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夢
王躍文：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外部世界給我最大的感覺就是恐懼。我們那個村，長期是縣裏大小運動的試點，經常有縣裏各種幹部出入。那些幹部通常是板著臉的，冷不防發現誰說了反動話，就抓住了階級鬥爭新動向。村裡小孩子哭鬧，大人會嚇唬說，別哭了，警察叔叔來了！孩子就嚇得不哭了。那時候，城裏正鬧“水老倌”，聽說“水老倌”頭子勾着食指，塞進嘴裏吹哨子，聲音有火車笛子那麼大，立即就有各路“水老倌”呼嘯而來，聽從命令。誰惹了“水老倌”，死路一條。“水老倌”，就是城裏的流氓。所以，恐懼心理伴隨我直到長大成人。三十歲以前，我排隊買火車票，臨近窗口了，胸口就開始狂跳。我知道沒有什麼值得恐懼的，那高高的窗口裏面，無非就是坐着一個脾氣不太好的女人。可是我的心臟就是不爭氣，偏要劇烈地跳。我必須反覆斟酌一句最簡單的話，放在嘴裏默念。我練好了這句話，臨到窗口再蹦出來。比方說：長沙一張！絕不多說半個字。如果碰上意外情況，比方窗口裏的女人說沒有票了，我就慌張得說不出話。
現在，我已不至於再害怕買火車票，但仍然恐懼這個世界。塵世喧囂，魑魅魍魎，可怕的人和事太多了。
伊渡：你的這種心理感受很奇特。現代心理學認為，一個人的童年經歷會影響他的終身，甚至他成年以後的思維習慣、行為方式，都可以從童年的經驗里找到理由或印證。不知你的童年是怎麼度過的？
王躍文：我的童年基本上可稱作噩夢。飢餓、孤獨、恐懼，糾纏着我整個童年，只是那時候還不知道什麼叫絕望。因為少不更事，我還不知道什麼是希望，也就無所謂絕望。二○○○年，我的人生發生重大轉折，脫離原來的單位，成了事實上的自由寫作者。那年深秋的某個夜晚，我做了個夢，幾乎原原本本再現了我兒時的生活。夢中，我是副團長。有個晚上，團長突然又任命他自己的弟弟當副團長。我舉手反對。團長嚴肅地對我說：組織上交給你一個光榮任務，深入敵後從事地下工作。我二話沒說，掏出別在腰間的手槍，莊嚴地放在團長手裏。團長把手槍交給他弟弟，然後深情地拍拍我的肩膀。團長的手是那麼有力，那麼溫暖。
夜色中，我貓着腰，沿着村子裏的土牆和竹籬笆，悄悄兒前行。遇着行人或狗叫，我便機警地埋伏起來。我不能讓敵人發覺。村子的另一頭，戰鬥在激烈地進行着。“我是王成，我是王成，為了新中國，向我開炮！”我多麼想投入戰鬥啊！可是，我不能回到戰友們身邊去，我得從事地下工作。
突然間，不知哪根神經開了竅，我發現自己原來被團長和戰友們拋棄了。他們不要我玩兒了。我馬上從遊戲氛圍中清醒過來。我身陷其間的再也不是什麼敵後，而是瀰漫著豬屎臭的村巷。我也不想同他們玩兒了，回家睡覺去！只可惜了那把手槍，那是我跪在門檻上，一刀一刀削出來的。
可是，我不敢去找他們要還手槍。遊戲還在進行，我若回去，會被當作變節分子抓起來的。他們會借口遊戲，假戲真做，打我一頓。只有等到天亮之後，我才能理直氣壯地去找他們。
醒來，我禁不住大笑。原來，我在八九歲的時候就已經被“組織上”拋棄了。
伊渡：我注意到你剛才說到“遊戲”二字，感觸頗深。兒時的遊戲同現實生活中的成人遊戲似有共同之處。遊戲可以造就一個場，使身在其中的人不辨真假，照玩兒不誤。哪怕有人看出遊戲的荒誕，也很少有人膽敢脫離遊戲。頑童的遊戲還可以不當真，比方你突然發現自己被夥伴們拋棄了，乾脆回家睡覺去。可是，現實中的成人遊戲，就沒那麼輕鬆了。
王躍文：我那天從夢中醒來，大笑之後，久久不能入睡，思考的就是你說的這個問題。這讓我想起父親被打成右派的遭遇。我讀《往事並不如煙》，知道了當年“反右”的很多鮮為人知的內幕。感慨良多。同基層“反右”不同，上層“反右”多少還是政治鬥爭，不管其理由如何；基層“反右”就有些像兒戲了，連政治鬥爭都談不上，無非是借端整人。但是，就因為上層提供了“反右”這麼個遊戲，基層就玩兒開了。想整誰，就找些事兒，把他打成右派。我曾寫過篇小文章，真實記錄了父親打成右派的經過。我從小就知道父親因言獲罪，卻不清楚他到底說了什麼大逆不道的話。有天閑扯，父親偶爾說起這事，我竟有些哭笑不得。當年我父親只有二十三歲，在家鄉的縣裏任區委書記。縣委書記也只有三十多歲，書記夫人是縣婦聯主任。都是年輕人，平時彼此很隨便，有說有笑的。那位書記夫人雖說身份尊貴，卻是個麻子。有回，我父親開玩笑，在她蒲扇上題了首打油詩：妹妹一篇好文章，密密麻麻不成行。有朝一日蜜蜂過，錯認他鄉是故鄉。沒想到我父親年輕時竟如此幽默頑皮，不過這玩笑也太過頭了。他不知道阿Q因為禿頭，在他面前連“光”、“亮”都不能說的。但這也僅僅是玩笑，那時候，區委書記同縣委書記或夫人開開玩笑也沒什麼稀奇。可是，我父親做夢也想不到，這個玩笑日後竟會為他帶來彌天大禍。
伊渡：你父親當年被打成右派，難道就因為這首打油詩？簡直太荒唐了。
王躍文：是的。一九五七年，縣委書記和他的夫人都想起這首打油詩了。按照當時的邏輯，我父親的打油詩攻擊縣委書記夫人，自然就是攻擊縣委書記了，那當然就是攻擊黨了。於是父親罪莫大焉，成了右派分子。一個玩笑，竟讓我父親終身命運逆轉。記得我讀米蘭·昆德拉的《玩笑》，感覺就像讀我們自己的故事，只需將裏面的人名和地名換成中國特色的就行了。
伊渡：中國近幾十年一次一次的政治運動，造成了極其複雜的官場人格。有時候，種種官場人格只是變化着呈現形式而已。
王躍文：我因為曾經混跡官場，熟知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官場的況味。不敢想像父親當年竟敢那麼膽大。但可以推知，畢竟有那麼些年月，中國官場等級並不那麼森嚴。大概一九五七年以後，上級就是上級，下級就是下級了。同戰爭年代講究的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相比，官場規矩就複雜化了。現在誰敢同上級開玩笑？上級的威嚴是不允許冒犯的，而且有的地方越是官大越威嚴。所以我曾在小說《西州月》裏寫道，中國的政治最像政治，中國的官場最像官場。
伊渡：你見過很平易近人的官員嗎？
王躍文：當然見過，同下級打成一片的官員也是有的。稍微往大些的地方走，說起縣長已沒什麼了不起，甚至還有些土的印象，因為那是中國比較基層的官員。但是在縣裏面，特別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縣長非常了不得。記得我當時剛參加工作沒幾年，隨縣長去沿海地區考察，同去的還有十幾個區委書記。那次經歷，我感覺官員身上某種神秘的東西真耐人尋味。我們從火車站出發，離家越來越遠，縣長就越來越隨和。一路上玩兒撲克、開玩笑，很開心。我們在上海、江蘇、福建轉了一圈下來，縣長同下屬們幾乎混成了哥們兒。直到廈門海濱浴場，縣長同我們都光着身子游泳，可謂坦誠相見。縣長還拍着自己的裸胸開玩笑說，我們共產黨人，襟懷坦白！可是考察結束后，我們往回走時，離家越來越近，縣長就越來越嚴肅。回到縣裏的火車站，縣長又像往常一樣板着副冷臉了。也許縣長並沒在意自己面孔的變化，但如果不是故意做出來的，那就更有意思了。
現在時代進步了，有些官員同他賞識的下級或企業家混得跟朋友似的。總有那麼些人，天天圍着官員轉，點頭哈腰叫“老闆”。過去有個時候，“老闆”二字在中國近乎於貶義詞，現在卻常用來稱呼有權的和有錢的。你有權，我有錢，就很容易做朋友。何謂朋友？朋友的定義也早與時俱進了。有人說，能夠幫你辦成按黨和國家政策辦不成的事的，就是朋友。有些地方，長官一倒台，牽出一大片，說明這些長官人緣還是不錯的。
我的父親老了，不知這世上的戲演到哪一出了，卻知道囑咐我一句：別亂開玩笑。
伊渡：可是我發現你的玩笑開得很大。聽說你的《國畫》出版后，在原來工作的單位鬧了些風波。很多關心你的朋友同我說起這事，都說你太衝動了。事情過去近五年了，你怎麼看待這件事情？或者說，事情發生在今天，你會怎麼處理？
王躍文：你是否指“公開信”那件事？可那並不是個玩笑，我覺得是件很嚴肅的事情。經過是這樣的，1999年下半年，有天機關開會，某官員在會上說到《國畫》，說是發表幾點“個人意見”。你知道，中國官場是沒有什麼個人意見的，雖然很多人嘴上這麼說，但多半只是謙辭，或是策略。過去政治挂帥的年代，很多人就因為某領導發表了幾點“個人意見”，就萬劫不復了。現在情形雖說不同了，但只要他是高高在上的官員，他的個人意見仍然足以令你日子難過。一年之後，政府機關機構改革，我被分流出局，這就是印證。當然，沒有誰會承認我被分流是因為寫了《國畫》，還寫了那封大逆不道的公開信。官場上，任何堂而皇之的事情，都是可以拿來整人的。比方幹部脫產學習，既可以是提拔前的鍍金，又可以作為排除異己的法門。當然，我並不因為分流本身而耿耿於懷，我很樂意過現在這種純粹讀書寫作的生活。但有人拿這個機會來整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這同前面說到的遊戲差不多，它給某些掌握權力的人提供了人事洗牌的良機。所以民間有人說得誇張，說某省政府機構改革取得兩大成就，一是撤消了一個省財辦，二是分流了一個作家。我初聽此話，笑得肚子痛。當然民間說法難免演義色彩，未必完全準確。我只知道自己是真正地被分流了。
