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仁勇與憂懼王躍文
近日突然特別想讀周作人的詩。以前是讀過的，讀過便忘了。那時還年輕，對他那一套“人生一飽原難事”、“且到寒齋吃苦茶”的話並不懂，也不耐煩去想，覺得滋味寡淡得很。近來，這兩句詩倒時常浮現在腦海里。我有很長一段時間對周作人頗不屑。我崇拜魯迅。魯迅對他的兩個弟弟，尤其對周作人的愛護近於婦人心腸。周作人對魯迅卻很不夠意思。兄弟失和是魯迅心裏的隱痛，而傷害魯迅是我所不能容忍的事。何況他寫的那些談茶喝酒的文章在當時的我看來都是失了血性，更何況他後來還當了漢奸。我全然忘了周作人在“五四”前後也曾經是“凌厲浮躁”的一員猛將。
周作人的《五十自壽詩》共有兩首。其二曰：半是儒家半釋家，光頭更不着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裏蛇。徒羨低頭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談狐說鬼尋常事，只欠功夫吃講茶。
談狐說鬼，坐道論佛總應該是老年人的事。老年對世事已經看透、看破，已經放棄、絕望，故而只對非人世的東西感興趣，藉以消遣時日，以度殘年。周作人卻在四十歲時就寫出以“清”、“冷”為底色的《雨天的書》，走到“沖淡平和”的路上去。他寫五十自壽詩時，正是一九三四年一月。再過三年，抗日戰爭就要爆發。國難當頭民族喪亂，他置於眼前而不顧，卻滋滋有味地羨慕咬大蒜拍芝麻，難怪一時責難鵲起，成為眾矢之的。只有林語堂出來為他辯護，說他是“寄沉痛於悠閑”。林語堂此說並非虛妄。周作人自己就說過，憂懼的分子在他的詩文里由來已久，所謂“憂生憫亂”是也。知弟莫如兄。魯迅也在給曹聚仁的信中說，周作人的自壽詩，誠有諷世之意，然此種微詞，已為今之青年所不憭，於是成為眾矢之的。
文人美女，歷來負有亡國之責。美女亡國已是共識，且為人神所共憤。妲己褒姒楊玉環是也。文人因為一首詩、一首詞、一部小說而成為亂世罪羊的，不光古時如此，現在也未見得不是這樣。區區幾個文人美女，就得擔當起救國或者亡國的重任，我等泱泱大國里的十幾億子民，自然只須袖手以觀。無怪中國自古以來有那麼多麻木的看客。
周作人所說的憂懼，我頗有同感。人生諸種情感中，我覺得憂懼是最為深沉真切的兩種，與生俱來，揮之不去。對人生愛之愈深，憂懼之心愈切。而且，不僅是為過去己經發生過的歷史憂懼，更為現在與未來而憂懼。說句危言聳聽的話，我真後悔有了孩子，不為別的，只因為我、我們，不但不能給他們創造一個美好的未來，甚至將世界保持現狀都不能。我們的孩子們，也許將不得不在一個沒有清新空氣、沒有綠色森林、沒有純潔水源的地球上生活，更不說生存競爭的慘烈、戰爭和未知的疾病。我們既不能為孩子們的未來負責，只有眼睜睜地看他們掙扎，而我們的心裏除了憂懼以外，還能有什麼？！
孔子說，仁者不憂，勇者不懼。魯迅便是這樣的仁勇之人吧。雖然他對國人世事一樣的絕望。但他始終能有韌性的戰鬥，這正是他的偉大之處。周作人的絕望就只有逃避和自嘲了。這自然是弱者之為，但也算是一種人之常情吧。
在路上王躍文
這幾日，我無端地對自己慣常的生活狀態產生了懷疑。每日忙忙碌碌，不是在鍵盤上飛快打字，就是在餐桌上觥籌交錯。很多時候，朋友打來電話，問我在哪裏，我多數的回答是：在路上。
