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美國與美洲人的美洲

美國

在文化血統和外交政策等方面，美國都是英國衣缽的繼承者。英國的世界霸權是從海盜行動開始的；美國比英國多了一些理想主義，是早期清教徒們從英國帶過來的。因此，美國較少像當年的英國那樣赤裸裸地訴諸武力，而且在動武前總要準備似乎充足的借口。當然，也可以把這一點看做是整個世界的進步，這個進步顯然有美國的很大貢獻。由於美國的這個優點，以及東方世界的崛起，世界權力的轉移或許可以有一個新模式，將不再那麼血腥。本書沒有忽視美國的優點，但對美國的政策仍然多持批評態度，出發點是為了一個更好的世界。如果把美國看做是一個“邪惡帝國”，其邪惡也是來自國家的本性，並不比別的國家更惡。

討論美國地緣政治的起點是美洲。美國在全球製造事端，而美國在北美以及整個美洲的存在反而被論者忽視。正像美國的軍事基地遍佈世界各地一樣，本書關於美國的內容散落在許多章節。因此，關於美國的這一部分可以簡略一些。

a?美國的地理位置

這個問題本來是一個非常簡單明了的常識，不應該是一個問題。不過在此仍有必要澄清一下。

美國是唯一的全球霸主，在世界各個角落幾乎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其作用是好是壞，每個人、每個國家都會有不同評價，也會因具體事件而變化。人們有時會忽略美國的原產地是美洲。它從那裏來，也將回到那裏去。在英語中，美國與美洲經常是一個詞：America。一個國家和兩個大洲被混為一談，讓美洲其他國家的人很不滿。美國是美利堅（美洲）合眾國的簡稱。有些人仿照這個國名，以“歐洲合眾國”稱呼歐盟。但“美利堅”本來只表明合眾國所在的地理位置，沒有以國家冒充大陸的意思，雖然這個國家控制着美洲大陸。在美國之外，加拿大是整個南北美洲唯一的發達國家，擁有世界上第二大的國土面積，但加拿大的人口（3330萬）稀少，只略多於美國的1/9，而且大多數人說英語，集中在加美邊境。因此，加拿大一直被籠罩在美國龐大身軀的陰影之下，不足以彰顯美洲是許多國家的美洲。

美國的另一個鄰國墨西哥是一個弱國，美國西南部的大片土地是從墨西哥奪取的。墨西哥一直無力與美國抗衡。墨西哥及其以南被稱為拉丁美洲。狹窄的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有一些熱帶小國。再往南是南美。直到上個世紀末，除了足球和魔幻現實主義文學之外，南美國家沒有很多值得炫耀的東西。軍事政變、通貨膨脹、貧富分化曾是拉美留給人們的一般印象，而這些問題的產生都有美國的貢獻。直到十多年前的200年中，美國是在國際上最活躍的美洲國家。現在有所不同，南方國家已經形成較好的發展勢頭。除了古巴之外，委內瑞拉等國家也敢於挑戰美國的霸權。委內瑞拉有豐富的石油資源，不懼怕美國的封鎖與制裁。墨西哥人口只有一億多一點，是美國的1/3，卻在向美國擴散人口。美國住着許多拉美族裔，特別是在以前從墨西哥掠奪的大片土地上。巴西面積和人口都名列世界第五，2007年的名義GDP居世界第10，位於加拿大和俄國之間，是幾個潛在的大國之一。假以時日，巴西將能夠與美國分庭抗禮，並會得到南美國家的擁護——南美一體化有很好的共同文化根基，目前進展良好。另一方面，任何軍事擴張和金融擴張都有限度，美國今後必將收縮。美國或許將被打回原形，再次成為一個美洲國家，一個位於北美的世界大國。

對於歐亞大陸，美國是一個遊離的島國，一個在北美大島上的國家。美國夾在加拿大和墨西哥兩國之間。這兩個國家對美國沒有敵意，更沒有構成威脅的實力。因此，美國在本土不需要維持強大的陸軍，這一事實使美國更加具備島國的特點。現在，美國的軍費開支幾乎是世界總量的一半。在軍事技術上，美國更是遙遙領先，世界的另外兩個技術中心歐洲和日本都瞠乎其後。軍事技術優勢是長期發展的結果，不是僅僅靠金錢就可以在短期內獲得的。在鼎盛時期，大英帝國的海軍政策是不允許任何其他兩國的海軍噸位相加超過英國，而它的陸軍顯然不具備優勢。今天的美國已經大大超過了當年的英國，在軍事的各個方面都佔有明顯優勢。美國沒有對手，只能退而求其次，轉而搜尋“潛在的對手”，而且很“看好”中國。美國把它的軍事戰略重點從大西洋轉向西太平洋，擴建關島海空軍基地，聲稱準備把它60%的潛艇用來對付中國。美國還不惜把日本從牢籠中一點一點放出來，支持印度的軍事發展，操縱台灣問題，加強與南海各國的軍事同盟和准軍事同盟，長期佔領阿富汗，在中亞駐軍，與蒙古國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美國對中國構成的最大挑戰不是美國這個國家，而是它環繞中國製造的“均勢”。在很大程度上，美國在針對中國複製它對蘇聯的“遏制”政策，施展蟒蛇的絞殺技。如果能夠挑起地區爭端，美國將樂於“坐山觀虎鬥”，不必親自出馬。這也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之一種。這些是小布殊總統的政策，也是西方國際政治的正統做法。奧巴馬總統對待外部世界較為溫和。但是，奧巴馬是否能夠真的有所改變？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變？在美國走出金融、經濟危機之後，改變能否維持和繼續？改變能否得到下一任總統的認可和繼承？美國的決策者們在多大程度上認同奧巴馬的世界觀？現在仍然是大問題。願望是一部分原因，最後起決定作用的還是力量，即，美國今後是否更加溫和取決於美國相對於其他大國的力量。

“遏制”可以給中國製造很大的麻煩，但未必能如美國所願。首先，尋找和製造敵人的做法可以簡化政治，團結內部，卻不是明智的戰略。中國不是美國看得到的唯一潛在對手，俄國、歐盟也榜上有名。它們在許多方面比中國更有競爭力：俄國的能源和軍事技術，歐盟的經濟實力、政治制度和社會發展。如果美國為遏制中國而消耗太多的資源，俄國、歐盟就會乘虛而入。同樣，因為中國的存在，美國也不能放手對付俄國和歐盟。實際上，美國對俄國的遏制似乎更有成效。其次，中國1000多年來在東亞的中心位置不能夠被輕易動搖，不僅有軍事的和經濟的，還有文化的、地理的和心理的等諸多因素。這在美國的遏制政策中造成一個漏洞。再次，中美之間有共同利益。共同利益不能避免衝突和戰爭，但可以減少發生的幾率和強度。最後，美國的確很強大，但與冷戰時期相比，它的軟硬實力都下降了。雄心大於實力——這是衰落中帝國的尷尬，卻經常不能被認清，也難以被接受。因此，在許多時候，中國完全可以“以靜制動”，按照自己的戰略做好自己的事情，不必亦步亦趨，“拿香跟着拜”。

b?崇尚競爭和暴力的國家

美國是一個崇尚競爭的國家。在競爭與合作之間，美國人更傾向於競爭。美國的競爭與好鬥不僅表現在國際政治和軍事上，在管理上，美國同樣強調競爭。競爭與美國的個人主義風氣密不可分，也與暴力（競爭的較為極端形式）密不可分。新保守主義者羅伯特?卡根寫道，在美國建國之初，歐洲人就已經認識到它是一個“危險的國家”，DangerousNation，RobertKagan，AlfredA?Knopf，NewYork，2006?這與美國人後來的自我期許差異很大。在對待暴力的態度上，美國與它的文化母體歐洲已經出現很大的不同，以致有了雙方分別來自火星和金星的說法。歐洲人汲取了歷史的教訓，學會了享受他們幾個世紀以來積累的文化與財富。另外，歐盟還處在整合階段，沒有足夠的力量和意願對外侵略。美國是一個年輕的國家，還處在崇尚競爭與暴力的階段。美國人的暴力傾向讓歐洲人吃驚。在2005年出版的一本書里，荷蘭人德?瓦爾回憶了他剛到美國時的感受：

20多年前，我第一次離開歐洲到美國來，被美國媒體中的大量暴力嚇住了：並不單指每日的新聞，從電視連續劇、戲劇、舞台劇到電影都是這樣的。到處都有斯瓦辛格和史泰龍的身影，所有的美國電影都要拍到暴力。因此人不可避免就變得麻木了。例如，如果你說《與狼共舞》很暴力，那麼別人就會像看瘋子一樣看你。他們只記得這是一個田園牧歌般的傷感片，裏面有美麗的風景，是關於一個優秀的白人男人如何尊重美國的印第安人的故事。看電影的人忽視了這部片子裏的血和傷口。弗朗斯?德?瓦爾：《人類的猿性——一位權威的靈長類動物學家對人類的解讀》，94頁，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7年。

