無嗟詫。

又五月初八日記：

樵野來，告初六與軍機同見，上以胡孚宸參折示之，仍斥得賄二百六十萬與余平分，蒙溫諭竭力當差。又云：是日軍機見東朝起，責以為當辦廖公，力求始罷。又雲先傳英年將張某圍拿，既而無事，皆初六日事也，余漫聽漫應之而已。

此已在翁同獲嚴譴，行將出都之時。觀翁所記，兩人心情如畫，張蔭桓說這些話，意在安翁同，已派步軍統領英年圍拿，而居然無事，意謂絕不致連累翁同。翁出以“漫聽漫應”的態度，則已知張確曾納賄。由此可知，翁即或不被嚴譴，仍能當權，用張蔭桓亦必存戒心。

在翁獲譴時，張謇在京。日記中所記，傾倒之意，溢於言表。如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記：

看張季直各種說帖，大旨辦江北花布事，欲辦認捐及減稅二端，又欲立農務會，又海門積穀事，欲重懲阻撓者，此君確是霸才。

又二十日記：

午約張季直小飲，直談至暮，畢竟一奇才。

張謇此時服闋入都供職，本有一番振興實業的計劃，想取得翁的支持，大展鴻圖。翁既罷官，照常情論，張的計劃，自難實現。但張謇反而急流勇退，仍照自己的計劃進行，定力、毅力，見機而作的識力實皆有過人之處，成功絕非偶然。

黃遵憲，字公度，廣東梅縣的客家人。舉人出身，久在國外充任中級外交官。陳右銘巡撫湖南時，他以鹽法道署理臬司，參與新政，首創民治，其言曰：“眾亦自治其身，自治其鄉而已。由一鄉推至一縣、一府、一省，以迄全國，可以成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軌。”仿外國巡警之制，設保衛局。黃遵憲實在是地方自治及警界的老前輩。

他著有一部《日本國志》，戊戌維新時，光緒曾向翁同索閱，因此得拜使日之命。不意摒擋出國，行經江寧時，政變發作，朝廷密諭兩江總督將黃遵憲看管。其時伊藤博文來華遊歷，先赴京師，轉至上海，又至重慶，轉武昌，到江寧，為黃遵憲說情，總算只得了一個革職的處分。

黃遵憲辦外交很有一套，《清史稿本傳》：

（使日參贊）移三藩市總領事，美吏嘗借口衛生逮捕華僑滿獄。遵憲徑詣獄中，令從者度其容積，曰：“此處衛生顧及於僑居耶？”美吏謝，遽釋之。

但客家人，脾氣強項者居多，黃遵憲亦復如此，所以人緣很壞，翁同光緒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記：

黃遵憲號公度，舉人、道員、新加坡領事。新從江南來，江南官場多不滿之，詩文皆佳。

同年十月十八日又記：

英使說黃道在新加坡，有扣商人四萬元，欲入己。今留在新加坡總督署，堅拒不接待。

按：其時外交界有一番大調動，以楊儒使俄代許景澄；羅豐祿使英代龔照瑗；伍廷芳使美代楊儒；德國新設一使，派黃遵憲。德國拒絕黃遵憲，希望派蔭昌。黃遵憲其時道經新加坡，當地不予接待，顯然是英國官員對黃不滿。因為黃遵憲駐新加坡時如果有勒索僑商的劣跡，亦與英國無關，並不構成拒絕的理由，可知“英使”所言，亦無非詆毀之詞。

黃遵憲著有《人境廬詩草》十一卷，《日本雜事詩》兩卷。他的詩很有名，汪洋恣肆，又喜用新名詞入詩，與僻典連看，光怪陸離，不可名狀。詩多感時記事之作，石遺室詩話說他“惜自注不詳，閱者未能深悉。”錄其較易索解的李肅毅侯輓詩四首，以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