我總在路上。去開會，去赴宴，去趕飛機，去趕火車。風塵僕僕，步履匆匆。我在盡最大努力想做好每一件事。
可是，我這幾天突然問自己：我如此如此，最終目的在哪裏？這種忙碌和疲憊難道就是我真正需要的生活？
不知道別人怎麼看堂吉訶德，我其實很佩服他。一個瘦骨嶙峋的半老頭子，穿一副破爛盔甲，拿一根生鏽長矛，騎一匹劣馬“駑辛難得”，帶一個又矮又胖饒舌愚笨的僕人桑丘，憑着幾本中世紀騎士小說作精神養料，便義無反顧地沖向了廣闊的原野，與風車巨人作戰，與酒囊魔鬼搏鬥，搶囚犯、上魔船，還真心實意沉浸在一段浪漫熱烈的愛情中，為那位想像中的公主杜爾西內婭小姐相思得“肝腸撐斷”。堂吉訶德毫不猶豫地為自己創造了一個充滿冒險和傳奇的世界。旁觀者看來，他的世界虛幻可笑。可是，對於堂吉訶德，他的世界卻實實在在。如此理解堂吉訶德，這位自以為神勇無比卻十分荒唐可笑的浪漫騎士就不愧為一位偉大的現實主義者。他主宰了自己的命運，他以最荒誕的方式給自己的生命賦予了意義。
堂吉訶德以一種虛構的方式創造了自己的現實世界，實現了他的夢想。他不僅知道自己內心真正需要什麼，而且知道應該怎樣去做。世俗的價值觀對他毫不起作用。一次又一次的頭破血流恰好成了騎士精神的有力證明，成了這條冒險經歷的必由之路。正是荒誕和失敗造就了這位英雄，造成就了他的光榮和驕傲。
博爾赫斯說過，如果虛構作品中的人物能成為讀者或觀眾，反過來說，作為讀者和觀眾的我們就有可能成為虛構的人物。這種假設一旦成立，那麼，現實世界和虛構世界就完全可以互換，猶如一個人能在鏡子的兩面隨意出入。堂吉訶德輕而易舉進入到了鏡子的另一面。他清楚地知道鏡子的另一面意味着什麼。他果決地進去了，勇敢而又浪漫地拯救了自己，於是成為堂吉訶德。當然，他本可以有另一種命運：老老實實規規矩矩呆在家裏，陪神父和理髮師聊天，撓自己腳板心的痒痒，安安心心地做他的“善心人”阿隆索吉哈諾。然而如此，他不過是一個百無聊賴、坐等老死的糟老頭而已。
我早已從鏡子的一面走到另一面了。我再也不是原先的自己，因而有人說我有些堂吉訶德的意思。我不在意這是讚賞還是揶揄。儘管有時迷茫，但我知道自己只能走在自己的路上。我沒想過重新回到鏡子的另一面，再去虛構一次別樣人生。
我不看球王躍文
我本是個不管天高地厚的人，可有時候思維方式和興趣愛好卻帶着弱勢特徵。比如，我就一直不看足球賽，儘管它被稱之為男子漢的遊戲。
我本能地討厭一切一定要分出個輸蠃勝負的遊戲。遊戲的本質是快樂。可是，只要有輸蠃勝負，必然會有人不快樂。我們在參與遊戲時總說著“重在參與”、“友誼第一，比賽第二”之類的話，這不過是為了讓自己輸了之後有個退路，多少給自己留點兒面子，或者在別人輸了之後假惺惺地給一點兒安慰，以掩飾自己得勝后的張狂。誰要是能真正看清是非勝敗轉頭空，就不會去投入這種殘酷競爭，就不會熱衷有勝敗輸蠃的遊戲。我們有誰真正見過在足球場上一敗塗地、只能帶走滿身傷痕一背罵名的運動員是一臉歡笑下場的？我的想法真有點兒蠢：既然是遊戲，何妨不發明一種大家都蠃、誰也不輸的遊戲來玩呢？人無可奈何要走完一生，有時候真是想以遊戲視之而不能，夠沉重嚴峻的了。何必還要變本加厲、雪上加霜？