德?瓦爾是動物學家，專業是猿類學。他在工作中見慣了黑猩猩的暴力，但仍難以接受在電視上看到人類被打掉腦袋，被撕落手臂，因此懷疑他的國家荷蘭是“膽小鬼的土地”。不過，他認為動物性還有非暴力的一面，“和諧共處”和“競爭”都是人類的天性，是從猿類祖先那裏繼承來的。不同的是，每個社會在這兩者之間的平衡點不同。美國的那個點更靠近競爭和暴力。在文化上，美國是歐洲的直系後裔。在以暴力與色情為主的大眾媒體文化上，美國在暴力上比歐洲開放，在色情上比歐洲保守。美國的電視充斥着暴力，讓歐洲人很不習慣。

對暴力的麻木其實就是對暴力的寬容和鼓勵。美國的印第安人就是在“田園牧歌般的傷感”（美國文學和影視再現西部時的基調）中被幾乎完全消滅。數十萬（如果不是數百萬）伊拉克人因為美國的入侵而死去，他們的“血和傷口”也被忽視了。美國軍方公佈美軍的傷亡數字時精確到每一個人，但沒有人在乎伊拉克人的死亡。《現代啟示錄》、《野戰排》、《兄弟連》、《黑鷹墜落》等美國電影和電視劇都是大作，受到全球觀眾的追捧，有些已經成為經典。雖然充滿了血腥暴力，但它們的主題卻似乎是反戰的。以宣揚暴力的方式反對戰爭，兩者表面上是一對矛盾，實際上各有服務的目標：以暴力吸引觀眾，以反戰給予他們慰藉。人們從反戰的主題中獲得道德的安慰。但在潛意識中，暴力具有特別的吸引力，尤其是當暴力安全地發生在一定空間距離之外，並以虛擬的形式再現在眼前的時候。技術正在把戰爭推向這一階段，如無人機。戰爭是技術運用範圍的一小部分，技術總有一天將超過人類的控制能力。

本書在許多地方都批評了美國。這不是因為美國比別的國家更為邪惡，而是因為它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強大給了美國更多的能力和機會去行善或行惡。美國追求自身利益必然會損害別國的利益，因此，美國的貪婪本性暴露得比別的國家更多。毫無疑問，美國在很多時候濫用了它的力量，直接和間接地屠殺了大批無辜平民。但是，與前幾任世界霸主國家相比，美國追求自身利益的行動還算是比較克制的。箇中原因固然有國際關係道德的進步（有美國的很大貢獻），形成了一個牽制大國的氛圍，也與美國的國際行為受國內諸多因素制約而比較檢點有關。一個世界大國犯下錯誤或罪行，可能對它自身的損害不是很大（也許還有利益），卻能夠給其他地方的人們帶來極大的災難。無論在國際政治中還是在國內政治中，道理都是相通的：權力必須受到制約，僅僅依靠權力者的覺悟還遠遠不夠。美國的權力在它的國內、在世界上都不缺乏批評者和制約者，但仍不足以制止它行惡。在中國逐漸強大的過程中，制約霸主權力應該是中國可以對世界有所貢獻的一個地方。“國際民主”一直是中國的口號。

c?美國的地緣環境和擴張路徑

北美只有兩個國家：美國和加拿大。在全球地緣政治中，北美並不重要。原因不是美國的弱小，而是它的強大。美國強大到能夠把地緣政治競賽場設在歐亞大陸和其他地方。200多年來，美國一直在客場作戰，本場非常安靜，少有戰亂，沒有大國競爭。不多的例外是1814年英國軍隊佔領並焚燒首都華盛頓，1939年日本偷襲珍珠港，2001年恐怖組織對紐約、華盛頓的襲擊。珍珠港不在美國本土，襲擊範圍限於停泊在港口的軍艦。911恐怖襲擊對心理的衝擊遠遠大於實際的損害。對比二戰期間美國對德國城市的大轟炸，德國對英國城市的轟炸，就知道911襲擊造成的人員和物質損害是很有限的。除了這三次襲擊之外，美國憑藉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保護，一直成功地把戰爭拒在本土之外，同時堅持不懈地在別國領土上大打出手。

當初，13個北美殖民地贏得獨立時，合眾國只是一個普通的、位於大陸東緣的小國。它能夠打敗英國，是因為英國本土距離遙遠（那還是木帆船時代），而且英國深深地捲入了在歐洲大陸的競爭。甚至到了1885年，美國還認為它無力抵禦“歐洲四流國家”艦隊的進攻。沃爾特?拉塞爾?米德：《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20頁，中信出版社，2003年。發表這個評論的是美國第18任總統（1869-1877）尤利西斯?格蘭特，他曾在內戰時擔任北方的聯邦軍總司令。按此說法，美國的海軍最多相當於那時歐洲的“五流國家”，也許有些誇張。不過，這與美國有很長的海岸線，大城市多在沿海地區有關。在這一年（1885年、光緒十一年），因強敵壓境，左宗棠奏請開鐵礦、造大炮以固海防；李鴻章奏請立武備學堂以培植將才。同年，歐洲列強召開瓜分非洲的“柏林會議”，保證在瓜分時遵守“法律、秩序與條約權利”。參見《中外歷史年表》（翦伯贊主編，中華書局，1961年）該年詞條。但是，與它周邊的國家或殖民地相比，美國還是有相當的優勢，尤其是制度的優勢——鼓勵創造、拓殖和擴張的制度。美國的本土擴張解決了它對陸地防禦的擔憂，而海外擴張則解決了它對海岸防禦的憂慮。但是，即使在19世紀上半葉，當美國還無力防守本土的海岸之時，它的軍隊已經四處出擊，全球各地都可以看到美國軍艦。米德介紹說：

美國海軍保持全球存在的時間超過了多數美國人的估計。歷史悠久的地中海艦隊建立於1815年，目的是遏制北非海盜。1822年，美國建立了西印度洋和太平洋艦隊，後者負責保護美國在南美洲和南海群島的捕鯨者和其商業利益。之後，1826年建立了巴西或南大西洋艦隊，1835年建立了東印度艦隊，1843年在非洲西海岸建立了非洲艦隊。《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27頁。

所以，美國的霸權思想是存在於它的基因之中的。這是由美國的歷史和價值觀決定的。美國在建國之初就有了帝國思維，那時它的國力還很弱，即使在美洲國家中也沒有明顯的優勢，卻試圖把整個美洲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提出了現在著名的門羅宣言。其實，在很長時期內，門羅宣言被遺忘了。馬漢寫道：“對於門羅主義，只是在上月份（1911年5月）英國外交大臣才明確表示接受。在整個這一期間，我們的海軍同英國相比，處於毫無希望的劣勢；有時甚至是荒唐可笑的劣勢。”艾?塞?馬漢：《海軍戰略》，19頁，商務印書館，2003年。就是以這樣一種“荒唐可笑的劣勢”，美國向歐洲列強提出了自己的霸權主張。英國與美國圍繞着門羅宣言一直有爭執。直到一次大戰前面對德國的強大挑戰，窮於應付的時候，英國才接受了美國的霸權主張。此時距離門羅主義的提出（1823年）已經有88年了。

美國的歐洲殖民者最早在北美洲的東海岸落足，此後一直向西推進，消滅了印第安人，直到被太平洋阻擋才結束陸地上的擴張，轉向海洋擴張。在19世紀，美國的西進運動帶動了經濟的起飛。在北方，美國與在加拿大的英國人作戰；在南方，美國奪得了墨西哥的大片領土。開始時，美國移民與墨西哥發生爭執，得到本國政府的支持，美國於1845年正式吞併德克薩斯。為了獲得新墨西哥，即今天美國西南部的大片領土，美國再接再厲，發動了美墨戰爭，於1847年佔領墨西哥城。兩國於次年簽訂城下之盟，美國獲得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亞。在經營多年之後，美國推翻夏威夷女王，於1894年成立夏威夷共和國，1899年正式兼并這個群島。就在這同一年，美國打敗西班牙，獲得古巴、波多黎各、關島和菲律賓為殖民地。

托克維爾曆數歐洲人強加給印第安人的苦難。在歐洲人從東向西在太平洋海岸立足之前，他已經斷言：“我認為這些苦難是無法挽救的。我相信，北美的印第安人註定要滅亡。”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380頁，商務印書館，1988年。托克維爾總結說：“美國用十分巧妙的手段，不慌不忙，通過合法手續，以慈悲為懷，不流血，不被世人認為是違反偉大的道德原則，就達到了雙重目的。以尊重人道的法律的辦法消滅人，可謂美國人之一絕。”《論美國的民主》上卷，395頁。黑體着重號為引者所加。這種慈悲和道德的消滅人的辦法，美國在今天仍在國際關係中使用。

美國是這個世界上一個國家在大陸擴張完成之後走向海洋擴張的最典型案例，也許是唯一的成功案例。其成功的一個要點是，美國善於把它的擴張塗上一層厚厚的道德油彩，並說這是“天定命運”。在外人看來，這未免太虛偽，但美國人卻在侵略擴張中充滿了由高尚道德帶來的勇氣。另一方面，在高尚道德這一信念的明示或暗示下，美國的對外政策有時也會有一些善良的願望。不過，這些願望在最後大都屈服於現實政治的壓力，於是顯得更加虛偽。美國擴張成功的原因實在是由於實力運用和道德信念的交錯使用。此外，孤立主義情緒為美國預留了極大的迴旋和後退餘地，適可而止，不像20世紀前半期的德國和日本那樣，只能一直向前擴張，直到徹底失敗。

