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節

於是一個希望兒子做皇帝，一個希望女兒做皇后，王夫人和館陶長公主在共同的利益之下，攜手合作，展開了排擠太子及其生母栗姬的密謀。偏偏栗姬善妒，這個弱點被館陶長公主用各種方式來強調，加以還有竇太后的左右，景帝終於在即位后的第七年，把太子劉榮廢為臨江王，栗姬憂憤而死。

度太子劉榮是老大，景帝再立太子，越次以第九子，七歲的膠東王正儲位。九年後即位，是為武帝，立太子妃陳阿嬌為皇后。這時的館陶“長公主”，也就應該稱為“大長公主”了。

陳皇后的母教不大好，家世貴盛，六、七歲時就成了未來的皇后，從小養成嬌縱的脾氣，加以她母親一向喜歡攬權生事，目空一切，陳皇后耳濡目染，處處霸道。

再有一個想法，認為武帝的得位，別有淵源，越發有恃功而驕，種種令人難堪的語言神態，使得武帝大為不滿。在他心目中的陳皇后，已不是十年前願以“金屋貯之”的阿嬌了。

光是一個陳皇后，已經對付不了，更有她母親推波助瀾，以姑母兼岳母的身分，提出種種唯有皇帝才能賦予的權利要求。武帝積不能堪，惡感愈甚。

如果陳皇後有個兒子，則以嫡長子的身分，當然被立為太子。那時不但母以子貴，皇后的地位可保無虞，而且由於骨肉的連繫，亦可望重承恩寵。為了這皇嗣的問題，關係重大，大長公主遍求天下名醫，花了無數金錢，覓來許多種宜男的葯，讓陳皇后服用，結果如泥牛入海，影響全無。醫不靈則求巫，哪知這一下為陳皇后招來了一場大禍。

找是找的一個女巫，名叫“楚服”。聽這名字，就知道她的籍貫，是如今湖南湖北一帶，這個區域原為楚國的疆土，在當時被認為是相當神秘的地方，尤以湘西為甚，巫蠱之風，自古已然。到清朝嘉慶年間，還有“河伯娶婦”之類的不人道的情事發生，而所謂“祝由科”，亦至今有人津津樂道。由此可見，在那時找個女巫來為皇后祈禱皇嗣，原是件不足為奇的事。何況武帝本人也跟他祖父一樣，素來迷信方士。然則，陳皇后求巫，何以又會賈禍呢？問題出在這個女巫的性別上面。

《漢書·外戚傳》說：“陳皇后挾婦人媚道”。此當是楚服所教。《漢武內傳》等書有比較詳細的記載，說陳皇後宮中，每到深夜有神秘的祭祀，服藥祝禱。而楚服易釵而弁，與陳皇后同入帷帳，行跡異常詭秘。可想而知的，這就是教導“媚道”的時候。

從種種跡象來看，楚服是個男性特徵多於女性特徵的“陰陽人”。《漢書·五行志》稱此為“人疒阿’，視作不祥之物，而居然親身示範授皇后以“婦人媚道”，這還當了得，久而久之，自然會有人去告密。

於是在元光五年，也就是唐通開南夷道的那時候，武帝下令徹查，楚服“梟首於市”，株連而死的有三百多人。罪名是“為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

陳皇后就此被廢，武帝所賜的“策”，簡單明了。“皇后失序，惑於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璽綬，罷退居長門宮。”長門官在長安城內，是個獨立的離宮，規模不大，不妨說它是個冷宮。

打入冷宮的陳皇后，心猶不死。大長公主當然也要替；她設法挽回。當時武帝左右可以為陳皇後進言的，只有極少數的幾個人，東方朔滑稽之雄，如果是因為其他的緣故，一時得罪，只要東方朔幽默一番，武帝的震怒，可以一笑而解。但皇后失寵，則必動之以情，那就非司馬相如的那枝筆不可了。

於是大長公主以黃金百斤為潤筆，請司馬相如寫一篇可以感動武帝的文章，那就是他流傳於後世的六篇賦中的《長門賦》。與描寫神仙的《大人賦》一樣，在技巧上仿楚辭的形式。至於寫上武帝，“嘉覽”之餘的效果，多說武帝大為感動，復見親率，以後又冷淡了下去，如昭明文選《長門賦序》所說：“相如為文以悟主上，復得親幸”。而《漢書》補註，以為“‘復得親幸’者，著述之體，皆著其效驗，《說苑》、《國策》皆然，”這話說得不錯。陳皇后“復得親幸”，並無正面的證據。但未回君心的反面證據卻有兩個。第一，陳皇後果然復得親率，則必移宮。即令仍為廢后的身分，不能復居正宮，可是以未央、甘泉等宮，千門萬戶，亦必有一處比長門宮好些的宮苑來安置她。其次，如果武帝曾臨幸長門官慰問陳皇后，則正史不載，稗史亦當有記，可是翻遍詳記長安、咸陽宮闕的《三輔黃圖》，找不出此事的影子。