我道聽途說，多少知道一點兒足球賽的技巧術語、戰略戰術，而有術就有詐、有詭。球場如戰場，跑不出孫子兵法，跑不出三十六計，無非怎樣佈陣、怎樣攻守、怎樣兵不厭詐、怎樣製造戰機，老子“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報怨以德”、“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等等教訓是用不上了。足球場上金戈鐵馬，用盡機心，甚至不擇手段。一得一失，猶如生死搏殺，真的與用兵無異。還是老子說的，夫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以而用之，恬淡為上。可是足球賽卻把這種不祥之器發揮到極致。我總不免想到，這說到底還是人性惡的一种放縱，但卻以一種最美最沒有善惡是非的形式表現出來而已。
足球賽是人生的殘酷寓言。人被動地降生於世，可一旦活着，又不免眷戀生命。不怕死的人不少，怕死的人更多。比之足球賽，開賽的哨子一響，人就開始了他生命旅程的奔跑。每一個人前方都有一個足球。你必須去搶那個球，搶到了還得盤帶過人，張皇四顧，左衝右突；你得留意門的方向，卻經常站錯了位置；你身邊晃過一道陰影，還沒反應過來，球已沒了。一切又得重新開始。你累了，傷了，跑不動了，可你不敢停下來，你爬都要朝那球爬過去。比之累和傷，你更害怕被罰下場。人生儘管慘淡，畢竟只有死神才有權罰你下場；雖然死神常被我們忘記。可足球場上的死神，高舉着令牌，時刻瞪着你，緊隨着你奔跑。你寧願死皮白賴留在場上，多一分鐘是一分鐘，多一秒鐘是一秒鐘。但你還是恐懼，因為結束的哨音總會吹響。到那時，大幕已謝，人生收場。進了球的，沒進球的，一切的汗、淚、血、光榮與屈辱，都只成了下一代人的笑談。足球賽的殘酷就在於此。它將人生的過程縮短到九十分鐘演給你看。說到底，人生比足球賽更為殘酷。在足球賽九十分鐘裏，你耽誤了的時間還可以補時。可是在我們生命的最後一刻，誰有這個權力和能力能對着上帝大喊：請給我補時兩分鐘？
可又正如人生，不是先想清楚了之後再活下去的。今年的世界盃足球賽，我竟然也成了一個熱心的看客，居然還從中體驗到了沉醉和激情。此種沉醉與激情雖然虛幻和短暫，但已經是現世生活的奢侈了。
偶像開始坍塌王躍文
黑與白總是被顛來倒去的，可還沒聽說東方可以變成西方；將鹿叫做馬也是常有的事，卻沒聽說大闊佬因為多了幾個錢就可以尊比國王。但在現代國際社會裏，原本不可能發生的事都發生了。日本一個東方島國，就因為其經濟實力雄厚，便入列西方七國首腦會議成員國，有資格同西方老大美國圍坐在同一張圓桌上縱論天下大事；比爾?蓋茨就因他富可敵國，一個企業總栽居然享受着國家元首的待遇，西方七國首腦會議忘不了邀請他到場發表高見。
如果認為這是世界變得市儈和勢利了，那就迂闊了。其實世界從來如此，只是我們自己在偽道德理想國里沉睡得太久了，不能適應現實的遊戲規則。任何遊戲規則都是冷酷的，即便塗上道德釉彩也是徒然的。西方七國不敢排斥日本，不可能是西方大國出於人道主義關懷，當然也不會因為某位日本首相同里根或克林頓是同學，更不可能是日本國庫出錢向誰行了賄賂。日本本身就舉足輕重，成為國際經濟格局中不可忽視的一極，缺了日本，西方國家的許多把戲可能玩不下去。比爾?蓋茨的份量也是明擺着的，他的經濟技術實力和市場成功足以使他獲得在任何高級國際經濟論壇發言的權力。他的實力幾乎構成了對國家經濟乃至世界經濟安全的威脅，以至美國政府千方百計想肢解他的微軟。可微軟不軟，硬挺得很哩。
