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就實際的利害關係看。也不能說破。庄生極其愛惜羽毛，點塵不染，同時在這方面的警覺很高。而朱老大則是“愚而好自用”的人，如果事先說破，就算他能懂其中的道理，一定在態度、語言上也會流露出來，無論如何瞞不住庄生。這件事只要有第三個人知道，庄生必然峻拒，同時會怪陶朱公輕率，不可共事。這樣，兒子未曾救到，先已失了一個朋友。

陶朱公退休以後，事業交給他的子孫掌理，謹慎經營，守成而已。倒是一個“窮士”，受了他的指點，以創造性的事業而致巨富，成為當時一個傑出的企業家。

這個人的姓氏失傳，單名一個“頓”字。因為他發跡在山西猗氏縣，所以稱他為“猗頓”。他是魯國人，與陶朱公住得相近，務農為生，而運氣不好，也種地，也植桑、育蠶，但卻常在饑寒之中。

猗頓窮困之餘，去向陶朱公求救，如何可以致富？陶朱公回答他說：“子欲速富，須畜五(牛字)。”凡是雌性的畜類，都稱為“(牛字)”。所謂“五(牛字)，就是雌的牛、馬、豬、羊、驢。陶朱公是勸猗頓去經營畜牧。

畜牧需要很大的資本，猗頓既是魯國的“窮士”，常在饑寒之中，又如何能籌集資本？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陶朱公不但指點了門徑，很可能還貸放了資金。

於是，猗頓到了“西河”這個地區，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繁殖無數，發了大財，馳名天下。據說，他的財產，可敵王公。

“西河”這個地名，在漢朝以後就不大聽到了，它就是黃河由陝西人山西，在龍門的那一段，當冀州之西，所以稱為“西河”。西河之南，是猗氏、臨晉、安邑這些地方，現在稱為“運城盆地”，岡陵起伏，牧草茂盛，是畜養牛羊的好地方。

司馬遷的《史記》也有猗頓的記載，說他致富的原因，與《漢書》所載不同。

司馬遷說：“猗頓以鹽鹽起”，鹽字念作古，這個字有許多解釋。在這裏“鹽鹽”

二字連用，指天然成粒狀，不須加工煉製，就可食用的鹽。這種鹽是什麼鹽？是關雲長的家鄉解州的池鹽。

解州與安邑、猗氏密邇，所以解州鹽池，亦有人稱為猗氏鹽池；山西稱為河東，因而又籠統稱為“河東鹽池”。這些地方為蒲州所屬，古稱“蒲坂”，是舜建都之地，他未受堯禪位以前，在這裏經營過商業。《南風》一詩，內容就與池鹽有關。

《南風》中有這麼兩句：“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為何南風可以使人發財？因為河東鹽池，不需人工，當初夏季節，薰風一起，“附岸池面，綴珠凝脂，鹽顆自結。”於此可知，恃河東池鹽為生的，真箇是靠天吃飯——天要熱，黃風來時，驕陽如火，把“紫色澄氵亭，渾而不流”的鹽池中的液體，晒成顆鹽，生計即可無憂。最怕雨水多，一方面不見日光曬不成鹽；另一方面流潦匯注，會把鹽池中液體的含鹽量沖淡。

由於池鹽不是“煮海”——蒸發海水中的水分，留下鹽的結晶，所以鹽池為晉國的一大利藪。齊桓、晉文相繼稱霸，在經濟上都得鹽的助力。不過，池鹽雖天然成顆，“撿現成”畢竟也要有人去撿。而且可想而知的，越是撿現成的，越會發生衝突，凡此種種，都說明了人力、人謀，必不可少。

無疑地，行頓在經營畜牧的同時，也從事鹽業。畜牧是遠程計劃的投資，而池鹽在當年即可收本計利，兩相配合，有利無害，更以猗頓的“士”的身分和頭腦，他必然會在組織“鹽民”，改進技術，講求效率等等工作上，發生作用，得到鹽戶的支持和官方的信任，形成此業中的領導者，因而成為鹽業巨子。猗頓起於畜牧，成於鹽鹽，司馬遷和班固，或者因所聞不同，以致筆下有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