美國現存的最大優勢是軍事。它的軍費開支比排名在它之後的10國總和還多。它的軍事力量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強大得多。而且，除了美國之外，其餘幾個最發達國家（同時也是強國）都是美國的軍事盟國。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要壓倒潛在的競爭對手，最有可能使用的手段就是武力。武力是它最得手的工具。所以，保持軍事優勢是美國的首要任務。在2008年5月，出現了中國在海南島擴建海軍基地的報道。對此，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提摩西?基廷說：“我們希望中國不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來建設這種高端的軍事力量，他們應該致力於和美國以及我們的盟友一起協作以確保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我們希望他們不要浪費時間精力，別添麻煩。”他警告說，美國絕對不會放棄它的優勢地位，中國的挑戰一定會“遭遇挫折”。

美國是國際秩序的制定者、維護者和受益者。由美國在海上維持現有的秩序，別的國家是要付出代價的。而且，美國不能容忍別的國家發展自我保護的能力。美國認為，它完全有資格“代表”這些國家，並因此取代其他國家保護自己利益的權利。以上所引基廷的話就是這種思維的表現。未經授權的代表資格，不能收回的代表資格，都是極其有害的。

美國圍堵俄國要比圍堵中國更有效。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圍堵俄國的條件比較成熟。在歐洲有北約和歐盟這兩個現成的工具可以利用，而且歐洲國家對俄國的戒心很重，特別是那些10多年前剛擺脫俄國控制的中東歐國家。在東亞，美國並沒有這樣便利的工具，它打造亞洲北約的努力將會遇到很大阻力。首先，中國是一個有用的國家，帶來的利益大於潛在的威脅。其次，亞洲不是歐洲，各國的文化背景與美國不同，在民族主義高漲時期，不可能與美國走得太近。其實，美國在亞洲並不很受歡迎。再次，中國的歷史記錄比俄國好一些，在本地區遇到的敵意不是那麼強烈。逐個看一看中國的鄰國：俄國本身就受到美國的擠壓，它需要中國的支持；東盟內部的差異太大，不能作為一個軍事同盟發揮作用，而東盟10+3則拉近了東盟與中國；在東盟之內，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是伊斯蘭國家，即使政府領導人非常願意，國內的民意也使得他們難以與美國結盟；印度是一個有強烈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國家，不可能步步緊隨美國；日本雖然對美國亦步亦趨，但也有自己的打算，在對華問題上非常謹慎；韓國在朝鮮問題上需要中國的合作；最後，中國在本地區並非沒有朋友，這使得任何圍堵中國的企圖都將漏洞百出。中國的睦鄰政策是必要的。對於一個正在上升的國家，東亞各國可能持有戒心，也抱有希望，只要中國不咄咄逼人，它們就不會明顯表現出來並採取行動。

雖然美國在亞洲佈局，為中國編織一張網，它也同樣擔心受到中國的排擠，把它排擠出東亞。

伊拉克戰爭的三個主要參戰國是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這三個都是英語國家。可以預測這三個同文同種的國家今後仍會在國際事務中採取協調一致的政策。在一張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地圖上，這三個國家分別位於世界的東端、西端和南端，形成一個穩定的三角，把中國以及整個歐亞大陸兜住。這就是Anglo-sphere（盎格魯圈）。三國的密切關係很容易使人想起文明衝突的預言，文明衝突論隱含的一層意思是文明內部的團結，一致對外。從長遠的角度看，日本不是美國非常可靠的盟友。畢竟，兩國關係是由戰爭塑造的，是美國的軍力決定的。只有在美國強大之時，才能維持住對日本的控制。

美國的國土在歐亞大陸之外，它在歐亞大陸上有明顯的“客人”心態。至少在今後30年中，這裏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對美國構成軍事威脅。美國現在擔心的是，它在某一地區或某一國家成為一個不受歡迎的客人而不得不離開，從而失去對該國或該地區施加影響的着力點。非戰爭時期的影響力，天上和海上的軍隊不如陸上的軍隊。除了因為戰線過長主動收縮之外，美軍的離開可能在兩種情況下出現：其一，駐在國的人民認為他們不再需要美軍的保護，民族主義高漲，要求美軍撤離；其二，駐在國受到另一個強大國家的壓力，在權衡利弊之後要求美軍撤離。后一種情況在近年內不會出現。美軍在日、韓經常遭到抗議，尤其是在演習或美軍犯罪的時候。美國已經在1990年代撤走了它在菲律賓的海空軍基地，現在依靠一個《美菲軍隊互訪協議》保證美國軍隊不定期地回到該國。2002-2003年，美國派出小股部隊，幫助菲軍圍剿阿布沙耶夫的叛軍，在當地引起了激烈的抗議。除非安全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美國很難在菲律賓再次建立永久性的軍事基地。菲律賓是一個島國，鄰邊國家的數量有限，且大都比較弱小，安全隱患較少。但是，菲律賓與中國有領海糾紛。如果中國姿態強硬，菲律賓就可能倒向美國尋求保護，雖然這對它來說是一個艱難的國內政治選擇。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存在仍然受歡迎，有很多原因。

其一，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有關。美國在亞洲的主導地位是在戰爭中贏得的，並一直延續至今。日本是亞洲第一大經濟體，但作為一個戰敗國，其命運至今仍在美國手中捏着。在冷戰時期，一些國家倒向美國，獲取保護和援助，鎮壓國內游擊隊；美國也需要這些國家作為反共基地和防火牆。韓國就是在冷戰時期的熱戰中成為美國的受保護國的，至今也不能離開美國。

其二，與亞洲的歷史有關。許多國家還處在現代國家的早期階段。東北亞、南亞、東南亞的大部分國家都是前殖民地，直到1940和1950年代才獲得獨立，有些國家（如新加坡、孟加拉國）立國更晚。在殖民時期之前，它們沒有與現在一脈相承的國家。國家是從殖民者手中繼承來的。疆界是殖民者按照自己的勢力範圍和意願劃定的，與歷史沿革、民族分佈和實際狀況沒有關係。殖民者的勢力範圍和現代國家之間有很大的區別，這種區別導致了今天仍在發生的衝突。在這一點上，亞洲和非洲很相似，在非洲可能更突出。另外，早期階段的國家需要確立自己的獨立身份，就像進入青春期的少年一樣，因此難免有些焦躁不安。這兩個因素是亞洲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根源。因為國家形成得晚，而且多是外力造成，這些國家之間存在許多問題，使它們之間不能彼此信任。所以，亞洲缺少一個公認的領導國家，而又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國家來維持國與國之間的現狀。美國正好有利益、實力和意願來填補這個空白。

其三，與亞洲的發展狀況有關。亞洲的經濟，尤其是東南亞、東北亞和中國，都以出口為導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很重。中、日、韓彼此之間的貿易量雖然很大，但相當大一部分是日韓的產品在中國加工后再出口到發達國家。到目前為止，亞洲沒有一個有出頭能力的國家。日本是亞洲最大的經濟體，但嚴重依附美國，因歷史問題，其領導地位不可能被中國、韓國等鄰國接受；中國雖然經濟發展迅速，但仍是一個窮國，在投資、技術、軟力量等方面嚴重欠缺，又與鄰國有領土、領海糾紛。印度、韓國也不具備實力和號召力。沒有一個公認的領導國家，幾個主要國家又彼此戒備。這就是亞洲的現狀。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時間。從國家潛力來看，中國最有可能成為領導國家。

其四，與美國的地理位置有關。美國遠離亞洲大陸，中間隔着浩瀚的太平洋，與任何一個亞洲國家都不相鄰，沒有領土、領海爭端，也少有不良的歷史問題。對於亞洲國家，一個相鄰的強國比一個遠方的強國更可怕。遠離亞洲大陸，既是美國的不方便之處，也是美國的優勢。

即使發生了金融和經濟危機，美國仍將一超獨大。在今後很長時間內，歐盟將因內部整合而無暇他顧。“新”“老”歐洲之間的政治分歧、經濟差距、軍事合作等諸多問題將消耗歐盟的大部分精力，在此之前不可能對美國發起挑戰。單個的歐洲國家更沒有足夠的資源稱雄國際舞台。此外，美歐之間有共同的歷史和宗教，相近的語言和政體，在裂痕出現后也容易彌補。

除了核武器之外，俄國已經不對美國和歐洲構成威脅。美國仍從高加索到中亞一線向北壓進，如果在20年之內，俄國經濟沒有大的起色，人口繼續下降，它將徹底喪失在這一地區的勢力範圍，並不排除再次解體的可能。這也是美國針對俄國的目標之一。俄國從來都是靠武力維持帝國的統一的，不是靠向心力。它的國土面積過於龐大，兩端又分別面對兩個不同於俄國的強勢文化——西方和東方，南方又有穆斯林的挑戰和美國的進逼，只有北極方向是平靜的。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這個國家很難聚合在一起。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俄國保持中央強權，又將嚴重妨礙地方的發展，加速邊緣地區的人口流失。這是俄國的兩難選擇。