日本幾乎集所有尖端科技於一身，其經濟的高科技含量堪與美國媲美，成了知識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比爾?蓋茨的微軟就更不用說了，本身就是知識經濟最成功的楷模。可以說，日本也好，比爾?蓋茨也好，之所以能坐上西方七國的牌局，有權要求重新洗牌或換種玩法，都得益於知識經濟。
知識經濟無疑將是人類新的福音，但它對人類歷史的影響將遠遠超越經濟領域，必然影響到文化、政治、軍事乃至宗教等等。單說文化吧，有論者把農業經濟下的文化稱之為前喻文化，即前人教育後人；工業經濟下的文化謂之同喻文化，即同輩人之間相互學習；知識經濟下的文化卻是后喻文化，即人們必須向後輩人學習。那麼，從現在開始，你再怎麼功成名就，再怎麼德高望重，都必須承認後輩人比你智慧、能幹，你必須放棄自己固有的經驗，再也別在後人面前扮演權威。未來社會，將沒有公認的權威，沒有被神化的偶像。這當然是權威和偶像們的痛苦，卻是人類最大的幸福。新世紀的曙光將從偶像的坍塌開始。
直面人生王躍文
我少年時頗以魯迅先生的話自許。魯迅先生說，真的勇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面對淋漓的鮮血。我並非錦衣玉食中長大，飢餓和磨難司空見慣，早已默認了這就是人生，除了硬着頭皮去直面，又能怎樣？
大學時曾和男女同學一起出遊。走在鬧市街頭，常常遇見衣裳襤褸、形狀奇異的乞丐，女同學往往大呼小叫，捂眼捶胸，驚嚇之餘頗有悲傷之情。我負責幫她們把錢幣丟進乞丐缽。這些淑女們有憐憫而無膽量，不敢也不忍走近這些渾身臭哄哄的乞丐。
有一回也在鬧市，春和景明的四月天，陽光普照，熙來攘往。我在街頭漫步，想着自己一肚皮的心事，忽見一小男孩，五六歲年紀，蓬頭垢面，細弱的脖子上頂着個大腦袋。他突然把胳膊伸到我面前，呻吟着說：打發點子咯。我一看，那男孩子黑黃的小手腕上生生插着一把刀，四五寸長，傷口紅腫化膿，真是慘不忍睹。我頓時面目青黑，心裏只有滿腔怒火，恨不得這個世界剎那間轟然毀滅。
四十歲后，少年時自許的直面人生的勇氣反倒越來越少。出生牛犢不怕虎。不諳世事的少年憑着一腔血氣直面人間苦難也許並不難。可人間的辛酸是醋，時間久了，多硬的心腸也會被泡軟。那天看中央電視台的節目《藝術人生》，採訪的嘉賓是王姬。談到她的兒子，王姬幾次淚流滿面。王姬說，我老了，真的，所以我現在總是愛哭。可是我要像過去一樣，把眼淚逼回去。
我佩服王姬的堅強。直面人生外在的苦難需要勇氣。直面自己內心深處那一點不可告人的濃黑陰暗，不迴避，不諱飾，在靜穆與沉默中不調轉頭去，也許需要更大勇氣。普天之下，我真不知有幾人能真正做到。盧梭的《懺悔錄》實在坦誠大膽，但還是被揭發有許多劣跡沒有交待。我真正佩服的只有魯迅。他那把解剖刀不僅無情地解剖着古老中國麻木愚昧的靈魂，更是毫不留情地解剖着自己，坦露出內心的絕望、頹敗、彷徨、狹激、猜疑和陰暗。涓生的自私冷漠，呂緯甫的沉淪頹唐，《人力車夫》中“我”身上的“小”，哪一個不可以看作魯迅的自我剖析？人心內在的慘淡和淋漓鮮血更令人觸目驚心。坦率地說，我沒有魯迅的勇氣。面對自己的內心，總有一些角落我是不敢看、不忍看也不能看的。我有時真的無法面對真實的自己，實在無可逃避，只好閉着眼睛硬着頭皮說一聲：我沒看見，我不是這樣的。