伊渡：我記得當時你那封公開信廣為流傳，甚至傳到外省和北京去了。你自己知道這種情形嗎？你都寫了些什麼內容，居然一紙風行，天下盡知？
王躍文：說天下盡知那也太誇張了，不過在原單位的確引發了軒然大波。我是按人數每個處室送幾份，很快就有人奉命前去收繳。可有些同事推說沒見着公開信，不肯交出來。有的處里負責人就說，你們想留着，就複印吧，原件交上去。於是很多人都把公開信複印了。後來我聽說這封信的確傳到外面去了。有位退休的省級幹部看了公開信，說這個比他的小說還寫得好，這就是魯迅嘛。此話傳到我耳里，我慚愧不已。我向來敬仰魯迅先生，卻自嘆沒有他那樣的膽略。先生真可謂“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先生當年那種針砭時弊的文章，我寫不出也不敢寫，寫了也沒地方發表。對於先生，我只能借古人的話說，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我的公開信立即就到了那位發表“個人意見”的官員手裏，這都得感謝我處里的某位同事。這位同事見人總是笑容可掬的樣子，平日對我也極友善，還盡同我說些掏心窩子的話。不知道的，都會把他當成宅心仁厚的君子。他見着公開信，覺得討好的機會來了，立即拿去邀功。其實當晚就有人打電話告訴我，說是誰把信送到某官員手裏去的。我聽了只是笑笑。我早知道那位仁兄的為人，並不往心裏去。那位仁兄至今同我見面，仍是熱情握手，寒暄再三。我也從不把此事點破，沒有意思。此人在官場上混得並不怎麼好，他大概不知道花剌子模國王只准報喜不準報憂的典故，因此屁顛屁顛地把壞消息報到長官那裏去。拍馬無術，也是發達不了的。
伊渡：你還能記起那封公開信的內容嗎？我感覺這樁公案在目前看來似乎只是則逸聞，多年之後人們會發現它有更多的價值。
王躍文：今後的事情，誰也說不準。那封信至今我還保存着，現在不在身邊。不過我的記憶力不錯，還能記得大致內容。大概是這樣寫的：某某先生您好！我只能按照現代文明人的習慣稱呼您“先生”，因為我覺得叫您“同志”，心裏彆扭。鑒於您可以利用您的職權在非個人場合發表所謂“個人意見”，我也只好把這封純個人通信公開給適當的範圍。這樣才公平。
我說，作為作家，我願意就我的作品聽取任何學術意義上的意見，無論是贊同的，或是反對的。但對學術範圍之外的信口雌黃，我只能表示蔑視，不予理睬。可畢竟您的身份不同，而且您在非個人場合發表“個人意見”，我只好發言了。
現在冷靜下來想想，我當時態度的確有些激憤。可是那種情境下，我能不激憤嗎？比方，我這些文字就有些年輕氣盛的味道。我說，我沒有義務向您啟蒙文學常識。我只想說，百年之後，我們都會作古，而我的小說會不朽。這已由不得我，也由不得您。我的小說肯定有它的不足，但卻不會因某個人的好惡或毀譽而改變它的價值。對我的小說有爭議是正常的，沒有爭議的才是平庸之作。歷史一再證明，文學作品的價值從來就不是哪一個人說了算，無論他如何位高權重。“文革”時期朝作家們開火的那些棍子們，早已被歷史證明是滑稽小丑。
我還寫道，我早就料到，我的小說會使兩類人不高興：不開明的和不正派的。我的作品鞭笞的是假惡丑，有人為此不高興，甚至撐不住風度終於憤怒起來，這正是作品的價值所在。至於您說我的小說“醜化”云云，那隻能說明您自己神經衰弱，與我無關。我不過是在虛構的藝術空間裏，讓當今官場形形色色道貌岸然的偽君子們集中到一起展示他們的靈魂。因而您對我的小說“上綱上線”，我只能把這理解成別有用心。您在這方面的思維方式和語言習慣完全是“文革”模式，我表示遺憾，也覺得您很可憐。其實我這樣分析自己的作品還太淺顯了，可是說得太深奧了您也不懂，還是不說了吧。聖人有云：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我說，您會對我下手的。不過我相信您下手的時候也不敢太明目張胆，只能遮遮掩掩，變着戲法。因為面對真正的良知，您無法光明磊落。我父親二十四歲的時候就因言獲罪，被打成右派分子，遣回鄉下老家二十一年，受盡磨難。家父因為年輕時的遭遇，空耗青春年華，平生無所建樹，如今已垂垂老矣，但我對他無限崇敬，因為他的骨頭比同時代的許多人都要硬，他比那些垂眉低眼的軟體動物們高貴多了。我的父母早就知道有人對我的小說有看法了，他們除了擔心兒子的安危，更多的是支持和安慰我。我的母親認不得幾個字，卻懂得天底下的大道理。她說，兒子，不當官沒關係，只要別跟那些貪官污吏們學壞了。萬一出什麼事了，回老家來，餓不死你的。有這樣深明大義的父母，我什麼都不怕。
最後我說，我參加工作以來，一直兢兢業業。我的文學創作都是八小時以外的事，不過就是晚上不打牌賭博、不走門子而已。著作權是法律賦予每個公民的重要的政治權利，是任何一位守法公民都不容許被剝奪的。因此，於情於法，我問心無愧。可是總有人以我業餘寫小說為借口，把我視為異類。我想錯不在我，而是那些人自己太心虛了。先生，事已至此，我明白我將遭遇些什麼事情的，我等待着。
公開信大概就是這些內容。我終於等待到了料想中的結果，就是二○○○年被分流出局。如果沒有機構改革這個遊戲，還真不知他們會用什麼方法趕走我。冥冥之中有種神秘的東西不為人知，比方我提到過的兒時做的那個夢，它似乎就預示我此生此世總是在被世俗拋棄。“世俗”二字用得不準確，可我不方便用更準確的字眼。
伊渡：你這封信也夠刺激的。可我覺得你說得句句在理，雖然有些火氣。但是，中國有自己的國情，胸襟寬大的官員不多。像伏爾泰當年收到別人的批評，他回信說，我不同意你所說的任何一個字，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已成為美談。可惜的是這種胸懷的人不大可能出現在中國官場。所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被分流出局，恐怕同這事有關。
王躍文：事情已經過去了，評說它已沒有意義。但這不是哪個人的問題，誰在那個位置上，也許都會發表他的所謂“個人意見”。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我不會因為自己遭遇不公而嫉恨任何人。恩格斯評價馬克思的時候說，他也許有很多敵人，但他沒有一個私敵。我完全敢於毫不謙虛地套用這句話來評價自己的待人之道。要我嫉恨一個人，是件很困難的事。你嫉恨別人，別人仍然活得自在，痛苦的是你自己。我覺得自己年過四十以後，心態比以往更平和了。凡夫俗子，因為極偶然的機緣，來世上走一遭；又因為極偶然的機緣，有了那些親人、朋友和同事，包括那些的確十分討厭的人。但大家都得活着啊，何必着急上火呢？把什麼都看得雲淡風輕，多好啊！
伊渡：但是從你的作品中看，你不是個很淡泊的人，你甚至很極端、很尖銳，有人說你眼睛很毒。
王躍文：我為文有些鋒芒畢露，但這同做人平和淡泊並不矛盾。生活當中，真正熟悉我的人，很容易把我當朋友。《國畫》剛出版時，很多官場上的人託人請我聊天。他們同我見面，多喜歡開句玩笑，說我不怕你把我寫進書里去。真有意思。官場上什麼物種都有，林子太大了。有位出版社的朋友告訴我，有回他在火車軟卧里遇着位看《國畫》的人，閑聊中知道他正是我原單位的。朋友便問他，看樣子你很喜歡王躍文？那人馬上憤然作色，說我恨死他了！朋友把他的奇遇告訴我，又博我一樂。想那位老同事看我的書，正像幾十年前流行的一句話：批判地閱讀。我原單位很多同事都看過我的小說，多是很坦然的。有的人是躲在家裏偷偷地看，也有的拿白紙把小說封面包起來，像小學生包新課本一樣，放在辦公室抽屜里看，遇着來人了，借站起來打招呼的工夫，身子往前一抵，就把抽屜關上了。真是好玩兒極了。
我也聽很多人說過，官場中人聚餐，其中有我的朋友或熟人，提議請我一塊兒去聊聊天。有人馬上反對說，千萬別請他來，別把我們都寫進小說里去。真有意思。不知這些人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我得感謝這些反對請我赴飯局的人，他們讓我少去很多應酬。我很討厭這類應酬，得聽很多廢話，自己也要說很多廢話。我明白有些怕見我的人，也許明知道自己壞，卻心安理得地做壞人。
伊渡：這麼多年來，有什麼印象強烈的事情觸動過你的靈魂嗎？我想了解你的思想發展軌跡。
王躍文：我首先要申明的是我沒有所謂思想，也就談不上什麼思想發展軌跡。我只有些片斷式的想法，不系統更不深刻。有人說我看問題一針見血，我也羞於承認。我是個凡俗之人，只是不太善於隱藏自己真實的看法而已。我自從踏入滾滾紅塵，身邊並沒有發生過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一切都像我在小說里描寫的那樣，庸常而無奈。可是，正是這些看上去平淡的人和事，慢慢消磨着我們的人生，我們對世界的看法也越來越莫名其妙。