美國把中國當成“對手”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出現的。美國需要對手。雖然“恐怖主義”暫時取代中國成為美國的首要目標，但不會很長。“反恐”的號召力在下降，無論新保守主義者是否在位，華盛頓都需要敵人，西方文化也需要對立面。中國仍是一個窮國，卻是一個發展很快的窮國，它的人口基數很大，可以產生總量很大的國民生產總值。中國不屬於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的核心圈子，但它有廣袤的國土、眾多的人口、悠久的歷史、迥異的文化。

美國目前在這個世界上的強大對手是恐怖主義，不是因為恐怖主義強大，而是因為它不可見。恐怖主義不可見的原因是它弱小，是弱小產生了強大。這個矛盾的載體是任何一個大國都必須小心對待的。恐怖行動不足以毀滅一個國家，卻能夠沉重打擊國民的士氣，干擾正常的生活。

美國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它在工業、商業、金融、教育、文化、科學、技術乃至政治制度等諸多方面都堪稱是世界的楷模。鄧小平1979年出訪美國，使得中國人在30年中第一次真正“放眼世界”，於是不再期盼解救“水深火熱”之中的美國人民，轉而努力把自己從無知和貧困中解脫出來。中國的改革開放實在得力於美國很多。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軍事佔領不能穩定，又引發了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使人們以為它的優勢減少了。其實，美國的優勢仍然顯著存在。只不過，美國對世界的吸引力減少了，人們對美國的評價降低了，他們在尋找一條新的路徑。這才是對美國的最沉重的打擊。優勢的吸引力往往比優勢的實際作用更大。

d?美國的價值觀和利益觀

2008年，小布殊第二任期內的國務卿康多莉扎?賴斯總結過去8年的經驗教訓。她首先問道：“什麼是國家利益？”她的結論是：“一個反映我們價值的國際秩序是我們永久國家利益的最好保障，美國繼續擁有一個獨特的機會來塑造這個結果。”RethinkingtheNationalInterest-AmericanRealismforaNewWorld，CondoleezzaRice，ForeignAffairs，July/August2008?國家利益與國家價值有密切聯繫，但是，把利益與價值等同起來是一個危險的傾向——價值有了價格。價值需要認真核算，只有在帶來利益的時候才有價值，這必定損害這些價值的價值。而且，它必將導致一個荒謬的結論：凡是美國的利益都（應該）是其他國家的價值；凡不符合美國利益的，其他國家都不能視為價值。雖然賴斯這篇文章的題目是《重新思考國家利益》，這樣的思路卻不是她首創，她只是以當前的國際局勢為背景重新敘述了一遍。賴斯是一個很好的學者。但是，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她的身份是國務卿，不是學者，比學者帶有更多的意識形態屬性。伊多?奧倫考察了美國最有影響的政治學者中的一些，發現他們深陷意識形態和民族主義之中，這些學者對其他國家政治制度評價的高低與美國和這些國家的關係好壞是一致的，並且隨着關係的波動而變化。奧倫認為，美國的政治學者善於把敵對國家描繪成專制的，而在此前他們還在讚美這個國家的民主。這些學者中包括後來擔任美國總統的伍德羅?威爾遜（1913-1921在位）。在1880年代，威爾遜“把德意志帝國看做憲政國家，認為它卓有成效的政府是美國政府的改革樣板”。（見伊多?奧倫：《美國和美國的敵人——美國的對手與美國政治學的形成》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後來，威爾遜領導的美國與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交戰。在美國政治學者那裏，法西斯意大利、納粹德國、斯大林的蘇聯成為邪惡的極權國家是在和美國交惡之後，日本的形象也有同樣的經歷。奧倫的結論是：“社會科學知識即便置身於學術自由的制度下，也帶有政治和意識形態屬性。”（見前引之書，27頁。）賴斯在為小布殊8年的外交做總結，做辯護。所以，她的話冠冕堂皇，不可太當真。作者在下文中多次引用她的話，原因就在於這些話沒有新意，反映了美國外交政策的一般思路。長期以來，類似的想法指導着美國的外交政策，以利益為出發點，調和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理想為現實服務。這是世人詬病美國政策虛偽的緣由。賴斯稱之為“這個美國所獨有的現實主義”（thisuniquelyAmericanrealism），並認為此種主義今後也必須指導美國的外交。

美國要“塑造結果”，這要求按照美國設想的模式改變世界。賴斯所舉的成功例子是阿富汗和伊拉克。且不論入侵成功與否，這兩個國家的原政權是美國用武力推翻的，現政權是美國的傀儡，而且，入侵伊拉克的借口是捏造的，目的是為了控制中東的石油。以暴力推行民主，本身就是反民主的行為。除去價值，剩下的只有美國的利益了。價值變成了赤裸裸的利益——美國的利益。美國獨有的現實主義外交是傳教士文化的一個變種。進入中國的傳教士中有不少善人和聖徒，也有許多惡棍和暴徒。在政治的傳教士中，很可能是後者的數量更多一些。

不要以為，有了賴斯陳述的原則，當世界都實現自由與民主之後，就天下太平了。其實，同在自由民主的旗幟之下，各國的價值也是不同的。由於這個原因，當利益衝突大到一定程度時，美國一定會找到——甚至會製造——價值衝突。日本人一定還記得1980年代美日之間的緊張關係和價值對立。雖然歐、美的價值的血緣更近，它們也有價值衝突。當歐盟成為一個強大的地緣政治實體之後，這種衝突就會激化。在2001年前後，這種跡象在德、法等國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時候已經凸顯出來了。所以，按照賴斯的思路，價值一定會隨着利益或意見的分歧而衝突，最後也就無所謂共同價值了。賴斯反對帕默斯頓“只有永恆利益”的陳述，但她對利益的解釋只不過是帕默斯頓原意的另一個版本，僅僅多了一層虛飾而已。

廣義的自由、民主是普世價值，和平、寬容、互利也是普世價值。不能為了一項而犧牲另一項。優先順序的標準是什麼？顯然不應該是某一國家的利益。為了在別國建立民主而入侵這個國家，即使沒有以謊言為借口，這種行為至少也是值得商榷的。所謂“普世”，就是為各國官府和各國百姓普遍認可和接受。在這個前提下，一國官府不可以壟斷任何一項普世價值的定義權和認證權。如果我們對暴力和性的看法也是價值的組成，而且是極其重要的部分（性繁衍人類，暴力毀滅人類），那麼，美國有權因為歐洲人不像美國人那樣欣賞暴力而入侵歐洲嗎？或，在有利可圖之時，性解放之後的歐洲人可以為了給穆斯林送去更多的自由而發動戰爭嗎？美國相對歐洲的性不自由主要是在公共場合和媒體。這個說法不是為了抬杠。在較重要的自由得到一定保障之後，較不重要的自由就提到日程上來了。在這裏，所謂的重要或不重要是相對的。每個人對價值重要性的高低都有自己的看法。

美國高談闊論政治制度，也表明這時候它的經濟已經不那麼強勁，不那麼吸引人了。在1990年代，美國向日本和其他國家兜售它的經濟模式，要求它們向美國看齊；在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美國更是揮舞着貌似胡蘿蔔的大棒，企圖把亞洲納入美國的軌道。2000年以後，美國的強項不再是經濟，於是改弦更張，轉而更多地談論民主了。為了推廣民主，小布殊政府在中東小試鋒芒，收穫甚微。從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到民主，美國推銷其價值的方式是機會主義的，其目的都是在變化中製造和尋找漏洞，使美國的利益有機可乘。可笑的是，在美國推銷經濟和金融自由化的時候，它的貿易保守主義抬頭；在美國的歷屆總統中，小布殊的兩次當選過程都不太民主。不論賴斯如何高調談論民主，在美國國內和在國際上，小布殊政府對民主制度的傷害可能都比貢獻大。不過，這一點可能要在多年之後才會有共識。

當賴斯在談論如何促進美國的利益時，她談到了一些大國。當然不是這些大國的利益，而是它們的責任。如果每個國家都承擔與它們力量和利益對應的責任，世界必將受益很多。不過，賴斯試圖用“責任”捆綁潛在對手的發展。她說，“我們一再向北京強調，隨着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完全成員地位而來的是責任”，RethinkingtheNationalInterest-AmericanRealismforaNewWorld，CondoleezzaRice，ForeignAffairs，July/August2008?美國努力攫取更多的利益，同時要求別國承擔更多責任，非常不願意分享它的利益。這種辦法是軍事圍堵的補充，雖然出於自私的目的，對於世界和平卻是有益的。任何國家都必須承擔對整個世界的責任。但是，把責任變成套住競爭對手的枷鎖，由競爭對手承擔責任，美國做得最好。對付美國的這一招，最糟糕的辦法是推卸責任。各國應該儘可能承擔責任，同時也監督其他國家履行職責，比如減緩全球變暖，減少殘忍武器的使用，等等。只有各盡其責，互相監督，這個世界才有可能一點一點好起來。