我想人生再怎麼直面、怎麼鐵面無私，總有苟且的時候吧，不然怎麼活下去呢？有一句話說“英雄到老皆皈佛”，這話就有苟且的意思。已經殺人如麻了，到老皈佛又有什麼意義？無非是給自己無可逃避的內心找一條退路罷了。今年9月，曾下令暗殺埃及前總統薩達特的恐怖組織創始人祖赫迪被釋放了。祖赫迪51歲，已在獄中服刑22年。據說他在獄中大徹大悟，懺悔不已。他神情凝重地說：“薩達特總統是烈士”，“殺害無辜的人是不允許的”。我當然不想懷疑祖赫迪的誠意，可是我並不會因此就忘記了使薩達特成為烈士的就是他，現在仍然令人恐怖的本?拉登就是他的徒孫。
說大說小王躍文
有種看上去很怪異的現象：某個時期，會有某個字詞，神秘地籠罩着我們的生活，叫人簡直沒法破譯個中究竟。比方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最後”二字夢魘般糾纏着文學界、藝術界、影視界。當時很多小說、電影、電視甚至繪畫，都喜歡冠以“最後”二字。比方《最後的貴族》、《最後的詩人》等。有人哪怕想出新，也逃不脫“末代”之類同“最後”神氣暗通的字眼，比方《末代皇帝》、《末代皇后》等。粗看上去，像是跟風。但我想人們的創造力不至於如此貧乏，我們必定受某種說不清的怪力亂神左右着。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最風行的字眼只怕就是“大”了。大潮流、大趨勢、大氣象、大氛圍、大環境，乃至大款、大腕、大老闆等等。中國大陸的酒店、飯店，似乎一夜之間都更換門庭，成了大酒店、大飯店。同“大”字一齊流行的，便是“總”、“霸”、“超”等盡量顯“大”的字眼。只要是公司，拚命要叫總公司；只要是經理，打腫了臉也要充總經理；但凡商品，必欲使其超凡絕倫，便綴之以“霸”字，浴霸、酒霸、涼霸等等。最叫人費解的是稱某些商品為“巨無霸”。倘若“巨”與“霸”都是欲顯其大，那麼“巨無霸”就是“大無大”，意思就是不大了。“霸”還不夠，還要冠之以“超”。於是“超大”、“超霸”之類有邏輯毛病的詞就誕生了，“超值享受”、“超值服務”之類有消費陷阱的詞彙也出籠了。
那會兒，剛剛在中國大陸現身的手提電話，被叫做大哥大，最耐人尋味。大哥大，一個“大”字還不夠，得用上兩個“大”字，可見其風光。當時用上大哥大的人，派頭也夠大。往馬路中間一站，扛着大哥大打電話，說話聲音必是很大，不是大款，就是大官！
中國突然流行起“大”來，實在是因為窮怕了。官方話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換為民間話語就是簡簡單單“發財”二字；而官方話語“白貓黑貓論”，轉換為民間思維卻被儘可能複雜化、多樣化。手段不管正當與不正當、合法與非法、道德與不道德，只要能發財，都被當時稱作“能人”者流悉數採用。這便是某個時期的大潮流、大趨勢、大氣象、大氛圍、大環境，催生了許多扛着大哥大招搖過市的大款、大腕、大老闆。