我剛參加工作時，有位極可愛的南下幹部，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這位老幹部姓任，北方人，一字不識，很小就是孤兒。他不知道自己父母的名字，也不知道自己是哪個地方的人。只知道自己是北方人。我們單位領導經常說，任老黨性最強，要我們向他學習。每到發工資那天，任老就選幾張最新的票子，跑到組織委員那裏去交黨費。我曾把這個細節寫進長篇小說《西州月》裏。任老最痛恨年輕小夥子的頭髮長得像女人，他每次參加組織生活會都要為這事發脾氣。有回，有位年輕黨員說，頭髮長短同思想覺悟沒關係，毛主席頭髮長，蔣介石是個光頭，結果怎樣？這下可把任老氣壞了，一定要求組織上處分那位黨員，說要是在“文化大革命”，光憑他把毛主席和蔣介石放在一起說，就該槍斃！那位年輕黨員馬上以牙還牙，說你剛才也把毛主席和蔣介石放在一起說了！任老氣得差點兒背過氣去。任老還愛講一件事，就是他當公社書記時，為了不讓倒春寒凍壞秧苗，帶領社員群眾扯着棉被，把秧田團團圍住，一站就是通宵。哪像現在的年輕人，沒有半點兒革命鬥志！有年輕人笑着問他，那不是做蠢事嗎？這又把任老氣壞了。聽說任老曾給某中央領導牽過馬，誰也沒有看過他的履歷，無法證實。任老卻很願意別人提起這件事，他不置可否，只是驕傲地微笑。但你千萬不能說他當過某領導的馬夫，只能說他當過某領導的勤務員。他聽見“馬夫”二字就火冒三丈。
有回我親眼目睹了任老的一件小事。菜市場裏，任老買了菜之後，還要撿走菜攤上的爛菜葉。菜農不肯，也許是人家自己想留着餵豬。任老就同人家衝突起來。任老穿得像個叫花子，菜農哪裏知道他的身份？任老就用一口難懂的北方土話叫罵起來：你知道老子是誰嗎？老子身上有五處傷疤，天下是老子打下來的！沒有老子流血犧牲，你還想在這裏賣菜？你得給地主當長工、做短工！菜農說，你怎麼犧牲了？犧牲了還能在這裏做鬼叫？圍觀群眾哄然大笑。任老更加氣憤了，說，我們共產黨人是為你們服務的，你們還要笑話！
伊渡：你說的任老的故事也許是個很極端的例子，這能說明什麼問題嗎？
王躍文：我當初只是覺得任老有些不合時宜，人還是蠻可愛的。可是，恰恰是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說明了生活本身。荒誕無處不在，已經讓我們習以為常。
我剛參加工作那會兒，敢到政府門口示威靜坐的群眾並不多。有回，幾個群眾因為一樁凶殺案沒有得到公正處理，跑到政府門口喊冤。任老從政府大門口經過，嚇唬群眾說：你們有問題可以打報告反映，喊什麼冤？要是被美蔣特務拍了照，就給社會主義臉上抹黑了！喊冤群眾看看他的穿着，聽他講話牛頭不對馬嘴，只當他是瘋子，根本不理他。任老十分氣憤，跑到縣領導那裏大搖其頭：不得了啦，現在老百姓沒有半點兒怕懼了！跑到政府門口鬧事，嚇都嚇不走！
回想我小時候見過的幹部，任老講的話大有來歷。我記得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前，群眾對幹部的感覺就是一個字：怕。村黨支部書記算是最小的幹部了，嚴格說來還不算國家幹部，老百姓對他們也是害怕的。我們村當時的黨支部書記正好是我們生產隊的，成天黑着臉，從不正眼看人。村裡群眾遇上他，恭敬地叫聲“書記”，他總是鼻子裏哼一聲。他的工作主要是開會，一般不參加勞動。偶爾，他扛着鋤頭，出現在地頭，氣氛就緊張起來。我現在還很清楚地記得有回鋤油菜地里的草，社員們邊幹活邊說笑，地里熱火朝天。快收工的時候，忽然有人輕聲說道：書記來了。地里馬上安靜下來。書記橫扛着鋤頭來了，慢條斯理地脫下棉衣，取下手錶放在棉衣上面。全村只有他有塊手錶。太陽一寸寸靠近山頭，社員們早就想收工了，可是沒人敢吭聲。生產隊長是書記的侄子，也不敢說話。大家都自覺地同書記拉開距離，讓他像個孤家寡人，獨自在田角里鋤草。書記威嚴地勞動了大約四十分，看看手錶，穿上棉衣走了。生產隊長這才喊道：散工了，散工了！
上中學時，我們冬天必須經過一片密密的甘蔗地。有調皮的學生會偷甘蔗吃。有回，有個同學剛扳斷一根甘蔗，忽然甘蔗地里閃出一個人。我們都嚇壞了，原來是公社書記。那個偷甘蔗的同學魂飛天外，拔腳就跑。公社書記逮住我們幾個無辜的學生，要我們供出那個同學的名字。我們誰也不肯說，就像電影裏看到的寧死不屈的共產黨人。偏有個同學頑皮，說：他叫向天問。意思是叫公社書記去問老天爺。公社書記火了：我就抓你這個向天問！這個同學很機靈，身子一晃，一溜煙跑了。公社書記追向天問去了，我們幾個同學也得救了。我永遠忘不了公社書記那張胖臉，臉上的肉是橫着長的。
我家現在的保姆舒姐，五十歲上下，鄉下人。她家裏很窮，男人比她大二十多歲，長年虐待她。照舒姐的說法，那男人手裏抓着什麼就拿什麼打她，不管是扁擔或是凳子。有回，她說起了自己的身世。她原先有過一次婚姻，因為不育，被男人休棄了。這時，一個比她大二十多歲的男人熱心地照顧她，說想娶她。她家裏窮，沒有依靠，就答應了。可是過了幾天，她發現這個男人很壞，就反悔了。那男人於是威脅說，她已經用掉他二十塊錢了，一定要拉她到公社去講理。舒姐就怕了，只好嫁給他。舒姐說她一聽說公社幹部就怕，平時看見穿黃衣服的人心頭就怦怦跳。
伊渡：讀你的小說，我感覺到官場的人際關係，就是等級關係。官場裏面等級分明，真有你描寫的那麼可怕嗎？
王躍文：說個真實故事吧。我剛參加工作時，有年春節單位優惠賣魚，有條鯉魚足有二十多斤。我家鄉是山區，很少見有二十多斤的魚。可是，同事們都患得患失，因為那是條母魚，肚子脹鼓鼓的，滿腹魚籽，買了不合算。我見大家都不想要，就買下了。可是第二天，就傳出些話來，說小王不懂味，居然把最大的魚買下了，那條魚應該是縣長的。也就是說，依我當時的級別，只能等大家挑剩了，那些小魚爛蝦才是屬於我的。這是我頭回親身體驗什麼叫官場等級。我曾把這個細節寫進了短篇小說《天氣不好》。
中國官場自古就有官大一級壓死人的說法。等級森嚴，層層相壓，不是個中人物的性格或本質所能決定的，而是體制本身，造成了下級對上級的人身依附，所以，與其說官場人際關係是等級關係，不如說是人身依附關係。官場一旦形成等級，是輕易不可逾越的。有回，我的開水瓶打壞了，管後勤的同事給我買了個新的，但就是這麼一個開水瓶，竟觸犯了等級問題。因為原來大家配的開水瓶款式老氣，早不生產了，而我新配的開水瓶外觀漂亮，價格比老式的也貴些。領導見了，非常生氣，把買開水瓶的同事狠狠批評了一頓。還有回，單位給每間辦公室配了個掛衣架子，大家都很高興。不料，領導又不高興了，因為他發現自己廳級幹部同處級幹部、科級幹部的掛衣架是一模一樣的！這還了得！管後勤的同事知道自己不小心辦了錯事，馬上把廳級領導的掛衣架換成更高級些的。
伊渡：等級觀念居然會如此敏感？
王躍文：這還只是小小的日常細節上表現出來的等級觀念，更深層次的東西越發可怕。不過我也發現有時候官場中人故意搬出等級關係，弄得神秘、堂皇，其實只是兒戲。比方，有陣子，上頭要求處級以上幹部辦公桌上都要擺上黨旗和國旗。有同事私下疑問：難道愛黨愛國也要講究級別嗎？我們處以下幹部就沒有資格愛黨愛國了嗎？我聽了這種議論，嘴上不說，心裏卻猜想：無非是有關部門為賺錢想出的妙招。因為這黨旗、國旗不是上頭無償發放的，還得各單位花錢買。當然說法上，只會講這是收工本費，但畢竟要各單位出錢啊，不見得每個單位都肯出這錢，於是，有關部門就正而八經地提出要求，處級以上幹部辦公桌上都必須擺放黨旗和國旗。如此一來，事情就顯得莊嚴多了，而且涉及到政治待遇。既然這是處以上幹部才有資格享受的政治待遇，那就痛痛快快掏錢吧。
有時候官員講究級別，就像三流演員擺譜。三流演員露面，本來沒人認識他，更不會有人圍觀，卻故意弄些馬仔左右拱衛。老百姓喜歡看熱鬧，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都跑來看。圍上去的人越來越多，三流演員就從這種假造的場面中獲得滿足。有回晚飯後，我去家裏附近的公園散步，突然感覺氣氛異樣起來。後來知道，原來是某官員散步來了，公園加強了保衛工作。我因為在政府部門混過些日子，懂得保衛制度，知道這位官員根本就夠不上保衛級別。似乎這種保衛工作，就是要讓大家都知道，某某官員散步來了。
伊渡：我還從你的小說中讀出很多官場的幽默，叫人捧腹。可是笑過之後又頓覺悲哀。
王躍文：準確地說，官場中可笑的事情還算不上幽默，只是滑稽。幽默同滑稽是有區別的。我曾寫過篇小文章，叫《中國天天感恩節》，其實還可以寫篇《中國天天愚人節》。
有這麼一個段子，說某領導詩興大發，欣然命筆賦詩一首：看見床前明月光，懷疑地上起了霜。抬起頭來望明月，低下頭去想故鄉。秘書聽了，激動得不得了，說領導這詩寫得太好了，比李白的詩更勝一籌。別人聽了這個段子，會以為這絕對是瞎編的，我卻相信官場中真有這樣的滑稽。
有的官員為了講話生動，濫用比喻，笑話百出。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央提出要加快第三產業發展，我就聽見有官員做報告說，我們要學會三條腿走路，要拉長第三條短腿，把第三條腿做大做強！官員的意思是工業、農業是兩條腿，第三產業是第三條腿，而這條腿還很不夠，要加快發展，所以就要拉長。我就不明白三條腿怎麼走路？我還真想不出世界上有三條腿的動物。
我見過一位官員，曾經是袁隆平先生的同事。這位官員有天喝了點兒酒，豪氣衝天，說他要是不改行，仍搞科研，“雜交水稻之父”的桂冠就不會是袁隆平的，而是他的。我望着他一臉醉態，點頭而笑。這讓我想起赫魯曉夫有次對一位畫家的作品發表評論，畫家不買賬。赫魯曉夫憤然作色說：我當年是基層團委書記時不懂畫，我是地區黨委書記時不懂畫，現在我是黨的總書記了，難道還不懂畫嗎？其實，真有這樣的官員，自己官當大了，就以為什麼都懂了。