對於美國來說，操控某一個國家，或在某一個具體問題上使這個國家站在美國一邊，由容易到困難的順序是：（1）支持美國的專制國家，（2）支持美國的民主國家，（3）反對美國的民主國家，（4）反對美國的專制國家。最容易和最難以操控的都是專制國家，因為在專制國家中，決定由一個人或一小批人做出，只要說服、買通、壓服一個人或一小批人就可以了。這是容易之處。但如果這一個人或一小批人堅決反美，美國就很難在這個國家內做手腳。所以，美國要在第四種國家推廣美國價值。對第一種國家，美國政府一向堅決支持，不過不那麼大張旗鼓罷了。第一種國家對美國的支持等於購買了“贖罪券”，可以進入美國的自由民主天堂。那些反對美國的民主國家，以美國的力量是比較容易操控的，尤其是人口較少、經濟較不發達的國家，操縱政局的成本並不高，而地緣政治的回報卻非常豐厚。“顏色革命”都發生在這樣的國家。南美許多國家長期遭受美國的干涉，民選政府被推翻。賴斯不是一個出色的國務卿，卻也清楚知道這一點。她說：“儘管美國影響強大國家的能力是有限的，我們有巨大的能力提高弱小和管理不善國家的和平的政治和經濟發展。”RethinkingtheNationalInterest-AmericanRealismforaNewWorld，CondoleezzaRice，ForeignAffairs，July/August2008?必須承認，民主國家一般不會全盤反美，原因是民主國家民眾的意見不可能一致；其次是美國是世界上勢力最大的國家，掌控全球的很大一部分利益分配。因此，許多人選擇站在美國一邊，儘管他們未必贊同美國的政策和行為。

我們可以把上兩段中的“美國”換成另外的大國，原理同樣適用。美國是現在唯一的超級大國，控制別國的能力最強，所以在這裏以它為代表討論國家間的操控問題。其他國家也同樣試圖影響別國的外交政策，使之對己有利。中國通常的方式是影響在華投資的大型跨國公司，以大合同和優惠條件為誘餌。但是，這種以大公司為代理人的做法代價高，收益的時效短。

美國經常以價值換取利益。價值為利益服務，最終必然會損害價值。與這種做法非常類似的事情有兩件：其一是教會和傳教士以上帝的名義胡作非為，謀求私利，作為一個主要誘因，在歐洲激起了宗教改革，在中國則激起了義和團；其二是在“文革”期間，中國官方要求文學藝術為政治服務。這個要求被徹底貫徹了，結果是中國徹底失去了文學藝術。

e?美國的戰爭理由和學術傳承

日本的外交和戰爭通常避免承擔責任。日本在戰爭問題上傾向於賊喊捉賊，或者發動偷襲，然後把責任推到對方。與日本不同，美國發動戰爭需要一個醞釀過程，一個明確的理由，儘管有時是牽強的理由。有一個笑話說：

一個美國人與幾名外國人一同去荒野探險，被強盜抓住了。強盜要殺死他們，但可以滿足每人一個臨終願望。其他國家的人提出了最後請求，法國人求美食，意大利人求美色，不一而足。唯有美國人請求強盜狠狠踢他的屁股。強盜哈哈大笑，滿足了美國人的要求。然後，美國人拔出槍來打死了強盜。大家都很奇怪，問美國人：既然你有槍，為什麼不早點用呢？美國人答道：如果他沒有侵犯我，我有什麼理由殺死他？

有人問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為什麼他能夠在美國的家門前，和這個超級大國對抗達數十年之久？卡斯特羅回答說：“我們沒有給它入侵的借口。”豬灣事件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組織的，但登陸的都是古巴流亡者，美國情報人員沒有直接參与。在1962年的導彈危機中，蘇聯把核導彈運到了古巴，對準美國。這時，美國也許有了充足的借口入侵古巴，然而風險太大。衝突可能引發同蘇聯的核戰爭，至少甘迺迪總統和他的班子這樣認為。美國施加了外交、軍事壓力，迫使蘇聯從古巴撤走導彈。除了這一次，卡斯特羅再也沒有踢過美國人的屁股。所以，中央情報局策劃了數百次謀殺，企圖殺害卡斯特羅，美國軍方卻沒有對古巴發動戰爭。

其實，即使強盜不踢美國人的屁股，在他準備殺死美國人之前，美國人也會拔槍自衛。但一般說來，美國總是尋求把衝突的責任推給別人，無論它的借口是真實的還是虛擬的，並願意為此付出很高的代價。尋求戰爭借口要求美國把屁股放在顯眼的地方，往往還要等待很長時間。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都是在戰爭的中期參戰的，那時雙方已經打得不可開交，遍體鱗傷。美國政府需要參戰，但德國的潛艇戰是美國參戰的直接誘因。雖然是為了贏得勝利，美國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不算是坐收漁人之利，卻比它一開始就捲入戰爭減少了很多損失，保存了更多的實力，因此拉大了與戰爭雙方的力量對比。這是美國成為超級大國的一個要訣。

美國是一個注重法律和道義的國家，因此，戰爭借口對美國來說非常重要。亨利?基辛格說過：“就算一場新的冷戰不可避免，我個人並不同意這種假設，一項明智的美國政策應當是尋求把衝突的責任推給北京，以避免美國的孤立。”《美國需要外交政策嗎？》，169頁。這是典型的美國想法。與基辛格的建議相對應，一項明智的中國政策應當是避免承擔衝突責任；在衝突不可避免的時候，把責任推給華盛頓。在這一點上，中國的決策者應該向卡斯特羅學習。是否參戰取決於對利益和實力的判斷，而捲入的方式與冷戰或熱戰無關。如果美國認為一場新的冷戰（或熱戰）是必要的，它一定會積極製造借口。因此，應該特別警惕美國撅起來、伸過來的屁股。那未必是示弱。

雖然在經歷了千餘年殘酷的宗教戰爭和宗教迫害之後，西方的基督教國家大都進入了宗教寬容時代。但是，一神教對“異教徒”的排斥、基督教的善與惡的二元對立、世界末日的善惡大決鬥等思想卻在美國政界得到很好保存，對美國的外交政策有着重大的影響，只不過披上了一件世俗的罩袍。從殖民地時期開始，美國人就謀求改變世界。他們要改變歐洲的舊世界，希望剷除異教文明，希望消滅德意志帝國、蘇聯帝國。立場都是把美國作為上帝選擇的國家。

上帝選民和善惡大決鬥的觀念起源於宗教，已經融入基督徒的思維之中，並向外傳播。作為基督教最後一個情緒昂揚的大國，美國必然和伊斯蘭教徒——尤其是激進者——發生衝突。他們的目標都是消滅對方。在小布殊領導下的美國政府、受新保守主義主導的美國外交，在思想上與穆斯林恐怖分子沒有本質的差別。他們的最大差別在技術上，一方掌握了最先進的武器，另一方只能依靠他們最原始的自殺襲擊。但是，他們的衝突根源卻可以上溯到兩個宗教的共同源頭。在這一點上，基督教、伊斯蘭教、東正教三者的衝突是難以調和的，原因就在於它們有共同的起源。此外，它們也都建立過統治大量異教徒的大帝國，這樣輝煌的集體記憶是難以消退的。因此，無論是在地緣政治，還是在地緣文化，它們都是對立的。

在殖民地時期，美國的居民是來自歐洲的移民。從非洲捕獲的黑人是他們的奴隸，土著的印第安人是他們的敵人。從美國建國之初到1960年代黑人民權運動興起，近200年間，美國完全由歐洲移民及其後裔掌控，他們歧視和迫害其他族裔。但是，美國與歐洲有很大的不同。美國的早期移民多是受到迫害的清教徒，北美的土地上沒有國王和貴族，教會的世俗勢力也不大。在爭取獨立時，美國革命追求當時歐洲尚為稀缺的自由、平等、民主，以洛克和孟德斯鳩的學說為理論基礎。另一方面，由於墨西哥移民的大量湧入，美國現在正在成為一個西班牙語和英語并行的雙語國家，特別是在與墨西哥接壤的各州。以至塞繆爾?亨廷頓發出了“我們是誰？”塞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的提問，他要求保護美國的民族特性。但是，新移民給美國帶來多元化的趨勢不能停止。2004年，小布殊為了競選連任（私利），宣佈大赦200多萬來自拉美的非法移民。不過，美國的上層精英仍然是歐洲思想家的信徒。這與美國社會的文化多樣性形成了對照。

沃爾特?拉塞爾?米德把美國的外交傳統分為四個流派，分別代表商人、律師、軍人和傳教士的價值觀，並分別以一位美國總統命名。其中傳教士一派被稱為威爾遜派，即人們通常理解的美國的理想主義外交傳統。在這個理想中，基督教的色彩很濃，但不是基督教的基本教義，而是傳教、消滅異教、拯救世界的熱忱。基督教對美國的影響遠遠大於其他西方國家。美國和歐洲有相同的文明和歷史源頭，它們之間有很多相似之處，但也有一個差異：美國仍是一個宗教國家，而歐洲基本上是一個世俗社會了。而且，美國的宗教色彩還在變得濃厚。在宗教影響之下，美國還是一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國家。這是美國在國際上可資利用的意識形態資源，也是美國可能給世界帶來危險的因素。

