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節

“我什麼都不要。只請你把我的一點點愚見，代奏天子。”卜式發表了他的“國事意見”：“現在天子誅殺匈奴，我以為賢者宜死節，有錢的人要捐獻。這樣匈奴才可以消滅。”

使者回到長安，據實回奏。武帝對卜式很嘉許，想表揚他一番，跟丞相公孫弘商量。公孫弘表示反對，他認為卜式這個人行事不合人情，很可能心懷不軌，最好不要理他。武帝接納了他的建議，就把這件事擱置了下來。

到元狩二年，霍去病打了個大勝仗，匈奴中的一個“王國”，在甘肅的“渾邪王”，率四萬人投降。漢朝就其地置河西兩郡，把關東的貧民移置到那裏去開墾，可是官庫官倉，錢米甚少，不夠分配。卜式聽到這個消息，又捐了“二十萬錢，約相當於二十斤黃金，也就等於兩家的“中人之產”。

等移民的工作告一段落，地方官奏報當地富戶捐助的名單，其中有卜式的名字。

武帝還記得他，特加賞賜——這個賞賜是古往今來所從不曾有過的。

那時服兵役要派赴邊疆作守衛，不願去的可以出代金，規定為三百錢，這有個名目，叫做“過更”。武帝賞賜卜式的，就是每年四百個名額的兵役代金。這也就是說，每年他可以坐收十二萬錢。卜式把這四百個名額，又轉送了當地的政府。奏報到京，武帝認為富豪紛紛隱匿財產，卜式的行為，難能可貴，是個忠厚長者，便格外看重他了。

武帝決定獎勵卜式，以為激勵。於是召他到京，要他為郎官，賜爵“左庶長”

——這是漢朝特有的制度，專門封賜老百姓的爵位，稱為“民爵”，左庶長是第十級，又踢田十頃，同時把他的事迹，佈告天下，“咸使聞之”。這一下，卜式名成利就，身分大不相同了。

卜式曾經說過不願做官的話，此時不便自食其言，所以面奏武帝，不願為郎。

武帝最善於因材器使，便說：“我有羊在‘上林’，你去養吧”！”上林是御苑，在長安西面，為秦始皇所辟。到武帝時，大加擴充，周圍三百里，十二宮、卅六苑。

內中有百卉異草，珍禽奇獸，如白鹿之類，但也養着家畜，以供食用，所以有羊。

卜式這才答應下來，以郎官的職位，干牧羊的本行。他布衣草鞋，親自下手，一年多以後，把羊養得很肥，而且多了許多小羊。武帝偶爾巡行到那裏，一看甚為高興，不免讚許一番。

這時卜式才露出本意，他說：“不獨牧羊，牧民也是如此：老百姓的生活要有規律，愛搗亂的把他剔出去，不要讓他妨害大眾。”

對這個用管理羊群的方法來管理老百姓的理論，武帝頗感興趣，想來實驗一下。

便叫他回河南去做緱氏縣的縣令，成績果然不錯。再調到成皋，併兼管漕運，考績第一。這一下武帝要重用他了。其時正封諸皇子為王，王夫人得寵，她的兒子劉閎，最為武帝鍾愛，封為齊王，在傳統上這是第一個大藩。卜式被派為齊王太傅，負輔導齊王的重任。但劉閎因為有病，未曾就國；太傅無所盡其職責，便轉為齊國“相”，治理齊國國政。

不久，南粵發生了變亂。事起於武帝派往南粵的專使，是南粵太后的舊歡，這位專使的外交辦到了她的寢宮裏，枕邊細語，一國興亡。南粵太后決定率幼王群臣內附。國相呂嘉，以太后私通漢使為恥，表示反對。太后謀誅呂嘉，而呂嘉先發制人，率兵入宮，弒太后及幼主，又包圍行館，殺了漢使。武帝聞報震怒，遣水陸兩軍十萬人，三道出師伐南粵，又發夜郎兵出未修成的南夷道，千辛萬苦才到洋河江，順流而下。直抵番禹，滅南粵，置九郡。時為元鼎六年，唐通的企圖，經過十八年終告實現。

