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節

目前在許多錢幣收藏家手中的“五銖”錢，十中有九是“三官錢”。它的成分准足，製造精美。一般的私鑄者，根本造不出那麼好的錢，因而私鑄之風，自然而然歸於消滅。這不能不說是桑弘羊對國家的一大貢獻。

第二項改革是鹽鐵的國有化，出於東郭咸陽和孔僅的建議，他們是鹽鐵世家，甘願犧牲家族的事業，以整個國家的利益為前提，是很了不起的。但是，這個建議的動機是出於武帝的“不私”，因為“山海天地之藏”，也就是不屬於任何私人的一切天然資源，都應歸於少府管理，成為天子的私產。武帝放棄了這些資源的所有權，交由大農令處理，收入歸於國庫，於是東郭咸陽和孔僅，以專家的資格，提出了鹽鐵國有化的建議，於元狩四年試辦。及至桑弘羊執政，大置“鹽鐵官”於天下，積極推動其事，其效果比張湯時代，自然大不相同了。

鹽鐵國有化的政策，在付諸實施時，技術問題，大有難易之別。鹽的問題比較簡單，因為鹽的本身在產地沒有什麼價值，完全是一個發售權的問題，所以說不準私煮實不如說不準私賣，更來得切合實際。

那末，要怎樣才能不準私賣呢？孔僅以鹽業專家的資格，提出一個簡單有效的控制產量的原則：凡有出產，皆歸公家收買。是則沒有私鹽，就沒有私鹽販子。他的控制產量的辦法是：鹽，必須由公家制定的煮鹽器具中產生，否則就是私鹽。煮鹽的器具也很簡單，最主要的是一個盆，稱為“牢盆”。牢盆之牢，至今沒有可以令人滿意的解釋。照我的想法，牢者牢固之意，邊緣特高，品質特佳，特便於用鹽滷煮鹽而已。一

這個牢盆當然要由鹽民繳價請領。成為“官器”。由官器中所生產的鹽，即為官鹽，由公家統一收購。因此，鹽民等於是受雇於公家的鹽工，由分佈於甘七個郡的卅七個鹽官分別管理。

至於鐵冶，則在國有化的同時，便已成為國營事業。當時鐵的分佈區域凡卅八郡，依其產量多寡，每郡設鐵官一至二人，總計卅八郡的鐵官共四十八個。自開採、鍛冶、加工到發售，都由鐵官一手主辦。發售鐵器所得的盈餘，全部解交國庫。

於是各地的鐵礦，無不大規模開採。公家的資金雄厚，冶鐵的設備和技術，一般而言，亦較私人為優良，照理說，應該生產增加，成本減低，頗有可為才是。而事實上不然，所有公營企業習見的毛病，在當時已應有盡有，歸納而言，大致如下：

首先是浮濫的開支，增加了成本。成本增加不說，品質還不好，拿鐮刀來說，鈍得連草都割不斷，農夫花費的氣力大而收穫少，所以無不怨聲載道。尤其令人傷腦筋的是，鐵器公賣，官吏不把它當生意來做，主顧上門，愛理不理。要買就買，不買拉倒，不準挑，不準還價。

可是能買得到還算是好的。賣鐵器的官吏生病、有事，或者既不生病亦沒有事，只是懶得做生意，就可以任意把大門一關，叫人撲個空。那末，多買些擺着行不行呢？不行！因為品質不佳，擺久了會生鏽，總之價錢貴，東西不好，而且要用的時候往往買不到，而用不着時，卻又往往強行攤派，以致老百姓痛苦萬分。

因此，當時有許多人反對鹽鐵國營，如卜式即為其中之一。憑心而論，這個政策是正確的，但執行上所生的偏差太大，以致於使人懷疑到政策的正確性。良法美意而託付非人，則未見其利，反受其害。東漢《和帝紀》有段話說：“中興以來，匈奴來賓，永平末年，復修征伐。先帝即位，務體力役，然猶深思遠慮，安不忘危，采觀舊典，復收鹽鐵，欲以阻備不虞，寧安邊境。而吏多不良，動失其便，以達上意，先帝恨之，故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為了“吏多不良”，不能忠實奉行命令，寧願毀棄一個良好的政策，可以想見其內心的憤慨。

在鹽鐵問題以外，另一項為舉國所關切，而引起傳統觀念支配下的士大夫所責難的大政，即是“均輸”與“平準”。這也是桑弘羊所以能在中國經濟史上佔一崇高位置的由來；當時幣制之弊，以及鹽鐵為私人所把持，對於國家的不利，前人都已談過，獨有“均輸”與“平準”的觀念與辦法，為桑弘羊獨特的創作，在經濟制度上為一空前的貢獻，影響力至深且遠，至今不替。

何謂“均輸”？均者均勻，輸者輸送。簡單地說，就是從交通上着眼來調節物資的一種方法。以前人民對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的獻納，不僅僅是以貨幣繳納的賦稅，還有實物的貢獻，特別是在鹽鐵國營以後，如果生產過剩，本地無法消化，則唯有以實物輸運京師。這樣就必須耗費一筆可觀的運費。而京師收到這些物資，轉發匾乏的地區，又要加上一筆運費，真如俗語所說，“豆腐盤成肉價錢”，明明不值錢的東西，因為這一來一往兩筆運費的負擔，身價便大不相同，而時間的浪費，猶其餘事。