國際政治的實踐在人類各大文明中已經存在了數千年，積累了許多經驗；作為一個學科，國際政治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才在歐洲發展起來的，以那些經驗為建立學科的基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由於歐洲的動蕩和戰爭，許多學者和科學家（特別是德意志人）移民到美國。歐洲文明第二次傳入美國，其規模非常之大，以致湯普森感慨道：“在整個人類知識發展史上，如此規模的人才智力遷徙是罕見的。”他認為：“從這次移民浪潮中收益最大的莫如國際研究了，甚至難以曆數這方面的一流思想家。”肯尼斯?W?湯普森：《國際思想大師》，74、7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不過，湯普森還是給出了一個很長的名單。歐洲傳統完全進入美國。在國際關係理論與實踐的思想背景方面，艾倫?布魯姆說：

我們幾乎要完全靠德國的傳教士或中間人，才能獲取有關希臘、羅馬、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知識；無論這些知識何等深奧，他們的解釋是唯一的解釋；我們所能學到的僅限於他們認為我們需要了解的。艾倫?布魯姆：《美國精神的封閉》，110頁，譯林出版社，2007年。

布魯姆是德國第一代移民列奧?斯特勞斯的弟子。斯特勞斯、漢斯?摩根索、亨利?基辛格都是德國移民，也都是在德國受到迫害的猶太人。他們奠定了美國現在政治思想和外交思想的基本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可以說，美國戰後的國際政治是歐洲的、德意志的模式，至少是受到德國的極大影響。像萊茵霍爾德?尼布爾、沃爾特?李普曼是德國移民的後裔，其中尼布爾是第二代移民。這些塑造二戰之後美國外交思想的人，都有深厚的德意志知識儲備。雖然美國早期的建國之父們非常蔑視歐洲的國家間政治之術，他們的國家最後還是向歐洲看齊了。

世界上最好的大學大都集中在美國。大學不僅提供高等教育，還製造思想與科學。美國有發達的科技以及與之相應的製造業。在製造業中，反映美國競爭力的不是鞋子、服裝等產品，也不是汽車這一類許多國家都可以生產的產品，而是波音飛機、航天飛船。飛機的買主是航空公司，航天飛船不供出口。這些生產商同時也製造世界上最有威力的武器。可口可樂、麥當勞等日常消費品不需要現代技術，卻能夠暢銷全世界，它們實際上是美國的營銷和軟力量的產物。這些產品廣告與美國的體育和流行文化密不可分，雖然現在多了一些本土化的明星。

儘管有許多優勢，美國硬力量的兩大支柱是軍隊和金融。生產線需要的勞動力較多，而技術較低，因此更適合欠發達的國家。在生產線上，發達國家受過良好教育、收入較高的勞動力是一個負擔。即使更好的管理、更高的效率也不能彌補其劣勢，因為貧富國家的差距太大了。欠發達國家則能夠輕易地通過更低的工資、更長時間的勞動來彌補較低的效率。這是生產線與瑞士手錶、意大利皮鞋、法國香水之類的製造業不同的地方，發達國家很難保持競爭力優勢。

美國的這個制度與英國當年的類似。英國殖民擴張以商人和傳教士為先導，以軍隊為後盾。因為前兩者中有很多流氓惡棍，所以英國的戰爭借口也常常是訛詐式的，顯得非常流氓與惡棍。總而言之，英國是為了獲取利益，而不太在乎它得到的利益是否符合一般道德。英國國內確實總有道德的呼聲，真誠的，卻經常是微弱的，不足以阻止無賴行為和強盜行為，卻可以顯出英國是多麼的講究道德。這就使得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出現偽善化。美國也在走這條路。

由於發達國家的比較劣勢，製造業商人不能成為擴張的先鋒。如果把美國的金融業比作農業，層出不窮的金融衍生品就是鴉片——有一些用處，但風險很高，很少受到監控。這些衍生品侵入到世界各個地方，美國自己也不能倖免。2008年的金融危機始於美國，擴展到全世界。美國損失的不僅是美元，還有金融業的信譽——這是致命的傷害。當擴張先鋒受到抵制的時候，就該軍隊出場了。鴉片戰爭時的英國就是這個路子。美國大概不會進攻出售美元的國家，它會選擇一個又軟又少爭議的柿子。戰爭不能振興美元，卻可能敲山震虎，向全世界展示美國的力量，恢復人們對美元的信心。戰爭總是能夠帶動經濟的發展，提供產品需求和就業機會。

在2003年之後的兩三年內，關於帝國的討論在美國甚囂塵上。在2003年，美國的一家期刊寫到：“僅僅在幾年前，使用這個詞（帝國）來描述美國將會自動給你貼上左翼成員的標籤。今天，政治色譜從左到右的作者們都在用這個詞。”TheNation，byAnatolLieven，July，07，2003?而右翼作家更是肆無忌憚，如《華爾街日報》。不到一年，另一家美國期刊做出了回應。2004年4月20日，《時代》周刊出版了一期特刊，列出了它評選出的全球100位最有影響的人物，從政界、娛樂界到學術界都有。其中一位叫尼爾?弗格森，入選的理由是他的一本書：《帝國》（2003）。這位年輕的教授是英國人，當時在紐約大學商學院教授金融史，名氣大漲後去了哈佛大學。弗格森寫《帝國》是為了配合英國的一部電視系列片，為大英帝國的“自由帝國主義”辯護，並聲稱美國已經是一個帝國。正如《時代》周刊所說，“時機就是一切。”這本書生逢其時，立即在英國成為暢銷書。當《帝國》出版時，帝國主義已經在美國知識界回潮。這本書在書店上架時，正趕上美軍進入巴格達，於是立刻獲得成功。此後，有影響力的弗格森慫恿美國成為一個帝國——他的祖國英國已經不再有這個希望了。911襲擊之後的美國氣壯如牛，很有希望成為帝國，國內的許多學者也支持這個目標。在《外交》2004年3-4月刊的一篇書評中，約翰?艾肯伯里說：“美國現在正處在自由傳統和帝國傳統的鬥爭之中，兩種衝動都深深植根於美國人民之中。”他在這篇評論中提到了六本論述美帝國的書，全部在2003-2004年之間出版。這六本書不包括弗格森的《帝國》，但有他的一本新書：《巨人：美國的帝國代價》。財政是美國這個巨人的一隻泥足，軍事入侵和虐待囚犯引發的道德危機可以算作是另外一隻泥足。

世事無常。僅僅兩三年後，喧囂一時的“帝國”熱就消退了。主要原因是小布殊政府的好戰政策遭遇挫折。美國的財政狀況也不佳，這一點在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中得到證明。隨着形勢的變化，哈佛教授弗格森也為之一變。他提出了“中美國”（Chinamerica）的概念，這個提法以中美兩國的互補性為前提：中國生產，美國消費；中國儲蓄，美國消費。這個前提是不牢靠的，他也認識到這一點。弗格森呼籲召開G2首腦會議，比布熱津斯基提出的中美G2還要早一些。但是，兩國的軟、硬力量相差實在太大。2009年，弗格森又有一變。他的新研究項目是“探討西方文明在21世紀的衰落”。德國《世界報》2009年6月26日。轉引自《參考消息》6月30日。與其說西方文明衰落，倒不如說是傳播得更廣泛了。因為廣泛，所以特徵和優勢都不突出了。金融危機初期，中美兩國此長彼消的態勢比較明顯。但中國面臨的挑戰還在後面，真正啟動國內消費必須涉及經濟以外的改革。

g?近20年來的中美關係

中國是一個非常貧窮的國家，但人口眾多，是世界上最有可能最接近美國實力的國家。所以，美國最有可能把中國當作它的敵人。這與中國的意圖無關，與中國的政治制度無關，與中國能否真正成為一個富裕國家也無關。這將是美國單方面的選擇。中國能做的很有限。

中美兩國的官方價值觀是不同的，但是兩國之間並沒有嚴重的意識形態衝突，至少中國一方並不再想改變美國的政治制度。雖然中國官方沒有正式放棄冷戰時共產主義陣營的意識形態，卻已經不再要把它推行到世界其他國家。

對於本節，一個好的起點也許是《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理查德?伯恩斯坦、羅斯?芒羅：《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新華出版社，1997年。（1997年）。這本書也許已經被大多數人遺忘了。當年，在英文原版出版3個月後，這本書立即被翻譯成漢語，“內部發行”。接着，像歷次國內政治運動一樣，中國一些小有名氣的“學者”被組織起來，義憤填膺地揭批兩位作者的錯誤和偏見，誠懇地保證中國不會與美國發生衝突。

其實，這隻不過是兩位前駐華（港）記者寫的一本書。他們收羅堆積了繁蕪的事件報道、任何國家都可能出現的社會醜聞，沒有系統分析和理論架構。這是記者的路數。兩人不是美國重要智庫的成員，更不在決策圈子。他們服務過的《時代》周刊雖很有影響，但他們早已離職，不代表雜誌的立場。這本書反映了美國當時尋找敵人的懷舊情緒。中國反應如此過度，當然有官方運動的特點，但主要還是官方太注重美國的態度了。在那一段時間，中國確實不太容易。冷戰之後，美國的政客們突然發現他們失去了敵人。他們“拔劍四顧心茫然”，一心一意要找出一個新敵人，而且許多人特別看好中國。政治制度、國土面積、人口規模、GDP數字的增長速度，使得中國適合充當一個貌似強大的敵人。同時，現實中的中國又虛弱到適合美國欺辱打擊的程度。於是，美國的冷戰鬥士們挾勝利之餘威，把利劍指向中國。“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至今不息。《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實際上是向美國大眾推薦敵人。作者說：“人們看到，中國，一個幅員遼闊、終將變得十分強大的國家，而且是這個星球上尚存的一個共產黨大國，正在以有違於美國利益，有悖於美國價值觀的方式行事。”《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6頁。——這是美國尋找敵人的標準、中國的罪狀。這句話不是一家之言，大致反映了美國當時的普遍觀點。

