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節

酈食其是陳留人，素有狂生之稱。當劉邦起義，兵抵陳留時，酈食其投入劉邦帳下，說服陳留縣令投降。其時他為劉邦策劃，所極力強調的就是軍食。黃河流經河南的那一段，東起淮泗，西至成皋，即所謂“中原”，四通八達，在秦漢是交通最方便的區域。而秦漢的黃河，亦決非現在的黃河，在那一段動輒泛濫，造成絕大的災禍。因此，身為土著的酈食其，對於這一地區的漕運、糧儲的情況及其在軍事上的重要性，了解得最透徹。欲成大事，必保敖倉，是他一貫的看法。他曾批評項羽以戰鬥力不強的投降的部隊守成皋為不智，此時有機可乘，自然不會放棄進言的責任。劉邦有許多缺點，但有一項最大的長處，從不錯過部下的好建議，而且接納建議付諸實行是既迅速，又徹底。因而等項羽一走，他立刻渡河到成皋城下來挑戰。

何謂“挑戰”？這個來源極古而被廣泛使用的軍事術語，值得介紹。中國的戰爭，在春秋時代，形如兒戲。戰國初期的規模也極小。直到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引進了新的武器及戰術，幾乎淘汰了車戰，戰爭才逐漸“升級”。等到秦國一強，一仗下來，殺人盈野，更到了空前的規模。這因為，秦國計戰功有個硬性規定，以殺敵多少來計戰功的大小，稱為“首功”。首者首級，但不能提一顆腦袋去報功，所以又規定計首功以左耳為準——當然，這有許多流弊，老百姓的耳朵也割。陣亡戰友的耳朵也割，史書上說某戰役某國死多少人，都是由此計算出來的，其中當然有虎頭，但也很可觀了。

因為戰略觀念由爭一城一地的得失，演進到如何多殺敵人來消耗敵方的戰力，所以防禦工事特別受到重視。如果是城，城牆要高而堅，城外最好引水圍繞，即是俗稱的護城河。如果是效野，則築軍壘，稱為“壁”。那是一圈圍牆，不一定要高，但要厚，把整個部隊圍在裏面。壁外則是溝，愈闊愈深愈好。這一來只要糧道水源不絕，守個三年五載亦不成問題。

這樣就要“挑戰”了！挑戰的花樣甚多，而萬變不離其宗者，是要把敵人引出城，或者引出深溝高壘來決一死戰。大致起先是下戰書，戰書無效則陳兵示威，再無效就設法激怒對方。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辱罵，揭發對方的陰私，愈刻毒愈有效果。

漢王劉邦因為要爭取時間，第一步下戰書、第二步陳兵示威這比較文雅的步驟都略去了，一上來就到成皋城下罵陣，怎麼刻薄，怎麼難聽就怎麼罵。起先，曹咎謹守項羽的告誡，忍氣不理。這樣被罵了五、六天，見漢軍越罵越起勁，實在氣不過，下令出擊，而且是傾巢而出。“長史”，也就是項羽的“秘書長”，以及起先封為“塞王”，先投降劉邦，後來又轉投項羽的秦國降將司馬欣，都在軍中。

楚軍一出，漢軍稍作周旋，隨即敗退。成皋城外有一條汜水，源出南面數十里的方山，北流經成皋的東面，注人黃河。漢軍敗退，自然要渡過把水。曹咎急怒攻心之下，看不出漢軍的誘敵之計，下令渡汜水追擊。

兵法上有條定律：“兵半渡而擊”，這條定律，已成常識。不知曹咎根本沒有想到，還是想到了而認為必須要冒這個險，總之，他犯了致命的錯誤。當楚軍紛紛下船，搶渡汜水時，對岸的漢軍，突然反攻，伏弩齊發，矢下如雨。楚軍根本沒有招架的可能，亦無逃生的餘地，未曾接仗，就已崩潰。曹咎、王翳、司馬欣都引劍自刎在汜水上。

