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節

第12節

於是一個希望兒子做皇帝,一個希望女兒做皇后,王夫人和館陶長公主在共同的利益之下,攜手合作,展開了排擠太子及其生母栗姬的密謀。偏偏栗姬善妒,這個弱點被館陶長公主用各種方式來強調,加以還有竇太后的左右,景帝終於在即位后的第七年,把太子劉榮廢為臨江王,栗姬憂憤而死。

度太子劉榮是老大,景帝再立太子,越次以第九子,七歲的膠東王正儲位。九年後即位,是為武帝,立太子妃陳阿嬌為皇后。這時的館陶“長公主”,也就應該稱為“大長公主”了。

陳皇后的母教不大好,家世貴盛,六、七歲時就成了未來的皇后,從小養成嬌縱的脾氣,加以她母親一向喜歡攬權生事,目空一切,陳皇后耳濡目染,處處霸道。

再有一個想法,認為武帝的得位,別有淵源,越發有恃功而驕,種種令人難堪的語言神態,使得武帝大為不滿。在他心目中的陳皇后,已不是十年前願以“金屋貯之”的阿嬌了。

光是一個陳皇后,已經對付不了,更有她母親推波助瀾,以姑母兼岳母的身分,提出種種唯有皇帝才能賦予的權利要求。武帝積不能堪,惡感愈甚。

如果陳皇後有個兒子,則以嫡長子的身分,當然被立為太子。那時不但母以子貴,皇后的地位可保無虞,而且由於骨肉的連繫,亦可望重承恩寵。為了這皇嗣的問題,關係重大,大長公主遍求天下名醫,花了無數金錢,覓來許多種宜男的葯,讓陳皇后服用,結果如泥牛入海,影響全無。醫不靈則求巫,哪知這一下為陳皇后招來了一場大禍。

找是找的一個女巫,名叫“楚服”。聽這名字,就知道她的籍貫,是如今湖南湖北一帶,這個區域原為楚國的疆土,在當時被認為是相當神秘的地方,尤以湘西為甚,巫蠱之風,自古已然。到清朝嘉慶年間,還有“河伯娶婦”之類的不人道的情事發生,而所謂“祝由科”,亦至今有人津津樂道。由此可見,在那時找個女巫來為皇后祈禱皇嗣,原是件不足為奇的事。何況武帝本人也跟他祖父一樣,素來迷信方士。然則,陳皇后求巫,何以又會賈禍呢?問題出在這個女巫的性別上面。

《漢書·外戚傳》說:“陳皇后挾婦人媚道”。此當是楚服所教。《漢武內傳》等書有比較詳細的記載,說陳皇後宮中,每到深夜有神秘的祭祀,服藥祝禱。而楚服易釵而弁,與陳皇后同入帷帳,行跡異常詭秘。可想而知的,這就是教導“媚道”的時候。

從種種跡象來看,楚服是個男性特徵多於女性特徵的“陰陽人”。《漢書·五行志》稱此為“人疒阿’,視作不祥之物,而居然親身示範授皇后以“婦人媚道”,這還當了得,久而久之,自然會有人去告密。

於是在元光五年,也就是唐通開南夷道的那時候,武帝下令徹查,楚服“梟首於市”,株連而死的有三百多人。罪名是“為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

陳皇后就此被廢,武帝所賜的“策”,簡單明了。“皇后失序,惑於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璽綬,罷退居長門宮。”長門官在長安城內,是個獨立的離宮,規模不大,不妨說它是個冷宮。

打入冷宮的陳皇后,心猶不死。大長公主當然也要替;她設法挽回。當時武帝左右可以為陳皇後進言的,只有極少數的幾個人,東方朔滑稽之雄,如果是因為其他的緣故,一時得罪,只要東方朔幽默一番,武帝的震怒,可以一笑而解。但皇后失寵,則必動之以情,那就非司馬相如的那枝筆不可了。

於是大長公主以黃金百斤為潤筆,請司馬相如寫一篇可以感動武帝的文章,那就是他流傳於後世的六篇賦中的《長門賦》。與描寫神仙的《大人賦》一樣,在技巧上仿楚辭的形式。至於寫上武帝,“嘉覽”之餘的效果,多說武帝大為感動,復見親率,以後又冷淡了下去,如昭明文選《長門賦序》所說:“相如為文以悟主上,復得親幸”。而《漢書》補註,以為“‘復得親幸’者,著述之體,皆著其效驗,《說苑》、《國策》皆然,”這話說得不錯。陳皇后“復得親幸”,並無正面的證據。但未回君心的反面證據卻有兩個。第一,陳皇後果然復得親率,則必移宮。即令仍為廢后的身分,不能復居正宮,可是以未央、甘泉等宮,千門萬戶,亦必有一處比長門宮好些的宮苑來安置她。其次,如果武帝曾臨幸長門官慰問陳皇后,則正史不載,稗史亦當有記,可是翻遍詳記長安、咸陽宮闕的《三輔黃圖》,找不出此事的影子。