在1990年代，除了大量仿製的AK47、T59、Mig19、少量進口的俄制武器、幾十枚核彈頭之外，中國沒有別的利器。作為經濟支柱的加工業嚴重依賴對外貿易。因此，中國實在不願意扮演美國的對手。缺了這個角色，對抗的大戲就演不起來。面對美國人反覆、盛情的邀請，中國一再謙恭謝絕，只在台灣問題上表現得很強硬。面對國外的各種指責，中國只是極力否認和辯解。美國炸使館、撞飛機，中國都低調回應。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多考慮鄰國的利益。美國政界強烈的反華、反共情緒始終沒有能夠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在他執政後期已經把中國當作戰略夥伴了。但中國仍是美國政治圈和媒體圈內許多人選擇敵人時的主要候選國。這些人從左到右，橫跨政治光譜的兩端。

2001年初，好鬥的小布殊政府上台。美國政府的一位辭職官員說，美國本來打算挑起對中國的戰爭。從白宮和五角大樓主事者的信仰及後來的行為看，這並非沒有可能。當年的911事件替中國解了圍。華盛頓猛然發現，這個世界上不按美國利益行事的人和國家實在太多了，不是非選中國為敵不可。真正的敵人不請自來。決策者和智囊們終於擺脫了迷茫。他們沒有必要再另費心思尋找敵人。雖然美國仍在軍事上佔有明顯優勢，但在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金融危機之後，再向中國挑釁已經有些費力。在主動塑造敵人的時候，可供選擇的目標有限：既不能太強大，導致對抗成本高昂；也不能太弱小，不能讓美國人同仇敵愾。在小布殊當政的8年中，中國已經發展到不太適合供美國選做敵人了。這是中國的運氣，也是美國的運氣。即便美國一再挑逗，中國仍主動向美國示好。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中國沒有像法國那樣試圖挑戰美國的金融霸主地位，反而增持美國政府債券，幫助美國穩定貨幣市場。

美國決定向阿富汗增兵，將達到6萬人。美國在中國周圍的多個鄰國中駐紮重兵，幾乎形成一個包圍圈。雖然美國可以提出理由，但這無論如何都不是一個友好的姿態。不過，讓美國停止塑造敵人似乎不太可能。這是權力的傲慢，也是文化差異。在西方流行的政治文化中，“我”在對立中存在。如果沒有敵人，“我”也就不能存在。敵人與“我”同等重要——實在是太抬高敵人了。在“階級鬥爭”狂熱的時候，中國人也曾經到處挖掘敵人。這是西化的結果。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我”是一個自在之物，不依賴敵人而存在。中國現在對美政策的要點是：不接受挑釁，不挑戰利益。其中關鍵之處在於抵制美國的誘惑，謝絕為敵的邀請。

美國對中國的警惕心並非全無道理。每當大國的利益出現衝突，擴張遇到阻礙之時，就可能產生戰爭。對於利益，既得利益國不肯放棄，新崛起國卻志在必得。國際關係與人際關係的道理其實相差不遠。如果不使用武力，舊的利益格局很難改變，或根本無法改變。從中國歷史來看，這種剛性結構在中國每次都是被武力所打破。到目前為止，在國際政治中也是如此，尚無例外。大國實力的消長應該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拔苗助長反而欲速則不達，武力促進更不可取。中國的和平崛起或許將為今後的國際關係樹立起一種模式。如果大國都能夠致力於此，權力轉移過程中不再有暴力和戰爭，那將是全世界的福音。

在歐洲國家之後，美國承擔起“白人的責任”。歐洲人放棄了海外殖民地，美國人在海外大建軍事基地。美國是歐亞大陸的客人，沒有殖民權力。因此，美國對歐亞大陸的影響主要依靠駐軍、貿易、投資和盟國。其中軍隊是最大的因素。如果美國失去在一個國家駐紮軍隊的機會，它對該國的影響就會削弱。所以它要首先保證海外軍事基地的存在，同時加大力量投放能力，即軍隊的遠程機動性，以彌補軍事基地的不足。技術的進步不能完全彌補客座帝國的劣勢。在這一點上，中國的存在就能夠在相當大的範圍內產生影響，特別是在歐亞大陸東部。為在大陸同等範圍之內獲取影響，中國對軍事技術和軍事基地的依賴沒有美國那樣大。

在911恐怖襲擊之前，中國的大國地位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美國造就的，就像美國在冷戰中把蘇聯塑造成一個超級大國一樣。美國需要這樣一個對手。雖然蘇聯對美國構成現實的威脅，但它的實力被誇大了很多倍，以至在蘇聯解體的時候，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冷戰結束之後，美國才承認美蘇雙方的差距其實很大。在另一方面，中國也需要被塑造成美國的對手，這樣可以滿足中國人的虛榮心。中國和當年的蘇聯的遭遇有相似之處。中國的軍事、經濟和文化實力遠不能和美國相比。在軍事上，雙方的實力相差懸殊，美國沒有必要把中國作為可以和它一爭高下的對手。中國在傳統上不是一個擴張型帝國，如今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聯繫也更緊密。中國的實力更透明，在意識形態上也沒有當年蘇聯的僵硬。但所有這一切並不妨礙美國把中國作為對手。因為有了911襲擊，恐怖主義才取代中國成為布殊政府的頭號敵人。

表現好的經濟將製造敵人。競爭弱勢、嫉妒都能變成憤怒和敵視。在1980年代，日本經濟一枝獨秀。那也是日美關係緊張的年代，且不僅表現在政府之間。美國民眾對日本的反感日益上升。在日本經濟已經下滑之後，“1993年，只有50%的美國人表示喜歡日本，幾乎三分之二的人說他們避免購買日本產品。”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247頁，新華出版社，1998年。這種反日情緒是美國的民族主義帶來的。現在，中國還遠遠不能像20-30年前的日本那樣製造有競爭力的產品。如果不大幅度改進教育和科技體系，改進經濟競爭體制，中國可以憑經濟總量成為大國，但永遠也不可能成為一流國家。

一些中國人發現美國很討厭，與中國作對。但在過去100多年中，美國是大國中對中國傷害最少的，俄國、日本、英國、法國都曾在中國作惡多端。美國沒有覬覦過中國的領土，也沒有羞辱過中國。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改變了這個事實。轟炸是冷戰結束之後美國對中國的一系列挑釁之一，但其程度仍不能與以上四國的侵略相比。而且，現在我們還不知道其原因——如美國聲稱的失誤，中央情報局的陰謀，軍隊的手腕，或白宮的指令。最後一種的可能性不大。另外，在侵害中國的國家中沒有列入德國，因為德國的崛起較晚，海軍較弱，來到遠東的時間在西方列強中最晚。德國在一戰戰敗之後，沒有機會再次不遠萬里而來。德國在八國聯軍時的表現最為惡劣，並推廣了“黃禍”論，但它只有這一次機會。因此，兩國發展友好的基礎更堅實一些。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都曾指出過這一事實。在二戰中，美國是中國最重要的盟國，雖然美國加入對日戰爭的時間很晚，對中國的支持卻非常巨大，中國成為戰勝國和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美國的貢獻不可抹殺。美國的可惡之處主要因為它是一個超級大國，任何一個超級大國的存在都必將妨礙其他國家的利益，即使它小心使用自己的力量，其他國家也會感受到強大衝擊。在韓戰中，雙方打成平局，美國起初沒有想到以中國為敵人，疏忽了中國對任何逼近國土的國家不得不防的心理。如果美國了解一點朝鮮半島的歷史，它應該能夠想到中國出兵的可能。雖然美國劣跡斑斑，但在西方列強中卻可能是最好的。這也得益於美國的理想。如果其他西方國家擁有美國在冷戰之後20年這段時期的地位，很可能更為惡劣，這種可能不會減少對美國的批評。中國正在成為一個世界大國。美國給中國的教訓是：要小心地使用自己的力量，不能以強凌弱，但是，一個大國不可能讓所有國家都滿意，這時要堅持自己的利益，不憚於使用力量。

加拿大

加拿大是北美僅有的兩個國家之一（墨西哥在自然地理上屬於北美，在人文地理上屬於拉美）。加拿大曾經是英國殖民地，現在是英聯邦成員。全國大多數人說英語。在魁北克等地，法語人口居多，大約佔總人口的30%。加拿大是美國最主要的盟友。美國前幾屆總統上任后訪問的第一個國家都是加拿大。加拿大的人口密集帶在靠近美國的邊境地區。兩國已經在一體化的道路上走了很遠。雖然加拿大經常對美國發出怨言，但那只是受到忽視后的不滿。在經濟上，這個世界第九大經濟體已經與美國合為一體了。2003年8月14日下午4點10分到15日晚，北美出現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停電。從美國的紐約、克利夫蘭、底特律，到加拿大的多倫多、渥太華等地，5000萬人口失去了電力供應近30個小時。在排除了恐怖襲擊的可能之後，美國與加拿大開始互相指責。紐約市長彭博聲稱，停電源自加拿大。加拿大總理克雷蒂安的辦公室則放風說，停電可能是閃電擊中美國紐約州北部的輸電線路引起的。美加電網通過37個節點連接，已經連為一體，因此才會在剛停電時找不到問題出在哪裏。