“大”了些日子，人們回頭看看，心情平淡多了。於是“小”便大行其道。當年暴發起來的老牌富翁，回想自己往日西裝革履的模樣竟有幾分羞愧，便開始穿休閑服和平底布鞋。當然轎車仍是越換越高檔，請客必是鮑魚魚翅，卻總要顯出淡泊之相，聲稱賺那麼多錢幹什麼？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約朋友喝咖啡，盡量不談錢，還得宣佈自己是性情中人。總之，是副作低伏“小”的姿態，儘管有些虛情假意。其實深究起來，先充“大”而後做“小”，自有根由。有的哪怕私下想充“大”或自以為還算“大”的，底氣也越來越不足了。誰能“大”得過比爾?蓋茨呢？強中更有強中手，明目張胆地充“大”，冷不防會丟了面子。有的是自知自己“大”不到哪裏去了，乾脆就謙虛起來，反落個沖淡平和的好形象。總之，是“大”不了啦，索性撒嬌般地往“小”里做。當然，鑒於這些人的歷史記錄，斯生斯世他們再怎麼往“小”里靠，人們還是會叫他們大款。
“小”字品牌的貨色，最得意的當是小資。有大學文憑，中產收入，正當青春，觀念前衛或偽前衛，愛吃比薩，穿名牌休閑服，看歐洲藝術電影影碟，“不在星巴克，就在去星巴克的路上”，宣稱“結婚或不結婚是個問題”，這類人必稱自己是小資。小資身上很多高貴品質我是永世弄不明白的。比方說，他們莫名其妙地崇拜紅色偶像切?格瓦拉。切?格瓦拉是什麼人？那是個崇尚某種狂熱主義的鐵血男人，絕對是要朝小資們開槍的！
有個族群，叫吃奶族。年紀老大不小的，居然用奶瓶喝水，銜着奶嘴當街做秀。他們做“小”倒也極致，只是看着肉麻。不知他們真是拒絕長大，還是恃小稱嬌，或是假扮另類，或是腦膜炎。
現在已很少聽見誰把手機叫做“大哥大”了。那會顯得土氣。不光是手機再也沒當年的那麼“大”，而且說“大”本身已經很不時髦。手機似乎越小就越顯派，誇張的廣告裏手機小得像握在手中的甲殼蟲。有朋友換了個手機，機子小還不夠，連名稱都叫“小靈通”。不知改天還有“微靈通”吧？依照過去“超大”之類的思維經驗，只怕會有的。
我東拉西扯的這些“大”與“小”的故事，都有其可愛、可嘆、可笑的地方，但相比之下我還是更喜歡同“小”有關的物事。我們是“小”民，過着“小”日子，發些“小”牢騷，總有些“小”收穫。記得沈從文先生回鳳凰，看見家鄉的小籠包做得小小的，很是可愛，說了兩個字：小，好！
尷尬人戲說尷尬事王躍文
我似乎是帶着原罪來到這個世界的。我尚未出生時，父親就因言獲罪，被遣回鄉下老家勞動改造了。我從記事起，就感受着歧視和侮辱。因而，自小母親對我的家訓就是：緊閉言，慢開口。
媽媽彷彿一輩子都生活在惡夢裏。直到我大學畢業后，要去縣政府上班，媽媽仍不忘告誡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謹遵母訓，我從參加工作的第一天起，就顯得少年老成。我至今還記得自己在家鄉縣政府工作的情形：成天低着頭，邁在細碎步子，笑嘻嘻的。領導和同事都說我謙虛謹慎，可成大器。那幾年，我真可謂仕途通達。可我心裏總是彆扭的，望着衣冠楚楚的人們，提着或夾着公文包，梗着脖子在政府大院裏來來往往，像是演木偶戲。儘管如此，我卻很自覺地加入了木偶戲的行列。
終於有一天，我厭倦了這種日子。我骨子裏畢竟流淌着父親的血液，生性耿介，內心真話不說就悶得慌。其實，我自己知道這就是所謂不成熟，正是官場那些極具涵養的人所輕蔑的。但我恰恰討厭這種涵養，寧願顯得幼稚。中國的許多事情就是被這種倒背雙手、面帶慈祥、踱着方步、貌視君子的很有涵養的人給辦糟了。