懷化黔城有座芙蓉樓，前人為紀念唐代偉大詩人王昌齡而建。樓上有副名聯：天地大雜亭，千古浮生都是客；芙蓉空艷色，百年人事盡如花。一天，有位官員蒞臨參觀，讀了這副對聯，搖頭說：太消極了，應改改。這位領導原是省里的筆杆子，很為自己的文墨功夫自負，於是信口就改了對聯：天地大世界，千古人民建偉業；芙蓉多艷色，百年人事結碩果。幸好這位官員的職務還不算太高，沒到金口玉牙的程度，不然芙蓉樓就慘了。
有人說《國畫》影射誰誰，純粹是扯蛋。整部小說只有一個細節是我直接從生活當中擷取的，就是那位瘋老太太參加勞動的事。有年，我家鄉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洪災，損失慘重。省里有位領導前往視察，見水利工地現場有位白髮老太太在挑土。這位領導健步上前，問道：老人家多大了？老太太答道：七十歲了。省領導又問：您這麼大年紀了，還參加勞動？老太太說：感謝黨，感謝政府！省領導立即接過老人家的擔子，親自參加勞動。當然省領導很忙，也只是表示一下、做做樣子。於是，當天電視新聞里就上演了這位官員接過老太太擔子的動人場面。這位省領導的激動持續了好些天，他每走到一地，都聲情並茂地說：同志們，我們的老百姓多好啊！七十多歲的老人了，還自覺到工地上參加勞動！當我問起她的時候，她沒有更多的話說，只說感謝黨、感謝政府！多麼樸實的群眾啊！事實真相怎樣呢？那老太太是個瘋子。她最大的樂趣就是湊熱鬧，趕上紅白喜事、群眾大會之類，她都會去搗蛋。她頭幾句話聽着也還明白，多說幾句就亂七八糟了。當時，那位激動的省領導走向瘋老太太的時候，當地幹部可急壞了。萬幸的是等省領導接過瘋老太太的擔子，陪同的各級領導都爭着搶過群眾的擔子，電視鏡頭跟隨着官員們而去，當地幹部這才飛快地把瘋老太太架走了。
伊渡：真有意思，難怪人家說你眼睛毒。說說你的鄉村吧。
王躍文：我儘管經常回家鄉，對現在的鄉村卻很隔膜。我的印象中只有童年時的鄉村。我少年時讀《聊齋志異》，投映在腦子裏的場景，總是我童年的鄉村，那祠堂、那古樹、那破屋、那野墳。我的鄉村是相信鬼狐的，有種種神秘的風俗和禁忌。路邊的斷梳是不能撿的，那是御風夜行的女鬼跌落的；夏夜裏千萬不要到老柳樹下面納涼，空了心的老柳樹都是成了精的；轉着旋渦的河潭不能去游泳，那裏有落水鬼會扯你的腳；而花越是漂亮越是可怕，每朵花裏頭都有一個取人魂魄的精怪。
伊渡：你家鄉花很多嗎？我很喜歡花。
王躍文：我的家鄉雖是山清水秀，花卻並不多。倒是大人給女孩子起名字，喜歡用個“花”字。什麼桂花、蓮花、梅花，一大堆。鄉野人家有點兒閑地便種菜種橘樹，沒有種花的習俗。山上也只在春天開一些杜鵑，糊裏糊塗紅一陣就過去了。村子的某個寂寞的牆角，偶爾可見一株梔子花或茶花，似乎沒人知道她們的來歷。這些花便越發像《聊齋志異》裏的花，要麼好看而媚人，要麼好看而害人。哪家閨女突然得了某種怪病，比方望着男人痴笑，比方日夜不停地唱歌，會做法的師傅就斷定是屋后哪株花在作怪。那花就在焚香念咒之後被砍去。
《聊齋志異》裏有一篇《香玉》，記嶗山下清宮兩株花與一黃姓書生的情事。兩株花都成了妖。一株牡丹，叫香玉，素衣玉面，風流多情，與書生儼然夫婦；一株耐冬，名絳雪。絳雪這名字實在起得好。我沒有女兒，不然一定也叫她絳雪。絳者紅也。這女花妖一襲紅衣，芳艷絕倫，卻又名雪，晶瑩剔透，清冷孤高，不容褻瀆。她與書生雖然詩詞唱和，言談甚歡，卻能終不至於淫而只是良友。有個情節很有趣，說的是黃生太想見絳雪，而絳雪卻不肯現身。於是香玉便助紂為虐，帶了黃生來到耐冬花下，用手掌從下往上丈量，量到大約人的腋下處時，開始撓其枝幹，結果絳雪耐不住痒痒，笑着從花樹中走出來。讀此情節，那怕癢的花妖又平添幾分嬌憨。我後來查書，知道耐冬花，就是茶花。《香玉》裏記載那株茶花高二丈，徑數十圍，應是千年古木，不是我們平日隨處可見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會去撓花樹的痒痒，傻乎乎地指望從花里撓出一個美女來。我現在住的地方，種有很多茶花，從冬到春，奼紫嫣紅。這些茶花太多了，太熱鬧了。不像我鄉村的茶花，開在僻靜的牆角，能叫閨女思春。
伊渡：你喜歡花？
王躍文：哈哈，喜歡。但願萬花叢中過，一葉不沾身。
伊渡：我的童年裏也有鄉村生活的經歷。我現在都依然嚮往，雖然那時大家都很窮。記得上小學時，有次放學回家，翻過一座山，就能望見家了。可我望着自家屋頂的炊煙，卻再沒有力氣往前走，餓得坐在山坡上哭。
王躍文：我也是經常餓得哭。我十二三歲就上山砍柴了。那時候家鄉不燒蜂窩煤，灶里燒的都得上山去砍。松、杉之類是不能砍的，只准砍雜生灌木。柴禾消耗很大，砍柴的地方越來越遠。有回，我去離家三十里地的大山裡砍柴，挑柴回家，走到半路上，餓得渾身發軟，半步都挪不動了。畢竟年紀太小，癱在路邊哭起來了。有位大嫂正在自家地里挖薯，問我為什麼哭了？我說餓，走不動了。那大嫂真是菩薩，扔給我一個薯。沒有水洗，我往衣上揩揩泥巴，用牙齒剝掉薯皮，就吃起來。我至今想起那位大嫂，都很感激。急人一難，勝造七級浮屠啊！當時沒那個薯，我真回不了家。
飢餓給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小時候，家裏每年有個把月幾乎斷炊。不知父母從哪裏弄來些玉米，磨成粉熬粥喝。我的家鄉不產玉米。離家五華里左右，有個水磨坊，我們那裏叫碾坊。我同二姐挑着幾十斤玉米，搖搖晃晃地去碾坊。我們都還小，又沒什麼吃的，哪有力氣？我同二姐就拿路邊的樹為標記，說好我挑到哪棵樹下換她挑，她挑到哪棵樹下換我挑。二姐老實，我又有些倚小賣小，老是欺負二姐多挑些路程。不知怎麼回事，我聞到玉米粉的氣味頭就暈。沒聽誰說過暈玉米，我就暈玉米。多年之後，日子好起來了，玉米之類的粗糧成了奢侈品，城裏人愛吃。我偏不愛吃。小時的記憶太深了。
我後來從書上讀到原始人的生活狀態，他們採食野果之後，鼓腹而游，相與而戲，真是神往。我的童年生活是非人狀態的，可我童年裏又知道自己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而且是祖國的花朵，比美帝國主義的孩子幸福多了。全世界有四分之三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啊！我們還肩負着解放全人類的重任哩！學校中午休息，我們這些飢餓的孩子沒福氣像原始人一樣鼓腹而游，而是空着肚皮瞎胡鬧。上小學時，我們幾乎沒有體育活動，學校的體育器材就是一個打着補疤的籃球，一支尾巴開裂了的標槍。小學低年級的時候，女同學最常見的體育活動就是跳繩、跳橡皮筋、踢雞毛鍵子。我們男同學最常見的體育活動就是撩開褲子尿尿追人，把尿往別人身上撒。我不敢玩兒這個體育活動，出身不好，膽小怕事。幾個調皮的大個子同學，只要開始尿尿，就追得別的男同學滿操場跑。敢往別人身上撒尿的，必是家庭出身好的，拿我家鄉話說，就是青水岩板底子。還有個體育活動很普及，就是男同學相互扯褲子。那時候，我們多穿那種鬆緊帶褲子，別人冷不防將你褲子用力往下一扯，你就原形畢露了。每到下課，男同學一律拿雙手按住腰間，狼顧而行，提防別人扯褲子。要麼就是在走廊里靠牆站着，環視左右，異常警惕。
中學就更苦了。中學離家十五華里，每日清晨起床，扒兩碗頭日剩飯，背上書包趕路。全年多半時候是打赤腳，冬天才穿鞋。穿的是媽媽做的布鞋，不能沾水。冬天逢着下雨，仍是打赤腳，把布鞋放在書包里。學校里有個水塘，進校以後，去塘里洗盡腳上的泥巴，往褲管上揩幾下，再穿上布鞋。高中畢業照片上，我蹲在前排，就是打着赤腳。
伊渡：你小時候頑皮嗎？
王躍文：誰小時候不頑皮呢？可我頑皮的天性多半被壓抑着。我是右派分子的兒子！有件小事我終生難忘。當時父親給大隊養蜂，需隨各地花期變化四處遷徙。而那時中國農民是沒有遷徙自由的。那時候有個古怪的罪名，叫“流竄犯”。中國公民在自己的國土上未經許可的走動，居然是犯罪。父親每次去四川或貴州放蜂，須層層開介紹信。不知是父親不願忍受公社幹部的冷眼，還是真認為我長大了應該做些事了，就叫我去公社蓋章。我那時大概十歲左右，步行十五華里，跑到公社。有個管公章的幹部，拿着我遞上去的報告，嘴裏陰陽怪氣地念着我父親的名字。我父親是全縣有名的右派分子，這個幹部當然知道。幹部看着我父親打的報告，突然輕蔑地笑起來，嘴裏說著兩個字：放牧！
我拿着終於蓋了章的報告出了公社，走出好遠，都不敢回頭，總覺得有雙冷冷的眼睛在後面望着，嘲笑着。直到我確信走得足夠遠了，才掏出父親的報告，邊走邊看。我不知道父親是因為筆誤，還是忌諱“放蜂”二字同“放風”諧音，寫的確實是“放牧”。前幾年，我同父親開玩笑，說當年把你打成右派，實在是抬舉你了。因為“反右”是針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而你出身寒苦，夠不上資產階級的格，讀書小學都沒畢業，也不是知識分子。我同父親說這些話時，心裏想着的正是當年他報告上寫的“放牧”二字。也許父親真是用詞不當，而不是筆誤。可是反過來想，中國古代把做官的稱作牧民，那麼我父親把“放蜂”說成“放牧”，也不值得那位管公章的公社幹部嘲笑。人都可以牧之，何況蜂呢？