司馬相如晚年住在長安以西的茂陵。在此以前,他被拜為“孝文國令”。文帝葬霸陵,在今西安東面卅里,地臨霸水,原稱霸上,文帝挑選此處作為他將來的埋骨之地,改名為霸陵。景帝時稱文帝的陵寢為“孝文園”,置“令”管理。武帝派司馬相如去當這個官,是因為這個守令,沒有多少民政要管,藉此地讓他養病。

不久,司馬相如辭官移住茂陵。此地本為槐里縣的茂鄉,武帝很早就看中了它的風水,把它從槐里縣劃出來,特置一邑,改名茂陵,遷了許多富戶住在那裏。地當今陝西興平以東,咸陽以西,離長安八十里。

茂陵是武帝所辟的一個“新社區”,住民有二十七萬人之多,長安縣也不過二十八萬人,兩相比照,不能不驚詫於此“新社區”發展的迅速。但稍作深入地研究,便知不足為怪。當時的移民政策,並不考慮人民的意願,指定移到茂陵的,都是富戶,以雄厚的經濟力量投入此新社區,一切建設,得心應手,而又不必受政治都會所必然的種種體制上的約束。所以茂陵這個新社區,是個富庶、整潔、寧靜而舒服的地方,為寓公的樂園,這就是司馬相如要卜居於此的道理。

那時,司馬相如已五十開外,文君則正在盛年,但“不安於室”的不是盛年的妻子,而是暮年的丈夫。在茂陵,司馬相如看中了一個妙年女子,想娶來作妾。這在當時的道德規範來說,是件無足奇亦無可非議的事,如果有什麼人的妻子,為此提出反對,必蒙妒婦之名,但文君與司馬相如的關係不同,即使在那個時代,司馬相如的企圖也應該被視為負心。旁人的觀感如此,文君的哀傷憤懣,可想而知。

司馬相如以琴曲得妻,文君亦以琴曲挽救了她的婚姻。相傳文君為此作了一篇《白頭吟》,設酒抱琴,與夫決絕;酒入愁腸,鼓琴而歌,唱的是: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中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蹀躞御溝上,溝水東西流。凄凄復凄凄,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裊裊,魚尾何(上竹下部)(上竹下部)?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為?

據說這篇詩感動了司馬相如,顧念舊情,打消了納妾的念頭。此後老病侵尋,但不廢為文,一篇賦成,立即有人要了去傳抄,結果連原稿都散失了。他死後,武帝派人向文君去搜求遺稿,還留下一篇賦,是專門獻給武帝的,其時為元狩五年。

漢武帝始建年號,六年一改元。因獲白麟而稱為“元狩”。接着又於汾水得寶鼎,因而以“元鼎”為年號。元狩、元鼎年間,為中國國力空前強大的時期,但經濟的發展,與文治武功並不相稱,除了開邊殖民以外,營造宮室,整治黃河,把文、景二帝的蓄積,用之如泥沙。於是不僅國庫的收支,出現了嚴重的不平衡,整個社會的經濟情況,也落入令人可憂的境地,富者愈富而貧者愈貧,僅在關東地區,貧民便有七十二萬人之多,而此猶是地方官的奏報,實際人數當還不止此。

放任的自由經濟,至此已完全不能適應國策的需要,經濟制度的徹底改革,終於在武帝突破舊觀念的果敢決定之下,見諸事實。從此,臨邛卓家,再不能享有鐵冶事業的特權,漸致衰落。武帝的經濟制度改革,出於專家的設計及執行,效果優越。這些專家,都是商人出身,其中最有名的是桑弘羊,鐵礦國有化,就是他的傑作。

史書稱桑弘羊為“興利之臣”,而在他被大用以前,武帝已用各種方法,來減輕衛青每年以數萬人遠擊匈奴所加諸財政方面的沉重壓力。例如“人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官職爵位可以購買,徒刑可用錢來贖免或減輕。但戔戔之數,無濟於事。武帝本希望富翁、大賈,有所捐輸,結果亦大失所望,富商大賈無不隱匿財產,於是而有所謂“人羊為郎”的故事產生。

“人羊為郎”是《漢書》的作者班固挖苦卜式的話。近代表揚卜式,稱他為“愛國商人”可是看《漢書》的記載,此人是不是當得起這個榮譽的頭銜,不無疑問。他是河南洛陽附近的人,以畜牧為生,不曾讀書而好名。由畜牧發了財,把他所置的產業,都送給了他年紀很輕的弟弟,自己趕了百把頭羊進山,再去收養,養得多了再置田產。而他的這個弟弟,因為缺乏長兄的教導,錢又來得容易,信手揮霍,成了敗家子。卜式也就一次一次分產業給他。

當元朔年間,朝廷連年用兵,國庫支細之時,卜式上書武帝,願以財產的一半,捐獻軍用。那時捐獻都是有所希求的,所以武帝派一個使者去問他:“你是不是要做官?”

“我從小牧羊,不知官怎麼做?”他說:“我不想做官。”

“那末,是不是你有什麼冤屈,想要申訴?”

“沒有!我生來與世無爭。本地人有窮的,我借錢給他。有做錯了事的,我暗地裏勸他。我住什麼地方,什麼地方的人跟我好,沒有冤家,哪來的冤屈?”

“那末,”使者只好這樣問了,“你到底要幹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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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邛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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