司馬相如晚年住在長安以西的茂陵。在此以前，他被拜為“孝文國令”。文帝葬霸陵，在今西安東面卅里，地臨霸水，原稱霸上，文帝挑選此處作為他將來的埋骨之地，改名為霸陵。景帝時稱文帝的陵寢為“孝文園”，置“令”管理。武帝派司馬相如去當這個官，是因為這個守令，沒有多少民政要管，藉此地讓他養病。

不久，司馬相如辭官移住茂陵。此地本為槐里縣的茂鄉，武帝很早就看中了它的風水，把它從槐里縣劃出來，特置一邑，改名茂陵，遷了許多富戶住在那裏。地當今陝西興平以東，咸陽以西，離長安八十里。

茂陵是武帝所辟的一個“新社區”，住民有二十七萬人之多，長安縣也不過二十八萬人，兩相比照，不能不驚詫於此“新社區”發展的迅速。但稍作深入地研究，便知不足為怪。當時的移民政策，並不考慮人民的意願，指定移到茂陵的，都是富戶，以雄厚的經濟力量投入此新社區，一切建設，得心應手，而又不必受政治都會所必然的種種體制上的約束。所以茂陵這個新社區，是個富庶、整潔、寧靜而舒服的地方，為寓公的樂園，這就是司馬相如要卜居於此的道理。

那時，司馬相如已五十開外，文君則正在盛年，但“不安於室”的不是盛年的妻子，而是暮年的丈夫。在茂陵，司馬相如看中了一個妙年女子，想娶來作妾。這在當時的道德規範來說，是件無足奇亦無可非議的事，如果有什麼人的妻子，為此提出反對，必蒙妒婦之名，但文君與司馬相如的關係不同，即使在那個時代，司馬相如的企圖也應該被視為負心。旁人的觀感如此，文君的哀傷憤懣，可想而知。

司馬相如以琴曲得妻，文君亦以琴曲挽救了她的婚姻。相傳文君為此作了一篇《白頭吟》，設酒抱琴，與夫決絕；酒入愁腸，鼓琴而歌，唱的是：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中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蹀躞御溝上，溝水東西流。凄凄復凄凄，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裊裊，魚尾何(上竹下部)(上竹下部)？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為？

據說這篇詩感動了司馬相如，顧念舊情，打消了納妾的念頭。此後老病侵尋，但不廢為文，一篇賦成，立即有人要了去傳抄，結果連原稿都散失了。他死後，武帝派人向文君去搜求遺稿，還留下一篇賦，是專門獻給武帝的，其時為元狩五年。

漢武帝始建年號，六年一改元。因獲白麟而稱為“元狩”。接着又於汾水得寶鼎，因而以“元鼎”為年號。元狩、元鼎年間，為中國國力空前強大的時期，但經濟的發展，與文治武功並不相稱，除了開邊殖民以外，營造宮室，整治黃河，把文、景二帝的蓄積，用之如泥沙。於是不僅國庫的收支，出現了嚴重的不平衡，整個社會的經濟情況，也落入令人可憂的境地，富者愈富而貧者愈貧，僅在關東地區，貧民便有七十二萬人之多，而此猶是地方官的奏報，實際人數當還不止此。

放任的自由經濟，至此已完全不能適應國策的需要，經濟制度的徹底改革，終於在武帝突破舊觀念的果敢決定之下，見諸事實。從此，臨邛卓家，再不能享有鐵冶事業的特權，漸致衰落。武帝的經濟制度改革，出於專家的設計及執行，效果優越。這些專家，都是商人出身，其中最有名的是桑弘羊，鐵礦國有化，就是他的傑作。

史書稱桑弘羊為“興利之臣”，而在他被大用以前，武帝已用各種方法，來減輕衛青每年以數萬人遠擊匈奴所加諸財政方面的沉重壓力。例如“人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官職爵位可以購買，徒刑可用錢來贖免或減輕。但戔戔之數，無濟於事。武帝本希望富翁、大賈，有所捐輸，結果亦大失所望，富商大賈無不隱匿財產，於是而有所謂“人羊為郎”的故事產生。

“人羊為郎”是《漢書》的作者班固挖苦卜式的話。近代表揚卜式，稱他為“愛國商人”可是看《漢書》的記載，此人是不是當得起這個榮譽的頭銜，不無疑問。他是河南洛陽附近的人，以畜牧為生，不曾讀書而好名。由畜牧發了財，把他所置的產業，都送給了他年紀很輕的弟弟，自己趕了百把頭羊進山，再去收養，養得多了再置田產。而他的這個弟弟，因為缺乏長兄的教導，錢又來得容易，信手揮霍，成了敗家子。卜式也就一次一次分產業給他。

當元朔年間，朝廷連年用兵，國庫支細之時，卜式上書武帝，願以財產的一半，捐獻軍用。那時捐獻都是有所希求的，所以武帝派一個使者去問他：“你是不是要做官？”

“我從小牧羊，不知官怎麼做？”他說：“我不想做官。”

“那末，是不是你有什麼冤屈，想要申訴？”

“沒有！我生來與世無爭。本地人有窮的，我借錢給他。有做錯了事的，我暗地裏勸他。我住什麼地方，什麼地方的人跟我好，沒有冤家，哪來的冤屈？”

“那末，”使者只好這樣問了，“你到底要幹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