我童年遭受的儘是此類屈辱，哪裏還敢頑皮？父親在台上挨批鬥時，我不僅要坐在台下看，而且還要跟社員群眾高喊“打倒”之類的口號。我的老家本是個很傳統的鄉村，長幼有序，尊卑分明。晚輩是不敢把長輩的名諱放在嘴裏說的，可我不僅要直呼父親的名字，而且還要高喊“打倒”。
不敢頑皮，凡事就只能在心裏想。我自小就是個心事重重的人。比方我去公社替父親開介紹信的經歷，我從未同任何人說過。我在外挨了欺負，回家也是不說的。除非身上有傷痕，父母看見了，他們才會拖着我上別人家去說理。
孩子畢竟是孩子，大家在一起玩兒的時候，並不在乎誰的家庭出身。只是鬥氣了，打架了，黑五類崽子就要倒霉了。他們會圍攻我，就像社員群眾大會上一樣，高喊打倒我的口號。時局松一陣緊一陣，沒規律可循，就像發羊癲瘋。時局一緊，也就是說來運動了，我家的日子就不好過了。晚上我們小孩兒總喜歡玩兒打仗的遊戲，可常常是我們正玩兒得起勁兒，生產隊裏突然開大會了。我很怕看見隊裏開會。只要聽說開會，我就惶恐不安。父親不是被鬥爭，就是獨自關在家裏抽煙。父親沒有資格參加群眾大會，除非需要他上台認罪亮相。不論是哪種情況，我都害怕極了。很多次，母親帶着我參加社員大會回來，推開父親房門，裏面濃煙滾滾。父親抽的是自己卷的喇叭筒煙，味道很嗆人。我望了眼父親的黑臉，大氣都不敢出，摸回屋子睡覺去了。
運動來了，自然會影響到學校。記得很多次，我同二姐在學校受了委屈，父親就賭氣，不讓我們姐弟倆上學了，回家自己教。父親自己教畢竟不是辦法，等形勢稍好些了，我們又回學校去。我記得當時弟弟還沒有上學。
小時，我躺在床上，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大人不明白，我小小年紀，怎麼會睡不着。我失眠的毛病，自小就落下了。母親帶我去看過醫生。醫生百思不得其解，還開玩笑說，你多大了？就知道想心事了？那時，我不到十三歲。
伊渡：你小時候有過理想嗎？我記得自己小時候只知道玩兒，並沒有想過長大以後幹什麼。
王躍文：我們是同齡人，情形差不多。當時社會上流行一句話：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崽打洞洞。我是農民的兒子，又是右派分子的兒子，能有什麼理想呢？城裏人都被趕到鄉下當農民來了，我還能被趕到哪裏去？記得當時村裏有位脾氣很犟的農民，同幹部發生衝突，很氣憤地說：我就不怕你開除我當農民，讓我當工人去！
當年很多說法，邏輯完全是混亂的。一邊說勞動最光榮，一邊又把有問題的人送到鄉下勞動改造。犯罪服刑，也叫勞改。也就是說，誰有問題，誰犯了罪，就讓他最光榮。按照這個邏輯反過來推論，是不是農民就都是罪犯呢？其實人們口頭上很多說法，就道破了事實真相。比方知青返城、下鄉改造的幹部回機關，通常是說上去了。相反，就是下去。上和下，春秋筆法，微言大義，把事實上的社會階層劃分得明明白白。可是輿論卻說：工作沒有貴賤之分，只是革命分工不同。既然沒有貴賤之分，蹲牛棚的官員們喊什麼冤？下放知青訴什麼苦？
我不能說當時完全沒有理想，那也不是事實。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理想，就是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什麼是共產主義，不是我思考的問題，我也沒能力思考。我只知道老師在課堂上講的話，共產主義就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可這意思到了農民群眾腦子裏，就是願干多少干多少，想要什麼有什麼。差不多就是阿Q的革命理想：要什麼有什麼，喜歡誰就是誰。記得有個社員偷隊上的穀子，被抓住了，開群眾大會批鬥。生產隊長非常氣憤，在大會上批判那個賊，說：隊上的東西，你想拿就拿，你以為到共產主義了？我當時剛上初中，略知邏輯推理，聽出隊長這話有問題：難道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大家就都是賊？
伊渡：你說的老百姓對共產主義的誤解很普遍，我小時候也經常聽大人說，到共產主義就好了，我們要什麼有什麼。我小時候是個懶蟲，聽大人們說有共產主義這等好事，非常嚮往。
王躍文：我現在細細回想起來，不同年齡段也有些不同的嚮往。十二三歲以前，我很敬仰革命英雄，王二小、海娃、小兵張嘎、劉胡蘭等少年英雄，與其說是敬仰，不如說是羨慕。只恨自己生不逢時。心想我如果能夠出生在如火如荼的戰爭年代該多好啊！我也會面對敵人的鍘刀斬釘截鐵地說：不知道！我也會像王二小一樣把日本鬼子引進八路軍的埋伏圈，自己壯烈犧牲！我看電影《打擊侵略者》，感覺埋伏在草叢裏被燒着的不是小豆豆，而是我自己；看《董存瑞》電影，就像我自己站在敵人碉堡下面舉着炸藥包，轟地一聲我光榮了。可以說我是生活在狂迷狀態，沒有想過死的真正含義。所謂珍惜生命，這是後來這些年才被認同的理念。當時觀念中，誰敢說珍惜生命，就是怕死。怕死是件很可恥的事情。怕死不當共產黨，也被小孩子們說得擲地有聲。現在我們看見伊拉克、阿富汗有些兒童被武裝起來，整個國際社會都表示震驚。戰爭本來是沒什麼人道可言的，可當今國際社會還是認同一個戰時人道主義的底限，就是不能把兒童、婦女和老人推向戰場。這幾年中國影視界重拍革命英雄主義題材，我就很反感把以孩子為戰爭英雄的故事再搬出來讓今天的孩子們看。無論重拍這類題材的理由多麼崇高、多麼堂皇，它都是違背人道主義的。我專門問過父親，他們小時候的玩具是什麼，他說無非是踩高蹺、打陀螺、板泥巴。我注意到，父輩的玩具中沒有武器，可是從我們這代開始，一直到現在，孩子們最喜歡的玩具就是槍、刀、坦克等武器。崇尚暴力，多麼可怕的教育！
年歲稍長，我有了比較清晰的嚮往，就是快快長到十八歲。看電影《渡江偵察記》，裏面一個老兵同戰士小馬有兩句簡短對話，深深打動了我。老兵問：小馬，多大了？小馬說：十八！這部電影我不知看過多少遍，只要這兩句對白出來，我就熱血沸騰。知道為什麼嗎？因為當時我聽廣播裏天天喊，一九八○年中國農村將全面實現機械化！而那時候，我正好十八歲！我整天夢想自己到了十八歲，頭上戴着米色草帽，肩上搭着白色毛巾，開着拖拉機耕地。太陽高高地掛在天上，田間的白鷺隨着我拖拉機的進退起起落落。我的這個夢想，其實就是無意間依據當時的知青典型邢燕子的宣傳畫虛構出來的。
當時我們村裏的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在全縣很有名氣，經常被縣裏抽去各地巡迴演出。我大姐長得漂亮，算是裏頭的頭牌演員。他們自編了一出歌舞，叫《插秧舞》，很受社員喜愛，公社幹部也說演得好。後來，省里要從各地調演優秀節目，《插秧舞》被作為上報節目候選。縣裏有位領導親自審查節目，卻發現《插秧舞》存在很大問題。這位領導還沒看完節目，就拍着桌子勃然大怒：你們這節目是丟社會主義的丑！中央說了，一九八○年中國農村將全面實現機械化，你們還在這裏表演原始的人工插秧！我們快進入共產主義了，你們還在搞原始社會！
《插秧舞》這個節目上面已經知道了，仍要上報，但必須重編重排。歌舞我一竅不通，但總覺得人工插秧儘管原始，用歌舞表現起來很有美感。用歌舞表現插秧機，就不知道是什麼味道了。倒是插秧機的工作場面我是見識過的：一台插秧機得十幾個人伺候，除了駕駛員外，還得有人不斷往上面放秧苗，後面還得跟着很多人補蔸、將禾苗扶正。我見過的插秧機，技術從來就不過關。
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家鄉還偶爾有過拖拉機耕地，現在早就只有牛耕了，用的仍是古老的曲轅犁。我從中學歷史課本上知道，曲轅犁是秦代發明的重大農耕技術。兩千多年過去了，中國已經可以把人送到太空去了，而農民仍在使用曲轅犁！一個通行的說法是人類近百年的科技發明超過以往幾千年的總和，怎麼就不見農耕技術有半點兒進步呢？
伊渡：我小時候也還看見過拖拉機耕地，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就似乎慢慢絕跡了。我們的成長經歷，確實收到過太多的空頭支票，再要我們相信什麼承諾，的確有些困難。
王躍文：說到拖拉機耕地，我又想起件事來。大概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家鄉建了個拖拉機站，一色的鐵牛拖拉機，有好多台。可能是學大寨虎頭山上的鐵姑娘，拖拉機手全部是年輕女子。她們大多長得漂亮，開拖拉機的樣子很驕傲。我上學天天要從拖拉機站門口過，經常看見那些漂亮的拖拉機手得意的模樣。有回不經意間聽拖拉機站旁邊的大人說，這些姑娘白天開拖拉機，晚上幹部把她們當拖拉機開。我不知道拖拉機站是公社辦的，還是縣裏辦的，也就不知道晚上開拖拉機的是公社幹部還是縣裏幹部。有些幹部的壞，也是有時代特色的。當年的工作以整人為中心，幹部就犯人的錯誤，當然是搞女人；現在工作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幹部違法亂紀就在經濟領域。不是說那時候就沒有貪官，其實也是有的，只是當時物質普遍缺乏，再貪也貪不了什麼。記得當時有一種進口尿素，包裝袋是尼龍布的，質感同當時流行的棉綢差不多，就有人拿它來做褲子穿。此風盛行，尿素袋子就被幹部們貪掉了。當時很多公社幹部都穿這種尿素袋子染黑之後做成的褲子，居然很時髦。那會兒有個順口溜：大幹部小幹部，一人一條尿素褲。屙尿在日本，放屁加拿大。原來進口尿素要麼是日本的，要麼是加拿大的，一條尿素袋不夠做條褲子，得用兩個國家的尿素袋拼起來。