於是，我試着寫小說。我覺得小說是最能自由表達的文學形式，可以讓我的靈魂信馬由韁。我的小說多是描寫自己熟悉的生存空間，讀者朋友喜歡看。洪水先生認為我是最早超越道德標準寫官場的作家，因而也就避免了一般意義上的批判。他說我的小說可貴之處在於把官場當作一種文化或民俗來寫，因而比一般的同類題材小說顯得深刻。讀者朋友來電來信時的鼓勵卻總讓我不安。我最忐忑的是有位讀者居然把自己的遭遇形諸文字寄給我，指望我能為他伸張正義。我無能為力。這些善良的讀者把自己喜歡的作家當作社會的良心了。我很慚愧。
我便不由得懷疑文學的功用了。文學或作家的肩上哪承擔得起那麼沉重的負荷！現在電視裏每天都播放着逗樂的節目，老百姓愛看。我想，讓老百姓每天勞作之後，看看輕鬆的電視，什麼事也別想，明天該幹什麼還幹什麼去，多好！但長此以往，會不會馴化出一個很淺薄的民族呢？於是我仍然執謎不悟地寫着自己認定的小說。這個時候，我知道自己也許有些堂吉訶德的味道了。
有位青年學者在評價顧準時說過，真正的知識分子註定是悲劇命運的歷史承擔者，因為他們要提前預言一個時代的真理，就必須承受時代落差所造成的悲劇。我知道自己無力成為這樣的知識分子，但我讀了這段話感到很安慰。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儘管我業餘創作小說，八小時之內的工作仍是賣力的。我遵守着一個現代人起碼的職業道德。又因為我最先工作的所在，畢竟是偏僻的小地方，人們見我工作不錯，又能寫小說，越發認為我是個才子。因而，我在政府部門呆的機關就越來越大。
可是，機關越來越大，我作為作家的那一面就呈反比例一步步縮小。到了更大的政府機關，作家就不算什麼了。可我仍屢教不改、執迷不悟地寫，而且越寫越瘋，越寫越不像話，越寫越儼然像個作家，居然還寫了長篇小說《國畫》。當有人知道《國畫》出版后立即暢銷全國，兩個月之內印行五次，印數突破了十萬冊，開始大搖其頭。到了這個時候，有人終於認定我是個作家了，我的形象也就小得可以忽略不計了。此等況味，官場外面的人是無從體會的。官場衡量人成功的尺子只有一把：看你當多大的官。作家，算老幾？
作家總是這樣，在他生活的時空間，有人喜歡，就有人不喜歡。這不稀奇，上帝還有人詛咒哩！有種論調，說我的小說沒有全面地反映生活。我是願意接受任何批評的，不過也想請教這些方家，古今中外有哪部文學巨著全面地反映了生活？《紅樓夢》沒有，《悲慘世界》沒有，《戰爭與和平》也沒有。我們看《教父》，誰也沒有認為美國只有黑社會；我們看《金瓶梅》，誰都知道宋代或明代除了西門慶和他的女人們肯定還有別的芸芸眾生。我等德能，更不可能全面地反映生活。對此類批評，除了付之一笑，我想像不出還有什麼更文明的態度。但有的人在骨子裏也許並不會對我微笑。有朋友向我傳遞過一個消息，說是某位很有些身份的人看了我的《國畫》，咬着牙根說道，要是在“文化大革命”，可以槍斃他十次。聽了這話，我心裏倒是凝重了。我在一篇小說裏面說過，中國一萬年以後都有可能再爆發“文化大革命”。難道不是嗎？那些想槍斃我十次的人很懷念“文化大革命”哩！“只有喪失良知的人才會仇視良知。”這麼一想，我無所畏懼、付之一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