均輸制度就是針對上述缺點所設計的改進辦法，在各郡國設置均輸官。當然也還要建造倉庫，就地收納貢物，或政府指定收買的物資，然後根據中央的指示，轉運需要的地區。這一來即省了運費，也省了時間。就現代來看為理所必然，而在當時為突破傳統的一項新觀念。經濟問題有時本來就是觀念問題，能打破心理上的蔽障，便有全然改觀的局面出現。

平準制度則是均輸制度的進一步發展。大致均輸制度創設的原意，在解決運輸上的難題。而一經實施發現有調節物資，平抑物價的作用，因而又設計了平準制度，它的辦法是：運用龐大的公款，在各郡縣設官買賣物資，物多則賤，大量吸進，物稀則貴，大量拋出。這是抑制囤積居奇的最好的辦法，至今猶不失其價值。而在今後若干年，也依然用得着。

自平準制度建立，就理論上說，全國的物價都在中央政府控制之下，好比現代的金融市場應在中央銀行控制之下一樣。這一來不可能再有買賤賣貴，獲致暴利的富商大賈出現。整個國家唯一的富商大賈，就是中央政府。從漢初的放任的自由經濟，至此變為嚴格的統制經濟，其演變過程是根據客觀的情勢與主觀的要求，自然而然蛻化而成，為功為過，為善為惡？迄今難下定論。但桑弘羊的均輸、平準制度在經濟理論上為一劃時代的發明，而其精義至今猶顯光輝，則為不爭的事實。

均輸、平準制度當然也有缺點。這些缺點，不是制度本身的毛病，就像鹽鐵國有化一樣，出於執行的不善。而執行的不善又往往出於環境的限制。舉個例說，通訊的不便，就發生了時效的問題，某地某項物資過剩，報到中央，下令大量收購，文書一來一往，也許已在三個月以後，過剩的現象消失，而命令不曾撤消，於是變成病民之政。

此外還有貪官污吏，利用法令的空隙，職務的便利，營私舞弊，花樣極多。但嚴刑峻法，決不姑息，所以貪污雖多，民怨能平，無礙於桑弘羊的計劃的推行。

自元狩四年初置鹽鐵官，到后元二年武帝崩於五柞宮，此前後三十三年之中，國庫的支出，什百倍於往昔，連年用兵。開疆拓土，巡行天下，大事興作，以及水旱災荒的救濟費用，都由於桑弘羊的財經改革而得以支應。《史記·平準書》說：

“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金錢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又說：“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漢書》中也說：

“首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不加賦而軍用給”。於此可以想見桑弘羊對國家的貢獻。同時亦可以看出，桑弘羊的財經改革，具有保護農業的特性。而當時的士大夫中頗有人認為桑弘羊舍農之本，逐商之末，顯然是不公平的論調。

最了解桑弘羊的，無疑地是武帝，因此當武帝駕崩時，桑弘羊與雷光等同受顧命，輔助幼帝。幼帝弗陵即位，是為昭帝。當時大權在霍光手中，四海無事，輕徭薄賦，頗有治績。始元六年，下詔徵詢民間疾苦，各地所舉薦的“賢良文學”，都請求放寬經濟上的措施，也就是希望推翻桑弘羊的一切財經計劃，於是展開了一場大辯論。結果，只取消了酒稅一樣。可見得桑弘羊的理論，是不容易推翻的。

當時的論辯紀錄，在二三十年以後，由桓寬其人，整理成書，共六十篇，名為《鹽鐵論》。這部書是中國經濟學上的寶典，影響及於後世的國計民生者，至深且巨。最服膺桑弘羊，對《鹽鐵論》研究得最透徹的，應該算王安石。可惜，他知人不明，而且操之過急，以致變法失敗，然而無損乎桑弘羊的理論的價值。甚至我們可以說，民生主義中就含有他的見解的精義在內。

桑弘羊是商人的子弟，他本人亦被視為重商主義者，但究其實際，桑弘羊並未能從根本上去提高商人的地位。元、成、哀、平，以至王莽時期，為重農而抑商的詔令屢見，商人所受的比較不公平的待遇，亦未改善。“告緡”令下，幾乎已無富商大賈。而鹽鐵國營以後，徵用業者為吏，當時全國置有鐵官者凡四十郡，蜀郡為其中之一，鐵官即駐於臨邛。這時候的卓王孫想已下世，他的子孫可能成為鐵官的屬吏。十里方圓的巨宅，當然也不會再存在。“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至今只留下文君和相如的兩處古迹，一處是相如撫琴的琴台，台下埋有巨瓮，可使琴音格外清越動聽；一處是“文君井”，在縣東白鶴驛，相傳即為文君當壚之處，以井水作酒，酒味特美。陸遊詩：“青鞋自笑無拘束，又向文君井上來”。邛州弔古，唯及文君，想非貨殖三世，富名遍四海的卓王孫始料所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