伊渡：我倆是同齡人，你說的很多事情，有的我有印象，有的我完全忘記了。你童年和少年的記憶為什麼這麼清晰？
王躍文：可能同我的敏感有關。因為從小在一種受歧視、受屈辱、受冷遇的環境中長大，對外部世界就格外敏感，又不善於發泄，凡事都放在心裏。父親被社會孤立起來，肯定十分痛苦。我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中就能體會到這點。我小時候生怕別人不要我玩兒。大概三四歲的時候，我在離家兩三里的甘蔗地里見着一株野香瓜苗，回來告訴遠房堂弟三坨。三坨不相信，說我肯定是騙他的。我賭咒發誓，硬說真的見着了。我引着三坨跑回甘蔗地，卻怎麼也見不着那株香瓜苗了。三坨罵罵咧咧的，當然說我騙他。我是又委屈、又害怕、又自責。三坨為這事好幾天都不理我，我難過極了。照說他比我還小，他應在我面前服服帖帖。可是我倆的位置完全顛倒過來了。
伊渡：你小時候在家裏受寵嗎？
王躍文：我家鄉有個傳統，爺爺奶奶疼長孫，爸爸媽媽愛滿崽。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反正是這麼一種風氣。我家本來有兄弟姐妹七人，夭折了一個大姐、一個四哥。活下來的五個兄妹當中，我排行老四，肯定是最被大人忽略的。現在被我們叫做大姐的其實是二姐。那時候大人也沒能力精心照顧每一個小孩兒，我們都像野草一樣長大。我放學之後就在村子裏野，沒誰管我在幹什麼。突然聽說哪家小孩兒在水塘里淹死了，或是爬樹摔死了，全村人都跑去看看熱鬧，說些毫無意義的安慰話。沒誰真的當心再出危險。大人們仍做自己的事，小孩子仍只顧自己玩兒。只有吃晚飯的時候，大人站在門口連叫帶罵高聲叫喊：野路鬼，吃飯了！野路鬼，就是書里說的孤魂野鬼。早飯是不用喊的，小孩子起床后隨便吃點兒，就上學去了。中飯沒吃的，更不用喊。村子大了，大人扯着喉嚨喊幾聲，小孩子未必聽得見，仍只顧玩兒着。天快黑了，我突然想起要回家了，就嚇得大氣不敢出，摸回家去。我肯定得吃殘飯剩菜，還得低頭挨罵。大人罵小孩兒無非是說他一天到晚只知道玩兒，吃飯都要人喊！我們父輩並不懂得玩兒是孩子的權利。小孩子聽大人罵得多了，也覺得自己玩兒心太大，真是罪過。吃殘飯剩菜我不怕，早習慣了；挨罵也不怕，反正只當耳邊風。我最怕的是二姐和弟弟在旁邊搗蛋，故意說髒東西。我從小怕臟，吃飯時想起什麼髒東西，馬上噁心，吃不下飯。二姐和弟弟落井下石，見我挨罵，幸災樂禍，故意說些屎尿、鼻涕之類，我就吃不下飯了。三四歲的時候，吃飯時見弟弟屙屎屙尿，我就會哭，不吃飯。可弟弟好像總是在吃飯時屙屎屙尿，我就每飯必哭。家裏人就給我取了個外號，叫哭鬼。長大些了，吃飯時二姐和弟弟再故意說屎尿之類，我們就打架。吃飯時家裏最是熱鬧，小孩子的哭鬧聲、打架聲和大人的叫罵聲響成一片。
大人的罵罵咧咧讓我自小就有種負罪感，感覺自己來到這個世界就是消五穀的，沒有任何用處。“消五穀的”，這是我們家鄉罵小孩兒和懶漢常用的話。星期天，學校不上課，大人也通常在這天出門趕集。我可以在家裏玩兒，自由自在。可是，到了下午，我會突然緊張起來。因為大人馬上就要回來了，而我在家裏什麼事都沒做！我馬上拿起掃把掃地，然後擦桌子、去井邊挑水。忙過之後，見家裏乾乾淨淨，水缸里盛滿了水，我才安心下來。沒多時，大人回來了。我偷偷瞟着他們，想讓他們發現我的勞動成果，然後表揚幾句。但我多半會失望。他們不會發現我努力做了事，該罵的照樣罵。小孩子不可能萬事周全，大人們永遠都有罵人的理由。
我也沒有理由埋怨父母。他們背着政治壓力，又十分貧窮，生活太艱難了。我沒有像大姐和四哥那樣夭折，已是萬幸了。
伊渡：心理學認為，童年缺少愛，會影響到成人之後的人格健全。人都是有多面性的。我們作為朋友相處，見你總是樂觀、向上，甚至有些嘻嘻哈哈。不知你有沒有人格的另一面？
王躍文：誰的人格都有多面性，這是常識。總體上講，我是積極向上、樂觀通達的，但內心也掩藏着很多痛苦、孤獨、蒼涼、灰心，有時甚至是絕望。有醫學研究認為，抑鬱症患者的病根在於嬰兒期缺少撫摸。我不能確認自己是否患有抑鬱症，但我似乎有周期性的情緒低谷。當我的情緒陷入低谷時，我易怒、孤僻、冷漠，耳聞目睹，索然無趣。我當然不可能知道自己嬰兒期得到過多少撫摸，但從我記事的時候開始，我沒有過被大人愛撫的經歷。我很清楚地記得自己小時候總有種撒嬌的衝動，但我怎麼也不敢撲到父母的懷抱里去。我甚至為自己這種心思而羞愧。
我小時候在情感上能享受最高待遇的時候，就是生病。一旦病了，媽媽就會溫柔些，問我想吃什麼。我永遠能夠想起的，就是吃面。面是那時候的奢侈品，拿大米換來的。不過就是碗光頭面，幾點油星子，幾段香蔥。就是這碗光頭面，還得躲在灶屋裏偷偷吃，怕弟弟看見了也吵着要。我現在人到中年，知道健康是福。可我童年裏卻總盼着生病。生病了，就可恃寵稱嬌。
我小時候偏偏多病，哮喘、貧血、缺鈣、失眠、抽風。我經常額頭脹痛，其實是因為貧血，大腦缺氧。缺鈣容易形成過敏性體質，就會犯哮喘病。可大人判斷我是否生病，就是摸摸我的額頭是否發燒。我身體不舒服了，哼哼着。大人扯我過去，摸摸額頭，並沒有發燒，就一把推開，說我裝病。所以我感覺自己可能真的病了，欣喜之餘，就是不停地摸自己的額頭，期待着發高燒。真發高燒了，興許就有碗光頭面吃。
我的身體是十八九歲以後慢慢強健起來的。少年以前，我的身體一直很孱弱，常常連拳頭都捏不緊。上中學的時候，放學回家通常已是黃昏了。因為飢餓和虛弱，趕着十幾里的路程，感覺肚皮越來越往背上貼。腰就不由得往下彎，最後只能躬着身子走路。我們家鄉人形容飢餓，會說“肚皮餓到背膛心了”，真是太生動了。
伊渡：我從你有些寫親情的散文中看到，你很敬重你的父母和祖父母。
王躍文：我說自己從小缺少愛，卻並不等於說我不敬重長輩。他們屬於那個特殊的年代，他們養育兒女的方式同別人沒什麼區別。那時我們村裏的孩子都是這麼長大的。父母那代，信奉棍子底下出好人，小孩子挨打是家常便飯。我母親最得意的事，就是我大哥成家當爹之後，還被她打了一頓。“他嶄新一件背心衣，被我扯得稀爛！”媽媽現在說起這事，還眉飛色舞。一家人拉家常，媽媽說起自己當年打小孩兒的事，我們兄弟姐妹聽着，只是笑笑。媽媽是頗以家庭功臣自居的，常說自己到王家幾十年，就是同別人斗過來的。媽媽能說會道，性子剛烈，不怕事，不信邪。父親挨整那些年，的確搭幫媽媽撐着。家裏風雨飄搖幾十年，也多虧媽媽敢於同別人爭鬥，不然家人會遭遇更多的災難。可也正是她幾十年的鬥爭生涯，讓她養成了好鬥的性格，有時候心硬如鐵。母親越到老年，越是不可理喻。她有許多似是而非、稀奇古怪的做人和治家理念，半新半舊、半通不通、半開明半固執，那是不允許任何人違抗的。我們做兒女的，只好順着她，或者陽奉陰違。闔家老小越是敬重她，順着她，就越讓她的控制欲膨脹。村裡人也都尊敬她，幾乎把她尊為祖婆了。恰巧她在村裡宗族裏面輩份也很高。別人家的家長里短，擺不平的，搬她出馬，她幾句話就能讓人家信服。但是最了解她的，畢竟是她自己的兒女。有時候，她說的話在家裏不靈驗，她就怒火萬丈。除非兒女們佯裝順着她，不然家無寧日。老人家的自我感覺越好，家裏人的日子就越不好過。媽媽這些讓人難以適應的性格是慢慢形成的，她年輕的時候並不如此。但當眾人擁戴她並肯定了她的地位時，她漸漸異化成了家庭暴君。暴君有時候或許就是眾人養虎為患的惡果。幸好她只是我們的母親，而不是別的什麼。這讓我聯想到可怕的老人政治。我自己身為人父之後，常引父母為戒。
伊渡：我童年時候最大的願望就是想快快長大。大人們有很多讓我眼饞的事，都是小孩子不可能享有的。
王躍文：我也有這個願望。我從大哥身上，看到了很多當大人的好處。比方說他可以抽煙。可以抽煙了，就是大人了。是大人了，在父母面前就可以有些反抗了。我老家的習慣，小孩子喝酒，大人不怎麼管。做父親的，自己喝着酒，總喜歡拿筷子往酒杯里蘸蘸，塞進兒子嘴裏去。那兒子通常只有兩三歲。說是父親不讓兒子學會喝酒，自己老了就沒有酒喝了。煙就不同了，小男孩兒得偷着抽。偷學抽煙的孩子，被大人發現幾回，打罵幾回，就不再多說了。這時候，一個成年的鄉下男兒就呷着煙，在村頭村尾轉悠了。
我還沒被允許抽煙時候，被一種盒子上印着魚兒圖案的香煙蠱惑着。有人給我表姑介紹了一個對象，供銷社的職工。那時，一個農村姑娘，找個吃國家糧的，應該算是前世修來的好福份了。可我表姑硬是嫌人家長得不好，滿臉絡腮鬍子，脖子下面露着長長的胸毛。那時候並不流行渾身長毛的男人。
有天晚上，那位供銷社職工提了些糖果跑到我家裏，掏出那種盒子上印有魚兒的香煙，遞給我父親。父親抽了幾口，只說這煙好。供銷社職工說，這煙難得買到手，要票。他說下次想辦法弄條來，送給我父親。供銷社職工走後，父親對母親說，這人不錯。沒過多久，這個供銷社職工就成我表姑父了。