這是一次大征伐，自然全國總動員。卜式一看又是慷慨陳詞的時候了，便上書發揮他早先的“國是意見”，認為“群臣宜盡死節，其弩下者宜出財以往軍。”同時表示，他願意和他的兒子，以及山東善射善行船的子弟從軍，“死之以盡臣節。”

這番話正投武帝所好，再一次把他的事迹義行，“佈告天下，使明知之”，而且賜爵“關內侯”，黃金四百斤，田十頃。封候是大用的先聲，不久大拜，為“御史大夫”，這是副丞相的職位。可是沒有多少時候就垮了下來。因為鹽鐵國有化及徵收船稅，在執行技術上發生了偏差，卜式建議廢止，武帝大不高興之故。

鹽鐵國有化的政策，起於元狩四年，創議者是一個有名的司法官張湯。元狩四年為武帝即位后的第二十二年。當建元六年閩粵攻南越，遣韓安國、王恢相救；是為武帝一朝大規模用兵的開始，第二年也就是元光元年，命李廣屯雲中，程不識屯雁門，展開對匈奴的防禦及攻擊，這樣到了元光六年，遣衛青、公孫賀、李廣等出擊，自此年年出”塞，不過十年的工夫，財政上便出現了嚴重的危機，不得不從根本上去着手改革。

當時國家的歲出歲入，現在無從稽考其數字，但其項目，大致是清楚的。收入方面，第一項是田賦，自古以來最標準的稅制是十分之一。高祖、惠帝時減為十五稅一。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其間減半即三十稅一者，十二年，完全免除者十二年。

孝景年間，始終維持三十稅一的標準。此四十年間，真是深仁厚澤，而終漢之世，大致尊重這個傳統，就像清朝從康熙朝規定的“永不加賦”一樣，對於農民的思惠，是迭經變亂而仍能長期保持政權的一個主要原因。

其次是丁口稅，按人收稅，所以在漢朝稱為“算錢”，凡年滿十五到五十六歲為止，出錢一百二十，稱為“一算”。有時減，有時加，幅度不超出三分之一。而此“算錢”的算法，又常被用作推行某一項政策的手段。譬如為了增加生育，規定老處女“五算”，以為懲罰。為了增加生產，對只為私人服役的奴婢“倍算”——

奴婢的“算錢”當然由主人出。此外商人亦被視為不事生產者，所以也是“倍算”

未成丁的也要納稅，稱為“口錢”，這是皇帝個人的收入。照定製，七歲起至十四歲，每口二十錢，為“算錢”的六分之一。武帝為了彌補軍費，由“少府”掌管的個人收入，劃出一部分交國庫。“口錢”的徵收也加重，起征的年齡提前到三歲，稅率加十分之一點五，變成二十三錢。由於“口錢”無分貧富，一律照納，以致貧民無法負擔而“生子輒殺”，實在是一項弊政。

至於工商稅，花樣甚多。漢朝對財經問題的處理，最大的失策，就是對商人的觀念和態度不正確。重農固然甚當，而過分輕商到了顯失公平的程度，則難免自食惡果。因為上下關係是相對的，不尊重商人則無由責商人以急公好義。拿商業稅來說，有一種“市籍稅”，不管你改了什麼行，甚至做了官，只要是商人的子孫，家有“市籍”便得照繳不誤。而“市籍”也者，在司法的意義上等於有“前科”。所謂“七科滴”中，“賈人、故有市籍、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佔了七分之四，這些有“前科”的人，隨時有戍邊的可能。試想，有“市籍”已是一種精神上的羞辱和威脅，復收稅而加以物質上的懲罰，然則經商“財累萬金而不住公家之急”，雖說商人重利，而政府也實不能不作自我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