漢王劉邦乘勝渡河，復占成皋。楚軍將領的“戰利品”、金玉珠寶，包括陳平用來行賄的那四萬斤黃金，都為漢軍所得。當然，最重要的意義，是復得敖倉。

那時項羽在東線打得很好，先拔陳留，繼下外黃。在睢陽，即今商邱接得消息說成皋失守，急急引兵西還，來救滎陽。西楚霸王的威名果然驚人。包圍滎陽的漢軍，望見項羽的旌旗，慌忙撤退。怕為項羽追上，都從山間小路，分散轉進。自此而成楚漢對峙之局。

楚漢對峙之處，名為廣武。廣武是一座山的名字，一名三室山，又名三皇山，在成皋之西，與敖倉所在地的敖山相連。廣武山一劈兩半，東西相對，中間一條深澗，約有百里之寬，即名廣武澗。澗水南流，注入汴水。楚漢兩軍，各在山頭築城，隔澗相峙。楚軍在東，稱為東廣武，漢軍在西，稱為西廣武。這兩座城，後世就稱為“項王城”和“漢王城”。

看起來東西相對，韓兩相稱，其實大不相同。漢王劉邦這面，有敖倉、有成皋。

成皋有關，名為“虎牢”，虎牢關為洛陽的門戶。亂山叢中，蜿蜒一線，西迄鞏縣，東起成皋，入口處即名為虎牢關。輕兵阻道，強敵卻步，所謂“塞成皋之道，則天下不通”。所以漢王劉邦據有成皋，即無後顧之憂，得容蕭何全力經營關中，源源接濟，而前方兵食無憂，據險而守，則已立於不敗之地。

反之，項羽的後方，深受北面的威脅，糧道經常有被切斷之虞。楚軍的主要糧道有二：一條是東西流向的黃河，一條是南北流向通江淮的鴻溝。前者常被在齊的韓信遣輕騎突襲，後者則在彭越的游擊隊活躍的區域，有時截得大批糧食，反繞道接濟成皋，對於漢軍的貢獻很大。於是楚軍常處在飢餓的狀態中，士氣急劇低落，就像漢王劉邦初到南鄭時的情況那樣，部下“開小差”的日有所聞。一世之雄的項羽，困守東廣武，一籌莫展，不得已與漢軍議和，歸還太公及呂后，划鴻溝為界。

當他引兵東還時，張良、陳平諫勸漢王劉邦說：“今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機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接納建議，因而有垓下之戰。西楚霸王項羽的失敗，敗在“食盡”則“兵疲”，而漢王劉邦的成功，則因“足食”而“足兵”。由這一點上看，不難想見任公的“藏粟”，在當時是如何貴重？

漢王——漢高祖初年的糧價之高，可能是空前絕後的。《漢書·高祖紀》：

“二年，關中大飢，米斛萬錢。”這裏的“二年”，可能連着下一年，即指公元前二○五年到二○四年間的事，因為漢高祖劉邦最先入關，那年十月至霸上，接受秦王子嬰的投降，就以這一個月為漢元年的歲首。這樣，到第二年的九月底都稱元年，這好比現代的會計年度，從當年七月到翌年六月為一年是同樣的道理。

這一年，漢高祖從漢中出兵，“還定三秦”，正當項羽焚咸陽宮闕，大火三月不息之後，關中的農田水利，破壞得相當厲害。漢高祖雖然下令將秦始皇父子耗費大量民脂民膏所建造的“苑囿園池”改變為農田，但舊的已遭破壞，新的還在建立，加以軍需軍糧的徵發，羅掘一空，則當地米價漲至每升萬錢，固無怪其然。

《漢書·食貨志》說：“漢興，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又說：

“漢興，米至石萬錢”。這當然是指普遍的現象，但一個“五千”，一個“一萬”，有人以為一指平均數，一指最高數，這話雖有道理，似亦不然。合理的解釋是：一指一般地區，一指特殊地區。說得明白些，戰火最烈的地區，米每石一萬錢，此外最少亦得五千錢一石。