我猜想那人終於做了我的表姑父，多半是搭幫那魚兒香煙。他口袋裏揣着那包煙，走訪了表姑的所有親戚。親戚們都說這年輕人很好，表姑就沒話說了。但是，從來沒有哪家親戚收到過年輕人答應送的魚兒香煙。我長大些才知道，那叫常德牌香煙。
但我抽的第一口煙，卻是父親自種的老旱煙，喇叭筒。上中學時，有個暑假，我參加生產隊勞動。社員們忙過一會兒，就有男人打喊，呷煙呷煙！於是偃旗息鼓，男人們坐在田頭，舔着口水卷了喇叭筒，吞雲吐霧。女人們就在一旁說笑，你們男人真懶，功夫不見做多少，喊着要呷煙了。男人們說，女人又不呷煙，坐着幹什麼呢？做事去！女人又說，修個男身就是好，不光有煙呷，還有酒喝，喝酒還要大口大口呷菜！
我很高興自己是個男人，回家找了塊白塑料紙，拿鐵絲當烙鐵，燙了個煙袋。第二天，我把父親切好的煙絲偷了一把，裝進煙袋裏，還摸走了灶台上的火柴。我不知男人們為什麼要系腰帶，也跟着樣兒學了。家裏沒有多餘的腰帶，我就找了條浴巾，捆在腰間。那個煙袋，就別在腰帶里。
出工時，沒有人在意我捆了腰帶。我只等着有人喊呷煙。終於有人喊呷煙了，我從腰間掏出了煙袋。不料男人女人們都笑開了：人沒有卵子大，卵子沒有香棍大，學着抽煙了！
別人再怎麼說，我才不管哩！我只望着父親。父親也正望着我，張開大嘴，笑得只見滿口白牙。我的父親長得很黑。
我抽了平生第一口煙，辣得喉頭像嗆了魚刺，咳得眼冒金花。大人們笑得更歡了。我偏要充男子漢，剛緩過氣來，又抽上了。仍是咳嗽，天昏地暗。
父親拍拍我的頭說，你不是抽旱煙的料，長大了抽魚兒牌吧！
那個暑假，我一直學着抽煙，父親沒有罵我。也許是勞動給我了做大男人的權利。可是，一到開學，我抽煙的權利就被剝奪了。
我就這麼斷斷續續學會了抽煙，父親後來乾脆就不說我了。我開始變成真正的男人。整個大學階段，我都抽煙。手頭總很拮据，幾個成癮的同學就湊着錢買煙抽。
伊渡：你大學畢業后是怎麼去政府機關的？你是自主選擇的嗎？當時你明白自己將有什麼樣的人生嗎？
王躍文：人的命運充滿着偶然性。我當時只想當名教師，很想去縣裏一中或二中。但是，不知道怎麼就去了縣政府。後來知道，縣政府需要從新畢業的大學生中間挑選個筆杆子，就去縣教育局看學生檔案。正巧當時有兩個副縣長同我家有些故舊關係，父母同他們打了聲招呼，我就這樣去了縣政府。那時候官場風氣比現在好些，也不需要給誰去送禮。
母親一直為父親政治前途受挫而惋惜，而又覺得他的災難都是因為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我要去縣政府工作，母親就反覆告誡我：緊閉嘴，慢開言。我剛進入政府機關時，的確很謹慎，工作也很賣力，很快就成了當地有名的機關秀才。傳說中說我出口成章，其實我沒有那個本事，只是兩樁很偶然的事促成了這個說法。有回，臨開大會了，我因為醉酒，渾身癱軟，無力握筆，躺在沙發里口授了縣長的大會講話。還有一回，我參加懷化地區（現已改作市）一個考察團赴安徽、福建等地參觀學習，我同外縣的一位同志負責撰寫考察報告。我們打算在安慶去九江的船上把考察報告寫好，可我偏偏暈船，上船沒多久就天旋地轉了。我又只好躺在船上口授。
我從縣政府調到市政府，又從市政府調到省政府，都是因為自己能寫幾筆官樣文章。我沒有任何靠山或後台。像我這種情況，如果不寫小說，老老實實寫官樣文章，多少能混個一官半職，但絕不可能有所謂大出息。坦白地說，剛參加工作時，我還是有政治抱負的，希望能做官，做個好官，有所建樹。但後來見多了，知道官場並不是我當初想像的那樣，就放棄這個想法了。可我仍混跡官場多年，僅僅是為著就業。
伊渡：你出來了，可仍有很多人往裏面鑽，有點兒像“圍城”吧。但我想，這個時代，想鑽進去的人還是更多些。
王躍文：人各有志。現實太強大了，官場的誘惑力也太神奇了。其實官場裏還是明白人多，但是明白道理是一回事，是否能按道理行事又是另外一回事。
當年我剛調到長沙，有位好朋友開玩笑說，你好好乾吧，看哪天能混輛轎車，混個秘書，混部手機。當時手機三萬多塊錢一部，夠奢侈了。我當時笑笑，沒說什麼。我是個安守天命的人。憑自己能力可以做到的事情，我會努力；如果要靠犧牲人格為代價，我會選擇放棄。也就是那年，我知道湖南某銀行的分行行長因經濟犯罪被判刑。這件事對我觸動很大。那位行長貪污三十多萬，放在現在已不算什麼問題了。我當時想，一個農家子弟，好不容易考上大學，做到廳局級幹部，已經很不錯了。僅僅為著三十萬塊錢，弄得身陷囹圄，實在太不值得了。我還暗自下了決心，一旦有可能，就離開官場，靠自己本事掙錢去！當然，做官的有他們看重的尊榮感。不過，那也只是他們的心理需要。我甘願做個平常人，不要那種自做多情的尊榮感。我說他們自作多情，因為很多百姓並不把當官的看成什麼大不了的事。
伊渡：當年作為公務員，你真以為自己很優秀嗎？換句話說，你在官場沒有得到重用只是因為懷才不遇？
王躍文：說實話，平時有很多記者提過這個問題，我很討厭。好像我真為什麼懷才不遇而耿耿於懷似的。我很不願意談及這個話題，沒有意思。應該說，官場裏面有很多素質優秀的人才，但從某種程度上講，官場用人的機制卻是劣勝優汰。曾經有位同事看上去很熱心，總是對我說，你要活學活用馬克思主義，學會抓主要矛盾，跟緊一把手，別的副手“不要甩起”。“不要甩起”是長沙方言，意思是不要理會。我總是含混地笑笑，不在乎他的建議。我是個“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都不想抓的人。所謂抓“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無非就是平時多向他們表忠心，逢年過節上門拜訪。我想着這些就煩，哪裏願意去做？當時我也有些天真，看着有些人溫文爾雅，應該不是貪圖小利的人。事實證明，我太高看他們了。那些人表面上一團和氣，暗地裏卻是勾心鬥角。我誰也不靠攏，他們就暗自猜測，甲以為我是乙的人，乙以為我是丙的人，丙以為我是甲的人。反正誰都不把我當成自己的人，就沒有任何人替我說話。我工作再刻苦，也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伊渡：你認為官場中人應該具備怎樣的特殊人格才能飛黃騰達？
王躍文：我不想抽象地談這個問題，舉兩個例子。我在縣裏工作時，有年鬧洪災，縣長日夜戰鬥在抗洪前線。抗洪結束后，有關方面要我寫篇報告文學。抗洪那幾天，有位同事天天跟着縣長跑，已經將他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寫成了文字。正是這個時候，這位同事要外出學習，領導要求他把材料移交給我。這位同事臨走的時候還專門同我講，材料在某人那裏。我去找某人，某人就是不肯交出材料。我百思不得其解，因為這是縣裏領導佈置的工作。我反覆找某人說服，他才道出真相。原來，寫第一手材料的那位同事特意囑咐過他，不能把材料交給我。我真是開了眼界！這位同事比我還小兩歲，職務也比我低，卻能幹這種當人一套背人一套的事！我便料定，此人在官場必然大有作為。果然，當時那批年輕人里，只有他後來做到了副縣級領導。別看副縣級比芝麻官還小，但在縣裏從普通幹部做上去很不容易。
調長沙后，有位外處室的同事，我同他平時只是點頭之交，不太熟悉。有回，這位同事受他朋友之託，約我吃飯。席間，這位同事大談科學，總是遺憾自己脫離了本行。有位服務員走路時滑了一下，差點兒摔倒。同事便問我：你知道這是什麼道理嗎？我說：不知道。同事說：地板太滑了，磨擦係數太小。哎，處處都有學問啊！我說：你真是長了個科學腦袋。同事說：我晚上睡在床上，總是浮想聯翩，感覺宇宙太博大了，有多少奧秘等待人們去揭示啊！我說：你真該去搞科研。同事搖頭嘆道：太忙了，太忙了。我現在最感興趣的是生命科學。等哪天有空了，我會去研究研究生命科學。我暗自好笑：很多科學家畢生致力於生命科學都無所建樹，這個人今後只要抽空搞搞研究就能大有斬獲！我當時就想：這個活寶，在官場上肯定有出息。我又算準了。這個人很年輕，現在已是處級幹部了。我想他繼續這麼愚蠢下去，還會當更大的官。
伊渡：俗話說，早知三年事，富貴萬萬年。你當初如果不那麼自作聰明，學着傻一點兒，現在可能也在官場上發達了。你現在後悔嗎？
王躍文：我呆在官場裏面也不會發達，我不具備某種特殊人格。我不後悔。我現在過得比原來好多了，為什麼後悔？我指的不光是物質生活，精神也充實多了。套用陳寅恪先生的話，我現在可以說是自由之精神、獨立之靈魂。
伊渡：你從事職業寫作近五年了，感覺應該是非常愜意吧。
王躍文：話又說回來，人想徹底的自由與獨立，幾乎是不可能的。我現在的感覺就是太忙了。手頭總有做不完的事，可我最想做的事，就是無所事事、獨自遠行。我夜裏多夢，但絕少美夢。有回夢見自己找不着回家的路了，問了很多路人，沒人理我。就從夢裏急醒了。醒過之後卻想，為何不在夢裏遠行呢？幹嗎急着回去？醒着不由人，夢裏也不由人！
幾年前，見媒體報道，有位中年男子在長沙街頭徘徊，警察上前詢問，原來那男子不知道自己是誰了，也不知道自己從哪裏來，要到哪裏去。我很羨慕那男子，居然患上這種很哲學的病。只可惜這種病用醫學術語一說，就索然無味了，叫暫時性失憶症。此病極易治療，甚至不治自愈，只需讓他置身熟悉的環境，記憶很快就恢復了。