電網事件反映了美國和加拿大的融合程度。兩國無論在安全還是在經濟上，利益都是一致的。在911襲擊之後，加拿大加緊了邊境控制，防止恐怖分子越境襲擊美國。在軍事上，美國的北美防空體系覆蓋了加拿大，為加拿大提供了一把保護傘。共同的利益和文化總是使加拿大在戰爭中選擇站在美國一邊。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都是如此，在阿富汗也是如此。加拿大不像美國那樣好戰，但這個溫和的國家不會在戰爭中離棄美國。從2001年到2008年12月20日，美國及其盟友共有1030名軍人在阿富汗陣亡。排在前三名的是美國（629名）、英國（134名）、加拿大（103名）。三國人數佔全部西方陣營在阿富汗陣亡者的84%。這些死亡數字很能說明三個英語國家之間的緊密關係。在分析和評估國際關係時，不能把英語國家完全分開。

拉丁美洲的一體化

美國以南的美洲各國都很相似。那裏的大部分土地以前都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現在的居民大都說西班牙語。巴西人說的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很接近，都屬於拉丁語系。這片土地因此被稱為拉丁美洲。除了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後裔之外，南美還有大量的印第安人。與北美不同，這裏的印第安人沒有被消滅。他們與歐洲移民、非洲奴隸的後裔產生了許多混血兒，種族融合的情況比北美好得多。南美和北美的重大區別之一就是印第安人在南美生存下來了，並且繁衍得很興旺，而北美印第安人幾乎滅絕。西班牙殖民者很殘暴，卻沒有英國人那麼工於計劃。歐洲人帶來的病毒殺死了許多印第安人，但南美印第安人並沒有滅絕。可見天花等病毒不足以在廣闊的大陸上消滅一個種族，就像美洲的梅毒沒有消滅歐洲人一樣。

拉丁美洲曾經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在尋求獨立的過程中，西班牙殖民地有過統一的趨勢。西蒙?玻利瓦爾（1783-1830）是委內瑞拉人，參與了1811年的委內瑞拉第一共和國的建立。他也是西班牙殖民地的解放者、多個南美國家的創立者。這個地區在獨立之後，沒有像北美前殖民地那樣組成聯邦，各國的共和制沒有得到很好地維持，因此遠遠地落在了美國後面。在歐洲，西班牙和葡萄牙是近鄰，文化相通，一直有統一的呼聲。在沒有外來干涉的情況下，拉美也將延續以往的統一趨勢。拉美一體化的最大障礙是美國。美國一向視拉美為它的後院，一個動蕩、相對落後的拉丁美洲符合美國的利益，也是美國對外政策的目標。事實證明，到目前為止，美國成功地達到了這個目標。雖然拉美的相對落後有非常大的自身原因，但是，美國充分利用和擴大了這些弱點，保證一個分裂的、落後的拉丁美洲為己所用。

在19世紀，美國僅有的兩項外交政策是“門羅宣言”（1823年）和“門戶開放”（1899年）。這兩扇“門”的內容是互相抵觸的。前者要求美洲對外關閉大門，由美國控制；後者要求列強向美國開放中國。中國只是美國向外擴張的一個地方。巴拿馬運河區長期被美國佔領，這條運河是溝通美國兩洋利益的便捷之路，是美國的核心利益。巴拿馬運河是在1904年開始開鑿，此前一年，巴拿馬從哥倫比亞獨立出來，原因是美國製造的政變——美國需要建立一個易於控制的運河國家，然後再開鑿運河。在沒有強大對手存在的情況下，美國可以允許運河對所有人開放，允許巴拿馬保持國家獨立，但絕對不會允許運河落入一個敵意的政府手中。

自19世紀以來，拉丁美洲長期處在美國的控制之下，被當作它的後院。雖然委內瑞拉的查韋斯、古巴的卡斯特羅等人敢於向美國挑戰，卻不能改變這個局面。如果有必要，美國能夠比較容易地推翻他們兩人的政權。在拉美策動政變、組織暗殺是中央情報局的長項，美國的海外駐軍也是政治和情報力量。美國一直是拉美動蕩的幕後黑手，在最近的兩次政變中也不能擺脫干係。2002年4月委內瑞拉發生未遂軍事政變，總統查韋斯指責美國是策動者。2009年6月洪都拉斯政變有美國在當地駐軍的身影，被迫離職的總統塞拉亞對美國提出質疑。美國沒有直接入侵委內瑞拉和古巴（有過多起對卡斯特羅和查韋斯的未遂政變和暗殺），原因是這兩個國家不足以構成威脅，入侵這兩個國家不會增進美國的利益。

除了一般商品之外，美國與拉美之間還有特殊的進出口項目。在冷戰期間，美國向拉美輸出武器、暗殺和政變，支持獨裁政權。冷戰後，美國改換了產品，向拉美輸出新自由主義和民主。拉美則一如既往地向美國輸出人口——合法移民和偷渡者。拉美一些國家的政治、經濟受到美國制約，而美國在人種和語言、文化上日益趨同於拉美。所以，影響是雙向的。在國家間、文明間的競爭中，武力強弱、文明高下是最主要的條件，但人口多寡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其影響更有持久性。在長時期內，美洲南北方競爭和對抗的勝者很可能是拉美。

在2006年的大選中，巴西、阿根廷、秘魯、智利等十多個國家選擇了左翼政府。這些“左傾”的國家占拉美及加勒比地區總人口的70%，國土面積的80%。委內瑞拉、厄瓜多爾兩國更是由激進的左派總統當政。他們與美國對抗。前者威脅停止對美國出口石油，後者則宣佈在2009年到期之後不再允許美國使用在該國的軍事基地。拉丁美洲的政治向左轉是對長期貧富分化的反動，是對以權力謀取利益的反動，不同於中國人理解的“左傾”。在一些國家，左傾人士有些矯枉過正。但總的說來，糾正社會的嚴重不平等有利於經濟的長期發展。

與北美相比，拉美的許多地方有豐富的資源和良好的氣候條件。在19世紀的時候，拉美有過很好的發展勢頭。但政治制度的缺陷終於使它們停滯下來，遠遠落在了美國和加拿大的後面。現在，拉美有了一些真正的民主，權貴把持經濟的狀況有所緩解。拉美有可能走出專制制度與寡頭經濟造成的惡性循環。民主制度的建立將減少美國干涉和破壞的機會，全體國民不會像軍官、寡頭和權貴那樣被收買。拉美的持續發展將使美洲成為全體美洲人的美洲，而不再是美國人的美洲。同時，“後院着火”將吸引美國更多的注意力，減少美國對歐亞大陸的干涉力度。這樣一來，世界各國的力量分佈和對比將更加均衡。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將更有保障。

古巴

古巴是加勒比海上的一個島國，在美國的南方。它不是拉美大國，也沒有這種前景。它的面積、人口和經濟都不堪當此大任。不過，在拉美各地廣泛存在的反美運動和反美情緒中，古巴是一面高高飄揚的旗幟，從冷戰到現在都不曾降下來。但這面旗幟以古巴的社會發展為代價。

古巴是一個島國，在美國的地緣政治中很重要。1823年門羅宣言之後，古巴逐漸被納入美國的勢力範圍。從1898年美西戰爭到1959年古巴革命，美國一直控制着古巴，並租借了關塔那摩和翁達灣為海軍基地。關塔那摩監獄關押恐怖活動嫌疑人，因虐囚醜聞而聞名於世。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了1961年4月對古巴的豬灣入侵，以失敗告終。同年夏天，美蘇在柏林又一次發生對立。蘇聯威脅切斷西柏林的對外交通；美國做出強硬反應，蘇聯退縮，改為修筑後來著名的柏林圍牆。接着，對抗又轉到古巴。美國在西德和土耳其部署核武器，對準蘇聯。蘇聯把核導彈運往古巴作為抗衡手段。美國對古巴實行封鎖。蘇聯不顧古巴人的反對，灰溜溜地撤走了導彈。這就是1962年10月的古巴導彈危機。直到今天，美國仍對經濟凋敝的古巴實行封鎖。在極端情況下，一個小島國有可能對一個大陸強國造成相當大的威脅，即使這個大國已經佔有了可以作為登陸跳板的半島。

今天的古巴是冷戰的遺產。卡斯特羅正在把國家大權移交給他的弟弟——後者曾與他一起革命。當初，古巴革命不屬於社會主義陣營，美國的敵視迫使古巴選擇了蘇聯為老大哥。現在，古巴又像革命初期時一樣成為拉美左翼運動的一部分。從長期時段看，左翼運動沒有能力改進社會。儘管都有火紅的年代，各國在革命之後都進入停滯狀態。國家有能力做一些大項目，但回報很少，民生沒有進展。但左傾是對右傾的必然反動。這是拉美和拉美化的教訓。