楚漢相爭，前後雖只五年，但以當時戰爭的型態而言，是中國自有史以來，第一場全國性的總體戰。比較不大受影響的地區，不過巴蜀、江東等地，而以中原被禍最烈，中原一帶又以滎陽附近為尤甚。米價每斛，或照彼時的度量衡稱為“石”，高至萬錢，幾乎為戰國時代的二十倍，正是指這一地區而言。

任公的藏粟，就在這個地區。他的大主顧是楚軍。那些跟隨項羽起兵的“豪傑”，自東而西，破城無數。所獲的金玉，此時不能充饑。而飢餓的士兵，不是逃亡，就會作亂。為了穩定軍心，保存自己的實力，不得不多方搜購糧食，於是“豪傑金玉，盡歸任氏。”

但是，亂世無法紀，任公的糧食，何以不曾被劫？何以能居為奇貨，作成極有利的交易？這些是極富研究價值的問題。以現有的資料而論，不可能求得圓滿的答案。但以任公以後的表現，可以想見其人的性格，再參照當時社會的一種特殊情況，則亦大致可以了解其原因。

任公自己，也可說是一個豪傑之士，但基本上他是一個正統派的商人。他的商業天才，可分兩方面來談，第一是眼光銳利深遠。第二是具有卓越的領導才能。

他人取金玉而任公獨“窖倉粟”，此固為眼光銳利深遠的明證，但有大量糧食而若不善經營，則在那樣的亂世，適足以自招殺身之禍，所以卓越的領導才能，才是任公成功的主因。他的領導方法，可以歸納為八個字：“恩威並用，以身作則。”

先說以身作則，其時富人多奢侈驕慢，而任公謙虛、勤儉，與他的屬下共同操作，人格的影響為凝聚力，則其事業中的成員，必團結為一整體，乃是勢所必然的。

任公的“恩威並用”，且留到後文介紹他的“家約”時再細談，在這裏必須要研究的是，他的一種特殊的社會關係。他的這種關係，在《史記》和《漢書》中都未提到，但任何良史都有曲筆、隱筆，未着墨處常有問題存在，只要發現了問題，再研究當時的背景、風尚，就不難得到答案。

任公的問題，在前面已經提到過，他在那個楚漢相爭，提兵百戰，而且飢卒如虎，粟貴如金的地區，何以能夠保存他的藏粟，不被搶劫？不但不被搶劫，而且能夠交易，交易的對象又是“豪傑”，同時賣得很好的價錢，這不是神通廣大得不可思議了嗎？

可是，我們只要想一想抗戰期間，在敵我相接而物資可以交換流通的若干地區，如界首等地，有許多“吃得開”的大亨，“陰陽兩界”暢行無阻，就不難了解任公能在那樣危險的環境中，大發“戰爭財”的原因何在。

任公本人必也是一個“豪傑”，漢書將此豪傑的傑寫作“舛”，便不是一個好字眼。“豪”則正好解釋為現代的“大亨”，《史記》、《漢書》中“大豪”的字樣甚多，秦始皇的外祖父，就是趙國的大豪。

大豪中之大豪，為戰國的“四公於”——魏國，信陵君魏無忌；趙國，平原君趙勝；齊國，孟嘗君田文；楚國，平原君黃歇。所謂“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扌益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即指此“四公子”而言。“遊俠”之起，以“四豪”為濫筋，而其間也有異同。相異者“四豪”為貴公子，而遊俠多出於市井；相同者，“振窮周急，謙退不乏”，“雞鳴狗盜，無不賓禮”。降至末流，“作奸剽攻”，“鑄錢掘家”，那是流氓土匪，徒竊“遊俠”之名而已。

遊俠是亂世的產物，因為“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非盛世所能容忍。大致由亂而治，則遊俠的身分作風必有變化：一種是修成正果，成另一型的傑出人物，如近代的杜月笙；一種是淪入魔道，為非作歹。倘或依然結成“死黨”

而“背公”，則遲早會發展成叛亂組織，危害國家。漢景帝“盡誅此屬”，就是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