有回晚上起來，我朝衛生間裏的鏡子望着自己，很陌生。心中竊喜，可能要患失憶症了。可是，腦子馬上又清晰起來，塵事種種，歷歷在目。還有回，某高校約請我去講學，我卻找錯了地方。那地方我本來很熟悉的，幾個月前還去過。我又想，自己可能真的要患失憶症了。可是，我仍然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誰！
我曾經把一個真實事情寫進了小說。有個瘋子，每天坐在街頭，望着對面高樓大廈微笑。不管颳風下雨，他都坐在老地方，幸福地微笑。當時我還在政府機關，內心很彷徨，不明白自己去路何方。我就老琢磨那瘋子，羨慕他的自在。他面前車水馬龍，人聲鼎沸，他渾然不覺。他眼裏只有對街的高樓，那裏面也許黃金如山、美女如雲，都屬於他獨自所有。可我馬上發現自己也許褻瀆了瘋子的純粹。瘋子腦子裏只有快樂，地地道道的快樂。
近些年，我只做過一回美夢。我夢見很多很多飛機，多得像夏日雨前的蜻蜓，低低地貼着田野飛。天邊霞光萬道。沒多時，我自己也駕着飛機，擦着田壠飛翔。我把飛機停在水田裏，飛機也像蜻蜓一樣，翅膀上下擺動着，優遊自在。我穿得渾身素白，皮鞋都是白的，蹺着二郎腿，嘴裏叼着煙。醒過好久，我仍戀戀不捨夢裏那蜻蜓一樣的飛機。盼着這樣的好夢，卻總不遂意。
我想耐着性子做好手頭的事情，然後獨自上路。不用周密籌劃，也不去風景名勝，就像行腳僧人，載行載止，了無牽挂。
伊渡：我感覺到你內心有着強烈的孤獨。
王躍文：也許是吧，我很孤獨。孤獨這東西在我是由來已久的，並不因為生活環境的改變而消失。我記得當年迷戀羅大佑歌曲的時候，還是一個倔頭倔腦的少年。那時不知怎麼回事，我平素沒有音樂細胞的，羅大佑的歌卻一下聽到心裏去了。夜裏，我坐在窗下，聽着不知被翻錄了多少次的沙啞、蒼涼的羅大佑，心中感覺實在無以言說。我慢慢意識到，這種感覺就是孤獨。有時聽遙遠處火車嗚地一聲長鳴，一頭撞進茫茫夜色，漸行漸遠，我也會感覺孤獨。羅大佑有首歌，歌名我忘了，裏面幾句歌詞我卻印象很深：“愛情這東西我明白，但永遠是什麼？姑娘你別哭泣，我和你在一起，今天的歡樂將是明天愴痛的回憶。”
我活了這麼些年，愛情這東西是什麼，好像也不很清楚。這暫且不去管它。但永遠是什麼，我倒慢慢兒有幾分明白。只是越明白，越不願說，越不忍說。永遠是什麼呢？就是孤獨。
伊渡：我有時也感覺孤獨就那麼沒來由地籠罩着自己。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孤獨，好像僅僅只是孤獨而已。
王躍文：我有時並不很信科學。按科學的說法，孤獨只是一種心理感受。我卻相信孤獨這東西肯定是一種生理機制，一種物質，它蜇伏在我們大腦某處，就在那裏，陰暗，固執，沉默，與我們的生命共始終、共存亡。有時我們感覺不到孤獨，那是它睡了。可它只打了個盹，一轉念間它又會醒來，睜着靈閃的眼睛。我忍不住想像人的大腦。我們已經能知道大腦的模樣兒，它的構成、功能，哪裏管形象思維，哪裏管邏輯思維，好像都挺明白。可孤獨所在的那塊地方，永遠處於黑暗蒙昧之中，沒有任何一束亮光能照亮它，不論是神，還是人。
伊渡：作家也許本來就需要孤獨？孤獨也許是創作的必要條件？
王躍文：寫作，孤獨是必要的。但作家也是人啊。其實，每一個人，都害怕孤獨、逃避孤獨。它像蟲子一樣無情嚙噬着你的神經、你的生命，把你的心吃個空空，除非你已麻木到以為自己沒有心。千萬別憑一個人的外在生活去判斷他是否孤獨。當今最有名的喜劇大師憨豆先生就是嚴重的抑鬱症患者。曾貴為王妃的戴安娜因為孤獨而去求助醫生和藥物。逃避孤獨的方法其實只有一個，就是徹底把自己的心交出去，讓別的人、或者神、或者不管什麼東西代為保管。於是有人成了宗教狂，有人成了藝術家，有人縱慾無度、及時行樂，有人吸食毒品。也許只有徹底迷失自我、喪失自我，孤獨才不再存在。
伊渡：我想，獨自遠行還是太寂寞了。有個伴兒，到底還是會好些。
王躍文：我真的已獨自出走過一回了。前不久一個風雪夜，陽曆新年的前幾天，我給妻子留下一封致歉信，獨自駕車出走了。我在信里說，我不知要走向哪裏，我沒有地方可去，可我一定要走，因為有一個東西在後面追我，使我無法安寧。我想暫時獨自離開，找一個地方，安靜下來，轉過身面對這追我的東西。
我沿着高速公路跑了四個多小時，隨便找家旅館住下。我在那個完全陌生的地方，安靜地睡了兩天兩夜，可又想家，結果還是回來了。
伊渡：一定把你妻子嚇壞了。
王躍文：是啊。她駕車沿着長沙環線轉圈兒，轉了整整一夜，希望能碰上我。她早知道我心理可能有問題了，曾經假冒我的癥狀看過心理醫生。醫生說她患有抑鬱症，其實就是我患了抑鬱症。我回來之後，她說她一整夜腦子裏只有一個畫面，就是我開着炫目的車燈，在風雪中駕車狂奔。她害怕極了。
伊渡：但我想她是能夠理解你的！其實誰又能說自己的心理絕對沒有病呢，有些人是不自覺，有些人不願正視，有些人就自暴自棄，還有些人在苦苦掙扎。
王躍文：也許人永遠是在圍城之中。人生的荒謬與困惑就在這裏。
伊渡：我發現技術手段的進步，讓人們的交往越來越方便，電話、網絡等等，簡直太神奇了。但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卻越來越困難。也許日日相處一室，卻彼此陌生。據說現在患抑鬱症的人超過以往任何時候。
王躍文：世界越來越熱鬧，人們越來越孤獨。如果從文學上解讀這種現象，我認為人類很多美好的精神享受需要距離和緩慢，但現代社會，速度、節奏，消失了距離，毀了緩慢，破壞了很多人類內心精神層面的東西。有些美麗和憂愁，只能是往古的絕響了。宋詞說道，“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我很多次乘飛機，翱翔在萬米高空，冥想古人牽腸掛肚的旅思，萬般感嘆。蓑笠毛驢，板橋冷霜，荒村野店，家山萬里。於是，古人便“離愁漸遠漸無窮”，“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濁酒一杯家萬里”了！
我正沉浸在古人的萬般愁緒之中，飛機已經落地。我得打開手機，向家人報平安。雖然也是家山萬里，卻似近在咫尺。沒有離情別緒，用不着思念，也不會有憂愁。我們就像魯迅先生《在酒樓上》裏的那隻蒼蠅，嗡嗡地轉了一圈兒，又飛快地回到原地。
有回，我去深圳。有家新開張的五星級賓館知道了，輾轉託人，邀請我去住幾天。盛情難卻，我入住了那家賓館。那是家很有個性的水景主題賓館，克林頓曾在那裏下榻過。賓館經理很客氣，硬要我提些建議。
一介書生，哪懂生意上的事情？我搜腸刮肚，琢磨了一個點子，讓他們倡議每位住店旅客給家人寫封信，酒店提供郵資。中國郵政的信封按說應是印製最精美的，但恰恰是他們的信封最醜陋；相反倒是中國各地賓館自製的信封都很漂亮，而且配有賓館信箋。人們現在很少寫信了，通常只有電話、短訊和電子郵件。捧讀親朋好友的書信，那份溫馨，早已久違了。
酒店經理很高興，說我的點子有意思，他們酒店的信封天南地北地飛，也是很好的廣告啊！
我當晚就給妻子寫了封信，並且告訴她我今後每次出遠門，都會用酒店的信封、信箋給她寫封信。我打電話告訴妻子，她也很是高興。
可是，直到我回家一個多月後，妻子才收到我的信。信封後面貼着張紙條，上書一行字：請使用標準信封！
真是太掃興了。
伊渡：你的浪漫破產了。我發現你好像特別需要交流和溝通，我突然產生了某種猜測，你是否承受了很大壓力？
王躍文：你提到的是兩個問題，交流和壓力。誰都需要交流，只是有的人不善於交流、懼怕交流，或者找不到交流的對象、方法。壓力這東西，得看自己怎麼對待。不把它當回事，就無所謂壓力了。我最困難的時候，大概是一九九九年後的兩年時間，關於我的謠言很多，有的說我被抓起來了，有的說我被監視居住了，有的說我已出國避難了，有的乾脆說我人已被滅了。
有回，外省一位讀者打來電話，說要找王躍文老師。我說我是王躍文。他反覆問，真的是您嗎？原來，他們那地方都傳言，說我已不在人世了。還有人發來匿名電報，對我表示聲援。我至今不知道發電報的是哪位朋友，我要向他致敬！
那段時間給我寫信的朋友也特別多，年紀最大的是重慶一位七十八歲的大媽。老人家自稱七十八歲健康老嫗，一手鋼筆字雋秀、清麗。這位大媽今年應是八十三歲了，我在這裏祝她健康長壽！其實我的真實處境也沒那麼可怕，外頭傳起來就嚇人了。我自己倒不擔心什麼，只是惟恐家裏人害怕，特別怕家裏老人受不了。
我的母校邀請我回去講學。我應邀去了。我說自己沒有資格講學，把這兩個字倒過來，就叫學講吧。我因而“學”着向母校的師生講了自己的創作經歷。沒想到等我回來之後，我的母校、當地電視台、報社、文聯等四家單位，都被要求寫出接待我的經過。其實就是被勒令檢查。這四家單位的朋友紛紛打電話給我，很是義憤。後來南方一家名報知道了這件事，也頗為不解，一定要報道出來。我阻止了。我無所畏懼，只是怕連累朋友們。他們還得在當地工作下去啊。我是個沒有被剝奪政治權利的自由公民，有講學的自由。當地黨政部門的做法是非法剝奪我的這種自由，並且還損害了我的名譽。我有權把當地有關部門告上法庭。但是我也放棄了。沒有意思。
我平時做人本來很低調的，特別是不喜歡在電視裏亮鏡頭。可是有段時間，只要電視台邀請，我就滿口應承。我想讓天下所有關心我的人知道，我還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